重生之素女修仙txt下载:谁才是二战初期纳粹德国胜利的缔造者？

核心提示：他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他创建了德国装甲部队，并且领悟到用这种快速运动的兵种，作深远的战略突破的潜在价值。他亲手训练出德国装甲部队，将深远贯穿的战略可能性付诸现实。他既是创造者同时又是决定性的实践者，这一现象在历史上所罕见。

战场上的古德里安（资料图）

文章摘自《山那边》 作者：【英】利德尔·哈特（英国军事理论家 战略家） 出版：新华出版社

在战争第一年里中，希特勒的征服造成了欧洲地图短暂而惊人的变化，其后果已永远地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这一划时代的巨变与其认为是希特勒带来的，还不如说更多地是古德里安造成的。他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他创建了德国装甲部队，并且领悟到用这种快速运动的兵种，作深远的战略突破的潜在价值。他亲手训练出德国装甲部队，将深远贯穿的战略可能性付诸现实。古德里安既是创造者同时又是决定性的实践者，这一现象在历史上所罕见。他在色当的突破、以及后来指挥担克集群向海峡和瑞士边境长驱直入，导致了法国的崩溃。

假如没有古德里安，整个世界未必能够避免闪击战的灾难，不过希特勒虽说也认识到新军事技术的价值，但其理解程度却远不如古德里安。无论是德国总参谋部还是最高层的将领们，都没有想象到新军事技术将引起战争领域革命的可能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年，德国总参谋部对较为熟悉的传统兵种改良，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对装甲部队及其使用方法关心较少。古德里安为发展装甲部队“新作战样式”而同上司们进行抗争，尽管他遭受的痛苦没有英国最早的机械化战争倡导者那样漫长，但他几乎每次都遇到同样大的阻力。以装甲兵这种快速部队担任主力集团的前锋，作远距离的战略性贯穿，当古德里安采纳这种新的军事观念时，老资格的将领们表示极大怀疑，就象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不厌其烦地唠叨着种种危险，却无视这种决定性打击力量的潜能。

甚至在迅速征服波兰后，这种消极观点仍支配着总参谋部的老一辈将领们，不过这些反对派有一点相同，就是在西线要采取攻势。然而屈指一算，这些人中没有一个相信德军能够获得任何决定性的战果。当然，如果采用他们所赞成的传统作战样式，这种怀疑肯定不会错。在决定攻势作战的会议上，他们坚持要古德里安的装甲前锋部队在越过阿登地区(Ardennes)后，必须停在默兹河(Meuse)上等待步兵集团到达。他们认为开战后9-10天内，强渡默兹河是不可能的，即使突破了，法国统帅部也有充裕的时间重新调整部署，将预备队调往突破口以堵塞德军前进通道。

甚至于希特勒，尽管他面临主要军事顾问的质疑，但仍支持古德里安勇敢的迂回行动，不过他缺乏古德里安富有灵性的大胆，如果希特勒不下令停止前进，古德里安可能已切断英军从敦刻尔克的退路。希特勒的干预尽管没有影响当时的战局，却对战争的最终前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法国军队永远不能从第一次打击中恢复过来了，而且他们左翼全部主力都丧失殆尽。另外，战史研究证明古德里安从埃纳河向瑞士边境的快速穿插促成了残余法军的崩溃和法国的陷落。

海茵兹·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于1888年6月17日出生在维斯托拉河上的库尔门，他是弗里德利希和克拉拉·古德里安所生两个儿子中的老大。克拉拉·古德里安这个姓名源于尼德兰一个叫“Gouderjan”的村庄，它位于莱茵河口附近的一个岛上。他父亲曾是波美拉尼亚营的军官，古德里安入伍后在汉诺威一个模范营服役，这个部队相当于英国典型的轻步兵团或步兵团，他们以矫健的步伐齐步前进，训练节奏比其它部队更快，因而成为机动性方面特殊传统的活标本。这是一个巧合，三位提倡快速装甲运动战的先知都来自轻步兵团或步兵团，他们都在接受传统训练时，无意识地产生了类似的灵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僵持在古德里安记忆中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面对这些问题，也就产生了运用新战术和新工具来重新恢复机动性的要求。

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不准拥有坦克，以致古德里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坦克和它的使用没有一点儿直接的经验，他从有关坦克问题文章中，从这些敏锐的最新研究中搜集这方面的知识。他在告诉我这段经历时说“我最早对坦克产生兴趣是在1922年，当时我在德国国防军总部得到一个摩托化部队巡察员的职位。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坦克的经验，以及战后外国军队中坦克发展的情况。结果在1928年，我受聘为坦克战术教官。我的听众里有各兵种的军官，他们都汇集在柏林的机动运输兵总部(装甲兵的前身)。在以后的几年里，我在理论上发展了坦克兵的战术和编制问题。由于坦克兵种的组织编制在理论上能够成立，我决心建立装甲师，即使德国已挣脱了凡尔赛和约，也不放弃这个努力。”战后法国、英国出版了一些探讨坦克战过去和未来的著作，古德里安经过对这些著作的长期研究后，抛弃了法国人盛行的教条，即把坦克当作步兵进攻的辅助物。他接受了曾一度流行于英国的信条：坦克应作为单独的兵种被使用，独立地用于作战，使古代战争的决定性角色——骑兵的机动性获得复活。这种更为革命性的坦克观念使思想活跃、精力旺盛的古德里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0年，古德里安担任驻柏林附近的第3摩托化营营长。在两年任期里，他将手下三个连编练成一个坦克侦察连、一个坦克战斗连、一个反坦克连。这三个坦克连的装备都是以假乱真的模型坦克和模型火炮。“我把当时科学技术新成果—－无线电通讯用于坦克之间的联络（这是古德里安对坦克战的重要贡献之一—译者）。”尽管古德里安这些试验的规模比起三年前英军组建的“实验性装甲部队”要小得多，但毕竟是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1931年8月，古德里安被任命为摩托化部队监察部参谋长，在卢茨(Lutz)将军直接领导下工作。“我的将军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他以充沛的精力推动这项工作向前发展。”

1933年1月，希特勒掌握权力后，对装甲兵种的发展产生了较强动力。1934年6月，摩托化战斗部队司令部成立，后来改称装甲兵司令部，我担任参谋长。1935年7月，在卢茨将军直接指挥下，我们在明斯特拉堡成功地实施了首次师级规模的装甲部队战斗演习。接着，在1935年8月，组建了三个装甲师，第一装甲师驻在魏玛(Weimar)，师长是布劳恩·冯·魏克斯(Baronvon Weichs)中将；第二装甲师驻维尔茨堡(Wurzburg)，师长古德里安，虽然他还只是上校军衔；第三装甲师驻柏林，师长费斯曼(Fessmann)中将。

早在两年前，英国军事当局在舆论的压力下，组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坦克旅，作为常设的装甲兵基本单位，同1927～28年英国实验性装甲部队相比较，当时该旅指挥官是能驾驶各种坦克的专家P.C.S.霍巴特(Hobart)准将，他既有远见又有强烈的机动意识。在坦克战术和用无线电通讯联络来控制快速运动战，这两个方面他做了许多事情。他曾不失时机地对单独使用坦克兵种进行深远战略贯穿的理论作了彻底的试验。大约在十年前，我就倡导并详细阐述过这种理论。当时帝国参谋总长阿克伯德·芒特麦利·马辛伯德(Archibald Montgomery-Massingberd)爵士在后来几年里，对装甲部队的连续性实验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使得这个装甲旅扩大到装甲师的时间推迟了三年之久。

装甲师的演示给外国人士留下极深的印象，而古德里安新颖的作战思想更让他们印象深刻。二战爆发之前，一位名叫罕德耶夫(Khandyeff)的保加利亚上校曾在德国实习，他有一段难以忘怀的叙述，详细描述了装甲部队在古德里安领导下的训练情况：“在部队里，他信心十足，以惊人的努力使他的部下产生了和他一样的热情。他复印外国书籍和期刊，还请了一位外文蹩脚的本地家庭教师翻译其中内容，这些费用都由他自己的薪水来支付。”罕德耶夫还记叙了古德里安如何把我的主张、并由霍巴特实验过的所有演习都一一加以摹仿，进行实际论证。“这些演习很象戏剧排演。”罕德耶夫叙述到：一位来访的反坦克专家引用一位英国将军的观点，向古德里安灌输独立使用坦克兵的种种缺陷，古德里安不耐烦地打发道：“这是守旧派的观点，已成为历史了，我的信心是建立在霍巴特观点上的，他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人。”古德里安曾说过：“罕德耶夫上校的记叙是正确的，当时是1935～36年之间，我在维尔茨堡任第2装甲师师长。”

可是要德国高级将领改变传统观念，接纳独立使用装甲部队作远距离突击的新观点，被证明是困难的。尽管古德里安信念坚定，但在完全采纳这种新思想时不得不小心翼翼，所以在1939年之前，他的同僚们认为他还没有明确表示要采用新的作战方式。曼陀菲尔(Manteuffel)从1936年起就与古德里安频繁接触，又是古德里安的部下，他回忆到：“古德里安一开始就赞成把装甲部队作战略使用，即深深突人敌方的纵深，不必担心敌人对自己无防御和远远延长的两翼形成威胁，这就是他设想用类似坦克部队的方法——用履带式装甲车运输支援部队（装甲步兵、装甲炮兵、装甲工兵）的理由，也是他主张汽油、弹药、食物等后勤单位同战斗部队结合为有机整体的理由，同时还要保证战斗部队3～5天的自我维持供给的能力。”

“在某种场合下，古德里安不会草率地强调这些观点，因为老一代军官不会使用这种新的作战方法，他会尝试用一种更易使人接受的方式向他们推销自己的新方法。”

这些情况表明，在德军内部，对后来给他们带来胜利的崭新作战样式的抵触是多么地强烈。在表述自己观点时，由于古德里安天性直率，因而很难抑制、隐瞒自己的想法去迎合上级权贵，他天生就不属于圆滑之辈。诺德霍夫（Nordhoff）先生是著名的欧宝（Opel）汽车厂的董事，他同我的一位丹麦朋友讲述了一件事：在二战爆发前几年，他和一些汽车制造商的代表被邀请参观一个军用汽车展览会，当时费里奇是国防军总司令，“在展品演示后，古德里安向弗里奇的提议使在场的军官和文职官员感到震惊，他认为这是一次失败的展览，这些汽车不适合他们的需要，他最后一句话是：‘我的建议如果早被接受，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支真正的装甲部队’。”

在展览会上，一些人认为古德里安公然犯上，尤其是他周围头脑僵化的上司们更觉如此。古德里安也对自己的直率感到吃惊，不过他觉得自己只是继承了从18世纪延续到20世纪的旧普鲁士的传统——“即使面对君王，也应直言不讳。”

古德里安对普鲁士这一传统的信任、以及相信他的上级对这一传统的尊重被证明是对的。他们在选择新兵种的领导人时，也偏向于掌握专业知识的军官，因此古德里安在仕途上要比英国的同行们幸运得多了。大约在1938年初，他被任命为16军军长，这是德国第一个装甲军。任命日期为1938年2月4日，这天正好德国高级将领层发生突然重大的人事变动，布隆贝格将军和弗里奇将军也在这天被免职，古德里安的回忆亦称这天是“德国黑暗的日子”。但从历史眼光来看，有一点很清楚，古德里安的提升比起两位最高将领的免职，对取得下次战争初期的胜利，更多了几分希望。

在那个夏季，当局曾考虑古德里安接替贝克出任德军总参谋长。这给他后来添了不少麻烦，因为一些人宁可让他也不愿让保守的哈尔德出任该职。由于这些人的坚持而产生了数不清的争论，使古德里安同哈尔德双方的情感受到很大伤害。古德里安的对立面把他描绘成一个技术专家，这就暗示他没有资格出任象总参谋长那样的最高级指挥，一部分中间派因此加入到对立面一方。他的对头们经常轻蔑地说他是“一个没有进过军事学院的指挥官”，这是我同其他德国将领交谈时发觉的，这批人把这话经常挂在嘴上，以致逐渐被普遍认可。实际上，古德里安在1913年曾转到陆军大学服役，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打断了这个过程，但他在一战中担任过各种参谋职务，而且在1918年，他成为德国总参谋部名符其实的一名参谋军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古德里安在一个小型的经过伪装的军事学院当了三年教官，它是在什切青秘密建立的参谋学院。“所以我谙熟总参谋部的参谋作业，并了解其中的弊病。”如果说古德里安不适合担任总参谋长，不是指他的知识，而是指性格和气质，他在1938年的装甲军军长职位上发挥的作用，很可能要比六年后担任的总参谋长大得多。

1938年11月，古德里安改任机动兵总监，在这个位置上，他作为监督者可以对这个兵种的建设制定各项政策并给予指导。在战争爆发前的九个月任期中，他加快了组建装甲部队的步伐，但对整个德军的现代化没能产生更多的影响。他发现总参谋部对于自己的兵种更多地是遏制而不是支持，他谈到这段经历时说：“对于装甲部队，陆军元帅冯·勃劳希奇在战前早就表示理解，当时他担任驻莱比锡的第４集团军司令，该集团军编成包括摩托化和机械化部队，勃劳希奇没有百分之百地使用这些新兵种，因为在机械化作战及战术方面，他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喜欢自己亲自驾驶车辆。总的来说，勃劳希奇不拒绝军队摩托化。相反，哈尔德是旧军校出来的军官，一切墨守成规、按步就班，不追求新意，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装甲师。在他的头脑里，步兵现在以至永远都是战场上的主角。”

当战争到来时，古德里安对这个重返战场的机会感到愉快，因入侵波兰的需要，他被任命为一个装甲军的指挥官，隶属包克的“北方集团军群”，但大部分坦克分配给了龙德施泰特的“南方集团军群”。古德里安一开始便发现自己的装甲军仅有一个第3装甲师，师长是盖尔·冯·施韦朋堡(Geyrvon Schweppenburg)，他在1933年～37年担任德国驻英国使馆武官，曾是古德里安的上级。直到1938年，古德里安任装甲军军长时，施韦朋堡成了他的部下。这两个人脾性相同，意志坚强，坚持己见。他们之间很快出现不和，摩擦自然也就产生了。波兰战役开始时，古德里安只有一个装甲师，却发挥了他全部的思想和主动精神。在这种情形下，要排除来自师级指挥范围的障碍是困难的，施韦朋堡居然直截了当地要求古德里安管好军长份内的事，别超出自己职权范围。在切断波兰走廊后，古德里安得到另一个装甲师的加强，他率领这两个师完成了从东普鲁士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Brest-Litovsk）的长驱直人，向南插到波军后方，这是致命的一击，也是一个卓越的军事行动。

波兰战役后，大多数坦克手都希望在进攻法国时，古德里安出任装甲部队最高指挥官，当负责阿登突破的最重要的“装甲集团军”由冯·克莱斯特(Kleist)担任指挥时，他们再一次感到了保守派的偏见。但古德里安这次负责指挥先头部队，这是一个强大的装甲军，由三个装甲师组成（其余装甲军都由两个装甲师组成——译者），古德里安率领这个装甲军成功地达成了一个叹为观止的战略突破，圆了他多年的美梦——运用装甲部队切断对方所有退路，达成深远的战略贯穿，创造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

充满戏剧性的法国会战在第二部分的章节里已经作了叙述，这里不妨再花点笔墨。值得一提的是古德里安对龙德施泰特和克莱斯特的评价，这不仅可以为他的这两位上司提供一个有价值的间接说明，还能间接地显示：当古德里安遇到能理解他的上级时，他并不象自己常常描绘的那样，是个“难弄的部下”。“费尔德·马歇尔·冯·龙德施泰特具有非常好的战略头脑，他也许是我们最好的战略家。他喜欢骑兵甚于装甲兵，但他不象其他人那样阻碍装甲兵发展，他性格中的骑士精神令人感到在他手下工作是件非常愉快的事。即使他不采纳部下的意见，也会解释并安排时间来讨论。他甚至对希特勒也敢于表明自己的观点，后者对他为人正直表示尊重。费尔德·马歇乐·冯·克莱斯特也是一位品格高贵的人，战争开始时，他一点也不喜欢装甲兵，但在作战过程中，他改变了过去的看法，并且学会了使用装甲兵种的方法。”

古德里安战前的几位部下曾向我表示：尽管古德里安在其他方面值得称道，但在处理人际关系、权衡各种意见以及适应高级指挥方面，龙德施泰特和克莱斯特比他高出一筹。他手下的一位军官评价道“古德里安缺乏让人理解、接受自己观点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才能，这是一个统帅应有的、也是最重要的品格。”“他天生不具备耐心听取部下和同僚意见的素质。他在发布命令或作出决定之前，他会制止他们发表不同意见。他是一个强悍的‘骑手’，个人技术完美无缺，但他缺乏一种智慧和心理洞察力，使他不能进入‘马’的精神世界，在第一流的比赛场合，对驾驭‘马儿们’的骑手来说，这是一种必备的本领。虽然如此，作为德国装甲部队的组织者和专业领导人，古德里安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评论虽说出自公正的人们之口，有一点应该提一下：这些人都是从前的骑兵，我没有从早期反坦克派人士那里听到对古德里安类似的批评，这些人士曾给他制造了不少麻烦，以致日后同他们相处时，古德里安显得特别地不耐烦，就象霍巴特在英军中的情形那样。

另外，在仔细考察了法国会战的各种环节后，有一点已非常清楚：最大限度地利用色当突破，把它变为决定性的一击，这主要归功于古德里安，如果没有他，就不可能有人态度鲜明地坚持这个战略性决定的关键要点。他的上司们甚至希特勒都顾虑重重地跟着他的思路走，而且都在考虑是否应该制止他前进，但古德里安却“挣断绊羁、脱缰而出。”就象赛马到了最后一圈，古德里安准备向敦刻尔克发起最后冲刺时，却被他的上司们拦住了。虽然这个“停止命令”没有直接影响法国会战的结局，结果却让英军趁机渡海逃生。

古德里安对龙德施泰特的高度赞扬表明：他虽然性格急躁却明白高级指挥的许多问题，而且他有着开阔的胸怀，当他评价同他一起发展新兵种、新观念的同事时，这一品质也得到体现。（在记述自己如何形成装甲战新观念时，他如实地承认自己从英国军事思想里汲取了多少多少东西，把自己描绘成是他们的“弟子”。很少有人在运用一种新思想取得如此辉煌成功后，有如此阔大的胸襟承认成功的思想源泉，尤其是承认制胜的源泉来自一个敌国。）

古德里安谈到俄国战役时微露抱怨，这一迹象更值得注意。他的许多同事、甚至包括装甲兵以外的许多军官都感到：194１年的俄国战役中，最致命的错误是最高统帅部没有使用一年前在法国的作战方式，让古德里安甩掉步兵集团，单独率装甲部队冲向莫斯科。有关俄国战役的详情在第16章叙述。

尽管古德里安心燥气浮的性情注定要倒霉，但在同部下相处时却一点不改。施韦朋堡的言论值得重视，何况两人早年曾发生争吵，就更值得参考。施韦朋堡谈到俄国战役时说：“我的装甲军是古德里安装甲集群的组成部分，在向莫斯科进军中，我始终担任先头部队。由于古德里安的参谋长为人随和、干练，以及古德里安本人亲临前线指挥所，展示了对部下的关怀，因此在每天都发生苦战的6个月里，我们没有吵过一次架。”施韦朋堡详细讲述了古德里安“领导能力的成熟”，而其他参加苏联初期作战的部下也有同感。

正当古德里安开始证明自己逐渐适应高级指挥时，他因同希特勒发生冲突而运气不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古德里安经常被人指责为鲁莽轻率、胆大包天，但这次却坚持谨慎态度，顽强地拒绝希特勒叫他在冬季到达莫斯科后方的要求，而战争一开始时，古德里安不顾一切冲向莫斯科的要求遭到希特勒的拒绝，并因此丧失了击败苏联的最好机会。

我在听到古德里安自己讲述这场“争吵”之前，已从其他将领那儿听到几种描述，他本人讲得比较干脆：“1941年12月20日，在东普鲁士希特勒的司令部里，我花了5个钟头同希特勒讨论局势，以便将我指挥下的第2装甲集团军的处境报告于他。当时我部任务是从南面和西南方向包围莫斯科，并向高尔基城推进（该城位于莫斯科后方300英里处），鉴于部队状况和后勤能力，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我试图说服希特勒，我的报告情况属实，但没能成功。我获得这样的印象：来自前线的报告不能改变他的顽固态度。我建议他应该信任自己的作战参谋军官，并任命来自前线具备最新经验的人作他的参谋人员。接见完毕后，希特勒对凯特尔说‘我还没能说服这个人’。几天后，冯·克卢格元帅代替冯·包克元帅出任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克卢格指责我不服从希特勒不准从图拉向苏夏—奥卡阵地继续撤退的命令。尽管那年冬季非常寒冷，但我们能够守住半设防的苏夏—奥卡阵地。克卢格的指责是错误的，但他给希特勒的报告却足以导致我被解职。1941年12月25日，我在前线司令部被免职。”这一纸命令对于古德里安（希特勒大部分胜利应归功于他）来讲，真是一张“无情的圣诞贺卡”。

1943年2月之前，古德里安一直被投闲置散，希特勒请他重新出山后，任装甲部队总监，负责斯大林格勒惨败后，德国装甲部队的重建工作。1943年6月，一些瘫痪的装甲师得到重建，装备接近了原来的实力标准。继而在流产的库尔斯克攻势中，希特勒滥用这些新组建的装甲师，以图最后一搏，这对后来继续抵抗俄国人进攻潮流的可能性，产生了致命的后果。“当总参谋部一些措施与装甲战的可能性不相符合时（这点已被一再证实），我对作战的影响仅限于偶尔向希特勒作几次汇报。”

1944年6月，德军被赶出苏联，德国面临崩溃，希特勒任命古德里安为德军总参谋长，他的职业军人的最后生涯以及德国人为生存作困兽之斗的情形，将在第七章详述。

怎样评价古德里安的品质和影响？在结束本章之前，让我们来听听两位重要的德军军官评语，他们与他共事很长一段时间，因此也就特别胜任此事，尽管我遇到过一些对古德里安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但我还是选择了这两个人，因为他们属于那种极富批判精神的人。

一位是施韦朋堡，他曾坦言与古德里安有过冲突，他的评语言简义骇：“德国装甲部队的变革百分之六十应归功于古德里安。他是一个雄心勃勃、勇敢、热爱士兵并为士兵所爱戴的人；一个性急、果断、对部下要求严厉、具有真正人格（因而结了许多冤家）的人；一个直率（甚至对希特勒亦如此）、非常优秀的、称职的、富有进取精神的教官。如果有人提出创造性的建议，他百分之九十五会说：‘好吧，马上就干’。”

另一位是曼陀菲尔，德国装甲部队指挥官里最年轻、最卓越的后起之秀，他认为：“最早把坦克引进部队，把它作为作战手段的是古德里安，而不是总参谋部。我在军事部门任职期间（装甲兵监察员），对他为使用这种作战方法而奋争的过程非常清楚。用一句恰当的话，这一新的作战方式是他个性特征的写照，这种新作战方式在战争期间的成功应归功于他。”

“他坚决主张坦克应作深远的突破。突破一旦达成，不要太注意自己暴露的两翼，这种观点至少在战前是独一无二的，甚至成为坦克指挥官后，他在无数次战斗中和无数次会议上向他人灌输这一观点，”

“如果说古德里安在实践自己的理论时不总是成功的话，原因是有如此多的保守派军官以不信任的态度同他打交道，而他必须花很大精力同他们抗争，这些人对坦克战不是略知皮毛，就是一窍不通。”

“他是我们装甲部队的缔造者和大师级教官，而且我要特别强调这个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