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影帝再临下:认识危机

　　中国著名政治学者包心鉴最近接受本报专访，在肯定中国共产党90年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不讳言面对中国问题不能光说好话，许多的地方群体性事件表面看像老百姓在争取某个利益，背后其实隐藏着民众对体制的不满。

　　包心鉴说：“必须清楚认识到，当前出现的是一个政治危机。”

　　今年61岁，在中共建国同年出生的包心鉴现为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山东省政协理论研究会专职副会长、山东大学教授。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氛围最浓厚的上世纪80年代，包心鉴即因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研究而在理论界名噪一时。他于1987年最早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的概念，1990年代又出版了《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论》 专著，并一直对此深入研究。与大多自由派学者不同，他是在以共产党执政为前提，并且掌握扎实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中国政治现代化与民主的问题。

　　针对国内政治现状，包心鉴认为，从文革结束、1978年三中全会至今，中共在理论上依然承认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并力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是自2007年中共十七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确实有点放缓，政改话题变得敏感起来。同时，权力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国企高管进入党政

“危险系数”太大 　　究其原因，包心鉴认为，首先是由于原有的高度集权领导体制没有冲破，这个体制再与各种各样利益集团结合，对资源的垄断效应就被进一步强化。2007年以后政改出现停滞，他相信利益集团起了很大作用。 　他对目前国企高管纷纷进入党政队伍，感到尤为忧虑。他指出，虽然西方国家也有企业家进入政界，在某种意义上为集团利益代言，但是西方多党制的环境能够让利益集团的行为受到制约。一党制的环境下，利益集团跟政权结合的“危险系数”就太大了。

　　他以近年曝光的腐败案为例说：“青岛前市委书记杜世成与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的腐败，就是中石化这个利益集团和地方权力的结合，杜世成掌握土地，中石化有钱，权力和金钱的结合，很容易出问题。”

知识界进入理论误区

　　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被强化的另一原因，是知识界进入一个理论误区。经过2008年抗震救灾、北京奥运、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以后，高层以及国内外一批学者更为相信“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为举国体制的深化提供了合理依据。

　　他强调，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不成立的，可以说是个伪命题。

　　“所谓中国模式，就是通过高度集权来配置和使用国家的公共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与集权办大事是两个概念，但是很多人把‘集中力量’变成是集权，这是很可怕的。民主集中制现在偏重于集中，民主变成虚幻的东西了。”

　　为一个奥运开幕式，中国投入了数亿元人民币（1亿元人民币约为1918万新元），上海主办世博，包括市容改造等工程花了几千亿，奥运会后山东主办全运会，广州有亚运会，这些大型项目接踵而来，挤压民生事业的资源。另一方面，现行的财税体制也是导致资源往上集中，中央政府对老百姓承诺发展多项民生事业，但是到了地方，省级、市级的财力还可以，到了县级政府，资金就捉襟见肘。以经济大省山东为例，许多县也仅仅是能够解决基本发展问题，比解决温饱高一个层次而已。

　　包心鉴说：“现在有句话叫“上面有钱，下面没钱。”或者：“上面请客，下面买单。”

　　中国建设比美国更好的高速公路、铁路基础设施，也与中国发展阶段不相符合。他说：“超前消费与权力高度集中，有密切的关系。” 　　“邓小平在1980年代就讲党政分开，党委书记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他也批评过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现在是权力有一点太高度集中。” 要改革权力过度集中体制

　　对于中国改革的入手点，包心鉴的答案也很明确：首先要改革权力过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发扬民主。这也与中共反腐败的需要密切相关。

　　包心鉴去年曾在中央党校出版的《学习时报》发表文章，严厉批评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不仅在党政领导机关中仍严重存在，而且不少企事业单位甚至高等院校也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化倾向。学术行政化、行政集权化，导致一些所谓‘清水衙门’腐败现象也易发多发。”

　　他主张扩大基层民主，提高选举民主的广度与质量；在干部选拔方面逐步推广普选制，并且鼓励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支持公民社会发展。

　　他直言，当前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带有某种虚假性。近年中央在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上加大改革力度，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但是选人用人依然存在悖离民意的漏洞。

　　建立比较严密的权力制约体系，也是治理腐败的必要途径。包心鉴指出，如何反腐，国内出现三种意见：道德反腐，严刑峻法，制度反腐。他认为前两种做法都存在偏颇。严刑峻法，按古代法家做法就是杀头，但历史证明杀了一个贪官，大有后来人。

　　至于道德反腐，包心鉴批评道：“高级领导干部，他不是不懂道理，他道理懂得比谁都多。因为道德很简单，你的权力是来自老百姓的，还需要学吗？还需要跑到延安跑到井冈山去参观吗？到干部学院去过了七天俭朴生活，回到本单位照样花天酒地，这不是两面派吗？”

政治体制改革挡也挡不住

　　纵使前路困难重重，包心鉴对中国改革的前景依然乐观。这种信心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危机驱动型”特质的了解上。 　　他说：“将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挡也挡不住，现在的情况是暂时的。社会矛盾这么尖锐，光靠目前这种高成本的维稳解决不了问题，很多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他坚持，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面对党内问题与公信力流失的危机。中国社会当前出现了冷漠、受挫、炒作等心态，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对国家前途的心态很冷漠，只想着赚钱；另一些人感觉受挫；还有人则是在起哄、将弊端当成优点进行炒作。包心鉴尤其反对唱太多赞歌，坚信中国还是要潜心谋发展，在发展中解决改革问题。

　　他说：“我觉得有些人头脑发热，中国还是应该深思一下邓小平讲的，韬光养晦，集中力量把中国的事情办好。邓小平说过中国最大的问题，第一是经济发展；第二是解决民生，两者相辅相成的。只有发展，民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离开了发展谈民生，那是对老百姓开口头支票。”

　　“尽管办了几个大会，应对了汶川大地震、金融危机，也没有这样骄傲的。用胡锦涛话来讲，我们还有1亿5000万人还在贫困线以下。中国人均GDP才4000美元（约4969新元），这个算什么？美国是三四万美元，韩国还两万美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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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者”

　　中共即将在7月1日庆祝建党90周年，记者请包心鉴从学术角度分析中共历史轨迹，他的总结是：两次历史性飞跃，两条发展道路，两大理论体系，两个相互联系的主题。

　　上述一系列“两”：两次飞跃、两条道路，两大理论，分别系于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位中共领导人。按中国官方的论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但是包心鉴看法不同，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源于毛始于邓”。邓小平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

　　包心鉴受访时表示，毛泽东领导共产党解决了革命的性质与方法问题，实现了第一次飞跃；文革后，邓小平解决了社会主义的定义与建设问题，是第二次飞跃。

　　“两次历史性飞跃，最大的成果是选择了两条正确道路，一个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道路，这是孙中山没解决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但是孙中山没办法治国。毛泽东确是有贡献，研究了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性质，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第二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与这两位领导人贡献相应，是毛、邓两个理论体系，此后不论是上一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或是现任总书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都是以邓小平理论为基础进行的补充或发展。

　　他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括为：一党领导，政治统一，并且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命脉由国家掌控，在此基础上再吸收市场经济，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等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

　　包心鉴说：“这些都是西方有益的成分，应该说我们还是引进来了，当然程度还不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