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重生之弃妇翻身茶暖:《党史知识大讲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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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知识大讲堂》第六讲：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罗平汉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全国范围的建立。1952年秋，党的领导人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和党预定的社会主义目标，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年秋，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提出，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当时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其序言中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在其总纲中，又作了这样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对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作了明确的表述。《共同纲领》中并没有任何“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样的文字，但它在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实际上用另外一种方式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之初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联合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共7人，其中非中共人士3人，分别是宋庆龄、李济深和张澜；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其中非中共人士27人。在随后组建的政务院及其所属机关的负责人中，政务院副总理共4人，其中非中共人士两人，即郭沫若和黄炎培；各部、委、署主官中，非中共人士超过三分之一。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亦由非中共人士沈钧儒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这种格局，一直维持到1954年一届人大的召开。
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共同纲领》作了这样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新民主民主主义社会经济上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多种经济成份共存在。以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提出前的1952年为例，各种所有制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分别是：国营经济占19.1%，合作社经济占1.5%，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占0.7%，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6.9%，个体经济占71.8%。
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国营经济数量虽不占优势，但它处于领导地位并显日益壮大之势。对于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从1949年至1952年，国营经济发展迅速。1949年国营工业的总产值为36.8亿元，1952年达到了142.6亿元，增长了387.5%。国营商业机构1950年的批发和零售额分别占全国的23.2%和8.3%，1952年则上升到60.5%和19.1%。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经济成份，1949年至1952年其总量也是显增长的趋势，但由于国营经济的快速增长，它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则显下降之势。在1951年之前，私营工业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超过了50%，即1949年63.3%，1950年51.8%，1951年50.1%，而1952年下降到了39%。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由此在广大的新解放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老解放区此前已完成了土改）。土地改革之后，农村经济体制仍基本上是个体农民所有制。这不单体现在生产方式上是农民以家庭为生产单位，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对于土地具有所有权，以及附随所有权而产生的土地处置权。《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规定：“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亦规定：“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土地的权利。”即就是说，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农民依法具有土地所有权以及土地的处置权，土地的买卖是合法的。
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文化，《共同纲领》规定得比较简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文化体制上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存在的文化产业格局。据1950年3月底的统计，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济南、武汉、广州、长沙、西安、重庆等11个大城市，出版及贩卖书店共计1057家。其中自行出版书刊者269家，计公营19家（包含新华书店总分店6家），公私合营6家，私营244家。专营贩卖的书店788家，计公营16家，公私合营7家，私营765家。1950年1月至12月，全国共被版图书7049种，其中私营3681种，占52.3%。全年共有定期刊物295种，其中私营113种，占38.3%。又据1950年3月的统计，全国共有私营报纸58家，私营广播电台34座。建国之初，国营的电影制片厂只有东北、北京、上海三家，而私营电影公司则有十几家，其中有一定制片能力的主要有昆仑、文华、大同、国泰等影业公司。
在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年，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上是老老实实、不折不扣地按照《共同纲领》来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由于认真执行了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中国人民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提高了生活水平。这三年，是中国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三年，是中国人民意气风发的三年，也是中国社会面貌得到彻底改观的三年。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与提出
新民主主义社会无疑是带有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那么，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呢？毛泽东曾这样说过：“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这段话集中概括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所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这就是说，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而充分的发展，而且根据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意愿，才能实现这种过渡。
到了1948年秋，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是指日可待，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很快将变成现实。在这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对何时转入社会主义进行了讨论。刘少奇在发言时提出，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毛泽东插话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当天为会议做结论时，毛泽东又说：“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在1949年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表示，不要急于追求社会主义化，合作社不可能很快发展，大概要准备十几年功夫。这是党的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入社会主义社会最早提出的具体时间表。
1949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团校第一期毕业典礼上又讲：20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况进入社会主义。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访问苏联，期间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本的国有化，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这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
这是一个内部掌握而没有向社会公布的时间表，因此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共同纲领》时，有人提出，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在《共同纲领》就应该把这个前途写出来。经过讨论，最后没有采纳这种意见，理由是“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奋斗”。
直到1951年，党的领导层还一直坚持需要一二十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后才能转入社会主义的思想。这年年5月，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现在就有人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十年。当然，作为理论和理想，我们做宣传工作还要讲，而作为实践的问题，十年建设之内社会主义是讲不到。十年以后建设得很好，那时我们看情况，就可以提一提这个问题：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搞呀？但是还要看实际情况才能答复这个问题。十年以后可能采取某一些相当的社会主义步骤；也可能那时还不能采取这种步骤，还要再等几年。”同年7月，刘少奇在给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做报告时，也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少则十年，多则十五年，二十年恐怕不要”。
之所以党的领导认为需要一二十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才能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其着眼点就在于只有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在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充分条件后，才能考虑过渡的问题。这本来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但从1952年开始，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和提出，这个设想被提前放弃了。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是什么时候开始考虑可以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据薄一波回忆，1952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就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1952年9月24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从这时到1953年上半年，毛泽东一直思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所谓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将私有制改造成为公有制，其中关键是将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国营企业，将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进行集体化改造。这时，毛泽东认为，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已经具备了对其进行改造的条件。
1952年10月，少奇同志率我党代表团参加苏共十九大期间，他受毛泽东的委托，于10月20日在莫斯科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对我国过渡到社会主义所需的时间和能够实现的条件，进行了估算和分析：中国现在的工业生产总值（不包括手工业），国营企业已占67.3%，私人企业只占32.7%。在苏联帮助中国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工业中国营经济的比重将会有更大的增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则会缩小到20%以下。十年后，私人工业会缩小到10%以下，国营工业将占90%以上。私人工业在比重上虽将缩小，但它们在绝对数上还会有些发展。因此，这时候多数资本家还会觉得满意，并与政府合作。他们的企业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将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设想多数情况下采取的方式是，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浪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以付给他们一部分代价。
刘少奇还谈到了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民已占40%，而在老解放区这个比例已高达80%，已建立了几千组织较好的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几个集体农场；富农阶级原本不占重要比重，老解放区的旧式富农已经消灭，虽然新富农近年有所发展但由于采取禁止党员雇工的政策，新富农不会有大的发展，而新解放区虽然保持富农经济，但在农民的斗争中富农经济已受到很大削弱，估计今后也不会有大发展。因此，互助合作运动是今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
中共中央的这个想法，得到了斯大林的赞同。10月24日，斯大林接见中共代表团，并且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斯大林对中共中央关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表示赞同，坚定毛泽东加快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信心。经过半年多的酝酿，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会议期间，他在一个讲话提纲中写道：“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两个月后，他对这个总路线作了完整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1954年2月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这条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写入总纲，它反映了亿万人民群众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强烈愿望。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在党内迅速统一了认识，也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由此开始。
三、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中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如何把亿万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改造农民个体所有制，发展农业生产，建设先进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
我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较长时间的互助合作传统和实践。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就建立了“劳动互助社”、“耕田队”、“犁牛合作社”等互助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组织了“变工队”、“扎工队”等劳动互助形式。在解放战争时期，互助合作组织进一步发展。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这是我国第一个指导互助合作的文件。《决议（草案）》在总结我国20多年革命战争时期的互助合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农业合作化的三种主要形式：即互助组，分临时性的初级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初级社；集体农庄，即后来的高级社。《决议》指出，土改后在农民中存在着发展个体经济和实行互助合作的两种积极性，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在农民中提倡“组织起来”。《决议》提出，互助合作运动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作，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同时还明确了初级社是走向社会主义农业的过渡形式；规定了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必须贯彻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必须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到1952年，我国农业互助合作组织有了很大发展。这年全国共有互助组803万个，参加的农户为4500万户，占总农户的40%。初级社共有3600多个，入社农户为5.9万户，占农户总数的0.05%。高级社有10个。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我国互助合作进入大规模地发展阶段。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这种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我们党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并指出初级社将“日益变成为我们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的重要环节”。从这时开始，互助合作运动的重点，也就由发展互助组，转变为重点发展合作社。
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几年前进的步伐是稳健的，但1954年底1955年初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1955年4月21日至5月6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此次会议在分析1955年春农村形势后，提出农业合作化的总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秋后看情况再定；对数量大问题多，超过主观力量的地区，要适当收缩一部分。会后，各地根据本地区的情况，进行了农业合作社的整顿和巩固工作。经过整顿，缩减了两万多个社，保留下来65万个社，其中80%以上的社增了产。
但这时在党的领导层中，就合作化速度问题展开了一场严重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一个是对农业合作社大发展中的偏差怎么看，如何办，特别是对一些地方比出现的冒进倾向该不该纠正。中央农村工作部认为，浙江省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效果是好的。毛泽东则认为，浙江省采用坚决收缩的方针是胜利吓昏头脑，是右倾保守思想的表现。另一个是1955年至1956年度农业合作社发展数量穷竟定多少？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主张稳步前进，坚持中共中央原来批准的发展计划，包括原有的65万个社发展到100万个。毛泽东主张在原有的65万个社的基础上翻一番，发展到130万个社。
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邓子恢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由此开展了对所谓“小脚女人”的批判。同年10月，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再次对邓子恢的所谓右倾作了不符合实际的批判。
七届六中全会后，伴随着对“小脚女人”和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速度进一步加快。1956年4月30日，《人民日报》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到这时，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共有1008000个，入社农户10668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0%。在农业合作社大发展的同时，很多农业社进行了合并，由小社并成大社。到1956年3月底，农业社总数比1955年底减少了816000个，但入社的农户增加了3122万户，平均每社由40户增加到98户，其中初级社平均50户。
全国基本实现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后，高级社的发展也异常迅速，1956年上半年，北京、天津、上海三市，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广西、青海等省，已经实现农业的高级合作化，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各省市总农户的90％—95%。其他各省也有大部或一部分地区实现了高级合作化。1956年12月，全国高级社发展到54万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87.8%。加入初、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
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选，主要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在国家政权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工业领域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商业领域的委托经销代销、以及公私合营等。
新中国成立后，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的是利用与限制并重的方针。为了总结实行利用和限制政策的经验，1953年3、4月间，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率领调查组，到武汉、上海、南京、无锡等地调查。5月27日，调查组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将私营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资本主义工业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形式。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个报告，6月15日和6月29日，两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从指导思想上确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明确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是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必由之路。
从实践上看，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在1953年以前，重点放在了工业中的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和商业中的委托经销代销等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上。1954年到1955年底，是单个企业公私合营发展阶段。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后，企业的利润在分配上，采取“四马分肥”的方式，即合营后企业的利润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费、资方红利四部分，资方红利大体只占四分之一，企业利润的大部分归了国家和工人，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
1955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召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确定把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在企业利润的分配上，则不再实行“四马分肥”，而是采取定息的办法。也就通过核定私营企业的资产，将其总资产额按照当时银行的利率，每年付给一定的利息，付息的时间为10年。
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后，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原来单个企业公私合营的公私共有，转归国家支配。资本家丧失了“三权”：即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管理权、人事调配权。资本家虽然还对生产资料有所有权，但已不能买卖，只是在一定时期内起领取定息凭证的作用。这时企业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了。
1955年底和1956年初，各地敲锣打鼓，掀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1956年1月1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在郊区农民代表报告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喜讯之后，工商界代表乐松生在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报告了首都已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喜讯。继北京之后，全国各大城市和50多个中等城市，于1月底全部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这一年的第一季度末，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各地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全国原有私营工业88000家，职工131万人，总产值72.66亿元，已有99%的户数，98.9%的职工及99%的总资产，以及私营商业82.2%的户数，实现了所有制的改造。
对于手工业的合作化，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也是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组织形式是由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步骤是从供销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的猛烈发展，也影响了手工业的合作化速度。中共中央1955年底提出要求：在两年内基本完成手工业合作化。实际上，由于改变了过去按行业分期、分批、分片改造的办法，采取手工业全业一起合作化的办法，到1956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这就意味着，从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算起，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党史知识大讲堂》第七讲：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要谈的话题是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这个题目要谈的是从1956年到1976年这20年的历史，讲的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过程。这一段的探索应该说很曲折，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回顾这段历史是有意义的，能够使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由来有更深入的理解。
探索是从1956年开始的，探索的任务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中提出来的。他这样讲，最近苏联暴露了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问题，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很清楚，毛泽东想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走一条自己的路。那么，为什么这个任务这时候才提出？新中国成立到这时候已经快七年时间了，为什么这中间没有提出？当然，这是有原因的。我认为，这个时候提出探索任务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打破了过去对苏联模式的迷信。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搞的社会主义跟马克思的设想是一致的，实践过程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共产党人都对苏联模式有着迷信，那就可以理解了。似乎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跟它不一样就是离经叛道。这个迷信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毛泽东都造成了压力。毛泽东后来讲过，建国初，我们是照抄照搬苏联的，懵懵懂懂不满意，但是没办法。没办法，就是这个迷信的压力。
但是，这个迷信让苏共二十大打破了，让赫鲁晓夫所谓的“秘密报告”打破了。所谓“秘密报告”，其实题目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为什么说是“秘密报告”呢？因为事先没有正式列入苏共二十大的议程，苏共二十大2月25日结束，24日晚上临时通知开全体会议，赫鲁晓夫作了一个报告。作这个报告的时候，各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团长只让波兰、匈牙利的两位团长去听，我们的团长是朱德，副团长是邓小平，都没让听。所以被称为秘密报告。当然，这个秘密维持很短时间，美国中央情报局搞到报告的本子，6月上旬干脆在纽约时报上登了出来。
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揭露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斯大林1953年去世，1956年2月，苏共中央把他的错误讲出来，讲得很充分，讲得淋漓尽致，甚至讲得让人触目惊心。比如在民族问题的错误，强迫包括车臣印古什人在内的一些少数民族从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大规模地长距离地迁徙；比如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动不动就抓人，甚至动不动就杀人。斯大林晚年连苏共中央领导层的成员都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
这个报告出来之后，举世震惊。西方有的政治家利用这个报告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所以报告引发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个报告对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主要的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那就是促使他们警醒，促使他们反思之前从苏联学过来的这一套东西。还有一点，就是苏联模式的迷信也打破了。当报告内容传到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欢欣鼓舞，说了这样的话，这是一场解放战争，揭开了盖子，打破了迷信，使人敢于讲话、敢于思考了。苏共二十大召开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就提出要走自己的路，这两者之间绝对有内在的联系。
探索之初，我们取得了多方面的积极成果，特别是反映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决策中。比如八大提出要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八大认为我们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了，而是人们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这个矛盾，尽快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在这里虽然没有工作重点转移这个说法，但思想是明确的。还比如八大强调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还有八大提出在经济建设方面，要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还有在文化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八大前后，一些领导人个人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要方面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思想和观点。所以，我们认为探索的开端是良好的。
可惜，在此后不久我们就发生了一些失误。先是1957年发生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今天对于1957年的整风反右，众说纷纭，甚至有人认为，当年中共中央发动整风运动，一开始就是一个阴谋，不是为了整风，而是为了整人。我觉得这个说法是立不住的。中国共产党发动整风的目的、愿望无可置疑。整风，为什么会发动？出于什么考虑？我们看一看当年国内外背景就清楚了。国际背景是苏共二十大，还有在此之后波兰、匈牙利发生老百姓闹事的情况，这些事情都促使毛泽东这些党的领导人反思、警醒，怎样避免在中国出现类似的事情。再一个我们国内也出现一些事，当年有人罢工，有人罢课，还有合作社的社员闹退社。领导人高度关注，深入调研，得出非常好的结论，认为我们党内有一些工作人员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把本来可以和缓解决的人民内部矛盾激化了。毛泽东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讲，你要修飞机场，要占农民的地，要拆人家的房子，前提是必须安置好，没有安置好就拆了房子，怎么不闹呢？别说是人，就是鸟，你掏了它的窝，起码也会叫唤几声。在这里很清楚，毛泽东把出这些问题的原因归到领导干部头上，没有怪老百姓。由此认定我们党内有不正之风，有官僚主义，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三风都得整，整了才能密切党群关系。我觉得整风运动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发动的，所以主观愿望动机，无可置疑。
整风，用的是开门整风的方式。毛泽东1957年4月30日亲自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党外人士座谈会，动员他们给共产党提意见。说你们整风不整风，以后再说，起码短期内不要整，短期内你们的任务就是给我们提意见。特别是在文教卫生领域，你们专家多，内行多。从5月上旬到6月上旬，各级党组织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邀请党外人士提意见。党外人士提出的绝大部分意见是对的，毛泽东也给予了肯定，说反映出来的这些问题过去我们不清楚，甚至有的完全不知道，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又发展下去，我们这个党有可能毁了的。
但是，整风过程中也确实有极少数人，主要是极少数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提出了中央不能接受的意见。有人讲了这样的意思，我欢迎你整风，但是如果真想整风，得从风源、根源上解决问题。什么是风源、根源？那就是一党领导的政治制度。有人要改变基本的政治制度，中央当然不会答应，把这种意见视为右派言论，作出反击，我认为完全可以理解。问题在于用了政治运动的方式，导致了严重的扩大化。据后来统计，当年总共划了55万多右派分子，最终，经过复查没有改正的不到三千人，大部分人被冤枉了。所以， 1981年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反右是必要的，问题是严重扩大化了，伤害一些不该伤害的人。今天，中央也是这个基本结论。
1958年开始又发生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这个失误，持续时间更长，持续三年之久。
“大跃进”的失误为什么会发生？我认为有两个基本原因。一个是领导人在发展经济问题上太急了，毛泽东这一代人都很急。当然现在回头想一想，他们急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这一代人都经历过旧中国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建国初又遭受西方国家的包围封锁，5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和苏联的关系又出现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压力很大，不可能不急。1954年毛泽东说过这样的意思，我们的工业很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呢？飞机、汽车、拖拉机、坦克这些东西造不了，我们只能造桌椅板凳、能造茶碗茶壶，还能够把麦子磨成面，就这个水平。毛泽东后来更加尖锐的提出，如果我们不迅速改变落后面貌，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地球的球籍。我认为他们这些领导人的心态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应该搞快一点，如果方法得当，也不是不可以搞快一点。
问题还有第二条，就是缺乏经验。我们打仗的经验很丰富；搞政治斗争，经验也丰富；发展农业生产，也可以说有一定的经验。但是，就是搞现代化工业没经验，过去基本上没有搞过。以为靠打仗冲锋的办法，就能把工业搞好，现在看来显然没那么简单。当年，“大跃进”的目标是要超英赶美，我们着急，要在钢产量方面迅速地赶上超过英国。确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先确定钢的产量指标，然后其他方面服从保证。农业、轻工业受了冲击，在所不惜，这个思路绝对有问题。后来钢产量确实是上去了，但是农业、轻工业遭受严重的损失，再加上有的地方出现严重灾害，还有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们的经济一度非常的困难。“大跃进”是典型的欲速则不达的教训。我们出于这样的愿望犯下“大跃进”的错误。
还有第三个失误，急于过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个失误发生在“大跃进”过程中，甚至可以说“大跃进”引起的。
我觉得公社化运动有两个起因，一个是适应所谓“大跃进”的需要。“大跃进”在一开始表现为大办水利。大办水利的时候，有些地方感觉到小规模的合作社不方便。比如说一个社，平均二十来户人家，要想干一个稍微有点规模的工程，干不了。还有如果你修水渠，要从别的社的工地上过，如果人家不受益，也干不成。为了解决这样的矛盾，有些地方自发并大社，把若干个小规模的合作社并成一个大的。1958年上半年，不少地方就并起来。有的叫大社，有的叫公社，叫公社的名字也各不相同，有叫共产主义公社的，有叫人民公社的。1958年8月，毛泽东在山东、河南、河北视察的时候，就见到形形色色的一些大社。地方干部问毛泽东叫什么好？他说，还是人民公社好。随行的记者报道出去，结果在中央做决议之前，很多地方就纷纷仿效，公社就已经办了很多了。
再一条具体原因，那就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在此之前，包括我们在内，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急着这方面的过渡，有些比我们还急。自发办起来的人民公社，被认为有几个优点、特点便于过渡，一是所谓的’一大二公”，大是规模大，平均一个公社相当于过去的26个合作社，规模扩大了20多倍。公有化程度当然就高了，小集体变成了大集体。第二个特点是”政社合一”，过去的高级社只是一个经济组织。而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地方政权，取代了原来的乡镇政权。第三个特点是“工农商学兵结合”，一个大公社里面，工农商学兵全都有。当年认为有这样特点的农村人民公社便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所以1958年8月，北戴河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明确提出我们应该大胆利用人民公社这种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公社化运动，时间很短，就一个月的时间，9月1日报纸登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国庆节以前，公社化就基本实现。时间虽然短，但问题很严重。一个问题是办社过程中的“共产风”，几十个社并在一起，全部拉平，穷的沾光，富的就吃亏了。第二，分配上的严重平均主义。公社化初期，分配的基本核算单位是公社，大锅饭，吃饭不要钱，有些地方甚至搞点别的不要钱。明摆着当年的农村生产力水平支撑不了那么多的不要钱。连吃饭不要钱这一项，1959年的春天以后，就普遍难以为继，但是1958年夏秋还是维持了一段时间。因为这两季大多数地方都是大丰收，而且秋收和夏收中间隔的时间很短，夏收粮食还没有吃完，秋收的粮食又来了。这一段时间内给了人们一种假象、错觉，似乎梦寐以求的共产主义就要实现。当年，还有人提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一些做法庸俗化了。
公社化的一些极端问题，比如“共产风”，后来毛泽东反复批评、反复要求纠正，也纠正了一些。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从公社最终下放到生产队，规模大体上相当于过去的高级社。但是人民公社的根本弊端，大锅饭的这种体制始终没能得到解决。后来农村生产力长期发展缓慢，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公社化的负面影响是不小的。
从1961年初开始，到1966年5月“文革”爆发之前，这五年多的时间内，党的工作呈现出了比较复杂的情况。在经济上这一段时间我们搞调整，把“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关系给调整为正常。这一段做得相当不容易，有些举措今天想来，似乎都不可思议。比如说1961、1962年这两年，为了减轻国家对城镇居民粮食供应的负担，曾经大批地动员城镇人口到农村去。动员什么人？动员此前从农村招工招来的工人和他们的亲属，两年时间我们动员了将近三千万人回农村。毛泽东、周恩来当年感慨万千，说我们的老百姓真好，三千万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像欧洲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搬迁。确实，我们的老百姓很好，体谅国家的困难。但是，这件事我认为当年能干成，光老百姓好是不够的，我们干部队伍也好，干部队伍跟老百姓是同甘共苦的，没有多少腐败，也没有多少特权。包括毛泽东在内，当年我们的一些领导人也都是一同克服困难。我们很多网友知道，毛泽东曾经八个多月红烧肉都不吃，就是这个时期。
另外，这段时间包括毛泽东在内，也包括别的领导人，大家都努力总结此前犯错误的教训，特别是“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发奋读书，读苏联人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思考，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观点。比如说，他认为社会主义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比较不发达的，一个是比较发达的。中国显然处于前一个阶段。在这之后，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再也不提了。还比如，他认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至少要上百年的时间，超英赶美，在此之后也不提了。还比如，他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不要怕资本主义，他认为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是有意义的，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过去别的人没有提出过。所以总体上来讲，党这段时间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我认为是好的，是正确的。
但是可惜，这一段政治上我们又发生了失误，从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始，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扩大化错误迅速发展起来。起点是八届十中全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次全会，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左”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且被全会所接受，写入了全会的公报。里面是什么内容呢？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个理论在当年之所以能够提出，之所以会被全会所接受，我认为客观、主观两方面都有原因。
客观上的原因，就是阶级斗争存在，而且可以说，在一定范围内尖锐化。突出的表现是台湾当局图谋反攻大陆的行动。1962年，蒋介石派了一股又一股的武装特务在东南沿海地区登陆骚扰，叫嚣反攻大陆，这毫无疑问是阶级斗争。另一方面，他提出这个理论与他错误看待和一线领导人的分歧有关。这个时期，毛泽东退出二线，一线让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毛泽东在二线除了读书之外，还在观察一线领导人，观察到1962年，不满意了，而且很不满意。他在讲话中就批评一些领导人。在什么问题上批？最集中的是“三自一包”的问题。包是包产到户，这个时期安徽搞了包产到户的试验，效果非常的好，有些领导人了解情况后热情地肯定和支持。刘少奇曾经讲过，应该起草一个文件，全国推开。陈云曾专门面见毛泽东建议推广。毛泽东听了陈云的话，当时没作表态，第二天传出来，认为陈云的意见是完全错的。还有邓小平，曾经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和共青团中央的会议上讲过这样的话，不管黄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所谓猫论就是这个时候针对这个问题讲出来的。还有当年主管农村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态度更积极。除了给中央写报告要求推广以外，还在中央国家机关、部队、包括中央党校五个大单位作报告，论证这是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形式，不是单干。后来毛泽东批所谓“单干风”，批得很厉害。说现在党内刮起一股“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包产到户不出半年就可以看出阶级分化，主张包产到户的人是站在地主、富农的立场上，替他们打主意。
三个“自”呢？一个“自”，自留地，人民公社时期，除了大部分地集体统一耕种之外，社员家庭有少量的自留地，种种蔬菜什么的，在大锅饭的体制之下，自留地种的就是比集体的地种得好。所以当年有的地方，虽然没搞包产到户，但是增加社员自留地的面积，一样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第二个“自”，自负盈亏，强调企业利润核算，不能像“大跃进”时期那样算政治帐，经济帐可算可不算。第三个“自”，自由市场，活跃城乡经济交流。这个所谓“三自一包”，都是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提出的政策主张，克服困难的措施，但是在毛泽东眼里头成了修正主义的纲领。这些领导人自然而然成为毛泽东心目当中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
毛泽东这个理论被八届十中全会接受了，毛泽东个人的兴奋点、关注点从此也就转向了阶级斗争。1962年冬天，他离开北京到南方走了一趟，发现多数省份的负责人忙着克服困难，只有两个省的负责人有政治头脑，开始抓阶级斗争了。一个是湖南省，一个是河北省。1963年春天，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表扬了这两个省的负责人。一表扬，其他省委书记就明白该干什么了，于是有越来越多的省委书记去抓所谓阶级斗争。这时候有什么阶级斗争可抓呢？农村有的基层干部有点多吃、多占行为， 工分帐目不是那么清楚，这是阶级斗争。出身好的，说他们是阶级蜕化变质分子。出身本来就不好的呢，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还有农民搞点长途贩运，赚点辛苦钱，投机倒把，也是阶级斗争，结果不少省份就给中央写报告反映这样所谓的阶级斗争。这些报告使毛泽东误以为，原来农村实际存在的阶级斗争比他估计的还要严重。这就发生了一个“左”的理论指导“左”的实践，“左”的实践反过来又推动了“左”的理论发展的一个恶性循环。循环到1964年底、1965年初，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四清运动。他就在自己主持起草的文件当中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层层有，从公社一直到中央。讨论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觉得中央也有走资派，这个判断很可怕，不管是谁，肯定是大块头的。他就提出来，能不能加几个字限定一下，中央的部门也有，充其量就是部长了。加了，毛泽东也认可了，但无济于事，这个时候毛泽东心目中的中央的走资派起码有两个已经明朗化了。头号刘少奇，二号邓小平。1970年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你是什么时候下决心打倒刘少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脱口而出，1964年底1965年初，就是这个时候。所以我们看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错误可以说是直线发展、恶性发展，一直发展出个“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整整持续了十年。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的时间里，党和人民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建设上，而是不断开展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
当年毛泽东为什么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出于什么意图、什么考虑？这个问题可以说极端复杂。现在海内外对“文革”起因的说法很不相同。诸多说法当中，大概有一种说法是比较有市场，那就是“权力斗争说”。有人用权力斗争来解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解释“文革”的起因。他们这样讲，“文革”是中共高层特别是毛刘之间争权夺利的结果。“大跃进”失败，毛泽东退居二线，威望空前低落，而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收拾残局，威望日益提升。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感觉到大权旁落了，刘少奇越来越不听招呼了，于是下决心把他打倒，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解释似乎顺理成章，因为毛泽东也不讳言，他发动“文革”的直接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夺他的权。
但是，我认为这是直接的原因，表面的现象，光看这个或者说用这个来解释“文革”，解释不清楚。比如说如果毛泽东发动“文革”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为什么还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为什么老干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了，”文革”还要持续十年之久?为什么持续十年毛泽东都不罢休，后期又讲这样的政治大革命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我认为这都讲不通。另外我们还有材料证明，毛泽东在1962年之前对刘少奇、邓小平是非常欣赏，甚至把他们是当接班人对待的。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访问苏联，赫鲁晓夫问过这个问题。1961年，英国访华的元帅蒙哥马利也问过这个问题。毛泽东都很明确，他之后是刘少奇，刘少奇之后是邓小平。人家再问，邓小平之后是谁？毛泽东讲那就不知道了，管不了那么多。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不满，是从1962年以后才开始的，不满的原因就是刚才提到的所谓”三自一包”的问题。所以，是有分歧，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分歧决不是所谓的权力斗争，可以说是政见之争，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我们今天看，毛泽东当年的判断当然是不对的。刘少奇、邓小平为了克服困难、调整经济所采取的措施，不是所谓修正主义的东西，他们也决不是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毛泽东会作出这样的判断？我想根源就在于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的社会主义观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根据他在“文革”当中包括“文革”前夕对社会主义的若干论述，概括出来两个基本方面：一个固守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什么基本特征呢？我概括为四个“单一”，单一公有制，单一计划经济，单一按劳分配，单一农业集体经营。这四个“单一”，我们今天肯定是当苏联模式的特征看，而当年毛泽东把它当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去固守、坚持。在他看来，苏联管得死的毛病可以解决，但这四条不能动，动了就是修正主义。那么好了，拿了这所谓四个“单一”去衡量刘少奇、邓小平搞的一套东西，他当然就认为是修正主义。衡量赫鲁晓夫、铁托，也是修正主义，或者说更是修正主义。当年满眼都是修正主义，现在来看标准出了问题。
再一个，毛泽东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我觉得毛泽东特别强调三点，一点是，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不能大。为了缩小差距，甚至他带头降低自己的工资。第二条，政治上完全平等，主要是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他批评有些地方干群关系像猫鼠关系，老百姓见了领导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毛泽东特别怀念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那时候没有工资制，也没有军衔，顶多是干部、战士吃饭，有大灶、小灶之分。小灶也好不到那里去，但是大家的干劲就是高。而进入和平时期，执政以后，毛泽东对有些现象不满意。比如说把供给制改为工资制，要评定每一个人的工资标准，有人嫌定低了。还比如评军衔，也有人认为应该给自己评高一点。毛泽东对这些现象深恶痛绝，后来干脆把军衔制取消。还有第三点，毛泽东强调意识形态的高度纯洁，一出戏、一本书、一部电影，他都关注，都怕弄出所谓“封、资、修”的东西。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那就是先从文化领域搞的革命，或者先革的文化的命。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合起来就是毛泽东心目当中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毛泽东的失误不在于有这三方面的理想。这三方面的理想，如果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在非常漫长的将来实现，我认为不能说它有多少问题。我觉得毛泽东的失误在于，不具备实现这个理想的条件下楞要去推行这个理想，那必然有阻力，行不通。比如说收入差距过于小，小到平均主义的地步，还能调动得起积极性吗？还有效率吗？我认为不可能。还比如政治上完全平等，那是对的。毛泽东强调干部要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将军要下连当兵，短时间内去体验一下，我认为也不困难。当年我们有些将军就拿掉将军的肩章，戴上士兵的船型帽当兵去了。长期这样做可能吗？当然不可能。还有精神上高度纯洁，是需要纯洁一些，但有没有必要那么纯洁呢？比如说“文革”之前，曾经批那个鬼戏《李慧娘》，李慧娘冤死之后化作鬼向贪官讨公道，政治上有什么害处？曾经没完没了的批。所以，这样一些东西在推行过程中必然有阻力。干部这儿遇到阻力，开始强调教育，但教育来教育去，发现老干部好象是变修了，把他们打倒，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再提拔王洪文这样的一些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但后来毛泽东对王洪文很失望，因为这些人能力比不上老干部不说，享乐腐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农民开始也重视教育，每到冬春农闲时节，发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但是教育来教育去，发现农民老想着多养几只鸡、下点鸡蛋，到集市上卖掉，买点别的生活用品。后来毛泽东得出这样的结论，列宁讲个体农民的结论，小生产者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后来提出要割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要限制每家每户养鸡的数量，甚至一度关闭集市贸易。
用这样的方法想去实现理想社会，当然不可能实现。所以在毛泽东晚年，在他看来不是离理想社会更近了，而是更远了，所以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1975年，这时候毛泽东身体已经不好了，他回顾总结自己的一生，说一辈子做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把蒋介石这些人赶到几个岛子上去了。这件事他很自信，说有不同意见的人不多，顶多有人唧唧喳喳希望早点把这些岛子收回来。这件事确实是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是建立新中国。而第二件事就不自信了，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他认为有不同意见的人不少，甚至在他身后交接班有可能在血雨腥风当中交接。他知道“文革”当中不少现象是不能肯定的。比如他多次批评过武斗，批评过列车不正点，甚至铁路不通车，也批评过外国的轮船到我们码头上没有人卸货，码头工人闹革命，误了人家的船期，得赔人家的钱这些现象。在毛泽东看来，都是不能肯定的，要纠正的。所以1975年他给邓小平提了一个要求，要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做一个关于“文革”评价的决议。他定的调子是七三开，七分肯定“文革”就够，不要求全面肯定。但他没有想到，邓小平拒绝了，不做这个决议。邓小平讲出这个理由，自己是桃花源中人，“文革”打倒的对象，不适合做这件事。这个理由也是站得住的，但明摆着，邓小平内心深处就是不愿意肯定“文革”。不要说肯定七分、五分了，三分、一分他都不愿意肯定。后来看得明白，“文革”结束后，他再复出的时候，强调彻底否定“文革’。邓小平为了这个拒绝，付出了代价，再次被打倒。但是对毛泽东来讲，那就更加失落了。
1976年春节，毛泽东在病中看了一场电影，工作人员回忆，电影的名字叫《难忘的战斗》，我记得我小时候也看过这部电影。当毛泽东看到电影当中解放军进城，受到老百姓自发热诚欢迎镜头的时候，他放声大哭。他哭什么？我认为是触景生情，联想到他努力追求的理想状态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不光没实现，反而不如建国初，更不如建国前。他眼前的现实跟他的理想巨大的反差，让他伤感，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无力回天了。毛泽东在“文革”初曾经很自信，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乱了敌人，教育了人民。后来他发现，乱的不是自己吗？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招了，所以只有伤感而已。
这反映了什么？反映1981年中央的历史决议所作的一个判断。“文革”对毛泽东个人来讲是个悲剧，他愿望是好的，方法错了。他始终认为是在反修、防修，是为了保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文革”之前他看到了党内的一些阴暗面，比如说有些领导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有的人鱼肉百姓。毛泽东容不下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方法错了。这些问题是要解决，但主要不是靠大批的所谓打倒、换人，而主要靠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如果监督制约跟不上，光靠换人，我想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新换上一波人可能比较收敛一些，但时间久了照样会出问题。所以我们看毛泽东的失误，恐怕就失误在这里。“文革”对毛泽东个人来讲是一个悲剧，对我们党、国家、老百姓来讲也是一个悲剧，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以上，我粗线条地勾勒了我们这20年探索的过程。这段走得很艰辛、很曲折。为什么我们中间出现那么多的问题？刚才，具体的原因讲到了，包括毛泽东主观上的原因也讲到了，在这我想有必要讲几条客观的原因。我想，都讲到，可能会更周全一点，看问题看得更明白一些。
第一条，搞社会主义建设没经验。我们打仗的经验很丰富，政治斗争经验也很丰富，但是搞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是不足的。开始我们跟着苏联学，学到1956年意识到不能学了，必须走自己的路。自己的路是什么样的路？谁在短时间内能说得清楚！邓小平曾经讲过，“大跃进”时期，毛主席头脑发热，难道我们没有发热？都发热。有些错误是大家一同犯的，我想这就是缺乏经验的问题。
第二条，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这一点刚才实际上讲到了，所谓四个“单一”就是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想从别的角度再作一点补充。我们看当年发生过的事情，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哪一个没有发生？其实都发生了，有的甚至比我们还厉害。什么原因？就在于当年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搞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病根是一样的。
第三条，长期封建主义的影响。这一点上，我们所受的影响更多一些，更深一些。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特别的长，虽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又铲除了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它的经济根基，但是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决不是短时间内能消除的。应该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失误就跟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有关系。比如说个人专断家长制，当然是封建残余的影响。还有个人崇拜也跟这有关系，我们有个人崇拜的土壤，所以当年才会搞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第四条，两大阵营尖锐对抗的环境。我们这20年的探索，始终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的，这样的环境就容易使我们产生两个方面的偏差。一个是容易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反映过度。美国要演变我们，苏联要颠覆我们，我们当然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但是当年只要有风吹草动，就容易用政治运动的办法来对付，结果一搞就扩大化了。还有，容易发生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截然对立开来的偏差，我们老要警惕资本主义复辟，但是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我们没搞得很清楚。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批的很多所谓资本主义的东西，其实是今天眼光当中的资本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第五条，普遍低下的科学文化水平。当年我们对现代化工业了解甚少，对现代技术革命更是不清楚。所以，才犯了很多低级错误。比如当年的土法炼铁，跟眼界、素质有关系。
我讲这几方面客观原因，就是想说明当年我们的失误决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甚至也不仅仅是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而是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在那个特定阶段里头，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所难以完全避免的失误。我觉得这么看，问题可能看得更周全一些，也看得更清楚一些。
这段的探索肯定是没有成功，但是，没有成功的探索也有重要成就，也有积极意义。
实践中的成就，在我看来主要是建立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具体说来，可以表现为这么四点：
第一点，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毛泽东当年特别强调要建立这样的体系，因为在他看来，我们是大国，大国就得有自己的重工业、装备工业。否则，你靠谁都靠不了，有钱也买不到。美国人不会卖给你。应该说，在毛泽东有生之年，我们这样的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布局也相对比较合理。1954年毛泽东说不能造的东西，很快从1956年开始就都能造了。
第二点，“两弹一星”的突破。特别是原子弹，我们当年是在困难时期起步，独立自主地发展我们的尖端武器。陈毅元帅曾经讲过，哪怕我们穷得把裤子脱下来当掉，也得搞自己的原子弹。北京的一些顶尖科学家离开了家，到了西北戈壁滩，连家里人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1964年，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功。后来邓小平讲，没有“两弹一星”，就不会有中国真正的大国地位。
第三点，培养了很多人才。各方面的人才都有，有的至今还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四点，还有外交上的成功。主要是中美关系的突破所导致的整个西方世界跟我们关系的改善。中美两国从抗美援朝开始激烈对抗，对抗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泽东意识到事情有了转机。这个时候美苏争霸，而中苏到了爆发大规模战争的边缘。中美两国在对付苏联问题上有了共同利益、共同语言。所以，毛泽东抓住时机，导演了乒乓外交，小球转动大球，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没有同我们建交的情况下，居然跑来访问。这件事震惊世界，很多西方大国纷纷跟我们建交，整个西方世界跟我们的关系根本上改善。这就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创造了前提。这些成就我认为都是实实在在的。
还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和人民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笔精神财富。这个时期涌现出了很多至今我们耳熟能详的英模人物的名字。比如说王进喜，比如说焦裕禄，比如说雷锋，还比如钱学森、邓稼先等等。这些人为我们国家民族的强盛复兴，付出了自己的努力，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几年我经常有机会去大庆，大庆的铁人纪念馆去了好几次，我对王进喜的事迹可以说很熟悉，但是每次去都受感动。王进喜为了拿下大油田，为了把中国贫油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他讲宁愿少活20年。王进喜仅活了40几岁，应该说少活的不只20几年。对这段成就，我们应该给予肯定，否则不光有违历史的真实，而且也对不住当年的这一代人，对他们也不公道。
另外，这个时期的探索，在理论上也有积极意义。这一段探索当中取得的一些积极的理论成果，为邓小平这些领导人所继承，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成了邓小平理论。再一个，邓小平等领导人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成了创立新理论、开辟新道路的契机。还有第三条更重要，那就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育了党和人民，包括教育了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现在想一想，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走出一条改革开放的新路？我认为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他们总结了过去犯错误的教训，特别是“文革”的教训。大家知道，邓小平的经历很特殊，“文革“当中被打倒了两次。这样的特殊经历，在党内使他对“文革”教训的思考比谁都多，也比谁都深，我认为是大彻大悟。他后来讲过，没有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正确总结，就不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如果有时间翻一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我想很容易发现这个现象。那就是邓小平爱谈历史，他的很多重要的基本的论断就是这个过程中谈出来的。比如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法制也不是社会主义，这都是他的基本论断。而且这些论断用的都是否定的句式结构。针对当年的教训，说这些东西不是社会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不应该是这个样的。再后来，又总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再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怎么样。我觉得邓小平理论可以说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谈出来的。几年前一位越南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起步最早？我们是1978年，越南是1986年，苏联是1985年。我就回答，就因为我们发生过一场“文化大革命”，这个所谓的大革命，使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头撞了南墙，撞得头破血流，把很多人撞醒了。所以，我们率先觉醒，率先纠正过去的错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走出一条新路来。所以，“文革”这个错误，我们看没有白犯，这个代价没有白付，换来了巨大的历史进步。
所以，综合来说，这一段探索虽然我们走得很不容易，走得很艰难，犯过错误，付出过代价，但是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国家的历史上、民族的历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段落，这中间有成就，有教训。但是，我想无论是成就还是教训，对后来我们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重要的影响。我们应该全面地、理性地、公正地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才不会发生苛求于前人的问题，才不会发生割断历史的问题。
这是我对这段探索的一些理解、感悟。
《党史知识大讲堂》第八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伟大历史转折 曹普 中央党校教授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华访谈。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我们新华访谈也特别为大家带来了党史知识大讲堂系列节目。今天这一堂我们特别高兴地邀请到中央党校党史研究部副主任曹普教授，为大家讲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伟大历史转折的有关问题。欢迎您曹教授。 曹普：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主持人：曹教授，我们知道在党的90年历史上，有两次会议特别重要。一次是遵义会议；一次是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由此改变了党和国家的发展命运。现在回顾这段历史首先想到的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那首先请曹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时候的国内背景是怎么样的？ 曹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立90周年，我们就可以从建党90年说起，90年前我们党刚刚成立的时候中国社会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面临两大历史使命：一是求得民族独立；二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国家的富强。 民族独立的任务，经过28年的民主革命，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标志我们完成了这个使命。1949年我们党执政后实际上是为完成第二个使命，也就是把国家搞得富强这一使命来奋斗。 应该说我们从建国之后选择通过社会主义道路让国家走上繁荣富强，从1956年开始我们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建立社会主义以后我们就开始探索怎么搞社会主义。应该说在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之后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探索的开局是好的。 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从1957年开始，我们在建设方面就出现了一系列的挫折和问题。特别是1966年到1976年之间发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更给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带来沉重的灾难。 邓小平同志后来讲过一个话，他说文化大革命十年，特别是往前延伸就是1957年以后我们犯了二十年左的错误。在这二十年当中也不是没有取得任何成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从政治上来看，总的来说是一个混乱的状态，而从经济上来说是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的一个状态。 文革结束以后，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小平同志反复反思和强调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应该有她的优越性，在我们搞了社会主义以后应该充分发挥这个优越性。但是建国后20多年来我们没有把这个优越性发挥好，人民的生活还比较困难，工农业发展都没有达到我们曾经预想的那样一个好的发展。所以在文革结束以后急需改变这样一个状态。 主持人：您刚才介绍了整个的国内背景，那再联系一下国际背景，特别是像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周边一些国家，他们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 曹普：在我们国家在搞社会主义建设，在把国家引向繁荣富强的发展道路中，由于我们犯了一些错误，遭受了挫折，走了弯路。 但是，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却在这一期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二战后世界范围兴起了新科技革命，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经济、欧洲经济、日本经济都实现了新一轮的快速发展。 比如说，美国经济从1961年到1969年有106个月实现了连续增长；欧洲经济通过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也迅速走出了战后的困难局面，并且迅速实现了恢复性发展；日本应该说战争对它的经济破坏是很严重的，但是它从1956年开始实施经济自立五年计划。这个计划在1960年完成，从1960年到1979年又开始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经过这两个计划的实施，持续15年它的经济在这一阶段增加了七八倍之多。日本1964年举办的奥运会，他在奥运会举办后三年GDP就超过了英法，在第四年的1968年就超过了德国，处在资本主义世界GDP总量的世界第二位。 和这些国家相比，应该说中国是大大落后的。也包括我们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比如说韩国，还有我们经常说的四小龙，也都实现了快速发展。 所以，综合起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觉得是双重逼迫的结果：一是国内的困局，一个是外部竞争的压力，促使我们必须要改革，要寻找一条新的建设社会主义、使国家繁荣富强的道路。 主持人：那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正如您所说的外部竞争压力非常大，那我们当时是怎样了解和感受到中国与周边国家这些巨大的发展差距的呢？ 曹普：应该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对外交往很少，对外面的世界了解也很少。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后我们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人们的思想也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松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急于想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到底怎么样。 1978年掀起了出国考察的热潮，当时从1978年1月到11月份，11个月期间，仅仅经过香港或者是到香港考察的国内的各种团就有529批。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团就是谷牧率领的到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和西德访问的欧洲五国团。当然，包括邓小平同志还包括华国锋，也都有一些外事访问的出访活动。这里我们所指的主要是经济考察团，主要是到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 谷牧这个团对后来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决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团是5月2日出国的，到6月6日回来，一个多月的时间，走了欧洲五国，15个比较大的城市，80几个企业、学校、大的工厂等等单位。所见所闻深深地震撼了这个团的成员，这个团的成员大致有30人的样子，有的都是正部级、副部级的干部。 他们回来以后，在6月22日给中央提交了一个报告，6月30日由谷牧专门向中央做了一个专门的汇报，当时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是华国锋，包括叶剑英、李先念等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谷牧的汇报会。 这个汇报从6月30日下午3点一直进行到晚上11点，谷牧讲了很多代表团在欧洲访问期间的所见所闻。应该说这个会议对于我们后来实行经济改革决策和对外开放政策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他们看到了中国和外面的差距，不但他们看到了，很多对外出访的团也都看到了。 主持人：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国发展迎来了新的转机。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才召开的，伟大转折是两年后实现的，这中间发生了什么问题呢？请您再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曹普：应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提出了“两个凡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后中国发展迎来了一个重大的转机，或者说是一个重大的契机。但是把这样一个重大的转机和契机变为现实是不那么容易的，因为当时的思想状态和环境还不能够马上实现这个转变，特别是“两个凡是”的提出进一步阻碍了这个转变。 这里面就要说到华国锋的作用，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粉碎四人帮后他也想改变中国的面貌，关于要加快发展的、要对外开放等也有一些想法和主张。但是在他当政期间，两报一刊也就是1977年2月7日提出了所谓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行。 这“两个凡是”，拿有的同志的话来说就等于四人帮没有被粉碎，按照“两个凡是”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小平同志后来也讲了一个意思，就是“两个凡是”是想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原封不动地坚持下去。这样的话中国肯定就难以开辟新的道路，难以开创发展的新境界。 包括1977年八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和1978年年初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本来是开辟新时期的时间，两个会可以做出正确的决策和政策，但是都没有实现开创新时期的任务。所以这两年总的来说是处于徘徊状态。 主持人：那么我们现在也很想知道“两个凡是”这个“精神枷锁”是怎样打破的呢？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是如何实现的？邓小平对“两个凡是”持什么态度呢？ 曹普：应该说，“两个凡是”一提出邓小平就很鲜明地表示了反对的意见。1977年4月10日他给中央写了信里面就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来理解毛泽东思想，实际某种意义上也是针对“两个凡是”的不准确、不完整。后来他又不断地说“两个凡是”是不行的，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清楚让我出来工作的问题。他说马克斯、恩格斯没有说过“两个凡是”的问题，列宁也没有说过，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讲过，因此“两个凡是”应该是站不住的。但是，小平的话没有公开报道出来，大家有的也不知道。 在打破“两个凡是”这方面是通过一篇重要的文章，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从题目就可以看到它的主要意思，检验真理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实践，实际这就排除了指示等一些个别的只言片语，当然，矛头是针对“两个凡是”去的。 所以文章发表后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这就讲到真理标准的阻力。文章发表后很快就有人指责这篇文章是砍旗的文章，政治上很“坏”，包括对参与文章发表的，支持文章讨论的中央领导同志包括胡耀邦同志的批评，这使得他们的压力很大。 主持人：那之后这个阻力又是怎么被突破的呢？ 曹普：突破这个阻力关键还是邓小平的支持和他的鲜明态度。1978年6月2日，就在真理标准讨论受到压制，坚持实事求是的人受到批评的关键时刻，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明确地提出：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实际上是支持了这场讨论。 在6月24日，在小平讲话后，解放军报在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支持下又发表了一篇文章《马克斯主义的基本原则》，继续批评“两个凡是”。在这之后，包括七八月间，小平同志又找一些坚持“两个凡是”的、批评讨论的一些人谈话，提出不要下禁令，不要设陷阱，要活跃思想，要深入开展讨论。 在这个同时，包括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也都纷纷表态或者发文章支持这个讨论，倡导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等正确的意见。 自此之后，包括各个省区市的领导人也纷纷出来表态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这样就形成了从上到下的支持声势，这就为这场讨论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主持人：那今天来看这场真理标准的讨论所产生的重大历史意义有哪些呢？ 曹普：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冲破了“两个凡是”、“个人崇拜”的思想禁锢，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解放思想后，应该说改革开放要有一些新的东西，要有一些新的路子、新的方针、新的政策，这样的一些东西才能逐步提出来。 在当时来说它的意义就是打破了“精神枷锁”，重新恢复了党的正确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为什么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文革之后，到1978年我们才能再谈改革开放，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思想大解放。 第二个意义就是这场讨论应该说是开启了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思想解放的先河。因为在这之后不断地又有大大小小的思想解放，这个先河应该说就是这场大讨论。所以说它的影响是深远的。我想这个影响随着我们的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还会起到长远的作用。 主持人：据相关史料记载，改革开放政策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过程中就开始酝酿的，邓小平这个时候还提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这方面的情况是怎样的？ 曹普：伴随着思想解放，人们的头脑也开始活跃起来。有些地方就率先开始了改革的尝试。比如说在农村，万里顶住很多的压力，进行了农村的改革；在四川等地进行了企业改革，比如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改革的尝试。所以农村改革、城市改革都起来了，特别是农村改革的势头更猛一些。 在这期间还召开了一次国务院务虚会，1978年7到9月，务什么虚呢？就是怎么样加快现代化建设，怎么样把我们的发展搞得更快一些。务虚了两个多月，得出了大家经过讨论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新路子，集中起来就是改革开放。这次会议是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我们党的一次非常重要的、集中讨论改革开放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的主持者是李先念，华国锋是经常来参加旁听这个会议的。会议结束后，李先念副总理做了一个总结讲话。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的规模、它变化的激烈和剧烈可能不亚于我们过去所领导的任何其他的革命。他还说，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老框框，各种墨守成规的行政层次和行政区划。他还提出了对外开放的问题，他说，我们要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来，这样比什么事情都要我们从头搞起的“爬行主义”不知道要快多少倍。改革开放的意思都出来了。 在这期间，小平同志对于工作重点转移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他说揭批“四人帮”已经两年了，总要有一个底，到一定时间就要告一段落，我们要把工作转移到正常的工作轨道上去。这个“正常的工作轨道”实际上就是经济工作。1978年9月，他在东北的一些讲话都反复地阐述工作重点要转移，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关于改革开放、关于工作重点的转移都开始有所酝酿了。 主持人：您说到这儿我也想起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之前还有一个会议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那就是中央工作会议。那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到底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哪些准备？达成了哪些共识呢？ 曹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有一个比较长的，为全会做准备的会议。这个会议就是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是从1978年11月10日开始召开的，一直开到12月13日，实际上是开到了15日，为期36天。 这个会议最初的议题主要是研究经济问题。在11月12日陈云同志在这个会上做了一个发言，讲了工作重点转移、加快经济发展首先要解决历史问题，他提出了几个需要讨论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这一下子就改变了这次会议既定的日程和会议的议题。陈云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响应，经过充分的讨论，这次会议在几个问题上达成了初步的共识。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这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与会者经过讨论一致赞成拥护实现这个转移。从1978年以后，从1979年1月份开始，我们就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这个问题大家没有异议达成了共识。 第二是关于天安门事件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经过讨论，在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做了一个宣布，宣布了9个重大决定，包括为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案”，包括对“二月逆流”等问题进行了平反，开始了逐步的清理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 第三个共识就是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在这个会上就这个问题又展开了讨论，肯定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华国锋在这个会上还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提出“两个凡是”确实是不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的，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他表示在这个问题上要做自我批评。经过讨论，大家充分认识到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 第四是关于中央人事问题的调整也进行了酝酿和讨论。包括在会上有人批评了坚持“两个凡是”的一些中央领导人，由此也提出要调整人事问题。比如建议陈云要做党的副主席、包括习仲勋等人要做中央委员等问题也进行了讨论。这些问题的讨论就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些问题上做出最后的决策做了充分的准备。 主持人：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做了重要的讲话，这次讲话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曹普：中央工作会议在12月13日举行了闭幕会，几个中央副主席都讲了话，邓小平也发表了讲话，讲话的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讲话稿他亲自拟定了提纲。讲话的内容一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他说一个党、一个民族如果思想僵化就可能亡党亡国；二是讲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他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就是鸦雀无声，由此他提出民主要制度化、要法律化，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想法认识的改变而改变。另外，还提出了改革的问题，他说再不改革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有可能被葬送，也特别提出了改革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等等。 这个讲话讲到了当时我们党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的重大路线方针政策问题，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主报告，也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宣言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 主持人：那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正式召开了，整个会议开了五天，会议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它最主要的贡献是什么呢？ 曹普：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大家又对小平同志在内提出的一些东西进行了讨论。15日会议结束后3天，也就是12月18日到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5天，因为前面有36天的充分准备。应该说这次会议开得很顺利，前两天主要是学习和传达36天工作会议形成的一些文件，包括领导人的一些讲话。后三天主要是讨论分组讨论这些讲话，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得出会议的结论。这个会议最重大的贡献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也可以说就是实现了四个拨乱反正。 第一个拨乱反正是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会议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充分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思想路线上实现了拨乱反正。 第二个大的贡献就是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一个长期坚持的口号。做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这样一个重大决策。实际上是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第三是在事实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第四是会议审查了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包括一些领导人的功过问题，由此开始了在重大历史是非上的拨乱反正。 所以三中全会的贡献如果概括起来说，我认为主要就是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重大历史是非上实现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主持人：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历史大转折得以实现，从今天来看它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又是什么呢？ 曹普：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伟大转折，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个原因我觉得有这么几点。 第一，全会做出的一些重大决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顺应了人民的期待和愿望。 第二，充分地发扬民主是会议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会议期间与会者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发表各种看法，包括对一些领导人的批评都没有受到阻挠或者刻意的打压，这些发言有的在会议简报上都登出来了。这种民主的氛围、党内民主得到重要保障也是这次会议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第三是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关键时候把握方向、进行决断，成为会议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作为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华国锋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这方面我觉得也应该给予肯定。 这次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应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年的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年的时候，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都做了一些讲话，做了深入的阐述。 它的意义我觉得也可以说概括成这么几句话：一是总的来说，这次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也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的。所以三中全会开辟了我们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我想它作为一个光辉的标志会长期地记载在党的历史史册上。 主持人：曹教授，刚才您也给我们介绍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背景包括它的重大意义和突出的历史贡献。我们来回答两个来自网友的问题： 网友：现在我们把打破“两个凡是”精神枷锁，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称为是第一次“思想大解放”，那么您认为，推动这次思想解放的动力是什么？ 曹普：应该说这个动力我认为是一个历史的合力，包括党内党外、上层下层。思想解放最初是从党内高层启动的，但是在得到党内中层、基层的呼应和支持后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合力，我觉得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那样困难的局面下，我们党有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变革意识和一种历史的使命感。在这样一些东西的推动之下，我们从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共产党所要完成的使命出发——把国家真正搞富强，推动了思想大解放、推动了历史大变革。 网友：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思想路线的一次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那么历史地看待党的建设，怎样才能保证党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从而避免出现大的错误和严重的倒退呢？ 曹普：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讲到几个“要”： 第一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第二是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第三是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第四要始终站在历史潮流发展的前列。从党自身来说就是要始终不渝地做到“三个代表”。这样我们从党的自身建设来说，就能避免过去所犯的错误和所发生的问题。 主持人：那结合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并且展望未来，我们重温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 曹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离现在已经33年了，应该说经过33年的发展，中国发生了大变化，世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空环境完全不同于30多年前了。 但是我们今天来回顾三中全会，包括它所实现的伟大历史转折还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我觉得我们要认识三中全会不仅仅是一个会议，更代表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意识、一种观念、一种态度。集中起来，这些观念、态度、意识、精神就是要变革、要开拓，要民主、要进取。 当前中国改革发展面临新的矛盾、新的问题，它的复杂性可能不亚于30多年前我们所面临的。当然，时空环境不一样了，具体问题不一样了，但是它的复杂性、艰巨性同样是需要我们共同面对来解决的。 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三中全会所形成的以及所孕育的这些精神、意识、态度、观念还是有它的现实指导意义的。我们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开辟社会主义新局面还是要发扬和光大这样的精神、意识、观念和作风，我觉得这个意义也是长远的。 主持人：非常感谢曹教授给我们带来对这段历史的讲述和回顾，以及精确的评价，也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我们今天这次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收看。 (中央党校教授 沈传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1978年到1984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从1984年到1988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大致从1989年到1992年，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面分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大家都对计划经济体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究竟如何改革经济体制呢？1980年初，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体制改革办公室，简称体改办。体改办在1980年9月形成了一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如何改的意见，题目叫《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在这个《初步意见》里面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当时提商品经济的比较活跃。当然，在1980年年底1981年初的时候，我国的经济运行状况出了一些问题，物价比较高，这也是在“文革”结束后，我们搞“洋跃进”带来的后果之一。但是，大家对这种问题的看法不太一致，有的矛头就指向了商品经济，这时候有四个青年向中央上书，提出要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稳定，就是说要把发展的速度慢下来，要求稳定，缓改革、重调整，改革可以慢一些，重在调整。这些意见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认可。陈云同志在1982年1月25日召集了部分领导人谈话，说，一年四季在于春，今天要讲的就是怎样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如果说工业要以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也要实行计划经济为主。陈云同志的谈话，第二天被《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济学家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学习陈云同志的讲话。在座谈会上，有的学者就提出，陈云同志的观点非常正确。对于一些提倡商品经济的人提出了一些批评。邓小平同志在这个时候也，指出改革刚开始，还要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全国一盘棋。在这种状况之下，坚持商品经济的薛暮桥等人压力比较大，在相关报纸或者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自己搞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有一些问题没有弄很清楚。主要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没搞清楚。而这个时候批评商品经济的观点也很多，比如在《光明日报》上，1982年6月26日有一篇文章就指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计划给抽象了。如果这样就会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这一下子就把对商品经济的批判上升到了姓“社”姓“资”的问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坚持商品经济观点的一些人，压力特别的大。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十二大也没有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依然坚持的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这么一种观点。 第三是中央的有力支持。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央对商品经济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中央非常重视十二届三中全会报告的起草工作，成立了文件起草小组。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比较有市场。但当时的中央领导希望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往前走一步，适应市场的需要，适应改革实践的需要，也顺应理论界的呼声。后来调整了起草班子。在报告初稿写完以后，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征求各界意见。为了慎重起见，还问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理论上能不能立得住，和宪法有没有冲突，与会的学者和理论界的专家都认为没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一位中央领导给其他常委写了一封信，主要讲了三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一个是在当前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方针应该是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第三个意思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给概括得非常突出，这封信得到了其他中央领导的认可。在这一系列的改革实践的呼唤、理论界的推动，中央的决策支持下，所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上的重要文件。在这个文件里面，就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二届三中全会虽然就开了短短的一天，但这一天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所以在第二天举行的中顾委的会议上，邓小品同志就讲，这个文件他没有写一个字，但是写得特别好。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说了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一些新话，是一本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科书。他对这个文件的评价非常高。陈云同志也表示，这个文件非常的重要，是一个好的文件。大家对这个文件评价都很高。但是，又出现了一些问题，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虽然提出来了，但究竟商品经济和有计划如何结合，以前没有做过，没有经验。这时候就想到，看一些国外的知名专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国外搞商品经济或者搞市场经济，搞了很多年了，他们有经验。在1985年9月，我国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个研讨会上，我国邀请了一些国际上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匈牙利的经济学教授科尔奈，包括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詹姆斯?托宾，还有好几个比较知名的国际学者。与此同时，在这个会上，国内的一些著名经济学者，薛暮桥、刘国光，包括高尚全、马洪，吴敬琏这些人都参加了。这个会议上有很多的观点发生了碰撞，其中科尔奈的观点受到了大家的重视，科尔奈说，纵观整个世界，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大致有两种，然后他在两种的基础上分了四类，一种是计划经济里面的两类，其一是直接的行政协调，就是完全的计划经济。其二是间接的行政协调，就是比较宽松的一种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这块，世界模式上也有两种，一个是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也就是说完全的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作用非常小。然后还有一种市场经济就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的。他建议中国实行有宏观调控的市场调节。这种观点也影响到了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当时我国经济学界围绕商品经济，有很多的观点，包括板块论、渗透论、层次论、时空论等等、。针对这些论断，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同志谈了一次话，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以前是学苏联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后不要再讲这个了。综合实践发展和小平同志讲话的精神，党的十三大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上又迈出了一步。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应该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很显然就突破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把计划和市场的作用放到一个全国的范围之内，不再是主、辅了，也不再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是国家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正当按照十三大的思路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政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是要分析的第三个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最终确立，大致的时间界限是从1989年到1992年。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启动了价格改革，当然价格闯关没有成功，国内物价高涨，人心不稳，引发了一系列抢购风潮，当时有的人说，三条腿的冰箱、不摇头的风扇都买到家里了，有些人家里现在的毛毯还有的是那个时候买的。当时社会上一些现象，私倒、官倒的现象，腐败的现象，引发了群众的不满，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国际上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国家也是风声鹤唳，80年代末或者90年代初的时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的政权瓦解了。苏联也在90年代初期发生了剧变，叫苏联解体。针对这些国际国内的乱局，国内当时大致形成了两种观点。有的人就说，这些现象的出现，尤其是国内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改革没有彻底引起的，解决这些国内的经济问题还需要靠深化改革；而有的人认为，国内的经济混乱，国际上的这些混乱，都是市场经济给带来的，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两种观点针锋相对。1990年9月，有关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一个经济形势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理论界的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就截然对立，有的就提出继续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有的就认为要回到计划经济上来，以稳定为主。80多岁的薛暮桥同志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当时由于心情比较激动，有些话没有讲出来。回去之后，写了一封长信给中央领导同志，信的意思是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由于没有深化改革引起的。老百姓呼吁改革的时候，没有进行改革，东欧的变化就是因为没有顺应老百姓呼唤改革的需要。当时国内的思想交锋还是非常激烈，有人还坚持对市场要问一问，到底是属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在国内左倾的思想愈演愈烈的状况之下，很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8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当时都现了下滑的现象。经济滑坡，那几年非常的严重。1984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是15.2%，到了1988年还是11.3%，1989年就突然降到4.1%，1990年降得更低，是3.8%。国内的这种争论，包括对局势的判断，直接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对这些现象，中央领导人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这时候邓小平同志在关键时刻连续讲话，扭转了这个局势。在1989年5月份的时候，他在和其他领导人谈话的时候就说，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要动。表明了自己继续推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到了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又同江泽民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谈话，提出来不搞市场经济，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那是自甘落后，也提出来要继续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迈开步伐。1991年小平同志又到上海过春节。在春节期间，他和一些上海方面的领导人谈话，说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当时这种话是在小范围内谈，没有扩散出去。上海有关方面的领导，把这个意思透露给了上海的《解放日报》，《解放日报》社就用四篇文章把小平同志的这种讲话的意思透露了出去，以皇甫平的名义发表了，这四篇文章发表后，在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些大报大刊对这个观点不认可，提出严厉批评，有些部门的人还跑到上海要查一查这些文章背后的根子在哪里。即使了解到一些相关的情况，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这是当时国内的思想交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怎么向前走一步的时候，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能不能往前走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争论。 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大致经历了14年时间。1993年党中央又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文件。绘就了一个蓝图，搭起一个框子，主要是谈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照这个图纸和这个蓝图，干了十年，到2003年的时候，党中央又通过了一个文件《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确立的进程，大致经历了14年。 《党史知识大讲堂》第十讲：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成就与经验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陈述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决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昌明、教育的勃兴、文艺的繁荣、科学的春天。” 党和国家继续充满希望、充满活力地踏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一、 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的32年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这历史性的变化最主要的方面就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了科学的指导思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接受并同意邓小平关于“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的意见， 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 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此后，经中国共产党人的持续努力，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基本经验，果断实行全党工作中心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发展战略、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取得的理论成就，这些理论成就已经在实践中经受了检验并将继续指导新的伟大实践。 （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先后召开６次全国代表大会、47次中央全会，国家召开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32次代表会议以及全国政协会议。这些会议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集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形成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制定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确定了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及计划规划，作出了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条道路的核心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实际上就是举世瞩目的“中国道路”。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既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也为中国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本经验，指明了方向。 （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国家整体进入“小康社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推动党和国家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新的伟大成就。 1、全面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各方面的体制。新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的所有制结构进行改革，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形成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不断形成和发展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的体制机制，为中国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2.、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中国共产党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再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水平显著提高，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从1978年到2010年，中国大陆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提高到29728亿美元，世界排位上升到第二位，其中出口额上升到第一位。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达到28473亿美元。 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3、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从1978年到2010年，中国大陆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397983亿元， 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３倍多，中国大陆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二。2010年财政收入83080亿元。中国依靠自己力量稳定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大陆主要农产品产量已居世界第一，全世界大概500种工业产品中，220多种产品产量的“世界第一”属于中国。 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4、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新时期32年是中国大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从1978年到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910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5919元；按2010年农村贫困标准1274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688万人，比上年末减少909万人。 （还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57.5%下降到2009年的36.5%，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67.7%下降到41.0%。 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成倍增加。群众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水平明显提高。2010年末大陆居民已经基本普及家用电器，2010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9086万辆，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6539万辆，民用轿车保有量4029万辆，其中私人轿车3443万辆。固定电话年末用户29438万户。移动电话用户年末达到85900万户。年末全国固定及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15339万户。电话普及率达到86.5部/百人。互联网上网人数4.57亿人，其中宽带上网人数4.50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4.3%。 改革开放前长期困扰中国的短缺经济状况已经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5、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权利得到更好保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全面展开拨乱反正，有步骤进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走上正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领导体制得到改进，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走向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正在实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扩大，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发展壮大，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趋于和谐。 6、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建设卓有成效，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公民道德建设、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全面推进，文化事业生机盎然，文化产业空前繁荣，国家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人们精神世界日益丰富，全民族文明素质明显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显著增强。2010年国家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6980亿元。截至2010年底，祖国大陆有效专利221.6万件。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重大新药创制、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大型飞机、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等16个国家重大专项进展顺利。继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地实现任务目标后，“嫦娥二号”顺利完成了发射、奔月、近月制动、绕月工作。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研制的中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天河一号”，以峰值性能每秒4700万亿次、持续性能每秒2507万亿次的优异表现，双双刷新了当前世界超级计算机系统运算速度纪录。 7、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社会和谐稳定得到巩固和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城乡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实现，高等教育总规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4.2%），办学质量不断提高。2010年研究生教育招生53.8万人，在学研究生153.8万人。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661.8万人（1978年27万人），在校生2231.8万人（1978年54万人左右）。 全社会创业活力明显增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全国。2678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96.3%。等 社会管理不断改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8、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全面加强国防建设和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扎实贯彻，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速推进，中国特色精兵之路成功开辟，军队武器装备建设成效显著。军政军民团结不断巩固。人民军队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能力全面增强，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特别是抗击各种自然灾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9、成功实施“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迈出重大步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积极推进祖国统一的事业。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得到全面贯彻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保持繁荣稳定。祖国大陆同台湾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不断加强，两岸政党交流成功开启，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迈出历史性步伐，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斗争取得重要成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呈现新的前景。 （四）形成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国际地位和影响显著提升 改革开放32年来，中国政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发展。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同发达国家关系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不断深化，同发展中国家传统友谊更加巩固。中国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显著上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中国外交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同各国密切合作，以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处理各种国际争端。中国大力开展经济、人文、公共、体育等各领域外交并取得丰硕成果。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全面推进。中国的建交国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16个增加到171个，形成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局面。 （五）党的建设取得成效，执政能力得到加强 改革开放３2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恢复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基础上，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成效显著，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内民主不断扩大，党内生活准则和制度不断健全，党内法规更加完善；党的各级组织不断加强，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朝气蓬勃；党的作风建设全面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深入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深入进行，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明显提高。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增强。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一切亲身经历了这32年伟大变革并贡献了自己力量的中华儿女，一切关心祖国命运的华夏子孙，都有理由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感到自豪。 二、 基本经验与历史启示 在３2年改革开放的创造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辛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能及时、科学、全面地总结经验教训，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重要的法宝。中共十六大报告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条基本经验，中共十七大报告阐明的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这是我们认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经验的主要方面。本课谨就三个方面讲些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一）必须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关键是党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同时，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善于从政治和战略高度思考问题，把解放思想、理论创新作为自己的责任。毛泽东强调：“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邓小平也强调：“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江泽民说：“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我们就会落伍，我们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 可以说，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并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把解放思想、理论创新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历史责任，敢于突破前人创立新的理论指导实践。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成功探索了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化足以现代化建设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最基本经验之一。 （二）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坚持科学发展观，排除干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认清国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纲领和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进行再认识得出的最重要的判断，是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这个根本问题上对当代中国国情作出的科学判断。国情本身是发展变化的，作为执政党也要与时俱进、反复认识国情才能实行正确领导和科学执政。中共十三大在系统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共十五大在进一步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征的基础上，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中共十七大在阐述中国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发展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完整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这说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确定中国共产党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根本方针的依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启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坚持科学发展观，排除干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必须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必须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既紧紧围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推进党的建设，又通过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应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新变化，明确党的历史方位，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经验是极为宝贵的财富，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和自觉运用这些宝贵经验。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成就已经载入史册，新的更加艰巨繁重的任务正摆在面前。“我们的事业崇高而神圣，我们的前景光明而美好，我们的责任重大而光荣。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坚定不移地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第一个阶段，改革的最初思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时间大致从1978年到1984年，在改革开放30周年前后，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中国，国内外的专家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中国奇迹。当然，也有的专家把中国奇迹和东欧一些国家发展存在的状况进行了对比，说是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有国外专家说，中国走出“文革”非常轻松，好象是一场愉快的郊游。而东欧国家摆脱那样一种理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一场艰苦的长征。这句话说得有些片面。正确的是，东欧国家摆脱理性的计划经济体制，确实经历了一场艰苦的长征，但是中国走出“文革”，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也并非是一场郊游。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逐渐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客观的来说有很大的优越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这种体制也有它的弊端。第一个弊端是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就是规模越大越好。公有制的纯度越高越好。当年的老百姓多养几只鸡或者几只鸭都不行，片面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第二个弊端就是经济决策权集中于政府，企业没有自主权。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里面就提出，我国一些企业的经理、企业的领导人，买一台打字机或者修个厕所都需要层层上报，超过几百块钱就没有决策权，大部分决策权集中在行政机关手里。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也需要有行政部门来决定。第三个弊端就是资源配置无视市场的作用，以指令性计划为主。当年，在沈阳，一条马路隔着两个工厂，一个是沈阳电缆厂，一个是沈阳冶炼厂。电缆厂需要的铜不能从冶炼厂直接买，而必须到南方去拉铜，每年光成本就多出几百万。这样做是因为电缆厂归机械部管，冶炼厂管冶金部门管，两个部门隶属的企业之间没有经济交往，所以这种计划经济带来的问题比较严重。对这种弊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所察觉，毛泽东同志曾提出，消灭了资本主义，可以搞点资本主义，还说过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已经意识到市场的重要性。在中共八大上，陈云同志也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主要的意思是说，不要搞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给市场、给个人一点自由度。但是这些思想随着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偏差，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这种弊端的治理或者规避没有进行下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不便。人民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有的人工资十几年没有变化，形成了一种短缺经济。很多人都知道，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八十年代，大家手里都有一种票，干什么事都需要有票子，这种票子不是人民币，是各种布票、油票、棉票等等，出门办事都需要用票，简称“票证年代”。光有人民币还不行，必须有票才可以。去饭馆吃饭，光拿人民币买不行，还需要有粮票。所以在那种状态下，人们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在“文革”结束的时候，全国还有2亿多人吃不饱饭。所以，在“文革”结束之后，大家对这种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刻反思。1978年7月到9月，国家召开了一个国务院务虚会，在务虚会上，大家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提出了批评。孙冶方，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重提“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呼吁要重视市场的作用。国务院务虚会结束之后，胡乔木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遵循两个规律，一个是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划，一个是价值规律。这篇文章发表20天之后，孙冶方同志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说把价值规律放在第二条不合适，第一条是价值规律。这是理论界的争论。中央领导当时的观点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当中，谈经济方面问题时说到，要靠供求法则来解决问题，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显然他已认识到市场的作用；陈云同志在1979年写了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在这个提纲当中就说，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一种是计划经济部分，一种是市场调节部分。第一部分，计划部分是主要的，第二部分是必须的，也就是市场调节部分是必须的。李先念同志对陈云同志的观点也表示认可和支持。
按照这个思路发展下去，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很难说能取得重大突破。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1982年、1983年还受到批评，1984年就进入了中央文件。
下面就是第二个阶段，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阶段大致是从1984年到1988年。1984年10月20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了。在这个全会上通过了一个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决定》。这个文件里对于经济体制下一步如何改革提出了重要的思想观点，其中有两个受批评的观点进入了文件。一个是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计划。还有一个观点是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这些观点在80年代初期还受到批评，但是在到了1984年的时候能够进入中央文件，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改革实践的呼唤。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国开始全面推行改革开放，农村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这个制度后，农民的生活大大改善，富裕起来的农民就想搞点别的经营，比如广东有养鱼的，养的鱼多了，一个家庭或者几个人忙不过来的时候，就需要雇工，雇上十几个人。还有安徽芜湖炒瓜子的年广久，瓜子炒好了，需求特别多，需要多雇人。上世纪80年代初，雇工的现象多了，有的人认为雇工就是剥削，雇的人多了就是资本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市场需求带来的。有的经济学家在马克思的相关著作里面找到了一些相关的论据，说雇工不能超过8个人，超过8个人就出问题了。马克思也没有原话这样说，只是大致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当时就有“七上八下”的说法。雇七个人可以，但雇八个人就不行。对这个问题怎样来处理，怎样来对待，都需要在理论上给予解释。
另外，改革的实践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大批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返城，全国有1700多万知青要回到城市来就业，加上新生的几百万劳动力，当时我国就业形势也非常严峻。这些人不可能都由政府统一安排。所以国家就采取了广开门路、自谋职业的办法。在天安门广场边上的前门，大街边上，有些人召集几个知青卖起了大碗茶，当时很便宜，2分钱一碗，收入还不错，这几个知青干得特别好。现在大碗茶公司还存在，在前门大街上。就在这种情况下，自谋职业、自谋生路，多种经营就开始出现了，个体户就开始出现了。对于这些在市场的大潮中产生出来新兴的现象的解释，也需要中央政府给予回答，这是一个改革实践的呼唤。
此时的对外开放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我国1980年设立了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这些经济特区实行的和内地的一些城市的经济政策是不一样的。经济特区是实行完全的市场体制。这些特区经过几年的发展，非常的好，确实起到了窗口示范的作用。在经济特区那种体制下，经济活力相对而言比内地的城市要高。所以改革开放的实践呼吁在理论上应该有所突破。
第二是理论界的推动。理论界的很多人在呼吁要搞商品经济，要扩大市场，要正确处理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这时候中国社科院受中央领导的委托写了一篇大文章，叫《关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若干思考》，把商品经济的这些观点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分析。这篇大文章交到一些老同志的手里，这些老同志返回的意见都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关于商品经济这篇文章写得好。因此，理论界在推动中央往前走一步的决策时，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这种情况之下，1992年1月，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在到南方一些省份和地区考察过程中发表了重要的南方谈话，在南方谈话中有针对性的谈了很多问题。包括要警惕“左”的思想。还有有谈到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两者都是手段。这就是“两个不等于”。邓小平的这些观点，这些重要的讲话精神，被当时的人们给记录了下来。中央对小平同志的讲话非常重视，1992年初的时候，小平同志刚讲完话，中央就下发了2号文件，2号文件主要精神就是小平同志的讲话要点，尤其党内的中高级干部要学习领会。中央在三四月份连续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认为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上往前走一步，支持和拥护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到这一年4月份，江泽民同志还亲自致电国家体改委主任，布置研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下一步方案。陈锦华同志迅速组织了山东等地的一些省里的相关负责人座谈经济体制改革下一步怎么走，并且布置相关同志来研究世界上一些国家如何对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经过研讨认为，世界上没有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即使最自由的一些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也在宏观调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陈锦华同志把这些材料送到中央有关领导手里。经过这一系列前期的准备工作，江泽民同志在1992年6月9日来到中央党校，面对全国重要的领导干部发表讲话，他谈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现在社会上有三种观点，对于这些观点，还要继续研究，先不做定论。但是在召开中共十四大之前，总要有一个说法，他表示他个人倾向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他说这个说法和其他的领导同志已经商议过，他们都支持。在这次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就提出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江泽民同志讲完话之后，征求了邓小平同志等人的意见。邓小平同志表示认可，表示支持。他说，可以先发一个内部文件，如果反映好的话，十四大就有一个主题了。在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同志在做政治报告时，明确的提出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同志讲了很多话，但是他没有明确提出来社会主义到底要搞什么样的经济体制，破题的或者表明的是在中共十四大。
这样看，说中国走出“文革”非常的轻松，好象是一场愉快的郊游，显然不是，这中间也有争论，经历了14年的时间才确立下来。人们对这种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有一位教授对这段经历总结了一句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从一个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央经济或者中央计划经济转变为混合所有制的市场经济，整个过程好比一条泥泞的道路，坑洼不平，甚至出现过后退，但每一次改革都能够得以继续。这句话就比较客观的描绘了党和国家从计划经济如何一步一步的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
这1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在处理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改革开放实践的呼声和需要，改革开放这种实践对于党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实践支持。除此之外，理论界，包括中央的相关部门，在制定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推动经济体制往前走的过程中，也贡献了相当多的智慧。当然，光有理论界的，光有有关部门的和实践的，还不行，还需要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这种支持。这14年经济体制改革，有三种力量是互动的，并且互动得非常好，从实践的呼唤到理论界的推动，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持，才使得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最终在1992年确定。从今天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多成果，尤其是经济发展的成果和这一体制目标的确立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奇迹的出现，和市场经济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1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最终确定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很对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也能带来很多启发，有三点启示：一点启示是要尊重实践，实践出真知，经过实践检验的，实践呼唤需要的，才是一个国家长远所需要的。第二是要发挥相关智库的作用，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过程中，有很多单位包括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等一些单位和一些理论家、学者，包括中央一些其他部门都起到很大作用，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过程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三，中央的决策要稳中求进，为什么经历14年的时间，就是决策的过程，从问题的提出到问题的研究等等，需要有一个时间。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尤其是关系到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究竟怎么走的问题上，一定要稳中求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