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陵县政府网:《党史知识大讲堂》第九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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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对计划经济体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究竟如何改革经济体制呢?1980年初,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体制改革办公室,简称体改办。体改办在1980年9月形成了一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如何改的意见,题目叫《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在这个《初步意见》里面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当时提商品经济的比较活跃。当然,在1980年年底1981年初的时候,我国的经济运行状况出了一些问题,物价比较高,这也是在“文革”结束后,我们搞“洋跃进”带来的后果之一。但是,大家对这种问题的看法不太一致,有的矛头就指向了商品经济,这时候有四个青年向中央上书,提出要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稳定,就是说要把发展的速度慢下来,要求稳定,缓改革、重调整,改革可以慢一些,重在调整。这些意见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认可。陈云同志在1982年1月25日召集了部分领导人谈话,说,一年四季在于春,今天要讲的就是怎样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如果说工业要以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也要实行计划经济为主。陈云同志的谈话,第二天被《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济学家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学习陈云同志的讲话。在座谈会上,有的学者就提出,陈云同志的观点非常正确。对于一些提倡商品经济的人提出了一些批评。邓小平同志在这个时候也,指出改革刚开始,还要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全国一盘棋。在这种状况之下,坚持商品经济的薛暮桥等人压力比较大,在相关报纸或者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自己搞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有一些问题没有弄很清楚。主要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没搞清楚。而这个时候批评商品经济的观点也很多,比如在《光明日报》上,1982年6月26日有一篇文章就指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计划给抽象了。如果这样就会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这一下子就把对商品经济的批判上升到了姓“社”姓“资”的问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坚持商品经济观点的一些人,压力特别的大。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十二大也没有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依然坚持的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这么一种观点。

  按照这个思路发展下去,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很难说能取得重大突破。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1982年、1983年还受到批评,1984年就进入了中央文件。
  下面就是第二个阶段,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阶段大致是从1984年到1988年。1984年10月20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了。在这个全会上通过了一个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决定》。这个文件里对于经济体制下一步如何改革提出了重要的思想观点,其中有两个受批评的观点进入了文件。一个是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计划。还有一个观点是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这些观点在80年代初期还受到批评,但是在到了1984年的时候能够进入中央文件,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改革实践的呼唤。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国开始全面推行改革开放,农村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这个制度后,农民的生活大大改善,富裕起来的农民就想搞点别的经营,比如广东有养鱼的,养的鱼多了,一个家庭或者几个人忙不过来的时候,就需要雇工,雇上十几个人。还有安徽芜湖炒瓜子的年广久,瓜子炒好了,需求特别多,需要多雇人。上世纪80年代初,雇工的现象多了,有的人认为雇工就是剥削,雇的人多了就是资本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市场需求带来的。有的经济学家在马克思的相关著作里面找到了一些相关的论据,说雇工不能超过8个人,超过8个人就出问题了。马克思也没有原话这样说,只是大致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当时就有“七上八下”的说法。雇七个人可以,但雇八个人就不行。对这个问题怎样来处理,怎样来对待,都需要在理论上给予解释。

  另外,改革的实践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大批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返城,全国有1700多万知青要回到城市来就业,加上新生的几百万劳动力,当时我国就业形势也非常严峻。这些人不可能都由政府统一安排。所以国家就采取了广开门路、自谋职业的办法。在天安门广场边上的前门,大街边上,有些人召集几个知青卖起了大碗茶,当时很便宜,2分钱一碗,收入还不错,这几个知青干得特别好。现在大碗茶公司还存在,在前门大街上。就在这种情况下,自谋职业、自谋生路,多种经营就开始出现了,个体户就开始出现了。对于这些在市场的大潮中产生出来新兴的现象的解释,也需要中央政府给予回答,这是一个改革实践的呼唤。

  此时的对外开放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我国1980年设立了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这些经济特区实行的和内地的一些城市的经济政策是不一样的。经济特区是实行完全的市场体制。这些特区经过几年的发展,非常的好,确实起到了窗口示范的作用。在经济特区那种体制下,经济活力相对而言比内地的城市要高。所以改革开放的实践呼吁在理论上应该有所突破。

  第二是理论界的推动。理论界的很多人在呼吁要搞商品经济,要扩大市场,要正确处理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这时候中国社科院受中央领导的委托写了一篇大文章,叫《关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若干思考》,把商品经济的这些观点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分析。这篇大文章交到一些老同志的手里,这些老同志返回的意见都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关于商品经济这篇文章写得好。因此,理论界在推动中央往前走一步的决策时,也起到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