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侯府嫡女 鱼饵:五四”精神与当代中国青年的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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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俗化seculartzation是与超越性相对的概念，表示人们关注现实生活的取向。①世俗化在西方社会学中，是指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从××*统治中逐渐摆脱出来的过程。因此，世俗化的概念有两个基本意义，其一是随着科学的发展，理性原则取代神学教条；其二是指一种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注重现世的善的生活，而不是来世的生活方式，世俗化表明，信仰力量的消解和××*禁忌的瓦解，在社会学意义上看，世俗化完全是一个值得肯定的积极趋向，甚至被当成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尺度。②所以，世俗化就是肯定现世生活，肯定官能享受，肯定大众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表现出以具体功利与追求、以感官享受为满足、以眼前利益为目标的价值取向。它同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是非常贴近而融洽的，可以说，它是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建设的社会心理土壤。从这个层面上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正是中国青年世俗化的过程。
　　八十年前，一场由百年人发起和主导的划时代的伟大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矛头指向积存几千年，势力巨大、影响深远的封建顽症。一代热血青年高扬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科学（赛先生science）的大旗，披坚执锐，前仆后继，组成了冲击旧世界的第一方阵，为了国家的兴旺和民族的富强，八十年来，一代一代的中国青年，承传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背负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发展经济的巨大责任，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铸就了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的辉煌业绩，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今天，我们纪念“五四”，就是要站在八十年后新旧世纪交汇、东西文化激荡，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而世界又已大踏步前进了的历史转折点上来审视中国，审视新一代的中国青年，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青年经过奋斗、迷惘与挫折，失却了许多理想主义的精神追求，变得更为世俗，功利和实际。
　　一、由理想到现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青年的世俗化趋势
　　本世纪初，一批觉悟了的中国青年冲破封建樊篱，发动了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帝制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的。以五四运动发端，整个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就是新旧势力、新旧思想、新旧文化斗争消长的历史，而青年一代始终是这一斗争的中坚力量。
　　考察中国的历史，我们发现，“青年”这一概念的诞生，在中国也不过不足一百年的历史。“青年”的出现是伴随着民族危机和政体变革而来的。因此，救亡和变革是中国青年运动的两个主旋律。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不时碰到的两大问题，有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在农业社会，年龄和经验是无价的财富。老年人凭着多年的经验来观测天象和节气，决定农业生产，指点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老年人通常是掌握经济和社会权力的人。③我们至今仍为五四运动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价值理想而激动不已。五四运动以西方近代启蒙思想为背景，在彻底瓦解传统价值秩序与意义世界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新的价值信念系统，“科学”与“民主”作为价值理性和最基本的价值原点，取代传统儒学的价值系统，为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人提供高远的价值关怀，而不是如一些人所攻击的那样；五四运动导致了传统文化的断层，因而是近代中国价值迷误的罪魁祸首。④五四运动使历史走进一个新天地，青年终于获得了个性的解放与理性的回归，时代赋予了青年一代选择历史的权力。
　　十多年前，理论界曾经很热闹地研究了一番代沟（generationgap）。其实，不管从哪个层面上看，一代人与另一代人的存在价值与历史使命都是不一样的。观照中国出现“青年”这一群体的百年历史和八十年中国青年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使命和表现，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青年的革命性作用和中国历史的巨大进步。
　　我们可以把“辛亥青年”看做是中国第一代青年，⑤他们成长于“西学东渐”的历史时期，最早觉悟了的一代中国青年敞开胸怀，勇敢进行文化选择，并且艰难地实现了国家政体的转换，推翻了一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取得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步胜利。以孙中山为杰出代表的“辛亥青年”不仅被历史规定着、塑造着，而且也勇敢地选择了历史，谱写了近代中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辛亥青年”对历史的贡献也正说明，中国青年是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产物，我们知道，中国有几千年皇权统治的传统，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由于没有经过文化的革命和启蒙，所以，军阀混战，战争频仍，还有许多人物想当皇帝，也闹出了一个袁世凯式的目剧来满足需要皇权，极权的中国，“五四”前的中国，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封建专制、这种专制用严酷的手段将被统治的人民变成了一种最低下、最无力的“机器部件”，用阶级压迫的方式掩盖了生命最基本的发展和进化方式。更重要的是，它用最利于长期维护专制统治制度的统治思想儒——道渗透体与法家强制术相结合，死死地将人的思想禁锢起来，使社会处于仅能维持自身肌体的耗用而无法继续生长的境地。经济的长期停滞导致思想的沉寂，处于生活最底层的农民在走投无路之时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然而他们即使胜利了，只能按照儒家的圣贤模式重新建立类似的封建王朝，时隔不久专制又以原有的面目重新将新生的活力扼杀，一代青年精英们发现，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不只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就能结束中国落后挨打的悲惨局面；从更深的层面看，中国更需要的是科学与民主，是人性的张扬和个性的解放，是一场更深刻的文化革命。
　　辛亥革命既是成功的，又是失败的。它的历史教训进一步教育了一代青年，唤醒了一代青年，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之为代表的一代精英从文化领域反思民族传统，在文代开放的前提下进行文化选择，一代青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打倒“孔家店”实现了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重大变迁，由此催生了具有革命意义的一代青年——“五四青年”。“五四青年”是中国的第二代青年。“五四青年”的历史表现是：文化心态的更新与重建，个性解放，科学与民主，这些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精神品格实际上是一个民族走上现代化道路所必须具有的。“五四青年”对历史的贡献表现在他们敢于同专制统治下形成的民族心态展开斗争，为民族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精神元素。“五四青年”给后世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启蒙思想和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这也正是历史发展了八十年而“五四”时期的历史课题和历史精神屡次又被提及的历史原因。所以，“五四”之后，尽管青年屡次被不同的政治势力利用，介入了军阀与玫客的纷争，但还是有大批的青年精英，在传播理想、信念与弘扬启蒙思想方面矢志不移、不屈不挠，人有杀身成仁之气概。本世纪中国诞生了那么多学富五车、学贯中西的大师级思想家和文化人，这是一个奇迹，恐怕也是时势造就的一代英雄。遗憾的是，这场运动虽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但由于中国封建势力强大的阻力和惯性，五四运动的启蒙是不彻底和不成功的。在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一代青年由于其历史的原因，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理想与原则同文化传统中忽视和压制个性的儒家文化是可以很好地融合的。后来，青年被不同的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利用，历史在很长一段时日内反复，青年和整个社会在政治理想主义的整合下，追求理想生活和全新的生活方式，应当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正是在此基础上成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世俗化，当然也为后来新的造神运动埋下了非常不幸的种子。
　　五四运动的严重缺失，就在于它还停留在“民主”与“科学”的字画意义上，也就是说，它只是停留于对“民主”与“科学”做思想观念上的启蒙，而没有在中国人现实生活世界及生存方式的提升上予以充分的重视，更没有在此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这种借思想文化的途径来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能也没有超越观念层面深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中，结果仅仅是影响了一批精英知识分子，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依然如故。那种植根于农业社会、积存于民众生活中的落后甚至腐朽的价值观念依然一以贯之在不断滋生与延续，“民主”与“科学”的价值理想离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依旧那么遥远。“五四”之后，一代一代青年在民族危亡和政治斗争中被军阀和政客们利用、军阀混战，动乱连年，中国在一次一次的战争与混乱中丧失了机遇。毛泽东是五四运动造就出的一代青年的代表，历史造就了毛泽东，毛泽东也拯救了中国。毛泽东是人杰，是政治家，更是哲学家和诗人。毛泽东把陶渊明的世外桃园梦想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揉捏在一起并将其付诸实践，这和儒学核心的大同世界是不谋而合的。应当说是毛泽东的智慧和魅力整合了中国青年的政治热情，形成革旧鼎新的巨大力量，才建立起独立的主权国家，中国也才能有扬威世界、不受欺凌的可能。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总是在理想主义的轨迹上运行，这种慷慨激昂的、有时甚至过于偏激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主义，曾经使多少代人前仆后继，继往开来，这样的价值导向很自然地 伴生出一种以革命的浪漫主义和激进的理想主义为主导的英雄主义价值取向。我们的生活中不断产生英雄，也不断制造新的英雄。由此产生这样一种思维与行为模式，英雄在类似境地的作为与不作为成为人们价值评判的要义，也成为民众行为的准绳，实际上这些一时一事的英雄们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并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多重人格和价值评判准则。对理想主义与意识形态色彩的加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消极作用。这些都是后话。
　　第三代青年是抗日青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但××*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对民族文化的批判不得不让位于民族救亡工作。这时，为了保存民族这一文化载体，文化启蒙运动也就不得不宣告中断。抗日青年在历史面前的选择是匆忙而不能他顾的，更进一步说是时代选择了青年，而不是青年选择了时代。时代需要青年更多的是奉献热血和躯体，青年对民族落后状况的自省与批判所需要的智慧之光被战火硝烟吞没了，残酷的战争既剥夺了青年从容进行文化批判与选择的时机，也扼杀了选择文化所需要的个性解放。青年的历史命运在血雨腥风中是那么的壮烈和惊险。抗日青年终于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新的长城，保卫了家乡，保卫了黄河，同整个民族一起在民族危亡中保存下来了。抗战结束后，本来可以继续“五四”业已进行的文化启蒙，但是国共之间爆发了内战。
　　所以，第四代青年又是在战火中无可奈何地屈从于历史。两代青年所经历的两次战争，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插曲。不管它们的出现是否必然或偶然，但它们让历史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惨痛的。两代青年也由此失去了从容选择历史的机会，并且形成了某种偏离现代化要求，偏离“五四”精神的心理惯性——屈从现实，听任命运的摆布。
　　这种惯性在第五代青年——即五十年代青年身上继续得到充分的反映，这代青年中少数精英选择历史的要求被当成“右倾”而遭到当政者的严酷否定，因此，这一代青年最终失去了文化选择的勇气和能力，只好在歌功颂德和自我忏悔中打发青春，是历史选择了青年，让他们接受现成的模式，而不是由青年去选择历史，去完成“五四”尚未终结的现代启蒙运动。这一代青年的个性要求同样遭受到历史的否定，政治理想主义是空洞的，但是正如亨廷顿所阐述的后发国家可以在新权威主义的整合下追赶先进和发达的国家。这应当是中国的另一次重大历史机遇。可惜，在失去了制约的强权的统治下，青年失去了青年的本质—独立思考，批判地选择，青年也由此偏离了现代化的轨道，在失去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前提下走入现代迷信殉葬品的行列。中国的世俗化也因为新的造神运动不得不被扭曲，不仅延误了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的现代化进程，而且给个人的自由发展套上了新的枷锁。青年一代原本可以在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安宁的环境中发展自我，张扬个性、追求理想和幸福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并不是那么容易达成的。
　　应该说，“文革”这一代青年是承继了五十年代青年的某种品格与传统，这是第六代青年，一代红卫兵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中出现的迷狂与缺失，将成为人类历史永远令人费解的谜团。令人惊奇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青年的脚步是那样的震憾世界，以至于美国《时代》周刊在1966年不得不把一年一度的“时代风云人物”的桂冠送给“二十五岁以下的一代”。其实中国的红卫兵在分享这份殊荣时，是为自己曾经扮演的角色而感到羞愧的对这一代青年的行为和心理特征及对其社会造成的巨大影响的研究与剖析，尚有待时日。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跋涉，中国青年的世俗化又开始起步。中国青年终于发现，个人的命运并不需要交给组织或者依附某个代表了组织的个人，人们完全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享受美好的生活。民主不能当饭吃，但是没有民主与科学，人们只能在愚民政策的高压下彻底失去应有的一切。可以说，青年过去只是被动地由历史规定，而失去选择历史的权利与能力，这是前几代青年的悲剧所在，改革开放之初，青年及整个社会对政治的关爱远远超过了对经济发展，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的关怀。但是，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巨大推动和影响之下，中国终于从狂热回归到理性，从政治时代回归到经济时代。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领导人顺应时代的潮流和进步，否则不知还会有多少青年继续在黑暗中摸索，甚至要付出血和生命的代价。邓小平使中国开始摆脱贫困与落后，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地位与尊重。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代领导人推行了符合世界进步潮流和中国民族利益的改革开放政策，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综观邓小平的论述，他自始至终强调的是经济发展、民富国强，始终强调“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理论的终极关怀是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处于领先地位。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发展。按照他的观念，离开了发展，什么也谈不上，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换句话说，要万众一心，集中精力，加速发展，尽快实现现代化，这一不可逆转的改革进程，导致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定程度的自律和分化，并由此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形而上”的充满××*的理想主义和未来主义，被“形而下”的实用理性原则和现世主义所取代：曾经强烈地吸引人们的乌托邦，因为承诺过多、期待过高得不到兑现而被无情的抛弃，人们转向现实的小康目标。⑥
　　我们看到，在改革开放初期，弥漫于整个中国的是一幅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生动景象，有关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话题，是每个青年热衷谈论的对象。一种躁动的难以平息的心情，是那一时代青年普遍的情感经历，在现代化刚刚启动时，对它的憧憬和想象给每个青年以巨大的诱惑和幸福感，深受理想主义培育的一代人，惯于用想象的方式设定未来，并对自我充满期待。以六十年代出生，陆续走向社会的，包括当时正处在大学校园的一代人，是第七代青年。张永杰、程远忠将其称之为“第四代人”。⑦这一代人所处的时代真可谓中国真正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这一代青年在选择历史的同时，也开始改变历史。八十年代中期，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治国理念的框架中，国家权力推动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从而使个人活动的社会空间逐渐扩大。青年一代在痛苦的思索和追求中发现，个人价值只有在社会空间范围内才能实现。他们无论谈论什么话题，其思维方式和目标设定都没有离开集体主义的框架。在社会转型期刚刚开始时，原有的意识形态仍是这一代人最基本的支配力量。因此，那是一个崇尚言辞，热爱话语的时代，那一代人特别喜欢谈论。从本质上说，社会并没有为他们提供更为广阔的实现个人目标的空间。他们也谈论自我，为能够自由地表达自我而兴奋不已，但是他们的那个自我从来就不是个体的，他们对价值、意义、自我实现的表达，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对社会、国家的表达。他们在关注自我的同时，也以浓烈的忧患意识积极观照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应该说，第七代青年是幸运和幸福的，他们已经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选择历史，解放个性，发展自我。只是这一切还处于一种自发状态。
　　如果我们对“代”的概念加以细分，现代青年的主群体应该是第八代青年了——也就是出生并生活在这二十来年的一代青年。九十年代陆续走上社会的一代人，应当是本世纪中国最幸福与最幸运的一代青年。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转型，社会转型必然带来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而经济活动本身与社会倡导的价值观念无可避免地要有许多冲突。这种冲突与整合的过程，也正是中国世俗化与中国青年世俗化的过程。就大学生而言，在计划经济时代，从学校毕业即由国家分配到一定的单位，“单位”不仅保证了每个人基本的生存条件，并且可以从不同的“单位”获得身份的满足感。每个人都得有个“单位”，这种“自我”的实现，与作为集体的“单位”是不能分开的。九十年代，这一优越的、没有后顾之忧的国家统分政策已为供需双方互相选择所替代，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的就业机会、位置和收入也形成越来越大的“剪刀差”。而自愿到“老少边穷”地区建功立业的对国家民族的关怀，仅仅作为个别的现象，而不再是青年的普遍选择。社会流行价值与主导价值的冲突，使实利战胜了理想。这是当代青年不重空谈而祟尚行动的一大进步，也是当代青年实现个体自救的唯一出路。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认识，他们的选择都有其现实合理性，因为是个人的选择，他们很少抱怨，很少发牢骚，只是凭本事挣钱养活自己，凭个人兴趣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在大变革时代显示了自己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社会结构同样发生了转型，青年农民的道德人格了相应地发生了转型。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农民打工族的涌现，他们走出封闭的世界，对农村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道德人格也逐渐地带有一定的现代化取向。农民工阶层既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物，又是率先实现人格转型的先导型边际人群。与众多尚未流动和没有城市体验、尚处于相对封闭社区的乡村居民来说，农民工是现代化中的领潮族。现代青年农民自从进入工厂或是投身到城市组织中后，便成为有组织有纪律的新职业阶层。他们的社区集体和企业集体观念得以迅速强化，他们开始意识到，要想个人致富、家庭兴旺，必须加快社区和企业集体的发展，这就要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增强组织纪律性，对于带有自由涣散等小农习气的青年农民来说，这无疑是一场思想道德观念的大飞跃，是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标志。⑧
　　二、以经济为中心：世俗化、功利化、平民化在进步与倒退的反复中演变为青年一代自觉的行为选择
　　过去，我们一直回避这样一个话题，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或者生活质量提高的内在动力是什么？是高尚完美的道德准则，抑或是卑下顽劣的个人欲望？尽管人们的内心倾向性十分明显，令人遗憾的事实却是后者。人类维持自身生存的要求和提高生存质量的欲望。即人类的生存欲求推动着人类社会逐步摆脱了愚昧野蛮的原始状态，并一步步进化到我们今天的阶段。黑格尔认为：尽管从道德上说，私欲并不值得赞美，甚至还可以看作是人类所具有的劣根性之一。但是事实是，它存在着，并且还是人类行为的强大的动力之一。世纪秘书网版权所有，互联网秘书第一品牌 
　　恩格斯说过，青年的性格就是时代的性格。在社会变革的时代，青年首先反映了社会变革的要求，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的关爱，而且包括思想方面和生存方式方面，所以青年的本质不能仅从政治理念一个方面来看待。青年总是以异常鲜明的方式表现出人们所不熟悉、传统所没有的东西，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物质经济的分化自然导致青年价值观的分化。其外化的表现就是世俗化。市场经济是独立自主的经济，它鼓励公正、合理、平等的竞争，承认物质利益的局部性和个体性，同时也关心和尊重个人的才能、劳动和价值、这恰恰为青年的个人利益得到尊重和满足创造了条件，激励他们把自己的才能和潜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青年价值观的这种位移首先表现在价值本位的变化上，由群体的社会本位到个体的自我本位的转移。政治理想主义的消弥，英雄主义的式微，中国开始从乌托邦的海市蜃楼回到现实世界，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
　　改革开放二十年，是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二十年。这二十年，为中国青年理性化与世俗化提供了从容的机会。其间又经历了几个明显的发展阶段。这里，我们主要引用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实证资料加以说明。
　　第一阶段，人生价值的反思（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1966年－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留给人们的不仅是濒临崩溃的经济和荒芜萧条的文化，更有深重的心理创伤。虚幻的国家共同体，在一个声音、一种思想的大同中达到了极端的异化，个人价值也在“镙丝钉精神”的无我教化中得以消失。“文革”结束以后，虽然经历了拨乱反正，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压抑人性的思想基础和组织体制并没有改变，还形成了新的“两个凡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序幕，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形成了思想解放的潮流，进而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艰苦历程，1977年，当几十万青年精英，以高考竞技场上胜利者的姿态，满怀××*地步入大学校门时，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在“舍我其谁”、“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英雄主义的忧患意识主导下，全身心投入到知识的海洋中，同时在思想解放的推动下，也对“文革”进行不断的反思。包括对红卫兵运动的反思、对爱情的反思、对家庭婚姻的反思、对知识价值的反思、对心灵伤痕的反思，最后以对人生价值的反思形成高潮。1980年5月，《中国青年》刊登了“潘晓的来信”，引发了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实质上是对文革期间和文革前人生价值观念的反思。这一过程是迷惘和痛心疾首的。青年们发现，自己所坚信和追求的理想与现实竟有着惊人的差距。人生的历程是如此的艰辛，人生的目的又是那样的飘忽不定。潘晓信中提出了“什么是人生的目的？”“人的本质是不是自私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人生信条对不对？”等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各界青年很快参与讨论，在很短的时间里编辑部收到了57000多份稿件和来信、100多篇专题讨论文章。青年一代要民主，反腐败，要求个人的发展和利益，进而引发青年一代“自我奋斗、自我完善、自我实现”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追求思想的精神与××*十分高涨，还带有许多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的功利追求，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代表，当代青年在以旁观者的角色对现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作观照的同时，也从实践者的角色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其人生价值观的结构也逐渐趋于完善。80年代初期，青年思想主轴偏重于“以社会为中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一端，当时，席卷全国的青年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催发了“五讲四美三热爱”之花争奇斗妍。张华、华山抢险英雄集体，争做“四有”新人蔚然成风。“投身改革，立志成才”成为青年的自觉行动。但是，到了80年代末，青年思想主轴在来势汹涌的西方社会思潮流变中，轴心逐渐偏向于“以我为中心”、“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这一极。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走向，无疑是青年思想主轴的风向仪。根据上海大学国际商学院调查表明⑽：大学生人生理想有下述变化，“为祖国富强及为人民造福而学习”，1982年为72.1%，1989年为10%；“为个人成才成家，为了出国”，1982年为20.6%，1989年为69%；同意“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观点，1982年为5.7%，1989年为58.2%。根据上海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中国纺织大学、上海海运学院、上海体育学院、上海城建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第一医科大学和上海水产大学等8种类型13所高校对1862名大学生调查11认为：①“人生是由无数机遇组成”：“有道理”的为68.2%，“说不清”的为22.4%，“不可取”的为4.7%；②“天生我才必有用”：“有道理”的为63.2%“说不清”的为26.1%，“不可取”的为5.4%；③“人的价值＝奉献＋索取”：“有道理”的为59.1%，“说不清”的为23.6%，“不可取”的为8.7%；④“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有道理”的为45.8%，“说不清”的为32.4%，“不可取”的为13.4%；⑤“命中没有，不可强求”：“有道理”的为45.2%，“说不清”的为32.5%，“不可取”的为20.4%；⑥“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有道理”的为44%，“说不清”的为27.7%，“不可取”的为18.4%；⑦“人生充满了痛苦、烦恼和无聊”：“有道理”的为42.5%，“说不清”的为29.7%，“不可取”的为19%；⑧“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有道理”的为37.5%，“说不清”的为25.7%，“不可取”的为29.6%；⑨“自己的前途、未来全在于自我设计”：“有道理”的为35.8%，“说不清”的为40.5%，“不可取”的为17.2%；⑩“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有道理”的为24.8%，“说不清”的为37.3%，“不可取”的为24.7%，从中不难看出，青年思想主轴偏离了主体文化的理性轨迹，“自我”、“自我价值”、“自我实现”在他们心目中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有的青年甚至还认为：人生的价值与目标就在于“个人需要的满足”或“证明自己是有作为的人”。致使他们在道德判断、价值判断和理想选择上与现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落差，表现为主观与客观、权利与义务、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冲突。
　　第二阶段，个人意识觉醒，参与意识强烈（八十年代初——八十年代中期）
　　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全面展开，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景象。当时，由于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才，社会以“天之骄子”的称呼赋予了一代大学生一个美丽的光环。这无形中隐含着对未来的承诺：良好的经济待遇，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等等，青年也较少考虑新的环境下实现自己理想的现实根基，“文化热”、“人才学热”与大学里的校园民主思潮相促进，一代青年在混沌又开的社会再度充当了前卫。从西单民主墙到大学生竞选，从“振兴中华，从我做起”到“小平您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几乎所有的热点问题总是与青年交织在一起的。与此同时，大学生价值取向的世俗化、功利化的步子开始加大。改革开放前，我们的社会价值观一直讳谈物质，一切行为和动机都被标以精神记号。思想境界成为最主要的价值衡量标准，伴随着经济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物质的份量开始上升，精神的地位开始下降。大学生群体价值中功利色彩开始明显强化。北京大学当时的调查显示，71.2%的学生坚持“按劳取酬”这一观念，13.2%坚持“任何劳动都应有报酬”，46.2%的人认为“大学生应理直气壮地争取个人功利”。12
　　大学生的群体价值观的世俗化和功利化是明显的，至少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八十年代初，从追求政治进步转向追求文凭，从“只求贡献，不思索取”或“少索取”的高思想境界向“按劳取酬”、“多贡献，多索取”的合理化行为过渡：二是从1983年开始，大学生们在实施某一行为时，开始理性地考虑行为对自己发展的意义，并且不讳言自我设计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有效途径，大学生们开始以全面的个性发展目标来代替单一的发展目标，学习成绩或政治表现不再是主要的衡量指标，他们开始加入气质、个性等评价体系；三是在教育危机的情况下，大学生们为社会不合理的分配局面所左右，想尽办法经商或寻找毕业出路，因而放下书本，走出课堂，尽量适应社会的实际需要，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一个非常可悲的现实是，在中国走向民主与科学的进程中。不知是中国几千年传统的沿革，还是阶级斗争的习惯，中国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与学术问题、道德伦理问题总是纠缠在一起的。青年一代在追求自我的过程中，其人生价值观并没有实现个人主义与社会秩序的契合。
　　第三阶段，中西文化与价值观冲突（八十年代中期——八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中后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积压已久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开始显现出来社会弥漫着一种浮躁的心态，中西文化交流也更为广泛和深入，一些西方现代社会思潮对中国青年产生影响，“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以及当代西方民主政治观念等等，为广大青年所欣赏和接受，由于拨乱反正与解放思想形成的对极左思潮大肆挞伐，使一些青年对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加以否定，并进而形成了多元的价值取向。适逢社会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深化改革遇到了阻力，社会转型矛盾重重，青年的参与意识变成了忧患意识，敏感而又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年再一次爆发出不满与愤怒，学潮一次又一次冲击社会，多元的价值产生了社会的不稳定，终于导致了对社会发生极大震荡的“八九风波”，青年知识分子面对纷繁复杂、日益丰富多采的现实世界重又陷入新的迷惘。由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调整和变革，青年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价值主体日益由社会本位向个人本位转化。1986年的高校学生思想意识抽查显示，认为“人生价值在于对社会做贡献，同时又取得社会报酬”的人数一直占了相当的比例，从1986年的47.7%上升到1988年的70.1%，追求“无条件为社会做贡献”的比例由1986年的47.1%下降到1988年的25.7%.80年代初大学生择业，大多选择大专院校、全民企事业单位，到80年代末，大学生择业观由“社会价值型”转变为“经济价值型”，把经济利益、物质待遇放到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室1988年调查，希望毕业后到“三资企业”工作的大学生比例（31%）远高于以往对大学生吸引力最大的党政机关的比例（13%）。13
　　第四阶段，人生价值潜移默化的大转移（九十年代初）
　　1989年以后的大学生，其人生价值观更是无所傍依，一度时期是行为严重失范，1989年风波以及随之而来的“左”的势力的反扑与回潮，导致青年的“进取人生”转变为逃避现实的“灰色人生”，调侃文学。文化快餐，托福热，搓麻热，恋爱、沉湎于舞场，成为他们寻求人生价值寄托的手段，中国青年几近完全失去了对国家大事的关注，更加理性化地回到了对个人理想的追求与个人价值的实现之上。民主也好，政治也罢，一切政治的东西充其量是茶余饭后的谈资，青年的参与意识逐步转变为远离政治现实，追逐实利的取向。政治在一段日子里是中华青年讳真如深的话题。青年虽然强力要求改革官僚体制，重塑中国形象，但以中国封建传统之顽固，惰性、阻力之强大，要与之较量，其碰撞、磨擦、甚至牺牲是难以避免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左”倾思潮受到抵制，改革深入发展，社会转型速度加快、青年对现实的关注和参与意识逐步回升，但是，青年关注社会的热点已不再是以前的政治层面，而主要停留在市场经济的层面。下海经商、创办公司、从事第二职业等成为青年追求的目标。北京大学所作的一项跟踪调查，则集中反映了这所中国最著名的大学的毕业生择业取向的变化轨迹；
　　1991年大学生择业取向排序是：①科研、文化、卫生部门：②三资企业：③党政机关。
　　1992年的排序是：①大专院校、科研单位：②三资企业：③党政机关。
　　1993年的排序是：①三资企业：②直接出国：③大专院校、科研系统。
　　1994年的排序是：①沿海特区：②三资企业；③国外。
　　北京大学学生择业最为看取的是：
　　1992年排序是：①能否发挥专长；②经济收入；③社会地位。
　　1993年排序是：①经济收入；②能否发挥专长；③社会地位。
　　1994年排序是：①经济收入；②能否发挥专长：③社会地位。
　　第五阶段，多元化价值观念的形成（九十年代中期以来）
　　九十年代开始，社会转轨已基本定型，谈论和言辞的时代已经终结，代之而起的是行动时代的到来，市场经济作为开放的经济，西方文化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经济转型中的失误和漏洞，社会、家庭和生存环境的制约，社会不良行为和腐败现象等等，都使青年的自我意识与社会现实发生了强烈的冲突，使他们感到不满、痛苦、困惑和迷惘，无论是校园还是社会，人们对讨论已不再热衷。从入学那天起，专业素质比较优秀的青年就信誓旦旦地准备考托福，他们的个人奋斗目标是明确的。九十年代以来，社会调查表明，对“人生最大幸福”的问答，前三位的是“事业有成”，“有个温暖的家”和“有知心朋友”，这都是与个人相关的关怀，而“对社会做贡献”则排到说第六位。到了1995年，对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如“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持否定态度的人己达1／3。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的大潮，对校园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迅速趋于实用化、功利化。14据上海复旦大学团委l996年对450名96届本科毕业生所作的调查表明：银行系统与三资企业在毕业生择业当中居于炙手可热的位置。29.34%的毕业生选择银行系统，19.90%的学生看好三资企业。商业系统和国有企业则在同学们中反应较冷，在选择单位时最注重什么？统计显示：“发展前途”是大学生的首选条项（75.25%），其余依次是“薪水”（50.77%）、“工作条件”（14.13%）、“社会地位”（占14.04%）、“人际关系”（4.34%）、“工作强度”（3.57%）、“同领导关系”（2.04%）。15
　　择业中的功利主义倾向十分强烈。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一方面促进了大学生个性意识的普遍增强，另一方面，大学生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也更为明显，在市场经济影响下，现实生活感受的直观性以及对感性满足的强烈要求，使90年代大学生在进行利益权衡时，较多地考虑目前的、现时的利益。1994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发现，72.5%的大学生希望学习实用知识，73.2%学生认为文史哲知识“没用”，69.6%学生认为“做学问太没意思，过于清苦，且不实用”，大学生在选择工作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依次为：经济收入(78.4%），能否实现个人价值（59.6%），权力和社会地位（55.6%），工作舒适、位于城市（53.7%），出国深造机会多（32%）。同期对上海重点学校大学生择业观的一项调查发现，73%的毕业生概括自己的职业选择是所谓“新三到”（到国外去，到沿海去，到赚钱最多的地方去）。这些都足以说明当代大学生以个人需求为中心，以“实用”为标尺进行自我发展设计的取向，据1996年3月北京大学的一项调查，250名受调查的大学毕业生，有206名大学生回答了“影响择业的重要因素”这个问题，结果，经济收入，占73.3%，发挥才能，占50%；兴趣爱好，占36.4%，工作环境，占34.5%；专业对口，占28.2%；社会地位，占18.0%；升迁机会，占14.6%；住房，占13.1%；社会需要，占8.7%；学习环境，占7.3%；生活方便，占6.3%；离家近，占4.9%，与经济收入占主导地位相对应，毕业生对外资企业，金融机构等单位十分青睐，在回答“满意的工作单位”这一问题的198名同学中，分别为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