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七零年代沉香灰烬:美日同盟的巩固与中国应有的全面认识

　　美日外交·防卫部长级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2加2）会议时隔4年后于6月21日在华盛顿召开，双方发表的《共同声明》中值得注意的内容有两点，第一是用了较大的篇幅涉及了此次东日本大震灾中日美合作救灾的成果及对美日同盟的意义；第二则是关于中国的内容无论在内容分量和涉及程度都有很大的提高。如何看待“灾后”的美日同盟的发展趋势，以及对于中国安全的影响，本文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通过救灾和重建加强美日同盟

　　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执政后鸠山由纪夫前首相提出“对等的日美关系”，“东亚共同体”等被认为相对“疏远美国”的政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民党执政期间对美一边倒的外交倾向，而冲绳驻日美军普天间军事基地的迁移问题迟迟没有进展，这些都导致了日美关系在2009年-2010年中期处于“漂流期”。作为美日同盟中级别最高的定期会晤机制2加2部长级磋商会议也没有能够及时召开。

　　去年9月，中日之间发生“撞船事件”，以及随后朝鲜炮击韩国延坪岛事件，日本国内对于美日同盟的必要性的呼声开始提高。今年3月11日，日本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地震等灾难，美国及时抓住机会帮助日本以期巩固美日同盟的目的。本次2加2会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的确“东日本大震灾”发生后，美国表现得异常迅速和坚决。地震发生当天，作为首位正式表态的外国政要，正在巴林访问的美国防部长盖茨当即表示美国将尽一切方法帮助日本。当日晚些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与菅直人首相通话，并命令里根号航母立即开赴受灾海域协助日本救灾。3月16日，作为首位到日本使馆吊唁的外国元首奥巴马总统出现在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据报道美国总统造访日本使馆仅在日本昭和天皇驾崩后才有过。

　　美国政要姿态还迅速体现在具体行动上，灾后驻日美军迅速发起了名为“朋友作战”（Tomodachi Sakusen）的与日本自卫队合作的联合救援行动。美国单日最多派出20000人参加救援活动，投入舰艇20艘，飞机160架，水和食品8020吨，物资650吨，这是美日同盟建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合作。此次美军的“朋友作战”不属于对应第三国或者外敌威胁，但这是美日同盟首次实质性的大规模启用，其意义可能远远超出救灾本身。

　　首先，此次两军合作救灾实质上是对上个世纪90年代签署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首次实践。

　　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在防卫省与仙台市的陆上自卫队东北方面总监部建立了“日美协调所”，负责设计每天救援物资的运输计划，日美两军任务的协调，最后相互通报结果。“朋友作战”的联合救援行动由设在美军横田基地的“联合支援部队”（Joint Support Force）主导，最初该行动由驻日美军司令官菲尔德担任，3月24日则升格由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沃尔舒负责。 　　第二、这次救灾让日本的《周边事态法》中部分条款获得实质性使用。 　　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通过的《周边事态法》中规定当日本发生“周边有事”的情况时，在获得日本地方自治体同意的前提下，美军可以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这项条款曾经在日本国内引起过很大的争论，更没有被实践过，而此次为了救灾却没有阻力地被实践了。在获得日本东北地区各县知事的同意，美国空军的运输机首次使用了山形、花卷等民用机场，运送救援物资。双方此次大规模人员，物资和情报合作也可以为将来对应“周边有事”情况提供经验。

　　作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盟友，战后美国对日政策中重要的两个支柱是军事安全和经济繁荣，此次救灾也体现了美国的这一战略。美国深知一个经济上弱化的日本不仅不能担负起合格的同盟国家作用，而且会影响到世界经济的恢复。

　　因此，美国首先表明重视对日本灾后重建的援助。3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再次致电菅直人首相时候特别强调了美国愿意对日本中长期重建复兴提供任何帮助。灾后不久，美国方面还提出由日美企业共同出资建立复兴基金用于重建。美国著名的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也在4月初专门召开专家会议商讨对日本的支援，其中包括波音公司在内的主要企业参加的支援项目已经在酝酿中。

　　其次，美国强调官民并举向日本做出援助承诺。4月17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希拉莉）访问日本时，美国商会主席托马斯·杜纳西（Thomas J. Donohue）也陪同访问，在当天外长会谈结束的记者会上，日本外相松本冈明、希拉里、杜纳西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米仓弘昌四人集体出现，表明日美政治经济界，官民并举攻克时艰的决心。

　　第三，美国也积极加强世界对日本的信心。希拉里到访日本前，美国宣布解除要求美国公民延期赴日劝告，相对应的是在希拉里到达东京的同一天，东京电力正式宣布了今后核事故处理的大致时间表，据报道，日本政府在东电发表之前专门向希拉里作了通报。杜纳西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候表示，“美国不遗余力地维护日本在国际生产供应链中的地位，因为这与维持日本在地政学上的作用是相连的，在亚洲拥有巨大市场的中国崛起，但是美国可以信赖的伙伴是日本。”

中国应有的认识

　　作为东亚最重要的军事同盟，美日同盟的任何变化无疑会牵动中国的神经。对于“灾后”美日同盟可能走向巩固的趋势，中国应有全面的认识。

　　首先，美日同盟的巩固对中国形成一定挑战。此次日美2加2会议的声明中不仅明确地提出了共同的战略目标之一是“敦促中国遵守国际规范，发挥在本地区负责任，建设性的作用”，而间接涉及的海上通道的畅通、网络安全、稀土资源多样化、外层空间利用等内容都可以说有针对中国的一面。在中国与东亚及东南亚海洋国家在海上领土问题出现热化的情况下，美日同盟也对加强抑制中国的需要愈加重视。

　　第二，不应当过度评估美日同盟加强的程度。美日同盟作为冷战的产物，在冷战后始终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正是由于1994年的朝鲜半岛第一次“核危机”和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为双方重新定义冷战后的同盟关系提供了机会。对于美国来说，美日同盟是其东亚整体战略的重要棋子，冷战后的重要性并没有比冷战时有多大的减少，美国始终有战略需求；而对于日本来说，美日同盟的有效性仅仅在朝鲜半岛有事或者中日关系危机的情况下才会体现，日本可获得的仅限于战术需求。因此双方对于同盟的需求有交集，但是并不完全重合。在美国实力相对减弱和日本向亚洲逐步靠拢的情况下，美国对于同盟的战略需求增加，而日本的战术需求则呈现出不稳定的周期性变化。尤其是日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支付维持同盟的成本是值得怀疑的，普天间问题的长期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政治意愿的不足。 　　第三，不应当过度评估美日同盟针对中国的一面。冷战中，美日同盟在反苏的同时，有抑制日本重新走上军事大国，特别是对日本成为“核大国”起了“瓶塞”作用，对于中国来说具有“拖住”日本的有利意义。因此，19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时的高级会谈中，中国就默认了该同盟。冷战后，这个“瓶塞”作用仍然有效。虽然我们不能无视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力量，但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随时可以刺激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如果没有美国的核保护伞，日本也不是没有可能走上自我核保护的道路，如果这样中国的安全环境将会大大恶化。 　　另外，应当看到对于日本来说外来的安全威胁首位是朝鲜，而不是中国。作者在过去两年时间内通过“日本对于中国崛起的认知”科研课题的研究和访谈发现，日本主流安全专家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大规模入侵日本，中日的军事摩擦主要可能发生在海上的有限的冲突。

　　冷静地，客观地和全面地看待美日同盟对于中国的有利和不利两个方面有助于中国正确处理三边关系，与此同时应当尽量寻找中美，中日之间的战略共同利益，这将有助于中国制定积极主动的大国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