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官媒刊文解读“骂国”现象：反映群体性怨恨

                                       2011.06.27.  BZRXZ  zhuantie

                                                  2011年06月27日 11:22来源：人民网

        以骂国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情绪大致有四种：

        一是逆向社会情绪；二是群体性怨恨情绪；三是异向社会情绪；四是跟风社会情绪

         目前的一些社会心态状况并不能令人乐观。有学者指出，因为经济多年持续快速发展而不思进取的心态有之，因为看不到成功与进步的可能而放弃进取的心态亦有之；一些富起来的群体、一些有权有势的群体骄横狂妄、肆无忌惮的心态有之，一些弱势群体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铤而走险的心态亦有之。网络上，经常能见到如针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一些尖锐言论，非理性情绪的滋生及蔓延应该引起足够的警惕。

不公平心态导致非理性因素滋生

几乎所有的民主社会都会允许民众批评政府，政府权力来自于民众，民众批评政府、监督政府是正当的权利。然而，民众批评和监督政府面临的难题依然不少，在一些地方，创造出的好条件也常被异化为“摆设”。于是在民意表达不通畅的情况下，出现一些非理性情绪的表达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将这种情绪肆意放大，一些人用仇视或敌视而不是用审视的目光去看待这个社会的一切，把自己的骂声向四围传递，以期获得更大的共鸣，他们为骂而骂、为挑战而挑战，他们不顾骂的后果、不管骂的实际意义，他们只是大肆渲泄不满的情绪，一味吸引更多的关注。当这类骂国者开始极具示范效应，迎合了大众宣泄心理的时候，不但受到越来越多的追捧，还被人称作是英雄、是社会的脊梁和良心的时候，恐怕再民主的社会也不能等闲视之了。

当前，中国正深化改革，坚持市场取向，积极对外开放，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使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稳步提升，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我国相继取得了一系列引以为傲的成绩：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港澳回归；标志性的青藏铁路和武广高铁通车；神一至神七(载人，无人，出仓)先后成功发射；举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继取消农业税之后又实行农业各类补贴及各类消费补贴政策等等。民众对国家的赞誉，从两个侧面或以体现：一是演唱红歌成为现今的社会风尚；二是贵州湄潭县兴隆镇龙凤村农民自编自演的花灯戏《十谢共产党》引发各界共鸣。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经历过这三十多年的改革，社会各界、各方面的利益调整也面临新问题。如基尼系数持续加大，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尚未得到有效改善，医疗、住房、教育等公共服务进行改革举步维艰、新一轮的产业升级面临重大挑战、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等。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各群体阶层利益分化显著，利益矛盾和冲突已经相当普遍。人们的道德价值观也随之处于不断的解构、分化、重组之中。尽管国家对民生问题高度重视，对生活困难群体的支持和扶持力度逐年加大，城乡社会保障覆盖面的逐步扩大，人们对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心理认同感日益增强，社会心态中非理性因素日益减少，理性因素逐渐增多，但社会心态中的不适应感、不公平感、困惑感、矛盾感、浮躁焦虑、急功近利等非理性因素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仍有增无减，那种“命苦怪政府，点背怪社会”以及“端起饭碗吃肉，放下饭碗骂娘”的人，并不在少数。

亟需解决信仰问题

看问题要看基本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所有矛盾和问题都还属于发展中的问题，应当在发展中逐步解决。一个以人为本、追求进步、勇于担当的社会，恶意攻击政府，骂国的声音不应蔓延传扬——只有以爱国情怀激发的行动，方能使国家走出矛盾和难题的重围。

以骂国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情绪大致有四种：一是逆向社会情绪。即人们由于利害冲突或道德评价而抵制国家政策，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甚至可能采取敌对行动，如上访上告，群体性突发事件等；二是群体性怨恨情绪，网友用个人的不满解读一些发生的事件，表达出一种不满情绪，继而形成群体性怨恨，“群体性怨恨”产生的原因在于民众的不满情绪；三是异向社会情绪。表面上并不反对国家政策，事实上与国家发展方向相异或相悖，如日趋猖獗的封建迷信、地下赌彩、邪教；四是跟风情绪。在求奇、求特自然心理诱导下，部分人对奇谈怪论颇有兴趣，试图在骂中寻找心理受挫后的平衡，在人云亦云和跟风传言中获得社会归属感。

骂国者受到追捧，其实与当今社会的许多反常现象如出一辙。如，忸怩作态的芙蓉姐姐在北大演讲受到欢迎，陈冠希以及“兽兽”等人因不雅视频反而获得更多粉丝，“凤姐”因丑貌雷语、“犀利哥”因乞讨纷纷成为名人，此类颠覆传统审美观、价值观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告别神圣、远离主流、淡化价值、拒绝崇高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开始泛起，富人的唳气、穷人的怨气、当官的匪气、知识分子的媚气、垄断行业的霸气交织在一起，社会心理有从“超我”演变为“自我”，进而演变为“本我”的“心理返祖”趋势，表现出以浮躁、喧嚣、忽悠、炒作、炫富、装穷、暴戾、冷漠、庸俗、麻木、恶搞等为实质的“以丑为美”的胜利狂欢。对于凡此种种越过了社会道德和人性良知的底线的颓势，怎一个鄙之弃之了得!

市场经济是与法制社会密切相联的，而中国是传统的人情社会，法制基础不牢，市场经济在动摇了原有传统道德价值观体系的同时，并没有及时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法则的道德价值观体系。从根本上来说，骂国者受追捧等非正常现象的出现说明中国社会目前价值观迷乱，信仰缺失，演变到了一种道德无序状态。 道德无序的形成，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社会结构变迁、文化变迁以及民主和法制建设滞后等因素的影响。以对国家的态度为例，在一定时期，人们的现代价值优先于传统价值，个人价值优先于社会价值，市场化和去政府化成为主流，导致社会结构的断裂、国民性格的分裂和忠诚度的弱化。然而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各国文明的交融，必然带来两种结果，其一是产生价值的多元化，其二是需树立主导的价值观。两者之间既有冲突，又可相互促进。

调适和纠正骂国者受追捧等不良倾向，诚然需要通过构建符合现代社会特点的价值体系、道德文化体系、社会控制机制，以及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而最根本的，则是要协调好利益关系，化解好社会矛盾，解决好信仰问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作为社会公民，我们可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家信仰？

(作者分别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导，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央党校博士)

观点碰撞

“骂”才是爱的表现

当一个国家允许批评的时候，就是他在进步和将要进步的时候。正因为政府拥有巨大的行政力量，所以才要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监督与批评，甚至吹毛求疵的批评，才能防止其滥用权力。政府是为老百姓纳税人服务的机构，花着纳税人的钱，必须善于接受任何尖锐的批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抛弃全部政府。人们只会厌恶不受监督的政府，而不会厌恶从善如流的政府。(网友 天蓝)

这几年国家是发展得好快，但大形势发展了，存在的小问题也有增无减。不要被外国夸中国蒙蔽双眼，我们更要居安思危，忧患意识不可缺！(网友 铁涛)

爱中国，不一定夸中国，骂有时是一种深爱，恨铁不成钢。(网友 金色池塘)

为什么不能夸中国

在网络上，骂中国反倒受追捧，谁骂谁就是良心、脊梁、英雄。这种氛围往好说是有自我批评精神，往难听说就是自虐。中国虽有问题，但一直在进步。在这种时候一味唱赞歌是变态，完全否定同样也是变态。你说是不？(网友 智者)

吹毛求疵的批评只会让批评降低其价值，如果做一个吹毛求疵的人，只会让众人厌恶，如此即使有好的建议也不为人取，因其人品有问题而弃之。而且世上无全善全美之完人，也无全善全美之政体，因一小问题而弃全部，岂是智者所为，因一小问题而否定全部，岂如何与事实相符，又如何相信其之所言？更何况接受他的意见。(网友 子曰)

两者不矛盾

          第二篇： 学者称“仇富仇官”现象折射公众对贪污受贿憎恨

                                                                                   2011年06月27日 11:27来源：人民网

         需要引起思考的是：为什么是在当前，而不是这之前，社会心态出现危机？换言之，是否与中国当前所处的社会发展时期密切相关联？

近年来，社会心态危机显化，并对社会秩序稳定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冲击。对此，需要引起思考的是：为什么是在当前，而不是这之前，社会心态出现危机？换言之，是否与中国当前所处的社会发展时期密切关联？

如果按这一思路思考的话，不难发现，社会心态危机的显化是当前中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一个特征。从以往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来看，在由发展初期向中期迈进时，往往伴随大量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的出现，社会心态危机随之显化。当前，中国所处的正是这样的时期。就中国而言，这一时期引发社会心态危机的机制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在客观方面，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有增长，无发展”引发公众对经济增长的合法性置疑，进而导致社会心态危机出现。

一般来看，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初期阶段，由于贫穷与落后，主要任务发展经济，这使得经济发展优先于社会发展，所以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在这一阶段有其客观性与合理性。但是，进入发展中期阶段以后，随着生产力落后状况得到显著改善，人们温饱问题解决，对物质生活以外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全面发展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于是，加大社会发展比重，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成为进入发展中期阶段的主要任务。

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以及拉美许多国家的发展道路来看，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在发展的初期，为了摆脱经济落后的状态，将经济建设置于重中之重，这使得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也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局面。例如，人们工资增长低于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福利供给滞后于人们需求，社会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然而，随着由发展初期向中期迈进，一些国家或地区及时调整经济社会发展关系，适时加大社会发展比重。由于政策把握得当，这些国家顺利闯关，成功迈向现代化的更高阶段。但是，也有一些国家没有协调好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出现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脱节，发展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就当前中国而言，在过去三十余年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是基本发展特征。从经济建设诸项指标来看，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9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但是从社会发展指标来看，我们还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尤其是近年来由于公共物品的市场化，使得住房、教育、医疗等于民生需求呈现恶化的态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增长与民生需求满足二者之间日益呈现出“有增长，无发展”特征，例如依靠高房价拉动的GDP增长，使面临住房民生困扰的公众越来越形成“经济增长与我无关”的心理感受，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合法性产生置疑。与此同时，加之社会分化的加剧，资源与机会的配置越来越封闭，这使得社会冲突显现和社会心态危机显化。

从主观上看，近年来相当部分公众从发展中受益的程度开始出现下降，导致对社会问题的心理承受呈现下降的趋势。

社会问题是否会引发公众心态危机，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心理承受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需要强调的是，改革与发展必然会导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改革与发展也带给人们更多的资源与机会，从而改变自身的命运。所以，只要从改革与发展中受益的程度大于出现的社会问题，公众对社会问题就具有较高的心理承受。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公众从改革与发展中受益是绝对需要肯定的。人们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大多数人获得了向上流动的资源与机会。但是，近年来在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公众从发展中受益的程度却开始出现下降了。一方面，人们的收入的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但是民生的支出压力却越来越大，幸福感受开始下降。另一方面，社会流动的资源与机会开始出现了集中的趋势，“富二代”与“穷二代”的出现，表明社会流动空间出现闭合趋势，相当部分公众失去了向上流动的空间，典型的就是在过去十年中社会底层的规模不是缩小了反而扩大了。这表明，越来越多的人没能继续从发展中受益，反而是利益受到了损害。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众对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心理承受能力必然受到削弱，抱怨与不满开始显化，社会心态危机成为了现实。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强化。劳资矛盾、房地产商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冲突、地方政府中的官民矛盾成为引人关注的社会现象，社会心态危机多数时候会表现为“仇富仇官”心态。非常典型的就是近年全国发生多起所谓宝马车、奥迪车撞人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原本普通的交通事故为什么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原因就是撞人的是宝马车和奥迪车，在公众的心目中，宝马车是财富的象征，奥迪车是权力的化身，而行人肯定是普通老百姓。因此，宝马车、奥迪车撞人便被赋意为财富阶层和权力阶层对普通老百姓的侵犯，加之在同情弱者的心态驱使下，那些心怀抱怨与不满的公众便会自动的参与到这种“非直接利益”的群体性事件中去，而并非“受少数不法分子挑唆”。

当然，就当前来看，“仇富仇官”现象，并不是阶层与阶层间的冲突与对抗。在许多公众心目中，对那些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拼搏，勤劳致富的人，多是佩服；同样对那些公正无私、清廉执政干部，多为拥戴。当前的“仇富仇官”心态，更多折射的是公众对富而不公、贪污受贿的憎恨，尤其是有些底层公众，联系自身的利益受损处境，这种心态会更强烈。

从政策调整上看，面对当前已经发展变化了的形势，我们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明显滞后，相关政策调整不及时，使得社会问题与社会心态危机没有得到及时化解。

抓住主要矛盾，确立主要任务，是我们党革命与执政的基本逻辑。改革开放之初，面对贫穷与落后的国情，我们党重新确立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由此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十余年来，经济建设成就斐然，极大地改变了贫穷与落后的面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但是，三十余年过去了，我们在取得经济建设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问题却层出不穷，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日益突出，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与此同时，社会利益冲突不断显现，社会心态出现危机。这些新的问题是生产落后不能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矛盾所导致的吗？显然这样的解释是不能让人信服的，也是不利于社会问题治理和社会心态危机化解的。

事实上，我们必须得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绝不是静态的阶段，而是从贫穷落后不断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动态进程。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呈现出从发展初期到中期，再到现代化基本实现的若干个不同发展时期。这些不同发展时期串联起来，就是中国实现由贫穷落后逐步迈向现代化的总体进程。因此，在这样的动态过程中，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把握住各个发展时期阶段性变化的特征，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当前，我们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不仅仅只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发展性矛盾，同时也包括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的结构性矛盾，但是由于对矛盾判断的滞后，导致相关政策不及时。例如收入分配政策调整不及时，没有有效地抑制贫富差距的扩大。民生政策调整不到位，导致公众面临巨大的民生压力，社会福利保障政策调整不全面，导致相当部分公众并没有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由此引发人们的抱怨与不满，当这种抱怨与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引发社会心态危机。

总之，社会心态危机的显化，折射的是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的显现，这是当前中国所处发展时期的特征，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超过合理的度的必然结果。对此，需要准确抓住社会主要矛盾，调整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加大社会发展比重，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是化解社会矛盾和治理社会心态危机的根本之道。

                  第三篇：学者称当前“骂人文化”盛行源于利益分配不公

                                                                                                   2011年06月27日 11:32来源：人民网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当代中国人最典型的行为特点，或许“急躁易怒”比较恰当。有一篇题为“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的网文，曾列举了种种“不耐烦”现象：上网，经常狂点“刷新”；跟帖，要抢“沙发”；寄信，一定得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首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飞机，而且最好是直达；做事，当然要名利双收；创业，最好能一夜暴富；结婚，必须有现房现车。一旦遇挫，就会表现出愤怒甚至“抓狂”。而宣泄这种愤怒情绪的最常见方式就是骂人，所谓一触即骂，从低俗直白的骂骂咧咧，到含沙射影的伤时骂世，全没了那种小心翼翼地进行印象管理的“小资”形象。

负面心态根源于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变迁

许多学者认为，“骂人文化”盛行反映了一种社会负面情绪，而这种负面情绪源于利益分配不公和贫富差别扩大。这当然有道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利益结构得到重新调整，社会分层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效率优先的发展模式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再分配制度的改革滞后使得共同富裕的合理预期未能实现。那些承担了较多改革代价的个人和群体，或某些劣势积累的“不赶趟儿”者，就会产生相对剥夺的失落感。虽然绝对生活水平也在逐步提高，但相比那些财富增长更快的参照群体，特别是依靠灰色收入或非法手段一夜致富的群体，难免产生强烈的心理不平衡。加之诸如就不了业、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等生活境遇问题，遂使负面情绪日积月累，一遇导火索，便会酿成群体性事件。因此，社会管理改革应该从抑制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入手，让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能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上述观点虽然不谬，但不免有些就事论事，最多只能解释部分社会负面情绪的来源。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表明，利益均沾即使可以实现，也是一把双刃剑，利益分配的相对公平并不能消除社会负面情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状况不断改善，国内生产总值连续4年以两位数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民主法制建设也在持续进行，公共参与机制逐步建立，意见表达渠道越来越多样化；一切似乎都在有条不紊地发展着。但与此同时，各种不满情绪却不断滋生，而且似乎越来越不满意。为什么每个人都烦躁易怒，为什么有钱人也不快乐，为什么有权者会战战兢兢，为什么会有“人人开骂”的现象？尤其是，为什么很多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显然，这并非某个制度的设计出了问题，而是一种时代的焦虑症。这种焦虑症产生的真正根源在于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变迁。

“全球化”和“技术化”让我们高度不确定

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W.F.Ogburn)曾在其著作《社会变迁》(1922)中，提出了一个叫做“文化堕距”(culture lag)的概念。这个概念意指，在社会变迁过程中，非物质文化总是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快于观念和制度的变革，因而我们总是生活在不适应状态之中。我们这个时代大概和美国人一百年前所处的时代有几许相似之处，至少社会改良和科技进步都是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许多人喜欢用“全球化”和“技术化”来概括当代人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其中全球化反映了这样一种广泛认识，即在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的推动下，世界正在被塑造成一个共同分享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一个地区的发展能够对另一个地方的个人或社群的生活机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而技术化则意味着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构社会的物质基础。

由于全球化，我们一直处于现代化的紧迫之中，使得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张力被放大。我们紧盯并庆幸于GDP造就的高速增长，我们担心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在乎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大国形象和话语权。强大的外部压力转变成内部改革的动力，我们等不及检视一次改革的成败就启动另一次改革。改革成就了我们的经济奇迹，也造就了一种深入骨髓的改革心结。各种新奇的洋观念和洋制度被引入，一些久远的旧价值和旧文化借改革话语而复兴。我们追求持续不断的除旧迎新，不惜朝令夕改。我们无法停下来反思，哪些是真正需要的改革，哪些只是为改革而改革。中国正在成为一块巨大的试验田，在播种越来越多的希望的同时，也收获越来越多的失望。我们拿自己的落后对比美国的先进，我们因为欧洲的优点而发现自己的缺点。日本是发达国家，韩国已经崛起，周边的“小龙”们都在跃跃欲试，我们压力无限，需要“只争朝夕”。

与此同时，科技进步不断裹挟着我们走进全新的世界。许多新技术，我们来不及惊诧就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来不及消化就被更新的技术所替代。正如《美国国家知识评估大纲》指出的：“近几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运行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长途电信价格下降，计算机的普及，全球网络的出现，以及生物技术、材料科学和电子工程等领域的发展，创造出十年前根本不可想象的新产品、新服务系统、新兴行业和新的就业机会，这就是当今人们称之为的知识革命。”我们刚刚习惯在家里装固定电话，手机和互联网已经呈普及之势；我们的现代工业体系尚未完善，知识经济的浪潮又席卷而来。我们一边发展公共交通，一边应对私家车的“车满为患”。信用卡替代了现金，多媒体替代了板书，视频聊天替代了面对面交流。每个普通人的每一天生活，都有大量的“高科技”相陪伴。我们在各种大型技术系统——工厂、银行、交通、商场、医院、学校等——之间来回奔波，陷入各种“被便利”的不自主状态。

和谐社会建设同时需要丰裕的物质生活和优雅的生活情调

快速而持续的社会变迁让我们面对社会、经济、政治的高度不确定性，使我们的生活失去了从容和安全感。我们担心落伍，担心被竞争者超越，担心社会不公平，担心被抛到社会的主流之外，因而烦躁不安。所谓社会负面情绪，正是这种风险社会心态的集体表达，是人们丧失“本体安全”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很多时候，社会负面情绪并无明确的指向，而仅仅是以“非理性狂欢”呈现出来的一种无意识宣泄。尽管我们知道无法让社会变迁暂停，改革的车轮还要继续向前，但人非机器，我们需要喘息，需要调适，需要享受改革的成果也需要消化改革的阵痛。著名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S. Kuhn)已经令人信服地指出，历史上的科学进步并不是连续的，而是以短暂的科学革命与更长时期的常规科学的相互交织构成的。“休养生息”并非只有在一场战争或一次王朝更迭之后才需要，社会的每一次变迁都意味着旧文化的解体与新事物的出现，意味着对新环境的适应，需要留下抚慰伤痛的时间和恢复力量的空间。套用一句电影台词，我们需要“让子弹飞一会儿”。

                  第四篇： 大陆专家：国家认同比“一国两称号”整合更重要

                                                                                           2011年06月27日 11:28来源：新华网

                 大陆知名涉台学者李家泉先生日前在香港“中评社”发表题为《关于“一国两称号”整合问题》，他在文中谈到，“国号”问题不过是技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国家认同问题。李登辉和陈水遍在台湾先后执政20年，大肆宣扬分裂主义，传播“台独意识”，从而就造成了国家的认同危机，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只认同台湾，而不认同中国，只承认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全文摘编如下：

最近接到远方一位朋友的来信，谈到未来中国的“国号”问题，他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海峡对岸的台湾至今也仍自称“中华民国”，这是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也是两岸未来统一的一大障碍，他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我把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概括为关于“一国两称号”的整合问题，想借此引伸，发表个人一点想法和看法。

这位朋友就此提出了两个方案：

一个是台湾执政当局（随政党轮替而变动，目前执政的是国民党）和台湾人民对于“国号”问题“作出重大让步”，不再坚持“中华民国”称号，“正确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全面理解和接受邓小平先生提出的关于‘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伟大构想”。他说，可以把孙中山先生原来创建的“中华民国”看成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缩写或简称”。

一个是大陆政府和大陆人民　“作出重大让步”，“承认孙中山先生创建之中华民国”国号亦适用于新中国，不过仍应“采用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包括设置“台湾特别行政区在内”。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间称“中华民国”，可以视作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中华民国”的延伸，但不再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中华民国，而是中国共产领导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中华民国。

在这位朋友看来，这两种方案只要有一种能行通，一个中国问题就解决了。他似乎更寄希望于后一种方案，但愿中国大陆方面能有一种“博大、宽容、宽厚、博爱的胸怀及精神”来处理这件事。

这位朋友的提法很新颖，我也很有兴趣，至少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这位朋友是爱国的，关心祖国统一大业，在这方面动了不少脑筋；（二）他提出的这个方案颇有积极意义，如能成功当然很好。只是也存在一些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对于“国号”问题，我个人一直是有兴趣的，先后写过不少文章，最新的一次是今年五月香港《中国评论》月刊发表的，题为《国民党当局应面对的几个现实问题——写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其中就专门有一段谈到“国号”问题。

“国号”问题是老问题，从新中国诞生那天起就存在这个问题。2009年6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登过一篇《司徒美堂关于国号的真知灼见》。其中谈到，他是在1949年9月21日，应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之邀，代表国外华侨民主人士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当时会上提出的“共同纲领”草案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对这个问题，众议纷纭，其中不少德高望重的民主革命前辈，出于与这位朋友所主张的大体相同的理由，认为应该保存这个简称，但在以司徒美堂这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前辈等一批民主人士的坚决反对下，会议主席团终于作出决定，把括弧内的简称“中华民国”删去了。如果现在又重提“中华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是不是把历史又拉回到60多年以前了呢？

更重要的是，这样做能不能行得通，以及能不能解决问题？我看是存在相当困难的。

第一，就台湾方面说，即使中国国民党同意，民进党愿不愿意？台湾人民愿不愿意？第二，就大陆方面说，即使中国共产党同意，民主党派愿不愿意？大陆人民愿不愿意？第三，后者无论在国际法上，在国际媒体上，在国际往来上，也都是合法的，习惯了，成为常态了。所有这些，一旦忽然改变，可以想象，一定会存在很多问题的。

其实，我个人一直认为，“国号”问题不过是技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国家认同问题。由于不幸的中国历史，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中国内部的战乱频仍，造成台湾与中国大陆的长期分离或分割。例如荷兰殖民主义者入侵30年，日本军国主义割据50年，国共隔海对峙60余年，从而长期造成台湾同胞的不幸和苦难。中国大陆从孙中山到毛泽东，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中国的积贫和积弱，从而把矛头对准外国侵略者和本国的贫穷和落后。

而台湾一些人，包括后来的李登辉和陈水扁在内，把这一切都归罪于中国大陆人的统治，台湾人不能当家作主，从而把矛头对准中国大陆，要把台湾从整个中国分裂出去。加上李登辉和陈水遍在台湾先后执政20年，大肆宣扬分裂主义，传播“台独意识”，从而就造成了国家的认同危机，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只认同台湾，而不认同中国，只承认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承

                第五篇： 公众群体性怨恨调查：不满情绪主要指向腐败官员

                                                                        2011年05月23日 11:22来源：法制日报 作者：朱婷

                           一些民众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有相似感受的人就会产生相似的想法和情绪，表现出共同的反应

　民众不满情绪主要指向贪污腐败不作为的官员、“为富不仁”的商人及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

2011年5月17日的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内外异常“热闹”。法院内受理刑事案件的可容纳百人的第二法庭被几十架“长枪短炮”和近百名媒体人士挤得略显狭小，就连法院门口也被因事先没有向法院登记而未能进入法庭现场的媒体记者以及围观民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而这一切，只因为音乐人高晓松醉驾案当天在此审理。

审理当天，法院判决结果一经媒体报道，便有超过两百家的媒体网站进行转载。次日，北京市的大多数报纸也均将高晓松醉驾案放在了醒目位置。

高晓松醉驾案为何引起如此高的社会关注度？《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这起事件体现出了目前中国民众的很多典型社会心态，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群体性怨恨”。

自5月1日醉驾入刑之后，多名醉驾者被判处几个月不等的拘役刑罚。而就在高晓松醉驾被公安机关查处后，社会上关于“醉驾者并非一律入刑”的讨论日益热烈。更多民众则是将目光投向了高晓松醉驾案的审判结果。

王俊秀对《法制日报》记者说：“高晓松的名人身份加上此前关于‘醉驾并非一律入刑’的讨论，让民众担心这里面会不会出现名人特权等问题。”

“我相信事实不是这样，而民众偏要不自觉地把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这就体现出了民众的一种思维定势，产生这种定势的情绪基础就是我称之为‘群体性怨恨’的社会心态。”王俊秀说，也就是说，目前，一些民众对自己所处的现状感到不满意，具有相似感受的人就会产生相似的想法和情绪，逐渐形成群体的极化，表现出共同的反应。

“高晓松醉驾案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王俊秀对《法制日报》记者说，“高晓松醉驾案被报道后，很多民众的第一反应是‘名人犯案’没准就会轻判，因为有一些‘名人’出现过‘胡作非为’的情况，如吸毒、偷税等。这样的事情一出来，就会招致民众极大的不满，这样的不满情绪对民众来说是共通的，就很容易从一个方向进行爆发。”

王俊秀告诉记者，在撰写中国首部社会心态的研究报告过程中发现，“我爸是李刚”一事突出反映了“群体性怨恨”的社会心态。这种“群体性怨恨”是民众不满情绪的反映。

“我们从近年来民众不满情绪的指向进行分析，发现主要存在几个指向，一个是针对贪污腐败、不作为的官员，一个是针对‘为富不仁’的商人，还有一个就是针对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王俊秀说。

王俊秀告诉记者，近年来社会对一些热点事件的角度显示了社会民众的一些心态。

“例如2010年年底，山西省发生一起一对警察夫妇在家中遭杀害案件。案件发生后，媒体和民众关注的焦点始终是这对警察夫妇的宝马车和巨额财产。”王俊秀说，此外，还有2009年发生在湖北省巴东县的“邓玉娇案”、2010年“凤凰少女跳楼案”等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这些案件本身可能属于个案，但这些案件背后所折射出的社会心态令人担忧。我们经常看到的一种现象是，网友用个人的不满解读以上发生的事件，表达出一种不满情绪，继而形成群体性怨恨。”王俊秀说，要特别警惕这种“群体性怨恨”扩大为整个社会的情绪。

本报记者赵丽

本报实习生朱婷

畅通化解渠道遏制“群体性怨恨”

对话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俊秀

《法制日报》记者赵丽

对话动机

不久前，《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出炉，其中提出的“群体性怨恨”心态被认为是当前诸多热点事件背后的民众情绪基础。“群体性怨恨”是怎样产生的？如何消弭这种负面情绪？《法制日报》记者与《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进行了对话。

□对话

记者：您在分析高晓松醉驾案受关注背后的“群体性怨恨”时提到，一些民众对自己所处的现状感到不满意，具有相似感受的人就会产生相似的想法和情绪，逐渐形成群体的极化，表现出共同的反应。是否可以理解为，“群体性怨恨”产生的原因在于民众的不满情绪。

王俊秀：群体心理中不可避免地包含非理性的因素，但是这种心态也是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积淀而成的。比如腐败问题，尽管这些年国家反腐倡廉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官员腐败依然是民众最不满意的社会问题之一。少数腐败官员造成民众对政府官员的信任降低，也波及政府部门的公信力。有学者指出，“社会不公平的普遍蔓延和公权力不受制约的滥用是造成目前社会信任缺失的根本原因”。在公共权力运作缺乏公开、透明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官员——贪腐”的思维定式，产生不满情绪。

此外，“群体性怨恨”也与社会存在的不公平因素有关。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除“高考制度”和“义务教育”处于“比较公平”水平外，其他方面都处于“比较公平”和“不大公平”之间。比如，“二代”现象所折射出的社会不公平心态，民众对“富二代”的不满，其实表达的是对机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的不满。但一些现象被解读为“仇富心理”，如一些被冠以“宝马”、“奔驰”的交通肇事案件表达出的民众的不满，这类案件的共同特点是贴上了豪车标签。但从我们的调查结果来看，虽然民众对贫富差距加大不满，但并不存在所谓的“仇富心态”，也就是说，民众的怨恨针对的是富人的不良行为。

记者：也就是说，民众的情绪和不公平心态没有得到及时排解，日积月累形成“群体性怨恨”。

王俊秀：目前我国社会矛盾和冲突解决渠道不是很畅通，也使得民众的社会心态存在一定的问题。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类矛盾和冲突不断出现，但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旧矛盾和冲突，存在着解决渠道不通畅、解决措施不得力等问题，致使一些矛盾不断升级。

记者：根据您的调查，民众在面对矛盾冲突时，一般会选择哪些渠道解决？

王俊秀：根据一系列调查，我们发现，对于各类矛盾，民众的初期解决策略绝大多数是理性的，采取冲突性手段的极少。目前，沟通和信访是民众解决冲突和矛盾的主要策略，而诉讼策略使用率很低。

2006年和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全国进行了两次调查，结果发现，在遇到矛盾和冲突时，人们首先采取的解决策略基本接近。2008年的调查显示，多数的策略是“无可奈何，只好忍了”和“没有采用任何办法”。采取这种消极忍耐方式最多的情况，是在“买到假冒伪劣产品，使生产、生活受到损失”，其次是“学校乱收费”，接下来是“政府有关部门乱收费”、“环境污染影响居民生活”和“工人下岗没有得到妥善安置”，然后是“征地、拆迁、移民及补偿不合理”，采用此种方式最少的是“员工与老板(或单位)发生劳动纠纷”。

除了上面提到的不采用任何办法的放弃解决策略外，尝试解决问题策略中用得最多的是沟通策略和信访策略，也就是选择“与对方当事人或单位协商”和“信访或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与对方当事人或单位协商”在医患冲突、劳资冲突中使用得最多，接下来是遇到社会保障纠纷，比例最低的是遇到消费欺诈。采用信访策略最多的是遇到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问题，其次是社会保障纠纷和环境污染问题，接下来是下岗安置问题和劳资纠纷，比例最低的是消费纠纷。

采取法律手段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比例很低，使用该手段比例最高的是遇到司法不公，仅为8.1%，其余依次是劳资纠纷6%，医患纠纷4.8%，社会保障纠纷3.4%，消费纠纷、征地拆迁纠纷3.1%。

找关系疏通的策略很少采用，比例最高的是遇到政府部门乱收费，比例仅为3.5%，总体上仅有不到2%的人会采用这种方法。

对抗性策略极少使用，但少数人在认为个人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时会使用，如遇到医患纠纷、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劳资纠纷和环境污染等损害时，有人采取暴力反抗。通过互联网发帖曝光的比例极小，只有在遇到政府部门、学校乱收费，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医患纠纷和环境污染损害的情况下才有不到1%的人采取这种方法，消费纠纷中也仅有1.2%的人采取这种方法。

记者：如何缓解民众的“群体性怨恨”等问题情绪，防止其扩大为社会情绪？

王俊秀：首先要从制度层面科学制定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的规则，落实责任部门彻底解决累积的问题。同时，要建立了解和研究社会心态的系统，时时关注社会心态的变化，及时发现存在的社会问题和矛盾，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来解决。更重要的是，要完善我国的法制体系，使人们习惯于使用法律途径解决矛盾冲突，降低人们使用法律策略的成本，培养全社会利用宪法、法律框架解决问题的信心和习惯，使行政、司法等可以高效互补和衔接，有效化解矛盾和冲突。认自己是中国人。台湾一些人在国家认同上存在的问题，也给外国侵华反华势力以可趁之机，它们从来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以从中推波助澜的机会。所以，国家认同问题不解决，“国号”问题将很难解决，如果人为地勉强地去解决，也是舍本求末而无济于事。

所以，归根结底，我认为两岸问题的解决最重要的不是“国号”问题，不是迫在眼前的“一国两称号”问题。国家认同解决了，这一切就一定会是迎刃而解、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