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僵尸大陆3中文:抢劫胜利果实

抗战胜利以后，戴笠挖空心思抢夺胜利果实，不知道是因为作恶多端，还是命里注定。1946年3月17日，因飞机失事，撞死在岱山，这个搞了大半辈子特务活动的旷世奸雄，一向夸口他的情报网不但遍布全国，还遍及全球五大洲，而结果他被摔死之后，在特务密布如麻的南京附近地区，暴尸3天之后才被发现。
抢劫胜利果实
抗战胜利消息的传来，使戴笠既兴奋又有些茫然，尽管他很清楚，日本一投降，中共就成了主要敌人。他命令各特务武装集结待命，同时，命令冈村宁次不要向中共缴械。老蒋暗中命令戴笠，尽全力接收上海，维持京沪地区治安，整肃汉奸，处理伪军，等候中央军队到来。
戴笠首先命令忠义救国军淞沪地区指挥阮清源，连夜率部队向无锡太湖一带及吴淞一带挺进；令集结在温台区的忠义救国军，及军统海上行动总队以及中美所训练班的三个教导营进占崇明、浦东；令中美所参谋长李崇诗，率部向上海市区推进；派军统京沪行动总队等向南京近郊挺进。命令发出之后，把又与杜月笙一起彻夜密商，让杜月笙把其门徒、帮会把兄弟以及陆京士等掌握的劳工，迅速潜回上海。同时下令孙良诚等伪军，效忠中央，抵制共产党及新四军。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戴笠便以军委会的名义颁发大批委任状给各地伪军。戴授予周佛海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让周把他掌管的伪税警团，伪保安部及伪军集结起来，临时负责维持上海治安，阻止中共地下党在上海进行活动，保存好伪中央银行的全部财产。
9月初，戴笠抵达上海。唐生明和在上海的军统特务大小头目一起赶到机场迎接。戴一下飞机，就忘情地抱住唐生明。这天晚上，戴笠才正式告诉唐自己到上海的任务，他要在美国海军的支持下重建中国海军。
戴笠在上海滩除抢收财产外，最感兴趣的还是日伪的特警机构和社会公职机关。因为他清楚，抗战结束后，军统局势必压缩精减机构，他手下的十万战将，职业和出路都将是个大问题。然而，在这“五子登科”抢收胜利成果之际，其他系统的人也都想在上海这个首屈一指的重地插上一脚，这就势必发生“撞车”现象。戴笠垂涎已久的上海警察局长一职，被黄埔一期的宣铁吾夺得；上海社会局长，被吴绍澍掠走。此人最早为陈立夫部属，后又拜杜月笙为师，是个野心勃勃、反复无常的小人。
吴绍澍掌握了上海党、政、团的大权，便向首屈一指的青帮大亨杜月笙开刀。杜返回上海，刚一下火车，吴已派人在火车站贴满了“打倒恶势力！”“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标语。杜气得要死，将此事说给了戴笠，戴决定整治他，以平心头恶气。
不久，军统特务发现，吴曾接收了上海巨富邵式军在爱棠路的豪华住宅，并将其改为国民党上海特别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场所，贪污了四个保险箱，价值数亿元。戴笠据此向老蒋做了汇报。蒋电令，免去吴一切职务，戴才算出了这口恶气。
戴笠在上海布置一下以后，又匆匆赶到北平和天津，同样是有大批汉奸去迎接和为他工作。他整天与大群汉奸觥筹交错，各方面纷纷提出指责和控诉。当时他的一个要好的朋友、东北四公子之一的吴幼权，和华北经济方面负责的大汉奸汪时璟等人，成为他抢劫华北的重要顾问。由于戴笠在各地亲自主持劫收活动，因此派往各地的大小特务也无不上行下效，大抢特抢。抢夺之风闹得太大了，戴笠也感到有点不妥，决定让毛人凤成立一个财产清理委员会。实际上等他摔死以后，这个委员会才开始工作。
整肃汉奸
大汉奸周佛海和他的妻子杨淑慧，住在重庆军统局办的四一医院，正为他们一家人的性命和前途担忧。
“我看咱们都被戴雨农骗啦！你们为他们干了那么多好事，到头来还是被关押起来！”杨淑慧满面愁容的对躺在病床上的周佛海说。
“谁让我走错了这步棋啊！不过，雨农还不是个过河拆桥的人，就怕委员长……”这个作恶多端的大汉奸，此刻也感到巨大的恐惧。
原来，周佛海协助戴笠安定上海、南京等地的局势，并协助戴完成了肃奸工作，以为可以“将功折罪”，谁知还是被软禁在了重庆。那天，戴笠突然来访周，虽然还像往常一样称兄道弟，但说出来的话却让人心惊胆战，“佛海兄，目前京沪地区的谣传很多，都说我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委员长的意思是想请你们一同到重庆，先休养一段时间……”
“雨农，委员长莫非要……”周佛海情急地问。
戴笠笑道：“佛海兄，放心好啦！只要有我戴雨农在，就有你周佛海。到适当的时候，我会出面为你作证的……”
周佛海亦无可奈何，只好招集自己的亲信，转达戴笠的话。他故意强调“休养”二字，并说这是为保护他们的“权宜之计”。罗君强、丁默邨等人听了非常高兴，岂不知这是戴笠的“诱捕之计”。到重庆后，戴也去探望过他们，但对周的要求，却含糊其词。戴不过是想骗取他们的信任。
戴笠此时正在考虑华北的肃奸工作。华北地区是日伪的老巢，情况复杂，秩序混乱，又没有一个像周佛海那样的人做内应，加上华北共产党八路军的声势还很浩大，苏联红军也曾一度进军张北，蒋军对八路军的进攻也遭到了打击。这一切，都不能不使戴笠提心吊胆、谨慎行事。
戴笠一到北平，就由十一战区调查室主任张家铨陪同，拜访了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等军队长官，以获取他们的协助与支持。然后，利用他的酒肉朋友——“东北四公子”之一吴幼权，暗中说服了伪财政总长兼伪华北储备银行总裁汪时璟，让他协助肃奸，以“将功折罪”。惶惶不可终日的汉奸们，此时能抱住戴笠这棵大树，自然求之不得，怎敢不尽心尽力。
12月6日，冷落多日的西单粉子胡同汪时璟公馆突然热闹起来。华北地区的大小汉奸们接到汪的“家宴”请柬，以为有什么要事，便都来聚会，也想在一起商讨一下对策，以谋生路。谁知觥筹交错，酒兴正酣之际，全副戎装的戴笠突然出现，再一看客厅内外，不知何时，已然站满了荷枪实弹的便衣特务，汉奸顿时酒意全消，各个目瞪口呆，一片死寂。
戴笠庄严宣布：“我代表国民政府肃奸委员会逮捕你们，听候国法审理……”汉奸们已吓得魂飞魄散，面如土色，王克敏竟然被吓昏过去了。戴笠没想到肃奸工作如此顺利，对汪时璟格外感激，表面上也把汪押到了北平炮局子监狱，不久就将送往重庆软禁，生活给予最优惠的照顾。受到戴笠关照的汉奸还有李守信、黄顺柏等人，亦是图其日后之用。
广东的肃奸工作也是在戴的指挥之下进行的。广东是汪精卫的老巢，势力很大，他虽已病死在日本，但其妻陈璧君仍继续顽抗，拒不投降。
戴笠仍是先笼络亲信，他以老蒋的名义写信给伪广东省省长褚民谊，此人是汪的死党。戴笠的信措辞委婉，以极为诚恳的态度，邀他们到重庆，共商广东善后事宜，显示出不计前嫌的大将风度。褚回信表示愿意劝说陈璧君，一同赴渝。褚心里清楚，失去日本靠山，广东是维持不下去的，不如借坡下驴，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这样，陈璧君也放弃了抵抗，决定和谈。戴笠命令潜伏在广州的特务在去机场的路上打好埋伏，陈、褚二人的汽车一到，特务们蜂拥而上，将他们逮捕，骗过广东伪军的视线，秘密押往南京。陈、褚二巨头被捕以后，广东的大小汉奸及伪军，便纷纷投降了。
到此，戴笠的肃奸任务已算告一段落。但他必须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另一场战争中去，为了名利权势。
奸雄末路
戴笠在北平度过了1946年的春节。然而，热闹的春节使他备觉冷清，有黯然神伤之感。他莫名其妙地觉得，这一年凡事都将不顺。戴是个很迷信的人。
戴笠很相信风水、命相一类东西。军统修建房屋时，大门应向哪一方向开，前后左右应注意哪些地方是龙脉，以及宜于建阳宅或阴宅等问题，他经常亲自下指示，不能弄错，否则虽已动工也得停止。军统所办的许多基本特务训练班内，他规定要开设命相一类课程，把曾国藩所用以作为取舍部属标准的一本《冰鉴》和麻衣、柳庄等相法编成教材。军统的一些大特务也都跟他一样，非常相信这套东西。
由于算命的先生说戴笠命中缺水忌土，所以军统局局本部在抗战期间使用的化名，总是用一些水汪汪的名字来补他的命中之不足，如江汉清、汪涛、涂清波、沈沛霖、洪淼等。而其中用得最久的沈沛霖，因为自从用了这个化名，他的事业更是一帆风顺，如日中天，他便破格几年不换，认为是这个化名起的好。他对化名的选择很认真，到1944年，秘书室认为沈沛霖用得太久怕不妥当，拟了新化名洪淼，这比沈沛霖含得水更多，他才答应改用。但1945年年底拟1946年化名时，他不在重庆，秘书室助理袁寄滨偏不相信这些，故意拟了一个缺水而多山的化名高崇岳，想看看究竟会怎样，毛人凤也马马虎虎地批准了。不料事有偶合，戴这年就因飞机撞山而死。
戴还深受外国迷信的毒害。欧美人士最忌讳“13”这个数字，他一生也最怕“13”对其不利。戴之迷信，于此可见。
戴精神恍惚的过完春节，他的心情极为烦闷，惟恐蒋介石将他一脚踢开。一天晚上，他找文观涛(文强)来商议事情。他忧郁低沉地说：“伴君如伴虎。”他这个作奴才的也并非一帆风顺，曾几次到了要被“赐死”的地步。例如：汪精卫逃河内，抢先作了投降求和的先锋，戴派人行刺，错杀了曾仲鸣；同年刺杀唐绍仪又露了马脚。特别是他手下的刽子手赵理君在洛阳活埋了C.C系的行政督察专员韦名芳等五人一案，闹得满城风雨，C.C系群起而攻之。还有在昆明杀皇亲国戚孔二小姐的情人林世良一案，幸有陈布雷说情，才得免死。再有他知道蒋介石的秘密和见不得人的事太多了，很担心一旦蒋为了保全自己的秘密，置他于死地。他也知道什么是狡兔死走狗烹，每听到别人说起历代暴君对宠臣的杀戮，就会生起兔死狐悲之感。
这天上午，他突然接到由毛人凤转来的电报，大意是催他火速赶回重庆，参加有关情报机构的整顿会议，大有撤销或改组特务机构之势。电报中列名出席会议的有八人，即：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电文后面有毛人凤的附注“重庆宣、李、黄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
文观涛的到来正是为了此事，戴此时已沉不住气了，拍着胸脯说：“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校长为国，想不到会有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为我拟一复电，说我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事关重要，无人可代，请宽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陈一切。同时要表达对宣、李捣鬼必须揭发的意见，措辞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与人争长短的痕迹。”
李士珍与戴笠争夺警政大权，早在复兴社特务处成立之初就开始了。戴认为李是他手下的败将。而宣铁吾在抗日战争中期，夺去财政部缉私署长一职，让戴很忌恨。这次，李又联合宣铁吾和南京警察厅长黄珍吾，向他反攻，并搬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做后台，这不能不令戴气急败坏。
接下来，戴又问文：“你从形势上看，我们的团体前途怎样？”
文观涛沉思片刻，便说：“整个形势对于我们团体不利。不过，无论怎么变，‘剿共’是校长的既定方针，特务工作是少不了的。另外，与美国搞好关系也是校长的必由之路。目前，惟一的对策是以退为进。”
戴笠略微思索了一下，问：“什么是‘以退为进’？”
“以校长之英明，北伐以来就有过三次下野。你不妨以出国考察为由，暂避风头，等内战……”
戴笠未等文说完，一拍桌子，“不行！警政大权我决不让给李士珍，一定要争取到手！”他嘴上这么说，心理也盘算着“下野”。
以后几天，戴笠向郑介民把自己“引退”的事情交代清楚，于3月17日从天津起身，先飞往上海，与胡蝶见一面，再回重庆。当天，接到上海方面气候不好的通知，大家都劝戴改日再走。但他却坚持走，并要求多带汽油，上海不能降落就飞南京。上午9时，飞机从天津起飞，飞近上海时，正值大雨滂沱，机场不同意降落，只得改飞南京。当时，南京也下大雨，勉强同意降落。但到下午1点6分后，电讯突然中断。此时，这架专机已撞在江宁板桥镇南面的岱山山腰上。随着一声巨响，戴笠这个作恶多端、不可一世的军统头子，便这样结束了生命。
17日晚，毛人凤急电青岛、上海、南京查询戴的下落，但均无消息。第二天，向蒋介石汇报了情况。此刻，南京办事处主任刘启瑞，正在率部属在南京附近搜寻，未得结果；19日早，又兵分两路，出发寻找。他们从一农民口中得知，两天前有一架飞机，在板桥区撞山而坠。当时天气恶劣，雷雨交加，云层也极低，能见度非常差，飞机降落时，竟越过机场，撞到岱山山腰。
这天傍晚，他们终于找到戴笠的遗骸。这遗骸只是半截“黑炭”，小腿和一只胳膊，早不知去向了，只有嘴里那六颗金牙和衣服残片，证实是戴的遗骸。
戴笠暴死，抛尸“困雨沟”三日，让老蒋感到很伤心，他亲赠挽联，“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是年8月，蒋亲到紫金山灵谷寺，为戴选择墓地，并叮嘱毛人凤，一定要在子午时下葬。
1947年3月，军统选了一个吉日安葬了戴笠。在下葬前，毛人凤让沈醉设法把棺材弄得特别结实，使别人无法打开。沈醉决定用水泥炭渣搅拌灌在墓穴内，使棺木与整个墓穴凝结成为一大块，这样棺材就不易被打开。毛人凤是怕戴生前作恶太多，死后被人鞭尸。
戴笠暴死，军统局群龙无首，立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三人展开了争权夺利、拉帮结派的斗争。当时，郑介民被委任为代理局长。1946年10月，军统局被撤销，成立保密局。至1949年12月，这个组织在大陆彻底消亡。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一、川岛芳子缘何栖身新立城
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以“替身”逃脱极刑后，川岛芳子的胞兄宪立曾猜测：芳子可能前往靠近苏蒙边境的地区，那里有清朝肃王府的领地；或者前往更北的苏联……众说纷纭。但死里逃生后的川岛芳子一定会小心谨慎，经过深思熟虑严格选择其日后栖身之地。
那么川岛芳子为什么要选择距离长春较近的新立城栖身隐居，可能有以下几方面考虑。
首先，新立城是远近闻名的平原村镇，位于长春南部16公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著名的新立城水库位于伊通河中游，水库上游有伊通河的河水滋润，两岸青山环绕，其水源涵养森林，为城市南部构筑了一道浓密的绿色屏障。库区幅员辽阔，远看天水相接；近看波光粼粼，极目远眺，林海葱郁，重峦叠嶂；湖水清澈，水鸟翱翔。碧水蓝天青松绿草，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锦绣长卷。懂得周易，会看风水的段连祥一来到这里就赞不绝口，认为新立城是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是川岛芳子隐居的理想之地。尽管川岛芳子在国内熟悉的地方甚多，但可选择的目标却十分有限。如天津、上海等地，社会复杂，绝非是她隐姓埋名的理想生存空间；内蒙古亦不具备其赖以栖身的环境和条件；至于荒凉闭塞的边境地区更缺乏周旋余地。
其次，新立城镇历史悠久，早在清朝嘉庆五年就在伊通河东岸设置长春厅，称为新立城。成为长春市的最早设治，故有“先有新立城，后有长春市”之说。长春地区曾先后是古代扶余国和渤海国的属地，辽金时代是长春地区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在农安境内设“黄龙府”，辽代古塔至今犹存。清初，长春一带是蒙古郭尔罗斯前旗王爷扎萨克的领地。1644年清军入关以后，东北是龙兴之地，是满族的故乡。川岛芳子是清肃亲王的第十四格格，拥有显赫的皇族世家身份，自然对祖宗的发祥之地有着特殊的感情。川岛芳子劫后余生，能在其祖宗发祥之地安度余生，也是一种情感的回归和心灵的慰藉。
再次，长春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在这里她曾度过“灿烂”、“光辉”的人生岁月，又是她戎马生涯的故里，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新立城地处离长春不远的农村，不易被人所注意，遇事有可回旋余地，实属隐居安度余生的理想之地。
最后，1948年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当年6月7日至10月21日，长春被解放军围困，解放后百废待兴，一切均处在兵荒马乱后的重建阶段，选择在1948年末潜入新立城，恰是绝佳的时机。
二、庇护川岛芳子隐居新立城之经过
在最初提出已被枪毙的川岛芳子又在长春市郊新立城神秘隐居生存30年，众多人士均觉得荒唐无稽，实不可信。
段续擎曾听父亲详细讲述过，他们四人见面时商讨庇护川岛芳子的情景。
1948年末某日，段连祥正在沈阳蒲河的家中赋闲，在四平伪警察学校时的同学于景泰(吉林人)突然来访，使段连祥异常兴奋，但他也有所预感，于景泰此来肯定有事相求。两人没聊几句，于景泰就把话锋一转，让段连祥随他到村外的公路边上会晤两个人。在村外的公路边，等着于景泰和段连祥的是一男一女。四个人照面后，段连祥仔细地打量了一下眼前的两人，男的中等身材，微胖，戴一顶蓝呢帽，围一条灰色的毛线围脖，穿一身黑卡叽布棉制服，肩上挎一个黄色军用背包，一副斯文面孔，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似曾相识；女人个头不高，头上裹着严实的黑色头巾，穿一件黑色的棉布袍，胳膊上挎着一个布包裹，只有两只有神的大眼睛机警地审视着段连祥的一举一动。
段连祥一时有些想不起来，经于景泰提醒，才恍然大悟。原来男的是他和于景泰在警校时的教官，虽然叫不出名字，但还是有印象的。于景泰让段连祥称这位教官为“秀竹”老师或叫“七哥”。女人半月后才对段连祥亮出“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声名远扬的“满洲国安国军金璧辉司令”的身份。但由于川岛芳子化装打扮，已改变了她昔日的靓丽形象。
段连祥已经得知，川岛芳子已于1948年3月25日被河北省高等法院判决执行死刑。仅才过去半年多，居然神秘地来到沈阳。此时他也不便打听川岛芳子是如何逃脱死刑而来到沈阳的细节。段连祥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天津东兴楼和川岛芳子离别多年后，自己终于有机会实现当初表示可以帮助她的诺言。
“七哥秀竹”和于景泰告知段连祥，川岛芳子今后就由“七哥”、于景泰和段连祥三个人共同照顾，她今后对外的称呼就叫“方老太太”。于景泰在长春郊区的新立城农村有一位姐姐，投奔她那里是一时之选，正好段连祥学过周易，会看风水，希望同去一趟新立城。如果条件可以，川岛芳子就打算长期在那儿隐居。段连祥丝毫都没犹豫，回到家跟妻子庄桂贤说有事要出趟远门，就跟着“七哥”和于景泰，护送川岛芳子来到新立城农村，在于景泰的姐姐逯家顺利地安顿下来。
三、庇护川岛芳子隐居新立城之神秘人物
1.神秘莫测的“老七”(“秀竹”)和“广幸”
段连祥在临终遗言中说，1948年，川岛芳子从北平死里逃生后，在“七哥”(“秀竹”)和于景泰的护送下，途经沈阳时找到了他。他们三男一女来到长春市附近的新立城镇齐家村房东逯家落脚。
经过考证确认，1948年末护送川岛芳子到长春新立城的，是段连祥、于景泰和“秀竹”三个人。称为“秀竹”的这位人士，是段连祥和于景泰在伪满四平警察学校时的教官、保护川岛芳子来东北的主要人物。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是他究竟是什么身份？
1949年春，段续擎第一次跟父亲去“方姨”家，这位“方姨”就在现场。“方姨”让她称“秀竹”为“七叔”，但可能是出于保密的需要，段续擎从未听说过“秀竹”的真名实姓。
神秘人物“秀竹”遗物：朋友赠送给“秀竹”的对联上句“诗思竹间浔”“方姥”遗物：“秀竹”使用过的国民党军官用的指挥棒在段连祥的遗物中，有三件物品是“秀竹”留下的。
第一件是半副对联，上写“诗思竹间浔”大字行书，题款是小字“秀竹先生属”，说明这是朋友赠给“秀竹”的，也验证了段续擎所说的“七叔”即是“秀竹”的旁证。
第二件是一幅伪满画家张紫枫所绘“老虎图”(段连祥说过，“秀竹”的画是张紫枫送给“秀竹”的，因此绰号叫“老虎”)。
第三件是一根国民党军队指挥官用的“指挥棒”，上端黄铜帽，木杆，根部是不锈铁套，加铁端头。据此可以推测，“秀竹”极有可能曾是国民党的军官。
川岛芳子与“秀竹”的关系非比寻常。段续擎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一年夏季，父亲段连祥把她送到新立城“方姨”家，当天就返回四平铁路车辆段。第二天，“七叔”(“秀竹”)不知从哪里回来，身穿一身灰色短袖夏装，两手拎着不少东西，满头汗水地走进院来。“方姨”正和段续擎在屋里包饺子，听见院子里有动静，抬头朝窗外看，来人是“七叔”。“方姨”异常兴奋，立时放下手里的活，迅速下炕，接过“七叔”手中的东西，一边高兴地招呼：“老七，你可回来啦！”这是“方姨”当着段续擎的面，第一次称“秀竹”叫“老七”。由此可见，川岛芳子与“秀竹”的关系非同一般。
段连祥与“秀竹”在伪满警察学校是师生关系。但在段续擎儿时的记忆中，父亲在“七叔”面前，总是给“七叔”点烟斟水，毕恭毕敬地点头哈腰，犹如奴仆似的。
段续擎和父亲每次去新立城“方姨”家，如赶上“七叔”在吃饭时，总是“七叔”跟“方姨”在正房屋里吃，而父亲和她就在厢房屋里吃。只有“七叔”不在“方姨”家的时候，“方姨”才把父亲和段续擎叫到正房屋里一起吃饭。这种规矩似乎暗示“七叔”和“方姨”与父亲段连祥之间存在等级关系，即使在隐居岁月里也不能平起平坐。
对于父亲与“七叔”的关系，段续擎至今还有这样的印象，如果有第三个人在场，父亲就管“七叔”叫“七哥”。但当只有父亲和“七叔”两人时，父亲又把“七叔”称为“七爷”。这种称谓是否意味着“秀竹”与段连祥是有“组织”的上下级关系，或与“秀竹”的家世、身份有关，其奥秘不得而知。
段续擎儿时的乳名叫“小云子”，在幼年的小云子眼里，“七叔”是和蔼可亲的。上世纪50年代，每次“七叔”赶上小云子在新立城“方姨”家，都会给小云子带一些她喜欢的学习用品和食品糖果一类的东西。而且“七叔”都要问：“小云子，最近‘方姨’又教你几首诗，认识了多少字，在学校里听老师话了吗？‘七叔’有好一阵子没来了，想没想‘七叔’呀？”
据段续擎回忆，她最后一次见到“七叔”，是在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某日“七叔”对“方姨”说，他马上要去云南看望生病的老母亲，段续擎帮着“七叔”收拾好东西，放到包里，并把“七叔”送到长春火车站。从那以后，“七叔”就再也没回过新立城“方姨”家。
现在张钰手中保管的“方姥”所画“日本风情女子浴嬉图”上，在其落款处有一“广幸”两字葫芦形图章。在考证之初，推测图章“广幸”可能是川岛芳子作画时使用的笔名，或是一起作画的合作者名字。后来，川岛芳子转交小方八郎的信物坐狮“内胆”里，隐藏的“秀竹”所写纸条，落款处也是写有“广幸”两字的葫芦形名章。据此可以认定“广幸”可能即是“秀竹”的法号；同时也说明“方姨(姥)”描画“浴嬉图”时，“秀竹”也在现场协助作画，并签附了名字。
从佛家用语分析，“广幸”一名又多用于僧人、居士的法号。据王庆祥、何景方在浙江国清寺调查，该寺78岁的高僧乘方，早年就曾听说过有“广幸”这位僧人。因此可以推论，1981年，从浙江国清寺来吉林四平取走川岛芳子骨灰的老僧，可能是这位“广幸”即“秀竹”。
2.痴心陪伴川岛芳子身边的于景泰
于景泰是段连祥在伪满警察学校的同学。1948年末，他不但参与护送川岛芳子到长春新立城而且还是领路人。这一点已被长春市郊新立城镇齐家村“方老太太”的房东后人、于景泰的外甥逯兴凯所证实。尽管于景泰于1966年初不明不白地死去，但他留给段续擎的印象却是非常深刻的。
根据段续擎的回忆，父亲生前曾和她说过于景泰的家事：于景泰的母亲姓樊，名莲花，祖籍宁波，她父亲樊运生是清朝末年的秀才。樊莲花自幼聪明俊俏，酷爱读书，且擅长诗词歌赋。但莲花命运不好，刚满15岁，父亲就中年早逝。为了活命，母亲荣氏便带着莲花投亲靠友来到东北沈阳，后来母亲也患肺病而死。因为母亲生前治病借了高利贷，莲花就被债主卖到了赌场，做吸鸦片赌客的“装烟女”。直到有一天，她遇到了一位对她中意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手下的旅长，才为她赎身并娶她做了“外室”，其后所生男孩儿就是于景泰。这位旅长虽然没有给樊莲花和于景泰母子什么名分，但在生活上让他们娘俩过得还算舒适。
因为段连祥的舅舅于德海当年也常到樊莲花服务的这家赌场取乐，不但认识于景泰的母亲樊莲花，而且也支持那位奉军旅长讨樊莲花做“外室”，并与那位旅长结拜成把兄弟。由于父辈的关系，儿时的段连祥便和长他一岁的于景泰关系亲密，成为好友。1945年1月，于景泰和段连祥又同时考入了四平伪警察学校，共同度过大半年的培训生活，视彼此为知己。
1945年东北光复，于景泰和段连祥所在的伪警察学校解散，于景泰跟随升了官的父亲前去南京。段续擎回忆，父亲段连祥曾很夸耀地讲起于景泰的父亲与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关系甚密。说戴笠第一次见到于景泰时，就非常喜欢他，并承诺对他要重点培养。不久于景泰果真被军统派往美国受训一年，回国后做了军统情报员。
1949年，于景泰的父亲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在走之前还给于景泰母亲樊莲花留下一笔生活费，之后就再也没了音信。于景泰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大陆照顾母亲。
据段续擎回忆，她第一次见到于景泰的母亲于奶奶是1957年的农历九月初九，那天正是重阳节，也是于奶奶的60岁生日。“方姨”还特意给于奶奶画好了一幅仿日本祝寿图：漆画画了两只上下飞舞的仙鹤，周围配有玫瑰花、菊花以及樱花，表达对于母长寿吉祥的祝福。父亲把“方姨”的画用相框镶好，于九月初九那天，就领她去于奶奶家祝寿。于奶奶个子不太高，身材瘦削，言语温和，说话非常好听，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使人感到她年轻时一定是位漂亮而不平凡的女人。1965年，于奶奶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于景泰就把“方姨”所画的那幅祝寿图交给了段续擎。
日本专家手持川岛芳子当年给于景泰母亲画的“日本祝寿图”据段续擎的记忆，于叔叔就住在房东逯家的厢房，房间里摆设很简单，只有一对箱子、两把椅子和一张吃饭用的桌子。于叔人长得又瘦又高，性格温和有耐心，待人非常热情，对她非常好。所以，她也常到于叔的房里去玩。一去于叔就把好吃的拿出来让她吃，还从箱子里拿出书来给她看。
段连祥1958年被劳动教养，一直到1965年期满，这7年间，在新立城就只有于景泰一个人陪伴“方老太太”。
1960年夏季某日，段续擎向工作单位请几天假，来到长春新立城看“方姨”。好像早有准备似的，于叔也在场。“方姨”向段续擎打听了辉南劳教总队的地址和探视制度后，就对段续擎说；“我和于叔都很惦记连祥，正好你来了，今天你也别在这住了，抓紧时间，就让于叔陪你去一趟辉南，也带去我们对他的一份关心。”
然后，方姨从抽屉里拿出纸和笔，很快地就写好了一封信，让交给父亲，信的内容大意是：“久未闻消息，今女儿云子去探望，带信一封。希望切勿气馁，特别是要格外当心身体，早日结束改造归来，这边有景泰和房东关照，勿念。”除带信外，“方姨”又用一个信封装上些钱交给段续擎，还让于景泰给段连祥带去一套被褥。临行前“方姨”还用湿润的眼神拉住段续擎的手，千叮咛万嘱咐路上要小心。
段续擎和于景泰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和汽车，才来到辉南杉松岗劳教所。于景泰没有进监所里，只让段续擎将一封事先写好的信交给段连祥。段连祥含着泪读了“方姨”和于叔的信后，用颤抖的手反复抚摸着“方姨”给做的被褥，显得非常激动。
1966年，收音机里广播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消息。有一天，只见段连祥面色苍白，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里，像丢了魂似的坐在炕上，口中还不停地喘着粗气。段续擎见状就问怎么了，父亲长出了一口气，告诉段续擎，“七叔”从长春捎来不幸的消息，于叔被抓走，“方姨”很着急，让“七叔”找我商量怎么办。
段续擎知道父亲自被“劳教”后，变得胆小怕事，她安慰父亲说：“现在正在搞运动，说错一句话就可能被‘群众专政’抓起来，于叔肯定是说错了话，大不了几天就会放出来，不要紧的。”段连祥也认为段续擎说得有道理，点了点头说：“如果这样就好，我得去你‘方姨’那一趟，免得她着急。”段连祥也没跟妻子庄桂贤打招呼，马上就去了长春新立城。
三天后的晚上，段连祥心情沉重地回到四平家中，带回了一个更坏的消息，说于叔已经在拘留地服毒自杀。段续擎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感到震惊，但又不知如何是好。
父亲说这次回来是特意来接她的，因为于叔的死“方姨”很难过，要让段续擎去新立城陪“方姨”住几天，单位那边他已经代她请了假。次日上午，段续擎和父亲赶到“方姨”家，见“七叔”在炕头上抽着卷烟，见到他们父女只点了点头，一句话都没说，还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方姨”此时正在屋地中间站着，满面泪痕显得很悲痛。靠墙的八仙桌上焚香设案，于叔的遗像已摆在香案上，相框上还挂了条黑纱。
“方姨”走到段续擎跟前，抚着她的肩膀说：“你于叔他一生无儿无女，生前最疼你，把你当成亲闺女一样看待。他在监狱给你写了一封遗书，你看看吧……”“方姨”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两页遗书交给她，看到于叔熟悉的笔迹，段续擎不禁落下泪来。信里写道：“云子，于叔就要出远门了，我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只有几本旧书，你留着看吧。有时间常去看看你‘方姨’，她虽然个性很强，对你要求很严厉，但她从内心还是为你好……希望你能体会‘方姨’母亲一般的感情，做个孝顺的女儿，于叔在九泉之下也就可以瞑目了。”读着书信段续擎不禁失声痛哭起来，泪水大片大片掉落下来湿透了信纸，遗书也因此未能保存下来。
在吃午饭时，“方姨”、“七叔”、父亲三个人在一起商量如何办理于叔的后事。饭后，“方姨”让段续擎和父亲去一趟长春般若寺，让澍培法师给于叔超度亡灵。“方姨”拿出纸写了一封信，让父亲交给澍培法师。下午，段续擎随父亲按照“方姨”的吩咐，一起去长春般若寺。她早在家里就听“方姨”讲过，澍培法师是一位得道的高僧，早在民国二十八年，澍培法师就在辽宁省朝阳县的云培山创建了兴福寺。
澍培法师看完信后，微笑着告诉段连祥、段续擎父女不要悲伤，并安慰说，于景泰经过你们的祝福，就会去西方的极乐世界，当佛的侍者的。接着，澍培法师为于景泰作了法事。
于景泰的一些情况基本都是来自于段续擎的介绍，本想通过他的外甥逯兴凯了解一下于景泰的历史情况，但一无所获。至于于景泰的真实身份、“文革”时关押在哪里、究竟为什么怎么死的，其中都有哪些隐情？都有待进一步调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于景泰从来到新立城，直至到逝世，始终都痴心陪伴在川岛芳子的身边！
四、川岛芳子30年成功隐居新立城解析
曾有人提出质疑：川岛芳子虽利用国民党的腐败采取特殊手段，以“替身”逃脱死刑。但在新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公检法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严格管制下；又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她何以能隐居30年而未暴露，令人迷惑不解。根据考证的全过程显示，川岛芳子之所以能成功地隐居新立城30年，主要有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为长期隐姓埋名隐居而不暴露，必须面对现实，收敛个性，低调生活。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已被处以极刑死亡。活在现实社会人们视线下的是整日吃斋念佛的“方老太太”。从而，决心脱胎换骨地收敛往日的我行我素、放荡不羁的个性；改变奢华无度的生活方式，变成为一个具有平庸、温顺性格的家庭妇女形象，重新做人。
第二，严格遵循隐居规矩，谨言慎行，不与任何外人联系，深居简出，除房东逯家以外，与屯邻农户不进行任何来往。她只是夏秋两季住在新立城，而冬春季节大半年时间则前往浙江国清寺。躲过了每年村民最爱串门的春节，因此很少引起屯里其他人的注意，几乎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第三，依靠乡情，周密安排，避免麻烦。农村村风朴实，人性单纯。而且当年吉林省农村对常住的外来人员管理，一般均由生产小队或生产大队队长掌握。川岛芳子租住的是逯兴凯大伯父的房子，而逯兴凯大伯父女儿的丈夫王振海正好就是下齐家窝棚屯生产队队长，全屯由他当家，又有亲戚关系，当然就不会发生任何麻烦。
第四，适应国情，遵纪守法，不和任何人发生矛盾。劫后余生的川岛芳子虽然无户籍，但她始终适应国情，在新中国祥和、安定的社会秩序下，遵纪守法地生活，没和任何人发生过矛盾纠纷，与世无争，没有做过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俗话说“民不举，官不究”，因此，尽管历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均没有涉及到“方老太太”。
第五，与世无争，清淡生活，不贪图任何利益。她在新立城虽长期居住，但均随季节变迁，夏秋来，冬春走，在当地没有户籍，不参与包括粮食等生产、生活必需品在内的任何农业生产资料分配，与当地不发生任何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与世无争，清淡生活，不谋取任何利益是她成功隐居的重要原因。
第六，遁入佛门，潜心修行，是其最好的护身符。川岛芳子在新中国办理了佛门“皈依证”(居士证)。作为佛门的俗家弟子，拥有“皈依证”，在没有实行居民身份证的时代，它实际上起到了身份证明的作用。何况，川岛芳子除了在新立城齐家村居住外，佛门寺庙是她唯一的去处，这也是她最好的隐身场所。
第七，小心防范，巧妙装扮，安度平庸而平静的隐居岁月。川岛芳子自知自己身份，始终小心防范。另外，在房东逯兴凯和去过她“家”的陈良的心目中，“方老太太”展现给人们的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她有个在四平工作的老伴段连祥、女儿段续擎、外孙女张钰，总来探望她并与她做伴……在外人看来，川岛芳子的正常平民生活，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第八，生死之交的好友鼎力相助。川岛芳子在新立城生活的30年里，曾有“七哥秀竹”和于景泰短暂的陪伴；段连祥始终如一的关照，并曾与川岛芳子以夫妻相称，又将女儿段续擎做川岛芳子的养女，对段续擎来说，“方姨”就是她的第二个母亲。对段连祥的外孙女张钰来说，“方姥”就是她的第二个姥姥。段连祥祖孙三代陪伴着川岛芳子度过余生，直至1978年谢世。为川岛芳子排遣了近30年的孤独和寂寞。这对死里逃生川岛芳子而言，该是何等的无私的感情；为她的隐居生活增添了无限乐趣。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1950年初夏，朝鲜战争突然爆发，上级号召解放军战士奔赴前线，抗击美国侵略者，20岁的赵英魁参加了入朝志愿军。
入朝半年，赵英魁在汉城以北不远处负伤，被追击而来的美军虏获。
1954年1月，近万名志愿军战俘被胁迫遣送到台湾。台湾当局对外宣称，朝鲜战场有一万四千余名中国战俘，拒绝重返大陆，选择前往台湾，投奔蒋介石阵营，并为这群赴台战俘起了一个名字：”一万四千个反共义士”。
近期，作者在台北专访志愿军老兵战俘赵英魁，透过赵老现身说法，回溯这段令人刻骨难忘的战俘故事。
1945年秋冬之交，我还不满十五岁，进入阎锡山部队当兵。进部队满四个月，排长告诉我们，现在部队人满为患，正准备裁员，一分钱都没领着，白干了四个月。后来我才晓得，钱饷都给排长私吞了。
1946年春，国共内战全面开打。有位长辈在阎锡山部当连长，我就随着这位连长又回到阎锡山部，被编配在阎部第三十三军七十师工兵连当兵，驻地在太原外围地区，部队的任务是修碉堡、安地雷、构筑工事。这时内战越打越凶，晋省境内交通中断，回不了老家。过不久，“共军”攻进太原周边地带，城郊逐渐陷于漫天战火之中。
1947年7月某日，工兵连奉命掩护团部突围，团长和长官们早已逃之夭夭，我们掩护部队边走边打，来不及撤退，乱军之中全部打散了。大雨倾盆，夜幕低垂，四方炮声轰鸣，杀声震天。打了一整天仗，像无头苍蝇似的四处奔窜，既疲乏又恐惧，我这娃娃兵哪里见过这种场面。枪炮声铺天盖地，不知道该往哪里躲最安全。我狂奔到一棵大树底下，喘着大气，心想暂时在树下掩蔽休息吧。我才刚坐下不久，工兵连一个下士班长也气喘嘘嘘奔了过来。我问他：“眼下我们的人都跑光了，该怎么办？”他说：“部队打散了，我也不知道该往哪里逃，等天亮再说吧！”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远处走来两个穿粗布军服的军爷，衣服胸口别了一方符号，上边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我朝他打招呼：“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个番号啊？你们是胡宗南的部队吗？”内战时期胡宗南部调了不少人支持阎锡山部。走在前头那个操河南口音的军爷，面露不悦地斥责我：“胡说八道！什么是胡宗南的部队！我们是解放军。不要乱讲话！你们两个俘虏跟我走，我带你们进村里去。”我这才意识到，我们已经成了解放军俘虏！
我被编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成为一名战士，参加了解放太原的战役。这支隶属徐向前的队伍，在1949年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
入朝被俘
1950年八九月份间，由于朝鲜战事白热化，上级下达指示，要调我们到国防最前线去。大部队到达天津，我们在那里接受抗美援朝战前教育。上级命令，开赴前线的单位名额有限，一个营只挑一个连，采取自愿报名方式，但是，这项命令旋即引起战士们一阵喧闹，因为很多人来不及报名，志愿军即已额满。报不上名的人，群情激动，上级见士气高昂，便顺应军心，下令全军开赴前线。那年，我十七岁，隶属第十八军团第六十军第一八0师，阶级：战士。
我军是第二阶段入朝的部队。入朝之后，桥梁和道路都被美国飞机炸成一片废墟。鸭绿江铁桥炸断，我们部队趁夜泅渡新义州。美机企图二十四小时阻滞我军的前进，公路、铁路、桥梁完全瘫痪。渡过鸭绿江后第三天，我军遭逢美机狂炸滥射，官兵伤亡颇重，但仍坚持战斗，士气昂扬。1951年5月份，我军渡过汉江，前锋距离汉城仅二十公里，上级突然紧急命令我军撤退。接到命令，我们非常错愕。我军两名随军韩语翻译，从电台广播知悉，我军已深陷美军包围。
深陷重围之中，上级命令我军各自为战，往回撤至铁原，再行集结。接奉突围命令以后，因视线不良，我不慎失足掉进坑道里，摔伤了腿。我举步维艰，跟不上队伍，一路步履蹒跚，走走停停。
天亮之后，来了几个手持冲锋枪的美军，他们先是对我们大吼大叫，继而比手划脚，示意要我们举起手来。我和另外三个无武装的伤兵，一块被送进釜山战俘营。因为天冷，腿部伤口疼痛难当，美军待我们稍微客气一点，一切都照规矩办事。美军把我们交给韩国兵看管，几个韩国兵像强盗似的，穷凶极恶，抢走了我的钢笔、皮带和随身钱币。一名韩国兵强迫我脱去皮鞋，逼我交换他的破胶鞋，我示意不肯，这韩国兵猛踢我受伤的腿，像土匪似的夺走了我的皮鞋。
在釜山战俘营待了几天，我们被转送到济州岛战俘营。济州岛战俘营美军虐待中国战俘，故意给我们小麦粒当主食吃，而不配给我们面粉吃。许多人因为吃了小麦粒煮成的“饭”，不消化而泻肚子。战俘们向美军提出交涉，老美竟然答复说：”你们中国人吃米不也是这样吃的吗？”我们说：”小麦粒哪能吃？必须研磨成面粉做面吃啊！”美国人根本置若罔闻，掉头而去。恰巧，蒋介石的太太宋美龄，从台湾派来牧师，向战俘传教，我们借机向牧师抱怨美军虐待战俘，牧师大吃一惊，连忙去跟美军办交涉。美军突发慈悲，特地找来一条牛，专门用来牵磨，把麦子压碎了，再让中国战俘吃。
但是，战俘营伙食配量严重不足。我们每天都要修码头、扛石头修房子、干各种粗活，吃不饱饭，根本没有力气做工。中国战俘再度透过宋美龄的牧师，向美军反映。老美这次竟然两手一摊：”你们中国战俘吃不饱，我也没有办法！”老美声称，战俘营的口粮定量，是遵照日内瓦协议的规定。老美根本在扯谎！美军供应中国战俘一天吃两餐，主食是一小碗碎麦饭。菜色千篇一律，永远只配给我们吃绿豆芽，这绿豆芽哪里是芽，根本是老得像稻草似的梗子，塞进嘴里叽呱叽呱，怎么嚼都嚼不动。隔好几天才配给每人一丁点罐头牛肉、罐头马铃薯。
刺字
在我们进入济州岛战俘营之前，总数一万多人的志愿军战俘当中，悄悄混进了一批台湾渗透来的假俘虏，这批假战俘里头有一个叫黄效先的人，他是徐蚌会战(淮海战役)中兵败自杀的国民党军将领黄百韬的儿子。黄效先混迹朝鲜战俘营，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为身份掩护，表面上是宣传联合国政策，实际上在跟我们洗脑上大课，宣称共产党暴力统治如何如何，国民党在台湾积极建设如何如何，目的是要诱使我们去台湾。
中国战俘里边，有不少是原国民党军四川邓锡侯、刘文辉的部队，里头有不少出身国民党军校的成员，也有不少原国民党党员，在联军默许和台湾方面积极运作之下，这批人摇身一变为中国战俘营的管理干部，分别被任命为联队长、大队长、小队长、班长等职衔。
上完大课，组织好干部，接下来第三件事就是发起刺字，就是在我们战俘身体上刺青纹身，刺上各种反共标语和政治口号。战俘起初都不愿意刺字，有好几个态度坚决的战俘，先挨了小队长一顿耳光，到了晚点名吹熄号以后，那几个态度强硬不肯刺字的人，被个别叫到营区暗处，他们被干部围住恐吓：“你们究竟是要吃软还是吃硬？要吃软，就乖乖刺字。我们是受上级命令，你们不刺字我们就要受处分，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们小队长，也是原国民党军军官。他除了劝我们刺字，还派一个和我们年龄相当的班长，威胁我们：“关公不吃眼前亏，你们如果不刺字，害小队长交不了差，那么就不要怪他不客气，在这里，我们要打谁就打谁，要干掉谁就干掉谁，神不知鬼不觉，我们可以把尸首扔进毛厕粪坑。”在威逼恐吓之下，战俘们迫于无奈，绝大多数人被迫接受刺字命运。
刺完字不久，好戏高潮上演。某夜，集合晚点名的时候，干部上台宣布：“明天联军就要开始审查啦！你们愿意回大陆的人举手！”好多战俘思乡心切，纷纷举手。晚上趁大家上床睡觉以后，举手表示要回大陆的人，全被干部带到营房黑暗空地，施以痛殴，有的战俘当场被打断腿。挨了打如果还是拒不合作，就当场被活活打死。我们躺在床上，竖起耳朵倾听从海滩方向传来的阵阵哀号声，那凄厉的哀鸣，今天回想起来，还令人不寒而栗。
干部们的威胁绝非虚张声势，接下去的几天当中，有好几个战俘不明不白失去踪影。我们深信这些失踪的战俘，是被国民党干部杀掉了。
最后阶段，他们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毫不避讳地将不从命的战俘活活打死。一九五二年春天，我就亲眼看过他们拿着固定帐蓬的钉钻子，活活打死两名战俘，处死的理由就为了处罚他们不肯刺字。当局残杀了战俘之后，还迫令战俘派出代表，到现场观看战俘的尸首。他们对观看的战俘说：“你们看，这就是不刺字的下场。”
我认识一个战俘，原来是解放军排长，就在一天晚上被他们打断腿，动弹不得。我悄悄告诉他：“你怎么那么傻，你要回去何必现在讲出来呢？”他无奈地说：”我哪里知道他们诱骗我们上当？”最后这位排长仍然如愿返回大陆，只是他的瘸腿已经永远无法康复。
战俘的手臂上、胸膛上、背脊上被刺上类似“反共抗俄”之类的字眼。还有些战俘营干部基于报复心态，竟然在战俘下腹部刺上不堪入目的污秽字眼，辱骂共产党的领导人。刺完字以后，干部们对战俘说：“刺了这些字，你们回去吧！你们敢回去吗？”
刺字纹身之后，我们被转送到距离南朝鲜海岸更遥远的巨济岛，战俘插翅难飞。巨济岛战俘营有二十余万北朝鲜战俘，我们中国战俘一万多人。进入巨济岛战俘营，中国战俘的灾难并未就此结束。
我们的手臂上，胸膛和背部，都已刺满反共标语。某日，一位干部跳上讲台，手上拿着一本杂志，猫哭耗子假慈悲地宣布：“各位，这里有一份香港出版的《新闻天地》，刊登了一篇报道，我念出来给你们听听……”他煞有其事地声称，凡是身上刺了字的战俘，回到大陆以后，就会遭到公审批斗，战俘会被罚站在台上，被迫用刀子把刺了字的肉，鲜血淋淋地挖掉。念完杂志的报道，这个干部问我们：“你们回去就会被批斗，会被当众强迫把刺青的肉挖掉，你们还敢回去吗？”
这么一讲，战俘们真的被吓得面面相觑，这一招确实管用，战俘们在心理上软化了想回大陆老家的坚定决心。威吓之后，进而利诱战俘。台湾派遣“大陆灾胞救济总会”会长方治，“军人之友社”社长江海东，连袂到朝鲜，对战俘提条件，故示优待。江海东说，只要战俘肯去台湾，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假如不肯去台湾的，可以选择前往中立国(像是印度)，悉听战俘尊便。
在国民党官员甘言诱惑之下，战俘们不知不觉入其彀中。战俘们产生了错误的认知，误以为国民党当局会让战俘来去自由，可以先到台湾，再转往想去的中立国家。
牢狱
一九五四年一月，美军与国民党连手把我们运往台湾。
船抵达台湾基隆，战俘们直接被解送台北市南郊的林口，一个叫苦苓岭的地方。苦苓岭有一个军方单位，它隶属国民党军“总政治部”辖下的“心战总队”。被威逼利诱送抵台湾的战俘，总人数号称一万四千人，被编成两个联队，后来，我们又被安上一顶高帽子：“一万四千个反共义士”。
到台湾之初，连续发生好几宗战俘上吊自杀悲剧。战俘原本深信国民党当局会尊重他们的意愿，送他们到别的中立国家去。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到台湾后，立刻失去自由，被集体送往“心战总队”，形同关押。还施以密集课程，强迫这些“反共义士”上课，灌输党国思想教育。台湾当局又发动所谓“请缨从军运动”，强迫战俘签名附和。有一位我熟识的战俘，因为不愿意当兵，干部不断纠缠，逼得他最后走上自杀绝路。
我被强制分配到嘉义民雄国民党军“教导营”后不久，1955年3月8日，突然几名武装军人将我逮捕，罪名是涉嫌“叛乱”！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指控弄得惊慌失措。
这桩“叛乱案”和一位名叫李国安的战俘有关。李国安在韩国战俘营里，曾经参加话剧队演话剧，台湾还发了一纸奖状，表彰他为台湾宣传的功绩。李国安就向战俘营干部反映他的意愿，希望去台湾后能进军中康乐队。到了林口“心战总队”，上面却不理会李国安想去康乐队的申请，直接分发李国安到部队当兵。几次向上头反映，却得到“没有办法，这是上级命令”的答复。李国安心里十分气愤，频频抱怨上了国民党的当。
分发部队服役后，空闲时间，总和李国安等四、五位战俘朋友凑在一块谈天说地。李国安不管旁边有没有人，破口大骂国民党不守信用。
某日，李国安牢骚满腹，高声大骂：“国民党不如共产党好，我们从前被共产党俘虏，人家还不曾欺骗过我们呢！国民党是骗子！还在我们身上刺了那么多字，将来有机会回大陆，身上刺了这许多反共标语，我们是两头不讨好。”当时有人提议，大家在台湾举目无亲，何不结拜兄弟，以后兄弟有难或者遇有病痛时，也方便彼此有照应。
可能是李国安讲话口无遮拦，遭军中特务“政治战士”向政治部检举，李国安首先被政治部逮捕。受不住刑求逼供，李国安供出我们结拜兄弟的事。不久，我们五人全部被抓捕。政治部完全不理会我作的任何辩护，硬栽给我一项莫须有的重罪：“从事非法组织，意图叛乱。”第一审，我们五个人有两个被处死刑，三个人被判无期徒刑，我被判无期徒刑。
审讯过程中，我们都有受刑被拷打的经历。我双手被捆绑在吊架上，我不肯招供，特务启动铰盘，把我高高吊起，他大声吼叫：“你到底承不承认？”我摇头表示不承认，他就再把我往上吊上。这时，我的手腕痛彻心腑，两手几乎脱臼，实在痛得受不了，只好被迫低头认罪。
我们五个人里头有一个是山西洪桐县人，恰巧第二审的军法官也是山西洪桐县人，他详细审阅了全案的档案数据，军法官很同情我们的境遇。他轻声说：”你们五个人文化水平都不高，有人甚至不识字，怎么可能‘组织叛乱团体’呢？”他当场训诫：“以后你们这些孩子讲话要当心了，不要再乱讲话。”
我的无期刑期，经军法官改判成有期徒刑五年。但是，我被关押了五年期满后，因为没有人敢保释我，所以又被送到“游民收容所”，和一群流浪汉、和疯子关在一起好多年。算算我前后被监禁长达十年，其间，还被关到火烧岛(绿岛)一年。最后，幸蒙一位在韩国战俘营当过我们队长的退伍军官出面作保，我才终于获得自由。刚到台湾时我才二十三岁，出狱时，已经快要三十好几了，大好青春岁月，一大半在牢里蹉跎。
记得在我出发上朝鲜战场前夕，曾经往家里寄了一封信，说我要去朝鲜打仗了，希望家里捎一张全家福照片给我。之后音信渺茫。家里没我的消息，以为我打仗打死了。我家大门口挂上一只“烈属”木牌，大陆政府按月送钱给我母亲。“烈属”木牌，保护我家两老未受文革之苦。直到台湾开放赴大陆探亲，我才一偿回乡夙愿。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史海揭秘：戴笠蹂躏美貌女特务们的惊人手段
军统局系统虽有不少女特务，戴笠仍觉不过瘾，总觉得家花不如野花香，恰如风流天子宋徽宗那样。 自然，并非所有女性都可以通过名利引诱到手，但是只要戴笠看上了的，便千方百计要搞到手，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军统局系统虽有不少女特务，戴笠仍觉不过瘾，总觉得家花不如野花香，恰如风流天子宋徽宗那样。尽管后宫里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三千粉黛，仍觉犹有不足，还要常常去烟花之处，与妓女鬼混。一日，戴笠听得西安开源开妓馆有个妓女叫姝姝，在当地嫖客中享有"如雷贯耳"的名声，一时色兴大发，按捺不住。于是，化名河南来的王姓商人，带上给他负责警卫工作的西安警察局侦缉队队长马德皋，找到17号房中的姝姝，胡混了两夜，花了6000元钱，时值2两黄金，另买了4件上等衣料。这个名妓从戴笠的气度、出手上看出他是个大官，但压根也没有想到这个嫖客竟是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戴笠。
自然，并非所有女性都可以通过名利引诱到手，但是，只要戴笠看上了的，便千方百计要搞到手，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一日，戴笠到第三战区拜访第二集团军司令王敬久，王不免设宴款待。席间，戴笠遇上了上海大学的女学生萧明、夏文秀。萧明是黄绍竑的义女。黄有意将自己的义女介绍给王敬久做妻室，所以萧约了夏文秀一同到江西上饶与王敬久相见，发现王敬久与理想中抗日爱国的儒将夫婿标准相差甚远，只不过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粗坯，就以回湖南原籍为借口，要辞别王敬久他去。戴笠了解原委后，又听说萧明擅长京剧青衣，是北平名票友，夏文秀会唱花旦，就顿生淫意，变着花样想把这两位小姐弄到手。于是心生一计，欺骗她们说："委员长听说你们京戏唱得好，特派我来接你们到重庆演出。"两位小姐蒙在鼓里，不知是计。第二天，她们上了汽车，汽车不是开往剧场，而是开进了望龙门看守所，继而又关进白公馆监狱。戴笠回到重庆后，派人用两乘滑竿将她们抬到戴公馆，戴笠将她们蹂躏了一个多月，玩腻了，便以"通共"的罪名，判她们无期徒刑，投进息峰集中营。直到戴笠死后才被释放出来。
一天，戴笠忽然想到，蒋校长的成功不是得力贤内助宋美龄的辅佐吗？要想在事业上有更大成就，恐怕少不了贤内助的辅助。我虽然经常在外面打游击，尝过许多女人的味道，虽可解一时之馋，但终究比不得贤内助。毛氏夫人故去多年，再不续弦恐怕不妥。主意已定，他便着手物色一名贤内助，按照宋美龄这种贤内助的标准来选美。
一日，戴笠遇着女特务叶霞翟，立即被她所吸引。叶姿色出众，能歌善舞，在交际场中很是活跃，且善解人意，八面玲珑。戴笠见到这个如花似玉的女人，顿生一见钟情之感，觉得她很适宜做自己的贤内助。以往，戴笠勾引女性，以占有对方肉体、发泄兽欲、纵情声色为目的，此次对叶小姐，目的是要明媒正娶，让她做压寨夫人，因而在做法上自然不同于对待其他女性。戴笠先是调阅了叶的档案，继而派人考察叶的行为举止，看是否有不好的行为习惯，然后再直接与叶接触。
一日夜晚，戴笠邀叶霞翟跳舞，只见叶舞步轻轻盈盈，婆婆娑娑，就如一只小燕子。戴笠是舞场老手，自然舞步应点，超众脱俗，越跳舞步越轻，越跳情意越浓，两只会说话的眼睛，眉飞色舞，光彩逼人，都在对方脸上瞟来瞟去，流露出一种难耐的情绪。戴笠十分惬意，深感自己眼力很准，选得不错。
一天，戴笠想到宋美龄毕业于美国，要想让叶小姐成为宋美龄那样的贤内助，非得送她赴美留学不可。主意已定，戴笠开始对叶着意培养，先在国内进修，后又送到美国"镀金"去了，刚刚送走叶霞翟，忽然，一个新的美人又跃入戴笠的眼帘，这就是重庆外事训练班毕业的学生余淑衡。 余小姐是湖南人，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外语系毕业。早在学校期间，就是闻名全校的高材生和校花。她不仅生得漂亮，而且才华出众，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故为许多人所钦慕。
戴笠一见余淑衡，便觉得她在色相、气质、风度、才气、应酬、伶俐、干练等方面都比叶高一筹，于是又将续弦之意寄托在余淑衡身上。
余淑衡生得弯眉大眼，端庄秀丽，十分标致。戴笠一见倾心，便带她在身边，做他的随从秘书。当然，这位如花似玉的女秘书，每天和戴笠厮混在一起，没过多久，两人睡到一块去了。这样一来，余便同时具有双重身份：白天，随从秘书，夜晚，秘密夫人。那时，余小姐年方20出头，正当青春妙龄，戴笠则年近50岁，虽欲念越老越浓，无奈是力不从心。为讨余小姐欢心，戴笠乃特服秘方，使出平生一切手段，果然断了其与原来心上人的情思，抱定主意与戴笠厮混一辈子。
原来，余小姐早在家里就已与表哥周学光订了婚，戴笠花言巧语，迫使余淑衡解除了与表哥的婚约。戴笠生怕这一位仙女般的美人儿从手中飞掉，不仅对余体贴备至，而且还特地把余的母亲、妹妹和弟弟从湖南接到重庆，并且经常去看望未来的岳母，亲自问寒问暖，显出万般孝敬。
然而，此时的余淑衡有着强烈的进取心，多次提出到美国留学深造，戴笠这次不同于对待叶霞翟，横竖不同意。 有一天，戴笠却忽然提出同意余淑衡赴美留学，并主动替他办好了护照、签证，订好了机票，把余淑衡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余忍不住问道："你怎么又同意我赴美留学?怎么舍得我离开?"戴笠自有一番言语，说得余淑衡高高兴兴。

查看详细资料
·
“淑衡，你将来喝了洋墨水回来，可别瞧不起我这个土包子哟!”“不是我瞧不起你，而是你夜夜都离不开女人，我走了以后，你又该和别的女人胡搞了！”戴笠自然又是一番赌咒发誓，不由余小姐不信。 几天以后，余小姐满心欢喜，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
戴笠如何突然改变主意，主动送余淑衡出国留学?原来，就在此时，戴笠一生崇拜的影后胡蝶到了重庆，而且胡蝶遇到了很大的麻烦，需要戴笠鼎力相助。此时的戴笠已不是抗战前的戴笠，人也多了，枪也多了，名也大了，权也大了。戴笠是老鼠爬称钩--自己称自己，觉得以自己现在的地位、权势、声望，有可能把胡蝶追到手了。于是，他打定主意，送走余淑衡，一心一意追求胡蝶。
此时的胡蝶，虽已嫁为人妇，却仍然美貌绝伦，不愧为一代红星。当时著名小说家张恨水所云：胡蝶落落大方，一洗女儿之态，性格深沉、机警、爽利兼而有之，如与《红楼梦》中人相比拟，十分之五六若宝钗，十分之二三若袭人，十分之一二若晴雯。当时，胡蝶的照片到处可见，戴笠见了胡蝶的照片，不禁情思连绵，意兴荡漾，恨不得马上就与胡见面。
上海失陷后，胡蝶随丈夫潘有声去香港，继续活跃在影坛拍片。香港沦陷时，胡蝶开始打算在香港偷安。谁知日本人找上门来，邀她赴日本拍一部题为《胡蝶游东京》的影片，宣扬所谓"中日亲善"。这不是为日本人张目的汉奸行为么?胡蝶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与丈夫一商量，决定逃回大陆。行前，胡蝶夫妇将历年积存的财物装成30箱，托杨惠敏女士装运回国。
杨惠敏女士在当时也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风云人物。淞沪抗战时，我军800将士坚守在四行仓库，与日本侵略军血战，杨小姐作为女童子军的代表，冒着枪林弹雨，向800孤军献旗。杨的勇敢行为感动了全国，受到各界舆论的赞扬。后来，杨惠敏女士受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的派遣，前往香港接运爱国抗日人士到大后方去工作。在香港期间，杨小姐与胡蝶夫妇颇有交往。因此，胡蝶夫妇将30箱东西放心地交给杨小姐，请代运回国。
由于胡蝶是以"深夜出走"的实际行动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因而只能悄悄地逃出香港。她的爱国行动，受到国内舆论异口同声地赞扬。不料，当胡蝶夫妇过西贡，步行至淡水，然后抵达广东曲江(韶关)时，却得到30箱物品被劫的消息。

查看详细资料
TOP
·
板凳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4 15:46 只看该作者
胡蝶失宝，自然极是伤心，特别是行李箱内有胡蝶欧游时各国名流和朋友的照片、题字，她在香港演《孔雀东南飞》时特制的衣服以及许多名贵首饰，纪念品等，均是无价之宝。获悉遭劫消息后，胡心急如焚，急忙向当局报案。因一时未能破案，胡蝶苦思成疾，在桂林大病一场。胡蝶在上海时的好友杨虎、杜月笙等得悉后，立即致电戴笠，请他帮忙破案。戴笠闻此消息，不禁喜出望外，连呼"真乃天赐良机!"立即电邀胡蝶夫妇赴重庆。
军统桂林站的特务奉命为胡蝶夫妇买好机票，并将机票送到胡蝶夫妇手中。于是，胡蝶夫妇凭其提供的机票，于1942年11月24日正式抵重庆，应杨虎邀请，住进了范庄杨虎的公馆中。自然，戴笠深知自己手中虽操生杀予夺大权，但对胡蝶这类驰名中外的影星，却只能智取，不能强夺，否则必然弄巧成拙。怎样方能智取胡蝶，戴笠不免暗下思忖：如今胡蝶30箱宝物失窃，如不能侦破此案，恐怕一切无从谈起。因而，征服胡蝶的头一步说法是设法把失窃的宝物完璧归赵。
一天，杨虎对胡蝶说道：“潘太太，军统局长戴雨农将军今日下午，特意为破案之事前来拜访，想请你谈谈案情，你意下如何?”胡蝶听罢，眼中露出希望的光芒。 杨虎接着又吹了一通牛皮：“戴将军不知破过多少大案、要案、奇案、怪案，真是破案如神，只要戴先生肯帮忙，你的东西一定能追回来!”胡蝶淡淡地笑道：“要是能这样那就太好了。戴笠第一次与胡蝶见面时，先请胡蝶介绍情况。胡蝶一边流泪，一边诉说是杨惠敏骗走了她的东西。戴不慌不忙，先请胡蝶把所失财物开出一个详细的清单，当面彬彬有礼地表示一定要尽快侦破此案，找回失窃的财物。戴笠此时已登上他一生中权力的顶峰，以军统局副局长兼财政部缉私署署长，又兼战时货运管理局局长，再兼中美合作所主任，呼风唤雨，声名显赫，侦破此一区区失窃案，自然是驼子打揖--起手不难。
于是戴笠立即派出得力干将，前往湖南株洲，会同当地军统组织，将杨惠敏及其未婚夫赵乐天押解到重庆，不久又移往息峰集中营。据杨惠敏供称：箱笼用船只运至东江面时，突遇蒙面大盗在江心拦截，将全部箱笼换装上快艇，驶往虎门而去…… 同时，戴笠另派人员赶赴广东东江一带，组织侦破此案。很快，戴使这一案件露出端倪。
军统广东省地方站及其下属见戴笠亲自过问此案，三天一个电报，两天一个电话，就像皇帝老子的十二道金牌催命一样，自然不敢怠慢，使出浑身解数，以便早日交差。军统广东站果然神通广大，很快在东江时新寄卖商店发现一只价值5000元的钻石戒指，立即向戴笠报告。戴笠不露声色，秘密派特工郑三铃日夜兼程前往购买。
郑三铃到了东江，找到时新寄售商店老板郑时新，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终于以4000元价格成交。郑三铃将钻石戒指立即送交戴笠，自己则暗暗潜伏在东江继续侦察。

查看详细资料
TOP
5000月薪，你也有机会！[投简历]
·
地板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4 15:46 只看该作者
胡蝶的钻石戒指，外形与英国女王法国人莎白右手戴的钻石相仿，造型别致，所不同是重量不一，女王戴的钻石重4. 4克，胡蝶钻石的重量则为女王钻石的1/4，郑三铃用重金购回的钻石戒指，经胡蝶鉴定，确认是"完璧归赵"。胡蝶对钻石戒指失而复得喜出望外，不免对戴笠一再感谢，并对他的才能和办事效率夸奖了一番，戴笠听了暗自兴奋不已。郑三铃购得时新寄售商店的钻石戒指以后，老板郑时新突然外出。郑三铃找个借口，再次找郑时新，托他设法再代买一只，接待的伙计王虎说："真不巧，郑老板去虎门，要两天时间才能回来。"郑三铃听罢，不多心生疑窦，回到住的地方，忽然接到戴笠"十万火急"绝密电报："立即拘捕郑时新并押解重庆，不得有误。"郑三铃自然不敢怠慢，然而，此时郑时新到虎门未归，郑三铃只得埋伏人马等待。哪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原来东江时新寄卖商店是东江大盗的销赃黑店，胡蝶钻石戒指一出售，立即引起了扮演伙计角色的王虎对郑三铃的注意，第二天，郑三铃又提出要再订购一只同样的钻石戒指，更使王虎确信这个销赃黑店已开始暴露。
郑三铃久等郑时新不归，不免急得团团转，忽有部下报告，不远处发现郑时新尸体，郑三铃不免大吃一惊，到现场一看，发现郑时新被人暗杀。郑三铃脑子一转，忽然意识到了王虎才是时新寄卖商店的真正主人，杀人灭口，定是王虎所为，一拍大腿，连呼"上当了!上当了!"率领特务直扑寄售商店，去逮捕王虎，却发现王虎早已不知去向。只好据实报告戴笠。 戴笠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按胡蝶开列的失窃账单，派专人到国外购置。不久，胡蝶的意大利皮鞋、法国香水、德国的玻璃***等等，统统如数归还到了胡蝶面前。胡蝶详细清点，发现许多物品比原来款式更好，价值更高。尽管许多照片、资料已无法找回，但能"追回"这么多珠宝、衣物，胡蝶已心满意足。通过这件事情，戴笠给她的恩惠，对她的一片情意，她已心领神会了。接着，戴笠把胡蝶夫妇从范庄接出，安排住进中山路151号公馆。这里衣食住行的各种物品以及勤杂、服务人员等，一应俱全，免费供胡蝶夫妇享用。过了一段落魄生活之后的胡蝶，现在终于又回到了自己久违的熟悉生活，自然对戴已有了三分情意。
接着，戴笠利用手中权力，为胡蝶的丈夫潘有声谋取了一个财政部专员的肥缺，派他赴昆明就任。潘本是商人，乐得到外面去做官、发财、享福，放心地把胡蝶交给戴笠"照顾"。为了博得胡蝶的欢心，戴笠费尽了心机。胡蝶只要说一句话，戴笠就把它当成天子的圣旨，立即派人去办;胡蝶只要提一个要求，戴笠就把它看成是上帝的意志，千方百计也要予以满足。因而，胡蝶想吃什么，立即会有专人去买来;胡蝶想穿什么，立即会有专人送来。当时，胡蝶因旅途劳累，又伤心过度，大病之后，身体恢复较慢。戴笠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不但延请中西名医为胡蝶治病，购买名贵补品，安排调养身体;还从百忙之中，每日登门看望，和胡蝶聊天解闷。不仅如此，戴笠还派江山籍的何琼梅悉心照料胡蝶的生活。本来，胡蝶在上海吃腻了国际饭店的干焙鱼翅、生闷对虾、油爆海参等贵菜，如今吃了何琼梅做的糟溜鱼片，反觉得味道鲜美。何琼梅的拿手戏江山桂花千层糕，一层层，又薄又嫩，洁白晶莹如玉，软而不糯，甜而不腻。胡蝶吃罢，笑道："这种千层糕，比慈禧太后吃的茯苓饼还要可口。"戴笠闻言，开心得哈哈大笑。
随后，戴笠又为胡蝶专门换了豪华的神仙洞公馆，为避人耳目，戴笠将胡蝶从公开的地方转移到这里。从此，戴笠常常来此与胡蝶幽会，陪她一起由重庆坐小汽车至歌乐山，再由歌乐山坐滑车至神仙洞，其间穿梭往来，神不知鬼不觉。随着两人交往增多，胡蝶也觉得于心不安，欠了戴笠一份"厚债"，却无从报答。随着胡蝶对戴笠感激、报答之情日深，两人也开始秘密同居。作为一代色魔，戴笠对胡蝶倾注了满腔的爱。
自从得到胡蝶后，戴笠奇迹般地一改过去到处追逐女人、渔猎美色的行为，同时也解开了还在叶霞翟、余淑衡身上的袅袅情丝。也许，面对着美貌绝伦、聪明伶俐、善解人意、柔情万种又闻名遐迩的一代红星，戴笠确实心满意足了。这种满足感，不仅使戴笠在好色问题上勒马收缰，而且使戴笠因害怕失去胡蝶而在胡蝶面前变得循规蹈矩。或许，这是因为戴笠毕竟原来是鸡鸣狗盗之辈，出身低贱，内心深处养成一种难言的自卑感。如今，理想中的绝代佳人竟然奇迹般的投进了自己的怀抱，从而演出了一幕特工皇帝与电影皇后的风流史。然而，倒霉的是曾经是抗日风云人物的杨惠敏，她成为戴笠和胡蝶风流美梦的牺牲品。1943年她被戴笠押至息烽监狱，1945年又转到重庆渣滓洞坐牢，直到戴笠死后，被毛人凤用飞机押送到南京，转镇江开释。开释后，又被她的未婚夫赵乐天遗弃了。
随着戴笠对胡蝶的感情日深，戴打算正式和胡结成秦晋之好。他通过软硬兼施，迫使胡蝶的丈夫潘有声同意与胡蝶离婚，然后积极筹备与胡蝶的婚事。
1944年圣诞节，戴笠选择这一天公开了与胡蝶的关系。
这一天晚上，重庆中美合作所举行盛大联欢晚宴。华灯初照，光辉簇簇。胡蝶以女主人的身份出现大厅之上，与出席晚宴的美国以及各国驻华使节、武官和其他来宾见面，全场雀跃欢呼掌声雷动。此时的戴笠，正处在人生最惬意的时刻，他一手挽胡蝶。一手频举杯，畅怀痛饮，毫无醉意。他的祝酒词，将整个圣诞节庆祝活动推向最高潮。中美合作所的美方参谋长贝利乐上校见此情况，连声说道："我看到戴将军连喝黄酒160杯，仅仅稍带醉意，发表长篇讲话，亦不失言，奇事奇事!"

·
1946年3月17日下午1点多，一架军用运输机一头撞向南京附近的岱山。机上13个人全部遇难。其中，有号称“特工王”、“刀斧手”的戴笠。所有人都认为这不是一起意外的事故。但到底谁是谋杀戴笠的幕后主使？这个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戴笠之死，也成为一大疑案。多年后，戴笠当年的情人，定居香港的陈华详细披露了戴笠的诸多秘闻，并认为戴笠是自杀。
壹
“我的天下，有一半是你替我打出来的”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是个好色之徒，与著名影星胡蝶的一段情事，闻名江湖。但他有个大众知之甚少、名叫“华妹”的情人，却不一般。连戴笠都自认，他的一半天下是“华妹”打下来的。
“华妹”叫陈华。她十三岁沦为雏妓，十六岁嫁给孙中山麾下参军、后任上海警备局司令的杨虎。1932年与戴笠初识。因说服刘戈青、李福让等九人为戴笠所用（后人称戴笠手下的九个火车头），受到戴笠赏识。
陈华年轻美貌，戴笠费尽心机想得到她，特别安排了他的学生叶霞翟（胡宗南夫人）做她的助手，但遭到陈华的拒绝。后来陈华得知戴笠身世，两人同病相怜，她成为戴笠一生中唯一全始全终的红粉知己。她还帮戴笠监视汪精卫、孙科，为他做了不少事。最后戴笠都不得不说：“华妹，我的天下，有一半是你替我打出来的”。
戴笠四岁才第一次见到他的父亲。当时戴笠同一群野孩子偷偷溜到山上玩耍，被他祖母发现，教训他说：你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你父亲就是你的榜样。说完带他到自家地窖里，只见他的父亲手与脚都被铁链锁住，瘦得不成人形。原来他父亲狂嫖滥赌，将一个殷实的家给败了，家人不得已而为之。
贰 戴笠是只 “铁公鸡” “刮”去情人的貂皮大衣
戴笠一连改过四个名字，戴春风、戴征兰、戴芝兰。1926年，年过三十的戴笠报考黄埔军校时，所带的钱花光了，那天正下大雨，有人随手送了一个斗笠给他，并帮他付了旅馆欠费。这个人就是后来军统高层徐亮。为纪念这段友情，他改名叫“戴笠”。
戴笠一生汽车、房屋不少，但现金、珠宝却不多。在陈华与戴笠私处的时候，常被陈华调侃，“小气鬼、铁公鸡，还是我掏腰包，免得你肉痛······”而戴笠反陪笑脸，不以为忤。陈华在上海间谍战立下汗马功劳，受戴笠之邀飞到重庆，住戴笠曾家岩寓所。戴笠摆下的庆功宴，竟然是四菜一汤，而且色香味俱无。
不仅如此，戴笠见陈华身穿貂皮大衣、长统皮鞋全是舶来品，而战时重庆物质十分缺乏，竟然提出将这套行头留下，用作送礼。就这样，陈华裹着一床棉被飞到香港的家中。
叁 失事前与情人最后一夜，称“老头子不要我，我就死”
1946年3月，戴笠去北平之前，在陈华处过夜，这是陈华与戴笠最后一次见面。就在那一夜，戴笠郑重地对陈华说：“华妹，我老实告诉你听，老头子（蒋介石）不要我，我就死”。
陈华认为此时戴笠已抱有死的决心。因为当时抗战结束，特务组织势必取消，而戴笠风头正劲，其组织连同外围有数十万之众，又有美国人撑腰，戴笠想先当警政部长，后谋海军司令的位置，引起了蒋介石的猜疑与不满，因此心事重重。
自从戴笠离开，陈华一直忐忑不安。3月17日，王新衡电话告知陈华，戴笠从青岛飞往上海，中午一起吃饭。陈华在王新衡家等了很久，王回来告诉她说：“飞机没接到”。陈华脱口而出：“飞机摔掉了”。在场的人大吃一惊。陈华露出一丝苦笑，勉强支撑走出了王家大门，乘车绝尘而去。
13张残骸照片里一眼认出戴笠 保持开枪射击的姿势
事后，军统局人员拿出十三张遗留的残骸照片要陈华辨认，她一眼就认出了戴笠，除了她熟悉的那几颗金牙以外，那高高举着的右手，右拳呈捏着的状态，她可以想象到戴笠临死前的情形，那是他开枪射击后的习惯，子弹发出后，总是挺帅气地将手往上一扬……
她始终认为戴笠是自杀，开枪打死了驾驶员，以致飞机失控。
陈华后来赴香港，开了一家理发店谋生。40多年以后，82岁的陈华出了一本回忆录讲述这段往事。不久后，老死于香港。戴笠之死有以下多种说法：
其一：蒋介石谋杀。戴笠的军统组织非常严密，有十万之众，一色美式装备，只听命于戴笠。戴笠欲谋求警政部长、海军司令位置，想借美国方面之力达到目的，引起蒋介石惊慌，痛下杀手。
其二：马汉三设计谋杀。戴笠在北平查阅汉奸名单时，没见金壁辉（川岛芳子）的名字，经查实是时任北平肃奸委员会主任马汉三收受了川岛芳子的贿赂而为。马汉三心知戴笠不会放过他，于是利用“美人计”，派机要秘书刘玉珠接近戴笠，在座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
其三：是美国特工所为，原因是美国政府获知戴笠将对过去与日本人合作者进行一次不顾人道的大清洗。为制止大屠杀，在戴笠的专机气压计的保险丝上做了手脚。
其四：共产党除恶。理由是王若飞在此不久前，死于空难，是军统所为。
其五：是一次空难，非人为原因。沈醉是这次调查组人员，据他所掌握的情报回忆，就是一场空难。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解放军南渡长江时，国民党的总兵力还有204万人，控制全国人口的58%，城市的63%，土地面积的73%。但蒋介石的精锐主力已被歼灭，剩余的军队中只有白崇禧部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还有较强的战斗力。
毛泽东决定，以第一野战军为主，加上解放太原后的华北野战军第18、第19两兵团，向西北进军！
1949年5月26日，毛泽东致电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
“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18、19两兵团开到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18、19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只要胡、马不走，仗是总有打的。”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电文中的“胡”指胡宗南，“马”指的是马步芳和马鸿逵。在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往来的电文中，“马”、“二马”、“两马”、“青、宁‘二马’”都是指的马步芳和马鸿逵。
6月中旬，解放军第18、19兵团先头部队也相继开到西安、咸阳等地，与第一野战军在关中会师，准备参加彭德怀指挥的扶眉战役。
按照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决策，第一野战军采取“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首先集中力量与胡宗南主力决战，然后集中主力与青、宁“二马”集团决战。
彭德怀将详细德作战计划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对负责执行钳制“二马”任务的杨得志19兵团如何使用极为关注，特意给彭德怀打来电报，说：
“杨(得志)兵团应立即西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
6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求他们以部分兵力钳制两马，集中主力采取迅速行动以包围并歼灭胡宗南部四五个军。毛泽东还不放心，次日又致电提醒彭德怀：
“如二马只作小撤退则先打两马、后打胡宗南是正确的，但打两马比较打胡为费力；如两马作大的撤退，距胡部较远，就实行钳马打胡。”
人们可以感受到，从来往文电的字里行间，从对麾下爱将的反复叮咛中，毛泽东流露出对“二马”的高度警觉。
解放战争中，甚至连全副美械装备的蒋介石嫡系部队都不如何瞧得上眼的毛泽东，为何对偏处西北苍茫戈壁的“二马”，如此小心翼翼呢？
毛泽东对西北“二马”的了解，主要是在红军长征后期。
1935年9月，已经取得红军实际领导地位的毛泽东，指挥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于9月23日从哈达铺出发，突破敌人在渭河设置的封锁线，迅速翻过六盘山，进入靠近陕西的环县(今在甘肃省)。
蒋介石即刻电令宁夏马鸿逵部：“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兹令你部骑兵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同时调集了5个骑兵团装备精良，协同尾追红军。
红军行进神速，10月19日毛泽东随一纵队首先抵达陕北吴起镇，随后彭德怀率二、三纵队也进抵附近宿营。
对这部分尾随的骑兵打还是不打？当时有些红军指挥员不主张打。部队里也风传着种种关于骑兵如何“厉害”的流言。
“红军长途行军已很疲劳，情况又不熟悉，没有把握，等把敌人引进苏区，了解情况后再打！”
林彪亲自向部队进行打骑兵的教育，一向少言寡语的他做了战前动员：
“我们过去一直和两条腿的敌人作战，现在可要和六条腿的敌人作战了。其实这六条腿的敌人并不可怕。因为打起仗来，骑兵的目标大，容易瞄得准。骑兵只要下了马就少了几腿，大大削弱了战斗力，比步兵还好打。骑兵宿营下了马鞍子，最怕受到袭击。我们要发挥红军勇猛机智、出奇制胜的特长，来消灭敌人的骑兵。”
毛泽东觉得决不能把敌人带进陕北苏区来，加之前不久刚刚在甘肃静宁界石堡消灭东北军3个骑兵连，下决心要打。
“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吴起是山区，不利于骑兵作战，况且我们已有打骑兵的经验。另外，我们已经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我们不仅要在吴起打这一仗，而且一定要打好！”
于是，中央红军4个纵队布下口袋战术，严阵以待。10月18日拂晓，追击红军的骑兵团先头部队进入伏击圈。经过激战，打死打伤敌军600余人，俘虏1000余人，缴获战马1600余匹，另外还有迫击炮、重机枪数十门(挺)。
毛泽东在视察阵地时风趣地说：“步兵追骑兵，这是个创举啊！”
战后，毛泽东特致电彭德怀，赠诗一首：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枪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非常谦虚，把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
在后来的红军的西征中，彭德怀指挥红1军团和红15军团，与马鸿宾、马鸿逵骑兵作战，大有斩获，缴获战马数百匹，开辟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根据地。
西征时，红1军团攻占曲子镇，歼灭马鸿逵第105骑兵旅的经历最有代表性。第105骑兵旅旅长冶成章性情暴躁，打仗强悍，是马鸿逵的爱将，人送外号“野骡子”。
6月1日，红一军团到曲子镇，适逢马鸿逵的骑105旅也在曲子镇宿营。2师师长杨得志急令梁兴初带人将曲子镇包围，然后以两个团的兵力展开进攻。曲子镇是一座土城，红军一度攻进城堡，可攻城的一些刚入伍的新战士，没有打巷战的经验，刚打开一个缺口就几乎全团就往里冲，战斗力发挥不出来，又被冶成章的警卫部队打了出来。
这时，聂荣臻和左权来到阵地，忙命令调整战术，令战士守住突破口，同时把其他部队撒下来，在城墙隐蔽地点进行整顿，将兵力、火力重新编组，几个排互相掩护，交替前进。经过改进战术，仅用了一个连的兵力，就攻了进去。其他部队随后跟进，最后攻下了曲子镇，活捉了敌旅长冶成章。
几次对骑兵作战的胜利，无形中使红军尤其是高级将领中，产生了“骑兵不过如此”的轻敌思想，不久在红军西路军中，吃尽了“二马”骑兵的苦头。
马步芳在青海、甘肃南部，也曾布兵阻击长征的红军，但那只是象征性的，采取消极敷衍的态度，目的是保存实力，保住地盘。
可当红军要在他的地盘建立根据地的时候，他就不顾一切了。
1936年11月8日，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军委提出《作战新计划》，“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
西路军由红30军、红9军、红5军团等3个军共21800余人组成，由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率领。他们的任务是西渡黄河，进军河西走廊，打通通往苏联的路线，在战略上配合陕甘红军。
毛泽东也有自己的苦衷。
此时陕甘苏区军粮已告罄尽，筹粮、筹款、筹棉、扩红，均极困难，数万红军缺衣少食，难以熬过严冬。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西路军西进过程中，一来可以打通到新疆的通路，取得苏联援助给中国工农红军的军用物资，二来可以调动国民党军队，陕甘红军乘机可以东出或南出，打到比较富庶的山西去。
不过，这些都没有通知西路军。
马步芳这次是真急眼了，唯恐老巢有失，倾其所部对西路军围追堵截。
徐向前、陈昌浩及时调整部署，令部队分左右纵队向西挺进，左纵队红9军袭占古浪，吸引了马家军，右纵队红30军和红5军乘虚疾进，过武威、克永昌、占山丹，大步西进。
马家军利用骑兵行动快速、飘忽的特点，在古浪对西路军左纵队发动突然袭击，红9军首长因麻痹轻敌，没有及时突围，而是和马家军硬拼，结果红9军损失近三分之一，军师首长也牺牲数名。这是西路军渡河后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损失，对部队士气打击极大。
在西进途中，忽然接到中央来电指示，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一带创立巩固根据地，以策应陕甘红军。
永凉一线以至整个河西走廊，南临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北依龙首山和浩瀚无垠的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几乎没有回旋余地。而走廊的平川上仅有的屏障就是星星点点的土围子，从地形上看，难以建立根据地。
河西是马步芳起家的根本，他有一句口头禅：“宁死一万人，不失一寸土”，把地盘看得比性命还重要。也难怪，有了地盘，就可以征兵、收税、派粮，要他的地盘自然是要他的命了！
因此，马步芳不惜动用青海老巢的全部人力、物力，提出“军队民众化，民众军队化”的口号，投入保卫势力范围的战场，并大量征集民团，驱使在第一线效命，先后在河西投入的总兵力超过125000人，是西路军的6倍。
“如果红军不停留地走，可以不打；若停下来不走，就打！”
沿途的马家军都接到相同的电令，已经占领永昌徐向前也破译了这份电文。
按照中央命令，西路军在永凉一线摆开，试图站稳脚跟，创建根据地。
根据以往的经验，创建根据地一是要消灭敌人，站稳脚跟；二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
西路军面对优势敌人的不断围攻，要建立根据地，凭着战士们枪上的刺刀和少得可怜的子弹、手榴弹，显然力不胜任；而且一屁股蹲下来，也就失去了战场主动权。
马步芳在永凉一带与徐向前、陈昌浩艰苦鏖战正酣的时候，爆发了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西安事变：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
何应钦指挥的“讨伐军”已开向潼关，直逼西安。张学良要求红军主力出动，并望西路军以一部东返，配合河东红军击敌。为了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放弃了陕甘红军东出或南出，改为南下关中援助，同时令西路军东返。
此时，马家军的主力集中在东面，正等着与红军决战。能否突破马步芳的重兵防堵，还是个问号。徐向前等多数人认为西路军应乘虚西进，陈昌浩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向河东进击。陈昌浩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回电，认为“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利与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
徐、陈正准备拔营向东，军委又于12月27日来电指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当时红军极需一个人口稠密，物资丰富，靠近苏联，利于回旋的战略基地。毛泽东认为，这个基地以黄河以西的兰州、凉州、甘州、肃州及宁夏地区最为理想。
于是西路军撤离永昌、山丹地区，冒着西北高原凛冽风雪继续西进。
坚守永凉时近两月，西路军的兵力已降至15000人。
马步芳已经察觉，没有后方补给的西路军已是疲兵屡战，便放心地派兵围追堵截。马家军的骑兵在红军队伍前后奔跑，马家军的民团游行似地要威风。红军指战员把子弹推进枪膛，食指紧扣扳机，直到敌人靠得不能再近时才开枪。当敌人略微远一点的时候，大家又把食指松开，将子弹退出来装到子弹袋里。红军天黑突出重围，天亮又被包围，坚持到天黑再突围，在马家军的包围圈中生存。
1月2日至8日，中央军委连续数次电令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勿西进，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创造肃、甘、安根据地。
西路军则建议军委，为了挽救西路军，让河东红军过河配合，东西合力，夹击马步芳。但军委认为河东已抽不出部队西援，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独立完成任务。
1937年1月12日，马家军以部分兵力钳制倪家营子等处的西路军主力，以重兵进攻孤居高台的红5军团。关键时刻，原收编的部分民团叛变，打开城门，迎敌进城，经过一番激烈的巷战，以军团长董振堂为首的3000多将士全部壮烈牺牲。红5军团是宁都暴动参加红军的，在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途中，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可惜被马家军所乘，竟在千里戈壁全军覆没！
徐向前、陈昌浩下令剩余的红军部队向驻在倪家营子的红30军靠拢，防止敌人各个击破。
倪家营子位于临泽县南部，分上、下营子。徐、陈将西路军剩下的1万余人，全部收缩在下营子地区，以红30军扼守西南方向，红9军扼守东北方向，构成椭圆形防御圈环。
马步芳对陷入困境的红军发起了集团冲锋，极度困乏的红军战士的英勇顽强，仍然令他心有余悸。没有子弹，步枪几乎失去作用，红军战士把枪架在一边，手里握着大刀、长矛、木棍攻入敌军，挥动一切可作为武器的物件与敌厮杀。不仅轻伤员，重伤员也是至死不下火线，其中自行拉响手榴弹以自己垂危的生命与敌人同归于尽者不胜枚举。
倪家营子大血战不久，徐向前决定指挥剩余的西路军决定东返自救，并在西洞堡一举歼灭马家军西宁宪兵团，歼敌800多人，缴获一批战马和武器弹药。党中央为了避免加剧西安地区的紧张局势，令西路军停止东返。
陈昌浩因曾是“国焘路线”的积极支持者，现时又身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重任，感到压力重大，因东进没有中央的命令，本来就有顾虑，见部队打了胜仗，得到补充，便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徐向前与陈昌浩吵了一顿，没有结果。
此时中央来电，支持陈昌浩，要西路军再固守50天。
于是全军只得二返倪家营子。马步芳对红军的包围更加紧缩，梯队重迭，步步推进，而红军驻地房倒屋塌，水井被填，吃住更加困难。敌人将红军前沿围子包围数层，一直冲到纵深与红军后方部队激战。
3月中旬，西路军撤进祁连山之后彻底失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决定：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兼总指挥徐向前离开部队，潜返陕北；余部由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副总指挥王树声、红30军政委李先念等组成工委领导，分头行动；西路军所剩近3000人分3个支队和若干小分队分散游击。
西方有句谚语：当失败成为一种宿命时，失败也是伟大的。
西路军是整个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全盘战略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毫无疑义，部队的一切行动，均应服从和服务于策应河东红军与友军的全局需要。西路军担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指示去办。事实上许多指示难以行通，这就使西路军最高指挥官几乎没有机动自主权力，战场指挥也就无法随机应变，机断专行。
所以，西路军的失败，就更显得悲壮。
当然，西路军的失败还有天时、地利的因素，也有马家军凶狠残暴，陈昌浩患得患失、一切唯上等原因。但无论怎么说，马步芳是西路军失败的最大受益者。
西路军的失败，是解放军军史上少有的几次大失败之一。据有关资料统计，红军西路军出征时总人数约21800 余人；战死者约7000余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43人，军、师以上干部20多人；被俘后遭残酷杀害者约5600人；被营救返回延安者约4700人；失散流落在沿途的约4500人。
过去，只是对马步芳的残暴凶狠有所耳闻，通过西路军的遭遇，有了切身的体会。
尤其是马步芳杀害了西路军被俘虏的战士，仅在张掖，就杀害了3200多人。杀人的方法花样百出，有活埋、枪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等多种残忍手段。
据亲眼目睹马家军暴行，后来被营救回延安的西路军战士揭露，马步芳纵容收下残酷虐杀战俘，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如抽肠扒肚，就是把被俘红军的肚皮用刺刀割开，将肠子拉出，拴在马尾上，然后打马奔跑，受害者肠肚拉出，痛苦到死。有些马家军的官兵听说用人血蘸馍吃可以治病、壮胆，就拉出红军被俘战士当场砍死，拿热馍蘸着人血吃。马家军还拿被俘红军战士当活靶打，练习枪法或打赌取乐。
对被俘女红军战士，还进行强奸，然后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甚至转卖多处。
党中央和毛泽东，为把西路军从马家军的魔掌中解救出来，想尽了办法。
面对徐向前、陈昌浩向中央的告急电文，毛泽东和党中央除紧急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强烈要求蒋介石令马家军停止军事进攻外，并于2月27日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以原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31军，与第28军、第32军和骑兵一个团组成“援西军”，向西开进，以接回西路军。
西路军失败后，为保存西路军余部，3月27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联名致电周思来并彭德怀、任弼时，指示为解救西路军危局，与马步芳等讲和，中共中央愿以10万到20万的银圆，请马家军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
4月3日，中共中央致电在西安的叶剑英，要他向顾祝同提出：如果马步芳俘虏了徐向前、陈昌浩及其他干部，应严令其不得加以任何残害行为。
4月5日，毛泽东又致电叶剑英，要他进一步向顾祝同交涉，令马步劳把集中在凉州的红军被俘人员全部调到平凉，经国民党第25师驻地，转交红四方面军，并制止马步芳再残害与压迫红军被俘官兵。
1937年4月，西路军剩下的700多人，在李先念的带领下，从安西星星峡退入新疆。执行分散游击的部队中，李先念运气很好，没多久就意外收到中央电台的呼号，于是按中央指令北折新疆，陈云在星星峡迎接了他们。
1937年底，林伯渠到西安任驻陕党代表后不久，即营救了1500余红军失散人员返回了自己的部队。原来，马步芳准备将俘虏西路军编成的新兵团，拨交河南国民党卫立煌部。中共驻兰州代表谢觉哉得知这一消息后，一面派人与国民党军方交涉放人，一面派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到新兵团驻地，找他们谈话，要他们坚定信心，随时准备回到革命队伍。
不料国民党军方佯称要请示军令部批准，暗地里却命令这个团偷偷提前开拔了。谢觉哉立即将此事电告了林伯渠。林伯渠马上向有关方面交涉，新兵团一到西安，就去做他们的工作，这些红军失散人员纷纷要求归队。后来，这些西路军战俘开到三原县安吴堡，分别编入了八路军各部队中。
当总指挥徐向前辗转到达援西军驻地后，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致电说：“向前同志，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的为革命奋斗到底。盼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
红军西路军最终惨败于马家军之手，眨眼之间已经12年过去了。
十几年来，马家军的恶行梦魇一样压在幸存者的心头。
现在，向马家军复仇雪耻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此时，胡宗南部已退至扶风、宝鸡、凤县地区，二马退至邠州、长武地区，都想借助对方力量，互为犄角，阻止解放军进军甘、宁、青或南下汉中。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于从1949年7月11日至7月14日，在扶风、眉县地区，发起“扶眉战役”，歼灭胡宗南部4个军4.4万余人；胡宗南部退守秦岭一带，二马继续往西撤退至平凉地区。
由此，解放军作战方针调整为“钳胡打马，先马后胡”，彭德怀选择了平凉地区作为与“二马”决战的战场。
未想，“二马”却不战而退。平凉虽为甘、宁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作战计划一出台，“宁马”马鸿逵立即察觉“青马”马步芳要保存实力的企图，急电部下退守宁夏，以图保存实力。宁马一撤，青马也无奈地急忙往兰州撤退。
毛泽东指示彭德怀，暂不占领汉中，集中兵力歼灭二马。彭德怀决定以周士第兵团两个军于宝鸡、西安一线钳制胡宗南部，以另外10个军追击二马，20余天前进千余里，把青马逼进了兰州城内。
李宗仁、阎锡山对二马有个形象的评价：马步芳是匹野马，马鸿逵是匹滑马。
马步芳家族曾在青海统治数十年之久，被称为“青马家族”，也被称为“青海王”。
当地民歌“花儿”唱道：“上山的老虎下山的狼，凶不过青海的马步芳。”
马步芳确实有股子狠劲。摩托车刚刚进入西宁的时候，正值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马步芳拿到新摩托车就敢骑，一踩油门，摩托车便一跃而出，根本停不住，从东关大本营一直跑到20多里外西宁城东郊的乐家湾，连马都追不上。
西宁通往湟中塔尔寺的道路两边，整齐地排列着高大挺拔的白杨直入云霄，树冠密合成封闭的林荫隧道，这些树是马步芳下令，用了近十年的时间让士兵、壮丁、政府职员、学生、工人栽植的。当时马步芳还下了一道命令：谁敢砍树就砍谁的头！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初，马步芳对辖区内的毒品限制也比较严，不论是贩毒还是吸毒，只要被他抓住，一律砍头！可惜他晚节不保，到了四十年代后期，随着战场上与解放军作战的节节失败，他自己也抽起大烟来。
马家军以“甘、河、回、马”(即甘肃人、河州人、回族、马姓)这四条为用人标准，采取家族世袭和宗教控制的方法带兵，与其他国民党军相比，有着很强的战斗力。由于没有受到解放军的歼灭性打击，气焰十分骄狂，不仅瞧不起中央军，也常常吹嘘解放军是他手下的败将。
当年打败红军西路军，成了马步芳夸耀的资本。1947年3月，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实行重点进攻，马家军中的马鸿逵部占领了三边地区，马步芳攻下了合水等地。以至于1947年6月14日，毛泽东给晋冀察朱德、刘少奇关于《总结边区三个月战争》的电报中也承认，“彭德怀、习仲勋率野战军上月底到陇东，因青马82师颇顽强，打合水未得手。”
为了阻挡解放军解放大西北，由南京逃亡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紧急召集马步芳、马鸿逵、胡宗南，举行“西北联防会议”，拟制了“兰州会战计划”，以马步芳集团依托兰州固守，吸引和消耗解放军主力，会同马鸿逵、胡宗南两集团，夹击第一野战军于兰州外围。马步芳放出狂话，“兰州是攻不破的铁城”，“彭德怀胆敢进攻兰州，本署以诱敌于有利地形与之决战，凭天然屏障与既设阵地，举全力一鼓而歼灭之”。
兰州，因地处皋兰山而得名，古称皋兰。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是西北政治、军事中心，地理上也是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的枢纽。兰州城北面是黄河，东、南、西三面环山，易守难攻。
马步芳退守兰州后，又将抗战时期国民党军构筑的国防工事进行加修加固，主要阵地构筑了钢筋水泥碉堡群，外斜面有高6至10米的环形人工峭壁，腰部修有暗藏的侧射火力点，外有两层3至6米的外壕，壕内遍布地雷，铁丝网。阵地之间有公路、交通壕连接。
马步芳视兰州会战成败为其生死存亡的关键，不仅主力全部集中兰州，而且在城内屯集了大量粮食、弹药并作了精心周密的部署，以战斗力最强的两个军和两个骑兵旅，共5万余人，重点守备南山各要点与城区；以两个军3万余人，控制在兰州东北黄河两岸地区，保障兰州左翼安全；以新编成的骑兵军2万余人，控制在临洮，临夏地区，保障兰州右翼安全。
兰州城下，彭德怀遇到德困难也不少。
从西安到兰州，1400多里的漫长补给线，只有一条路面极差的西兰公路，远远保障不了供给，部队只得就地筹粮。仅有10多万人口的兰州周围，一下子聚集了这么多德部队，人的口粮、牲口的饲料，都很难满足。阵地上的战士们，只能吃囫囵豆子，啃生山药蛋充饥，还得勒紧裤腰带去冲锋。没有房子住，不少连队只得住进刚挖成的土洞里，再加上长期连续奔袭，战士们极度疲乏，身体虚弱，非战斗减员也逐渐在增多。
兰州战役，利在速决。
毛泽东来电指示：“集中兵力，充分准备，继续进攻，攻克兰州，坚决歼灭青马。”
毛泽东完全同意彭德怀的作战计划，并乐观地对彭德怀说：“只要能歼马主力，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
同时，毛泽东专电强调指示彭德怀：“打马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战役，要准备付出较大的代价，千万不可麻痹轻敌，疏忽大意。”
马步芳决心守兰州，这是彭德怀求之不得的，他说：
“我们不怕他守，而是怕他跑掉。如果他真的不跑，就到了我们把他消灭的时候了。”
1949年8月4日，第一野战军发布进攻兰州的作战命令：以第18兵团留置宝鸡，天水地区，继续钳制胡宗南集团，保障野战军左翼及后方安全；以第19兵团一部进至固原、海原地区，钳到马鸿逵集团，保障野战军主力右翼安全；以第1兵团攻取武山、陇西、临洮、临夏，得手后北渡黄河，直逼青海省省会西宁，截断兰州敌军退路；以第2、第19兵团5个军近15万人，沿西安兰州公路，分南北两路西进，直取兰州。
8月21日，第2、第19兵团出动9个团的兵力，对兰州外围诸要点发起攻击，马家军凭借坚固工事和有利地形，以猛烈火力顽抗，并趁机向解放军的侧翼实行反冲击。解放军激战一日，不仅没有夺取一个阵地，而且消耗了大量弹药和人员较大伤亡。
就在部队强烈要求继续攻击时，彭德怀司令员断然下令全线停止攻击。他认为攻击受阻，主要原因一是轻敌，准备不够，步炮协同不好，二是敌人工事坚固，敌人顽强。为此，他要求各部队深入进行思想政治动员，克服急躁轻敌情绪，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仔细侦察地形敌情，开展军事民主，研究进攻的战术，扎扎实实做好准备工作，待命总攻。
8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
“马步芳既然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似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兰州战役。并须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摸清了马步芳的部署、工事构筑和地形情况以及作战特点后，彭德怀重新调整了部署。
在此之前，解放军第1兵团解放了临夏。临夏是青宁二马出生和起家的地方，丢了临夏，等于马家的老窝子被抄，大大动摇了兰州守敌的军心，迫使马步芳从兰州前线抽调骑兵第8师两个骑兵旅回防西宁，从而减少了进攻兰州德阻力，也保障了野战军主力的侧翼安全。
马步芳感到兰州危急，一面急电广州国民党政府，火速督催胡宗南、马鸿逵出兵解围；一面派亲信马骥专程飞到银川，向马鸿逵求救。马鸿逵比马步芳长11岁，是马步芳的长辈，却因争权夺利而长期不和，乘机故意刁难，讨价还价，最后勉强拼凑一支贺兰军，进驻宁甘边境，坐山观虎斗。而此时胡宗南自身尚且难保，不肯出动一兵一卒去兰州之围。
马步芳知道援军不会来，兰州亦不保，便于8月24日只身飞往西宁，再携眷逃往重庆，所部交由儿子马继援指挥。
8月25日拂晓，解放军攻城部队发起总攻。经激战，攻占被称为“兰州锁钥”的沈家岭、狗娃山、古城岭、马架山和皋南山最高峰营盘岭，兰州城直接暴露在解放军的炮火之下。
兰州城防指挥官马继援，见外围主阵地一日之内相继失守，伤亡又惨重，外面援军无踪无影，同马步芳密商后，决定于当日乘夜幕全线秘密通过黄河铁桥，向西宁方向撤退。但是，黄河铁桥迅速被解放军控制，除马继援等人率一部逃走外，余部成了瓮中之鳖。一路上满目溃兵，人马争道，车辆横冲直撞，自相践踏，死伤累累。
至26日12时，解放军全歼兰州残敌，解放兰州。
兰州战役，是西北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第一野战军以伤亡8700余人的代价，歼灭敌人2.7万余人，消灭了马步芳集团的主力，打开了进军青海、宁夏、新疆的门户。
彭德怀又命王震率第1兵团乘胜追击，直逼青海西宁城下，西宁岌岌可危。逃到西宁德马继援惊慌失措，不敢久留，惶惶然爬上飞机出逃重庆。马家军苦心经营几十年的西宁城内官兵顿时作鸟兽散，西宁城霎时间成为一座空城。
9月5日，第1野战军第1兵团第1军先遣骑兵侦察队600人抵达西宁。次日，第1军第2师5团在副军长兼2师师长王尚荣率领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入城式。
马步芳先其进入新疆的骑5军，也在9月下旬参与了陶峙岳、包尔汉的起义。军长马呈祥因不愿参加起义，被“礼送”出境。至此，马步芳家族拥有的武装力量全部瓦解。
消灭马鸿逵集团，解放宁夏的任务，则是由杨得志第19兵团完成的。
其时，宁夏的马鸿逵集团，仍企图作困兽之斗，以银川为中心，依据黄河天险，在南起靖远、同心，北至金积、青铜峡、灵武地域内，构成两道防线，由马鸿逵之子马敦静统一指挥，妄图阻止我军解放宁夏。
毛泽东为了早日结束战争，使生灵尽量少遭涂炭，曾对西北解放军下达过“对宁夏二马可在军事打击下，尽量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的指示。
1949年8月6日，也就是第一野战军发布进攻兰州的作战命令的两天之后，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贺龙、习仲勋《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地区》，其中说：
“现在西北敌军分向汉中、兰州、宁夏三处退却，我军亦须分为三路解决退敌。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
马鸿逵是傅作义的把兄弟，马派马如龙及哈某至绥远接洽，有请求和平解决之意。傅作义说马极愿求和，只恐求之不得。请你们对宁夏问题考虑一下，是否可以经过傅作义去改编马鸿逵部。我们认为在马步芳解决后，必须使用杨得志兵团深入宁夏，给马鸿逵部以歼灭的打击，迫使残部退入后套，然后经过傅作义用政治方式去解决。
对马步芳必须歼灭其主力，但他有玉树等地为后方，可以保存残部。……此外，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此时宁夏的马家军，主要有两支部队。一支是马鸿逵的儿子马敦静为司令的宁夏兵团，统帅4个军。另一支是马鸿宾的儿子马惇靖为军长的第81军。
马鸿宾虽是马鸿逵的堂兄，但关系一向紧张。马鸿宾抗战时期曾表示拥护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在绥西一线同傅作义共同抗击过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初期，他的一个团长被俘，受到彭德怀亲自接见，并由这个团长将彭德怀的信带给了马鸿宾。马鸿宾不但未刁难这个团长，反而奖给他一匹马。
果然，马鸿宾见兵临城下，大势已去，便有了起义的念头。但顾虑重重，怕起义后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杨得志派64军军长曾思玉为全权代表，向马鸿宾发出通知，表示欢迎他们起义。只要81军起义，解放军保证全体官兵的生命和私人财产的安全。
9月19日下午7时，军长曾思玉代表解放军第19兵团，与马惇靖代表的国民党第81军，在中宁县城签订了和平解放的协定，第81军改编为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独立第2军，马惇靖、马惇信分任正副军长。及至新中国成立后，马鸿宾官至宁夏省副主席、甘肃省副省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为统一事业作出过许多有益贡献，1960年10月20日，在兰州病逝，得以善终，此是后话。
而马鸿逵则不然。
马鸿逵家族统治宁夏十数年之久，危害陕甘多年，被称为“宁马家族”，马鸿逵本人被称为“宁夏王”。
马鸿逵主政宁夏伊始，摆出一副励精图治的姿态，提出了“实行三民主义”、“消灭烟毒土匪”两大施政目标。实际上，马鸿逵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扩军”、“抓权”、“刮钱”。马鸿逵上任时，手下兵员有12000人，他不断地抓壮丁当兵，不久就壮大至数万之众。
马鸿逵嗜财如命，想尽各种办法抓钱，如横征暴敛，走私烟土，尅扣薪饷，强占房地等，宁夏人民怨声载道。
1935年底，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马鸿逵极力防备和阻遏红军在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多次向蒋介石呈进意见书，建议加大进剿红军的力度。同时，马鸿逵将全省划为三个警备区，不断骚扰陕甘宁边区，一度攻占三边(安边、定边、靖边)。
整个8年抗战期间，马鸿逵直接掌握的部队并未进入对日寇作战的战场，他除了巩固宁夏地盘，就是对付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八路军。抗战8年，国民党将领或多或少都参与了战斗，但马鸿逵却挂着个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集团军总司令的空名，过了8年土皇帝的生活。
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民为抗战胜利而欢庆的时候，马鸿逵却痛心疾首地说：“抗战胜利得太快了，共产党不但没有消灭，反而力量更大了。中国不亡于日本，要亡于共产党！”
基于对马鸿逵的了解，1949年9月3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并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又对解决马鸿逵作了具体指示：“马鸿逵残杀陕北人民甚多，从来没做过好事，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本未丧失，但实际执行起来恐怕有困难。”
马鸿逵与共产党为敌多年，此次又得蒋介石的数百万银元军饷，已经表示要“死守宁夏”，和平解决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况且前不久的兰州战役时，解放军曾与马鸿逵的11军在固原激战，付出了很重的代价。
此时马鸿逵深感大势已去，自忖手下不到7万之众，不是杨德志的对手，却又不甘心失败，他一面对外宣称：“虽留一兵一卒，也必须作战到底”，一面却在准备逃离银川。
9月1日，马鸿逵借口飞出席国民党紧急军事会议，乘飞机离开银川去重庆，把战场指挥权交给了马敦静。马敦静根据马鸿逵的命令，于9月5日在吴忠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放水、放火、打光”的死守计划。
9月9日，杨得志第19兵团兵分三路，挥师宁夏，很快突破第一道防线，进逼第二道防线——中卫和中宁两大重镇。
马敦静集结所属128军、11军凭借金积和青铜峡的险要地势与19兵团决战，指示部下准备掘堤放水，陷金积、灵武、吴忠堡地区以成泽国，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在第一道防线被攻破后，他又调兵遣将。调整部署，重点防守老巢银川。
9月19日11时，解放军第64军的两个师，分左右两翼，向金积一线猛扑，揭开了金灵之战的序幕。与此同时，解放军第63军由石空堡北渡黄河，沿黄河两岸北进，直指银川。
马敦静一面令工兵炸堤放水，将数十里黄河河堤崩裂坍塌，企图用洪水阻挡住解放军的进攻；一面慌忙将前线指挥的大权交给了第128军军长卢忠良，自己直奔机场，钻进一架早已准备好的座机，逃往重庆。
相约死守银川的马鸿逵父子俩，却在重庆见了面，二人相对而泣。
马鸿逵父子逃走后，树到猢狲散。宁夏兵团斗志全无，士兵成批逃亡，军官们向我军发出求和电报。到了19日晚，马鸿逵在重庆用电台与宁夏的部下联系，得知诸将已发出求和电报，便要与他们讲话。结果，没有一人与他讲话。此时的马鸿逵仰面惨笑，继而嚎啕大哭。
9月23日下午，宁夏兵团代表与解放军19兵团达成《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
至次，“宁夏王”马鸿逵苦心孤诣经营数十年的老巢土崩瓦解。
马鸿逵在选将的时候，能不能打仗倒还在其次，关键标准是看部将对马家是否效忠。
生死关头，马鸿逵父子把众将撇下，只顾自己逃命，让留守火线的部将甚是心寒。于是，在宁夏战役后期，马家军的官兵，甚至军、师级的高级将领，主动与解放军接洽，联系投诚的人络绎不绝，也就不足为怪了。
据说宁夏兵团负责谈判的全权代表，在看了解放军提出的五项协议草案后，竟喜出望外、感激万分。他们没有想到解放军是如此的宽宏大量，当即表示完全接受，坚决遵守协议内容。　　《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签订后不久，杨得志就接到报告，说马家军宁夏兵团的贺兰军和11军已经自行溃散，失去控制。鉴于宁夏方面无力执行《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解放军亦不能按和平协议条款处理宁夏兵团，经请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新华社撤销了原拟9月24日公布《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全文的决定。
兵败如山倒。宁夏兵团贺兰军军长马全良、副军长王柏祥见部队失去控制，怕不好向解放军交待，便于9月23日赶到吴忠堡，执意要面见64军军长曾思玉。他们介绍了银川城内的混乱情况后说：“银川城正处于水火之中，数万父老民众都盼望解放军能早日入城，请曾军长尽快发兵，制止骚乱，控制局势。”
由于此事关系到和平解决宁夏的政策问题，曾思玉军长没有立即答应。在马全良的多次请求下，曾军长打电话向杨得志司令员汇报了情况。
电话那边传来杨得志司令员的声音：“和平解放宁夏的协议刚签订，明确规定人民解放军25日接管银川，我们一定要严守信用。”
曾军长放下电话，向马全良、王柏祥转达了杨司令的意见，并劝他们回去设法维持部队。马全良、王柏祥二人坚决不回，他们认为：“在中宁签署的协议虽然规定了接收银川的时间，但现时情况有变，大军为拯救百姓提前入城，并非是失信于人，怎会遭人非议？”
见对方言之有理，于是曾军长再次给杨司令打电话。当杨司令了解到马全良不能代表宁夏当局时，第二次答复解放军仍不便提前进城。
马全良和王伯祥坚持认为，现在只有解放军提前进城，才能控制住局势，减轻他们无法承担的责任，否则一旦出现可怕后果，他们将会成为后人唾骂的罪人。
曾军长本来也希望早日入城，经马全良和王伯祥又一番苦劝，终于第三次给杨得志司令员打电话，再一次重复二人的请求。
杨得志司令员接到电话后说道：“我们不能首先破坏双方协议，让人家说我们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又说：“如果宁夏当局能正式向我军提出这个请求，或者组织银川各界代表出城迎接，我们才好考虑提前进城。”
此时，彭德怀副总司令也接到马鸿宾请求解放军入城的急电，指示杨得志答应对方的请求。在此情况下，杨得志司令员即令19兵团64军提前进入银川。
9月23日晚，解放军第64军军长曾思玉命所属第191师第572团为先头部队，连夜冒雨由仁存渡过黄河，乘车进入宁夏省会银川。
9月26日凌晨，第19兵团主力在银川市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
4天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马步芳，字子香，上将军衔。1903出生于甘肃河州(今临夏市)人，回族。早年入宁海军官训练团，结业后任宁海巡防军营附、营长等职。1928年后，任副旅长、旅长、师长。1932年1月兼青海省政府委员，旋又兼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1934年起，历任陆军新编第2军军长兼第100师师长，青海省保安处处长，青海省政府代主席，西北“剿匪”第1路军第5纵队司令。其间曾派兵“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陆军第82军军长，派兵参加抗日战争。1938年3月，任青海省政府主席，直至1949年。1943年任第40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5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49年5月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7月正式任职，积极参加反共内战。
1949年8月25日，马步芳在兰州战役失败后飞逃重庆，因“擅离职守”，受到国民党“撤职议处”。1950年，马步芳以3000两黄金贿赂蒋介石的亲信，取得了出国护照，飞到埃及开罗做寓公，后来又转去沙特阿拉伯。1957年获得台湾驻沙特“大使”一职。1960年辞职，1975年7月31日，马步芳在沙特阿拉伯病逝。
马鸿逵，字少云，1892生于甘肃河州(今临夏)，回族。兰州陆军学校毕业。早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宁夏新军都统，1914年至1917年任袁世凯、黎元洪的侍从武官。1919年，马鸿逵升任第五混成旅旅长。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马鸿逵被曹锟、吴佩孚任为骑兵总指挥，率部开往热河。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马鸿逵表示顺从，冯玉祥委任马鸿逵为国民军新编第七师师长，驻防宁夏的金积、灵武。
1926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响应南方北伐，马鸿逵部扩编为国民联军第4路军，任总司令。1927年初，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1方面军第4军，马鸿逵任军长，1929年投靠蒋介石。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蒋介石将马鸿逵部扩编为讨逆军第15路军并封他为总司令，1931年1月，马鸿逵部被调往河南，参与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进攻。1933年初，马鸿逵正式就任宁夏省主席，1936年9月加授陆军上将衔。
抗战爆发后，马鸿逵出任第8战副司令长官兼第17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12月，任西北军政副长官、西北行辕副主任。1949年9月底马鸿逵逃到台湾，受到台湾“国防部”次长郭寄峤及马步芳父子的指控，要他对西北败局负责。不久，他被“撤职查办”，感到在台湾无容身之地，便谎称去美国就医，后来长期住洛杉矶。1970年1月14日，马鸿逵病逝于洛杉矶。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1945至1946年，苏联红军强奸了近两百万德国妇女，图中的女孩因为反抗而被杀害。
强奸，这是人类文明所不齿的最丑恶和野蛮的行径。因为它无视人类自身的尊严和价值，因为它以强凌弱摧残生命，更因为它的受害者是生养人类的女性。由于这些原因，文明社会对强奸行为的惩罚从来就是严厉的。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卷中却有着一段没有受到过追究的规模浩大的军人群体强奸罪记录，那就是苏军在征服纳粹德国后的大规模性放纵行为。由于这些犯罪者属于反击侵略的一方，而受害者属于世界公敌的一方，这一骇人听闻的集体罪行不但没有受到过惩罚，甚至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真正关注和谴责。惟一对人类历史上的这场规模空前的强奸浪潮有刻骨铭心记忆的，就是那一批被蹂躏过的德国妇女。很显然，让她们再去相信这个世界还存在正义和公理已经很难很难。
我曾经试图请一些德国老太太讲述这段历史和个人经历。尽管我的表达非常婉转，但没有任何人回应我的请求。对此，我在失望之余又能够给予理解。当年，她们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剩下的惟一价值就是在枪口的威胁下听由胜利者泄欲。如此的遭遇她们宁愿忘记，怎么会在一个外人面前自揭伤疤，旧事重提？我只有另辟蹊径去寻找历史见证人留下的文字记述，以展现那段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是完全陌生的历史。
在我看过的众多由德国人写下的追述“二战”的文字资料中，我只发现了一篇由强奸受害人自己写下的受害回忆。老人名叫希尔德伽特·克利斯托夫，在她1997年去世后，她的女儿把母亲生前口述的一些情况在一本名为《每天都是战争》的文集上发表了。老太太在战前曾住在西普鲁士的小城逊朗克(现在属于波兰)，战后被驱赶到巴伐利亚州定居。下面是老人的回忆摘要：
1944年末的冬天艰苦异常。东线的战场一天天接近我们。我们的丈夫、父亲、兄弟、儿子全在前线。我们从来没有想过1945年的1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降临。1月27日，是前德国威廉皇帝的生日，就在这一天，俄国人的坦克开进了我们的小城逊朗克。俄国人穿得非常厚实，长军装，大皮靴。他们冲进民房，抢走首饰和手表。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遇到反抗，他们就开枪。
第一夜，我们几家邻居集中到雷曼啤酒作坊，藏在顶楼上相互壮胆。我的表妹从柏林躲避轰炸住在我家，她带着一个2岁的孩子。她有一支手枪，但子弹很少，还不够我们大家自杀用的。我们在阁楼一夜未眠，听到城里到处都是枪声。天亮后大家才敢回到自己的家。俄国士兵到处寻找年轻的女人，只要抓住一个，立刻拖到空房子里，接着就轮奸。那时我24岁，每天提心吊胆的。
红军掌管了全城的秩序，前6个星期里基本不允许我们出门。一天晚上，俄国人闯进我家抓走了我和表妹。这一点太容易做到了，因为他们禁止所有的居民锁房门。他们用枪逼着我们进入一幢空房。那里已经站着一些年轻的女人。接着，集体强奸开始了，这些野兽扑向我们，一次又一次，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直到天开始发亮时才离去。当我们拖着软弱的身子回到家里时，母亲居然非常高兴，因为她看见我们还活着。当时有很多女人被强奸后就被击毙了。我们小城中有很多人上吊自杀，我们常常要去剪断绳索，埋葬她们。
尽管这座城市有60%的面积是废墟，但还有一些面包房可以使用。俄国人把女人们带去烤面包。我们每天可以得到200克面包。有一天，这些恶棍又把我们带到了一幢空房子里，让我们给他们杀鸡拔毛。全部工作结束后，我们不但得不到一块鸡肉，反而遭受了新的一轮强奸！
后来我们被送到城外的一座农场去劳动。在那里喂牲畜、挤牛奶、做黄油，给俄国人提供食品。俄国人来取食品时，常常要拉我进空房子。每到这时，我的母亲都要挡住俄国人，苦苦解释我已经怀孕……
阿诺特·尼登楚博士战时在罗塞尔(Roessel)的一家医院里工作，他以一个内科医生的身份见证了苏军的强奸狂潮。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俄国人攻占东普鲁士时，我作为约瑟夫医院的主治医师留在了罗塞尔。1945年1月8日，罗塞尔市在经过很微弱的抵抗后被苏军占领，随即开始了占领者在城内的大规模殴打、焚烧、强奸和杀人。第一天就有60个居民被杀，其中多数是拒绝被强奸的妇女、试图保护妇女和儿童的男子，以及不愿意向俄国人献出手表和烈性酒的人。我的医院有一天收下一个肺部被子弹打成重伤的流产孕妇。在一个俄国人意欲对她施暴时，她表示自己是孕妇，那个俄国人大怒，用脚狠踢她的肚子，并对她打了一枪。
强奸很快成为失控的风潮。根据我在医院的了解，我相信在15岁到50岁之间的妇女中能逃避被奸淫厄运的只有10%左右。俄国人对他们的施暴对象几乎不加选择，被强奸者包括80岁的老人、10岁的小孩、临产孕妇和产妇。晚上，俄国人从门、窗或屋顶进入平民家庭，一家一家地搜寻女人，有时甚至在白天就扑向她们。他们大多带枪，经常把手枪塞进女人的嘴里逼迫她们就范。而且常常是几个人按住一个女人，然后轮换着实施奸淫，结束时把受害者杀掉灭口。有两个我认识的妇女就是这样被杀的。俄国人还常常一边强奸一边殴打受害人。
我相信，只有很少的俄国人没有参与这些可怕的罪行。在这方面，军官和士兵很少有差别。当一个遭到强奸的10岁女童因下体严重受伤被送到医院时，我实在按捺不住了，我通过波兰翻译责问医院的苏军负责人：究竟有没有可能制止这种行为？！对方答道：“最开始被允许了，现在禁止它就很困难。”当时也发生过把个别罪犯押送到苏军指挥部的事情，但这些人被关押几个小时后就放掉了。
被强暴者发生性病的情况越来越多，特别是年纪小的受害者。治疗的医药奇缺，药房都被俄国人抢空了。医院里每天要做25例以上的性病处理。很多女孩开始尝试和一个施暴者把性关系固定下来借以保护自己。
苏联军队在征服纳粹德国的过程中大量地使用了“解放”这个词，而战后的德国人则习惯把纳粹德国灭亡的时刻称作“零点”，意指德国新的历史由此开始。让德国民众接受被俄国人“解放”的观念是很困难的。至少对于无数德国妇女来说，俄国人的到来无异于天塌地陷般的灾难。男人被囚，女人遭奸，一个民族末日的最凄惨景象莫过于此。
哥廷根的历史研究会曾撰文指出：
在柏林，很多见证者根据身边发生的事件认为，从4月24日(红军攻入柏林市区)到5月5日(德军在全境停止抵抗)，柏林被强奸的妇女达到1/3，柏林的历史学家桑德斯和焦尔根据多方调查得出一组谨慎的数字：10万柏林妇女被苏军强奸，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强奸，近1万人被强奸致死。在战后划归波兰的原东部地区，被强奸者达200万，其中24万致死。这里面还尚未包括西普鲁士地区、苏台德地区、东南欧的德意志族居住区和奥地利地区的受害人数。
在世界战争史上，军队对战败一方的妇女施暴的情况屡见不鲜，但罪行最为严重者则首推“二战”中的苏军和日军。那么德国军队在这方面的记录又如何呢？战后，全世界包括德国本身对纳粹德国的罪行做了深刻和广泛的揭露，但大规模的军队强奸行为从未涉及。
哥廷根历史研究会指出：“强奸风潮在德国军队中从未发生过。少量个案受到了德国军事法庭的处罚。”
史料表明，德国军队从普鲁士时代起素有以侮辱妇女为耻的观念。到了第三帝国时期，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外，纳粹禁止军人的强奸行为还有另外两层考虑，其一是要杜绝军队因此产生性病，导致战斗力下降；其二是防止“优良”的雅利安血统和其他血统的混合，导致种族异化。据纳粹德国1943年12月14日的官方数字，党卫军系统设有固定法院31个，随军队行动的师、旅级法院20个，军团级法院5个，共有法官204人。在国防军方面，1942年10月2日专门成立了一个编号为999的“缓期执行师”，这个师由两部分军人组成：违纪的军人和看押他们的军人，最多时关押了3万名有损“军队荣誉”的军人。以上军队执法单位的主要功能是监督和处罚违令、违纪和战场脱逃，其中检查违纪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是否存在强奸行为。
“二战”中亲身受过苏军性侵犯的劳申贝克女士在她1993年发表的《从皮卡棱到沙德林斯克》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她说：“德国军队在苏联的乡村(特别是乌克兰)犯下的大量罪行无可置疑，但强奸行为是要受惩罚的。为解决德国军人的性饥渴问题，国防军设立了大约500个随军妓院。”
这一点柏林的罗迪老先生也向我提到过。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说士兵强奸俄罗斯女人的事，这是严格禁止的。那么军队里的小伙子们的性欲怎么解决呢？大家都去妓院，但我没有兴趣。”
2001年，女历史学家蒂尔斯在采访了30名遭受过苏军蹂躏的德国妇女后写了一本书，名为《另一个世界的述说》。书中写道：
强奸大多数发生在黑夜，受害者很难辨认和事后指认施暴者。这样就造成了妇女的整体恐慌。苏军的坦克部队通常是连续推进的。在同一个地点连续住几天的主要是步兵。大多数强奸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苏军中有一些年长的士兵较少参与强奸，有时还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阻止自己人对德国女孩子下手。即使存在上司的默许，也不是说每一个红军士兵都是强奸犯。面对面的强奸和谋杀他人是需要克服一种强烈的犯罪感的，这对一些单纯的青年人来说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所以，集体强奸比较盛行，因为参与犯罪的人越多，士兵个人的犯罪感和顾虑就越微弱。今天，当一些犯过此类罪行的苏军老兵谈起这种事时，口气就像谈论一个周末下午的散步。他们并不认为50多年的那些受害者现在还会有什么痛苦和耻辱感，他们认为那是战争情况下的非常时期的事件，而战争有其自身的规则。
我们是否该永远沉默？对这个问题，受害者的态度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她们说：“我们无法谈起这些，永远不能。”很多受害人当时还是十三四岁的孩子，她们不理解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到底意味着什么，她们远不如今天的孩子那样生理早熟并拥有对性知识的了解。这种恐怖的经历对孩子来说异常残酷，并经常会导致精神或心理上的障碍。一些受害人对我说，她们成年后在性生活方面遇到很大困难。她们的情人和爱人只有在具备充分理解和忍耐力的情况下才能期待一个正常的婚姻。另一方面，因强奸导致的性器官的损伤和疾病还导致很多受害人患不育症和频繁流产。
我相信，只有很少的俄国人没有参与这些可怕的罪行。在这方面，军官和士兵很少有差别。当一个遭到强奸的10岁女童因下体严重受伤被送到医院时，我实在按捺不住了，我通过波兰翻译责问医院的苏军负责人：究竟有没有可能制止这种行为？！对方答道：“最开始被允许了，现在禁止它就很困难。”当时也发生过把个别罪犯押送到苏军指挥部的事情，但这些人被关押几个小时后就放掉了。
被强暴者发生性病的情况越来越多，特别是年纪小的受害者。治疗的医药奇缺，药房都被俄国人抢空了。医院里每天要做25例以上的性病处理。很多女孩开始尝试和一个施暴者把性关系固定下来借以保护自己。
苏联军队在征服纳粹德国的过程中大量地使用了“解放”这个词，而战后的德国人则习惯把纳粹德国灭亡的时刻称作“零点”，意指德国新的历史由此开始。让德国民众接受被俄国人“解放”的观念是很困难的。至少对于无数德国妇女来说，俄国人的到来无异于天塌地陷般的灾难。男人被囚，女人遭奸，一个民族末日的最凄惨景象莫过于此。
哥廷根的历史研究会曾撰文指出：
在柏林，很多见证者根据身边发生的事件认为，从4月24日(红军攻入柏林市区)到5月5日(德军在全境停止抵抗)，柏林被强奸的妇女达到1/3，柏林的历史学家桑德斯和焦尔根据多方调查得出一组谨慎的数字：10万柏林妇女被苏军强奸，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强奸，近1万人被强奸致死。在战后划归波兰的原东部地区，被强奸者达200万，其中24万致死。这里面还尚未包括西普鲁士地区、苏台德地区、东南欧的德意志族居住区和奥地利地区的受害人数。
在世界战争史上，军队对战败一方的妇女施暴的情况屡见不鲜，但罪行最为严重者则首推“二战”中的苏军和日军。那么德国军队在这方面的记录又如何呢？战后，全世界包括德国本身对纳粹德国的罪行做了深刻和广泛的揭露，但大规模的军队强奸行为从未涉及。
哥廷根历史研究会指出：“强奸风潮在德国军队中从未发生过。少量个案受到了德国军事法庭的处罚。”
史料表明，德国军队从普鲁士时代起素有以侮辱妇女为耻的观念。到了第三帝国时期，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外，纳粹禁止军人的强奸行为还有另外两层考虑，其一是要杜绝军队因此产生性病，导致战斗力下降；其二是防止“优良”的雅利安血统和其他血统的混合，导致种族异化。据纳粹德国1943年12月14日的官方数字，党卫军系统设有固定法院31个，随军队行动的师、旅级法院20个，军团级法院5个，共有法官204人。在国防军方面，1942年10月2日专门成立了一个编号为999的“缓期执行师”，这个师由两部分军人组成：违纪的军人和看押他们的军人，最多时关押了3万名有损“军队荣誉”的军人。以上军队执法单位的主要功能是监督和处罚违令、违纪和战场脱逃，其中检查违纪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是否存在强奸行为。
“二战”中亲身受过苏军性侵犯的劳申贝克女士在她1993年发表的《从皮卡棱到沙德林斯克》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她说：“德国军队在苏联的乡村(特别是乌克兰)犯下的大量罪行无可置疑，但强奸行为是要受惩罚的。为解决德国军人的性饥渴问题，国防军设立了大约500个随军妓院。”
这一点柏林的罗迪老先生也向我提到过。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说士兵强奸俄罗斯女人的事，这是严格禁止的。那么军队里的小伙子们的性欲怎么解决呢？大家都去妓院，但我没有兴趣。”
2001年，女历史学家蒂尔斯在采访了30名遭受过苏军蹂躏的德国妇女后写了一本书，名为《另一个世界的述说》。书中写道：
强奸大多数发生在黑夜，受害者很难辨认和事后指认施暴者。这样就造成了妇女的整体恐慌。苏军的坦克部队通常是连续推进的。在同一个地点连续住几天的主要是步兵。大多数强奸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苏军中有一些年长的士兵较少参与强奸，有时还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阻止自己人对德国女孩子下手。即使存在上司的默许，也不是说每一个红军士兵都是强奸犯。面对面的强奸和谋杀他人是需要克服一种强烈的犯罪感的，这对一些单纯的青年人来说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所以，集体强奸比较盛行，因为参与犯罪的人越多，士兵个人的犯罪感和顾虑就越微弱。今天，当一些犯过此类罪行的苏军老兵谈起这种事时，口气就像谈论一个周末下午的散步。他们并不认为50多年的那些受害者现在还会有什么痛苦和耻辱感，他们认为那是战争情况下的非常时期的事件，而战争有其自身的规则。
我们是否该永远沉默？对这个问题，受害者的态度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她们说：“我们无法谈起这些，永远不能。”很多受害人当时还是十三四岁的孩子，她们不理解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到底意味着什么，她们远不如今天的孩子那样生理早熟并拥有对性知识的了解。这种恐怖的经历对孩子来说异常残酷，并经常会导致精神或心理上的障碍。一些受害人对我说，她们成年后在性生活方面遇到很大困难。她们的情人和爱人只有在具备充分理解和忍耐力的情况下才能期待一个正常的婚姻。另一方面，因强奸导致的性器官的损伤和疾病还导致很多受害人患不育症和频繁流产。
德国的女性为纳粹的罪恶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而苏军的强奸行径也使这支曾取得人类战争史中最辉煌胜利的威武之师集体蒙辱。
在人类早已摆脱残害战败部落的奴隶社会蒙昧时代的时候，战争责任国的女性竟然不得不在大范围内遭受征服者的肉体蹂躏，自诩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苏军大兵居然能堕落到见了女人就要褪裤子的程度，人们不禁会问：这场战争究竟还有没有正义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