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重庆造价师招聘:《文明和野蛮的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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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到了新会，笔者见到了赵承远博士，他是耶鲁大学历史系高才生，美国东亚史学学协会主席，也是美国众议员赵美心的远房伯父，据说是宋朝皇族宗室的第二十八代孙。宋先生国字面孔，浓眉大眼，双目炯炯有神，似乎有点孙中山的神韵。当他开口谈到那场战争时，说了句“故国山河在，文明早远去”，然后侃侃而谈，道出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话语：
“这是一场中华文明生死之战，也是鞑靼野蛮和汉族文明的生死之战，它决定了后来七百多年中国社会的命运。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中，那些不幸的命运时刻都和匈奴、蒙古、满清和日本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其实从秦国统一六国就已经种下了祸根。一个西戎落后国家消灭了像齐国那样的礼仪之邦，这就是中华民族厄运的开始。虽然汉朝文景时期有过短暂的无为之治，产生出短暂社会繁荣，但汉武与匈奴的决战让中华文明走上了十分危险的道路。正是从那个时代起，中国人不得不采取与北方蛮族面对面的战争格局，长期消耗国力与那些原始民族纠缠，连强大的隋朝和唐朝都曾深陷其中，很大程度上为了保全国家膨大的规模而牺牲了中国自身的优秀文化和价值观。虽然唐朝是个很有活力的时代，融合了许多西域和胡族文化的豪放气概，但和纯正的宋朝汉文化相比有了过多的混浊之气，在精美和深度上都有欠缺。
如果说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最后一站，那么宋朝就是中国文化走入人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最早年代。首先，宋代的中国人有最完整的儒家伦理文化，也有最兴盛的佛教信仰，尤其在对待个人自由权利方面最为宽松，这让宋朝成为一个用信仰伦理治国的新型国家，完全打破了以往的军阀和部族武力制衡的统治模式。宋代的皇帝们是最亲民的，也是最有文化修养的，他们不贪恋战功赫赫和天下领土，却追求官民和谐共存。尽管无法完善处理土地分配问题，但毕竟承担了土地改革的使命，可见宋朝是个敢于改革的自信国家。这个时期人们首次说出了“民重君轻”和“民为主，君为客”这样带有民权思想的口号，这无疑是商人阶级影响社会的迹象。最值得深思的是，南宋开始就主动放弃了与北方金国争夺领土的战争，一方面化解了为收复北方空耗国力的压力，另方面集中精力发展南方各地汉化地区，与南方野蛮落后番邦小国通过贸易形成良性互动，而不是采用征服手段害人害己。历史证明南宋虽然遭遇到金国和元蒙的不断压力，但总能够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为自身赢得生存空间。南宋人非常明白一点，那就是不值得用自身社会文明和民众利益做牺牲换取北方领土暂时性回归，这种明智看法只有在民国时代才重新有人提出来过。从客观角度而言，宋朝排除岳飞等人北进因素为后来一百多年的南方和平打下了基础。后来，元军三万屠杀三十万金兵的野狐岭之战让宋朝明白必须采用守势，面对强敌宋朝运用了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英勇地抵抗了很久，这对于这样一个文明国家实在难能可贵。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蒙元和满清统治对中华文明的极大破坏性。先不说中国，先说说世界另一头的俄国例子。这个原先由维京人和土著森林人组成的民族被蒙古人直接或间接统治了二百多年，在血统和文化上造成了严重退化，乃至无法跟进欧洲文明主流社会发展而成为半开化的斯拉夫文化群体。欧洲人把斯拉夫人看成是专制文化人群，并认为这是所谓“鞑靼思维”所造成的。蒙古人是人数非常少的民族，他们在所有入侵地区都是绝对少数，因此他们对主体民族充满恐惧，企图用全面专制方式统治当地民众，实行严格的组织管理。这种统治方式后来在列宁时代转变成了“全能主义”，也就是把组织结构深入到所有民间之中，让民间社会完全丧失自治权力和空间，知识分子和平民都失去了独立人格，这也正是后来列宁主义在俄国长期统治的原因之一，当然也是目前俄国民主化的先天不足根源之一。与宋朝这样的文明城市社会不同，蒙古人和满清人都具有强烈的游牧民族特质，他们从来都凭借高效的军事力量相互淘汰，根本无法进行长久的文化和文明积累，一方面他们很高效地摧毁了其他文明，另方面他们很难建设新文明。这两个少数民族当政者都对比自己大得多的主体民族充满恐惧。蒙元采用了单一的屠杀压迫政策，企图把中国人退化到和蒙古人一样的野蛮层次；而满清人同样对汉人充满恐惧，他们采用了加速自我汉化的方式，试图推动满人融入汉人文明之中，但同时却因恐惧而不让汉人学习西方文明和技术，深怕对自己不利，这无疑耽误了中国的发展机遇。康熙是个最早理解西方社会和科学的中国皇帝，甚至一度想信奉天主教，但面对满清和汉族之间的矛盾他害怕了，最后还是选择了用儒家礼教奴化中国人。乾隆也是个比较了解西方武器的皇帝，却偏偏不许中国人开发火器，而同个时代的日本人已经生产出和西方一样好的火枪了。特别应当指出，元明清的文化实际上都从宋朝的水平上退化，元朝的野蛮消耗了北方汉族80%的人口生命，明朝的酷吏让中国人生活在漫漫贫穷窒息之中，而清朝的文化奴化运动强化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从北到南，清末只有西北回疆和南越两广还保持着古代中国人的部分勇敢气质，而其他各地所兴旺的不是奴才之懦弱便是奴才的凶残。懦弱如江浙文人，凶残如湘军民勇，均趋炎附势之极端，助纣为虐之能事，就是这种奴化的结果。满清人的八旗制度终于转型成了利益集团体制，民族矛盾也转型成了阶级矛盾，而鞑靼思维更加被社会集中制度强化，全能主义背后的恐惧感依然普遍存在。至今我们无法重现的便是宋朝那样的人本主义文明气息，，难道真的永远如此吗？
由于经历了元朝以来各朝的严酷统治，中国人把君主制度看成了历史的罪恶。其实在当今世界文明程度最高，民主文化最浓厚的国家都是欧洲的君主国家，追溯其原因不外有三个：一是虚位君主是三权分立之外最稳定的制衡角色；二是虚位君主是国家政治竞争游戏的权威裁判员，有效地防止了政客们违规恶斗；三是君主是国家民族精神的总代表，在民主社会中也就是民主权力的最终代表，民等于君，君也等于民，形成对政客们的制约。这比让利益集团瓜分社会财富要进步的多，文明的多。法国人和俄国人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中国人也可以用开放思维看待这个问题。有人说：美国没有君主不也很民主吗？这个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美国的民主是建立在两党利益基本平衡基础上的，因为美国一直有很好的社区自治传统，也就是基督教教会社区管理体系，这使得美国人无形中把教会体系中的上帝看成了大家的精神君主，也让宪法成了终极君权的替代物，这是美国特有的优势，而在欧洲国家则依靠虚位君主代表此权力”。
那小兵：“您如何看待未来中国改革？”
赵博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个青山就是我们的民族和生存环境，中国人是何等聪明而勤劳的民族，只要有了这些我们必然能运用智慧建设中华文明”。文明与野蛮的海战（二）
采访宋朝皇族后裔赵承远博士之后，笔者采访了清朝皇族后裔 金浦成博士。金先生曾在著名美国西点军校进修，如今是资深国际政治经济问题顾问。他的言论仅代表他本人，但也是许多人的观点, 不妨和《宋代皇族后裔谈崖门海战》比较一番：
读过了赵承远博士的谈话，我想谈谈我个人的看法，特别对于与越南矛盾解决方法发表点意见，也感谢你帮我把谈话用中文记录。
首先我不同意赵博士认为游牧民族摧毁中国文明的看法，中华民族的形成本身就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融合的结果，否则中国不会有今天的版图。清朝在这方面贡献尤其巨大，毋庸置疑。明朝最大的版图也不到康熙年间中国版图一半，而且许多西南部领土仍是藩属地区，并无实质行政权力。非常难得的是清朝建朝后抱着收复天下的雄心，用很短的时间收复了新疆、西藏、蒙古和台湾等地，这也显示出满清前期政权抱定了成为一个伟大帝国的决心，这点上有那个朝代能做到呢？如果像赵博士那样，用“爱护文明”当理由躲避矛盾，学南宋那样，谁到国门都敢踹你一脚，你会有真的和平吗？游牧民族的战略是主动出击消灭敌人，而不是农耕民族那种划地自保战略。想想看，你捧着几本诗词就能苟活吗？或许你能够出现某些精彩文化，但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有太多外人想看到中国退缩，而我们自己怎能输掉锐气？
清朝后期遇到很多麻烦，其中最大的就是西方入侵，这的确是中国前人所未见过的，一时间乱了阵脚，其中割地是最难饶恕的。后来明白过来了，宁愿赔款也不割地。在清朝最后几年中经济发展很快，但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了。当然，我认为这是历史，谁都无法改变，但有两点值得指出，一是清朝没有丢失主权国家地位，二是清朝到最后也没有采取叛离中国的方针，这和某些西北地区民族和西藏地区民族有所不同，满清已经成为汉文明中的一员，毫无疑问。也正是这种文明使得满汉两族形成了良好的互补作用，促进了中国国土扩大。说道对东南亚用兵，虽然乾隆年间对缅甸和越南用兵均不成功，但却为后来的中国宗主国地位打下基础。对于越南和缅甸作战不利主要是满人不适应当地气候和地理条件，也没有意识打通印度洋出口和占领马六甲海峡在未来的重要意义，这点上不如俄国的彼得大帝。最后，乾隆权衡利弊，决定撤出这越南，并强调: “义莫大于治乱持危, 道莫隆于兴灭继绝”。我认为乾隆缺少彼得大帝那种海洋战略思维，这是内陆游牧民族的弱点。
美国的战略思想继续了英国海盗性格，并混入了西部牛仔的个性，他们有着永远进攻的心态，把全天下看成是自己势力范围，然后才根据具体情况与别国讨价还价，采用了从经济到战争各类方式控制别国，在经济文化侵略上手法隐蔽而有效。美国民族天生很担心的一点是“找不到对手”，这就是真正的牛仔霸气本质，他们天生有危机感，不是地上来的就是幻想中来的，至今把拥有枪支看成是人权的一部分，特别是男人的一部分，保持了海盗性格。当年我刚到美国军校上课，老师问应当如何处理苏联问题，我说“软硬兼施”，而其他美国同学就说“战胜他们，并确保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才明白什么是美国人性格。我们中国人最爱面子，老是怕得罪别人，到哪里都笑脸奉陪，可美国人才不怕得罪人，而是要让别人怕自己。美国人把自己看成是上帝正义的输送者，极其具有价值观输出使命感，总希望把战争移到别国去打，主动出击，对于战争忍受程度很高，和元蒙人心态类似。中国有位将军（刘亚洲）说美国人为信仰而战，这点上他没错，信仰决定了美国人的无休止的扩长精神。其实越南人和美国人一样好战，他们特别具有一种“狗眼看人低”的特性，最看不起中国人的贪财和懦弱，总是说两广属于越南，比中国人看待外蒙和西伯利亚被夺更甚。越南为了和中国争夺南海准备了二十年，集中全国力量对准中国，而中国却要应付东海日美韩三国，还要对付台湾，在南海也面对多个对抗者，北面还要提防俄国，西边还要堤防印度，力量分散，而越南正好地处南海咽喉，这远比索马里海盗难处理。对美国中国可以做战略抗衡而不开战，但越南却是欺负到家门口了，被扇耳光怎会不反抗？的确，对越南存在着战与不战两难；战的话就会形成永久民族仇恨，无法根除问题；不战的话正中了越南的奸计，他们就是想吓退中国而自己独吞南海资源开发权，这是燃眉之急。
一个民族一定要有自己的最高国家战略思维，不断争取生存空间才能让别人敬畏。用经济力量竞争是一方面，中国做的很好，但也造成一些隐患，比如过于依赖对外贸易维持经济发展，过于依赖美元，过于把外汇交托给美国掌管，过于依赖国外资源，这都让中国的安全越来越掌握在他国手中。未来是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者鼎立时代，不在军事上控制东海南海和黄海就无法把美元逼出去。美国的经济扩长必配备军力支持，中国尚无这种战略。这种单单依靠经济发展的模式造成了社会问题：遭受美国转嫁通胀，遭受地产泡沫，遭受内需萎缩，助长贪腐之风。我认为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政治活力来自他的革命进攻战略思维，在武装进攻中最容易解决官员人浮于事和贪腐问题，也可以用战时配给制度重新整合社会分配制度，消除贫富分化过大问题。许多人仍用七十年前的心态看待战争，仍把中国看成旧民国，这很滑稽。你不敢面对美国别的国家就看不起你，谁都想趁机踢你两脚，而你还是抱着坛坛罐罐不敢应战。一个民族不要光建造坛坛罐罐而作茧自缚，那是农耕民族思维弱点。
对于越南要有根本解决的战略方案，不然五十年之内就会失去战略解决的优势，尤其越南在谋求核武发展情况下更如此。我不担心美国、俄国和印度，他们都有自身问题缠身，他们也因为自身利益不敢和中国一搏，所以中国可以用长期抗衡和外交两手对待，而越共是条“看人低“的角色，除了战争恐怕别无他法。怎么打？如今南越政府的旧部还有不少人，他们当然希望中国帮助他们重新建立民主越南，让越南民主化无核化才是根本解决之道。越南不是老说要重建南越国吗？把两广划出来和越南一起搞民主特首选举，用两广同化越南，让越南成为人民币地区也是个根本解决之道。难道只有中国怕战火？如今的世界军事战略不再只针对短期战争胜败，而更看中战后的重建潜力，在这点上中国无疑比美国和任何国家更强。
总而言之，作为一个伟大的主权国家，你没有自信别人就会贬低你，你不敢捍卫自己别人就会占你便宜，你越怕得罪别人人家就更放胆欺负你，我们必须有一个远大全球战略思维，而不是被动地被人牵着走，要用全球战略解决具体战术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