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街拍美女2016:华工校长李元元回忆三十年前的高考

    新华网广州7月12日电(徐林 卫学军) 与其说恢复高考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不如说恢复高考让一代人有了报效祖国的机会，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就在高考的“战场”上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总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总觉得作为大学生，国家要靠我们撑起来一样。”30年往昔，在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李元元的心中，既如封在心底的陈酿，又如焕发青春的奇药……     

　　上山下乡　

    再苦也不放弃对知识的渴求　　

    “两年‘上山下乡’的生活，使我对人生有了认识：一个人只要有志气，就算再艰苦的环境，我们也不会放弃。” 　

    记者：1977年，你19岁，在此之前听说你上过山下过乡，艰苦的劳动成为你高考前生活最重要的部分，那时的你仔细规划过自己的未来吗？

    李元元：1973年我高中毕业，当时15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下乡到梅州大埔林场。那个地方非常偏僻，一片崇山峻岭，最高的山峰海拔大概上千米。交通也很闭塞，不通公路，只见树木不见人，所有吃的用的都要到20里以外的地方挑进来。

    那时的日子很艰苦，劳动任务也很繁重。还记得刚到林场前三天是培训，第四天就开始记工分制的正式劳动。第一次我挑了大概90斤重的担子，走了15公里山路。而过了不久，我们常挑的担子都是120多斤的，等我到了16岁的时候，最重的还挑过170斤。所以你看我现在的身体很好，手劲很大，都是那个时候锻炼的。到了1974年，我们下乡的知青已经成了林场的劳动主力，垦山、种树、砍树、犁田、耙田、播种、锄草、收割等等，什么林活、农活都要做。小小年纪，承担的却是大大超过我们能力的任务。

    条件虽然艰苦，但那时的我们也称得上是热血青年，不只是我，我们那里的大部分知青都对自己和祖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上山下乡并没有让我们失去对知识的追求和渴望。当时，我们到处找书读，白天干活没时间就晚上读，真正关于知识的书极少，报纸、批判文章也拿来凑数。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心里还是阳光灿烂的。我们住的地方有幅对联，“扎根深山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横批是“一心向党”。

    两年后，我因工作表现突出被招工回城，到了地区汽车运输公司工作。两年“上山下乡”的生活，使我对人生有了认识：一个人只要有志气，就算再艰苦的环境，我们也不会放弃。

    记者：那个时候你考虑过有读大学的可能性吗？

    李元元：想读，但没机会。1971年，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需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在当时的环境下，虽然也有一些优秀的年轻人被选拔上，但绝大部分的知青是没有机会上大学的，当时主要考虑的是政治标准、阶级斗争标准。对于我这个归侨子女来说，根本没有机会上大学。     

　　喜从天降　

    废品收购站里找到课本　　

    “我心里想，不管怎么样，都要去试一下。”“我妈妈又去废品收购站找了一些‘文革’前的中学课本。”    

    记者：后来你是怎么得知恢复高考的？

    李元元：因为是在山区，消息闭塞。还记得那是1977年10月的一个早晨，我才从广播中听到了消息，后来报纸也登了。当时的心情，你说喜从天降也好，惊愕也好，感觉好像是天方夜谭。那时我感觉我们这代人又有公平上大学的机会了。我心里想，不管怎么样，都要去试一下。我从小就有读大学的愿望，想做科学家的念头一直没有断过。

    记者：毕竟十年“文革”，打乱了你正常接受教育的机会，你当时的文化基础怎样？又是怎样应对考试的？

    李元元：虽然我们当时是高中生，号称知识青年，但文化基础非常薄弱。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基本没有上多少文化课。数学只学了一点点；物理当时叫工业基础知识，主要是有关电动机、发电机、拖拉机、水泵等的一些知识；化学叫农业基础知识，是关于化肥、农药、植物生长的；英语学得更少，只有一些“毛主席万岁”之类的口号英语。

    1977年的时候各省自己出题，广东似乎是考政治、语文、数学三门，不考英语；1978年的时候已是全国统考了，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成绩作为参考分。我们那个年代备考最缺的是课本，“文革”的时候都烧了。后来几经周折，我找到一个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华南工学院的老大学生，向他借了大学一年级的数学、物理课本，我妈妈又去废品收购站找了一些“文革”前的中学课本。

    就这样，大家如果找到一些，就互相抄着看，用复写纸，一式好几份。从广播中听到消息到参加高考，也就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白天还要上班，单位工作多不能请假。没有试卷，也没有考纲，完全靠不多的几本书。     

　　金榜题名　

    发疯一样地喊：考上了！　

    “当时广东似乎有政策，凡是上了重点线的考生，先让外省的学校挑，结果就给湖南大学录取了。”     

    记者：1977年冬，你参加了“文革”结束后的首次高考，那次你考得怎么样？

    李元元：那次高考没有公布分数，自己并不知道具体考了多少分。我当时填了三个志愿，都是我国顶尖的名牌大学。说起来很有意思，我当时知道的大学就这么几所，而且心里还想，要读就读最好的，就随便填了。招办的人跟我说，我考的分数相当好，后来还通知我去体检，可是最终没有录取，估计是因我是归侨子女的家庭背景，政审这关没通过，也可能是志愿填得太高了。

    记者：但你没有放弃，又接着参加了1978年7月的那次高考。

    李元元：那次高考也是不公布分数，但是可以自己去查，我记得我考的分数比重点大学录取线320分高了30多分。报的前两个志愿，一个是华南工学院，一个是湖南大学。当时广东似乎有政策，凡是上了重点线的考生，先让外省的学校挑，结果就给湖南大学录取了。

    记者：有点高中状元的兴奋劲吧？

    李元元：那多高兴啊。在梅县政府对面，全城最中心的位置，每天都有喜报贴在上面，考上的可谓金榜题名。因为外省的重点院校是第一批，我的通知书很早就来了，接到通知自己发疯一样地喊：考上了！ 　

　　回味高考　

    77、78级使命感责任感强　　

    “我们总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总觉得作为大学生，国家要靠我们撑起来一样。”　

    记者：对当时的人来说，能上大学的毕竟是少数，你怎样看待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上大学的机会？

    李元元：上大学前，我已是有工资的职工，按照规定，如果满5年工龄，就可以带工资上学。不巧，当年湖南大学报到的时间是10月6日，我10月20日才满5年工龄。但为了准时报到，我还是放弃了“带薪上学”。

    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活，真是一片自觉学习的景象。在大学里，我担任班里的团支部书记、系里的团支部副书记。一般早上5点30分起床读英语，然后组织大家出早操。就连在食堂排队、上厕所都要拿着书看。

    记者：当初的高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现在看来，你是否认同这个观点，高考对你的一生有着怎样的影响？

    李元元：我们算是时代的幸运儿，毕竟当时能读大学的人不多。可以说，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如果没有高考，或者我没考上，我不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应该说，能够上大学，我打从心底里感谢邓小平，他真是大恩人啊。我们既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直接受益者，也是最坚决的拥护者。

    可以说，我们亲身体验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生活，知道国家多么落后，知道人民需要什么。我们77、78级这代人使命感和责任感非常强烈。当时“文革”刚结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是百废待兴。我们总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总觉得作为大学生，国家要靠我们撑起来一样。我们的专业，都是学校随便分配的，但也没有谁抱怨，因为都是国家所需要的。     记者：作为大学校长和上世纪70年代高考的亲历者，你如何看待今天的高考制度？
    李元元：就目前来说，作为相对比较公平的高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能取消。因为，教育的公平、公正是社会公平、公正的基础。在这个前提下，才考虑用什么制度来选拔最拔尖的人才。当然，高考制度需要改革，需要不断完善，但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和办法来改革和完善。如何利用高考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来推进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还大有文章可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