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身”“下半身”现象：裸体改变中国？

2011年06月27日 04:50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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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麟，资深媒体人，香港卫视副总裁兼执行台长，前凤凰卫视资深时事评论员

@三农直通车V：某公司投资60亿元“克隆”有“世界最美村庄”之称的奥地利哈斯塔特村，引发争议。

周庆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公共外交研究室主任

马家辉，香港知名学者

雪珥，澳大利亚华裔，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学者、中国近代改革史研究者。

文化观察

主持：黄晖菁

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即使你不关心谢霆锋和张柏芝的婚变，你也会发现，自己在娱乐的海洋里游泳。是的，即使“下半身”诗人早已被遗忘，身体依然是一种被装扮的语言，花枝招展。这不，在过去一周中，上半身和下半身就成为了新闻关键词——不必认真计较，只是娱乐化的玩笑。

上半身

近日，合肥市芜湖路上的法梧桐统一穿上了“红旗袍”，绵延2公里，住在路边包公祠中黑脸包公估计也愣是被“憋”得满脸通红。不由得你不信，历史总会出现惊人的巧合——古有隋炀帝“丝绸缠树”，今有“红袍裹树”，古今对唱，唱出了一曲上半身表面风光的大戏。花钱涂脂抹粉，古代的皇帝子民自然管不了，现代的纳税人总能质疑两句吧？

裸体

下半身

北京上周遭遇强降雨，纤弱的排水系统使得去故宫也能看海，北京女性择偶标准升级成了“有房有车有船”。有人说：“中国城市，上半身基本上很靓，下半身基本上很烂。”说得很刻薄，但不幸的是，从武汉到北京，它都被证实了。我很疑惑，我们的城市建设奉行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呢？上半身的大楼刚建几年就要爆破，至于下半身的下水道嘛，烂就烂着吧，反正不是表面文章。

文人相重不相轻

笑傲江湖

三国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此语一出，竟成了千古定论。6月19日署名哈罗李敖的脖友，在新浪微博留下一段文字：十七世纪的伟大知识分子顾炎武，一生不同政府合作。他对知识分子的高下，定了一个检验标准，就是你对“四海穷困”讲不讲话。你逃避不讲话，只会“诗文而已”，这是不及格的。因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不能明道救世，只是余什么中、余什么雨那种货色，伟大知识分子是看不起他们的。

这段文字，一如既往地对其他两位余姓的大师嗤之以鼻，文字颇为火辣，宏观论之，应属于文人相轻范畴。而此时神州大地，各路读书人群体，不乏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自以为斗士、导师、大师、专家、学者比比皆是，更为甚者，将自己分为这个乡，那个区，这个流派，那个学派，一时泾渭分明，不一而足，究其实，似乎也和所谓“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多少有那么点一脉相承的味道。

告别我为之牺牲奉献十个年头的凤凰之后，我最近转入香港卫视任职，于年近暮色的转身，并不容易。当然，转身的缘由，一是受人之托，献一点绵薄之力，二是深受新平台管理层真心诚意的感染和感动，自是需要勉为其难，全力以赴。但亦深知，要在短时间内，实现从“主持”到“方丈”转型，难度大，困难多，挑战和考验旋踵而至，压力可想而知。

所幸起步顺利，除获得董事局和全体股东的理解支持之外，这一路走来，感受到诸多来自各界同行、同业、曾经的同事、现在的同事的劝勉和鼓励。这一次从北到南，从南到北，到各地“拜码头”，寻合作、觅资源，不仅获得了热情的接待，也得到了诸多实实在在的协力相挺，绝无虚应故事，取得了令人欣慰的实质性进展。这江湖上的朋友，无一例外都是读书人，都在各类媒体和其他行业有杰出的职业成就和表现，但对于我所提出的各种要求，希望和期待，都能给以积极、正面，具有建设性的反馈，那种毫无保留的倾囊相助，那令人肃然起敬的义薄云天，所拜访诸君，未因香港卫视暂时的名不见经传，而将在下拒之门外，而居高临下，而颐指气使，而盛气凌人。

日前在广州，与两位资深媒体人茶叙，谈起自己这一段时间的经历，不禁想起了这一句“文人相重不相轻”的话来。相重之重，重的是彼此心灵相通的理念，价值观和使命承担，是毫无功利心的胸襟，是惺惺相惜的彼此尊重，相轻之轻，在这里轻的是那不堪一击的市侩功利，那不足挂齿的浅薄短视，那斤斤计较的蝇头小利。

权将此文，作为在广州日报撰写专栏的开篇。

狂城乱马

网络“文艺复兴”

广东惠州美不美？去过的人都会给我肯定的答案。奥地利小镇哈斯塔特美不美？去过的人也会给我肯定的答案。惠州的哈斯塔特美不美？答案恐怕就是否定的了。

某公司正在广东惠州修建一个克隆奥地利哈斯塔特的小镇，因此动了惠州的青山绿水。修出来什么样我还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既无法真正打造一个如哈斯塔特般的美丽城镇，也无法再还原那些铲掉的青山绿水。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现在炒得沸沸扬扬的文化侵权之争，二是动了惠州祖祖辈辈的风水宝地，半幅青山消失之争。在大多数人看来，或许环境保护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前者的文化自觉缺失，后者的荒唐行为恐怕就不会自觉自愿地一再出现于别墅修建、高尔夫球场违建甚至是更多更危险的自然破坏。

看上去是一个文化自觉的命题，但实际上这个文化自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中国的建设命题。从卢瓦河谷到纳帕溪谷，从德奥小镇到加州小镇，名字起出来了，总要有些神似吧。于是在中国的青山绿水中，夹杂着星星点点不伦不类的西式建筑也就成了常事。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理解为炒作，但是问题在炒作为什么会有市场。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国文化的自信心并未如同综合国力一般获得快速提升。不少决策者在盲目移植海外的特色项目时，不经过任何思考就简单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价值。既铲掉了中国人的权益观，也铲掉了中国人的文化观。在文化上我们不是不要“混搭风”，但是我们要知道什么东西或许最适合中国。在德奥边境漫步的时候，人们都喜欢看德奥小镇，但是如果你想把纽约或者芝加哥的建筑特色搬到美丽的国王湖边，那么产生的结果是什么？那绝不仅仅只是一时的改造阵痛，将是长期的拆建痛苦。

本来也许不应该把问题上升到如此高度，但是在每一个简单决策的背后其实也都有着复杂的利益博弈。当年在北京的胡同改造工程中，以菊儿胡同为代表的改造项目，把传统的四合院改造与保护相结合，产生了一种典型的示范效应。其实哈斯塔特的诞生，也是奥地利人祖祖辈辈依山傍水修建而成，以教堂广场为中心的小镇文化，这其中那些源远流长的内容，绝不是在拆除和爆破声里能够找到的。

“最美小镇”拆不出来

台湾作家骆以军来到香港，顺道到北京打书去了，他的长篇小说《西夏旅馆》出版了，洋洋四十万字，在台湾销量不错，不知道在内地会否同样被欢迎？

然而，书卖得好是一回事，读者却不一定愿意花时间去听他演讲，骆以军曾在台湾诚品办讲座，观众多则五六十人，少则二十人，有一回还只来了十人，而且其中六个是他中学旧友的一家人，场面之冷清可想而知。或许，台湾文化界的“演讲文化”已经过时了，读者们买书就算，再也懒得去见作者本人，也懒得求取签名，反而在大陆，读者仍然普遍展现强烈热情，难怪好些台湾资深作家近年跑到内地做活动，眼看台下听众满座，感觉遂如时光倒流，重拾昔日的演讲快感。

骆以军此番来港，一眨眼已经三个月，分别在浸会大学演讲和授课，风靡了许多香港文艺青年，抢着去听去学，甚至有中学老师把《西夏旅馆》改编为舞台剧，可见特区文学气氛之浓。

曾有人说香港这几年出现了所谓迷你型的“文艺复兴”，若真有其事，功劳肯定不会来自艺术发展局。没错，艺发局资助了很精彩的《字花》，但其后又竟忽略了这份刊物的精彩而缩减资助。我认为，“文艺复兴”有几个关键源头，一是互联网，年轻人在网上找到气味相投的文学同道，在网上发现原来阅读绝非冷僻或变态行为，不，不是的，原来香港仍有许多年轻人在读在写，不必回避，理直气壮，大家都做“文化人”，高高兴兴，虚拟交流，多好玩。

其二，是香港浸会大学的钟玲教授，她主持国际作家工作坊之类活动近十年，邀请前来助阵的华文作家类型有异、风格不同，如刘克襄写生态，如陈雪写情欲，如陈玉慧写都市，如骆以军写传奇，如李锐写乡土……他们除了在学院墙内面对学生，亦在图书馆跟大众对话，年轻人遂有机会开拓了眼光视野，不再错认文学类别只有武侠、科幻和言情。

亡国“健身房”

官商通鉴

大清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最大的部门就是“邮传部”，相当于后世交通部、铁道部、电信部、邮政部的总和，甚至还有自己的银行（“交通银行”），俨然一个小国务院，权倾朝野。

又有权力，又有资金，邮传部的大小干部，自然成为先富起来的一群人。

据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估计，邮传部部长陈璧的灰色和黑色收入高达585万英镑，铁路总办梁士诒约1300万镑，津浦路北段总办李德勋约142万镑……当时1英镑约合6~7两白银，官最小的李德勋，其资产就相当于今日17~20亿元，令人惊叹。难怪莫理循说，如果收缴这些贪官的资产，大清国根本不需要从国外贷款。

领导们的收入，主要来自工程回扣或贷款佣金，铁路、航运、电报工程以及外资贷款，遍地都是致富机会。陈璧就被指控在引进外资贷款时，借高息而不借低息，贪图回扣。第二条财路，则是卖官。邮传部肥缺多，竞争激烈，“潜规则”盛行，无论是通过更高层批条子、打招呼，还是直接公关勾兑，都要靠票子开路。媒体说“陈璧在京时，大有臣门若市之慨”。

领导们的生活品味也是很高的，唐绍仪当部长时，“广交游，善挥霍，每日四餐，每餐十金，犹云无可下箸。”（《国闻备乘》）而当时的《民立报》说他“日食非百金不乐”。算下来，唐部长这张嘴，一年就能吃掉290~700万元，难怪当时的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也说他“骄奢淫逸，无利不为”。

油水足，领导们就要运动折腾。从1906年成立，到大清国覆灭，短短六年间，邮传部换了13个部长，被当时媒体称为“运动部”。为了自保，主要领导在争先卖官的同时，纷纷安插自己的亲信，如唐绍仪“所用丞参，皆其同乡亲戚”。这种“运动”，的确是燃烧权力卡路里的好办法，邮传部成了健身房。宣统初年，袁世凯亲信徐世昌被调离位高权重的东三省总督，中央让他接任了邮传部部长，算是权力置换，以安抚他那颗受伤的心。当然，这是更为高级的“运动”。

爱“运动”的邮传部，最后引发了“保路运动”，导致了帝国的覆灭。令人惊叹的是，其中大多数“运动员”，都与时俱进地“晋级”，在民国的健身房继续“运动”，他们被称为“交通系”——光看名称，就是动感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