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潮导语：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本意是三年收尾，为什么三年搞成了十年？这是中国政坛的一个谜。《杨成武见证文革》一书以“文革”见证人、毛泽东的“大警卫员”杨成武的独特见解，披露了毛泽东在1967年“文革”高潮中许多重大决策的内幕。

到武汉保陈再道

　　1967年7月14日凌晨五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从北京发车，向武汉驰去。在这动荡时期，负责毛泽东安全的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天上、地上、水上都作了周密安排。地上有前驱、主车、后卫三列火车；还调来了四架伊尔18，两架子爵，两架伊尔14飞机，另有四架“米8”飞短途；从东海舰队调一艘护卫舰到武汉，还准备了几艘快艇。

　　自从一年多以前罗瑞卿被打倒，杨成武就来到毛泽东身边，成了毛泽东的“大警卫”。这次南巡，杨成武住在备用车厢，与毛泽东的主车厢仅一门之隔。遵照毛泽东吩咐，这次南巡还带上了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14日晚九时许，专列停靠在武昌车站。站台上，迎面赫然几条大标语：“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毛泽东摇摇头，对杨成武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杨成武点点头。至此，他已揣透毛泽东南巡的主旨，不是要乱，不是煽风点火，而是要稳定，要控制局势。

　　杨成武将毛泽东送到东湖宾馆“梅岭一号”后，直奔“百花一号”，来到乘飞机先期到达的周恩来总理住地。周恩来告诉杨成武：“谢富治、王力也到了武汉。谢富治是我飞武汉前叫来的，武汉驻军是他的老部下，好做工作。王力在重庆听说后，给我来电话，也要来武汉。”

　　毛泽东到武汉后，热得淌汗，一再提出要去游长江。但这次南巡是严格保密的，周恩来要求大家不得暴露身份。杨成武就用这个理由，劝毛泽东晚些时候再游长江。

　　从7月15日开始，每天上午毛泽东听取华北、中南、西南问题的汇报，下午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及驻武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的负责人开会。毛泽东对王力、谢富治夸大武汉形势严重性的说法不以为然：“有那么严重吗？湖北的问题，我看也不难，比湖南、江西好一些。河南也不容易转哟，安徽闹得一塌糊涂，湖北可能要先进些。”王力听到这话，心里暗暗着急。这几天，他一直在百花一号同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等军区领导动肝火，唇枪舌剑地争吵，怎么能吵成“可能要先进些”的结果？他知道毛泽东听得什么，听不得什么，便“大讲”“三新二司”和“工总”几个造**派组织如何受迫害，如何在高压之下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谢富治接过话说：“我们上街看大字报，做调查研究。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好，是造**派；‘百万雄师’坏，是保皇派。军区解散‘工总’，抓了人家的头头和那么多群众，不得人心。”这番话起了作用。毛泽东下令：“‘工总’要平反。先把这几个头头放了。刑事犯罪的另案处理。”他再吸两口烟，已经平静些：“陈再道呀，政治上落后了，不用脑子。”“他的错误很大。”王力急急抢一句。不料毛泽东却很宽容：“大错小错，只要检讨了，就没事了。”

　　对陈再道，林彪曾经说过：“全国各大军区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办法。”与此相应，“中央文革”那几个人也一口咬定：“陈再道是武汉的谭震林。”当时的谭震林正因所谓“二月逆流”挨批。毛泽东曾一次次自问：“陈再道会反对我吗？”他不相信，所以决定亲自来看一下。出发前，他亲口对周恩来说过：“走，我们到武汉保陈再道去。”

　　夜，十二点半。这时毛泽东的思想十分活跃，他坐在沙发上吸烟，杨成武像往常一样，隔茶几坐在毛泽东身侧。“武汉街头，‘百万雄师’刷了许多标语。”杨成武开始不紧不慢汇报情况，“内容主要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我们不是阿斗。标语点了王力的名。武汉地区造**派举行大规模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问题。百万雄师有压力，就刷了标语。”毛泽东问：“谢、王到造**派去过？”“去过三次，表示慰问和支持。”“到过‘百万雄师’吗？”“今晚去了。”“偏于一方。”杨成武听出了毛泽东的态度。

王力被抓起事端

　　7月18日晚上八点。周恩来带领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走进毛泽东的客厅。谢富治、杨成武、王力、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等人在一旁作陪。“你们怎么样呀？”毛泽东边从烟盒里掏烟，边问。点火吸燃后，才说第二句：“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陈再道嘴唇蠕动两下，忽然冒出一句：“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哈哈。”毛泽东笑了，“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要这么说，主席，我马上开大会做检讨。”陈再道精神起来。

　　接见结束后，周恩来在走廊里同毛泽东话别。“文革搞了一年了，明年春天结束文革。”毛泽东说，“接着我们开‘九大’。‘九大’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邓小平要当中央委员。”毛泽东讲到这里稍停，向周恩来肯定地点点头。周恩来也点点头。这给杨成武留下深刻印象。“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央委员。”毛泽东又点出两个名字。

　　周恩来乘飞机离开武汉。不料就在周恩来的专机起飞后，到机场参加送行的谢富治向王力提议：“我们到水利学院去，看看最坚定的造**派。”在武汉空军政委刘丰的陪同下，谢富治、王力来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望着人群如潮，泪眼纷纷，谢富治热血陡涨：“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王力在拥挤的人群中大声作出四点指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派；造**派是革命派、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预想中的“大联合”被这么轻轻一触就碎了。

　　7月19日，武汉龟蛇二山、桥头码头、大街小巷“工总”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昨晚的讲话录音。“百万雄师”以更大的势头开始反击。此时，谢富治和王力正在军区大礼堂，跟师以上的官员讲话。王力口若悬河，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看不到这一点，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王力走下讲台时，军区大门早已无法通行。“百万雄师”的群众和大批部队指战员采取了非常的造**行动，前有几十辆警报呼啸的消防车开路，后有上百辆大卡车载满武装工人和军人，吼声山摇地动，驶过大街，涌入军区。王力强自镇定回到下榻的百花二号，不料“百万雄师”的人冲进百花二号，把王力抓走了。事情顿时变得复杂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