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地方税务局查询:中国不会出现大的稳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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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会出现大的稳定问题

作者:孙立平   2007-11-15 10:57 星期四 晴最近几年,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一方面人们对于改革有着迫切的希望,但在另一方面,许多重要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又是相对迟缓的。就是说,在改革的需求和改革的实际进程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反差。

这个反差来自什么地方?我认为,这个反差是与我们对社会危机的判断、与我们已经形成的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式有直接关系的。因此,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也许需要我们认真反思这个关于稳定问题的思维定式。

我曾在十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过这样一种观点:当前的社会矛盾确实是增加的,但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现实的社会抗拒形式,可能不是民众造反,而是破坏社会治安。10年的时间过去了,可以说,这个判断大体得到了印证。

为什么在社会矛盾不断显现的今天,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我觉得,我们必须重视中国社会结构弹性这个重要的、但又往往被人们忽略的因素。不能否认,我们这个社会有很脆弱的一面,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这个社会本身也具有相当强的弹性。正是这种弹性,使得这个社会能够在面临严重危机的紧急时刻化险为夷。这里所说的严重危机包括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等社会动荡。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经济迅速增长,更进一步增强了这个社会结构的弹性。但在我们的社会中,过去一直有一个倾向,就是对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往往过分地高估,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本身的弹性却往往过分低估。

仔细分析,这种弹性的来源是多方面的。第一,三七开或四六开的城乡人口结构,使得这个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处理社会代价的空间。第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有一种将矛盾或危机分散化的效应。过去各种矛盾都是直接面对政府,现在不一样了,劳资冲突是面对资方的,小区维权是面对开发商或物业公司的,即使涉及政府,也往往是地方政府,在多数情况下连省一级的地方政府都涉及不到。第三,经济的发展为解决和缓解许多问题提供了条件。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增加了民众的收入,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增多了机会。这些机会的增加,增强了社会的自愈能力。第四,政府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使得政府在社会危机发生的时候,能够将之用于救急,用于化解或缓解社会矛盾。第五,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不同社会群体的追求也呈现出更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注意力也大大分散了,这也就降低了整个社会采取一致行动的可能性。第六,精英的联盟及其定型社会力量的形成。整个90年代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体制对社会精英进行了成功的吸纳。可以想见,在这样的一种结构背景下,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是很难发生的。第七,“市场主义话语”的形成。在这样的一种话语环境中,尽管一些人感受到社会不公,但大多会将自己所处的不利境遇,看作是自己个人能力不济的结果。这样的一种话语环境无疑可以有效地消解社会不满和抗拒意识。第八,改革开放的30年中,政府在处理各种危机和矛盾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当前我们社会中许多冲突的内容本身是很简单的,就是利益的问题,不存在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因素。在利益时代,利益矛盾、利益冲突、利益博弈是利益时代中的正常现象;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社会矛盾和冲突将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基于利益的冲突是理性的冲突,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的方式解决的,演变成足以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是很少的。

总之,在关于稳定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思维。我们要准确地判断中国发生的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性质,准确地判断社会发生大的危机的可能性。在这个前提下,增强我们的自信心,一方面形成柔性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形成体制对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容纳能力,形成解决矛盾和冲突的制度化手段。另一方面,不能用这些冲突和矛盾来吓唬自己,而是应该用充分的自信来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时代,包括适时地推动一些关键环节的改革,而不是用旧的思维来延误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