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红十字”怎成了噱头

“‘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年仅20岁，家里住大别墅，爱马仕的包十几个，开玛莎拉蒂，各种炫富，前一阵还参加了上海的超跑嘉年华……”昨天，一条在微博上广为流传的帖子，让一个“郭美美Baby”的ID成为围观焦点。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由此引发部分网友对中国红十字会的非议。（《南方都市报》6月22日）

红十字会是慈善机构，其善款基本来源于社会捐助，如果一个有红十字会背景的人，大肆炫富，并如此之富，不免让人产生暧昧联想，认为这是慷慈善者之慨。还有猜测，此女年仅20岁，或是红十字会官员之女，于是推断其可能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之女。一场信任危机空前袭来，不少网友赌咒发誓，再也不向红十字会捐赠，甚至不向公立慈善机构捐赠。

好在网络时代证伪十分容易，著名媒体人闾丘露薇探微索隐，“八卦完她的所有微博，去年七月开，母女相依为命，今年6月14才提了一句爸，仅此一次。老家湖南，去年深圳家居照家装一般，妈妈要亲自买菜，不像阔太。北京租过房，后来买了楼，却遇到楼价跌。发颇多模特工作照。今年四月突然富贵。八完。”此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政策法规处处长丁硕在微博声明，“中国红十字会没有‘红十字商会’的机构，也未设有‘商业总经理’的职位，更没有‘郭美美’其人。”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也表示，“郭美美根本不是我女儿，我压根就没有女儿。”

可以说，真相渐渐浮出水面。面对怒火与质疑，炫富女发表了“本人郑重声明”：“我和红十字协会没有任何关系；我所说的红十字商会并不是公司或机构名称。”再联系到有网友揭曝郭美美原是演员。至此，应该可以说，这是一次貌似高明实则笨拙、无聊得近乎无耻的炒作。

这一事件可以画上句号吗？当然不能！丁硕表示：“为维护红十字标志的严肃性，我国《红十字会法》、《商标法》及相关法规，均严格限制第三方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使用‘红十字’的标志与名称。我会保留进一步追究有关方面相关责任的权利。”笔者支持红十字会追究这种拿红十字作为炒作噱头的相关人员。

这是一个炒作盛行的时代，哗众取宠一下，狐假虎威一下，装模作样一番，甚至装疯卖傻一番，只要不违法，顶多引来公众鄙薄，没有什么可怕，但炒作逾越了法律底线，则让人不能容忍。有人建议，如果郭美美被证实为挂红十字名头炒作，该做解释的就得是给她做了加V认证的新浪微博。这是一方面。最关键的是，我们要追问，一些恶意炒作者为何屡试不爽，为何一炒就能成功？这究竟反映出了什么社会心理，又究竟折射出了多么病态的炒作学？郭美美的粉丝已经由数百人蹿升至数万人，她的目标达到了，但她应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

炫富女傍红十字会，我们别只顾围观，法律也不能袖手。

蒋晨：有多少郭美美在围观中走红？

“郭美美Baby”与中国红十字会及其副会长郭长江的关系一事继续发酵。网友提出诸多疑点和证据，指出红十字会网站上能查到商业红十字会。商业红十字会指定深圳天略集团做劝募。郭美美与天略集团董事长丘振良关系不明，丘振良认识郭长江，郭美美与郭长江关系不明。（中国经济网6月23日报道）

这两天，微博上最红的一个词就是“郭美美Baby”，其暴红的速度，可用韩乔生老师的一句名言来形容——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想想也是，当一位美女突如其来地站在一辆玛莎拉蒂的旁边，炫耀着手中的chanel包时，让网络里为数众多家境普通的网友们情何以堪？

一番人肉的结果，恐怕是让人们略感失望的，因为如花似玉的“郭美美Baby”看来是整过容的，也曾经当过歌手，一个清楚的事实是，到了29岁还没有红，不然也不会出此下策，靠着奢华的名牌物品来衬托自己的形象；不过，除此之外，“郭美美Baby”跟几位网传人物的关系若隐若现，若即若离，以至于微博上已经有网友发誓，“郭美美”身世没查清楚，没心情写文章。

这当然是句玩笑话，谁会把这样一个带着明显推手痕迹的三流歌手身世真假当回事呢，谁都知道这与此前的芙蓉，此后的兽兽、凤姐的炒作方式极为相似，但围观的人群依然不绝如缕，猜测、想像、人肉、造句……各种手段用尽，大家以各种方式娱乐了自己，也帮助名不见经传的郭美美成功实现了蹿红的目的。

想想看，网络上不分青红皂白地围观，捧红了多少敢拿自己人生作践的人啊，芙蓉姐姐之后是兽兽，兽兽之后是凤姐，直到如今的郭美美，哪一个不是利用了网络之上的围观效应，哪一个不是巧妙利用了公众的逆反心理，丑的非要扭捏作态，非要往名牌大学上贴，长得过去的，就得炫富，抓住人们的仇富心理，借题发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瞒天过海，借着围观的力量成功上位。这一套手法，屡屡使用出来，却每每奏效，难道该指责的只是郭美美们背后的推手团队？或是将自己的人生无限放大的郭美美们吗？

我觉得，或许每个参与了郭美美事件的人都该认真反思，无论你是娱乐，是不屑，是谩骂，是质疑，只要你卷入到这个不断扩大的网络漩涡之中，郭美美们就成功地达到了他们的终极目的。

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仔细想想，我们每个人不都在娱乐围观的同时，也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当我们指责郭美美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扪心自问，自省一下自身的行为，围观者的道德水准真的就比炒作者更高一筹吗？

裘思佳：网络舆情事件中的政府策略与作为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中央党校图书馆

网络舆情事件，就是由网络舆情和热议话题引起的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是通过互联网表达和传播的、公众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网络舆情引起的网络群体事件可分为积极型、中立型和消极型三种。消极网络群体事件，简称网络舆情事件，会引起网民情绪的波动，在现实生活中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力，影响政府形象，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应当成为各级政府工作关注的新重点。

一、网络舆情事件的特点

网络信息具有海量、虚拟、开放等特点；网络舆情具有自由性、互动性、即时性、丰富性、匿名性等特征；网络舆情事件，除以上特征外，还具备间接相关性、情绪化、爆炸性等特点。

1.网络舆情事件的间接相关性特征。间接相关性是指信息的发布者、追溯者和反馈者与事件本身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只是利益受损方的同情者或潜在利益相关者。间接相关性带来的网络舆情事件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不受时空限制，参与者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影响范围很大；第二，利益关联性不强，参与者往往一时激愤，情绪在短时间内易被煽动，也非常容易转移、消解；第三，参与者往往限于网络平台，形式以网络言论扩散为主，一般不会造成现实危害，但会影响政府形象的塑造和维护。

网络舆情事件的间接相关性有助于推动公民大胆发表言论，揭露社会丑恶现象，关注社会问题，对政府廉政工作起到促进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间接相关性会扩大危机的影响范围，在这个过程中，自由言论权也非常容易被滥用，造成网络事件的变异。

2.网络舆情事件的情绪化特征。网络舆情事件往往源于网络舆论的扩散，而舆论具有夸张强烈的感情色彩。网络情绪包括喜悦、悲哀、愤怒、恐慌等，其中一些过激的情绪有可能主导一场网络舆情事件。因此，了解、化解网民情绪是解决网络舆情事件的关键。

网络舆情事件的情绪化虽然可以加速恶性事件的曝光和解决，但很多时候，这种情绪化是非理性的。不良情绪的泛滥也可能向现实社会转移，一旦产生这种后果，政府的控制成本就会大大提高。

3.网络舆情事件的爆炸性特征。爆炸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发生突然，影响巨大，“一呼百应”，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内迅速传播，产生聚合放大效应；二是持续时间短，易被其他信息覆盖或冲散。网络上一旦出现有代表性的帖子得到大家的认可，就会引起共鸣，被反复转帖或跟帖，以极快的速度形成主导性意见，从而产生“雪崩效应”，把舆论推向高潮。由于网络舆情事件信息的焦点转移得很快，不断跟进的新消息使规模很大的网络舆情事件能在短时间内自我平息。

虽然信息是会“过期”的，但每次网络舆情事件中政府的态度都会给网民留下一定的潜在印象，这些印象的叠加速度会被网络放大，处理不当就会发生质变，形成消极被动、封闭不公的政府形象。

二、网络舆情事件中的政府策略与作为

网络舆情事件有一个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即有生命周期，大体可以分为潜伏期、爆发期、相持期、解决期等四个阶段。网络舆情事件潜伏期的起点是现实世界中热点话题的提出，热点事件的发生，或者是网络上煽动性话题的出现；终点则是议题或者网络舆论的异化，性质向恶性或偏激方向发展。网络舆情事件爆发期的起点是网络舆论的恶化，终点则是意见群体的形成。

1.网络舆情事件潜伏期的政府策略。基于网络环境的特殊性，政府对网络的监督工作不可能做到事无巨细。这样工程大，成本高，控制不当会严重损害公民的言论自由。因此政府对网络环境的关注与监督工作要抓重点，对于网络舆情事件频发的网站、主页做好把关工作。将目标锁定于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的重要话题上；对于重点网站——信息的窗口，要建立健全管理和问责制度，加强网站对自身的监督管理；进一步完善“链接”法则；对于转载，链接量过大的信息给予较多的关注。各级政府应及时积极引导网民情绪，做好疏导和预防工作，尽量避免消极情绪向现实社会传播，将损失控制在萌芽状态。

2.网络舆情事件爆发期和相持期的政府策略。一旦网络舆情事件爆发，政府部门人员应最先判断该危机的类型和潜在影响，对于牵涉面过大的网络舆情事件，政府发言人要出面安抚网民情绪，同时内部工作人员要在第一时间调查舆论的真实性和信息来源。对于虚假言论要及时澄清，并列明证据，对于真实问题要及时严肃处理，做到快速、公正、透明。政府要以“最小社会代价”“降低社会焦虑指数”，共创和谐。

由于网络舆情一般具有情绪化的特点，政府在处理问题时，不宜采用“压”、“捂”的办法，否则容易形成强制、专横的负面形象。比如有些言论密集、信息流量大的网站，政府会限制言论，或者屏蔽敏感词汇。这样的做法限制了网民的知情权、言论自由和发布信息权，容易导致不满情绪。在留言板上，网友会留下大量不满言论：例如网友将“和谐”动词化谐音化为带有贬义的动词“河蟹”，网友们经常戏称某篇帖子又被“河蟹”了。也有很多网友在发布信息时会用拼音字母开头，以防止被删。可见，政府对网络言论的压制不仅不会减轻不良影响，信息不全面反而助长了危机的发展。其次，政府不宜采用“推”、“躲”的办法，比如：常用“目前情况还在调查中”或“该问题不在我部门日常职责内”作托词，甚至拒绝表态，从而导致政府公信力遭到损害，留下不负责任的形象。群众的诉求往往很低，并不是一定要得到什么，只要政府予以关注，群众就已经很满意了。

因此，政府宜采用“疏”和“抚”的方法。设定发布官方言论的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网络新闻发言人应态度端正，将事实的原委告知公众，及时、准确、透明地发布权威信息，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回应社会关切，让公众了解事实真相。如果确实不能马上解答，应采取不推诿、不遮掩的态度，积极应对，最大限度地争取谅解和支持。对于意见群体，能够换位思考、对症下药，做出有效回应。目前我国的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还没有建立健全，但是这项工作，可以说是政府正面回应广大网民成本最低最有效的方式。中国互联网发展十多年来，熟悉互联网的80后新生代已经纷纷成家立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干力量；90后们也已开始进入社会，成为思想最活跃的群体。面对不断增长、可能决定中国未来的庞大网民队伍，政府在控制网络舆情、解决网络舆情事件上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3.网络舆情事件解决期的政府策略。网络舆情事件的解决，一定要落实到现实工作中。每次网络舆情事件，持续时间可能都很短，因为信息马上会被冲散，网民的关注点也会迅速转移，舆论主角也会存在“避一避风头就过去了”的心态。但政府部门不应当忽视这些问题，事后的问责要落实到人，切实予以解决。

互联网的发展对社会管理、国家安全，以及思想观念产生很大的影响，也给我们的执政方式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在信息以核聚变的速度产生和发展的网络空间，人人都可能成为新闻领袖，作为人民的政府，应该顺应民意，审时度势，积极作为。建议政府整合并正式成立统一的互联网管理机构，对用户实行统一的管理和引导；用好互联网的與情，及时恰当地解决网络舆情事件，从而塑造诚信、廉洁、高效、阳光的政府形象。

中国人为何“富多仁少”

一位高调捐

中国人为何“富多仁少”

由“比尔和梅琳达-盖茨慈善基金会”主办的慈善晚宴，将于今晚在北京举行。此外，盖茨和巴菲特等人还将于明日召开媒体发布会，围绕慈善主题，总结回顾与中国慈善家和企业家会晤以及中国的慈善理念带给他们的启发与收获，并回答记者提问。

围绕美国两大富豪访华的各种话题依然处于“高热”状态——富豪、财富、慈善这样的字眼似乎从未如此挑动着人们的神经。

一面是“巴比”两人“以身作则”，高调倡议富人应该积极投身慈善，慷慨捐赠家产，一呼百应；另一面是“巴比”中国行的慈善晚宴，部分中国富豪因担心会被“劝捐”而被报道拒绝出席；一面是国人对富豪的捐与不捐各持己见，另一面是企业家陈光标公开致信“巴比”，高调宣称将在身后“裸捐”，引来无数评议。由始至终，这场关于财富与慈善的讨论，似乎以越来越大的热力带给人们更多话题。

然而，喧嚣过后，“巴比”访华所引发的关注和思考，似乎已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在其背后，是对于中国慈善行业发展的关注与反思。 文/本报驻京记者 赵琳琳

由“巴比”访华带来的“劝捐”事件，也许仅仅是这场慈善大讨论的开端。

“巴比访华”带来好开头

“尽管对于巴菲特和盖茨访华说法各异，但其给国人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在舆论上掀起对中国慈善的讨论和热议，这是其最有意义的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庆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慈善理念与制度措施尚未健全，慈善行业尚未迎来高速发展的时期，“我们需要更好地对慈善事业讨论。尽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扶危济困的传统和自发的慈善行为，但如何从点至面，系统地认识慈善业的发展，需要借助外力，而巴菲特和盖茨带来的，无疑是外界慈善理念的一个介绍。”

也许盖茨和巴菲特不曾想到，他们此次慈善传播要面对的是一个具有悠久的扶危济困传统，却在当下没有多少富豪乐于社会公益慈善的国家。

今天，尽管中国富豪的名字屡见于各类财富排行榜，但人们似乎很少看到，他们捐出大量资金投入社会公益事业。甚至在几年前的全国“两会”上，就曾有代表委员发出中国富人为何“富多仁少”的慨叹。

除了社会演进过程中所造成的断裂，今天应该如何来看待这种奇怪的现象？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龙登高教授表示，这与中国富豪们所处的成长阶段、中国的慈善制度和社会心理及文化等因素有关。

捐了钱还引来骂名

为什么中国富豪不乐捐，至少看起来不像美国富豪那么好善？

“我们来假设，一个千万富豪有四个途径使用财富：扩大再生产、高消费、做慈善救济穷人和以税收等方式交给政府。在上述渠道中，扩大再生产、高消费可能是最迫切的选择。”龙登高说，中国的第一代富豪成长大多只有一二十年时间，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是从上世纪90年代浮出水面，更多的富豪们在获利后会选择扩大再生产或是消费，没有更多的余钱进行慈善捐赠。

此外，中国也没有类似于西方国家的税收激励制度，缺乏制度配套促使富豪们把本来交给政府的钱拿来交给慈善机构和基金会；目前的政府配置慈善资源的格局，也使一些富豪担心透明度问题，而不愿意过多捐赠，龙登高说赠数亿元的企业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不止一次地被问道：“你这么多的钱是怎么来的?”这似乎成为人们在惊叹于富豪的爱心之下，最为直接的一个联想。分析人士认为，民间的仇富心态、社会的贫富分化以及中国社会对慈善的理解度尚不足够等因素，组成了制约富人们慷慨解囊的社会氛围的一部分。

“这种民间的仇富心态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教育和媒体的推波助澜。在我们的教育中，资本家依靠剥削工人致富的概念已灌输多年，同时，人们在联想到一些企业家的财富来源时，第一印象总是‘原罪’。”龙登高说，尽管这种心态可以理解，但并不应该被扩大渲染。不少企业家能致富，最主要因素是他们满足了市场需要、民众需求，因此获得了边际收益。而一些富豪之所以不愿意捐款，原因之一就是怕被人质疑财产来源，怕因而背上骂名。

因缺乏激励而缺乏动力

导致中国富豪远不及美国富豪“乐捐”的另一因素是中美在慈善制度、措施、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它与很多层面的因素有关，比如社会形成机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周庆安对本报记者表示。

在龙登高看来，中美慈善的根本区别，是美国慈善机构多由社会和民间来进行控制和支配；而中国慈善机构则大多隶属官方，然而，以政府控制慈善机构、配置慈善资源的格局却并不能带来高效。

他以教育为例来说明同样适用于慈善的道理：美国很多著名高校，资金绝大部分来自校友捐赠，因而其教学、科研等都不受政府控制，从而实现了教授治校，学校自然会在教育市场和人才培养市场中去寻求位置和提高地位。“而中国的慈善行业面临着和教育领域一样的问题。”他说，形成如此格局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仍处转型期，但就根本思路而言，慈善机构不应属政府。

此外，缺乏激励机制也被视为中国富豪捐赠缺乏动力的主要原因。一位曾前往美国进行慈善研究的专家表示，目前，国内仍未开征遗产税，“但对于富人的财产安排，这类税收是一个影响因素，美国的不少富人为何搞慈善事业并且要将其做好，恰恰是因为在国家公权力之外给社会留有自由空间。”她说。

对于中国富豪目前面对的无论高调捐赠还是担心“劝捐”都容易被社会质疑的双重问题，龙登高表示，不要把捐赠看做太高尚的事业，“如果你有5000万，而拿出10万来设立一个基金会，去资助贫困的孩子读书，或资助学术机构，同时可以拥有你对它的控制和影响力，那么，何乐而不为？”

应自觉而非社会压制

“我们应该宽容地看待富豪的捐与不捐，有些富豪尽管没有捐款，却会到家乡修葺祠堂、修桥修路，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慈善。”他说，慈善是一种利益分配及资源问题，慈善家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来配置资源，从这一角度讲，由社会团体、民间慈善机构等来进行资源配置，能够达到更多元化、更高效的效果。

周庆安表示，这说明中国社会对慈善事业的理解还不够。“由于富豪的社会财富占有比例高，因而大家对其关注和要求也高，但慈善公益还是应本着自愿原则，不分能力大小、钱数多少、比例高低，无条件地帮助其他人。”

事实上，捐赠并非富人们的专利，它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慈善基金会”驻北京办事处的有关负责人曾表示，慈善工作可以针对任何有能力的人，这个能力包括经济能力及其他能力。“慈善文化不是谁有钱才有去助人的义务，这个责任和义务更多是自己的感觉，而非受社会压制，无论钱财多少，都可以凭感觉决定自己是否要帮助和支持别人。”

专家表示，中国不乏乐善好施的传统，但是，未来要推动中国慈善的发展，需要更为强劲的制度推动力，包括创造一个更为便利的环境，“目前，我们对公益事业或慈善抵税方面的标准还不太一致，对遗产税的征收未进入环节，社会文化中对慈善者的社会关注上仍有仇富情结等偏差。慈善不是有一部慈善法就能短时间内开展。要让公众意识到拿出金钱、能力、为他人服务是一件好事。”  

时言平：“全球基金”为何偏偏不信任中国卫生部

原标题：解冻“全球基金”需重建信任

日前，一则关于“全球基金”冻结上亿美元用于抗艾的对华援助资金的报道引发广泛关注。据《京华时报》报道，5月28日，全球基金新闻官证实了这一消息。中国卫生部回应称正与“全球基金”协商此事，双方的分歧主要是对“社会组织”的定义不同。此前有报道称，全球基金因不认同中国对援助资金的管理而冻结资金。

“全球基金”的设立，无疑是人类健康的共同福祉。而“全球基金”组织冻结上亿美元对华援助，也就意味着我国如今已经暂时不能享受这一福祉，这未免让人觉得遗憾。但遗憾归遗憾，我们或许更应反思被冻结的“复杂原因”，审视我们的公益环境和慈善制度。

无论原因有多复杂，“全球基金”的冻结的根源还是因为不信任所造成的。而“社会组织”定义不认同、管理机制的不认同，无非是这种不信任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已。

别说做事严谨认真的“全球基金”，就连国内民众对于当前的公益环境和慈善制度都存在着这种不信任感：上海红十字会的“天价餐”事件，无疑刺痛了那些良善的心灵，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曹德旺“苛刻捐款”现象主要原因。慈善机构值得信赖和托付，这是社会公益体系形成的重要前提。

而要建立这种信任，最重要的一点恐怕还是要避免民间公益被权力染指。尤其是在公权力尚未得到有效驯服的现实下，一旦权力出轨，那么慈善的公平契约和信任很容易受到破坏。行政主导下的慈善机构频频曝出腐败、诈捐以及违背捐赠者意志的丑剧，就充分揭示了这种不信任的根源。我们必须正视，不羁的权力已经成为公平实现和信任重建最大的掣肘。如果权力在慈善事业中“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那么公益事业只能在质疑和争论中止步不前。

把监管归于政府，将运营托付给NGO（英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的缩写，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这恐怕是重建信任的有效形式。但问题关键在于权力能否从复杂的利益博弈中主动让渡这种权力。

其实，如果“全球基金”这笔援助资金能够尊重国际捐赠者的意愿，用到维护人类健康的使命上去，无论何种方式管理、哪个组织运营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值得信任和托付。但从目前中国的公益环境来看，权力对社会公益的干预甚至主导，无疑是破坏这种信任的根源。因此，要解冻“全球基金”，甚至解冻民众参与公益的热心，关键还是要依靠权力的主动让渡，认真当好裁判员的角色，建立可值得信任和托付的社会公益体系

齐夫：“诈捐门”与监督

近来，国际影星章子怡的“诈捐门”闹得沸沸扬扬，一波三折，最后以公开道歉并补捐16万元而告一段落。能有这个结果，得肯定章子怡的迷途知返，从善如流，更得感谢舆论监督的巨大力量，没有舆论监督，没有广大媒体和网民的积极参与，这事就可能会不了了之，成了一笔糊涂账。

但很多明星似乎都对这种监督反感，被卷入此次查账风波中的明星，有的就很委屈，那英回应说：“不能一提到娱乐圈都觉得没好人。”陈坤则失望又无奈地说：“如果做慈善都要这么累，真的令人心寒，难道人与人之间就不能多一点信任吗？”（《大河报》2月8日）

这话乍一听似乎义正词严，其实经不起推敲。首先，发现并披露了个别明星的诈捐，并不能得出“娱乐圈没好人”的必然结论，德艺双馨、乐善好施的明星始终是受到大伙欢迎的。其次，如果真心实意做慈善，老老实实捐善款，诚实守信，慈善的确是很轻松的事。怕就怕口惠而实不至，捐款会上慷慨激昂，出尽风头，全国人民都为你喝彩，到该拿钱时却大打折扣，或缺斤短两，或推三推四，强调客观，钱就是不到位，或说得多捐得少，那就麻烦了，不仅是个“累”的问题，弄不好就陷进了“诈捐门”，就算钱补齐了，也会顶风臭十里。

所以，舆论监督，特别是及时的舆论监督，其实是对明星的厚爱。监督，可以使明星们及时发现自己在捐赠方面的漏洞和缺失，马上进行补救，不至于事后再被人拉出来曝光，名声严重受损，多少年的努力都补不回来，甚至于一蹶不振，从此星光暗淡。这一点，还是明星赵薇聪明，她在得知自己也在被调查慈善捐款数目后，委托经纪人陈蓉用短信回复了遭质疑诈捐一事，表示：“欢迎监督，欢迎核查！”（《大河报》2月8日）

这一回的“诈捐门”事件，对明星、对媒体、对民众都是一个教育，对明星来说，一定要记取章子怡的教训，除了认认真真演戏，还要老老实实做人，在慈善、募捐这些公益事情上，要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心理，搞弄虚作假、瞒天过海那一套。如今是信息社会，做了错事、丑事想蒙混过关，在过去不可能，在今天更不可能。对媒体来说，除了每日铺天盖地、事无巨细地吹星、捧星、炒星、造星外，别忘记了还有监督明星的义务，有帮助明星健康成长的责任。对广大民众来说，不欢迎那些名誉不好的明星，坚决抵制那些有劣迹的明星，也是我们的应尽义务，这对于净化社会风气，促使明星洁身自好，都有着积极作用。

监督是腐败的天敌，监督同样也是诈捐的天敌。2009年2月，易中天等人对余秋雨灾区捐款不到位的监督，最后使得余秋雨不得不迅速补捐到了80万；2009年4月，中国慈善排行榜主办方表示将首次向社会公布承诺捐赠不到位的30多家企业的黑名单。在舆论压力之下，不少企业赶在排行榜和黑名单公布之前补齐了之前承诺的善款。2010年1月，在舆论和网民的监督下，和观众一直在绕圈子、藏猫猫的章子怡，也不得不正视“诈捐门”，并补交捐款。并且，拔出萝卜带出泥，顺便也把一批诈捐的明星搜索出来，弄得灰头土脸，看他们怎么去自圆其说吧，想再次糊弄过去恐怕是难了。

平心而论，没有谁存心和明星过不去的，大家都是喜欢明星的，但喜欢的是他们光彩照人的一面，不会连同他们的毛病也一并“笑纳”的，要是那样的话，那也未免太糊涂了——譬如诈捐之类。

民间慈善组织还有不能说的苦衷

开个会就花200万元？

去年有网友爆料，说根据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官方网站上提供的财务报表，发现去年第三季度壹基金的行政及其他运营支出(俗称管理费)高达157万元，占到了第三季度总支出的近两成。因此该网友质疑壹基金的管理费比例过高，希望壹基金给个说法。而同时也有人在论坛上发帖称：壹基金某次开会花了250万，建网站费用则高达150万。

事后，虽然壹基金对此出面作出了解释，然而对于花费细节却并没有详细披露。

质疑背后表达的是信任

在我们的认识里，办慈善就应该是节衣缩食，慈善组织就应该有个清心寡欲的样子，哪有开个会就动辄250万的道理?人们很容易在内心盘算一笔账：假如这400万节省下来，能救助多少失学儿童，能办多少实事啊!公益机构要赢得社会的信任，必须信息公开，且越明晰、越详尽越好。

可是公众之所以底气十足地质疑壹基金管理费用过高，实际上正是得益于壹基金的“主动坦白”。对比于壹基金的做法，一些国字头的基金会连网站都找不到，更别说捐款记录了。

明明白白的支出，远远好过糊里糊涂的节俭。对于一个慈善事业尚待进步的国家来说，让民众知道钱花在哪里，比怎么花钱重要得多

官方慈善机构难掩腐败污点

“中国社会并不缺少善心，缺少的是对公益组织的信心。”这是国际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对中国公益事业作出的评价。从前些年报道的“希望工程”拿捐款去炒股，到近期炒得沸沸扬扬的湖州4官员私分62万元地震捐款，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天价餐事件，再到今年5月“全球基金”冻结抗艾对华援助资金，公众的善念一再遭到挫败。从前些年广东流行的“直接捐款”，到去年企业家曹德旺的“史上最苛刻捐款”，说明公众对中国公益慈善机构已经部分丧失了信心

个人慈善行为屡受质疑

一位高调捐赠数亿元的企业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不止一次地被问道：“你这么多的钱是怎么来的?”这似乎成为人们在惊叹于富豪的爱心之下，最为直接的一个联想。分析人士认为，民间的仇富心态、社会的贫富分化以及中国社会对慈善的理解度尚不足够等因素，组成了制约富人们慷慨解囊的社会氛围的一部分。…【详细】

对富人的仇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富人的行善方式及公众人物完美形象的苛求，也给捐款行善的个人平添了不少烦恼。此前陈光标即因其“暴力行善”而引发人们不少非议，近日的杨澜更是因其十几年前的捐款旧事而被媒体搞得焦头烂额。…【详细】

挟私炒作者正在败坏慈善的土壤

如果说“金泉少侠”透支网络善意起码还达成了帮助受助者的目的，其“行善”行为尚可部分为人所谅解的话，那么近些天来郭美美为搏出位而以栽赃中国红十字会的恶劣行径确乎让人难以忍受。为达某种目的，通过恶意炒作来吸引网民围观，不仅打击了网络诚信，对现实中本就绯闻不断的慈善机构来说更是雪上加霜的一种声誉破坏。一旦此类恶行成为常态化的炒作模式，公众在经历过多次“狼来了”之后，还有谁会相信慈善？…【详细】

慈善不是富人和名人的专利，全民都可以参与，参与的方式也可以多样化。对于形形色色的“捐款门”的围观者来说，最好的参与就是理性关注，而非“捧杀”或“骂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