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些人把毛泽东塑造成“韬光养晦”的对立面，其实也是一种神化。毛泽东是复杂的，他既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革命家，也是一个务实的国家领导人。“抗美援朝”初期，毛泽东曾设想一次歼灭美军几个师；在实践中碰钉子以后，又提出一次歼灭一两个营；再后来，能够“零敲牛皮糖”他也很满足了。在美韩不同意释放全部志愿军战俘的情况下，毛泽东本来不想停战，由于苏朝强烈要求立即停战，毛泽东就妥协了。1972年，毛泽东在初次与尼克松会见时说：“我想，大概像我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无非是‘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建立社会主义’这些话。”他接着又说：“但就你个人来说，可能你不在打倒之列。他（基辛格博士）也不在。如果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一方面，毛泽东公开喊口号：“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另一方面，他又在1975年10月21日私下对基辛格和老布什等美国人说：“小问题是台湾，大问题是全世界。”“最好它是在你们手里头。要是现在你把它送回给我，我也不要……一百年的话，我们会要它。”“等到我上天堂去见上帝，我要告诉他，现在让台湾由美国代管还比较好。”

　　带着一火车的礼品去莫斯科“朝圣”，斯大林生日的时候高呼“斯大林万岁”，当着赫鲁晓夫的面说“以苏联为首”，我们现在知道，这些都是毛泽东在效仿刘备的“韬晦之计”，他后来几次讲话，道出了自己压抑多时的一肚子怨气。1958年以前，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是向苏联阵营“一面倒”；1971年以后，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是与美国、西欧、日本“一条线”。不论是“一面倒”还是“一条线”，都是在二战后的世界冷战格局中充当一方霸主的“小兄弟”、“小伙计”。所以说，在毛泽东掌权的27年中，有多一半时间都是在奉行“韬光养晦”战略。毛泽东率先在外交上大转向，邓小平才能继续奉行和深化“亲美”外交。在这一点上，是毛规邓随，一脉相承的。

　　某些人所欣赏的，只是1958至1970年之间的外交路线。当时，毛泽东被“大跃进”初期的“放卫星”和“文革”初期的“红海洋”搞昏了头。1958年9月，毛泽东提出了两年“超英”、七年“超美”的奋斗目标，苏联就更不在话下了。1965年，毛泽东借林彪之口提出了“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的“今天的世界革命”理论。1966至1967年，中国官方媒体在毛的默许下提出了“毛泽东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实现全球一片红”的口号。中国外交四面出击、八方树敌，“打倒帝、修、反”，一时间在全世界仅剩下200万人的阿尔巴尼亚这一个“朋友”。

　　这些人忘记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过去的教训，崇拜和鼓吹已经被毛泽东自己嘲讽过的“革命外交路线”，同样是被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绩搞昏了头。

　　（四）

　　邓小平在讲了“韬光养晦”以后，又讲了“有所作为”。现在中国经济已经上了一个新台阶，似乎可以多讲一讲“有所作为”了。但是，不同的人对于它的理解，也是截然不同的。

　　当年邓小平讲“有所作为”，是要中国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事情，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世界。一方面要在短暂的治理整顿之后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最终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另一方面要努力克服眼下的外交困难，继续推进对外开放，“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至于中国搞普选、搞宪政，他认为那是儿孙们的事情了。1987年，邓小平在和外国人和香港人谈话时都提到了中国大陆实行普选制的日程表——“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掐指算来，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

　　现在我们讲“有所作为”，比二十年前的邓小平又进了一步，不仅要埋头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还要有更加开阔的国际眼光。第一，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譬如说批准并落实《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样，才能消除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崛起的疑虑，确保世界的永久和平。第二，要从“中国经营”观念转向“全球经营”观念。囿于前者，即使是“大进大出”，也只是着眼于解决中国劳动力过剩的老问题。现在中国已经是外汇储备大国、资本大国，要更多考虑国民生产总值（GNP）而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了。第三，中国已经成为第二经济大国，有必要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包括在经济、政治、军事、环境保护、科技创新等各方面的责任。譬如说，在保障海洋航运、共同打击海盗方面，与其他海洋强国开展国际合作，乃至建立联合国海洋警察机制等。第四，中国外交需要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完美结合，增强中国的道义感召力或者说软实力。中国要在东亚一体化、亚洲一体化和全球一体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当然，有些人现在也讲“有所作为”，他们要回归甚至超越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第一，中国首要的核心利益是政体，谁质疑和反对这个政体就是中国的敌人，哪怕全世界都是敌人也无所谓，中国不怕“光荣孤立”。第二，面对敌人的“C型包围”，中国要发扬“尚武精神”，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第三，凭借现有的经济实力，以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方式解决与周边各国的边境纠纷，解放台澎金马。不仅要解决被毛泽东、邓小平搁置下来的问题，还要重审毛泽东和江泽民时期已经签署的协议。第四，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要给世界上所有的反美力量撑腰打气。要重新考虑不结盟的政策，重新举起反帝、反修的革命旗帜。这种“有所作为”的观点，是与邓小平理论背道而驰的，是违反中共十四大至十七大政治决议的。假如按他们的意见办，势必会重蹈1958年至1970年的中国外交困境，把中国带入新的灾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