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人物---李恭
(2010-01-08 11:24:40) 李恭（1943- ）时任空军司令部第二通信总站电话站副站长
认识李恭，是在1972年7月3日印发的中共中央[1972]24号文件。在这份印发29万份的文件中，有1971年9月12日21时多空军副参谋长王飞等人拟定的飞广州的名单，其中有李贡（恭）。因为这个会没有开完就取消了任务，所以李恭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大名上了这份名单。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李恭被捕，罪名是给林立果安装电话，因此关押十年，期间他得了精神分裂症。
1960年，李恭政审和体检合格，进入长春第一飞行预备学校，成为一名飞行学员。不久他荣立三等功，又加入了党组织，多次受到奖励。可惜生不逢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大批的飞行学员被淘汰。李恭因肠炎被转到空军西安通信学校学习。毕业后分到空军第二通信总站任技师，负责安装和维修电话，以后又叫他修理保密电话机。那时李恭就住在办公室，工作认真负责，像雷锋一样，不管什么时候叫他修电话，他都随叫随到，没有怨言。
1970年下半年，李恭被提升为第二通信总站电话站副站长。
九一三事件发生，李恭去“三角楼”的办公室上班，发现楼门口停了很多车，还有总参的小车，以为是演习，没有当回事。一个星期过去，又是个星期六，通信总站副参谋长通知李恭到空军司令部开会。李恭每天工作多，非常疲劳，一般开会他都打瞌睡。所以他也没有多想，被引进三楼的党办。一屋子人，还有一些“黄裤子”，气氛不太对，好像审人。李恭刚一进来，有人劈头就说，刘沛丰、于新野、周宇驰都是反革命，你整天给他们干什么？李恭想：明摆着我就是装电话，我还能干什么？林立果在东交民巷的电话都是我装的，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干，一个人也装不了电话。他又想：文化大革命今天这个反革命，明天那个反革命，可是林立果办公室的几个人怎么也成了反革命？李恭吱吱唔唔不太想说。有人马上又问：你愿不愿意跟毛主席干革命？李恭说愿意。有人把李恭带到政治部的楼上，看了起来。究竟是怎么回事，李恭搞不清楚。这时通信总站主任栗青来了，李恭给林立果安电话他知道。栗青说老李，你怎么想不通？不就是安电话吗？李恭满脑子想的是毛主席看谁也不可能看错，这接班人怎么就成了反革命？应该给林办打个电话问问。这时候，还能让你打电话？空军司令部通信部杜部长来了，老李你还想不通？李恭问谁是反革命，杜部长说林立果他们都驾飞机跑了，那当然是反革命。李恭想，我就是个连队干部，给他们装了几十部电话，都是通过总站领导，也不是我个人行为。李恭在关押中反省一个月，到底没想通。他没有怀疑林立果他们是反革命，更无从揭发。上边来人让李恭看中央文件，李恭没有怎么听进去，他的眼睛直直盯着墙上挂的林彪在南苑机场看飞机的照片，想不通是墙上错了还是文件错了。但是李恭还是听懂了一句话：林彪是反革命。他的心里明确了，但他还是没有什么可交代的。至于给毛家湾装电话，根本就没装成。程洪珍领李恭去见了林立果，谈装电话的技术问题，林立果怕窃听，要安自动电话。李恭和另两名技师也去西四那地方看了，当时毛家湾正在修地下道，院墙都拆了。电线杆在外面，电话线要跨墙，搞不成，这能有什么问题？
李恭被关进空军设在空军学院的学习班，不让睡觉，老是逼他说为什么紧跟？反动思想？李恭就这样得了精神病，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说了一些反动话。被关进丰台看守所时，怕犯人撞死，暖气装在墙外。非常冷，李恭老闹，看守认为他装，老打他。上厕所回来，看守把他往门上一撞，李恭就骂，你们国民党，我不是反革命！看守把他关到没有暖气的囚室，冻了好几天。看守所长让李恭写检查，李恭不写，说他先打我，我才骂他。拧的结果李恭的监房被换到阴面，5月份也脱不了棉衣。……
李恭为申请军人伤残金，写过一个材料。说我的精神错乱史：脑子错乱，当时我的耳鸣，大脑里总有电波信号干扰，能听到别人讲话，闭上眼睛能看到别人，总是被跟踪监视，思维怕听各种较大声音的干扰，如火车、汽车、飞机等马达声或刮风声音，好像有人对我讲话，大脑昼夜连续不停地受电波干扰，因此睡不着觉，严重失眠，神智错乱，说了些胡话。学习班把我送到空军学院门诊部，空军束鹿医院治疗。我听到电波信号里有人逼我写骂毛主席、江青的现行反革命材料，后我被押送空军丰台看守所。关押时，我没有得到及时治疗。
1974年1月，李恭家属带着孩子来了，要离婚。李恭不同意，我不是反革命。第二天，判决书来了，李恭被定为反革命罪，判了15年有期徒刑，关到北京市监狱。因李恭脑子错乱，不能参加织袜子的劳动，6月28日狱方将他转到延庆监狱。8月1日李恭被送到延庆监狱医院。
接诊大夫于宝山在病历里写道：自称九一三事件后不久，受隔离审查期间，发现有人用一种侦察仪器对他进行侦察，感到身上、脑子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能听到该仪器在讲话，但他找不到这个仪器。平时一闭上眼睛就看到家人，认为这也是侦察仪器造成的。同时能够把脑中的事情侦察走。该仪器并影响了他的睡眠。对其家属也作侦察。患者曾被送往束鹿空军医院治疗过，认为他精神不正常。患者一般情况佳，瞳孔正常，心脏听诊无异常，神清，精神好，有明显的物理影响性妄想，内容为病史记录，否认精神病。
李恭在延庆监狱医院住院半年，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因病情严重，监狱把李恭送到安定医院鉴定。
1980年保外就医，7月26日，于庆波大夫接诊：患者是监狱在押犯，因为有精神分裂症，现住在家里。目前，每日服氟哌定醇18片。病人两手哆嗦，坐立不安。仍疑心，说空军给他发信号，对他讲话，但听不清楚说了些什么。否认精神病。意识清楚，接触被动，呆滞少语，不主动讲话，问到病史中的表现时，病人不承认。否认有精神病。两手颤抖，肌张力高，步态很慢。
1982年，“两案”审完，李恭实在没有什么罪行，平反了，回空军，但结论是犯政治错误，开除党籍。空军让他回原单位，但不让上班，给了一套小房子，1986年在空军办了退休，移交北京市军休所。
1986年5月17日，安定医院在李恭的门诊病历中记载：近年来患者一直在空军总院治疗，基本服中药。因空军总院没有精神科，而来诊治疗方案。神清较好，自述有大量电波控制自己，和自己讲话，否认有病，自觉脑子糊涂，丢三拉四，做事心不在焉。
李恭回忆：在安定医院吃了过量的安眠镇静药，结果药物中毒，四肢僵硬，走不了路，坐卧不安，不停地流口水，神智不清，嘴张不开，需要家人喂饭，五、六天不能大便，……痛苦不堪。因此我认为西药毒性太大，不敢再去医院看病治疗，不敢承认自己有精神病，没有找领导求医，多年来我自费看中医，吃中药或吃些安定药片，反复治疗我的病，没有治愈。电波信号干扰没有停止跟踪干扰。近期越来越严重了，天天失眠，每天只能睡觉两个小时，白天头脑总是昏昏沉沉，不清醒，动脑子的事一点干不了，犯病时写几个字都写不了，几张人民币数不了，不能骑自行车，骑车就失控乱撞，有时骑到什么地方分辨不清，有时吃饭睡着了，把碗摔了，严重时站着大脑突然空白失控摔倒。有时跟别人谈话，对不上号，忘记自己说什么，甚至说胡话。多年来跟别人谈话，特别是生人，不愿看对方的脸，总觉得对方眼睛里有电波信号发射过来，我脑子就立即错乱。关于电波信号干扰我经常向家人、熟人询问，他们都说根本不存在。老伴常对我说，你死了，电子信号干扰也就没有了，你那是精神病。
2009年3月，李恭在申诉信中写道：最近经家人劝说，还需要到安定医院就医，因为那是北京专门治疗精神病的医院。我不幸遭受十年牢狱之苦，加上昼夜不停的电波干扰，身体受到严重操作，严重地长期失眠，患上高血压和冠心病，由黑发人变成了白发人。恳切要求所领导帮助解决我的两个问题。按[2002]民发第89号关于“伤残保健金”的文件和2004年11月5日发的[2004]195号关于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的文件，根据我在审查期间的精神分裂症至今未治愈，我请示组织让我享受优待。政治上应当完全平反，恢复党籍，调整级别。按空军规定，凡进过两个军校的学历应按大专，平反后我写政治结论时写的是中专学历，当时我们单位二总站定我为副连待遇，我的级别应按大专学历评定调整。
关于平反结论：犯政治错误，开除党籍。我当时就不同意。理由是：我是基层干部，是组织分工我专门负责空军首长电话（包括电话保密机）的安装维修。安装电话是我的本职工作。1971年9月13日林彪集团的任何阴谋我一点也不知道，不能算“犯政治错误”，也不应该开除党籍。我对党和国家忠心耿耿，誓死保卫祖国，我的案子纯属冤假错案。1982年平反至今27年了，今年我66岁了，还有几个27年？恳切请求组织尽快解决我的组织问题，否则我死不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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