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建设项目定义:为中华之崛起

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情况
穆  欣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曾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工作过一段时间。我于1966年5月初住进钓鱼台国宾馆，从这时起到1967年8月，我在那里住了15个月。1966年8月底因为有人写信向江青告密诬陷我“骂过江青有神经病”，又在一些事情上冒犯了江青，她责令我停止工作1个来月；1967年1月中旬江青又责令我回光明日报社“参加运动”、“接受群众批评”，被批斗了1个月。从此不再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文件也停发了。2月底再回到钓鱼台，每天被“发配”到《人民日报》“管版面”(实际没有“管”)。只是这个小组对外的集体活动，每次还都通知我前往参加，直到8月初江青再次责令我回报社“参加运动”。其间我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正式工作的时间，实际上总共不满7个月。而江青一伙给予的“酬报”是近8年的冤狱(1967年9月7日至1975年5月14日)。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它把亿万人民和整个民族拖入空前的浩劫之中。当时曾经掌握了中央很大部分权力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制造这场灾难的指挥部，这个小组到处煽风点火，在全国造成空前的全面内战，在它内部也是硝烟弥漫，争斗不已。
这里记述的，是我住在钓鱼台期间的见闻和在以后听到的有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一些情况。
一、美丽的钓鱼台成了“全面内战”的指挥台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之初，即住进北京西郊的钓鱼台国宾馆，这座宾馆是在占钓鱼台以北修建起来的，地处首都名胜玉渊潭东岸，是北京著名的园林之一。玉渊潭古时叫望海楼，也称钓鱼台。早在金代，这里就已成为帝王游乐的场所，后为历代帝王垂钓的地方。清朝乾隆年间曾在这里兴建行宫。
1958年10月建起来的这座国宾馆，专供接待来华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社会名流。这座宾馆包括古台在内，面积42万平方米，其中湖水面积5万多平方米。初时沿湖四周建起的别墅楼共计15座，其后又添建了一座贵宾楼和建筑面积共4500平方米的一座现代化的俱乐部。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于1966年5月初住进钓鱼台的时候，大都住在15号楼。初时未设办公室，只有从中央联络部调来的矫玉山一人作秘书，忙得几乎24小时不停地连轴转。6月末又从马列研究院调来王广宇作秘书，仍然忙得难有喘息的功夫。其后陆续又调进来一些人，开始形成办公室。后来，调来的工作人员逐渐多起来，15号楼难以容纳了，7月初将办公室搬往11号楼。
7月初旬，由康生主持在11号楼开会正式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决定由穆欣、戚本禹、曹轶欧负责，穆欣为召集人。下设文电组，由穆欣兼管；简报组，由戚本禹兼管；调查组，由曹轶欧负责。
7月中旬，江青从上海回到北京前，办公室又从11号楼搬到16号楼，7月20日江青从上海同到北京即住进钓鱼台，康生、张春桥、陈伯达、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都住在钓龟台，其后王任重、刘志坚等也住进来，中央文革小组陆续占用了这座国宾馆的7座楼房。17号楼的小礼堂和大会议室也经常为小组使用。
自从中央文革小组住进来后，钓鱼台成了发号施今、指挥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指挥台”，成为搞乱全国、搞乱全党、制造天下大乱的策源地。
二、最无政府、最无章法的所在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内部关系矛盾重重，充满错综复杂的争斗。
陈伯达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并无实权，凡事都得看江青眼色。江青依仗“第——夫人”的名分，狐假虎威，经常“假传圣旨”(她在各种场合声称“我代表毛主席”说东道西)，处处挟持陈伯达。每逢小组开会，不管原定几点钟开会，如果江青还没有来，陈伯达就和大家等着。江青到了，陈伯达马上宣布“开会”，如果陈伯达和她有了分歧，江青就叫会议停下来，拉着陈伯达到隔壁房间去“打通思想”，其他人包括“顾问”康生，都只好耐着性子呆在会议室里等着。直等陈伯达被“打通”了回来，会议才能继续进行。江青心胸狭窄，喜怒无常，会上谈论问题，稍有不如心意，就会撒野放刁。江青在小组里俨然就是女皇，无论什么时候、什么事情都得让着她点儿。
在这个小组里头，奸多事情都不成体统。例如最得江青宠信的小组成员戚本禹，上窜下跳，全无章法。江青要整什么人，都叫他去打头阵，先放炮，他为江青立了“功”：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发表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中，诬陷邓拓是“叛徒”，第二天晚上邓拓就含恨离开人间；戚本禹夜里去抄田家英的家，第二天上午田家英也含恨离开人间。在一次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刘志坚反映军队院校学员冲击国防部大楼的情况，话还没有说完，坐在旁边的戚本禹竟然粗暴地打断他，拍着桌子谩骂刘志坚“胡说八道”。江青不但不制止戚本禹反而指责刘志坚，说：你是老家伙，为什么跟年轻人吵!他是我们“中央文革”的造反派，他可以造你的反!
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同意见和争论。在陈伯达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过程中，刘志坚和王任重等就提出过一些重要的不同意见。如在《决定》第四条“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中说：“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刘志坚在讨论中曾经建议删去“不要怕出乱子”，“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这一段话。他认为这是毛泽东过去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话，现在引用，搞得不好，“造反派”就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拿当年贫苦农民对待恶霸地主的办法，来对待本单位的领导干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陈伯达还是坚持要写上。陈伯达说：要革命就不能怕乱，毛主席的话没有过时，“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文质彬彬，最终，刘志坚等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十六条》草稿原来有二十三条，经陶铸、王任重，张平化等人参与修改为十五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小组讨论这个草稿时，刘志坚基于“部队无论如何不能乱”的思想，提出要对军队的运动有一条“但书”，作出某些特殊规定和限制，以利于部队保持稳定。这个意见多次遭到江青、陈伯达一伙的反对，刘志坚据理力争，坚持加上这一条，并得到周恩来、陶铸和老帅们的支持，后经全会通过，在文件中加上一条(作为这个文件的第十五条)：“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这个文件也由原来的十五条变成十六条。
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在坚持党的领导还是取消党的领导(“踢开党委闹革命”)、稳定军队还是搞乱军队、对干部“打倒一切”还是区别对待，以及在工作组存废问题、炮轰刘邓或是保刘邓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和斗争。概括起来，就是“要乱”和“怕乱”两种意见的斗争。
江青倚仗权势，要求周围的人都得惟她的意志是从，不能容忍任何不同意见。凡是她不喜欢的人，认为可疑的人，或是不驯服的人，都要加以排斥，进行迫害。1966年年底，江青伙同林彪刮起“一月夺权”风暴之前，接连把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打倒”，赶出中央文革，唆使造反派对他们揪斗和残酷迫害。
当时王任重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又经毛泽东同意，担任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顾问。因为他抵制江青一伙的极左做法，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经常受到江青和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的指责。江青指责他架子大，个人搞一摊子，干什么书都不与文革小组其他人商量。对他的言行不时找岔儿，对他的工作处处掣肘。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江青抓住北京市印发西城区红卫兵《紧急呼吁书》一书，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会议上连续对王任重进行批判，诬蔑他是什么”背着中央文革搞阴谋活动”。1966年12月16日，江青对王任重突然袭击，当众点了王任重和周荣鑫、雍文涛的名(还逼周、雍二人“站出来让大家看看”)；事后又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判王任重，并要王任重回湖北去，把他赶出“中央文革”；同时还布置北京“三司司令”蒯大富派人去湖北揪斗王任重。
陶铸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又兼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初来北京工作时，江青曾妄图拉拢他反对邓小平。但是陶铸按照党的原则办事，没有这么做。八届十一中全会站出来批评邓小平的，只有谢富治一个人。谢富治的发言，陶铸没让发简报，只搞了个特刊，在小范围里发。江青很不高兴。十一中全会后，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当时中央有两套班子，中央文革一套，周恩来——套。陶铸协助总理工作，他们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凡通知的都参加。陶铸在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及其他场合常和江青发生争吵。1966年11月29日，江青召开科委系统万人大会，主管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和陶铸事先都不知道。陶铸到会时说了一句“怎么书先也不通告一下?”江青就厉声说：“你发火就要造你的反，要打倒你!”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开会，江青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并且要陶铸照此“原则”上保这个、保那个。陶铸抵制说：“我不能不问动机，不问政治背景。”当场两人发生争吵。江青发火，拍着沙发扶手嚎叫：陶铸气极伸手拍到茶几上，并且跳起来回击：“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江青撒泼混闹，周恩来只好宣布散会。此后江青即对陶铸处处刁难。陶铸对张春桥处理上海“安亭”事件”违背中央原则提出批评，支持上海市委，即遭江青一伙围攻。1966年12月6日，林彪亲自主持常委会批判工交座谈会提出来的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的《十五条》时，江青一伙又对陶铸大张挞伐。12月下旬一次会议上，江青一伙再次围攻陶铸，说他是“最大的保皇派”，陶铸驳斥说：“我保党的干部，为什么不应该保”江青说：“你保的一伙是坏人”陶铸反问有什么证据，康生竟把一个名叫“任重”的特务硬安到王任重头上，血口喷人：“你保的王任重是一个CC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