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里约孟苏平举重视频:无晴的暮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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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暮秋的这一场无情的雹灾和持续几天的大雨，把北京市的大街小巷荡涤得干干净净，高楼平房，所有面北的窗户玻璃全砸碎，庄稼被摧毁，树木砸弯了腰，被砸倒，花草和污泥搅和在一起，树叶就像被捋过一样，树枝都变得光秃秃。大字报纸从墙壁上冲下来，和着雨水泥桨，被大风刮得倒处都是……挂着牌子的牛鬼蛇神都被赶去清扫大街。
但是这毕竟是秋天，天气还很暖和，连续几天大太阳，被摧毁的花草，重新展绿，公园变得花团锦簇，香气扑鼻，春意融融，竹林绿色欲滴，树枝发出了新芽。抬头望去满眼都是春天的新绿，这新绿把北京城打扮得就像春天。这罕有的奇特的景观，恐怕是百年不遇吧！（这景观，给笔者印象极为深刻，可惜这一自然现象，竟没有历史记载，现在在google百度都搜索不到。）只是当时是非常时期，造反英雄红卫兵们都忙着表忠心闹革命破四旧打砸抢抄抓；走资派牛鬼蛇神革命对象，身家性命都不保，谁还有闲散心情去欣赏街景啊！
1966年八、九月，是极不寻常的日子。以北京大学“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为号角，八月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接着是从天安门高音喇叭，时时传来响彻北京市的，林彪讲话和喊万岁的口号声；传来响彻北京市的，周恩来的哑着嗓子的、撕声力竭的“破四旧”的讲话，接着是大串连，全中国展开了“集体意识的哄闹”，红卫兵造反，登峰造极！有人说得对，红卫兵是巨人手中的一把“新刀”，这“新刀”锋利，有分量，完全能顺刀手的意愿，刀手指向哪里，就能砍到哪里。大刀挥动起来，炽热的太阳都变冷了。在数亿大刀的砍杀中，恐惧四布，人命连蚁蚊都不如。仅在8月，游街示众、被揪斗，凌辱至死或自戗的有：著名作家老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著名翻译家付雷，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长老革命卞仲耘……，名气稍小的，或不知名的死伤的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北京大学是施暴的典范，革命的先导，毛主席亲笔题词《新北大》以支持北大造反英雄们。北大著名学者教授多，也即反动学术权威多，仅文科就有：王力、朱德熙、王瑶、朱光潜……等人。毛主席说北大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北大军宣队立即发挥说：“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北大教职工4000多人，被审查的对象就有900多人，都被凌辱施暴，抄家毁文物。
北大是典范是先导，一时间各地造反英雄们都纷纷前来北大参观取经，回去后，便仿效北大大抓本单位的反革命黑帮走资派，挂黑牌子坐啧气式剃阴阳头凌辱施暴……
真个是江河无行、天地晦暗、日月无光！
恰恰，这罕有的迷人的自然景观，就出现在北京市！这是不是老天爷有意在和人们开玩笑？
南街三队党支部书记陈则民的妹妹陈兰香，高中毕业后，嫁给王府井“中国照相馆”的一位职工上海人李飞。他们没有找房安家，节假日住南街娘家，平时就住店内。李飞经常要值班，小俩口就住在值班室。陈兰香没有工作，接长补短地在南街三队当社员工劳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几乎天天去“中国照相馆”，一回南街，就带回许多北京城内的新消息。
她最先讲的是王府井的"玻璃之夜"，霓虹灯化为浓烟、火光爆裂开来，玻璃片象雨一样喷射到电车、马路上。她说，那晚折腾了一夜，吓得我们整宿不敢睡觉。接着就是红卫兵一拨一拨地冲东安市场，商品用汽枪扫射，说是四旧，是地主资产阶级太太小姐用的东西。
之前，东安市场原先就像成都的皇城坝，商店是一家紧挨一家的个体户，出售工艺品服装化妆品之类，各家自有各家的特色。公私合营以后，也是这样，很热闹的，雇客很多人挤人。
她还说起红卫兵更改名字。王府井改为防修路，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协和改为反帝医院……
她一边薅草或锄地，一边津津有味地叙说。她说，北京市街道的店面，全都贴满大字报。有的直接用红油漆在玻璃窗上书写。一整扇玻璃就只一个大叹号，或一个大问号。她说，菜市口百货商场有高招，门面上的几个大玻璃橱窗里，全是毛主席的大幅宣传画，这样就没有人敢在菜百的玻璃橱窗上刷大字报了。“看来还是有高人，”陈兰香说，“要不，你的商店不是红漆就是墨汁。一拨大字报刚揭去，另一拨又糊上了。油漆和浆糊很难擦干净。”是的，北京市每天光消耗的油漆墨汁纸张就无法计算。
她还讲起了一个笑话，其实也是事实。她说：“有意思的是，王府井百货大楼斜对面，有一家一个门脸的小杂货店，统共只有两扇门，一扇门上大书“罪魁”，另一扇门上大书“祸首”，小杂货店全给糊起来了。惹得过路的人都跑来观看，以为小杂货店出什么事了，其实“罪魁”“祸首”是接着前面大字报的内容写下来的，和那个小杂货店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说可笑不可笑？”
那时在农村，农民还没有阅读报纸的习惯，农民也买不起报纸。所有的新闻不是听各家的小喇叭，就是人们的口头传说。陈兰香讲得很生动，当然她讲的都是她感兴趣的事实。惹得不少社员，都跑进城去看新闻、看大字报。
有时候，陈兰香也去戴真屋里坐一坐，刘秀花，姚桂兰也来。姊妹几个在一起，便敞开了心扉。姚桂兰长大了，她家正在为她张罗婆家。桂兰妈的意思，是想陈兰香在城里帮忙给找一个对象。陈兰香说是不好找，得看机会。背地里，陈兰香对戴真和刘秀花说，她没有念过什么书，为什么非要在城里找呢？刘秀花说，当初桂兰她妈不该不让她上学，光知道挣工分，就不管孩子的将来。
文化大革命一来，姚桂兰找对象的事暂时不提了。她们只讲国家大事，讲毛泽东刘少奇，讲北京市委，讲街头新闻和大字报。在田间地里，陈兰香只讲外表，讲一些热闹。可在载真屋里，她就讲触目惊心的事件，比如她说女红卫兵打起人来，比男生还要狠。她说：“别的中学不见打死校领导，全国第一个被打死的校长就是师大女附中的卞仲耘！”她说：“人家都说，宋彬彬本是个文弱的小女孩，文化大革命一来，她就疯狂了，她们校长卞仲耘就是她领头打死的。过几天毛主席还在天安门城楼，叫她改名‘要武’，她就更不知天高地厚了。”
她说：“我和我们李飞亲眼看见女红卫兵冲《人民日报》，造北京市‘文联’的反！她们把那些名人老作家都轰到孔庙去，跪成一大圈，在中间焚烧文物和他们的反动著作，让他们亲眼看着烧自己的东西。还让他们低头认罪，坐喷气式，稍不如意就用铜头皮带抽打，用脚踹！那天，折腾他们到深夜。”
刘秀花听得直吐舌头摇脑袋。
她们都认为，现在反“躺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要比“反右”“四清”来得凶来得猛来得狠，范围还要大，死人会更多。
陈兰香说：“打死人是家常便饭，在我往返王府井和南街的路上，时时处处都能碰到血淋淋的事件。”
“运动，就要死人。一次比一次死得多。我就见不得搞运动，”刘秀花说，“光斗人家，我心里就受不了，打死人我更受不了，我听都不爱听。我只盼望过太平日子，大家都和和气气的。可‘四清’还没有完，文化大革命就又来了，何时算个了啊？”
她们也说起载真的右派帽子。她们都认为，这场运动一来，摘帽的希望就更渺茫了。
载真说，好像他们高校工作组要撤，“高校的”很可能要转移。她说：“听说，人民大学给长征书记贴了许多大字报，看来他的问题不小，他已经很久不来农场了，他要在学校交待问题。”
“长征书记是从延安来的，对吗？”陈兰香说，“连延安来的老革命都要交待问题，看来世上就没有好人了。”
“谁不是老革命？”刘秀花瞪大眼睛说，“彭德怀不是老革命？彭真不是老革命？邓拓不是老革命？听说被打死的那个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也是从延安来的老革命。学生打老师，真是像你说的，女红卫兵打起人来，比男红卫兵还要狠！唉呀，不说了，不说了，全乱了。当初只说小日本儿不好，想不到革命成功了，不搞建设，自己人专斗自己人，而且没完没了，真是想不通。”
刘秀花的话，使大家一时哑然。
停了一会儿，刘秀花搂着载真说：“唉呀，你可不能走呀，你要到了别的地方，人家会像我们对你们这么好吗？我们待你就像亲姐妹。”
是呀，载真也觉得南街和德茂对他们不错。但是如果真的要转移，也由不得自己啊！只能走一站说一站，听天由命吧！
“但是南街也未必保险，一队四队的参观北大回来，闹得很凶，他们的队长书记，不都剃了阴阳头了吗？”陈兰香说，“我们三队好一点，但我看我哥哥也玄乎！他这个书记早就不该当。在农村当队长书记都是瞎起哄，费力不讨好。最后还要闹一个走资派，挨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