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中国式的另类现代性

——王宁教授在拉丁美洲科学院的讲演
日期：2011-06-21 作者：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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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性经历了一种形式的裂变，从单一的现代性演化成了不同形式的复数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决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更不是西方现代性的复制品，因为它的不同变体形式已经在文学和文化中得到了不同的再现。中国的现代性是作为一种另类的现代性而出现的，它实际上已经消解了西方中心主义意义上的所谓“单一现代性”的神话，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多元现代性的一部分。
    
    现代性仍然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它的发展依然是多样的和不平衡的。因此，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完全有可能对这种宏大的、未完成的全球现代性大计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王宁  江苏扬州人，1955年生于南京，1989年在北京大学获英文和比较文学博士学位；1992年8月至2000年12月先后担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兼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兼欧洲研究所所长。现为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兼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致远讲席教授，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
    
    主要著作有《比较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1992)、《深层心理学与文学批评》(1992)、《多元共生的时代》(1993)、《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阐释》(1996)、《后现代主义之后》(1998)、《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1999)、《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2000)、《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2000)、《文学和精神分析学》(2002)、《超越后现代主义》(2002)、《全球化和文化研究》（2003）、《全球化、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2003）、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2004)、《神奇的想像》（2005）、《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2006)等。
    
    在当前的中国乃至国际文化理论界，现代性和全球化已经成为两个讨论得最为热烈、甚至充满辩论色彩的前沿理论话题。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这种讨论与后现代性也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现代性一直伴随着我们并和我们无法分离，它不仅使得中国更加接近现代化，而且还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思维以及学术研究的方法，激励了我们的物质和文化知识的生产。既然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那么现代性也就呈现出了新的面目，成了一种“扩大了的现代性”（modernityatlarge），或者说一种后现代时代的现代性，因为它经历了一种形式的裂变，从单一的现代性演化成了不同形式的复数的现代性（modernities）。因此，这样看来，我们也许能够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立场出发，重新建构一种另类的现代性（alternativemodernity）。
    
    尽管现代性在西方语境下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话题了，但是它仍然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基于我的西方同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以及梅苔·卡利内斯库（MateiCalinescu）等人的研究，我在此结合其在中国的实践，主要从文学和文化的视角来进一步探讨现代性这个论题。但是与他们所不同的是，我主要依赖于取自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经验，带有鲜明的本土特色。
    
翻译的双重角色
    
    从事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都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是世界文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长期以来，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却仅仅局限于西方的汉学界，鲜有汉学圈以外的人在讨论世界文学时涉及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作品和理论思潮在中国的大规模翻译和接受相比，中国现代文学在西方学者和普通读者中知者甚少。这种文化翻译上的不平衡性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确实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因为此时不同文化和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频繁。这样，翻译的作用就显得越来越不可缺少。
    
    既然全球化也是一个从西方“翻译”到东方的概念，或者更为具体地说，是从西方译介到中国的，那么毫无疑问，它便打上了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印记。但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一方面，帝国的霸权文化观念和价值迅速地向非西方社会渗透，另一方面，一些非西方文化观念和价值则在不断地向帝国的中心运动，进而逐步使其混杂进而将其消解。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也深深地受到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但它们同样也试图与世界文化和文学主流进行对话。在这方面，翻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促使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进而与西方平等对话方面，翻译则扮演了一个十分虚弱的角色：大量的译介和引进西方的东西，但很少译出和在全世界推广中国的东西。
    
    正如现代性在政治和理论话语中的情形那样，存在于中国的现代性的不同变体同样在不同的地域呈现出了不同的形式：在中国大陆，现代性常常被视为一种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文学现代化密切相关的开放的、发展的和民主的概念。在香港和台湾地区，现代性则显示出了不同的特色：与其自身的文化非殖民化相关联。而对于海外的华人而言，现代性常常又与他们的流散状态和在全球化时代不确定的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现代性在这里无疑与各种后现代性因素相关联。
    
    因此，中国的现代性决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更不是西方现代性的复制品，因为它的不同变体形式已经在文学和文化中得到了不同的再现。中国的现代性是作为一种另类的现代性而出现的，它实际上已经消解了西方中心主义意义上的所谓“单一现代性”的神话，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多元现代性的一部分。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研究者越来越认识到了中国文学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语境下的“边缘化”地位。因此，为了再现过去的辉煌，那就得通过与强势力量——西方的文化现代性或西方现代文学——的认同而实现从边缘走向中心之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学者要强烈地支持大面积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和文化学术思想，并将其视为中国摆脱孤立封闭状态的最佳途径。
    
    通过这些大面积的语言和文化层面上的翻译，所有的外来文化或文学思潮，包括曾在西方文学界占主导地位上百年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以及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统统进入到中国，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是在西方的影响之下，中国现代文学才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特传统：它既可以与中国古典文学对话，同时也可以与西方现代文学对话。在使中国现代文学更接近世界这方面，翻译发挥了重要但却十分实用主义的作用。尽管一些国内的学者指责翻译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全盘西化”甚或“殖民化”推波助澜，但我仍坚持认为，翻译实际上扮演了双重角色：“殖民化”（假如确实存在的话）和“非殖民化”，应该说后者的作用已变得愈益明显。
    
    应该承认，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语境下，西方话语已经形成了世界文学的发展方向，因此中国文学朝向世界开放的过程不啻就是一个全盘西化的过程，这一点也与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全球化十分相像。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民族文化与全球化发生互动，起伏消长，进而形成了一种“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文化态势。
    
    在西方文学和文化界，始自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后现代主义讨论到了80年代后期经历了一个转折，从北美文化和文学界转向欧洲知识界和哲学界。介入那场大讨论的学者和批评家多少已经意识到，现代主义文学早在二战后就已衰落并渐趋终结。作为一种认识观念或文化主流，后现代主义也曾一度取代现代主义的主导地位。但是在中国，尽管后现代主义是从西方引进的，但却和其他一些成分胶合在一起，带有鲜明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特征。同样，文化现代性作为一个启蒙大计也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危机，它首先受到崛起于战后后工业社会的后现代性的质疑和挑战，80年代后期又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后，很快便对80、9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且滋生出一些不同的变体。作为一种历史话语，全球化最近显然取代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作用，同时也在这二者之间起到了沟通和桥梁的作用。这样一来，现代性在西方和中国便带有了一种全新的面目。它融合了不少后现代性和全球化/本土化的因素。
    
    诚如我们所见，全球化确实对当代人的生活和工作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可以说是极少数直接受益的国家之一，这不仅体现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样也体现于语言文化上。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中国政府不惜投入巨资在世界各地建立了数百个“孔子学院”，用以在全世界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在文化理论上，中国也经历着将过去的理论消费大国转变为理论生产大国的过程。在这方面，翻译再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双重作用：不仅拘泥于语言层面的翻译，而且更注重文化协调、变革和重构。既然文学首先是再现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化精神的语言的艺术，那么我们就应当对中国现代文学予以必要的关注。
    
詹姆逊的现代性
    
    显然，当我们在西方和中国的语境下从文化和哲学的角度对之进行讨论时，首先会频繁引证并讨论安瑟尼·吉登斯、于尔根·哈贝马斯、梅苔·卡利内斯库、阿君·阿帕杜莱以及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等西方思想家和学者的观点。由于詹姆逊与中国的密切关系，而且他对现代性的描述和批判直接关涉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因而在中国有着最大的影响和争议，因此我集中讨论他的专著《单一现代性：论当下的本体论》。在詹姆逊看来，存在着四种关于现代性的论点：1、不能不进行分期的东西。2、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叙述范畴。3、并非要通过主体性来对之进行单方面的叙述。只有现代性的不同情形才得以叙述。4、任何一种关于现代性的“理论”如果不涉及后现代与现代的断裂之假设，都是没有意义的。
    
    实际上，詹姆逊并不想扩展现代性的用法，而恰恰是为了使之限于“其审美范畴，或使之适应，这必然将其定位在当前工作的一种经验而不管它的历史源头如何。”这样，他干脆将其视为一种在后现代时代更新的“叙述范畴”。它也可以用来描述一种文学、文化或意识形态的现象或概念，一种审美经验等等。他强调现代性并不是一个历史现象，而更是一个与当下密切相关的现实。
    
    这样一来，现代性就如同一个涵盖了各种文化理论思潮的超越时空的硕大保护伞。这一点恰恰体现了詹姆逊一贯的“总体主义”立场。但在某些关键的立场上，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在建构一种单一的现代性的同时，也从历史和辩证的角度为其开放性和可建构性留下了空间。因此毫不奇怪，在当今的中国语境下，现代性已经再度吸引了文学和文化理论家以及广大人文学者的极大热情和兴趣。
    
    在建构单一现代性这方面，詹姆逊显然受到利奥塔的启发。詹姆逊试图激发行将衰落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从而赋予它在当下一种新的持续的生命。现代性的存在应当取决于不同的情境，尤其在那些欠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就更是如此，因为在那里，现代的成分往往与前现代的成分混杂在一起，而且在那些国家的某些新近发展起来的地区还带有不少后现代的成分。
    
    现代性显然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和地方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这样，后现代性便带有了两个特征：与现代性的断裂和将其更新。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性在我们的理论争鸣和学术研究中仍然有着勃勃的生机，其原因恰在于它与时俱进，吸收了不少后现代的成分，使之更加适合用以解释当今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现实。
    
    因此在当今的中国，我们必须认识到，现代性就其本源而言是一个“翻译”过来的理论概念，一个从西方引进的文化和文学话语，但它一进入中国就经历了某种形式的变形并受到不断的建构和重构。我认为现代性在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1、作为一个文学计划而引进和翻译的现代性，以及自20世纪初直到7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2、作为一种扩展了的现代性的后现代性的引进和翻译，它是试图定义一种另类现代性或有着中国特色的扩展和变形了的现代性的尝试；3、全球化的引进使得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相交叠，从而形成了一种延展了的现代性。结果，中国的另类现代性便最终融入了全球现代性的宏大话语体系，但却依然显示出自己的独特风姿和特色。
    
具有中国特色的另类现代性的特征
    
    在我看来，正如詹姆逊所指出的，在不同的地区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现代性，因此对现代性的表述就应该是复数的形式，即这些不同形式的现代性具体体现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实际上，现代性在中国又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1、作为一种1919年到1949年的启蒙大计；2、作为1949年到1976年的一种专断排他的主流话语；3、当下这种指向有着中国特色的另类现代性的“全球本土化”叙述范畴。毫无疑问，中国现代性的诞生实际上既消解了这种专断的排他性现代性，同时也消解了带有西方文化霸权的翻译过来的现代性，为一种全球化时代的复数的现代性铺平了道路。既然我们都赞成，在当今世界的各种现代性中也存在着中国的现代性，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另类现代性究竟有何特征呢？我认为，这种现代性至少有下列这样几个特征。
    
    首先，它既有着向心性同时也有着离心性。与后现代性的碎片状态相比较，现代性确实是一种“宏大叙事”，有着某种中心之特征，或者说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恰恰是，既然现代性被视为有着“普适性”的标准，那么它就必定从中心向边缘地带运动，进而同时在中心和边缘产生功能。因此它就必然同时具有了向心性和离心性，或者说既形成了一种单一的中心，同时又在这一形成过程中将其中心性消解了，从而促使多重中心的情势出现。
    
    其次，它既是现代的同时又带有后现代特征，而且有时甚至带有某些前现代的成分。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中国这样的新崛起的政治经济实体中。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有着最多的人口，因此它的发展就是不平衡的。在北京、上海、深圳以及其他沿海城市，后现代征状十分明显，仿佛西方发达的大都市一般。但是内地的许多中等城市却依然处于现代化的初期，并试图实现一种真正的现代性。在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前现代状况依然存在。因此现代性就依然是一个经济上和文化上均未完成的大计。
    
    第三，它既是建构的同时又是解构的。就国内的情况而言，中国的文化土壤对于现代性的驻足来说显然是十分贫瘠的，因此可以说现代性在中国仍是处于一个建构的过程中。但是就国际的情况而言，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已经证明，绝不存在所谓的单一现代性，除非它自身解构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现代性在中国的实践已经消解了单一现代性的专断的宏大话语，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另类现代性出现在东方铺平了道路。由于外来的影响和本土的建构，这种现代性同时又与马克思主义以及经过当代学者重新阐释和建构的新儒学混合在一起。这样看来，在中国的现代性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作出的贡献反过来又为一种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的宏大、并具有相对普适意义的叙述话语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第四，这种现代性既是全球的同时又是本土的。确实，全球化的到来使得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极少数直接受益于全球化最多的国家之一，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全球化若不具体地驻足于特定的（中国）文化土壤里，它也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经济上，中国应当遵守世贸组织以及另一些国际组织的各种法规，但是政治上和文化上，中国则依然有着自己的牢固传统和独特的国情，因此，就这一点而言，一种“全球本土化”（glocalized）的现代性实践依然是可行的和有效的。
    
    毫无疑问，现代性仍然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这一点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从以上我对中国的现代性的描述来看，它的发展依然是多样的和不平衡的。因此，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完全有可能对这种宏大的、未完成的全球现代性大计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