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约奥运中国尿检:北宋为何多名臣？

北宋为何多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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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文人政府较之于其它朝代最明显的表现便是：宋朝名臣贤相辈出。如果没有文官政权这样的政治心理基础，如果没有封建皇帝对这种政治制度的认同，名臣贤相的大量涌现几乎是不可能的。
    观宋代一朝，一是名臣贤相交相辉映，二是三朝元老、四朝元老比比皆是。这两个特点结合起来，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在宋朝出现众多贤相，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有其制度保证。并大体得到了各代皇帝的认同。
    赵普是宋朝的开国功臣，其地位可比西汉的张良、明朝的刘伯温。他曾与宋太祖共同策划了“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等重大活动，后来宋太祖平定南方，赵普更是立了不少大功。因此宋太祖拜赵普为宰相，事无巨细都跟赵普商量，对赵普给予了足够的信任，而居功自满的赵普也敢于在皇帝面前坚持自己的意见。
    有一次，赵普向宋太祖推荐一个人做官。接连两天，宋太祖没有同意。第三天赵普上朝的时候，又送上奏章，坚持要求宋太祖同意他的推荐，这下触怒了宋太祖。宋太祖当即把奏章撕成两半，扔在地上。赵普见状，不慌不忙地把扯碎的奏章拾起来放到袖子里，退朝回家以后，赵普把这些扯碎的奏章粘接起来，过了几天，又带着它上朝交给宋太祖，宋太祖见赵普态度这样坚决，只好接受了他的意见。
    宰相敢顶撞皇帝坚持己见在封建时代很少见到。类似的例子似乎只在唐太宗时期发生过。
    虽然赵普后来因为其它事被宋太祖撤掉宰相职位，但他在宋太宗时期再次被拜相，除了赵普本人具有过人的能力外，宋代君主对大臣的宽容也是赵普东山再起的原因。作为三朝元老，赵普晚年被封为魏国公，死后还被追封为韩王，基本上做到了善始善终。相比之下，明朝的开国宰相刘基却凄惨无比，他一生为朱元璋出谋划策，最终却被朱皇帝毒杀。
    观宋代尤其是北宋朝，臣下犯颜直谏的事例不胜枚举，百官忠于职守，皇帝容忍不同意见，朝纲稳定，民心顺畅，这也是“积贫积弱”的北宋在西夏、辽、金等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依然能存活一百六十多年的一大原因。
    吕蒙正是宋朝著名的贤相，他曾三度为相，在他的推荐下，吕夷简、富弼等相继成为北宋时期的一代名相。
    吕蒙正对于涉及个人的是非从不计较，但对于国家的大是大非，却敢据理力争。一次，宋太宗欲派人出使，吕蒙正推荐使者，太宗不同意。太宗三次问蒙正，蒙正三次都推荐此人。太宗生气地说：“你为何着这样固执呢？”蒙正说：“我不是固执，是因陛下不了解此人。我不想因为讨好皇上而损害国家大事。”太宗后来终于同意蒙正所推荐的人，此人出使果然称职。
    吕蒙正作为一朝宰相，对下属是宽厚的长者，并注重提拔奖掖后进之人，可对皇上，他从不拍马逢迎。有一次，正月十五的晚上赏灯，皇上大宴群臣。酒兴正浓的时候，宋太宗说：“正当五代之际，天下生灵涂炭，哀鸿遍野，周太祖自邺城南归，无论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无不惨遭掳掠，城野大火漫燃，天上彗星划过，看者无不心惊肉跳，以为天下再无太平之日。朕自当政之后，日理万机，从不敢懈怠，常想天下百姓，以至才有今日之昌盛景象。由此看来，无论是大乱还是大治，无不是人之所为，并非是什么天意啊！”大臣们听后，纷纷赞美皇上英明，把太宗拍的得意忘形。这时吕蒙正走到太宗面前说：“皇上在此设宴，百姓莫不云集在此，放眼望去满城灯火辉煌，确实一片繁荣的景象。臣不久前曾到城外，离城不数里就看到有许多人面露饥色，甚至还看到一些因饥饿而死的人。由此可见，天下并不都像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样啊。愿陛下不但看到眼前的繁荣，而且也能看到远处正在挨饿受冻的百姓，这才是天下苍生的幸事啊！”太宗听到这话，一时黯然失色，群臣也都鸦雀无声。
    太宗一朝，敢于犯颜直谏的事例还有很多，比较著名的人物还有寇准。
    公元989年，寇准在大殿奏事，因观点与太宗不合，太宗不想让他难堪，便阻止了他的发言。寇准不为所动，当着满朝文武百官，不给皇帝面子，竟公然和太宗争执起来。太宗实在是无法忍耐，龙颜大怒，拂袖起立欲走。寇准表现出胆识过人的气度，他紧紧地拉住皇帝的衣袖，要皇帝把他的话听完。事后，宋太宗十分赞赏寇准，高兴地说：“我得到寇准，像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
    宋代不只是太祖、太宗朝有忠臣直谏，真宗朝和仁宗朝刚直不阿的大臣也屡见不鲜。
    李沅在太宗朝曾拜宰相，后因太宗立太子之事被贬。但真宗即位后，他又迁任户部侍郎、参加政事。他以正直为朝臣所赞。
    有一次，宋真宗与李沅闲谈时，问他治理国家应当以什么事为首先的要务。李沅回答说“以用人为首要之务，用人最为紧要的是不要用浮薄好事的人。这类人夸夸其谈，不干实事。上不能辅佐皇帝，下不能体恤百姓，对搜刮百姓必以为然。这类人虽然可恶，可是他们很容易迷惑陛下，所以您千万要注意识别。如果用人方面皇帝能够做好，那国家就会政事昌明，安然有序了。”
    李沅的话事实上是直指皇帝的，不仅如此，他在为官过程中也多次拒绝皇帝的不合理要求。
    皇帝有一次曾派使者拿着亲手诏书前来告诉李沅，说要立刘氏为贵妃，李沅却让使者用烛火烧了诏书，附上奏书说：“臣李沅认为这个不行”。皇帝立贵妃的这个提议就此罢了。又有一次，当时的驸马都尉官石保吉请求做使一级的相官，皇帝又与李沅商议，李沅说：“每次赏典官员的举动，朝廷都应当要有所缘由，石保吉并没有攻战的勋劳，仅仅是个皇亲国戚，如果就这样能够拜位台相，恐怕会引起朝臣非议。”过了几天，皇帝又再三问李沅该怎么办，李沅还是坚持己见，一点都不松口，后来这件事就没有再议，终于不了了之了。
    宋仁宗时期有名的贤臣便是今天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人物包拯。
    包拯一生做官清廉，不但生前广为时人赞誉，在他死后，人们也把他当作清官的典型，尊称他为“包公”或“包龙图”，民间流传着许多包公铁面无私、打击权贵的故事，人们甚至将这些故事搬到戏曲中，如京剧《秦香莲》就反映了包公刚直不阿、执法如山的形象。这些故事虽然大多为虚构但反映了在“人治”社会下普通民众对清官的某种期盼。而事实上，包工的清正廉洁也是有史实为据的。
    公元1040年，包公到端州（今广东肇庆）任职。在任期间，包公铁面无私，自己也两袖清风。当时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端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包公到任后立即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砚。
    包公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深得宋仁宗赏识，公元1056年，宋仁宗把包拯调任开封府知府，以整顿开封的秩序。开封府是北宋王朝的都城，是皇亲贵戚、豪门权贵集中的地方，以往的开封知府，慑于权威，对这些人员的腐败行为敢怒不敢言。包拯上任后，不怕权势，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作为一名执法者，包公非常注意执法环境。当时按照宋朝的规矩，谁要到衙门告状，需要先得托人写状纸，还得通过衙门小吏传递给知府，一些讼师趁机敲诈勒索。包拯做了开封知府后，破了这条规矩，老百姓要诉冤告状，可以到府衙门前击鼓。鼓声一响，府衙门就大开正门，让百姓上堂控告。这样一来，衙门的小吏就没有做手的机会了，包拯因此得到了民众的赞誉。
    北宋在文官执政的前提下非常重视宰相的作用。而北宋皇帝和各朝相比，也显得非常仁义。
    宋朝尤其是北宋的名臣贤相之所以如此夺目，除了因北宋王朝重视文官的原因外，还因为北宋王朝的治国理念与别朝不同：即在文官执政的前提下，非常重视宰相的作用；作为北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北宋各朝皇帝和其它朝代的统治者相比，也较为仁义。否则，在皇权专制的体制下，没有仁义的君主，很难有大批贤臣良相涌现。
    宋朝重视文臣和贤相，使得二朝元老、三朝元老大量涌现，像赵普、寇准、司马光等都是二度为相或几度为朝廷重臣。像韩琦为三朝元老、文彦博则为四朝元老。
    韩琦历经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是北宋群星璀璨政治舞台上一颗夺目的星座。在北宋政坛上，他与富弼齐名，世称“富韩”，在军事上的成就与范仲淹齐名，世称“韩范”。在他一生中，国事艰难，危机迭起，不少人只求自保，而他却知无不为，不计成败，殚精竭虑，坚贞不悔，成为当时朝臣的楷模。
    在宋代，最让人称奇的要数军国重臣文彦博。他不仅寿命较长（生于1006年、卒于1097年，享年92岁）而且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当政时间超过了五十年。
    文彦博遇事沉着、冷静，处理事情非常果断，且多为国家社稷着想。他执政于国家承平之时，史称：“公忠直亮，临事果断，皆有大臣之风，至和以来，共定大计，功成退居，朝野倚重”。
    这段评价比较中肯，事实上，文彦博在北宋中期的政坛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的执政时间纵观整个北宋王朝无人能及，在整个封建时代的朝臣中也不多见。
    北宋君主重视文臣和仁义治国的理念换来了回报。比之于封建社会的其它朝代，北宋王朝的名臣贤相最多；尽管北宋王朝当时有西夏、辽、金等强敌压境，但北宋时期并没有致王朝于死地的农民起义；而宋朝直至灭亡时，仍有文天祥、陆秀夫等忠臣为国而死。相比之下，以残暴待臣的朱明王朝却下场凄凉：明末乱兵叛将比比皆是，当李自成大军逼近京城，崇祯皇帝敲钟想召集群臣议事时，竟无一人前来，这场面几千年少有，不知亡国皇帝崇祯彼时是否想到他自己及祖宗曾以怎样的酷刑对待群臣！种瓜者得瓜，种豆者得豆！理固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