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花淫贼txt 卧龙生:徐晋如：给朱清时的公开信

朱清时先生：

曾经很佩服您在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期间对本科教育评估的态度，也曾经对您主政的南方科技大学十分关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觉得，您的教育理念存在致命的缺陷，您在南科大所推行的改革其实不是改革，而是意图推倒一切的暴力革命，这不仅有违教育规律，更是做事的人最忌讳的蛮干。加之从6月17日《南方周末》对您的报道中得知，您竟然师从于江湖混混南怀瑾，光是从这一点就可以百分之分地判断，您的人文素养甚至没有达到过去私塾的童蒙水平，您以如此浅薄的人文素养，主持如此宏大的项目，不能不令人担心您会举鼎绝膑。一直以来，您在遇到您的理念无法推行时，都求助于媒体，非常娴熟地利用民粹的声音，来达到目的，那么，我就借您的人气，给您写这样一封公开信，希望作为您的对立面的声音，能够被多一些的人关注、多一些的人思考。作为一名热爱教育事业，也一刻不停地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知识分子，我把长期以来在关注南科大时形成的思考整理出来，供您参考。我以为，您很难办好南科大，这不是来自教育部的压力，而是来自您的工具理性的头脑和您“意必固我”的偏执性情。我知道，到了您这样的年纪，这样的地位，这封公开信可能根本不会给您任何触动，也必然会遭到民粹分子恶毒的铺天盖地的咒骂，但是教育者的使命感使我不得不写这样的一封信，不必说五百年后论自公，我相信即使是在目前的中国，也还是有真正的明白人在。而这封信主要的用意，还是想提醒您本人，您的教育理念并不是如您所臆测的那样，只有来自教育行政部门的反对声音。

一、您解决了钱学森之问了吗？

2011年5月29日，您在接受《新安晚报》记者的采访时，表示说您在南科大的实验，无论成败，都算是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如果我的理解不错，您指的是教育部对南科大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探索干涉太多，您大概是想说，教育行政部门对大学自主权的干涉太过，导致“我们的教育何以培养不出一流人才”的钱学森之问。

跟您一样想的大有人在。即使我在很多问题上不同意您，也对粗暴干涉大学自主办学的教育行政体制深恶痛绝，也一直对让所有高校同质化的本科教育评估啧有微言，但我并不能认同您把一切问题归到体制上的观点。

一般而言，对待制度有如下三种看法，一种是制度至上，只要制度好了，什么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第二是人性至上，只要人心问题解决了，就会天下太平，万事大吉；而第三种看法，则是认为“有人斯有文”，好人政治，需要制度的保障，好的制度，需要好人来施行。您的看法，接近第一种；您的老师南怀瑾的看法，则倾向于第二种，他曾经说过，大家不要去骂政府，须知政府里头的人都是我们的孩子去做的，政府坏，是因为我们教育孩子没有教育好；而儒家知识分子信奉的是人文主义观点，相信“人”与“文”不可须臾分离，人心与制度缺一不可。我认为，除了制度的原因，中国教育培养不出一流人才的一个同样重要、同样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人心的沦丧，尤其是当代高校知识分子的犬儒化倾向。

先提醒一下，您是一位科学家，并不是知识分子。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指的是从事人文学科研究和实践的人，他们应该关心社会，应该不止于书斋，只有知识分子倡导的风气是知耻的、明德的，这个国家的整体精神风貌才可能是向上的。然而，很显然当代知识分子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不要以为科学家可以独善其身，没有人文精神的引领，教育环境也无从谈起，无论是人文学科的大师，还是世界顶尖的科学家，都没有办法产生出来。也就是说，我认为钱学森可能关心的只是理工科人才，但其原因一定要从人文环境的大背景下找。

然而目前的人文环境是中国历史上最差的。一方面，传统文化之根被彻底斫断，社会上大多数人根本读不下去国学原典，把三字经、弟子规这些从前的童蒙读物奉若圭臬，这就如同没文化的人在麦当劳举办婚礼，好土，好傻，而像您这样的普通人眼中的“高级知识分子”，竟然连最基本的判断能力都没有，去拜南怀瑾这样的江湖混混为师，折射出现在中国人整体文化素质的低下；另一方面，很多高校的人文学科研究学者，不是去追求安身立命，不是去追求明德新民，而都是心悦诚服地跟随胡适，做人文的科学化研究，这使得人文学科不再能影响世道人心，而只是满足教授们好奇心的单纯智力游戏。沙滩上建立不起摩天大楼，在这样的人文背景下，您要想培养出一流人才，必须要加倍努力，把南方科技大学的通识教育摆到重中之重，并有革新，有突破才行。可是，在这一方面，我看不到您有任何的成熟见解。

所以，2009年冬天我与您有了近距离接触后，我就可以断言，您的所谓的改革，一定是以失败收场。那一次我接受湖南卫视的邀请，与您共同作为节目嘉宾出现在蒋昌建教授主持的节目里，有幸聆听了您与吴家玮教授的对话，基本了解了您的教育思路。说实在的，我听不出您对教育有什么独到的见解，您只是在不停强调，要办一所加州理工大学那样的“高精尖”的研究型大学。如果拷贝一所加州理工大学就是您的教育理想，我得说，您实在是太天真了。您并不明白，西方科学发达，与其从古希腊开始的科学思辨传统密不可分，也与基督教新教伦理精神倡导的人生价值有莫大关系。您以为深圳市政府给南方科技大学每名学生拨款38万，就可以造就一流人才了吗？《大学》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不从修身、人文精神的树立入手，光是做扩大版的中科大少年班，无论是倾全国之力还是倾全球之力，都是没有用的。教育的根本在于立人，而您却是想制造出很多台超级机器。

二、您的教育理念和人文素养的关系

6月6日，您在媒体上放言，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将是改革的失败，并明确说您做南科大就是要克隆加理工时，我发了这样一条微博：“零九年冬与朱清时先生一起参加节目，就听他言必称加州理工学院，现在他终于明确说南科大就是要克隆加理工。建议朱老先生读一读梅贻琦潘光旦先生合写的《大学一解》，再对照一下自己，看看自己是否真懂教育。”我认为，对于教育本旨的阐发，没有比儒家的学说更精微广大的了。而您很显然在这方面着力太少。

您的老师南怀瑾，本身就是一个只翻书不读书的主，他的每一本书，都可以用“错误万出”来精确描述。一直以来，他的学生都是附庸风雅的官员、不学无术的暴发户，以及吃国学饭赚国学钱的江湖术士，他的粉丝都是除了南怀瑾于丹的书什么书也不读的文盲，您何曾见过一个真正的学人对他表示过尊重？我再告诉您一个掌故，当初复旦大学出版社要出版南怀瑾的书，原出版社的负责人力陈不可，因是“上面”压下来的任务无法推掉，最后只好愤而辞职。而您作为一所大学的校长，竟然也登“南师”之门，入“南师”之室，这简直是整个教育界的耻辱，是所有大学教师的耻辱！孔子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您真是丢尽了学界的颜面！5月19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南方科技大学请来教国学经典导读的竟然是南怀瑾的弟子，我大为震惊，我以为南科大负责通识教育的丁学良教授是学界名流俊彦，他不会去做这么荒谬的决定，所以直觉上我认为应该是您本人作出的决定，现在《南方周末》的报道坐实了我的判断，这里不妨也把当日我的微博贴出来与您分享：“#南方科技大学#请江湖术士南怀瑾的关门弟子@魏承思 讲国学经典导读，让我忍不住大跌眼镜。各位天真的同学，你们还对#南方科技大学#抱有信心吗？能够把江湖人、不学无术的东西当成大师延聘，这就是@朱清时 教授的见识？哈哈哈哈！”王荆公评孟尝君曰：“鸡鸣狗盗之徒出其门，此士所以不至也。”您与南怀瑾的关系一经曝光，我相信不会有真正的国学研究者愿意到南方科技大学来工作，薰莸不可同器，盖因您眼光所限，既认伪学为正学，则必以正学为伪学也。

君子见微而知著。从您能拜南怀瑾为师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您对儒家文化毫无所知。而随之而来的必然逻辑推论就是，您对最完美的教育理论体系——儒家教育思想同样毫无所知。儒家教育思想，认为教育的本旨是培养人，教育是性情的教育，《学记》所云的“长善救失”，才是真正的教育。《大学》有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教育要让学生克明峻德，自我完成以后，达到对社会的完成，从而最终成为情、智、意、行并臻完善的大人君子。而您的“加理工梦”，只注重智这方面，所以注定不能成功。就像您的中科大少年班，您现在还好意思拿出来说，不知在教育研究者心目中，它早已经是一个失败的典型。《中庸》有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潘光旦先生解释说，“性是人生的体，道是人生的用，教是此种用的剪裁润色。人生是一种功能，这功能原是自然的，但如完全任其自然，便不免始终在一个朴野的状态之中，而与其它的动物没有多大分别，所以要剪裁润色。”教育是教书育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进而影响社会，学生在专业上将有何成就，这取决于其天赋、兴趣以及后来深造的情况，教育者的主要作用，是厚植其根基，让他们由修身开始，进而专业有进，事业成功。您现在就以所谓的“高精尖”的专业教育应对学生，是所谓本末倒置，学生的未来堪虞。

或许您会说，加州理工大学何以能成功？加州理工大学招的学生，是在美国中小学已经接受了完整人格教育的学生，中国的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接受过哪怕一天人格教育吗？

退一万步说，就算您的实验成功了，您所主政的南科大也像香港科技大学一样，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排名居国际前列，我依然不认为这样的大学就是教育的成功样本。现在的所谓排名，列出各种硬性指标，却不知教育之效，根本无法以这些硬性指标衡量。香港科技大学诚然因论文发表数量之巨而跃居全港第一，但香港科技大学培养出哪位杰出的学生？如何回报香港社会的？对香港的社会风气又有何正面影响？民国时期的北大、清华若依今天的排名标准，根本不可能排上号，但那才是真正的大学，因为它们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您曾经工作过的中国科技大学，对安徽省有何贡献？对中国又有何贡献？这些学生大多出国，出国后有几个回到中国的？又有几个回到安徽的？人们提到中国科技大学，最多会想到，“中科大在合肥”，除此之外，它和安徽有一毛钱的关系吗？同样，按照您的思路办南科大，就算它真的能复制加理工、港科大的经验，那也只是让人们记得“南科大在深圳”，它对深圳未来的发展又有什么更特别的作用？这所学校对社会秩序与民族文化所能建树之风气又在何处？

在这里，我隆重推荐您一篇值得所有教育工作者终身行之的伟大文献，老清华校长梅贻琦、教务长潘光旦先生共同撰写的《大学一解》。文中说：“夫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谓全部人生寄寓于事业也。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假设您的理想真的实现，南科大培养出一流的科学家，但一流科学家决不等于不做恶。二战时与纳粹合作的科学家不在少数；钱囗囗也曾经论证根据太阳照射到地球的光能量，亩产万斤完全可能；引进瘦肉精的浙大教授，据说也是一位科学家……

您得承认，您的教育理念是工具理性的，是不以人为出发点的，所以您才会把一个情感、意志、行为均未成熟，而仅在智力方面超常发展的11岁的小孩招进南科大。而您之所以会不知教育为何物，我一直到看了《南方周末》的报道，才终于找到原因，这原因便是您的人文素养太差了。（您在人文问题上没有基本的判断力，这才会认南怀瑾为师，而令天下通人齿冷。）

三、反中庸的性情与港科大专家的出走

2009年冬天与吴家玮先生在东莞共进午餐，中间听他讲了很多南科大筹建期间的细节。他说自己作为南科大校长全球遴选委员会的主席，最终选定了您为南科大的筹建校长。但是从6月17日的《南方周末》报道我才知道，原来现在您和吴先生、和作为智囊的港科大三位教授在理念上已经产生了根本分歧，港科大三教授已先后退出您的团队。

我特别注意到，港科大三教授独家授权《南方周末》发表的阐明歧见的文章中说，“南科大负责人鼓励学生‘反对参加高考’的做法，除了空洞的口号和不负责任的煽动之外，看不到有任何建设性的具体建议和做法。对教育工作者来讲，每当现有法规不适合教育改革发展要求的时候，该怎样示范和引导青年学生呢？是以尊重法治的精神推动和参与建立更为合理和更为完善的法规呢还是以藐视法规的态度冲破法治走向人治呢？‘文革’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惨痛和深刻吗？!”英雄所见略同，我在6月2日针对熊丙奇先生发表的《南科大学生拒绝高考有什么后果》所作的微博评论如是说：“按照熊丙奇的意思，南科大就该做成朱清时办的私塾。一个改革，如果已经变成革命，这就不是受阻的问题，而是你死我活的死约会了。熊丙奇能否不要助长朱清时的‘骄与多欲’？”最后的“骄与多欲”四字出自《庄子》，本是老子评孔子的话，我用在这里，是表示我对您还不失尊敬，仍然希望南科大能做好。可是您的反中庸的性情，实在让我无法对您的所谓改革产生信心。

南科大学生集体拒考，我相信没有您的意志的作用，但是您此前在媒体上的高调表态，难道没有对学生的选择产生影响？他们都是些心智尚不成熟的小孩子，最易被反体制的“英雄主义”情结所感染，不知真正做事情是要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我不理解，如果真是人才，又何惧高考呢？这与文革中的白卷英雄张铁生有何分别？本来，谁都不反对南科大的试验，但是您根本不懂得中国教育哪些地方该改革，哪些地方又不必去改革。一位网友在我的微博下评论道：“不参加高考，可以显示优越感。同时，也是蔑视现有高考制度的最好办法。”难道这四十五位南科大拒考学生，他们心里不是这样想的吗？

这件事充分显示了您偏执的性情。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是要人讲中庸之意。中庸之中，本意是箭贯侯（箭靶）之象，中庸之可贵，便在于通贯而不执一。诚如港科大三教授所云，“高校的‘自主招生权，自授文凭权’只是‘表’，而教授质量、教育质量、管理质量才是‘里’。无论国外还是国内，从根本上能支撑高校‘自主招生权，自授文凭权’的是一个学校建基于教授质量教育质量之上的‘质量信誉’，而不是具有这些权力本身。”您执著于对“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的权力的追求，此即执一而非执中，我不明白，既然您有与风车作战的勇气，何不直接办一个“朱清时科技私塾”，而要绑架深圳纳税人，让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人为您的大手笔梦幻巨制买单呢？

我对您的专业领域一无所知，我愿意相信您是一位一流的科学家。但是从您履任以来的表现看，您实在难当教育家之名。您的浅薄的人文素养使您对教育的本旨甚少会心，更没能让您养成中和的性情，这些都是成大事者的大忌，希望我的这封公开信，能和港科大三位教授的出走一起，带给您一点触动。我衷心地希望您能另投明师，去学习真正的儒家之道，这样做起事来才会事半功倍。当您在明师指点下多读一点国学原典之后，您会为自己当年竟然会傻到拜南怀瑾为师而感到羞愧。也相信到那个时候，您可以真正胜任南科大校长一职。

言尽于此，听与不听，均在阁下自处。即颂

教安

一个关注南科大的人文学者：徐晋如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朱清时并不值得期待

南云楼

  

       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全球遴选校长的举动的确过足了噱头瘾。在国籍、资历、年龄诸多规则的限制和更改下，已退休的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先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无论怎样，作为一次城市及项目营销，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全球遴选校长的策划无疑是成功的。

       选择朱清时先生，还因为朱清时先生在隶属于中科院（非教育部）的中国科技大学担任校长期间，敢于叫板教育部的一些古板评估政策，提出大学应该崇尚学术、反对行政化的观点，让人们感觉朱清时先生在高等教育改革中有着解放思想的底蕴。这在社会各界对全国高等教育改革要求呼声渐大的环境下，在深圳市府决心办一所“高水平新机制的科技大学”，并希望南方科技大学成为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试验田”的今天，朱清时先生的确是最恰当的人选。

       在朱清时先生接过南方科技大学聘任书之后，人们通过各种途径听到最多的是朱清时先生说的要办一所“亚洲一流”、“去官化、去行政化”的大学，“大学的精神是追求学术卓越”等等之语。这些话语的确能够让期待中国高等教育厉行改革的人们精神一振。

       然而，日前笔者以热心观众的身份有幸被邀请去现场聆听了一场某电视台策划的一档对话节目。在这档还有着另一位嘉宾——前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成员吴家伟先生的对话节目里，朱清时先生的“亚洲一流”、“去官化”、“学术卓越”设想在没被电视编导剪辑之前，原汁原味的流露出来。

       朱清时先生的“亚洲一流”的意思是，亚洲一流的教授、与香港大学教授同等的待遇、招最好的学生，当然，还有一流的硬件是有不差钱的深圳地方政府负责的。是不是一流的教授、一流的待遇、一流的生源、一流的硬件设施就会成一流的大学？这怎么听上去都让人觉得，只要有钱，就可以办成一流。显然，这样的“亚洲一流”，恐怕只能部分解决深圳地方政府追求的“城市形象”问题，而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是没有多大帮助的。

      大学之大，当然不在硬件条件一流，而在大学精神上的让人高山仰止。于此，吴家伟先生介绍了他在香港科技大学的经验。吴家伟先生说，虽然香港科技大学是理工科大学，但强调人文教育的重要性，为此专门设立了人文学院，倡导学生在人文学科的学分上应该占一定比例。朱清时先生却认为，人文精神的培养不一定要在大学，家庭、社会都是人文精神的培养场所。显然，朱清时先生将大学生当作中小学生来看待了，而忘记了大学本应是一个社会的思想高地，大学生将是引领时代的知识群体。

       朱清时先生认为，学术卓越才是大学精神。这个观点看似是不错的。不过，现场有人提出异议：缺乏人文精神的学术培养岂不等同于职业技术培训？大学的目的是培养一流的技术人员还是培养一流的人才？这个问题等于就是钱学森的“大师”之问了。朱清时先生对此只能说：我不熟悉人文学科内的亚洲一流教授，所以难以开展这些课程的设置；如果有这样的师资人才，当然可以考虑。但朱清时先生同时强调：人文领域的一流难以界定。这等于是说，南方科技大学不会像香港科技大学一样重视人文学科教育。

      朱清时先生强调的“学术卓越”，用他的话说是要像梅兰芳的戏班子一样，一切围绕着梅兰芳转，才会出大师。大学同理。这个比方是不错的。但如何达成“大学围绕教授转”？朱清时先生就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去官化、去行政化”。

       可是听朱清时先生的意思是，所谓“去官化”，是指其他政府行政机构不要去干预大学事务；“去行政化”的意思是大学里面不设行政级别——就如同他之前是副部级校长，但在南方科技大学没有任何行政级别。政府机构不要去干预大学行政事务，这是对的，“教授治校”是世界名校的基本原则。但很有意思的是，节目主持人立刻提了个问题：现在我们也知道流氓教授、学霸不少，如果没有行政监管，教授们乱来怎么办？（大意）。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是中国30年来各个领域改革当中无一幸免出现的问题，大学教授不是圣人，自然也难免。对此问题，吴家伟先生举了一些世界名校的例子来说明。他说，校长可以是任命的，但其他学院院长以及众多的内部监督机构的负责人都应该是教授选举的，这样，通过内部制衡、社会舆论监督以及政府（董事会）的例行检查，可以做到足够好的全方位监管。但朱清时先生有些不同看法，他谨慎地认为，也许有一半是可以选举的。

      这个“也许有一半是可以选举的”，让人摸不着头脑。对此，朱清时先生补充说：其实老红军更能管理好大学。他的意思是外行来管理大学或许更好，这就与“教授治校”的初衷完全背离了。面对“教授治校”可能涉及的未来的具体权力划分，朱清时先生举出“老红军治校”这样的极端例子来回应，真是让人遗憾不已。

      现在看来，朱清时先生打算在南方科技大学推行的一流大学理念与公众期待的高等教育改革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朱清时先生的大学精神，看似是缺乏人文精神的学术卓越、缺乏人文精神的硬件一流，朱清时先生的“去官化”、“去行政化”，看似也只不过是出钱的别管事，教授别多嘴——在大学内形成一个不要行政级别的行政管理小王国。

       当然，这或许不是朱清时先生的初衷，而只是他在履行新任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变通，就如有人问他是否会借鉴世界名校或香港经验创校时，朱清时先生回答说只会创立自己的特色一样。总之，现场听到朱清时先生对“一流大学”、“去官化、去行政化”、“学术卓越”的具体解释，还是让人吃惊不小，几乎颠覆了浏览众多媒体对朱清时先生的介绍文章时所留下的印象。也许，正如朱清时先生所说的，“应该务实一些”，国人的大学改革之梦没必要过多期待在朱清时先生身上吧。

 （2010年1月）

———————————————————————————————————————— 改革者被评头品足，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批评家站着说话不腰疼，具体做事的人，是最难的，尤其是改革者。所以，有人说先驱，即是先烈。
————————————————————————————————————看完全信，我认为说的很在理！
也可以看出，徐是一个真正的老学究！——————————————————————————————————我同意文中的某些观点，但对于把儒学当作一帖灵丹妙药则绝对不能荀同。
 改革者往往幼稚，但矫枉不免过正。这个社会实在应该对改革者宽容一点，否则将永远不会有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