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认罪书范文:中国近代贵金属币章之铸行

中国近代贵金属币章之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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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圆

币制

辅币

银本位

孙中山

中国

杂谈

中国近代贵金属币章之铸行
董文超
 
　　中国贵金属币的铸行，始于先秦，兴于宋、明，尤以晚清及民国前期为最盛。在该历史时期中，以机制白银铸币（包括中国自铸机制银圆及外国银圆）等为代表的贵金属币取代了传统外圆内方铜质制钱在市场中广泛应用，成为流通货币的主流。旧时的银两币制日趋没落，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币制--银元本位币制得以产生、确立，并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近代中国社会发展风云变幻，动荡难安。在该时期中，中国社会制度由封建制渐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制转化，并相继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及新民主主义革命。贵金属铸币之行用正处其时，因而不可避免具备极其鲜明之时代特色。成为探研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外交、军事、金融、交通及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化状况之珍贵宝物资料，亦系中国货币发展史研究之重要课题。　　　　　　　　　　　　　　　　　　　　　　　　　　　一公元15世纪，东方新航路开辟，中西海上交通渐趋发达，外国银元开始流入中国。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海禁渐开，外贸日益繁盛。贵金属铸币形式简单划一，名称单纯，计算、携带及授受方便，成色、重量标准，遂成商品交易急需。中国旧有银两币制因存在形式、种类名称过于复杂，成色高下不齐，平砝大小不一，称量、评色及计算极为烦难等弊端，不适应用，难以为继。而包括墨西哥、荷兰、葡萄牙、美国、日本等国家或地区银币在内之大量外国银圆，得以乘虚进入中国市场，且种类增多，流通范围不断扩大。据不完全统计，迄止1910 年，在华行用之外国银圆已逾15种，数量达11亿元之巨。外商大量输入重七钱二分、成色约百分之九十之银圆，与重一两、成色为百分之九十三点五之中国纹银等量交换，套取大量银锭出口。尤以鸦片贸易剧增，致使中国对外贸易出超严重，巨额白银外流，银价暴涨，危及国计民生。中国币制及货币流通极度混乱。显而易见，银圆已成西方列强控制其时中国政治经济与财政金融之重要工具。是故中国朝野有识之士莫不忧心如焚，纷纷提出改革动议，力主中央政府统一铸造银圆，藉以"维主权，存正朔，收利权，塞漏邑"，限制洋银流通，阻截白银外流，挽救国家经济。　　
　　近代中国官铸银币之尝试，始于清乾隆统治时期。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廷行令西藏地方政府，命由中央政府驻藏大臣监督，设炉鼓铸地区性流通货币--"乾隆宝藏"，用以驱除曾长期流通于该地区之廓尔喀（尼泊尔）劣质银币。次年，清廷正式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专立"钱法"一章，明令设"铸钱局（宝藏局）"于西藏，就地铸造统一官钱，且详列新铸官钱式样、成色、折算比价及由驻藏大臣亲自监督等项，确保此举顺利实施。"乾隆宝藏"银币乃是中国历史上首枚形制、重量、成色等皆由中央政权明文统一规定，严格督造并广泛行用之银质流通铸币，既开中国近代官铸仿外银圆先河，亦系中国中央政府长期在西藏拥有并全面行使神圣不可侵犯主权之象征。　　中国内地之银圆铸造，源于民间仿铸。由晚清名臣林则徐所奏"苏省并无洋银出洋折"所述可知，嘉庆、道光年间，民间已有仿铸银圆，而黄爵滋更于《纹银洋银应并禁出洋疏》中明确指出："自洋银流入中国，市民喜其计枚核值，便于应用，又价与纹银争昂，而成色可以稍低，遂有奸民射利，摹造洋板，销化洋银，仿铸洋钱，其铸于广东者曰广板；铸于福建者曰福板；铸于杭州者曰杭板；铸于江苏者曰苏板、曰吴板、曰锡板；铸于江西者曰土板。种种名目，均系内地仿铸"。中国早期自铸银币中，颇负盛名者有如清道光年间台湾省自铸寿星像府库军饷银饼（俗称老公银、老公饼）、如意银饼、笔宝银饼，福建省所铸漳州军饷银饼等。清咸丰六年（1856年），上海外商擅自以墨西哥鹰洋（西班牙殖民者在墨西哥所铸银币）代替本洋为记账货币，并厘定二者比价。上海道慑于外商压力，被迫同意鹰洋在当地流通，并指定王永盛、经正记、郁森盛三家商号兑换鹰洋。同时，仿效外国银圆形制，铸有重一两及五钱双面文字银饼一批共6种，史称"上海银饼"。同治初年，  
 
 
上海工部局又向香港造币厂定制上海壹两、上海贰钱银币，均未正式流通。
　　清光绪十年（1884年），中国自铸机制银币在历经近半个世纪反复论争、酝酿之后，始由吉林机器官局铸成。史载其时吉林将军希元曾奏请清廷，言及该省欠缺制钱，私商钱铺所发钱票流通于市，造成银价增昂，物价上涨，故由军饷中提取白银5000两，铸行币值分别为一两、七钱、五钱（半两）、三钱、一钱之五种银币。因满州语中"吉林" 意即"船厂"，当地银衡习用厂平，故该套银币即称"吉林厂平"。因其原本用作军饷，所定等值不合民间使用习惯，市面未及盛行旋被废止，传世极罕。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于广州筹创"广东钱局"，全套造币机械系从英国伯明翰喜敦造币厂订购，并延聘外籍技师。光绪十五年（1889年）该局投产，初铸共有五等币值之"光绪元宝七钱三分银币系列"与"光绪元宝七钱二分银币系列"（即史称"七三番版" 与"七二番版"者），成为中国近代官铸机制银圆之滥觞。惟因币铭"光绪元宝"被英文围绕，遭致清廷驳回，未正式发行。光绪十六年（1890 年）四月，该局铸行新版"光绪元宝七钱二分银币系列"，计分5种： "一号库平七钱二分，配纯银九成；二号三钱六分，配纯银八六；三号一钱四分四厘；四号七分二厘；五号三分六厘，均配纯银八二成"。正面镌刻汉、满文"光绪元宝"字样，并镌"广东省造"及纪值文字，背面中央均为蟠龙图案，环以英文币铭。"市面行用，商民称便"。后经清廷下令作为法币，终成晚清中国自铸银圆典型规范。　　
　　此后，各省群起效尤，竞相设厂鼓铸。其时，舆论认为自铸银圆可免银两解库出入之弊，调剂银之不足，可收利权，裕国利民，部分清廷官员亦以其为解决财政困难之救急良策。大利所在，故不待清廷下令推广，即已迅速在全国展开。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已有天津、广东、湖北、北洋、江南、新疆、安徽、湖南、奉天、吉林、黑龙江、福建、云南等十余个省区设厂铸币，并在不断增设中。由于各省各自为政，钱法混乱，导致所铸银币成色重量不一，且镌以省名，互相抵制，流通不畅。　　
　　面对全国竞铸银圆热潮。清廷力图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独占铸币盈利。遂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下令除广东、湖北两局外，其余造币厂全部裁撤，遭到地方势力强烈反对。同年，在北京筹办"京局"（即中央造币厂），拟铸"庚子京局制造光绪元宝银币"。该厂次年毁于八国联军入侵。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又建天津户部造币总厂，并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颁布"整顿圆法酌定章程"，欲铸大清金币，大清银币，大清铜币通行天下，以求统一货币铸行权，未果。后曾酌留江南、北洋、湖北、广东四处分厂，并令各省造币厂停止扩充，统一更名为某省户部造币分厂，所用币模均由总厂提供，亦不能如愿。与此同时，清廷内部围绕银圆以"两"为单位抑或以"元"为单位展开激烈论争，坚持"两单位"者依托慈禧太后为首之后党，赞同"元单位"者以拥护光绪帝变法维新为号召，由是，"元、两之争"遂成封建保守势力与新兴维新变法势力间权力斗争之一方面，两派针锋相对，论争愈演愈烈。此即史载之"两、元之争"。自光绪三十年（1904年）始，湖北、广东率先试铸重库平一两银币，天津户部造币总厂亦相继试铸"户部光绪元宝库平一两"，"丙午'中字' 字大清银币一两"等，均不能行。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又令户部造币总厂改铸重库平七钱二分银币，遂有"丁未大清银币"，为大清银行发行纸币筹备兑换基金所铸之"造币总厂光绪元宝"等面世。　　
　　至清宣统二年（1910），赞同"元单位"一派终占上风。是年四月，清廷公布"币制则例"，规定"中国国币单位，着即定名曰圆，暂就银为本位、以一元为主币，重库平七钱二分；另以五分、二角五分、一角三种银币，及五分镍币，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四种铜币为铺币。元角分厘各以十进，永为定价，不得任意低昂"。造币总厂按此条例先后铸行"宣统年造大清银币"及"宣统三年大清银币"等。未久，辛亥革命爆发，所有银币成品均提交军饷，流通市面。 
二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朝覆亡，中国延续两千余年之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亦告终结。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民国政府将原江南造币厂接收为财政部管理，开始铸行镌有孙中山先生侧面肖像，面值分别为一圆、贰角、壹角之"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后武昌造币厂亦铸黎元洪像"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　　
　　民国初年，中国市场银圆流通状况更趋混乱，既有墨西哥、日本等国银币，又有清季所铸各种龙洋，种类繁多，成色不一，加之市价时高时低，民众受害非浅。1914年2月，民国政府着手改革币制，公布 "国币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以求整顿并统一银币铸行。规定以壹圆银圆为本位币（即"国币"），分为壹元、半元、二角、一角四等币值。壹元重七钱二分，银九铜一；半元重三钱六分；二角重一钱四分四厘；一角重七分二厘，均为银七铜三，重量公差不逾千分之三等。并进一步规定凡在中国境内以国币授受者，无论何种款项，概不可拒绝。其后，为利于收兑各种龙洋改铸新币，又将壹圆币成色改为八九。"币制条例"之颁行，令中国近代币制暂时在形式上达到统一。1914年12 月，财政部天津造币总厂首铸新版银币，其正面镌袁世凯侧面头像及发行年号，背面镌嘉禾纹饰与币值，俗称"袁头币"，计有壹圆、中圆、贰角、壹角、五分共五等币值。因新币币型划一，花样全新，重量成色准确，易于识别，很快风行各地，在1914年至1921年间，曾多方鼓铸，为数甚巨，并逐渐排斥各种外国银币，成为其时中国流通银币中最重要币种。　
　　1927年，北伐战争胜局基本奠定，北洋军阀统治集团遭受沉重打击，国民党政府复都南京。因国民厌恶袁世凯窥国称帝丑行，政府有关部门为顺应民意，停铸"袁头币"，以民国元年版孙中山先生像开国纪念币旧模，略改英文币铭等，由南京、天津、浙江、四川等造币厂鼓铸，暂为替代。后因国内政令渐趋统一，各省造币厂陆续停办，银币滥铸现象获得一定程度控制，整顿币制良机初步形成。财政部开始于上海筹建中央造币厂，并着手拟定新版银本位币设计方案，委托奥地利、英国、美国、意大利、日本五国代刻孙像民国十八年（1929年）帆船图案银币币模，交杭州造币厂试铸之。　　
　　在银圆渐成近代中国本位货币之同时，曾沿用数百年之银两制度影响依然存在。自清季而至民国前期，中国国际收支，有如关税、监税、偿付外债本息等，因受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束缚，仍按银两折合，上海、汉口、天津等地仍然行用银两制度，国内大宗商业往来等亦以银两计算，从而形成两、元并用之双重币制。　　
　　此外，由于西方各国在19世纪末均已先后改行金本位币制，至 1926年印度完全放弃银本位币制后，中国遂成全球唯一以银为币国家，各国藏银大量涌入，严重干扰中国社会经济正常发展。清末以来，中国仅在因偿还国际债务而用白银折合金镑方面，即已蒙受巨额"镑亏"损失。民国前期，每年由于"镑亏"所致额外损失竟达1000万规元以上。因而国内"废两改元"呼声日甚一日。为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种种难题，国民党政府于1929年聘甘末尔等十余位美国财政专家来华，组成"中国财政设计委员会"，研究设计中国币制。1930年，该会提出"中国逐渐采用金本位币制法草案" （简称"甘末尔计划"）。次年，国民党政府拟用此法，向美国费城造币厂定制金本位币币模，计有一圆、半圆、贰毫、壹毫、半毫、贰仙六等币值。其中半毫、贰仙为镍质，余者皆为银币。1932年，由新竣工之上海中央造币厂试铸，但因"甘末尔计划"不合中国国情，遭到社会各界强烈反对，终未施行。　　
　　1933年3月，在几经反复，长期论争之后，国民党政府正式下令施行"废两改元"。规定"所有征收税款，自用银两交纳者，一律改用银本位币，或旧有一元银币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交纳；自用关金交纳，照旧交纳关金，但须以银本位币，或旧有一元银币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折合。各关一切开支，亦均改用银币"。此举之实施，先由其时中国金融中心上海开始，1933年4月6日起通令全国执行。至此，银两货币制度终告消亡，银本位币制得以确立。同年，上海中央造币厂根据"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草案"规定，开铸币值为壹圆之新版银本位币。其正面镌孙中山侧面像及纪年，背面镌中国双桅帆船图案、币值。中国民间习称此币为"船洋"，曾大量发行流通。　　
　　1933年至1934年间，美国为操纵国际白银市场，转嫁国内经济危机，争夺对使用银本位币制国家，尤其是中国之货币控制权，减轻银价下跌对国内银矿主压力等，实行包括"银购入法"、"购银法案"、"白银国有令"等在内之一系列白银管理政策，采取禁止白银出口及将白银收归国有等措施，令世界银价暴涨，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仅1934年7月至10月中旬，白银流出即达 2亿元以上。"国内通货紧缩之现象至为显著，因之工商凋敞，百业不振……，国际收支大蒙不利，国民经济日就萎败，种种不良状况纷然并起。……当时不采有效措施，则国内现银存底，必有外流罄尽之虑，…"币制改革刻不容缓。为此，国民党政府先于1934年10月颁布 "白银出口增税宝施令"，又于1935年11月决定"自本月4日宣布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所发钞券为国家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注：次年中国农民银行券亦成法币之一种）。至此，旧有银本位制度被不兑现纸币流通制度所替代，白银在法律上已不再作为流通货币，银币、厂条、生银、银锭、银块及其他银类开始退出中国货币流通领域。　　
　　在法币政策实施期间，美国政府多次干预，要求中国扩大白银用途，在美国铸造新版银圆，并增加中国货币准备金中之白银比重，放宽工艺用银限制。1936年，国民党政府被迫同意在美国象征性铸造银圆五百万元，即孙像民国二十五年帆船图案银币与孙像民国二十五年古布图案银币，其由旧金山造币厂铸造，币值分为壹圆、中圆两等。运抵中国后未经行用。次年，复铸孙像民国二十六年古布图案银币，传此币在运往中国途中，适逢抗日战争爆发，海口阻塞，运至香港后，不得不折返美国销毁，仅存少量样币。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权违背人民意愿发动内战，不仅在军事上连遭失利，且国统区通货膨胀亦空前严重，金圆券币值暴跌，经济崩溃迫在眉睫，1949年6月25日，国民党政府规定银圆一元等于金元券五亿元，黑市比价更高达25亿元，许多地区出现拒用金圆券风潮。7月 1日，国民党行政院通过《银圆及银圆兑换券发行办法》，规定："货币单位定名为银圆，净重26.6971克，成色88％，含纯银23.493448 克；银圆及辅币由中央造币厂铸造，中央银行发行，同时以十足准备发行银圆券，准备之中60％为黄金、白银及外汇，银圆不足时兑换黄金；银圆、银圆券等不得伪造、变造，违者依妨疑国币惩治条例治罪"。企图通过恢复银本位制，挽救千疮百孔，陷于瘫痪之国统区经济。云南、贵州、四川、新疆、甘肃、绥远等省后开始铸造银圆，但终究大势已去，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之颓败，已非改革币制可以挽救。
三
　　在探研近代中国银质铸币有关问题时，银质辅币之铸行不容忽略，银辅币以其铸额巨大，流通广泛，皆在壹圆型银质主币之上。所谓辅币，系指币值分别为库平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及五钱、四钱、三钱、二钱、一钱、中圆、半圆、伍角、贰角、壹角、贰毫、壹毫等币值之银币。中国民间称之为"小洋"、"银角"、"毫洋"等。　　
　　近代中国银质辅币之铸行，当以新疆地区为先，清同治末年至光绪初年，当地已普遍行用各种不同名目之小天罡银币。至于内地省区，则始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广东所铸"广东省造光绪元宝库平三钱六分、库平一钱四分四厘、库平七分二厘、库平三分六厘"。此四等辅币之币值，重量及直径等，皆成其后各地铸造银质辅币所循规范。在各种不同币值之银质辅币中。以库平重一钱四分四厘及库平重七分二厘者（即贰角型与壹角型银币）大小适中，交易方便而为民众乐于使用，流通最广，为数最巨，民间习称其"双毫"、"单毫"。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各地货币流通领域中，银质辅币所占比重远大于银质主币之现象十分普遍。尤以广东、福建、广西等地绝少铸造银质主币，所行皆系贰角型及壹角型银币。据有关史料记载，民国前期，广东以"毫洋"（即贰角型银币）为货币单位，"物价之标准，契约之缔结，以及租税之征收，均以毫洋计算"。可称"不通用大洋（即银质主币）之省份"。　　造成近代中国银质辅币发行数额巨大之根本原因在于其成色较低，铸造盈利远大于银圆，因而各省竞相仿铸，漫无限制，至清代末期，即已失控。以致数量泛滥，种类纷繁，成色低劣，无法平价兑换银圆。对此，清廷曾多次立例制止，均未奏效。民国前期，政府亦于《国币条例》中明确厘定银质辅币重量、成色，且令天津造币厂于1916年开铸统一辅币。但各省仍以滥铸辅币作为地方财政收入之重要来源，不仅毫无罢手之意，更变本加厉，铸币品种、数量较之清季更甚，成色、重量愈为降低，流通状况趋混乱。大量劣币充斥于市，导致贬值严重，民众深受其害。及至30年代，银质辅币才渐由银行发行之辅币券所替代，退出近代中国货币流通领域。　　 
　　此外，民国初期，天津、武昌、南京、云南等造币厂又曾先后铸造多种镌有其时政要人物肖像之银质纪念币章，此类币章或系政府方面授意铸造，或系各地政要自行鼓铸，或系某些造币厂员工戏作，品种名目甚多，竟成一时风气，亦形成中国货币文化发展进程中贵金属纪念币章铸造高潮之一。较为突出者，有如黎元洪像民国开国纪念币；袁世凯像民国共和纪念币；唐继尧像拥护共和纪念币；徐世昌像"仁寿同登"纪念币、章；曹锟像宪法成立纪念章；段祺瑞像民国执政纪念币；张作霖像纪念币、章；陆荣廷像及倪嗣冲像纪念章等等。其中除极个别币种会行用于市外，绝大部分系满足军、政要员蛊惑人心，沽名钓誉及馈赠等所需。不曾参与货币流通。然此类币章风格各异，独具特色，铸工较为精湛，具有一定艺术与观赏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时中国铸币工艺之水准，不失为该时期银币铸行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相反，近代中国金质铸币为数甚稀，在流通货币中仅扮演配角。众所周知，黄金作为珍罕难得之贵金属，自古被中国民众视为贮藏保值之重要手段。虽中国古籍中不乏历代用金为币之记载，亦见有相关实物资料存世。但此类铸币之用途多限于赏赐、祭祀、进奉、布施、馈赠及殉葬等。鲜有大量鼓铸，以其充当流通货币者。此种状况，清代及民国时期亦未改观。　　
　　在近代中国，由中央政府令铸法定流通金币之例仅见于清代末年。其时清廷曾酿进行币制改革，设想在中国确立金本位币制，并欲铸"大清金币、大清银币、大清铜币"等，以求藉此统一通货。为此，天津造币厂奉命试铸"丙午年造大清金币库平一两""丁未年造大清金币库平一两"、两种金币。然是项计划终因国库空虚，存金无多而告夭折。"大清金币"亦未行用，仅有少量样币传世。　　
　　概而论之，中国近代金质铸币中之绝大多数，乃属非流通之金质样币，银币金样，试铸币及纪念币、章之列。此中较具盛名者，除"大清金币"而外，又有"户部光绪元宝银币金样"、"四川省造卢比金质样币"、"宣统三年大清银币壹圆（长须龙）银币金样"、"孙像民国开国纪念币壹圆银币金样"及贰角型金币，"袁像民国共和纪念币壹圆银币金样"、"袁像民国八年造贰拾圆、拾圆金币"等等。近年来，又陆续见有"光绪辛丑吉林银圆局造金圆流通"、"福建官局造光绪元宝银币金样"、"民国十六年张作霖像伍拾圆金币"、"赵恒惕像湖南省成立纪念银币金样"等珍品面世。　　
　　尽管如此，在其时新疆、西藏、云南等边疆地区，金币仍于当地货币流通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清同治年间，新疆南部已有中亚浩罕国入侵者阿古柏建立之伪政权铸行"铁拉"金币流通。1907年，新疆藩司王树楠建迪化银圆局，利用当地产金甚丰之有利条件，铸有"饷金二钱"、"饷金壹钱"两种流通金币。民国前期，云南省曾陆续铸行币值不同之"唐像拥护共和纪念金币"、 "滇字金币"等。西藏亦于1918年至1920年间铸造币值为二十两之"色章果木"金币，此类金币之铸行，多系当地政府筹措资金，应付军、政开支短缺或弥补市面通货不足等所为。后因金价不断上扬，金币多被民间兑换收藏，无以为继等而相继停铸，流通时间甚短。　　
　　此外，1949年前后，由于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空前严重，经济濒临崩溃，被迫恢复银本位币值，复铸银币。此间，川省曾拟铸金币投入流通，面值分别为伍钱、贰钱五分、贰拾元，当银圆拾元等，均仅见铜样存世。

四
　　在中国近代贵金属铸币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人民革命政权所铸银币尤为引人瞩目。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率领全国民众开始进行长达二十八载之反帝反封建新民主主义革命。其自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即组织工农革命武装，反击国民党反动势力进攻。先后创设海陆丰、湘赣、中央、闽浙赣、湘鄂赣、湘鄂西-- 湘鄂川黔、鄂豫皖、川陕、陕甘等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其时，为冲破国民党反动势力之经济、军事封锁，各革命根据地相继成立银行，发行包括纸币、银币乃至布币等在内之各种流通货币。以银币而言，早期铸币有鄂西北革命根据地鄂北农民银行发行之"中国苏维埃共和国造壹圆"、"1931年中国苏维埃共和国国币壹圆"、湖南平江县苏维埃政府铸造之"平江县苏维埃政府一九三一年制壹圆"及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所铸"湖南省苏维埃政府一九三一年制壹圆"等，其后，鄂豫皖、中央、川陕及陕甘革命根据地等于1932年到1935年间均先后设立银行及造币厂，铸行银币。此中以中央革命根据地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造币厂及川陕革命根据地所辖川陕省造币厂铸银币数量最巨。大量人民革命政权自铸银币之行用，无疑对保障各革命根据地经济独立自主，稳定金融市场，确保革命武装给养，改善当地民众生活及粉碎国民党反动势力军事围剿，壮大革命武装力量等皆产生极大影响。其乃中国共产党领导各革命根据地民众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政治、军事和经济斗争之历史见证，亦为中国劳苦大众自己掌管货币铸行权之伟大实践，实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革命政权金融事业不可或缺之构成部分。在中国货币发展史上占有极其显要、独特之地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之"人民币"成为中国唯一法定本位货币。但建国之初，部分边远地区仍有银币行用，其主要集中于川、滇及西藏等地。尤以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为尊重藏族人民在商品交换中长期以银为币习惯，保护其合法权益，特许该地区暂时行用银币，并由内地调拨袁像民国纪年壹圆银币等入藏，缓解通货不足，且将原西藏地方政府所铸银、铜币等作为辅币流通。至1959年7月15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公布关于在西藏全区普遍发行人民币之公告，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之人民币行用全区，任何人不得拒绝收受和贬值使用。允许"袁像银币"与人民币按1∶1.5之比价继续流通。1959年8月10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发布收兑藏币（原西藏地方政府发行之货币）之公告，宣布当日起废止藏币流通，并由中国人民银行西藏分行公布藏币兑换范围与兑换比价。自此之后，银质铸币在西藏地区流通范围日渐缩小。 1962年5月10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西藏自治区金银管理和禁止外币、银行流通暂行办法》，彻底废止银币流通，使之最终退出货币流通领域。至此，中国近代一百余年行用银质铸币及货币市场紊乱，货币多元化之历史宣告终结。人民币作为国家法定货币完全占有大陆市场，并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真正实现货币制度统一。　　　　　　　　　　　　　　　　　　　　　　
　　　　　　　　　　　　　　　　　　　　　　　　五 　　
　　中国近代货币发展最为引人瞩目之变化，当属银圆本位币制之确立。此种币制乃是在与封建保守势力及西方列强入侵进行之艰苦斗争中得以逐步产生，发展。事实表明，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相对较为进步之新币制，终究能够淘汰封建性质极浓之旧有银两币制。同时，新币值之确立，亦揭露出封建保守势力在币制问题上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及列强入侵中国之一个侧面。显而易见，大量中国自铸银币之行用，既顺应广大民众抵制外国银币侵扰中国市场之意愿，又合乎其时社会经济发展之客观需要。在推动中国货币发展冲破旧有封建落后币制束缚及列强干扰，使之跨上现代币制阶梯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社会经济之转变、发展。　　
　　此外，中国近代贵金属铸币之铸行，又系中西货币文化相互碰撞、交融之重要产物。此前之两千余年间，中国铸币长期沿用先秦时期所创手工铸造技术，钱币形制亦代代相袭外圆内方之制。管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是项工艺及钱币形制可以满足社会经济及货币流通所需，且相对占有较为先进、优越之地位。但时至近代，世界许多国家之社会经济发展已进入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时期，包括铸币在内之各项生产技术及设备等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相形之下，中国传统铸币技术明显落后于人，甚至无以适应本国经济发展之需。19世纪中、后期，伴随外国银币大量涌入及列强势力东渐，西方货币文化对中国近代币制及铸币生产领域之影响不断增强。1889年，"广东钱局"率先自英国伯明翰喜敦造币厂订购铸币机械设备，延聘外籍技师入厂工作，开中国近代机制银币铸行之先河，此后，各地造币厂多见有由国外购入机械或委托雕刻币模者，如"庚子京局制造光绪元宝"银币币模，"陕西省造光绪元宝"银币币模、"孙像民国十八年帆船图案银币"币模等皆属此列。在华工作之外籍铸币专家中，意大利籍雕刻师L.GIORGI尤负盛名。据载其受聘于天津造币厂期间，曾主持雕刻包括"宣统三年大清银币"、 "袁像民国纪年银币"等在内之诸多币模。正因为如此，近代中国铸币生产能够逐步抛弃旧有手工艺铸造落后方法，转而大量采用先进铸币机械设备，铸造工艺水准迅速提高，并形成相当规模之生产能力。在铸币形制等方面，则既秉承中国铸币以书法艺术见长之传统，又注重吸收、融汇西方近代铸币造型美观，雕刻入微之优点，逐渐形成以币铭为主，图案为辅之独特风格。同时，还通过生产实践培养造就出大批本国铸币专业人材。有如是者，皆为自制银币大量行用，银圆本位币制最终确立奠定前提，铸币生产亦得以跻身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之行列，并占有一定地位。　　　中国近代贵金属铸币之行用，为时虽不过百余载，却已历经由繁渐简，由分散铸造渐趋形式统一之复杂过程。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被迫与西方列强相继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之不平等条约，割让大片领土，支付巨额赔款。1851年爆发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历时14年，纵横18省，更严重动摇清廷统治基础，使之陷入空前政治、经济危机之中。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廷不遗余力，兴兵围剿，军费开支浩繁，国库空虚至极。同时，中央政府权力日渐削弱，各省地方行政长官则开始执掌实权，划地为牢，各行其事。在此情形之下，铸币权失控势属必然。因难以由中央政府获得财政支持，各省纷纷设厂铸币，企图以铸币盈利弥补地方财政不足及扩充军事实力等。一发而不可收。民国前期亦然，各军伐集团拥兵割据，连年混战，铸币混乱较前代尤有过之。清末及民国时期铸币纷乱、失控见之于诸多方面。以银币铸额而论，据不完全统计，仅民国初期十余年间，各地所铸壹圆型银质主币为数即达14亿元之巨。加之各省铸币图案、形制、币值、计量单位、成色及铸造工艺水准等皆参差不一，又镌本省省名于币上，遂致甲省铸币难行于乙省。即便在同一省份，仅因造币厂人事变动，亦导致前后铸币版别各异。历届中央政府虽曾屡颁条例，三令五申，订立法定货币，终无所获。且其自身铸行之银币，形制、重量及成色标准等亦变幻频繁，反复不定。可以断言，在近代中国，货币铸行权从未有过真正统一、集中。故此，铸额庞大，铸地分散，品种、版别繁难，成色、铸工优劣悬殊，流通混乱，始终未能确立完整银本位币制，可谓中国近代贵金属币铸行之一大弊端（抑或特征）。　　
　　透过对近代中国金银币铸行沿革之探索，足可见出，币制变化与社会政治变革关系紧密。显而易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制社会中形成之近代中国银元本位币制，始终难以摆脱其时列强金融侵略及政治压迫厄运。其时中国金融市场之银币价格，即受在华外商银行操纵，又受国际银价涨落牵连，无法保持其独立自主性，对近代中国银币之币值稳定影响甚重。同时，清廷及民国政府对于与银元本位币制有关之问题，时有激烈论争，如清代之"元、两之争"，即属新旧势力权力斗争内容之一。而民国时期"废两改元"之争等，亦系代表各种利益集团之对抗。凡此种种，无疑对于近代中国银元本位币制之完善打击沉重，并令其在各种统治集团进行之权利竞争中停滞不前，甚至退化，最终在世界经济潮流冲击下趋向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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