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醉生梦死是什么意思:传奇女性朱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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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政协副主席朱旦华的本名姚秀霞，祖籍浙江宁波，在上海长大。２０年代，朱旦华考入上海务本高中师范专科学校。
在这里，她接触到上海地下党，开始参加进步活动。１９３７年冬，朱旦华被党组织送往延安。１９３８年１月，朱旦华在陕北公学入了党。从陕北公学毕业后，朱旦华被组织分配到新疆一所女中教书。在那里，朱旦华经邓发介绍，结识了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１９４０年两人结婚。１９４１年２月朱旦华生下她惟一的孩子毛远新。１９４２年９月，盛世才“翻脸反共”，突然间将新疆共产党人一一抓进监狱，连小孩也不放过。毛泽民被秘密杀害。那一年朱旦华刚刚３０岁，和毛泽民结婚不到４年。
１９４５年，朱旦华和一百多名关押在新疆监狱的战友一起，被营救回到延安。第二天，朱旦华带着毛远新去看望大伯毛泽东。那天毛泽东正在窑洞外边散步，一听警卫员介绍，双手就把毛远新抱起来，两眼望着侄儿，眼睛慢慢地潮湿了。毛泽东动情地对朱旦华说：“你们受苦了。”又连忙吩咐李讷快叫“婶婶”。李讷很喜欢这个比她小半岁的弟弟，当时还递上她舍不得吃的半块烙饼。
不久，朱旦华被分配到中央妇委，和蔡畅、康克清、帅孟奇等女革命家一起工作。她编报纸、写材料，夜以继日忙得很。毛远新被送往中央托儿所，和不少中央领导的孩子寄宿一起，毛泽东一家人也经常把毛远新接过去，和李讷一起玩耍。
１９４９年的端午节，这时中央机关已搬到了北平。由帅大姐作为介绍人，邓大姐作为证婚人，朱旦华和方志纯举行了婚礼。方志纯是江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方志敏的堂弟，曾和妻子方朗一起被党派到苏联学习，４０年代初回国也留在新疆工作。朱旦华与方志纯夫妇是多年的好战友。后来方朗在西柏坡因病逝世。婚后没多久，毛泽东签发了方志纯为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委任状。
解放初期，朱旦华先后担任了江西省妇联宣传部长和江西省妇联副主席、主席。１９５１年朱旦华作为江西省妇联代表到全国妇联开会，毛远新也吵着要到北京去。毛远新从小在中央托儿所长大，后来这些烈士和高干的孩子多读育英小学，毛远新也闹着重回北京读书。朱旦华把他带到会场，康克清一边摸着孩子的头，一边慈爱地说：“开会带个孩子怎么行，我们把他送到他伯伯那里去。”休会时，朱旦华带着毛远新来到大伯毛泽东的家里。毛远新跑到毛泽东跟前，缠着说：“大伯，我要来这里读书。”毛泽东摇摇头：“在我这里是温室的花朵，跟妈妈可以经风雨见世面。”毛远新大声“抢白”：“我也不住你这里，我住学校，怎么是温室的花朵呢”侄儿天真有个性的反驳，引逗得毛泽东哈哈大笑。江青在一旁也笑了起来。江青把朱旦华拉到一边，说：“自去年毛岸英牺牲后，润之从来没笑过。今天头一次大笑。孩子就放这儿吧。”解放初期的江青，倒没有后来那样专横跋扈，大面上还是很娴静的。这样，毛远新留在了毛泽东身边，而不是像有些报刊上宣传的朱旦华临回南昌前“跪拜托孤”。
毛远新虽然只比李讷小半岁，小时候个子却比李讷矮一个头，李讷、李敏都亲切地叫他“小豆豆”，关系非常融洽，江青也很喜欢他。５０年代，毛泽东休息时出外散步，暑期到北戴河避暑，身边往往带有三个孩子，那就是李敏、李讷、毛远新。在假期随主席外出，暂时不能回南昌的时候，毛远新总是给母亲寄上一封信提前告知。回北京后，毛泽东往往嘱咐毛远新回南昌探望母亲。这样，毛泽东和朱旦华的关系一直是比较亲近的。毛泽东南行南昌或在庐山开会，往往会接见方志纯和朱旦华。１９５９年７月贺子珍上庐山，晚上和贺子珍住在一起的人就是朱旦华。
“文化大革命”中，朱旦华、方志纯都受到冲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朱旦华、方志纯恢复工作。后来方志纯病重直至病故，朱旦华都是尽心尽力地照顾他。在此同时，朱旦华老骥伏枥，先后担任了江西省妇联主席和省政协副主席。现在朱旦华已离休，仍坚持学习和写作。
（摘自第１１期《人物》作者：马社香）
附：方志敏烈士的文章：《清贫》
《清 贫》
方志敏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民党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已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身边有没有一些积蓄，那我可以告诉你一桩趣事：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一个最不幸的日子，有两个国民党军的兵士，在树林中发现了我，而且猜到我是什么人的时候，他们满肚子热望在我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或者搜出一些金镯金戒指一类的东西，发个意外之财。哪知道从我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时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他们于是激怒起来了，猜疑我是把钱藏在那里，不肯拿出来。他们之中有一个，左手拿着一个木柄榴弹，右手拉出榴弹中的引线，双脚拉开一步，作出要抛掷的姿势，用凶恶的眼光钉住我，威吓地吼道：
“赶快将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把你炸死去!”
“哼!你不要作出那难看的样子来吧! 我确实一个铜板都没有存；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我微笑淡淡地说。
“你骗谁!像你当大官的人会没有钱!”拿榴弹的兵士坚不相信。
“决不会没有钱的，一定是藏在那里，我是老出门的，骗不得我。”
另一个兵士一面说，一面弓着背重来一次将我的衣角裤裆过细地捏，总企望着有新的发现。
“你们要相信我的话，不要瞎忙吧! 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的，个个都有钱，我今天确实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啦!”我再向他们解释。
等他们确知在我身上搜不出什么的时候，也就停手不搜了；又在我藏躲地方的周围，低头注目搜寻了一番，也毫无所得，他们是多么的失望呵!那个持弹欲放的兵士，也将拉着的引线，仍旧塞进榴弹的木柄里， 转过来抢夺我的表和水笔。后彼此说定表和笔卖出钱来平分，才算无话。他们用怀疑而又惊异的目光，对我自上而下的望了几遍，就同声命令地说：“走吧！”
是不是还要问问我家里有没有一些财产？请等一下，让我想一想，啊，记起来了，有的有的，但不算多。去年暑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 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已交给我的妻放在深山坞里保藏着--怕国军进攻时，被人抢了去，准备今年暑天拿出来再穿；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财产了。但我说出那几件"传世宝"来，岂不要叫那些富翁们齿冷三天？！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写于囚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