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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统计内幕令人忧
昵称：沃府藏珑     时间：2011-06-21
中国的GDP，对于老百姓来说，有点像雾里看花，只有拨开层层迷雾，才能看清庐山真面目。
不妨先听一段社会上曾经流传甚广的顺口溜——四大虚：领导的肾脏、秘书的稿子、小姐的感情、统计局的报表。
其意虽有些偏激，但由此不难窥见中国式统计数据在老百姓心中的公信力受创之深之重。
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其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8%。可是，有许多国人对这个增长率表示怀疑，“按照这个增长率，中国人一个个应该富得流油了，可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很穷啊”——这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说法。
不知从何日开始，国人不再相信中国的统计数据，一提起某地经济增长率有多高；某地GDP有多少；某地的房价多少；某地为老百姓办了多件好事实事等等，许多人都会将脑袋摇晃得像拨浪鼓一般，冲口而出的就4个字“假的，别信”！
也莫怪国人不相信官方的统计数据，因为许多由国家统计局等权威机构发布的统计数据，不但与老百姓的感受相去甚远，而且经常发生同一项内容的统计，此数据与彼数据对不上号，让老百姓如同看万花筒——观察到的图景非常美丽，但它是根据光学的反射原理变形了的图景。权威部门的数据一个比一个“有看头” ，但经过官员头脑的“折射”后也一个比一个虚假。有人因此而将我们的统计数据，称之为“中国式”统计数据。
地方和部门在GDP上的“长袖善舞”，说穿了还是因为此般“舞蹈”有人欣赏，既能赢得“粉丝”、又能收获“票房”，自然前赴后继、乐此不疲。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式”统计数据的“乱”象。
中央和地方“各吹各的调”：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 统计统计，三分统计，七分估计”的顺口溜了，不过那个时候，虽然统计数据也是水淋淋的，但至少是一个口径，信不信由你。自1985年起，GDP核算就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同时分别进行，国家和地方分别核算GDP，国家统计局对各省份GDP进行审核。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地方政府GDP之和与全国GDP总量，就有了统计数据上的差距。例如2004年地方经济增速就高出全国3.9个百分点，2007年上半年各省GDP高出全国1.24万亿，2008年上半年各省GDP高出全国2009年上半年，相差1.4万亿，2009年全年相差2.68万亿。 2010年截止7月29日，全国31个省市GDP加总之和为187379.792亿元，高于此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172840亿的数值，高出部分达14539.792亿，约为8.4％。毫无疑问，地方GDP是注了水的。
GDP注水问题有两笔糊涂账：其一是真相不明，究竟哪些省份的GDP注水了，地方GDP之和高于全国数据有多少是重复统计造成的，有多少是统计资料不一致造成的，又有多少是弄虚作假造成的，这些全然是一笔糊涂账，普通民众无法知晓，官方也是糊里糊涂；其二是无人担责。统计造假是一种违法行为，如何惩处《统计法》有明确规定，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没有听说哪个官员因数字造假被追责，GDP注水问题年年出现，年年不了了之，没有人纠正，没有人追查，没有人担责，全然是一笔糊涂账。
房价“涨”出了三个权威统计数据：
2010年2月2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5%。与此同时，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公布的2009年房价涨幅是24%，而国土资源部下属的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全国城市地价监测组公布的住宅价格上涨为25.1%，是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国土资源部相关人士坦陈：地价成为助推房价上涨的关键因素，一线城市地产泡沫严重。
1.5%、24%、25.1%，都是权威部门发布的数据，究竟哪一个是真的？不用说，后两个数据更贴近公众的感受。
假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只是差了一个小数点，那还情有可原，但相差太过悬殊，其背后就意味着统计部门统计的随意和不负责任。拿着房产商提供上来的数据做统计，做出来的数字自然就完全背离了老百姓对房价上涨水平的基本认知，难道统计局的人就不食人间烟火？有人尖锐的指出：国家统计局有关房价上涨的数据，实在是侮辱老百姓的智商！
还有的地方的房价，统计部门一个数字，房地产局一个数字，建委又一个数字，中介机构还有一个数字，数字彼此打架，公众雾里看花，该听哪一个？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市场信号？有关部门在公布房价数字时，能否公布得更详细一些，这些数字是如何出笼的，是不是应该向公众交代清楚？不过，要想挤掉房价数字上的水分，让房价接近真实，就必须公开房价成本的真相。
另外，在中国收入分配这一问题上，城镇职工年均工资的数据也大有忽悠人之嫌。
2009年4月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8年全国城镇职工收入，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9万元，增长17.2%，日均111.99元。根据统计局的这份报告，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证券业；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即公务员）中，平均工资最高的是机关；最高与最低平均工资之比是11：1。2010年4月统计局又有数据显示： 2009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税前工资约为2500元，同比增长12.9%。
单纯以统计数据而论，我们是丝毫看不出中国的贫富悬殊在日益恶化，尽管联合国的报告早就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越国际警戒线。反而是全国城镇职工的收入在不断增长，职工们个个生活安康、衣食无愁。
但有一个事实被这年的统计数据忽悠了：2008年，电力、移动、金融、烟草、石化等垄断行业的员工仅占全国就业人群的8%，其工资总额却占全国的50%，与其他行业收入形成巨大反差。一般行业的普通打工族，年收入不过万元左右。
更令人心惊的是，从报告的统计口径可以看出，这份报告的数据反映的是全国城镇职工收入，而不是全国人民的收入。这份官方统计报告有意无意将9亿农民排除在外，而9亿农民中有多少能达到城镇职工的最低平均收入呢？又有多少能达到年收入2.9万元呢？当然，央视报道新农村中的典型户不在我们考虑的范围内，彼此心照不宣。
如果计入这9亿农民（包括农民工），扩大了3倍的基数后，我们的年收入还有多少？我们又怎么能忍心、狠心将最朴实、最勤劳的中国老百姓弃之不顾呢？
同时，还有许多民企私企的员工都未纳入统计，诚如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教授金勇进所说：“中国城镇在岗职工的2.4亿人当中，目前纳入统计口径的只有1.2亿人，有50%的雇员没有被覆盖，而私企工资水平只相当于‘平均工资’的6成。”这样的统计数据又怎么能真实地反映出社会现实呢？又怎么可能给决策部门提供可靠的科学决策依据呢？
“中国式”统计数据为何会失真？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的统计方法、统计理念乃至统计的指导思想，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让统计数据这块净土蒙受了不正之风和歪门邪道的“侵蚀”。
以GDP为例，中央和地方存在一定差距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差距达到数万个亿，暴露出的问题就太多了。我们的统计数据是怎么出台的？分析起来，大抵有如下6个“背景：
“摸”出来的数据——
中国是一个喜欢用数据说话的国度，许多汇报材料，都涉及到各种各样的统计。但许多从事统计工作的人，都没有学过《统计法》，因而对《统计法》缺乏认知度，加上有的地区和单位统计基础薄弱、人员调动频繁、业务素质不高、报表时间不合理、相同统计指标与会计核算口径不一致等因素，使得统计数据具有极大的随意性。许多人不懂统计方法，更不懂统计的重要性，统计数据在他们的脑海中就是玩“数字游戏”。有的统计内容和统计项目连领导也是“一团糊”，于是他们就凭着个人的经验和想象，“摸摸后脑勺，一摸一个数”，搞应付式统计数据。有的领导干脆将统计数据“全权”交给办公室写材料的人：“你自己看着办吧，只要看上去合理就行！”写材料的人便像剧作家编造荒诞剧那样一通胡编乱造，只要将所有要求统计的内容都没有留下空白就“OK”了。
大凡新闻记者，都有过“摸”数据的经历，因为许多稿件尤其是经济类的稿件，为了让其顺利发表，便靠“摸脑勺数据”来应对。同时，新闻记者也会经常遭遇“摸脑勺数据”。2009年，湖北日报的一位记者到一个“水果之乡”去了解水果年产值时，接受采访的乡长先是说950多万元，随后马上又改口说是1750万元，记者问其何故前后悬殊这么大，乡长说他也是估计的，只不过前一个数据估得太低了。乡长的回答让这位记者啼笑皆非。
中国4万多个乡镇和数十万个村委会年底做统计报表时，往往是乡镇有关负责人把各村的支书集中到乡镇政府，让村支书轮流报“数据”。许多村支书对全村的情况只是一本糊涂账，上报数据时也就全靠“摸脑勺”。
这种为了应付汇报、应付检查、应付采访，而随意编造、炮制、估计和“想象”的数据，实在太多太普遍。数据靠“摸”的根源，在于对统计数据之无比重要性认识不够。曾看过这样一幅统计对联：“计山计水计经济囊括四海，统天统地统社会包揽五洲。”横批是：“天下归一统。”一个地区，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城乡人口，有多少就业岗位，人均收入有多少，物价水平有多高，这些问题都弄不清楚，又如何发展经济？一个国家，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生产总值，有多少财政收入，有多少能源供应，有多少外汇储备，又如何在全球的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又如何面对激烈的世界竞争？可以说，统计工作几乎能触摸到国民经济的每一根神经，它的重要性非比寻常。
“吹”出来的数据——
坊间流行着“吹牛皮不犯法”的说法。2010年6月在南非举办的足球世界杯赛上，人们见识了朝鲜队的“吹牛”水平：球技很一般的朝鲜球队却喊着要靠精神，甚至靠领袖的指示来赢球；世界排名仅106位，却嚷着要斩巴西、拔葡萄牙、踩科特迪瓦。可俗话说，“胖子不是一天吃成的”，足球也不是一天练成的，6月25日的小组赛第三轮过后，朝鲜队只能以3战3败、净吞11球的战绩，黯然地打道回府了。
国人的“吹牛”的嗜好，也丝毫不逊色于朝鲜。早在五十年代，就有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搞起了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1万至12万斤玉米、稻谷。时下，一些地方令人炫目的GDP数字、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招商引资金额、城乡居民的收入、节能减排等凡能展示个人政绩的统计数据，大都是当地官员“吹”出来的。
有报道说，2009年广东试行政务公开，让一些官员在网上公示履行基础教育工作职责的报告，但结果却变成“吹牛”比赛，继广州一名副市长网上公示述职报告，自评工作表现98分后，佛山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也相继在网上公示各自履行基础教育工作职责的述职报告。三位官员的自评分均为97分，自评等级为“优秀”，而早前端州一位官员还为自己打出100分的成绩。毛泽东生前对自己一生的功过自评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由后代决定；邓小平对自己的功过自评是“三七开”。与这两位元老的谦虚相比，现在官员太会吹了，人人九十多分，几近完美。看来他们比开国领袖都做得好，比得上“十全武功”的乾隆皇帝。
安徽省原常务副省长王怀忠，不但是一个“贪污王”，也是一个“吹牛王”。在他倒台以前的任期内，安徽省每年向中央上报的GDP增长是年增长22%。据安徽省计委官员说，这个数字还是他们力争减下来的。王怀忠订的标准是28%，计委干部觉得太高了，让人家觉得不真实，于是反复跟王怀忠讨价还价，才砍了6个百分点。
河南省延津县将自己吹成“小康县”，宣称“农民人均收入高达5281元”，结果引来老百姓的一片哗然，一些农民批评道：“俺县的小康是：小康小康天天吃糠”、“ 我们延津县的政绩是吹出来的，当官的说瞎话不眨眼，他们把政绩吹破了天。”有的农民在接受中国百姓良心网记者的采访时直言“我们都不知道上报的人均收入是多少，那这些数字是从哪儿来的？属实不属实？”而从各种媒体上知道当地政府上报的人均纯收入数字的村民，基本都认为数字“太虚假”。
既然一个县的政绩数据含有“吹牛”的成分，那么汇总各地证据数据的全国性数据，自然也少不了“吹牛”的成分。
“压”出来的数据——
互联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副对联：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级级加码马到成功；下层蒙上层，一层蒙一层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一级蒙一级。这副对联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统计领域存在的问题。
有的官员或许并不想让统计数据失真，但颇有些“心”不由己。据了解，许多县市每年年终做统计报表之前，上级已有各项指标下达到乡镇，乡镇统计站的任务便是把指标分解到村，这些指标是万万不能违背的。例如耕地总面积，是不许减少的；人均纯收入是要落实年初规划的；粮食总产是只许增不许降的。这种分解指标式的统计方法是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然而奇怪的是，下面基层提供的“注水数据”一到上面，就成了凿凿可证的经济形势大好的依据，让全国人民为此而欢欣鼓舞。一位网民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我以前也做过统计，其实我们基层的统计是按上面一级的要求数据来上报的，比如一个地市级政府要求每个县市级政府今年的完成指标是什么样的（基本上比上年增长10％左右，年年递增），然后县市级政府要求下面的乡镇级政府比上年增加10％来上报，以此类推。一个企业实际年生产值为一个亿，那么起码上报时要报二个亿，统计局的人明确指示我们要这样报，还说这跟税务部门没关系的。不管你是否完得成完不成，这样报就行了，而且是必须的。”
尽管现在按国家统计局要求，建立GDP下算一级制度，上收下级GDP发布权限。这种做法使县长、书记随意夸大GDP数据变得比先前困难了，因为县一级的GDP由地市来算，而不是县长、书记想要什么数据就可以要到的。但地市领导干部实际上仍然控制不了GDP总数，有的县长、书记搞起了“未雨绸缪”，即让企业的数字报大一点，从而影响GDP的构成数，事实上，这样的做法隐蔽性更大。况且，“坐镇”算数据的地市领导，也不想县市一级将数据报的太小，否则，地市领导的脸色就不一定好看了！
不但下级要看上级领导的脸色报数据，囿于统计系统管理体制的掣肘，地方统计部门也需要看着地方政府领导的脸色行事，否则你这个统计局长的“乌纱帽”便难保住了。纵也“压”，横也“压”，数据上大放卫星也就不奇怪了。
“比”出来的数据——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诞生了一种外国人没有的“大赛”，即GDP大赛。各省市自治区之间、各地市之间、各县市之间、各乡镇直至各村之间，都心照不宣地展开着一场GDP大赛，且左顾右盼、你高我长、互不服输，年年攀比，哪一年没有“比”过人家，便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当然，国与国之间也不忘“比”GDP的高低。我国的GDP总量“比”过原先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后，多少国人为之亢奋和雀跃！
中国的统计资料历来分五级核算，中央、省、地、县、乡(镇).乡里是如何造出来的呢？据了解，每年到了要报统计资料的10月，在不少地方，各乡秘书都要请相邻的乡干部吃饭，互相打听对方要报多少，然后回来再确定自己要报多少。一些明智的乡干部懂得，不能比邻乡高太多，太高了容易引起大家嫉妒，“枪打出头鸟”，私下里给你穿小鞋。但是也不能报得太低，太低了显得在各乡中太落后，所以每年如何报是一门政治艺术，秘书打听小道消息的作用特别重要。这方面有个典型就是湖北省一个号称“五毒书记”的县委书记，叫张二江，在出事以后媒体揭露了他是如何假造资料的。张二江在了解到邻县市的GDP之后，自己报多大的数据便心里有了“谱”。为了将人家“比”下去，他玩起了数据魔术：一个乡里的理发店只有两个理发师，他居然报出每年的营业额是36万元，那两个理发师后来说：就算我们每天工作24小时，我们理一个头才收两元钱，一年要剃多少头才能挣出这些钱？还有一个村连一个鱼塘都没有，居然报出亩产200多万斤的数量。他那些年的政绩要么是无中生有，要么就是夸大几倍几十倍。假如张二江不出事，这种造假数据便会当作他进一步上升的“政绩”，谁也不会怀疑其虚假数据的真实性。
国人下一个目标是将美国的GDP“比”下去。然而，真要超过美国，虽不是不可能，但这个时间可能需要很长很长，理由很简单：我们的GDP基本上由“砖石水泥”堆积而成，没有可持续性；我们的创新能力还弱，这将成为大瓶颈；我们的经济结构很脆弱，风险性很高；未来经济不确定性增大，对我们凶多吉少。我们一味地和美国比GDP数据，比来比去很可能比“虚”了自己。GDP有时候并不是个好东西，像房子拆了建，建了拆这种建设中的瞎折腾，自然是越少越好。
“造”出来的数据——
数据本来是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事物本来面貌的反映，因而数据是不能随心所欲地“造”出来的。统计工作要按照“准确、及时、全面、方便”和“快、精、准”的要求，做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喜报喜，有忧报忧。但在在“数字（据）出官”、“数字（据）出政绩”的背景下，一些官员热衷于“闭门造数据”。
在我们国家，每年总有一组官方的统计数据，让全国民众“激动万分”、“雷”若木鸡。不过这种数据往往是由我们的统计官员“呕心沥血”“造”出来的。
数据是如何个“造”法？当然是根据上级的意图和自己的想法去“造”。像中国的GDP数据，其实真的情况早已妇孺皆知，但“造”虚假数据的脚步却从未停止过。比如，如果中央订的指标是8%，那么省里报的就是9%，到了县里就是10-12%，他们的标准是一律按照省里报的砍掉两个百分点，然后定成8%。至于如何知道水份是2%呢？这恐怕连国家统计局的局长也说不出个道道了。
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在北大演讲中提到的一个真实故事，也颇能说明政府官员“造”数据的本领。孙大午说：1 9 9 8 年我在中南海汇报，就讲到这个产值增长数字水份太大，领导问我水份有多大？我说咱们今年年增长 8 % 这个数，拦腰砍一刀还有水份。他说你有什么根据呢？我就从养鸡这一块说起。我说我是河北省的养鸡状元，在河北省我养鸡是最多的。咱们统计局和报纸公布河北省养蛋鸡 5 亿只。我去年卖了小鸡 4 0 0 万只，有 2 0 0 万只是小公鸡， 2 0 0 万只小母鸡如果长到产蛋期就按 9 0 % 算 ( 国标是 8 5 % ) ，到下蛋的时候就剩下 1 8 0 万只。河北省是 10 7 个，就算每个县都有个大午集团，才 2 亿只产蛋鸡，事实上5个县也没有一个大午集团，这 5 亿只产蛋鸡从何而来？中央说今年要增长 8 % ，河北省定的是 9 % ，要高于西部各省，保定市要争取做贡献，定的是保 1 6 % 争 1 7 % ，我们徐水县是给保定市做贡献的县，定的年增长 2 3 % ，大午集团所在镇这个数字我就没办法填了，我给他们盖章让他们自己填去。这个数字就是这么来的。
还有更奇妙“造”数据之法：一些网友针对住房空置率权威部门失语情况，自发晾晒自己拍摄的“黑灯照片”，逼求相关数据出台；在一项有2万多名网友参与的调查中，90.7%的网友认为住房空置率高；近70%网友认为自己居住的小区晚上住户黑灯情况“很多”。 另有自称任职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网友爆料，为避免“空置房”印象，其所在集团竟然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要求安排专门人员给一些空置房紧急安装节能灯，晚上统一开灯关灯，以应对近期的难关。以至于不明就里的邻居以为小区闹鬼了，闹“鬼吹灯”了。
“挤”出来的数据——
一般地说，政府官员之于数据，夸大的情况、沾“水分”的情况占比多数，但也有一些时候官员们会刻意地缩小数据、拼命“挤”掉水分。
人们发现，在统计公职人员收入时，就明显是采用“挤”水分的办法。例如一个大城市公务员家庭，可支配收入可能每个月五六千元，但他们在市区拥有一套两居室的经济适用房，每个月会产生市价4000元的租金收入；他们有各种实物福利和单位组织旅游等，很多家庭甚至从不需要从市场上买米买油，家里大人小孩享有公费医疗。这种家庭，收入至少被“挤”掉了70%以上。事实上，全国数千万公务员享有的“公费医疗”，从来就没有被计入现有的统计数据之内。至于各级干部享受的专车、司机、秘书、高干病房等待遇，就更没办法统计了。
新华社记者到安徽沿淮的一个受灾县采访，在上午和下午的两个会上，得到两个迥异的“被淹耕地面积和受灾人口”数据，上报给省里申请救灾款的数据很大，本县工作部署中仅供“内部掌握”的数据很小。这样随意改动统计数据，实质就是欺骗和说谎，大大增加了领导部门决策失误的危险性。
另一个特别需要引起警惕的现象是，某些领导在任职的后期，为了给自己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往往偏重于多报数字，以彰显政绩；而新官上任，为了使自己有个较好的起点，往往热衷于给统计数据“挤”水分，以便来年有个高增长。这是因为“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些地方在干部的考核任用中，仍过度倚重数字，对数字缺少必要、科学的分析，致使少数捏造数据者得以升迁。
今年以来，围绕CPI3%的目标，相关各方可谓使尽了浑身解数、用尽了各种办法，预测、分析、控制和调节，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要实现这一目标，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现在的问题是，CPI会不会突破3%，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从这些年的实际情况来看，3%与3.5%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尤其是今年，虽然前几个月的CPI都在3.6%以内，与经济发展的速度相比算不上高，但是，老百姓的实际购买能力，却远不是CPI数据所能体现的，“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糖高宗”等生活必需品以及相关其他农副产品，价格的上涨幅度都远高于CPI。那么，这样的CPI数据对老百姓来说又有多大意义呢？按照目前的统计办法，CPI由一个总体价格指数和8个分类价格指数构成，而按照专家的分析和推算，从2006年1月至2010年5月的5年间，至少有-7.53个百分点无法用8个分项指数及其权重来解释。这也意味着，在这5年中，CPI至少被人为地低估了7个百分点。
低估CPI，对政府职能部门来说，可能形成政绩、戴上花环。但是，对老百姓来说，却失去了实惠、背上了黑锅。更为严重的是，低估CPI，对中央的宏观决策是会产生错误影响的。这一点，今年的反映更为明显。
唯经济指数独尊、唯GDP数据独尊，已经导致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同时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用民生指数、幸福指数、人文指数等，来取代单纯用GDP数据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GDP崇拜的政绩观，该画上休止符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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