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油英文怎么说:何应钦

　何应钦(1890—1987)是国民党军、政界的首要人物之一，一级陆军上将。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和国防部长、行政院长。何应钦本是蒋介石的宠臣，但因其曾偏 袒桂系，尤其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主持武力进攻西安，意图在讨伐中置蒋于死 地，自己取而代之，而逐渐大权旁落，但仍保持相当地位。去台后，出任蒋介石 “总统府”的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席。除一些场面上的活动外，实际上他已深居简 出，不闻政事。

　　一帆风顺的福将 何应钦，字敬之，原籍江西，1890年4月2日生于贵州省兴义县泥凼村。早年毕业于贵州陆军小学堂和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堂。1909年春，何应钦被陆军部选派，进 入东京振武学校第十一期，第二年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也就在这一时期，何应钦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返国参加辛亥革命，在上海陈其美的司令部任职， 后到江苏任营长。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于1913年秋天再到日本，进入陆军士官学 校第二十二期步兵科继续学业。1915年，他学成回国，被王文华委任为黔军第1师 步兵第4团团长兼讲武学校学生营营长。1916年7月，任贵州讲武学校校长兼黔军 援川支队参谋长。11月，王文华率黔军入川讨伐刘存厚，何应钦任黔军第5团团长 ，后任第5混成旅旅长。1920年，王文华在上海被刺客所杀，何应钦被迫交出兵权 ，投奔云南督军顾品珍，任云南讲武堂教务长。1924年，何应钦来到广州，担任 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6月，他被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任命为战术少将总教官。何应钦工作谨慎，无不良嗜好，深得蒋介石的欢心。这年底，蒋介石建立黄埔教导 团，何应钦被任命为第1团团长。

　　近十年的军旅生涯，使何应钦成熟了。遇上蒋介石，是他青云直上的开始。他随 着蒋介石的做大一路攀升，被称为“福将”。而何应钦确有其不同常人之处，即 以他处理与蒋介石的关系求得功名利禄和维系主仆关系的平衡之术，不仅局外人困惑，就是国民党官场中人也为之折服。在黔军内讧中被逐后，落魄中的何应钦 一入黄埔军校，便以忠顺、勤谨和刻苦、律己而博得蒋介石的赏识。在黄埔军校 时期，蒋介石表现了娴熟的政治手腕，在国民党左、中、右派的斗争中，他以左派面目出现的中间派的形象，同何应钦所表现出的对政治的“迟钝”，或虽参与政治斗争而故作四平八稳，与蒋介石配合默契。当时的蒋介石善于用华丽的词藻 哗众取宠，与何应钦的木讷寡言而长于以身作则、一丝不苟的务实精神相得益彰 。在军校的军事理论教育与军事实践的关系上，何应钦标准的军人风范和求实苦干的精神，似乎弥补了蒋介石作为一校之长的缺陷。在尔后二十余年的军政生涯 中，特别是何应钦自1930年担任军政部长以后，他就好比是国民党军的大管家。

　　管家虽实权在握，却要善于领会主人的意图，不能独行其是或喧宾夺主。除了他 “一念之差”而参与桂系逼蒋第一次下野的“越位”犯规之外，何应钦一直都唯 蒋介石的马首是瞻。何应钦还有一个长处是别的国民党军政大员所望尘莫及的， 即他从不在蒋介石的周围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即便是自己兄弟的安排，也以蒋介石的意志为意志。蒋介石给他什么位子他就掌什么权，一旦蒋介石收回这些权 力，何应钦拍拍屁股就起身，连灰尘也不敢多带，更不消说结党营私了。后来到 了台湾，他也初衷不改。这一长处，不仅博得了蒋介石的欢心、放心，更能在大多数时候游离于国民党的派系漩涡之外，超然于各派的明争暗斗之上，不敢对权 力有非分之念。而真心依附他的部属，虽无大利可图，却可避免被蒋介石或别的 权贵所猜忌。晚年的何应钦，自知势单力薄，对蒋介石的依附性、对部属的谦和、对上下左右的礼貌周全，更甚于过去，因而使他颇有人缘。

　　1925年1月，大元帅府成立东征联军，讨伐陈炯明。何应钦率教导第1团攻占淡水 城，全歼守军一个旅，缴枪千余支。接着又击溃洪兆麟增援部队。陈炯明对于洪 兆麟的1万多人，竟被何应钦的2000多新兵打败，心里很不服气。3月上旬，集中 林虎、李易标两部大军四五万人，在棉湖与黄埔军决战。何应钦的第1团为黄埔军主力，经过奋勇抗击，又击溃了接近十倍于己的陈炯明叛军。棉湖之战使何应钦 打出了威名，也奠定了他与蒋介石间的关系。

　　1925年5月，驻粤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驱兵叛乱，企图推翻革命政府，建立反动政权。已是第1旅旅长的何应钦，协同友军将叛乱的滇军全部肃清 ，使革命政权转危为安。平定刘、杨叛乱后，国民政府把驻广东的军队一律改称革命军。黄埔军编成革命军第一军，何应钦任第1师师长。10月，进行第二次东征。何应钦率第1师在惠州歼灭敌军主力，占领了惠州城。战争结束后，何应钦任潮 汕善后督办，兼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分校校长、惠潮梅绥靖委员，代表蒋介石掌握军、政大权。1926年1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26年7 月，国民政府誓师北伐时，何应钦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潮梅警备司令，率第一军3个师防守潮梅，巩固东陲。12月，国民革命军直指长江下游，剪除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何应钦任东路军总指挥，辖六个纵队，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负 责由福建至浙江，攻取上海，会师南京。8月13日，蒋介石宣布下野。何应钦、李 宗仁、白崇禧三人把持军、政大权。

　　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总司令，将何应钦的第一路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自兼总司令，何改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留守南京。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参谋长、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兼署国民革命军总参 谋长，帮助蒋介石运筹方略，打败了桂系。1930年3月，就任军政部长兼武汉行营 主任。是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何应钦在武汉行营竭力替蒋介石镇摄后方，指挥湘、鄂、赣、粤各省讨逆军，对桂系军队作战。10月，中原大战已近尾声，何应 钦被调任郑州行营主任，主持前方军事和西北善后事宜。从1930年10月至1934年 10月，蒋介石对中共中央苏区进行了五次大规模“围剿”。何应钦参加指挥第二 、第三、第四次“围剿”作战，但三战皆败，被中国工农红军打得焦头烂额。第 二次“围剿”，损失3万余人，丢枪2万余支，第五师师长胡祖玉毙命；第三次“ 围剿”，其部被红军消灭17个团，俘虏2万余人，死伤近万人；第四次“围剿”，又被红军歼灭3个师，最后只好狼狈地逃回南京。

　　1933年，张学良因热河失守，引咎辞职。何应钦奉命赴北平接替张学良，主持华北军事。他秉承南京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国策，倚靠长城，作为防御 的唯一工事，企图以傅作义、徐庭瑶、宋哲元、商震的部队守住长城线上的独石 口、古北口、冷口，阻止日军进入关内。5月31日，何应钦的代表熊斌，与日军代 表冈村宁次在塘沽正式会谈。熊斌在日方事先拟定的条款上一字不改地签署了《塘沽停战协定》。这个协定实际上默认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合 法”性，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中国不能在那里驻扎军队，而日本可在那 里自由行动。协定签订后，立刻遭到全国军民和舆论界的强烈反对。

　　长城抗战时，何应钦对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破 坏，派16个师、两个飞行队包围抗日同盟军，断绝平绥路交通，使冯粮弹断绝， 被迫取消同盟军总司令名义。接着又勾结日军对同盟军将领吉鸿昌、方振武部围攻达一个多月，使得同盟军失败。方振武流亡国外，吉鸿昌逃往天津，后被捕英 勇就义。1935年4月，何应钦被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1935年5月，日军发动了新 的进攻。何应钦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华野心，始终追随蒋介石的对日妥协路线 。6月初，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开始秘密谈判。梅津美治郎 正式向何应钦提出备忘录，经国民党中央批准，何应钦同梅津美治郎达成秘密协定，即中国现代史上卖国协定之一的《何梅协定》。这年11月，何应钦回南京出 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2月，行政院改组 ，他连任军政部部长，回南京主事。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以“兵 谏”方式逼蒋抗日。何应钦却乘此事件，企图实现他多年的政治野心，取蒋而代之。何应钦力主以武力讨伐张、杨，拟派飞机轰炸西安，以置蒋介石于死地。与 此同时，他还派人四出活动，甚至与日本驻南京领事联系，谋取日方的支持。对 党、政人事也作了安排，何应钦自拟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自兼川、滇、黔行营主任。后来，蒋介石被释放，他取蒋而代之的黄粱美梦也就随之化成泡影。

　　在抗日战争中，何应钦被人们视为亲日派人物之一。但是，他在八年抗战中的行 动轨迹总是受蒋介石的意志所左右。对蒋的抗日、妥协、反共的政策，他都是紧步后尘，积极为之卖力。

　　1938年1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修正军事委员长组织大纲》，何应钦为委员和总参谋长，仍兼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3月，国民党在武昌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何 应钦在大会上作军事报告。接着他参与了台儿庄战役的上层决策；4月，主持江防 会议，指导徐州会战。随后，何应钦还参与制定了武汉会战的计划。1939年3月至 11月，何应钦先后参与了指导南昌、随枣、长沙和桂南会战。国民党政府搞反共摩擦，何应钦在幕后策划，其军令部下达了《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命 令其亲信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组织对新四军的进攻，制造了“千古奇冤”的 皖南事变。1941年12月，国民党军事统帅部为联系盟军，对敌转移攻势，特设立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于昆明。何应钦兼任陆军总司令，接受美援装备，整训军队和负责西南各战区的指挥。

　　1945年2月，他飞赴缅北战场，督师克复腊戍。4月，参与指挥了湘西会战、桂柳 反攻战，制定反攻广东的作战计划。湘西会战中共伤毙日军28100余人，俘敌官兵 200余名，其他战利品20多吨。何应钦乘湘西会战之勇，于4月下旬督令所部第二 、三方面军迅速反攻桂、柳，收复广西，为反攻广州创造条件。战役结束后，何 应钦获得罗斯福总统颁赠的金椰勋章。

　　日本宣布投降时，何应钦被派为中国战区受降之最高指挥官。8月21日，何应钦以 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的名义，在湖南芷江接受日本代表的投降；9月9日上午，在 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他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领特级上将蒋介石，接受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无条件投降书。

　　日本投降后，何应钦积极执行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政策。他派兵遣将，利用美国的 空海军运输队将大批军队送往各大城市和港口，进行内战部署。

　　1946年4月，何应钦任重庆行营主任。国民政府撤销军事委员会，成立国防部，何应钦被解除参谋总长及陆军总司令职务，奉派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中 国代表团团长，兼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1947年4月，军事参议院改组为总 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何应钦为主任。1948年5月，何就任翁文灏内阁政务委员兼 国防部部长。因前线失败，后方动荡。翁文灏内阁下台，何应钦也随之辞职。何 应钦作为国民党内的“福将”，长期追随蒋介石，加上他在内战中的所作所为， 成为战犯一点也不出人意料。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孙科随后辞去行政院长职。在居正组阁失败后，李宗仁提出由何应钦继任行政院长。蒋介石开始坚决反对，后经李宗仁、张治 中反复申说才同意。4月1日，“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赴北平谈判。代表团 一走，何应钦又成立了所谓和谈指导委员会（成员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童 冠贤、孙科、张群、朱家骅、白崇禧等），以便操纵其和谈代表与中共进行的会谈。4月16日，黄绍竑、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回南京，劝告李宗仁、何应钦在协定上签字。李宗仁、何应钦不能做主，只好请示溪口的蒋介石，结果可想而 知。何应钦与李宗仁联名复电张治中，不仅对《国内和平协定》完全拒绝，而且 要代表团向中共建议先订立临时停战协定。于是，在南京解放前几个小时，何应钦在李宗仁之后，匆匆离开“王气黯然收”的金陵，回到他的发迹之地广州。

　　台岛的“顺民” 南京解放后，本已激化了的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矛盾更加表面化。蒋介石及其支持者将过错全推到李宗仁身上，李宗仁又全推给蒋介石。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何应钦虽委婉曲折地有所倾吐，但言犹未尽，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愿归咎 于李宗仁。

　　本来，何应钦作为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可以调动指挥全国的军队。当他试图命 令宋希濂部到常德、芷江一带构筑防线，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时，宋完全不理会，将部队退到湖北恩施，并表示，只听老总的，不知道什么行政院长、国防部长 。气得何应钦面孔发紫、浑身发抖。在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军事的沉重打击下， 何应钦被蒋介石、李宗仁的斗法逼下了台。1949年5月30日，何应钦内阁全体总辞职。李宗仁一再表示挽留，何应钦最后说：“德公，你如果要我继续干下去，我 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逃亡，二是自杀。” 蒋介石明令下野的何应钦必须火速到台湾，“甘苦共尝”，并为他准备了专机。

　　但他眼见许多追随蒋介石多年的国民党要人竞相“自我放逐”，逃亡海外或滞留 香港，心中七上八下的。在当时的派系斗争中，非嫡系者视何应钦为蒋介石的嫡 系；真嫡系者又与何应钦有种种隔膜。蒋介石对待何应钦，爱则加诸膝，恶则投于渊。他在出使联合国期间，曾在美国购置了一套别墅，留下了一条后路。这时 他本意是要到美国去当寓公，安度晚年。但他思前想后，还是听从蒋介石的召唤 ，飞到台湾。一者表明自己对“党国”确实忠贞不贰；二者愿为重建台湾反共基 地再竭绵薄之力。当国民党还在利用西南一隅，在重庆、成都作垂死挣扎之时，何应钦携妻带女，先期退到了台湾。

　　何应钦举家迁台后，处于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境况，连找一套像样的私邸也无 人过问。所幸何应钦得势之时，对部属虽无金钱、权力的赏赐，但宽厚谦和，颇得部属的好感。当时任台湾警备总司令的纽先铭，念及老上司的落魄，遂将自己 使用的原产权归台湾省物资局的一幢小楼让给何应钦居住。这幢位于台北牯岭街 上的不甚起眼的小楼，虽无官邸的气派，也无别墅的优雅，但在当时的台北，也算得上是一处安居之所了。

　　久历戎行、宦海风波的何应钦一旦无权，也无人过问，他自称“闭门思过”，但 心气难平，常是铁马金戈入梦来。何应钦青少年时代养成的“退后一步天地宽” 的思想，常在逆境中帮他排忧解难。

　　在国民党全部退守台湾以后，何应钦害怕蒋经国不了解以前他和蒋介石相处的情 况，以此更加冷落他，甚或要杀人立威而对他大大不利，对此格外敏感，格外小心。只要有机会，他就要表白自己与蒋介石从来就亲密无间，数十年来，蒋对他 是信之任之，不猜不疑。在台湾政局尚未明朗化，个人前途未卜之先，何应钦处 处如履薄冰，希望寻找适当的时机表白自己对蒋介石的忠贞不贰。

　　由于李宗仁移居美国，又未宣布放弃“代总统”之职，这就给蒋介石的复出制造 了“法律”上的障碍。为了清除这种障碍，1950年2月12日，国民党监察院为了替蒋介石的复职制造“法理”上的依据，提请台湾“国民大会”弹劾李宗仁。何应 钦是大陆时期由贵州省选举的“国大代表”，自然要在“国民大会”上有所贡献 。对弹劾李宗仁案，他心虽有异词，但不能不表现出比别的人更积极的态度。在 会上，面对余怒难平的蒋介石，何应钦恭敬如仪地起立发言，请议决蒋总裁早日恢复行使“总统”职权，并谴责李宗仁的不忠不义。

　　蒋介石复职的第一步，便是进行台湾岛上的权力再分配，使过去派系林立的国民 党真正成为蒋家的天下。对于忠心耿耿追随了自己多年的何应钦、顾祝同等人，蒋介石以年事已高为由，不让他们再染指军政权力了。

　　作为对何应钦支持自己复职的回报，蒋介石把“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 职务，从“代主任”龙云身上转送给了何应钦。所谓的“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 ”，名义上是蒋介石的最高军事咨询机构，实际上是被罢黜了的资深军事首脑的一座冷庙。这一机构成立于1947年4月1日，当时蒋介石就已决定将主任的头衔给 何应钦。但何应钦正在美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无法分身履任。于是，主任这一职务便由被蒋介石以军事手段夺了兵权的龙云暂代。

　　1948年何应钦由美国离任回国，因东北战场惨败，亟须有人收拾，所以蒋介石也未提及这一任命。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给似乎冷却了的美台关系以死灰复燃的机会。于是，美国开始改变对台湾的态度，曾经笼罩在孤岛上的被遗弃的悲哀孤独开始消 散。

　　何应钦欣喜若狂，认为这是重新获得美国支持，实现反共抗俄的良机。无论是在 国民党的会上，还是他领导的“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中，何应钦都献计献策 。

　　为了摆脱败退台湾之初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困境，也为了清除异己，重振反共 的“革命”精神，维护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蒋介石发动了改造国民党的运动。

　　为了表示对这次事关“党国”存亡和自己命运的“改造运动”的竭诚拥护，1950 年7月10日，何应钦在纪念北伐誓师24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除重提他在蒋介石领导之下，率领东路北伐军进攻福建取得永定、松口之役的胜利外，特别阐述了彻 底改造国民党的重要意义。为了在国民党的改造运动中率先垂范，何应钦以他在 生活上一贯严谨、不尚奢侈的作风，像当年奉行蒋介石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 一样，号召在台湾的军政人员中实行“战时生活”。他不仅自己做到节俭、勤奋 、遵纪，当然客观环境也迫使他必须这么做，而且还四处宣传他的这种主张。过 “战时生活”，对何应钦本人倒无所谓，因为他一生的处世哲学和养生之道中就 特别注重“勤”、“俭”二字，去台湾后，依然保持早睡早起，饮食清淡，不嗜 烟、酒，热心体育运动的良好生活习惯。但对其他许多人来说，要一下子从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他们所过的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中改变过来，的确要经过 一番痛苦的改造。同年7月26日，何应钦被蒋介石宣布为中央评议委员之一。

　　1950年11月，国民党的改造运动正步步深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减少了解放军直接进攻台湾的可能性。何应钦工作的重心，又从鼓吹备战转到国民党的 改造上来，并获得了蒋介石给予的一种殊荣：当国民党直属“立法委员”党部和 “监察委员”党部改造委员会就职时，何应钦奉命以评议委员资格前去监察。何应钦所支持的国民党的改造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蒋氏父子“清理门户” 、争取台湾政局稳定的重大举措。国民党的改造运动结束，何应钦晚年命运的蓝图也被蒋介石设计出来了。他被挤出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只是没有决策权的中 央评议委员会的委员，政治上他大大贬值了。作为国民党军的元老和黄埔系的第 二号首脑，他虽然有了一顶虚光耀目的“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头衔， 被称为“福将”之星，却被蒋介石高高地悬在冷宫之中，再也不能对外闪耀诱人 的权力之光了。但他毕竟是蒋介石的心腹，去台以后确实表现了“从一而终”的 绝对忠诚。必要的时候，蒋介石对他仍然是要利用，因而也是要表示尊重的。何应钦虽然失势了，但却没有失宠。1972年7月7日，由于要精简政权，整个顾问委 员会就被裁撤了。何应钦的头衔便简化成“总统府”陆军一级上将战略顾问。

　　何应钦任“顾问委员会”主任的二十多年间，究竟“顾问”了些什么呢？据台湾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对他任职期间的评价是：“除襄助枢机外，更以其迭访欧 美所见，发为高瞻远瞩之精辟言论，对建设台湾成三民主义模范省，贡献至巨。

　　” “道德重整”的迷梦 1947年1月3日，何应钦在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会议上收到“世界道德重整运 动（MRA）”的创始人的邀请，参加了该组织的一次国际性会议，从而与该组织建 立了联系。这个组织宣称将以实现“四大目标”来免遭“赤化”厄运，以“道德 ”的智慧和力量，打击并摧毁唯物主义思想。它的“四大目标”就是“绝对的诚实、绝对的纯洁、绝对的无私、绝对的仁爱”。何应钦很是认同MRA的宗旨。退居台湾以后，何应钦又开始与“MRA”有所交往。1955年5月20日，美国“世界道德 重整运动”负责人士向何应钦传来一个信息：“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一个代表团 对台湾的状况极为关切，对致力于反共的何将军钦慕已久，希望他能与台湾当局联系，邀请这个代表团在访问各国期间顺道在台湾访问，扩大这一运动对台湾的 影响。

　　何应钦把“MRA”访问团要求访台，视为既可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又可拉拢过来从事“反共抗俄”的“一支国际友军”的好机会，便将相关情况呈报蒋介石夫妇 。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和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岛上终日抱恨的蒋介石夫妇，听了何应 钦的介绍后十分高兴，认为“MRA”不仅与“反共反俄”的目标相符，也与他们曾经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相通，表示欢迎这个访问团到台湾。经过何应钦的精心准备，这次MRA访问团受到了相当高规格的接待，刺激了MRA的成员在1956年再次 访问台湾，并且邀请台湾派代表团参加MRA的国际性会议。此后，但凡MRA的国际 会议或者区域性会议，几乎都是何应钦率领台湾代表团参加，也无须何人册封， 何应钦顺理成章地成了台湾“道德重整”的领袖。

　　虽然蒋介石同意由何应钦成立一民间性质的台湾“世界道德重整联谊会”，让何 应钦当会长，但在经费上得不到官方的保证，主要靠向各有关人士化缘来维持开 支。可是它毕竟成了何应钦从事反共活动和社会交往、国际交往的一块领地。

　　政治上失意、军事上失权的何应钦，从“道德重整”中寻找到一种全新的精神寄 托。这种精神寄托能巧妙地将他基督徒的宗教信仰、狂热的反共政治信仰和脱俗 般的个人生活作风上的相对清廉俭朴融会贯通，而且迎合了台湾当局不断变换口号与方向的反共政治需要。这种主观精神追求与客观现实的需要如此吻合，个人 所崇奉的生活道德向社会政治道德的转换，使曾经极度失意的何应钦不仅在台湾 ，而且在世界反共营垒中重新折射出一抹微光。

　　1958年，MRA创始人八十诞辰和MRA成立二十周年的庆祝上，何应钦从与MRA创始人 卜克曼的交谈中获得启示，决心将中国传统文化嫁接于MRA之上。自幼便深受孔孟 思想影响的何应钦，在几十年的反共生涯中，似乎忽略了可以取代一切、摧毁一 切、建设一切的孔孟学说的思想武器，而是在反共失败、政治上遭受冷遇之后，痛定思痛，通过“道德重整”而发现了孔孟思想与反共事业之间的关系。何应钦曾写过一篇文章《一个公平无私的世界——孔子大同世界的理想》，系统阐述了 他的研究心得。他认为国民党在台湾所做的一切，实际上就是为了实现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已提出，而历朝历代古圣先贤所为之奋斗的大同世界的崇高政治理 想。他认为今日世界纷乱的根源，是“民主政治的思想”与“极权统治思想”的 对立，而要解决中国和世界的一切问题的唯一途径，便是所有的人都致力于“世 界道德重整运动”。

　　由于何应钦的大力鼓吹和身体力行，更主要是MRA的宗旨是利用“上帝”和“道德 ”的力量，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这一运动所标榜的理论和 实践方法，经过何应钦的诠释、嫁接、改造后，与中国封建传统的伦理道德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与孔子大同世界的理想有了几乎一致的内容。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道德重整”也配合了蒋介石提倡孔孟学说，支持 成立孔孟学会，以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钳制知识分子思想的各种措施，并得到当局一定程度的支持。何应钦在1961年时，受到其他国家以直观艺术形式表达主 张的行为启发，主持编演了《龙》剧并在MRA的资助下到世界各地演出。

　　何应钦虽然费尽了移山心力，想使台湾的“道德重整”有更大发展，但因他毕竟 只是失势的老将，他的联谊会又是民间组织，在“反共反俄”中成不了大气候。

　　1966年末蒋介石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次年7月28日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 运动”推行委员会发起大会，蒋介石任会长，孙科、王云五、陈诚为副会长。这一运动与何应钦所主持的“道德重整”运动相比，虽然同样是为台湾当局偏安海隅寻找精神支柱，符合台湾当局的反共需要，但因其后台更硬，范围更广泛，并 且还因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而被台湾当局利用来加剧反共而显得更富“针 对性”，一定程度上又挤占了何应钦的地盘。

　　在抓青年工作方面，由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冲击，何应钦另辟新路。从19 67年起，何应钦在台湾成立了“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中国合唱团”，并与日本、韩 国、菲律宾等一些亚洲国家的青年，共同成立了亚洲青年合唱团，前往美国参加 “道德重整”大会及旅行演出。

　　不仅抓青年，何应钦还想将少年儿童也抓起来。1950年1月，一封来自童子军国际 办事处的信函辗转送达何应钦手上。这是一纸给各国童子军总会的通告，其中特 别提到了何应钦所领导的中国童子军。信中说何应钦领导的中国童子军与国际办事处失去联系达一年多，决定暂停其会员资格。这最后通牒式的公告，既是警告 ，却也是启示。中国童子军总会与童子军国际办事处失去联络的一年多，正是中 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年多，也是何应钦人生旅途的巨大转折的一年多。

　　1929年底，国民党为了强化对全国儿童的影响，决定成立中国童子军总司令部，统一对全国儿童进行军事训练，并任命在黄埔军校担任总教官颇有勋绩的何应钦 为总司令。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统区的童子军运动借助抗日救亡运动和国民政 府对民众进行战时组训而得以活跃，成为对儿童进行军事教育训练的一种组织形式，但实绩并不大。中国童子军在抗战时期也曾为何应钦、蒋介石增添过光彩。

在1942年10月初，美国总统特使访问重庆期间，为了造成国民党正全力以赴地进 行抗战，陪都重庆是繁荣稳定的表象，以争取美国更多的援助，何应钦除了精心准备各种宴会、军事训练和演习、参观外，还特意把重庆的童子军动员起来，参 加各种欢迎仪式的训练表演。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随着国民党日益走向独裁和反 动，童子军运动也成了何应钦替蒋介石推行反共奴化教育的工具。何应钦在积极投身反共内战时，因为童子军对于挽救垂危的国民党的统治完全丧失了作用，所 以便不再兼顾它了。

　　在国民党改造运动开始之前，台湾就开始了对教育的整顿，强化对学校的控制和对学生的军事训练管理。此时，何应钦收到这封信后，请示蒋介石同意，又获得 “教育部”的支持，就开始重新建立童子军。台湾的童子军运动一度“中兴”以 后，并未随着台湾政治的相对稳定、经济开始复苏而掀起高潮，只不过作为儿童 课外活动的一种形式偶尔热闹一番。何应钦重操童子军的旧业，虽于事无补，但却有虚声可扬。每逢“中国童子军”成立的纪念日或外国童子军组织访问台湾这类场合，何应钦便能以老司令的资格出台亮相，发表一通演说，借以证实童子军 组织的存在。这种活动使何应钦得以重温往日的英雄气概，显得年轻多了。

　　“国民外交”中的马前卒国民党退保台湾之初，对外关系在台湾当局的各种关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已失去历史地位的“中华民国”的“法统”对它的困扰最大。要减轻台湾当局头上“法统”的压力，对外关系尤其显得重要。何应钦在政治上、军事上失势后难以效力，但在拓展台湾对外关系上则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随着新中国的日益强盛，台湾当局事实上早就有了终将被国际社会所孤立的预感 。因此，以依附美国为基础，争取日本的支持及“外交”承认，就成了台湾对外 关系的两大命脉。同美国人打交道，究非何应钦所长。而与日本朝野来往，何应钦却是得天独厚，轻车熟路。为了寻求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承认与支持，何应钦利 用他自己的优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为维持台湾当局仍代表“中国政府” 的地位，拼命拉住日本，被蒋介石视为举足轻重的一个筹码。

　　在抗日战争前后，何应钦在国民政府内部，始终被中共和中国人民乃至国际舆论 视为“亲日派”的巨头。他虽然最终追随蒋介石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为 中国人民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使他的历史有了八年抗战的一篇。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遵循蒋介石的“以德报怨”宣言，几乎一夜之间，何应钦便化敌为友，成了国民党当权集团垄断抗战胜利果实、推进联日反 共政策急速转变的主要执行者。因此，何应钦在日本右翼势力和日本前侵华势力 的残余中享有比别人无以伦比的威望，成了日本战后反共反华势力心目中的大恩人。

　　蒋介石在拓展对日关系上重新起用何应钦这匹识途老马，的确煞费了苦心。何应 钦已被摒弃于台湾新的权力结构之外，不能给予他任何官方的名义开展对日“外 交”活动，只能让他以私人资格或利用MRA的名义发展对日关系。这种名为私人或民间，实则官方意志的做法，便是在台湾当局不断调整的“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的“国民外交”。它较之官方的“外交”，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应变 力。也是台湾当局维持其统治的一种革新尝试，何应钦堪称有首创之功的扛大梁之人。

　　曾任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大将，本是日本侵华的首要战犯之一。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以后，由于何应钦忠实执行蒋介石的“以德报怨”宣言，极 力通过冈村宁次来垄断受降，筹划反共。何应钦主持全部受降工作，不仅未对冈村宁次加以监视或拘押，反而待之如上宾。受降以后，何应钦又任命冈村为中国 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协助何应钦处理接收、遣返等工作。冈村为了不 被当作战犯处置和战后日本的反共事业，不仅向日本天皇上书，主张战后立即着手联蒋反共，而且向蒋介石、何应钦出谋献策，反对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 装力量。由于冈村在反共上的表现，以及在协助国民党受降方面别人无可替代的 作用，在何应钦的苦心庇护下，他既免遭了远东军事法庭的审讯，又最终逃脱了中国正义的审判，被国民政府最高军事法庭宣判“无罪”，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崩溃前夕，被偷偷地送回了日本。

　　1951年1月4日，何应钦以私人资格访问日本，乘便替夫人诊治癌症。何应钦在日本度过一段受冷落的日子后，首先掀起欢迎何应钦访日热潮的人，便是得了何应 钦救命之恩的冈村宁次。由于冈村宁次等人的鼓动和牵线搭桥，何应钦此番对日 本的访问开始升温。一些日本政界、经济、文化界负责人，均将何应钦的私人访问当作代表台湾谋求台日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阶梯，纷纷举行招待会、演讲会。何 应钦借着这些机会，利用战时与日本要人的交往和他本人在政界、军界中的一贯 亲日形象，开始穿针引线，谋求日本与台湾签订和平条约，以维持台湾的“中华 民国”仍代表“中国政府”的虚假形象。返台次日，何应钦晋见蒋介石，向他报 告访日观感及情况。蒋介石对何应钦的访问不住点头称赞，并留何应钦与他共进 晚餐，祝贺他投石问路成功。

　　1952年4月28日，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台日和约签订。7月29日，何应钦主导在 台湾成立了“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何应钦当选为常务理事。从此以后，何应钦 又多出了一项社会兼职。几年后，他担任了“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的主任理事。

　　这一组织成了他毕生推进台日关系的工具，尤其是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与台湾 断交以后，更是如此。当然，这一组织的许多非政治性或政治色彩不重的活动，对于促进台湾地区与日本之间文化经济关系的发展，确曾起了不小的积极作用， 它的成绩，自然也是何应钦晚年的慰藉和劳绩的一部分。

　　1955年7月，何应钦又陪夫人前往东京诊治癌症，顺便治疗自己的倒睫眼疾，预计在日本将逗留三个月。岂料一去竟达半年多，直到次年3月才返回台北。在日期间 ，除了治病之外，依然没忘记从事“国民外交”，谋求日本对台湾的更大支持。

　　由于何应钦以台湾民间或官方的方式，在推动台日关系发展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 ，不仅台湾当局把他当作对日关系中应打的一张王牌，连日本当局也对他推崇备至。1965年12月10日，日本裕仁天皇亲自书写赠勋文，颁赠何应钦一等旭日大绶 勋章，以表彰他对战后增进日、台关系的巨大贡献。何应钦赴日前去领取这一勋章时，日本大学又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何应钦在12月15日授勋典礼上，发 表了《中日关系与王道文化》的演讲。在演讲中，何应钦大声疾呼，日本和台湾都应一本“王道文化”的精神，建立并恢复台、日间曾经有过但已开始离析的亲密关系。日本外相椎名悦三郎代表天皇，将一枚金光灿烂的旭日大勋章挂在何应 钦的胸前。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枚勋章便成了何应钦替台湾当局推行“国民 外交”、维持台日正常“外交”关系的一个句号。

　　“台日和约”的签订与生效，并没有解除何应钦心中对日本有朝一日会抛弃台湾而与大陆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忧虑。1971年夏，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问北 京后，宣布总统尼克松将访华，拉开了台湾“外交”大雪崩的序幕。随后，第26 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开幕，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席位。

　　在尼克松访华后不久，田中角荣首相冲破各种阻力，毅然决定恢复日中邦交。田 中首相在自民党内特设了一个“日中正常化协议会”，与当时竭力反对日中邦交 正常化的“日本外交恳谈会”斗争，最终取得日本朝野的广泛支持。此时，何应 钦一反往日的亲日形象，置外交礼仪于不顾，大肆抨击日本的外交政策。何应钦在1972年8月10日，借“中日文化经济协会”成立二十周年之际，发表了《忠告田 中首相悬崖勒马》的演讲。这篇演讲稿，是何应钦由亲日走向“反日”的标志。

　　中日建交以后，何应钦力持镇定，苦撑死忍，幻想利用台湾的“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和日本的“亚东关系协会”，维持台日间的文化经济联系。同时，他又常常担心中国人民解放军会突然发起解放台湾的战争。他几次率领战略顾问们视察金 门、澎湖防务。

　　1975年4月，日本东京出现了少数反对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人所组织的“日本青年思 想研究会”，主办了一个恢复日台邦交国民大会。何应钦闻讯后，唯恐失之交臂，寄去书面讲稿，主张“迅速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共同携手合作，完成反共、 胜共、保卫亚洲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的时代使命”。何应钦一直为拼凑世界性的 反共联盟而奔走，结果总是劳而无功。

　　维护反共思想体系的老兵 蒋介石培植亲信时，常以地缘关系、亲缘关系作纽带，即非奉化人，也必出身于 江浙；非血缘上的关系也得沾亲带故。然而，何应钦之于蒋介石，却是以“学缘 关系”，即同时参与创办黄埔军校、培植出黄埔系而成为蒋介石的宠将。在国民党军中，要得到蒋介石的重用，获得迅速晋升，则必须是“穿着黄马褂，戴上绿 帽子”，即出身于黄埔军校或毕业于陆军大学。

　　从1950年代初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为了稳定军心、人心，蒋介石开出的空头支票便是“反攻大陆”。何应钦在每年的元旦、3月13日棉湖战役纪念日、6月16日 黄埔军校校庆、双十节、10月30日蒋介石的生日和其他场合的演讲、致词，都跟着蒋介石高唱“反攻大陆”。在国民党的改造运动前后，台湾当局掀起了“效忠 总统运动”。何应钦一改过去的迂缓迟钝，敏感地意识到，他晚年的境遇，并不取决于他对国民党、对台湾政权的作用如何，而是取决于蒋介石对他的好恶及信 赖，或者说蒋介石对他需要到什么程度。在“效忠总统运动”中，何应钦是一个 先行者，他似乎比别人对蒋介石的“英明伟大”有透彻的认识。无论这种认识是 出于理性加感情，还是情势所迫，他毕竟扮演了一个适合他身份的角色。

　　如果说去台湾以前，何应钦主要是以他的实践活动来帮助蒋介石形象的塑造的话 ，那去台湾以后的何应钦，则主要是以他的语言文字在描绘蒋介石了。1952年2月 8日，何应钦所发表的《总统行谊》的讲词，便是他描绘蒋介石形象浓墨重彩的开篇，也奠定了他在“效忠总统运动”中充当信神与造神双重任务的基础。每逢与蒋介石或与自己有关的具有纪念性的日子，何应钦几乎都要发表演讲或文章，忆 往怀旧，阐释经义。何应钦不再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带头实践蒋介石的理论，而是 以自己的理论去弘扬蒋介石理论的精义。这一微妙的转变，开始于到台之初为蒋介石修补反共思想体系的那些日子。

　　1950年初，为了加强反共斗争，何应钦曾为蒋介石所写的《反共理论抗俄基本论》 《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等反共理论著作作诠释，发表自己的 心得体会加以宣传。为了使反共理论系统化，蒋介石于1956年底完成了《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 一书的写作，1957年6月在台湾、香港和 东南亚地区正式出版发行。何应钦为讨得蒋介石的欢心，出面请陶希圣、汪公纪 主持译成日文，以“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的名义在日本出版。出版后，何应钦亲 自将日本新闻社出版的报刊摘要呈送蒋介石审核。1977年，蒋介石已经去世，何 应钦还著文称颂《苏俄在中国》。

　　在蒋介石死后的23天里，蒋经国通过娴熟的政治手腕，事实上已将台湾的党、政、军权集于一身，成了台湾岛上的头号人物。何应钦认为蒋经国头脑精明，气度 超凡，其才智不逊于乃父，自然可子承父业，执掌中枢，他要把对蒋介石的忠诚 转移到蒋经国身上。1978年，何应钦收到日本产经新闻会的邀请赴日，参加中正 堂落成典礼并在揭幕式上主持剪彩。何应钦此行的目的，虽说是参加中正堂的落成典礼，但台湾当局和他本人都有主题以外的内容，企图借此机会，拉拢日本反 华亲台势力，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再度制造台湾、日本、韩国连锁的东北亚 反共联盟。何应钦通过这次访日的机会，既报答了蒋氏父子的知遇之恩，又以他驾轻就熟的“国民外交”手段，推进台湾当局的“实质外交”，扩大了他企图建 立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反共联盟构想的影响。他的不少“反共联盟”和“外交策 略”为台湾当局所接收，他的“战略顾问”似乎名副其实了。1979年，蒋纬国发 起成立“中华战略学会”，有鉴于世局之激变，“国步方艰”，希望能以战略研究达成“学术报国”目的。为了表示年轻一代对老一辈的尊重，蒋纬国聘请何应钦担任学会的名誉副会长。

　　晚年家庭生活 何应钦从读小学起，就养成了持之以恒的良好生活习惯。长期的军旅劳顿和尊荣 显贵，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规律。对于政治风云、官场沉浮、人间冷暖，他都能泰然处之。他自称他自己有一套处世养生之道，即“食不求饱，起居有节，不过 分运动，不可分疏懒，最重要的是心志淡泊，知足常乐，行事要无愧于心”。他 不暴饮暴食，不嗜烟酒，不近女色，无特殊情况绝不熬夜；即使因故熬夜以后， 也要坚持早起散步。所以他认为，要想长寿，第一是生活要有规律，第二要节嗜欲，第三要有适度的运动，还有就是相信医生。他70岁以后，仍坚持早起散步， 时常打高尔夫球或是整理庭院里的花木，体气面色，无异于壮年。去台湾以后打高尔夫球可说是何应钦最喜欢的体育运动了。这种运动在台湾也是上流社会的专 利，是何应钦扩大或加强人际交往的媒介，甚至是他与外国访台要人交流感情， 洽谈问题的助兴之物。由于何应钦在台湾高尔夫球界有一定知名度，又有社会地位，台北成立高尔夫球俱乐部时，特意请他剪彩并开球。由于何应钦对体育的爱 好与重视，台北举行的不少体育运动会都请他主持开幕式，或者点燃圣火。这又 是他晚年所获得的殊荣。

　　何应钦去台后的个人生活，虽没有在大陆那般显赫，令官场中人惊羡咋舌，但也 不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同他一起到台湾的，除了他的两个弟弟及其家人外，还有他在黄埔军校时期就结下了生死之交的一批难兄难弟。在蒋介石贬斥元老、 奖掖新进的过程中，他们都先后释权赋闲，但优裕的生活、表面的尊荣，依然使 他们沐浴到蒋氏家族的恩宠。同是天涯沦落人，灵犀相通，时常相聚，彼此关照劝勉，倒也是一种悠闲，但终究驱不散同在异乡为异客的零落感。

　　晚年何应钦虽无所事事，但不愿写回忆录。因为他一生中与蒋介石的微妙关系， 特别是涉及中日关系与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确实有很多隐秘，不便与外人讨论，也难以下笔。与其遮遮掩掩，不如留给后人评说吧。

　　1965年5月30日，台北何氏宗亲会成立，何应钦作为何氏一门的尊者应邀出席并致词。台湾当局规定，现役军人不得加入宗亲会之类的民间社团组织，何应钦因荣 获终生军籍，故不能加入何氏宗亲会，众人皆以此为憾。何应钦毕竟是深深眷恋 大陆故乡的，他强烈的反共意识与绵绵的思乡情结往往十分矛盾地交织在一起。

　　他在那篇台北何氏宗亲会成立大会上的致词中，却又有透露出真实心声的另一面 。他说：每每“遥望大陆”，希望“与大陆的亲友互通消息”，甚至有朝一日能 回大陆“祭扫祖墓”。台湾各地成立的何氏宗亲会都把何应钦奉为何氏荣光的象征，请他拨冗出席各种聚会，或为他的生日举行庆祝会。何应钦也把这些海岛上 翘首遥望大陆的何姓之人，当作自己的族人，以减轻在内心深处隐隐作痛的乡愁 。

　何应钦除了被何氏宗亲视为荣耀之外，更是贵州旅台同乡团结乡友的一面旗帜。

　　但一贯谨小慎微的何应钦却不敢对贵州同乡有过多的关照。在1985年11月3日贵州同乡会馆举行启用典礼上，何应钦的致词充分反映了何应钦既想祖国统一，却又 死抱住“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幻想不放；既与大陆去台的同胞一样思念故土， 但却又坚持阻挠和平统一这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矛盾。

　　愈到晚年，何应钦愈是思念故乡。每当有人去看望他，特别是贵州同乡去到他那 里，谈及家乡之事，他便眉飞色舞，贵州的历史、掌故、风物、俗谚，随口而出。他不止一次地直接拜托或请人转托回贵州、回兴义探亲的人，打听泥凼故乡的 情况，何氏故居、祖茔的现状，以及在大陆亲人的近况。当看到家乡辗转带来的 照片、物品后，何应钦会久久地陷入沉思之中。尽管兴义人民与当地政府多次公开表示，并托人转达，欢迎何应钦回乡省亲，但何氏已不能改变他自己公开场合 所形成的一贯形象。在台湾，有很多地方的美丽风景都使他驻足不前，他从这里 看到了他的家乡泥凼。他不止一次地向著名画家张大千先生描述家乡泥凼的山水 景物，使张大千感悟极深。从未到过泥凼的老画家凭着何应钦的述说，画了一幅《何上将故里泥荡风景图》，作为何应钦九十大寿寿礼相赠，成为何应钦极为珍 视的藏品。

　　从1986年初起，何应钦的身体状况便每况愈下。5月1日，出现脑中风，他不得不 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1987年3月，他自感时日无多，遂令家人将他历年所珍 藏的墨迹、照片、勋章、奖品等与国民党军军史有关的文物40种约200余件，全部 交给“国军历史文物馆”，既为国民党军，也为他戎马宦迹一生留下见证。该馆 专门为他辟一展室，名曰“应钦堂”，一语双关地展示这些上自黄埔建军，下至 赴台以来所获得的荣耀。1987年10月20日上午，何应钦的血压突然下降，经全力抢救并以呼吸器维持他的呼吸，延至21日上午7时30分，终因心肺衰竭而不能复振 ，结束了他整整98个春秋的一生。

　　12月1日，何应钦公祭仪式在台北三军大学礼堂举行。病中的蒋经国送来了“轸悼 耆勋”的挽额，宋美龄敬献了十字花架，李登辉、谢东闵、俞国华、郑为元、郝柏村、李焕等台湾政要，以及陈立夫、薛岳、谷正纲等元老都到场致祭。丧礼后 ，何应钦被安葬在台北县汐止镇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特勋区。而在他的家乡 ，有关部门和他的亲友也都发出唁电或挽词，呼唤“魂兮归来”。

　　何应钦的夫人王文湘也是贵州兴义人。王氏之父王起元属于兴义“八大户”之一 ；其母刘显亲，系贵州督军兼省长刘显世的胞姐；其大兄王文选官至国民政府首任交通部长、国民党中央委员，是上海私立大夏大学的创始人；二兄王文华，官 至黔军总司令，以护国讨袁之役而闻名一时。何应钦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黔， 任黔军团长兼贵州讲武学校校长时，由刘显世做媒、王文华撮合，与王文湘结为百年之好。1917年农历三月初十，何应钦与王文湘在贵阳结婚。王文湘知书识礼，温驯贤淑，在当时的贵州可算得上“皇帝女儿”之类的人物了。何应钦与她的结合，既为自己在黔军的迅速升迁、在政坛上呼风唤雨奠筑了宗法关系的基础， 也确实给他带来了真挚的爱情。婚后，何应钦与王文湘夫唱妇随，夫荣妻贵。19 20年何应钦因黔军内讧被逐，在昆明遇刺，险些丧命。治疗期间，全靠王文湘日 夜守护，悉心服侍，才得以迅速恢复。王文湘虽出身于富贵之家，但秉性平实简朴，较少以富贵娇人自居，且能吃苦耐劳，既为何应钦主持家政，又协助他从事 社会活动。去台初，王文湘已查出身患癌症。在何应钦及其亲友的悉心照料下， 加之王文湘本人精神上能自我排解，她竟奇迹般又生活了二十多年。1978年4月2 3日，王文湘逝世，终年82岁。

　　何应钦夫妇终身无出，何应钦的四弟何辑五便将自己的爱女丽珠过继给哥嫂，使 他俩不至在外表的烈烈轰轰之后感到膝下凄凉。何应钦夫妇视继女如掌上明珠，关切疼爱备至。何丽珠生性聪慧。在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后，曾奉派为台湾驻美 国“领事馆”任副领事。毕竟双亲年迈，膝下无人，不由得何丽珠不起归思。她 多次申请回台，均未获批准。何应钦又常以“恪尽职守”、“忠于党国”即为至 孝相诫，不同意何丽珠回台任职。每年假期，何丽珠与丈夫蒋友光回台省亲，何 应钦夫妇便能享受一下天伦之乐。直至何应钦年逾九旬，而王文湘早已病逝，台湾当局才批准何丽珠回台，在“外交部”礼宾司任特权科科长。何丽珠夫妇在牯岭附近有私邸一座，离何应钦的寓所不远，为尽孝道，晨昏必至父亲处问好，节 假日亦携带子女并邀约上表姐妹前往何应钦处，让老父享受含饴弄孙的乐趣。

　　参考文献： 熊宗仁：《何应钦——漩涡中的历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