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酒钢职工号查询:徐思彦：从戚本禹批李秀成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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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负责具体工作的丁守和先生阅后觉得戚文文字清晰，还是讲了一些道理的，可以发表，并遵照黎澍主编的意见，送给田家英一份请他看看。顺便说一句，《历史研究》自创刊之日起，就实行外审，只是那时一无制度，二非匿名。田家英意见是，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大家进行探讨总是有益的；但戚本禹这个人不是个好东西，文章可以压一段时间再发表。这样戚本禹的文章就发表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上。戚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尤其是近代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绝大多数学者不赞同戚本禹的意见，并对《历史研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如此重要的一份史学刊物怎么会发表这样的文章。中宣部也批评道：《历史研究》发这样的文章，为什么不与我们打个招呼！？
学术界反响强烈，中宣部也认为问题严重，于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除郭沫若以外，历史学界在北京的头面人物基本都到会了，如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邓拓、刘大年、李新，等等。会议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人们纷纷指摘戚本禹，尤以翦老的发言最为激烈：戚本禹根本不懂得历史。你批现代修正主义，要从近代史上找这样一个例子，是完全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翦老还讲了忠王府的来龙去脉，说忠王府，那里是拙政园，原来就是富丽堂皇，并不是李秀成去了才富丽堂皇的。主持会议的中宣部科学处林涧青处长最后作了结论：戚本禹的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有害的，史实上是站不住脚的，一定要肃清影响，并委托刘大年组织一篇批驳文章。刘大年等人的文章也很快写好了。然而令这些鉴古知今的史学大家意外的是，戚本禹的这篇文章上达天听，风向很快就变了。
面对学术界一片反对的声音，戚本禹已经乱了阵脚，正在准备写书面检查。这时江青代表毛泽东约见戚本禹。她对戚本禹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主席看了，表扬了你，说你给党立了一功。因为你的文章里提到了叛徒问题，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你的文章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主席表扬了你。你要继续写下去，写完以后，你可以请教康（生）老在钓鱼台九评的班子，他们会给你出主意。
在这里江青起了怎样的作用，还不得而知。从江青那里领了“尚方宝剑”后，戚本禹不再写检讨了，而是积极准备写第二篇文章。这第二篇文章的初稿，主要是逐一反驳刘大年文章的观点。文章写就后马上送到了钓鱼台。康生等“金针度人”，向戚本禹面授机宜：你不能被动地跟在别人后边，要使文章有分量就要站得更高，要抓住叛徒问题。
如果说戚本禹的第一篇文章还有学术味道，那么第二篇文章就彻头彻尾政治化了，国际上从考茨基、伯恩斯坦，一直到赫鲁晓夫；国内从汪精卫、蒋介石一直到彭德怀，大讲叛徒问题。“文革”以后，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人员曾到秦城监狱专门就这一问题调查戚本禹，他是这样回答的：批李秀成是对着彭德怀的。彭德怀晚节不忠，我是用李秀成影射彭德怀。主席提出来，要保持晚节，晚节不好，一笔勾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