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模式未来面临的挑战———境外部分智库对中国社会风险研究的评述

政治稳定与国家安全关乎一国核心利益，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其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日益受到世界瞩目。中国当前面临的政治安全、社会风险及其未来走向也一直是境外中国研究机构和学者关注的主题。这些风险有的具有一定的发展性与隐蔽性，比如经济发展模式及经济结构等问题;有的具有一定的紧迫性，由于风险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如不及时处理会具有短时间内积聚爆发的危险，比如民族宗教问题等;有的具有一定的宏观预期性，关系到国家中长期的发展战略，比如教育问题与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等问题。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逐步扩大，各国纷纷加强了对影响中国政治稳定与国家安全问题的综合研究，中国发展道路及中国政局等方面的问题也日益成为国际上一些著名智库的研究对象。一些智库通过各种方法描述、分析中国的政治安全及社会稳定情况，其中不乏有深度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对于中国进一步谋划好未来的发展道路，以避免落入“陷阱”或步入“歧途”均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一、中国的发展伴有对自身地位的疑虑和担忧

雷诺·德罗什布吕内在法国《世界睿智》双月刊2009年10～11月号刊登文章《中国:第三个回合》。他认为，可以把2009年看成是中国进入始于1949年的复兴运动的第三个阶段。在找回自豪感和重新走上发展道路之后，中国打算在今后30年内重返国际舞台最前排，但中国的复兴运动面临一系列巨大挑战。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特别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于2009年10月12日在法国《回声报》发表《中国的阴暗和光明》一文;①政治专栏作家龙安志(劳伦斯·布拉姆)于2009年9月22日在香港《南华早报》网站上发表文章认为，最能概括今日中国心理的词语是“自豪”。这种自豪也许会表现为傲慢，但仍难以掩饰其对自身的疑虑和防御性的民族思维。在上述种种自信的表象之下，却潜藏着与之相反的紧张与多疑。中国认为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去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中国对自身实力的提升感到尴尬，这不仅是因为觉得时机还不成熟，对自身的疑虑也是原因之一，这从中国对待历史的态度尤其看得出来。不能正视历史错误，如何迎接未来的挑战?只有一个对内更加“开放”的中国才能成为内部更加稳定，对外更加负责的大国。

二、共产党执政正面临一场“期望值不断增加的革命”

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沈大伟(戴维·香博)在2009年9月28日美国《时代》代写论文周刊发表文章认为，②中国的政治体制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当前，中国正处于不断上升的势头中，它的发展模式———有时被称为“北京共识”———引起了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乍一看，中国的政治体制自1949年以来没有出现多大变化。虽然中国的结构和体制性质问题基本上与过去相同，但其本质与政治流程有了很大变动。领导层和7600万党员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了，入党和提干也更取决于能力与成绩。共产党现在不再是由一个领导人主宰的全能型政党，而是由一群领导人集体领导的威权型政党。领导人本身现在变得非常自信，而且相对老练，非常强调执政方法。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各层官员都要接受培训，有了更多的磋商。中国市场研究集团创始人肖恩·赖因在美国《福布斯》杂志2009年12月15日网络版发表文章认为，③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尽管它还穷困，但无论你身处哪个行业，也无论你在世界哪个角落，都无法忽略中国的经济实力，这就是其威力所在。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变得更强大，而且它还在施加更负责任的政治影响力。中国当然还没有美国或日本那么富有，但是它充满自信，而且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相对损失较小。美国皮尤中心最近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有超过44%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只有27%的人认为美国是第一强国。大约80%的中国人表示，他们对未来感到乐观。

沈大伟认为，总体来说，共产党表现出了很强的适应性，而且愿意从不同国家、不同政治体制借鉴东西。同时，他也提出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和中国保持的经济增长是否足以让共产党长期执政?也许可以。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取得的非凡成就，但这些成就所暴露出的反差与矛盾也同样惊人。中国的经济增长虽然充满活力，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经济的突飞猛进使环境付出了巨大代价。在许多领域，每一步改革都滋生了新的问题和挑战。要想继续向前，共产党面临的一大挑战可能是，能否更好地发展国家的公益事业，也就是医疗、教育、环保以及其他社会服务。提供稳定的环境和不断增加的个人财富不足以确保共产党永远保持合法性，它必须不断改善公民的生活质量。这是中国面临的一场新的革命:期望值不断增加的革命。

沈大伟认为，中国的体制和国家本身的确存在弱点，面临挑战，中国问题研究领域也充斥着唱反调的人士和批评家。一些当代的中国问题专家表达了自己的疑虑，说中国政治体制僵化。经济学家则质疑中国的经济增长还能维持多长时间。

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存在了60年，它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从国内严重的危机、边界战争到国际上的孤立。外界观察家一再低估了中国的实力和适应力。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未来还将是一个复杂且矛盾的国家，这会让中国问题观察家和中国人永远去猜测它的未来。

三、中国应高度警惕经济发展的泡沫化国外研究人士提醒，中国应高度警惕经济发展的泡沫化。阿兰·维特利等人认为，中国当前就业不足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全球经济衰退，而在于中国自身的发展模式。①他们警告称，中共目前实施的部分经济刺激方式，大多是依赖加大投资力度，以求在短期内改善中国的经济状况，但这样的做法会导致国家陷入巨额的财政赤字，使得中国经济再次回到引发此次经济危机的旧轨道上。②人为地强迫银行借贷和提高货币的供应量，只能创造短暂的经济繁荣，而无助于全球经济危机的解决。这样下去，会延误中国进行调整和改革的时机，并将拖累中国及全球的经济。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载文认为，表面上看，中国将经济增长的引擎从出口转为内需，符合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期望。然而，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依赖出口的理解是颇具误导性的。③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内需不平衡，并变得愈发严重。政府刺激方案中的大部分投资都进入了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了投资的比重。中国的资本支出可能首次超过美国，而消费支出却只有美国的1/6，这是中国最主要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国急于创造经济增长数字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中国缺乏完善的社会安全网制度，它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持经济的增长，否则数百万迁移到城市的人口将因为失业、饥饿等问题而引发社会动荡，进而危及国家政权。④不过，这种人为地刺激经济增长，希望拖延至全球经济稳定的做法，是否可以避免因大量可怕的借贷可能带来的泡沫危机，则是未知数，这犹如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

美国战略预测智库斯特拉福2010年3月30日发布了题为“中国的关键时刻”的报告;美国著名投资公司GMO 2010年3月23日发布题为“中国的红色警报”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内部存在着不稳定性。⑤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引人注目，是由于在市场经济阶段，中国政府保留了从其家庭和企业获取的几乎所有积蓄，并通过国有银行把这些巨额存款以低于市场的利率提供给了国有企业。考虑到从10亿劳动者的积蓄中提供的零利率和不计后果的大量信贷，中国所能实现的增长率及其雇用的劳动者数量是不可思议的。

同样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国家的盈利能力是如此之弱。中国的体制与之前的日本一样，都是建立在以规模取胜、粗制滥造、最大限度地增加就业和市场份额的基础上的，这与通过提高效率和盈利实现投资回报最大化的美国经济体制正好相反。经济的稳定性使美国能够熬过经济衰退并变得更加强大，而经济不稳定的中国一旦遭遇经济困难，就会引发社会动荡。

当前，中国呈现出投机狂热的诸多特征:房地产泡沫、固定资产过快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固定的汇率等等。①中国政府巨额的刺激计划和创纪录的银行贷款(预计是2008年的两倍)推动了数1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重新刺激经济的增长。但是许多分析家认为，这些贷款和国外巨额的“投机资本”一起进入到了中国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其结果是价格飙升，中国重新回到2008年初的建筑热潮。历史上发生的投机狂热与金融危机一般具有几个共同的先兆性特点:令人信服的经济增长、对当局能力的盲目信任、投资的普遍增加、腐败现象的大量出现、货币供应的强劲增长、固定汇率引发的不合理的低利率、信贷的疯狂增长、道德风险、金融结构的不稳定，以及资产价格的飙升等，而所有这些先兆在当今中国都有所反映。查诺斯也认为，中国神话蒙蔽了众多的投资者，其经济正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②他警告，中国过度刺激的经济正在朝着崩溃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所预测的持续繁荣。中国飙升的地产业，由大量涌入的投机资本作支撑，看起来像是“迪拜危机的1000倍———或更糟”。他甚至对中国的统计数据表示怀疑，尤其是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逾8%的经济增长率更值得质疑。在最近的CNBC访谈中，查诺斯表示，“识别泡沫的最佳方式是过度信贷，而不是过度估值。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拥有更多的过度信贷”。报告认为，中国对西方的出口目前已经达到峰值，而贸易保护主义又在时时威胁着中国的出口。很明显，依靠出口的增长方式不再可行，于是，中国开始以投资拉动内需。但报告指出，中国过高的投资水平也造成了资本错配的风险。在银行系统方面，中国2009年有10万亿元的贷款，如此巨大的信贷让人不得不担心银行“坏账”会卷土重来。维塔利·格兹尼尔森等人提醒人们，快速增长不等同于可持续增长。投资修建铁路、公路和电网是短期内拉动需求最有效的办法，特别是像中国这样需要更好的基础设施的国家。但是，这样的投资并不是可持续的。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绝大部分来源于对美国的借贷，这样的增长将会带来大量的坏账，中国终将付出代价。此外，中国面临的另外一个困境是，中国出口货品到美国赚取美元，但为了避免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中国并未将出口赚取的美元按一般做法换成人民币，而是用来购买美国债券。显然，中国若无法处理这些难题，终将走入泡沫。为此，他们对中国政府提出建议。

第一，中国需要集中精力进行结构调整。这不只是为了保持内需的强劲增长，进一步减少贸易盈余，也是为了增加消费在增长中的比重，减少对投资的依赖。中国的增长集中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如钢铁之类的重工业)，而非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因此，利润(资本的回报)的增长超过了工资收入。因此，仅仅号召增加家庭支出并不足以使中国的增长转向消费主导，应停止扶持资金需求量巨大的重工业。加强福利体系很重要，但政策也应该关注如何提高家庭收入和减少公司储蓄。中国需要改革金融部门，提高国有企业的资金成本，提高私营企业特别是服务行业获得信贷的机会。应该强制国有企业支付更多红利。这些改革比建立福利体系更难，要求政府放松对经济的控制。

第二，复制工业领域的改革道路，让民营和外资企业与国企在银行、交通、电信、物流等领域同场竞技。此外，中国还应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以填补因偏向重工业的发展模式而留下的就业鸿沟，同时增加收入。四、中国社会发生冲突的风险可能加剧哥本哈根经济周期研究所所长、丹麦财政和能源广播公司主编托尔斯图普在2009年11月16日接受俄罗斯《独立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的社会动荡依然存在，但是中国媒体和国际媒体却对此大多保持沉默。2009年新疆发生的暴乱，再次证明中国存在国家分裂的危险。如果中国不能保障经济增长和人民幸福，社会冲突的风险就会加剧，就会对国家政治安全造成威胁。

前英国驻华外交官、香港中文大学专门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的学者夏添恩博士(蒂姆·萨默斯)于2009年10月1日发表文章认为，①中国的发展面临经济领域不可避免的竞争力下降、人口老化等问题的挑战。虽然中国经济在总体上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但是分布却不均匀，这在腐败、环境恶化和社会动荡的问题上已得到充分证明。中国期望国际环境更加和平稳定，这种期望部分旨在促进共产党在国家发展与巩固方面所作的努力，这样共产党自身才能继续执政。

目前，多数中国人(至少60%)仍然生活在农村，他们只有基本的食物，但是没有教育、医疗保险和养老等方面的保障。中国人面对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和经济危机的压力，其中包括亲人进城打工失业后返乡造成的压力。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腐败问题以及西藏、新疆等地少数民族的不满情绪似乎是中国“软崛起”计划面临的主要威胁。美国战略预测公司创始人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在其著作《未来100年:21世纪的预测》中称，中国只是个泥脚巨人，它的强大靠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过渡经济的成功，在地缘政治关系上它落入了陷阱。北面有无法穿越的西伯利亚，西面是沙漠，西南面是高山，因此，世界应谨慎地看待中国的成就。五、中国科教模式成为国家发展瓶颈中国市场研究集团创始人、常务董事肖恩·赖因于2010年3月23日在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上发表文章认为，②诚然，中国教育已取得诸多进步，中国教授及他们所做的科研项目已开始达到世界水平。通过打造世界级实验室、拨付大笔科研资金来招募世界顶级才俊也已成为中国政府的一个具体目标。然而，教育体制无法依靠少数在国外受过培训的教职人员及他们的科研项目、奖项和专利来获得成功。中国最需要在教育领域实施改革。教育体制必须让学生获得进行思考的能力，以使他们能与世界各地的毕业生展开竞争，并创造出下一个谷歌公司或苹果公司。

若以此为评判标准的话，中国的高等学府并未取得成功。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系统获得了长足发展，但中国的大学似乎难以培养出富有创造力的大学毕业生。中国学生的思维模式习惯于“别人提出问题，我的工作就是找到答案”。但当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研究时，这种方法就不奏效了。在这一层面上，问题域不会被精确定义，也没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办，必须自己去主动寻找。香港中文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助理教授安德烈·波格丹诺夫也认为，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学生非常聪明，但并不能确定他们是否发挥了自己的潜力，他们过于满足安全、简单的问题，对教授们提出的挑战不够大。他们不愿意把时间花费在难以取得可预见性进展的领域，因而显得过于谨慎。这些导致了中国在一些科技领域的尴尬局面。

美国当代国际事务所前研究员包立德(Alexander Brenner)认为，①跨国企业无法在中国找到足够数量的拥有高等技能的白领。高管们普遍抱怨，年轻员工虽然天资聪颖、工作认真，但他们的分析能力不够强。包立德认为，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目前的应试教育体系低估甚至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原美国教育部部长助理切斯特·芬恩最近也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说，中国学校中学生的平均课时量比美国学生多30%———这还不包括放学后和周末的补课。但课时量并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在于上课的质量如何，而这正是中国教育体制所欠缺的。同时，儒家的等级观念也限制了以创造为核心的自由交流。随着大学规模和科研机构的扩大，中国人发表的论文数量已经从1995年占全球科学期刊论文发表数量的2%上升到今天的8%。其中部分领域的研究尤其是纳米技术、水稻杂交和材料科学等是极为出色的，但总体而言，如果以论文的被引率和影响力作为评价指标，则中国科学研究的质量远远落后于其数量。质量和数量之间产生差距的原因之一是源自中国现阶段对“可见性成果”的重视。现有的奖励机制是，刊发论文会有奖金，如未能发表则可能导致失业，这造成了劣质的研究泛滥以致更糟。中国一名学者曾向英国智库———德莫斯研究所表示，这样的奖惩机制使协作变得极为困难。你无法信任别人，他们可能会偷走你的研究成果，每个人都是闭门造车，这对于激发创造力是非常糟糕的。包立德认为，布什8年任期被认为是美国衰落的象征，但自2001年以来所颁出的78项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中，有50位获奖者供职于美国各大学。“基地”组织袭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他们认为这是攻击了美国核心力量的象征，但以哈佛和斯坦福大学等为代表的学术研究机构，作为创造性教育和研究体系的象征，才是美国繁荣的真正推动力。约费也认为，美国之所以强大，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其不可超越的教育与科研事业持续不断地催生杰出人才。教育、科研和开发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们决定着国家未来的表现。虽然在美国自然与科技专业毕业生中，非本土出生或美国新移民的数量在不断增大，但这不是劣势，而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竞争优势: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美国这样吸引如此众多的优秀人才进入到它的科研实验室和大学，尤其是从中国和印度。全球最好的20所大学中有17所在美国;50所最好的大学中只有11所不在美国。而中国的情况只稍好一点:它最好的大学排名在200～300名之间。中国在过去25年中的国家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5%———而这是在人口数量比美国多4倍、国民经济规模却只有美国的1/4的情况下。美国的教育支出比为6%，比印度、日本、俄罗斯和欧洲都高。在科研开发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美国科研经费所占的比率几乎是中国的两倍———而且它的国内生产总值显然要高得多。

中国期待成为创造性的科学超级大国，包括建立巨大的科技基础设施。但如果科学体制的关键因素———人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些基础设施永远不会物尽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