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承包合同注意事项:河北胡化：讲述大唐民族团结背后的故事

唐代以前，我们的老祖宗在情感上对少数民族充满了蔑视。这种蔑视从对少数民族的称呼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早在西周时期，我们对周边的少数民族就是这样称呼的：“蛮”，“戎”，“夷”，还有“狄”。

你们听听，有哪一个是听着顺耳的？叫“戎”也就罢了，居然还加个“犬”字，确实有够过分。到了唐朝，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唐太宗他老人家就曾经在正式场合旗帜鲜明地表了态：“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

考虑到元朝的四等人制度、满清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印度的种姓制度、罗马人将日耳曼人蔑称为“蛮族”、希特勒公然宣称日耳曼民族是优等民族、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美国尚未根除的种族歧视等等情形，小玉不由地喟叹：唐太宗李世民早在狭隘民族主义盛行的公元7世纪就发出这样崇高的呐喊，他的精神是多么的伟岸，他的胸怀又是多么的宽广，这句话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又是多么的重大啊！细数古今风云人物，能有唐宗之见识者廖若星辰。

俗话说的好，观念一变天地新。不仅李世民如此，自他以后的历代大唐皇帝对待少数民族都是如此。很多少数民族的优秀人才都在这个开明的政权里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并且成功地实现了人生的抱负。正是因为能够“不拘一格用人才”，所以，大唐才能在短短百年的时间里成长为一个疆土广阔、民族众多、富足强盛的大帝国。

完美吗？

当然不是，有位哲学家就曾经说过：“所谓完美，就是对完美永恒地不断地接近。”唐朝的民族工作只能说是“近乎”完美，并非毫无疏漏。实际上，这个貌似完美的体系却存在着一个致命的漏洞。

民族平等好不好，当然好；民族团结好不好，当然好；民族互助好不好，当然也好。但是，千万别忘了，左丘明子曾经在《左传》中曰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洪应明子也在《菜根谭》中曰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些话之所以能沿传至今，并非毫无道理。信任民族兄弟，当然是对的，可是，过度的信任那就可能是在自掘坟墓了。

十分雷人的是，大唐帝国的第一位掘墓人，正是以“贞观之治”独步中国历史的一代英主李世民。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滴……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军大破东突厥，从此解除了突厥对北部边疆长达数百年的威胁。

老大突厥被大唐给扁废了，契丹、同罗、奚族、室韦这些小弟可就慌了神了。为老大报仇？不行，打不过唐朝。那该怎么办呢？不知道！

好在他们还没有想清楚的问题，李世民早就替他们想好了。平定东突厥以后，大唐朝廷围绕着如何安置突厥及其所属部族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魏征为代表的很多大臣坚决反对温彦博等人提出的将这些部落安置在边疆的建议，但是李世民却力排众议，坚持要把这些部落安置在今天的北京地区和河北北部等地区。

当然了，最后当然是听他的了，谁让他是大哥大呢？

和当年乘着“五月花” 号漂洋过海、远渡新大陆的那些清教徒们不同，这些突厥人和契丹人则是拉家带口，赶着牛，牵着马，浩浩荡荡地奔向新居。

起初，他们也是不愿意的，毕竟是故土那移嘛！虽然我们那里风大了一点，天冷了一点，沙子多了一点，但怎么说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啊！况且，谁知道到了新的地方，我们会不会过得比现在更好呢？

不管怎么想，他们还是带着满腔的疑惑和顾虑踏上了向东内迁的路途。等他们来到河北以后，才发现这里简直是太好了，山清水秀，气候怡人，物产丰饶。于是，他们就兴高采烈地在这里定居了下来，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后来，他们的幸福图景传到了同罗、奚和室韦等民族的耳朵当中。他们一听，可就坐不住了，一方面是眼红得要死，一方面是后悔得要死，要是早搬就好了！紧接着，他们也着急忙慌地搬了过来。随着这股移民浪潮的持续升温，河北渐渐成为了一个胡人杂居的地方。

就这样，渐渐地，渐渐地，量的积累终于引起了质的变化。随着外迁人口的不断加入和新生人口的不断增多，胡人的数量远远地超过了汉人。如果列位漫步在那时的河北大地上，你就会发现：映入眼帘的基本上都是身穿各种特色服饰的胡人，传入耳中的基本上都是叽里咕噜的外族语言，而且还不止一种。你十分纳闷了，汉人哪里去了？突然，你听到有人在背后说汉话。于是，你满怀欣喜地回眸那么一瞥，顿时从希望的顶点跌入了失落的谷底，纳尼，居然是一胡人翻译？

这个长期的过程，在历史上有一个特定的名称，叫做“河北胡化”。

伴随着比例的失调，原先的稳定状态被打破。到了唐玄宗当政的时候，问题就恶化得比较严重了。那时，生活在北部的胡人与生活在南部的汉人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大家相互敌视，相互杀戮。唐朝地方官员对少数民族的虐待和压迫无疑更是火上浇油。终于，这里的民族矛盾变得日益尖锐，渐渐地威胁到了帝国的稳定。

问题总是需要解决的。那么，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