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工程窗帘合同范本:秋菊男的故事 罗永浩

十四年前……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十四年前，我在东北老家Y市的一个外语培训机构学过一段许国璋的英语。这是一个韩国人开的私立学校，名字很土，叫‘‘三育”。学校的水准很糟糕-国内教师通常是本地大学或中学教师出来兼职的，外教大都是些口音诡异的菲律宾人和马来西亚人。经常能看到的场面是，一些学生在 “外教口语班”开课后，纷纷赶到前台表示愤怒，工作人员则慈眉善目地解释说-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确实是英语。有时候，他们还会笨拙地拿出一本脏平乎的介绍菲律宾的旅游小册子，“咋还不信呢?自个儿看看吧。”

那时候我刚好失恋，又赶上一个阴冷的冬天，为了缓解负面情绪带来的压力，我恶学了二十来天英语，在那个初级班结课考试的时候，考了个班里的第一名。按照事先的约定，我去学校领取数额为几百元的奖金(我不记得具体数字了，好像是三百元)。一个正方形脸蛋的中年韩国校长告诉我说，这个奖金我们不能给你钱，只能从你学习中级班时的学费里减免，我说那叫“优惠”，或者是“打折”，不叫“奖金”，你们承诺的是给“奖金”。何况，我也投答应过你们我一定会继续学习你们的中级班。韩国校长说，我们
就是为了让你们努力学习才设立这个奖学金的，不是为厂讣你们得到钱，你们拿了钱去喝酒抽烟什么的就违背了我们设立这个奖学金的目的。我说我对你们的目的不感兴趣，我只知道你们说了给奖金就不能在考完了之后改成优惠打折，至于这个钱我拿到了之后是抽烟喝酒还是大鱼大肉，都跟你们没关系。韩国校长把脸拉成苌方形，然后说，年轻人，在我们韩国，你要是对长辈这样没有礼貌，早就挨打了。
和我无能的前半生的大部分时候一样，我拿这些西装革履的流氓完全没有办法，我不能抑制地又说了脏话，“我操，你们他蚂的怎么这么流氓?”
和那个时代所有受了刺激的“善良市民”一样，我想到了找报社，我怯生生地生平第一次走进报社，在门口登记的时候，我学着从电视里看到的，对门卫说，我是一个“市民”，我是来“反映情况”的。非常走运的是，接待我的报社记者竟然是我的初中同学，她仔细听完我“反映情况”，充满了想来是因对老同学热心而产生的愤怒；她对我说，我一定彻底揭发他们，下午我就去他们学校采访一下，核实完情况以后，争取几天之内就让它见报
出了报社的大门想了想，觉得我还可以再做点什么，干是又去了市教委“反映情况”。一个教委的中年马脸男斜叼着烟，皱着眉头，时不时喝口茶，听了半天后说，好，翻门都知道了，你留个联系方式等我们通知你吧。
就像我从他表情里预感到的那样，这个人始终没有跟我联系。而且后来我试图再去找他的时候，也被门卫挡在了外面。一周后的坏消息是，《Y市晚报》的同学告诉我说，这个“三育”学校是和市教委合作办学的一个机构，《Y市晚报》是市委办的报纸，因此她写的稿子被总编毙掉了。
我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敢走迸Y市法院。在那之前的一个星期里，我每天都对着自己念叨：“傻逼，你总得有第一次吧、”1995年的中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这样对于第一次尝试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感到兴奋、紧张和好奇，但我想这些跃跃欲试的人里，很多都是受了《秋菊打官司》的影响(无论从哪
个角度看，这部1993年红遍全国的电影都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
在法院的大厅前台，一个胖胖的中年接待男听完我来的目的之后，直接把我轰到了门外，“去去去!你这个小同志以为法院是啥地方?!这种鸡毛蒜皮的屁事儿也来捣乱！”我头脑一片空白，在法院门口愣了半天，然后发现法院对面全都是挂着简陋牌子的律师事务所：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敲开了其中一个门，很尴尬地对里面的人表示我没有钱付给他，但是很希望他能给我一些建议：一个笑眯眯的李姓律师给我耐心地讲解了半天，并且对我表示了鼓励和钦佩：在1995年的中国，在人口不到30万的小城Y市，一个决定用法律手段解决这类问题的小伙子在他看来，是一个”了不起的年轻人”，“观念很超前啊”，他这样说：当然我也由衷地表示，他肯这样花时间，热心无偿地帮助一个陌生人，‘‘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律师啊”。
两个了不起的中国男人依依惜别后，年轻人重新杀进了法院。按照律师指点的那样，气势汹汹地要书中年接待男，“少废话，给我拿一份表格(我忘了是叫民事诉讼立案表还是什么)来!”接待男根据这个年轻人的狰狞嘴脸，看出他已经成为一个诉讼常识方面的暴发户，下是乖乖地摸出了一份表格；填完表格之后，在法院的二楼，一个客气但又明显冷漠的女法官接待了找，或者难确地说，是打发了我，她让我到河南(就是把Y市打劈成两半的那条河的对面 )的民事立案庭(民事调解办公室?)去“试试”,我试图再多请救两句，“你上那边问吧，”她说，接着她又说厂中国人都很熟悉的那句公务员用语，“这事儿不归我们管。”
跟膀大腰圆的市法院不一样，河南的那个民事诉讼立案庭在巾華灰头t脸的二层小楼里。我在一群神情愁苦的乡下群众后面排了将近三个多小时的队，听到前面人申述的都是真刀真枪的冤情，比如自己家的地被强占了，比如自己家的媳妇被强占了，比如自己家的地和媳妇一起被强占了……这使得我在排队过程中感到越来越没底气，除非我申述的时候他们能给我清场，不然我实在没勇气在这样一群不幸的人当中把我那点“鸡毛蒜皮的屁事儿”坦然地说出来 何况，每一个老乡说完之后，立案庭的中年¨女都
会用让人彻底绝望的口气重复同一句话，“哎呀。问志，你这个事情很难办啊”终干，到了还差两个人就轮到我的时候，我逃离厂这个鬼地方。
最后，我想到了上街去喊一喊 ，几乎可以肯定这个选择是受厂一些文艺作品的影响，应该是掺杂了
一个年轻人在生命某个阶段产牛的自我戏剧化的需要(那时候我还没有接触过这类唬人的名词，我只是
模糊地意识到了一些不纯粹的东西)
初步设想的方案大概是这样的：我穿着“反映情况”的详情的T恤衫，斜挎着人功率的收录机(口号提前录好）设法把两棍竹竿斜着捆在背上并在脑袋上方用它们撑起一个较大的口号条幅。比如“”倒也谈不上天理难容”，胸前再挂一个仪仗队用的鼓，就可以上路了。我还可以发动我所有的孤朋狗友都去远近地围观，免得真的出現冷场(如果他们不敢的话)。事实上后来他们都兴奋地表示一定会去，至少会去围观。除了对我这个做法很支持之外，这种事情也是平淡生活中难得一见的调剂，这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在电话里表示要去的时候，夹杂了大量兴奋的，音色失真的“我操！”

计划中的路线是从市医院门出发，放着录音口号，敲著鼓，经过市公安局、市委(在市委门口会多待一会儿，可能还应该呼唤马脸男出来对个话什么的，当然，这个比较没有创意)州委，州政府，最后到达位于铁南(即铁路之南)的“三育“学校门口 这个倒霉学校刚好在一条大马路的边上，所以基本上，当造型醒目的我，我走到门口（这个时候录音机可以暂时地改放一会儿roxette的look sharp），只要往那儿一杵，就会引起足够的围观了。我想如果我能坚持上一个星期，这个干巴掌大的城市的所有市民就都该知遭这件事了
我简单学习了一下相关法律条例，然后就写了一份书面申请去公安局。窗门的小同志显然没见过这种申请，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埋头焦虑地不停拨打电话询问 我想了想，就给在市公安局工作的老同学李神探打了个电话，李神探神情凝重地出来把我拽到他的办公室，”我操，你不想活了?”一一和所
有体制内谋生的人一样，他会把做这类事情直接看成是自寻短见
因为担心劝阻无效，李神探索性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父母，结果可想而知 我是说，我的父母和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没有本质区别(其实我很能理解他们，年轻的时候就能，我只是不同意他们而已）

开春的时候，我和一些朋友包括我的表哥到一个郊区的网球场去打球，突然，我们看到那个韩国校长和几个人也走进了场地 大家亢奋起来，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最后我们决定主动去招惹他，逼他先发作，然后大伙就围上去群殴，
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也很幼稚，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的软弱本质 我只是迟疑了一下，就兴冲冲地跟着大家在场地外边围成厂半个圈子，然后大家一起恶狠狠地看着韩国校长；这小子明显慌厂，假装不经意地在场内转来转去，最后，他终于，无论转到哪个方向，基本上都至少有一双兽兽的眼睛盯着他。
大家渐渐按捺不住了，于是开始冲着他做侮辱性的手势，由于不确定一个韩国人是否能看懂，我们很体贴地做了两个非本地传统的手势，，一个从美国电影里学的 (当然就是竖中指了，那时候这在中国还不太流行），和一个最近刚从俄罗斯流传过来的 这时候韩国校长有些狼狈地朝场边的长椅处看了一眼，我顺着他的眼光瞄过去，看到，个神色慌张的韩国女人手里拉着两个孩子站了起来 小一点的孩子朝我们这个方向看厂一会儿，然后抬头看妈妈，没有得到反应之后，他拉了一下妈蚂的袖子：
即使是在我的道德感相对模糊的青年时代，我也能感觉到当着一个男人老婆孩子的面羞辱他，是件令人非常不安的事情。于是我突然没了兴致，招呼大家走掉了
在回家的路土，在表哥的车里，作推推搡搡的打闹和七嘴八舌吹牛逼的声音中，我感到巨大的委屈像童年时常常感受到的那样，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

独唱团-我的码头 作者:严明

我站起来要让回座位给他。
没想到他豪爽地摆一摆手:“在船上不讲究这些，坐！”然后他自己径直去船头另寻地方坐去了。我想，那汉子的“船上不讲究”的话，就是一种码头味。
回到广州，我时常与颜长江老师聊起三峡、聊起码头，他这样总结：码头之于我们的魅力，就是码头的自由空气，对的，就是自由。当然这不是体制、权利的自由(虽然码头有一定的反体制的江湖社会特质)，而是精神自由，任何一个弱者都可以拥有的内在自由：自由地思索人生与散发个性，所以码头上到处都是活泼的生命。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还是地理环境决定的，人们都在一种“被放逐“的命运交响的环境里。如同杜甫写奉节人，“峡中男儿轻生死，少在公门多在水。”他们生死尚且不惧，又何惧于随时散发人的光辉！尤其是码头上、船上、纤道上，大家都处于一种流浪和行吟的状态。在三峡行走，不出两公里，，必有神人出没。这就是三峡之异于中国传统中庸社会的特质。
如今，世事变迁，码头几乎消失，我该怎么办？是否就此不去寻找码头？码头在时，总给我们意义，我们已经成人，我们就是码头。我的码头是走累时的一碗面、一钵粥，是远处的夕阳和经过近前的一张陌生而亲切的面孔。
我要走更多的路途。
或许码头是一片永远都看不到尽头的昏暗水域，我注定要一生泅游。
因为，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

独唱团-贴地快感 作者:欧阳应雯

广东话里有这么一句话形容自己处于糟糕透顶状态，叫做“衰到贴地”。
也因为香港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泥土没有什么大自然，贴地也就是贴近柏油马路，贴近水泥、钢筋和玻璃。
我刚刚经历了活在香港这么多年来最贴地的一种状态，但还好，还不衰。
我坐在老友Pokit后面，第一次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地绕了香港岛半个圈。因为他有个小肚腩，也浑身臭汗，我没有像一般坐在他车后的众多小女友一样从他腰后伸手缠着他屈身贴着他，我只牢牢地抓着还算舒服的座垫下的缝隙，戴着那个相对我的大头来说实在有点小的头盔，自己保重自己。除了刚上路的一两分钟实在有点胆怯，若有路人经过，隔着头盔也看得出我在咬牙切齿，但当摩托离开中环经过湾仔全速走上东区走廊，我已经算是豁出去了。
虽然未敢于一路向人向树向天挥手，但已经可以单手持着相机沿途乱拍，一路拍我一路在想，如果给我年轻二十年，说不定我也会变成一个摩托骑士，一个早午晚都会骑着摩托车在香港九龙新界四处觅食的骑士。
曾经企图积极地向路过香港的朋友介绍香港，但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真正好介绍的，唯有吃，还可以。
摩托车其实是跟车仔面是没有亲戚关系的，但骑着摩托车去吃车仔面，也总算一件无中生有的过瘾事。
从香港东岛莦箕湾闹市东大街的吕仔记，迟到东南海岸石澳沙滩旁的**面档（吃完竟然没有看名字就跑了），再翻山过隧道回到铜锣湾的荣记粉面，最后以湾仔车仔面之家做终点站——我发誓我这过去的半辈子都没有这样密集的在一个半小时里吃四碗面，而且要在杂七杂八的猪皮、猪红、韭菜、萝卜、咖喱鱼蛋、鱿鱼、猪杂、牛杂、切片香肠、卤水鸡翅尖、冬菇、蟹柳、油豆腐、青菜等等配料当中自行挑选搭配自家合适口味，还得决定究竟吃的“主食”是油面、河粉、米粉、粉丝，还是乌冬——这种打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出道的百分之三香港车仔面，开始的时候是非法流动小贩推着简陋的木头车上街卖面，为贫苦草根阶级填报肚皮，一角钱一团可粗可细的蛋面，再加二三角钱添些配料，围住面档，人人一个碗口磨损崩裂的公鸡碗在手，三拔两拨尽快解决，唯恐小贩管理队不知从那个地里钻出来，面档住人匆忙“走鬼”，剩下一群食客站在街头，拿着迟到一半的车仔面，不知如何是好。
这从来就属于社会贫苦草根的，注定是小流氓古惑仔的，注定高攀不起云吞面鱼蛋粉牛腩河等等高贵亲戚的最最贴地的车仔面，和我们这代香港人一同成长。即使现在已经被政府策略性地净化，车仔面档从街头慢慢转移入正式店铺，但车仔面倒也没有因此而“文化”起来，还是相对的便宜，多选择，快，自有其混杂无章的口味，这也正是我理解并认同的最贴地的香港市井核心价值。
车在人在，一日有摩托车，一日有车仔面，一日有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