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天气预报15天:中苏关系史纲（增订版）说明 沈志华

增订版说明

　　这里介绍一下本书增订的过程和主要内容。

　　中苏关系史无疑是冷战国际史研究中最令学者感兴趣的领域之一，也是中国历史留给当代人记忆最深的一段往事，所以，研究者和关注者甚多。

　　2007年1月，新华出版社出版了由我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以下简称《史纳》，各卷撰稿人依次为杨奎松、沈志华、李丹慧和栾景河。这部著作是在中国前驻苏大使李凤林先生的关心和指导下完成的，李大使不仅时常与作者座谈，还对初稿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并亲自写了序。该书问世后，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均引起较大反响，很多报纸、杂志进行了专版介绍和评论，不少网站还对全书做了连载。出版不到一年，就连续印刷四次。不过，也有学者指出了《史纲》的不足之处，主要是某些篇章显得简单、粗糙。

　　为了听取更多和更为专业的意见，2008年7月26日，我们邀请了一批专家出席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召开的圆桌会议，专门评论《史纲》。他们是章百家、陈兼、张曙光、冯绍雷、牛军、余伟民、戴超武、王栋，会议由《冷战国际史研究》主编李丹慧主持，我和奎松列席。大家非常认真，讨论也很热烈。除了对一些观点进行阐述和争论外，主要讨论了书中的问题和缺陷。归纳起来，主要有几点：书名叫史纲似有不妥，其形式不是简单而全面的叙事，而是带有专题性的深入研究；缺少对学术史的总体阐述，以及对本书结构的说明；对中苏经济、文化关系的描述和分析显得薄弱；对1917～1949年中苏关系的叙述应再加强国民政府与苏联关系的内容；对于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权的概念应有明确的定义和解释等；第四卷只写过程，鲜有分析，与前三卷风格不同，因而需要做根本的修改。会上，我提出了出增订本的设想。但后来因为忙于其他事情，没有抓紧落实。

　　接着发生的几件事，使我感到必须尽快出版增订本。

　　第一，2008年10月，《史纲》获得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9年9月又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有人告诉我，如此一来，该书的发行量不仅会迅速增加，还可能被很多学校列为重要的教学参考书。因此，我们就应该尽快消除书中的缺陷和问题，拿出新的版本。

　　第二，《史纲》出版后的两三年，有很多涉及中苏关系的重要档案文献和研究著作出版，中国的档案文献主要有《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2008年）、《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2008年）、《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2009年）和《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2010年）等，俄文又出版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54～1964）》的第三卷（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3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1959～1964，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8）。作为研究著作，美国学界连续出版了两本书，即吕德良的《中苏分裂：共产主义世界的冷战》（Lorenz MLuthi，The SinoSoviet Split：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Princeton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和拉钦科的《天有二日：中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Sergey Radchenko，Two Suns in The Heavens：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1962-196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它们都颇受关注。此外，我们承担的另一个上海市重大课题——俄国有关中苏关系的档案整理和翻译工作也初步完成。这些情况的出现，不仅使我们的增订工作显得更为必要，而且也为此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第三，《史纲》一书的出版也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我们四位作者就曾被请到中南海瀛台，讨论中苏关系历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看来对中苏关系历史的研究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了，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于是，从2009年10月《史纲》的增订工作就正式展开了。经过一年的努力，现在呈献给读者的便是《史纲》的增订本。针对学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修改。

　　（一）关于书名，考虑到本书的继承性和出版程序，保留了原名，另增加了副标题：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同时，将以前的“卷”改为“篇”，篇下设章、节，以便在形式上更接近“史纲”。

　　（二）关于学术史，在各个重大事件和专题的论述当中，尽量增加一些对于学术史的说明。同时请我的老朋友——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座教授陈兼撰写增订版序言，重点讲述国内外学者在中苏关系问题上的学术关怀，以及《史纲》在国际学界的地位。

　　（三）第一篇的增订：在史料的运用方面，除注意利用报纸杂志的资料外，增加了一些俄国原始档案；在论述上加强了苏联与国民政府关系这一主线，使其与另一条主线——苏联与中共的交往并行，突出说明了辛亥革命以来，由于中俄两国均接连发生激烈变革，导致中俄（苏）关系呈现多变与复杂的特点，而无论两国政权怎样更迭变化，双方基于国家安全和维护本国利益考量的政策出发点基本未变；为加强一些专题的研究，增加了三个小节——“解决两国悬案的谈判”、“苏联对中国新疆地区的干预”和“雅尔塔密约与中苏条约谈判”，从而扩充了中苏政府之间关系以及中苏关系之国际背景的内容。本篇还着重考察了苏联、共产国际推动中国革命，造成国共两党从合作走向分裂，又从分裂走向合作，再从合作走向分裂的历史过程中独特的影响和作用。

　　（四）第二篇的增订：在史料的运用方面，利用了最新出版或披露的中国和俄国档案文献，也参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由此引起对一些问题的阐述有所修正，例如对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前中国主张出兵朝鲜而未能如愿的原因的解释；“共同舰队”问题提出和争论的过程以及苏联的意图；中苏在炮击金门事件中发生分歧和矛盾的具体表现；赫鲁晓夫撕毁核援助协定对中国研制核武器造成的影响；等等。在叙述内容上有重大改动，删去原来有关贷款的一章（放在经济援助一节中作简要论述），增加了“中苏两党在理念和政策上难以弥合的裂痕”一章，重点讨论中苏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矛盾，毛泽东对美苏缓和及苏联立场的反感，以及中苏领导人之间发生的第一次激烈争吵，等等。此外，对于本篇的结构和章节顺序也做了一些调整，以更符合史纲的形式。

　　（五）第三篇的增订：在史料的运用方面，此篇利用了最新解密的中国、俄国和美国的档案文献，如中国外交部档案、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草稿和苏中边界谈判记录，以及美中高层会谈备忘录等；同时参考了中外新出版的研究成果和口述历史文献。在对新材料进行解读的基础上，一方面，进一步调整研究思路，对一些问题做出新的阐述和界定，如重新评估毛泽东为1964年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所拟定的底线；考察1960年代中苏关系演变过程中的三个关键年份，明确中苏同盟关系破裂的时间等。一方面，除增补一些新的材料和阐释评说外，还在第一、三、四章中分别增加了一个小节：“苏联撕毁合同撤走在华专家”、“周恩来访苏与两党会谈破裂”、“中美化敌为友联合抗衡苏联”，使得本篇所勾勒的中苏关系面貌显得更加完整。其中第四章新增的小节，通过对1971年7、10月和1972年2月基辛格、尼克松与周恩来会谈记录的解读，重点考察了中美在抗衡苏联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与默契，其不仅充实了中美《上海公报》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内涵，描绘了中美成为准盟友的历史图景，也为读者理解本书第四篇的研究做了重要铺垫。

　　（六）第四篇重写。考虑到原作者另有重任，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书稿的增订，而牛军不仅对中苏关系从结盟到分裂的过程早有深入研究，且近年来一直关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外交，并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是承担第四篇写作的极合适人选。牛军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论述，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尽管这一时期中国的档案尚未解密，俄国开放的档案文献也很有限，但是作者尽其所能，全面收集并充分利用了已经公开的中苏两党和两国政府文件，及领导人之间的谈话记录，同时又大量使用了双方当事人的回忆、日记等。所以，对于这段不易描述清楚的历史过程，作者的叙述不仅连贯、通畅，而且显得生动。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史料基础上，作者的抽象、分析和归纳也非常到位。在讲述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作者提出了研究1979～1991年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基本分析框架，其中包括两国关系的历史结构、国内政治和中美苏三角关系三个基本要素；论证了中国的政策目标是通过正常化谋求安全战略利益，包括解除苏联威胁和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证明了这项政策形成和实施的演变过程；初步分析了中国政策形成的国内政治因素，包括国家战略、内部不同意见的存在和解决过程；对苏联政策的国内和国际背景也做了初步分析。正如牛军本人在文中数次提到的，一些分析和判断最终还需要历史档案公布后进行的验证、充实和深化。我也同意，历史研究的要求即是如此。

　　总体说来，我对增订本是很满意的。产生这种感觉，并不是说这本书的学术水平有多高，而是说它确实反映了我们这一代历史研究者的学术追求。我和丹慧、奎松、牛军，是在90年代中期为了共同的学术兴趣走到一起的。十几年来，我们手挽手并肩奋斗，在中国拉起了一支年轻的冷战国际史研究队伍。我们四人都对中苏关系的历史情有独钟，他们三人是从中国外交的角度入手，而我是从苏联外交的层面介入。大家经常在一起交流、开会、出访，互通材料，讨论问题，饮酒畅谈，也时有争论。人生如此，好不痛快。如今这本著作也可以看作我们多年学术合作的结晶。

　　从学术的角度看，我以为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充分利用了十几年来俄国、中国（含台湾）及美国解密或出版的档案文献，同时也大量使用了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和口述史料。就中俄双方史料的收集和利用而言，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虽不敢说做到穷尽，但我们确已付出了最大努力，相对来讲可以说是最全面的。这么多年来，我们始终在跟踪俄国档案文献解密和披露的情况，竭尽全力在官方和民间寻找中国的相关史料，并推动档案的开放。史料是第一位的，而且多多益善。唯有如此，我们的历史叙事才会立于可靠的基石之上。

　　第二，在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视角和观点，对许多人们熟知的历史事件做出了新的阐释。这些看法不一定都正确，但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感受和认知水平。历史的确是当代人的历史，我们这一代历史研究者就必须有自己的解读。中苏关系史研究不同一般历史研究，其政治性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会显得比较强，但学者做的是学术研究，必须尽量保持价值中立。唯有如此，我们对历史的解读才会保证其客观性和科学性，也才对得起历史。

　　第三，本书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跨度为1917～1991年，涵盖了中苏之间74年交往的整个历史时期，这在迄今国内外的同类学术著作中即使不算仅有，也是很少见到的。把一个事件、一种现象放在历史长程中去观察，感觉和收获会是不同的。全书把握了一条主线，即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变化：1949年以前，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与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并行交错，随着1949年中国政权易手，两条线索合并。但此后中苏关系从结盟到蜜月，从合作到分歧，从破裂到冲突，一直都是两党的关系主导一切。直到80年代中苏关系开始恢复，双方才逐步认识到国际关系不能以党代政，国家关系应该是主线。所谓“正常化”，其真正的含义就在于此。从这一点出发，本书对结构安排也有考虑，即前32年只写一篇，而后42年写了三篇，这种架构可以更明确地反映历史的阶段性变化，并突出中苏两党关系的主导地位，以及这种地位的变换。

　　第四，我们几人都是学历史出身的，对国际关系理论均无专门研究。不过，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是一对兄弟，互相渗透，互相启发。研究历史自然离不开理论思维和理论升华。本书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例如，建立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分析框架，把国家关系的历史结构、国内政治状况和中美苏三角态势作为三个基本要素，这在同行的研究中还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再如对中苏同盟破裂根本原因的分析，试图突破目前国际关系学界作为主要理论取向的“意识形态”和“国际利益/权力”的二元分析框架，提出了中苏关系的“结构性”问题：社会主义同盟内部的国家关系在结构上是不成熟、不合理的，其表现是党际关系指导着国家关系，意识形态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主权和平等受制于“国际主义”等。在冷战的环境下，这种结构就更加凸显了社会主义同盟关系的脆弱和动荡。

　　当然，尽管经过努力，本书仍存在不少缺陷。比如曙光讲的加强中苏经济关系研究，绍雷提出的中苏之间的文化差异及其后果，陈兼所说的战后非殖民化运动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以及中苏争夺第三世界的问题等，本书都未能做更多的论述。这些问题都十分重要，也是研究中苏关系的应有内容。无奈，上述问题都是我们几位作者在过去的研究中较少触及的，非我辈不努力，实乃力所不及。或许，以后增订再版还有机会，而我更希望有后来者跟上，把中国的中苏关系史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

　　沈志华

　　2010年 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