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都宝:副市长双面人生的文化密码

副市长双面人生的文化密码

文/乐云

    在一个充满骨感与疼痛的时代，现实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譬如广东茂名市常务副市长杨光亮的双面人生。

    一方面，杨光亮是一个按时回家、相濡以沫的好丈夫；另一方面，却是包养多名情妇，经常携情妇旅游，疯狂追逐别墅豪车美女的生活腐化分子。

    一方面，杨光亮是一个教子严格、循循善诱的好父亲，甚至还教导儿子不要“指望父亲”，教育儿子工作要“靠自己的努力，多向同事、领导请教，多加学习”；另一方面，他却大肆受贿、罔顾党纪国法，在疯狂敛财的不归路上一路狂奔。

    一方面，他到处标榜自己清正廉明、清廉为官的正面形象，对权钱交易公开提出批评，甚至亲自写下“清正廉明”的条幅参加当地的反腐倡廉作品展；另一方面，他却长期收受巨额贿赂，甚至一次受贿就达650万，从1987年他就任电白县副县长至2009年他被广东省纪委“双规”，22年间杨光亮聚敛的财富超过1.3亿。

    一个光鲜亮丽，一个阴暗如晦，如此双面人生，几乎完美地聚焦在杨光亮身上，在这些光鲜与阴暗的背后，该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

    首先，它是中国数千年儒家思想被异化后伪道德盛行的结果。孔子在《论语》中为读书人树立了三个做人的标杆，一是做圣，二是成仁，三是君子。做圣人不仅要有大智慧和大道德，同时还必须具备统领全局的能力，因而只有尧舜禹等少数人才能具备资格。做仁人则是对一般人的最高道德标准，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恪守仁义的原则，成仁的境界也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

    做君子相对容易些，其处世原则主要表现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然而从君子的道德操守来说，儒家赋予君子三重“常德”：仁、智、勇。具体来说，“君子之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由此看来，要想达到儒家理想的君子境界，也可谓困难重重。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过高的道德标准使得社会上很难有人达到这一高度，以致连孔子都感叹“吾未见好仁者如好色者也”，其结果必然是造假和伪装成为主流社会的关键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伪君子由此蔚然成风。

    其次，它是中国数千年官场面具哲学的生动再现。中国传统社会对官员的基本要求是君子人格。克己守礼和勤政爱民是他们的基本准则，官员被不断地强化教育，势必将他们培养成社会上的道德，百姓心目中交口称道的清官，舍生取义的典范。然而道德上的教育再努力，却无法弥补制度上的缺陷。因为宗法制社会的官场缺乏培育清官的土壤，个别清官的存在恰好反衬出那个时代的尴尬，譬如海瑞，他们注定是这个时代结出的“怪胎”。当清官的出路被堵死之后，当正直善良的官员经常被攻讦和暗算时，面具哲学必然在中国的官场畅通无阻。从李林甫的“口蜜腹剑”到王熙凤的处世哲学，“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中国官场的面具哲学在此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再次，杨光亮的“精彩”人生，还是法制监督体系缺失所纵容的恶果。从1987年开始腐败，到案发时的2009年，在长达20余年的仕途中，杨光亮屡被举报，其“光荣事迹”早已在当地昭然若揭，但奇怪的是竟然没有受到上级监督机关的调查监督，反倒是不断地受到提拔重用，最终爬上茂名市常务副市长的高位。人们不禁要问，茂名的法律监督体系到哪里去了？那些纪委和司法系统的官员都干什么去？杨光亮的腐败案再次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哪里缺乏监督，哪里就会有腐败！

    最后，杨光亮的双面人生是当前中国功利主义土壤里绽开的一朵罂粟之花。在杨光亮的贪腐之路上，我们看到的功利主义的大行其道，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任意妄为，疯狂敛财，不计后果。他曾经帮为某老板解封20亩地，一次受贿650万元；他曾经以赃款放贷，利息高达18%；他在外出时打扮成老板富商的模样，潇洒快活，挥金如土，充分享受人生；他曾经光交朋友，尤其是喜欢交企业界的朋友，“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将所谓的“江湖道义”演绎成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杨光亮的疯狂敛财，不计后果，恰恰是忘记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生活至理。王熙凤曾经叫嚣“我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什么事，我说行就行”，杨光亮的功利主义哲学至少可以和她相提并论。

    杨光亮的腐败案终于被呈现于世人面前，他也必将为自己不计后果的行为身败名裂。然而纵观他20余年精彩绝伦的“双面人生”，却注定要给我们留下沉重的思考：杨光亮的双面人生，为何能被演绎20余年而不被揭穿？长期的双面人生为何不但没有导致杨光亮精神分裂反倒是让他游刃其中呢？长期贪腐的官员却能为何不断被“带病”提拔？杨光亮的灰色人生，不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那些阴暗部分的综合折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