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私立医院坑人是吗:迷离的大陆官场抑郁症候群

迷离的大陆官场抑郁症候群

2011-06-20 0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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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毅医生跟他的病人都在五楼的同一个楼层，楼梯过道上来的右边是医生护士的办公区，左边就是有50个床位的精神病患者住院部。与这幢楼其他几层住院病区相比，这个楼层什么时候都是静悄悄的，底下几层分别是血液科和化疗科的住院病区，每天生离死别，哭闹喧天。

只有许医生的病人们悄没声息，静静地呆在病房里度日，这里收治的多是非重型精神病人（精神分裂症之外的精神疾患），不具有攻击性，很多人是拥有公职的大陆公务人员，他们（她们）因患有轻型的强迫症或抑郁症，在此接受短期治疗后，很快将活跃在工作岗位上。

浙江第一医院城站分院的这幢小楼至少有50年以上的历史，许毅1983年大学毕业分配工作那会，它就在了，整幢小楼外表破败陈旧，但环境极为安静，外人不经指点，很难一下子找到。也许因为如此，许毅的住院区很少有空当的时候，那些特殊的客人，冲着许的浙江大学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室主任的名头，慕名求医，还有因为这个分院地处杭州的城站火车站，闹中取静，少人打扰。

  身为浙江省的首席精神卫生专家，许毅很能理解抑郁症等精神患者苦楚。从精神医学的科学角度来分析，抑郁症是一种成因复杂的“心病”，患者平时与常人无异，但它发作时，令人痛不欲生。据统计，大约5000万的大陆民众患有精神抑郁症，不过医院系统的窗口仅有十分之一不到的就诊率，大多人都在“熬着过日子。”

抑郁症患者中的大陆公职人员，又是大陆社会精神病患者中的隐秘一份子。许毅诊疗过的很多抑郁症官员都有强烈的病耻感——由疾病导致的社会评价带来的耻辱，在这个特殊群体身上，感受尤甚。

绝大多数官员抑郁症患者不能正视自身心理问题。在国家层面，“5·12”汶川地震之后，政府对普通民众的精神卫生救济开始起步，包括精神疾患的收诊、精神病院建设等方面基础工作已经启动。而官员抑郁症群体的调查研究及早期干预，鲜有人问及，尽管在浙江等少数省份有关调研已经悄然启动，但官方一直讳莫如深。

在越来越多的大陆官媒报道中，官员已似乎成为抑郁症的主角，官员抑郁自杀事件反向催化社会对这一群体的关注热情，从熟稔的藏掖之道到逐渐尝试着去科学合理疏导，政府离找到正确的破解良策，路途还很遥远。

“自绝于人民的人”

抑郁症这个医学名词的频繁出现，还是1990年代以来的事，尽管在大陆精神卫生学界，对抑郁病症研究早已有之，并不稀罕。只是在大陆普通民众耳目中，用这一西方舶来品来解释某些“想不开”的国人的心结，时间并不久远。

“这是一种普适性的精神疾患，不光是公务员，军人、警察、学生、记者等社会阶层都能发生。”卫生部专家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赵国秋教授分析抑郁症的根本逻辑，随着历史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目前转型社会，经济的多元导致价值的多元，多元的价值一定引起内心矛盾和冲突的增加，内心冲突的增加使得心理问题发生概率必然上升。”

中国大陆的文革时期实则上是抑郁症的高发时期，像傅雷、老舍等大批知名学者选择自杀身亡，内地心理学家判断，他们中很多人是抑郁症患者。其依据是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铁律：严重的抑郁症病人中大约有10%的人会有自杀行为，而所有的自杀人中半数以上都是抑郁症。

官员抑郁症高发的另一节点是本世初，官员群体的抑郁症似乎呈现蔓延的态势。而近年来，大陆媒体每年都会报道官阶不等的官员抑郁自杀事件。“官员确实是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高危人群。”来许毅这里看病的抑郁症患者，很多是因为失眠头疼等自诉症状形似其他器质疾病，结果细一诊断，却是因抑郁症引起。

官员患抑郁症，早期在大陆被视为思想病，觉得其革命觉悟不如人，而对自身和社会不满。有官员抑郁症自杀，大陆民众往往将其与腐败划上等号，因为“自杀总是有罪”。但也有很多确实是压力很大，没有及时疏导。

许毅说，官员抑郁的发生高峰多在职务升迁和身居高位时期，譬如有些官员与一把手关系搞不好，压力很大；有的自身能力疲于应付，遇到事业低潮时候，力不能逮，开始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自我贬低自我抛弃。

大陆沿海某经济发达市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向本刊记者慨叹体制内做官为人的无奈：“到政府机关就是没有灵魂的躯体式干活，你不要有思想，不要发表什么高见；人与人之间要学会装笨蛋，哪怕自己知道，也要去问别人，给人谦虚的印象，人家才不会排挤你。”

经不住体制内折腾的官员，有的心志不健全，难免情绪焦虑低落，患上抑郁。抑郁症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魔障，喜欢驻足于神情迷离游走在官场江湖的人身上，人们避之唯恐不及，没人愿意沾染它的晦气。但总是如影随形，在意外中出现。

对于官员不确定原因的自杀行为，大陆官场基本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只要是官员自杀，便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与党，跟党脱离不想坚强地活下去。”官员死后实行“三不”原则：不开追悼会，组织上不致悼词，领导班子成员不参加。

出于人性关怀角度，有开明的地方政府允许官员家属自行召开追悼会，死者生前友好可以私人身份前往。但官方关于官员自杀的传统认识已经约定俗成，没有改变。斯人已逝，家人却将长久生活在阴影下。

领导的病是机密

对官员群体的早期心理干预，在大陆东部沿海的一些经济地区已悄然展开。

2008年，浙江慈溪市在财税局、纪委等直属单位推行机关干部心理援助计划，事后“心理咨询师叮嘱每一个参加心理拓展训练的官员经常写写信，信里什么都可以说。”慈溪市委一位官员坦诚，心理援助计划的目的是提升官员的心理健康水平，提高团队的凝聚力，但咨询师走后，该项目便自动终止。

在卫生部专家委员、心理专家赵国秋教授眼里，给官员做心理干预是个极其复杂的事情，“不是常人想象的那么简单。”像抑郁症这样的情况，官员异常敏感，因为如果一个公务员被诊断为抑郁症，又被公众知道的话，他的前途就毁了。“没有哪个组织部门会用一个抑郁症的官员。”

赵国秋每周半天的专家心理门诊，专家挂号费200元，找他看心理问题的不是有权的，就是有钱的人，还需提前3到4周预约。很多外地的官员在网上找到赵的联系电话之后，头一天飞过来，住在杭州，第二天来找赵，聊上几个小时，或者配点药，再打道回府。

陌生抑郁症病人的来访，一开始谈，总是从面上的症状切入，比如说晚上睡不着觉，想自杀等等。赵会详细咨询其从小的成长环境、遗传因素、性格类型，以及受到的刺激创伤，同时对其创伤进行再评估，然后考虑现阶段该症状对社会功能有多少负面影响。而陌生访客的身份和职务，赵国秋绝口不提，除非抑郁的原因与此有关，他必须说出来。

保护病人的隐私，不可以伤害病人，这是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基本原则。

在许毅的精神卫生病区，每个患者的姓名、工作单位、任职情况等一概不能示人，患抑郁症的病人也不能接受媒体的采访。许毅的抑郁症心理门诊病人，据其透露，官阶中有副省级以上官员。

许毅还担负着浙江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心理咨询讲座，这是一种菜单式的官员培训教学法，由前来培训的官员点题。“中午课间休息，学员中便有人给我递名片，过两天咨询电话就来了。”许毅说，心理疾病是个人隐私，官员更为内敛，他们不愿意当众告诉别人，他为啥抑郁的原因。

有的经常上电视的官员，不好意思亲自跑医院的精神卫生科，会叫秘书电话预约许毅什么吃个饭或喝个茶。“领导的病是机密，我当然明白什么用意，过去一听，果然是个抑郁症。”

有时走在街上，看到有点面熟但一时想不起名字的人，许毅尽量远远地避开走，以免与其打招呼后，引起他身边朋友的狐疑，“咦，你怎么会认识精神科大夫？”许毅认为，做精神科医生，除了尽力帮患者药物治疗心理疏导之外，就是最大可能地保护其个人隐私。

相对其他重型精神疾患，对医技娴熟的精神卫生医生来说，抑郁症的治疗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患者有没有勇气来找心理医生，能不能克服病耻感。这是一种由疾病导致的耻辱感受，由社会的后天评价引发而成。很多官员都有病耻感，尽管他朦胧地知道，自己有抑郁的可能，但由于不经过医生的正确诊断和系统治疗，以至于到自杀都不知道自己是抑郁症。

 “只有相对的权威”

心理抑郁中的极致便是自杀。

抑郁症患者中，真正能治好的只有七成，还有三成因为病理原因不明，无法治愈，即使是最高明的精神卫生专家，这也是最好的结果，治不好的病人中个别人不及时疏导和劝解，难免会走极端。

在所有因为抑郁症而自杀的病人中，官员的自杀影响最大，处理起来也最为棘手。大陆近几年曝光的每一起官员自杀事件，都会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更引起民众激烈反应的是官员自杀的成因，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抑郁死”。

“我所知道几起官员自杀事件，都属于典型的抑郁症。官方抛出司法精神鉴定的背后，一定有医生的影子在那里。”大陆一位精神卫生专家告诉本刊记者，老百姓并不认为官员公布的抑郁症结论是对的，官方这样说就是在庇护。

因此，无论是诊疗医生、病患家属、鉴定机构，谁都不想站在舆论的“暴风眼”上。

这位专家说，正常情况下，抑郁症根本不需要鉴定，国际和国内精神医学都有诊断标准，只要是心理职业医师，从医学的角度就能给予正确诊断签字。对抑郁症患者的病情认定，只有在其杀人或放火，法官要判其死罪的情况下，才涉及到司法鉴定，这个时候叫司法医学精神鉴定。

如果官员已经自杀死亡，从严格的精神卫生医学的角度，做抑郁症的鉴定一般也无法进行，医生只能根据生前家属提供的病历记载，周围人的旁证叙述，用词严谨的医生不会下诊断说其因抑郁症自杀，最多是做个可能是抑郁症的回顾性诊断。

也有例外。病人生前经过诊断治疗，特别是因为抑郁症住院过，患者自杀后，家属需要再来找医生，而死前的遗嘱、临死前与周边人士的谈话、对生前财产的处理等，都能据此做出因抑郁自杀的司法精神鉴定。因为抑郁症病期漫漫，住院病历很难伪造。

“官员抑郁自杀后，很多时候家属自己或者受组织所托找上门来，寻求鉴定。有时候，机构不会配合，人都死掉了，不愿意做。”上述专家说，但司法医学鉴定放开后，大陆各地能进行精神医学鉴定的机构很多，一个省都有好几十家。这家不行，可以找另外一家。杭州不行，可以到上海、北京，最后一定有做的。机构和寻求鉴定的一方都达成默契，不公布鉴定过程和机构名称，也不能公布医生姓名。“医生的名字一旦被抛出，活就没人干了。”

  “我不希望处在舆论中心去，因为很烦的。”上海的一位精神卫生医生如此说，我们把一个貌似正常的人鉴定为精神病，他有时会找到你家里来，因为他不承认有病，认为他是受迫害的。“这构成了一起公众事件，但医生只是个人行为，至于做什么用，那是官方的事，医生可不想惹什么麻烦。”

  这位医生打比方说，精神病司法鉴定市场，各自为政，现有的认证，即使是打着司法部认证旗号的，也只能称之为机构活动，而不是官方活动。就像是服装协会的各种名牌认证活动，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相对权威，“这个社会我们还相信权威吗？”他反问道。

被放大的群体？

关于抑郁症患者的官员群体的大小，是一个持续的驳论，长久存在不同立场的大陆精神卫生和心理研究学家之间。

2006年至2007年，中组部属下的上海浦东干部管理学院曾对参加领导干部常规教育培训的来自中央部委局办和全国各地的400多名厅局级学员进行心理素质测试，发现这些中高级领导干部中大多数人具有积极健全的人格特征，消极人格特质所占比例很小，但该人群中确有少数人存在较为严重的心理和精神疾患，多表现为心理生理异常，比例在6%左右。

这个比例显然符合正常的抑郁症人群发病率，负责此项测试的该院领导人心理与素质测评研究所赵世明所长称，“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总体心理健康还是心理疾病的发病率，官员的这两项指标没有比其他人群更恶化，属于正常的范畴。”

他认为，实际上官员心理素质问题，被媒体捕捉，然后放大了。赵世明举例说，只不过一个维稳办主任、一个宣传部副部长自杀了，媒体便很关注，而农民工等其他普通人群，媒体故意作选择性忽视。

但大陆官员的精神干预和心理疏导的缺失，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共建政初期的一段时间里，熟练运用面对面式的谈心交心术，干群关系和谐，这在当时艰苦的物质生活环境下，凝聚人心取得了经济建设成果。

在上世纪末大陆全面推行市场经济之后，中共官员这样的良好作风再也找不回来了。“上下级之间，不会讲真话，心里有疙瘩。因为我说出心里话，领导会对我怎么看，或许会给我扣个不稳重的帽子。”受访的一位大陆官员告诉本刊记者，公务员现在所处的政治生态前所未有的恶劣，上下级官僚之间，关注事多，关注人少。工作压力层层加码，无法找到正常的宣泄渠道，导致抑郁等精神疾患。

 “很多蹲机关的官员都有各种心理疾患，这个群体非常庞大。”许毅认为，应当在一些县市适当及早官员的早期心理干预活动。

大陆精神卫生医学研究领域的春天，事实上已经到来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拥有庞大的资源去做调研。”年届6旬的赵国秋5月初向本刊记者透露，一个由其领衔，涉及浙江省范围的公务员心理健康水平调研活动将启动，“省委书记赵洪祝连续批示，令各部门配合。”

在国家卫生部、科技部等层面，有关医学研究方面的经费课题等已大范围向精神卫生倾斜。全国范围对重型精神病人免费治疗、社会关怀的“686”计划进行至今已五年，其科研基金已从最初的686万追加到现在的几千万元。除了重型精神病外，研究层次也慢慢扩展到非重型精神病人，包括抑郁症在内。

而在年内，大陆起草和修改筹划已有25年的精神卫生法将正式颁布。据赵国秋透露，修订后的精神卫生法仅限于重型精神病人的职权利的维护，而把正常人的心理健康维护促进，譬如抑郁症的心理咨询一概砍掉，但无论如何，该法的出台，对被抑郁和被精神病事件层出不穷的的大陆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