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水利工程效益:香港可以减税内地不行 ?

香港可以减税内地不行 ? 

2011-06-18 22:54:24|  分类： 默认分类 阅读15354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香港可以减税内地不行 ?

2011年06月18日 14:13  中国经营报

　　梁发芾

　　6月8日，香港立法会正式通过《2011年税务(修订)(第3号)条例草案》，宽减2010~2011年度薪俸税及个人入息(收入)课税75%的税款，上限为6000港元。预计这项措施将惠及150万名纳税人，港府税收为此将减少约53亿港元。近年来港府减税已成惯例，无论当年经济好坏，“藏富于民”的减税措施都必不可少。

　　中国历史上本来有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藏富于民的优良思想传统，这种传统是儒家学派财政思想的核心。春秋时鲁哀公向孔子弟子有若咨询“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时，有若回答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认为老百姓富足国家自然就会富足。孟子强调：“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表明孟子把减税从而使老百姓富裕安康当成王道的内容之一。荀子说，“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正确地说明民富与国富的先后主次关系，他尤其批评了统治者好利聚敛的结果是“府库已实而百姓贫”，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

　　虽然人们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的统治思想，但各个王朝的理财者多是商鞅、管子、韩非这些人的传承者，而商鞅、韩非都赤裸裸地鼓吹实行富国穷民的政策。因此，儒家的藏富于民，轻徭薄赋的财政思想常常处于比较边缘化的地位，成为一种政治理想而不是现实。当然，在某些时候，开明的统治者确实能够实行轻税政策，而这样的财政实践往往带来经济繁荣和百姓富足的盛世。汉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开元盛世，清朝的康乾盛世，都与统治者实行坚持轻徭薄赋政策息息相关。

　　儒家轻税富国的说法，看似是一种猜想，其实与现代经济学财政学理论不谋而合，充满真知灼见。

　　直观地说，百姓收入与国家收入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国家拿的少了，留给百姓的就多了。百姓财富多了，税收的基数反而扩大了，即使是低税率，也可以有更多的收入总额。唐朝的李翱就说：“人皆知重敛之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现代税收学的超额负担理论，从相反的方向证明税收的低效性。税收会对经济带来扭曲，牺牲效率，假设政府征收一元钱的税收，那么，社会要增加远远高于一元钱的负担。纳税人有很高的奉行成本，政府也要发生很高的征管成本。高税收也抑制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另外，国家财政支出的效率也远远比不上私人支出的效率。税收的奉行成本，征管成本，以及它对于人们创造财富的打击，再加上税收支出的低效，会造成很多无谓的浪费。而少征税甚至不征税自然会节省这些无谓的浪费。

　　既然税收会产生扭曲，但是税收还不能完全取消，因为像国防、治安、公共工程之类私人无法提供的公共品，还得通过税收筹集资金，由政府组织提供。随着现代福利国家的出现，政府还承担起调节收入分配，提供社会福利种种职责，政府就要征收更多的税收，进行转移支付。这样，政府宁可损失效率也要征税就有两个理由，一是要提供公共产品，二是实现公平公正。

　　公平与效率是税收无法兼顾的二难选择。在民主宪政国家，政府的征税和开支都受到公众的严格制约，征税虽然都会牺牲效率，但却可以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公平。但在没有财政民主的国家，征税和财政支出却只能造成效率与公平的双重损失，税收制度往往被既得利益集团把持，它们可以操纵税收立法和执法，把税收义务强加到弱势者身上，使本该“杀富济贫”的税收，变成“杀贫济富”；在财政支出中，利益集团更会使财政支出为自己倾斜，要么用于管理者高昂的在职消费，要么用于满足形象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要么被用于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的福利(如住房和食品特供)，就是真的给贫弱阶层进行转移支付，但管理者仍然可以巧妙地造成跑冒滴漏，中饱私囊。这就是说，在非民主宪政的国家，税收越多，对于社会的不良影响越大，最后的结果是民穷而国不富，真正得到实惠的是一些有能力影响税收和财政支出的权贵。

2011-06-18 03:09:00　来源: 新快报(广州)　

梁发芾

近日，香港的减税又引起人们的热议。事实上，近年来港府减税已成惯例，无论当年经济好坏，“藏富于民”的减税措施都必不可少。

中国历史上本来有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藏富于民的优良思想传统，这种传统是儒家学派财政思想的核心。现在，这种思想在香港开花，在大陆则还只有争论，没有行动。

春秋时鲁哀公向孔子弟子有若咨询“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时，有若回答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孟子一再强调：“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而荀子则说，“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他尤其批评了统治者好利聚敛的结果是“府库已实而百姓贫”，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这就是说，两千多年前的先贤非常清楚，民富优先，则会带来国富，国富优先，却只能带来民穷。只有将民富作为治国的要务，国富才可期待。

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抢称霸的大背景下，各国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富强起来，在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儒家的仁政思想不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法家学派的强国主张立即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怎样实现强国的目的呢？法家的主张，就是通过国家权力，“弱民”、“贫民”。商鞅说，“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他鼓励农业生产，但又强调“家不积粟”，要求农民将粮食交给国家而不是自己拥有。商鞅还认为，有资产的富裕百姓不好管理，贫穷的老百姓才能被国家政策支配调动，为国家服务。

而到了战国末期，另一位法家人物韩非子说，“欲利尔身，先利尔君，欲富尔家，先富尔国”，把君主和国家的富裕强大放到毋庸置疑的优先地位。为了让君主和国家富有强大，就必须让老百姓贫穷弱小。他认为，“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财货足则轻用。轻用则侈泰，侈泰则家贫”。因此，必须用重税使其永远处于贫穷之中，这样，他们才能在生活的压力下勤勤恳恳，为国出力。

商鞅韩非的思想被秦国采纳，带来强国强盛，秦以后的统治者虽然总是用儒家的外衣装饰自己，其实都是外儒内法，说的是儒家“轻徭薄赋”的格言，行的是法家“富国弱民”的政策。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抛入国际竞争中的大格局中，其所处形势，有些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大清朝野都痛切感到中国的弱小，因此，富国强兵成为兴奋点，无论洋务运动还是维新变法抑或清末宪政、辛亥革命，都围绕富国强兵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其实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中期新政权建立以后。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强调的是国家的富强，而不是人民的富裕。而在追求强国梦的时候，国家再次沿着商鞅韩非的路径，把国富与民富放到完全对立的两极。

为了国家强盛，国家甚至发展出一整套意识形态，比如老百姓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高尚，比如诅咒私有财产的罪恶，塑造大公无私、很斗私字一闪念的精神。国家富强就必须让老百姓毫无私心私利，一无所有。老百姓但凡有一点点私有财富，那就是某种邪恶主义的尾巴，一定要割除而后快。这种思想成为前三十年的主流思想。

显然，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无疑是对于这种国家观的反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国家承认老百姓追求富裕的合法性正当性。在追求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不再以必须消灭私人财富为前提。虽然自从改革开放之后，老百姓积累财富已经不再是非法的，但最近十多年来，国家通过税费等手段，在国家财富与私人财富之间重新进行洗牌。国家持续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塑造了富强的国家形象，但可惜的是，在它后面，却是百姓收入不足、生活艰难的窘境，国富与民富之间的关系再次紧张。

这种情况下，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再次甚嚣尘上，处处将国家置于个人之上，要求个人利益、私人利益对于国家利益的完全服从。国家主义财政观念下，国富再次被赋予了相对于是民富的无与伦比的优先性和道德正当性。国家主义甚至还提出一句臭名昭著的格言：“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以此来强调国富优先于民富的天经地义。

事实上，国家财富来自百姓的创造，来自百姓私有财产的让渡，它们之间的关系，确实像是大河与小河的关系。但必须弄清楚的是，私人财产是源头，私人通过财产让渡进行的纳税，如同涓涓细流，充盈了国库。如果老百姓的条条小河干涸了，国家这条大河免不了断流的命运。这样常识，还需要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予以论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