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茅山女道士19楼:民间研究机构的前景：民企支持与政策咨询招标-汤敏

民间研究机构的前景：民企支持与政策咨询招标
汤 敏
民间研究机构的前景：民企支持与政策咨询招标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先生和茅于轼先生早在1985年就认识了，1988年，他们一起主编了经济学畅销书《现代经济前沿》。此后，他们开展过很多合作项目。谈到天则所十年来的发展，汤敏表达了自己的赞赏和思考。对中国民间研究机构的发展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
商务周刊：您怎么看待天则所出现的意义？
汤敏： 在天则所出现之前，我国的政策研究仅在于大学、中央、地方政府以及部委的研究机构中进行。由于缺乏民间的参与，制定出的政策与法规有时没有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而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则反映比较多。各个政府部门政策一般都是由这个部门自己制定，比如铁道部制定铁路政策，电信制定电信的政策。部委往往有自己的企业，有部门的利益。这就象是政府部门不仅当运动员，裁判员甚至连比赛的规则都是自己制定。长期下去，部门间的利益格局就更难以打破。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跨部门、跨地区之间的协调工作特别难做的根本原因之一。国外特别强调独立政策性以及制定时要多方参与。从这个意义来说，天则走出了第一步。它是我国第一个民间的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民间的”和“独立的”这两点格外重要。他们对经济政策能提出不同看法。把社会上代表不同利益的观点和看法反映出来。我国需要更多这样民间研究机构出现。
商务周刊：1993年以来的十年的时间，可以说是中国政治、社会、经济转型最剧烈的一个时期，其间需要很多政策咨询。但是，天则所的发展却并没有像当初想象的那样快，影响那样大，到现在，他们的话语权仍然不多，这是什么原因？
汤敏：天则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民间研究所。能在社会上造成这么大的影响，能发展成今天的规模，已实属不易。天则能生存下来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是有社会的巨大需求；另一个方面，和天则的创办人的努力和能力分不开，他们把全副精力投入到天则上。天则所能走到这今天一步，已经很不容易。当然，未来天则所的发展还有很大潜力。今天我们要反思天则所的成功与不甚成功的经验与教训。让天则所以及更多的天则所做好做大。
商务周刊：那么，现在天则所又为什么没能够做大呢？
汤敏：我认为这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民营企业支持还不够。在国外，民营研究机构是要靠民营企业来支持的。我们的民营企业还在成长初期，他们对民营研究机构的注意与认识都还不够。民营企业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在政策制定上参与的重要性，以及通过民营研究机构系统地反映他们的需求与意见的必要性。我们的民营企业愿意花大钱来做广告，也愿意花一些钱来做公益事业。但不愿花钱来支持与他们利益有极大关系的政策研究。像天则这样的研究机构发展好了，发出更多的声音，才会对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有帮助。我们曾经和天则合作过一个“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建设部也十分重视这一研究。这一政策制定好了，能给民营企业提供一个巨大的投资机会。很多民营企业认为政策制定为政府的事。部分还有搭便车的心理。这些政策研究，不仅是对哪个单个的民营企业，而是对全体民有企业都有好处的。如果大家都有搭便车的心理，没人付油钱，这辆车就开不动。我在这里呼吁有眼光的民营企业家，更多关注民营政策研究机构的发展，这与国、与民、与你自己都是大好事。
其次，缺乏政府的支持也是类似天则所这样的民营研究机构做不大的重要原因。目前，政府采纳社会上的意见主要有3种形式：1、各种形式的听证会；2、形式不一的向专家征求意见；3、独立的机构得到少量的为政府做研究的机会。前两种方式固然重要，但任何一项政策，特别是大的政策制定需要很深入的研究支持，靠个别专家的力量就显得深度、广度不够。我们现在民间参与政策制定的方式显得很零星，缺乏系统性。比如听证会，需要有对议题有过专门研究的人或者机构来提出意见。而不能只靠一、两个专家提出意见就行了。
商务周刊：这样的局面能够如何得到改善呢？
汤敏：我认为，政府首先要投入一定的资源来做政策研究。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告，说中国政府每年用于政策研究的项目经费相当于1.5公里高速公路的建设经费（中国每年要修建3000公里高速公路）。这说明我们可以一个科研项目上花几亿人民币，但对国家与群众影响更大的政策研究上仅花十几万人民币政府目前还没有在社会科学上投入还不足够。再者国家应该建立一个公开、公正、透明与参与性的政策制定制度。现在政府产品采购都实行公开招标，对于政府咨询采购，也应该实行公开招标。
政府应该创立一套政策咨询机制，拿出更多的政策项目，采用公平的规则，进行公开招标。使得政策研究机构有竞争的平台。不论是政府的研究机构，大学或是民间研究机构，在公平情况投票竞争。亚洲开发银行与科技部一起在两年前就制定了一个政府咨询采购的规划及实施办法。遗憾的是到现在还没能大规模实行。
商务周刊：与此相反，我们知道，像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等一些国际机构近年来投入非常多的经费在中国政策的研究上。
汤敏：是的，我所在的亚洲开发银行，每年就要投入约一千多万美元在中国政策研究上。世界银行、联合国、福特基金会等也投入了大量的研究经费。这些国外机构在中国做各种各样的政策研究，有的研究项目是和政府部门一起合作开展，一些是独立开展。他们的研究报告，一部分直接提供给政府部门，一部分通过在媒体发表或者研讨会上发布的方法产生影响。这些都有可能影响中国政策制定。这些研究对中国政策制定也非常有帮助。然而应该看到的是，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战略目标。如果我们国家同时没有自己的深入地、有水平地独立的研究，就很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在国外十几年，看到一些发展中的国家从研究课题到战略方向几乎完全被国际机构所垄断。事实上，政府舍不得花点小钱，支持自己的政策研究机构，将来损失的可能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