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花乡招聘:《回首文革》选摘

《回首文革》选摘

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12月12日

作者：张化 苏采青 主编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姚文元点名批判吴晗这件事发生后，彭真同志觉得需要制定一个学术批评的方针（过去中央曾有规定，点名批判知名人士要经过中央批准），以免发生混乱。因此，便有《二月提纲》的制定。在负责制订《二月提纲》的五人小组向主席汇报后的第二天，许立群在中宣部给我们传达说，毛主席完全同意《二月提纲》的方针。主席说，还要宽一些。主席还说：能说他（指吴晗）是反社会主义的吗?大家当时都很高兴，因为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就不至于搞乱了。

在１９６６年5月通过《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会议上，康生讲话时说到，江青曾向主席告状说彭真压制她，欺负她。主席回答江青说：彭真算什么，我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打倒。康生说，他当时在场。康生还说，主席曾对他说：告诉江青、张春桥不要着急，没有什么了不起。此后《二月提纲》就变成“反革命”的东西了。

１９6６年4月发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诬蔑文艺界是“黑线专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林彪、江青搞这个《纪要》是很秘密的，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送到书记处，彭真给我们几个人看了。不久，中央就批发了。那时，作协正在召开青年作家座谈会，让我去讲讲。陈亚丁听说我讲话，便去听了。讲话不能不涉及如何评价三十年代的文艺工作。我想得太简单，没有考虑到《纪要》已经出来了。我在讲话中说：对三十年代的文艺运动要作具体分析，有革命力量，鲁迅就是代表，不少进步作家、青年后来到了延安；也有犯错误的，但后来改好了；有些人不是左翼，但是也要团结。陈亚丁听了以后，给江青打小报告，说我为三十年代文艺工作辩护，抵制《纪要》。

我列席了１９６６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林彪得势。张春桥参加了，还当了分组的组长。江青没有参加。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充满一股杀气，他说：他们要砍我们的脑袋，我要看看谁砍谁的脑袋!林彪为了反驳严慰冰的匿名信对叶群的所谓“诬蔑”，竟不知羞耻地亲笔写了一个条子，印发给每个到会者。条子上写道：我同叶群结婚三十年，我证明她同我结婚的时候是个处女。真是丑不堪闻!会上，林彪大骂朱德同志：朱德，朱德，就是缺德。康生和陈伯达一唱一和地吹捧林。康生说，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康生两次发言讲到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是有想法的，因为毛主席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不当面讲，更能取得主席的欢心。少奇同志的心情很不好。小平同志身着一件洗得灰白的衣服，开会一个多月一直没有换过。陈毅同志风格豪爽，他在会上说：我过去反对过毛主席，不反对才怪呢!当时我的地位比他高。还说：林彪，这个事情你不知道，当时你没有资格参加那个会。

《几番风雨忆周扬》写完，引起我再写一篇回忆的兴趣，总题目已经偷得，就是：《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说"偷得"，因为这原是别人文章的题目，虽然只是作为副题，终归是"版权所有"吧。那是１９７６年夏天，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闹得正紧的时候。批"三株大毒草"，其中一株是《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原题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报纸和刊物发表了多少批判文章，机关和学校开了多少批判会，出版社还单独编印了一本《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据说发行达几千万册，其中就有一篇，题为：《两个提纲一条黑线--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

其所以要"偷"这个题目，因为它的确构思巧妙。现在看来，如果把批《二月提纲》看作"文化大革命"的开台锣鼓，那么，批包括《汇报提纲》在内的"三株大毒草"，不是可以看作"文化大革命"的收场锣鼓吗?当然，那篇批判文章用这个题目的时候，是没有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就要收场了的，它以为"文化大革命"还要好戏连台呢。

其所以要"偷"这个题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批判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HT５Ｋ〗〖GK2!〗十年前，即一九六六年二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之际，刘少奇一伙也炮制过一个《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从思想体系上说，今天的这个《汇报提纲》，同当年的那个《汇报提纲》完全一脉相承，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有趣的是，在今天这个《汇报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中，有些人在当年"二月提纲"中也有着他们的一份"贡献"。〖HK〗我也感到"有趣"，批判者所说的"有些人"，指的是谁呢?恰好，我同这两个提纲的起草过程，都有一点接触，所以我可以确切地说出谁是这两个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

《二月提纲》的主持者，是彭真；"炮制者"就两个人，是中宣部的两位副部长，许立群和姚溱。这是在《五一六通知》和作为通知附件下发的《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记明了的。这三个人，或死（姚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被迫自杀，直接的原因是在中宣部的批判大会上，并非中宣部工作人员的康生秘书跑来发言，说姚是彭真派到康生身边的特务，第二天人们得知，姚于会后的当晚悬梁），或囚（彭到１９７５年才出来，放逐到陕西，许也才出来，在北京，没有工作）。他们与《汇报提纲》，能有什么关系呢?毫无关系。

《汇报提纲》的主持者，是胡耀邦和胡乔木，或者还应该加上李昌。耀邦和李昌，是刚派到中国科学院去的党的小组成员，是提出《汇报提纲》的负责人；乔木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员，是主持修改《汇报提纲》的负责人，执笔者多一些，是中国科学院的几个人，包括吴明瑜，还有被政治研究室找去参加修改的几个人，包括甘子玉和我，以及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这三位主持者，与《二月提纲》毫无关系；执笔者中，也都与《二月提纲》毫无关系，除了我。

那么，莫非就是指的我?我不配。无论从职务讲，还是从作用讲，我都够不上炮制者这个格。而且，就算抬举我为炮制者，主持者还缺位，一个人也不能叫"有些人"。

我猜，批判者想指的、想揪的，是吴冷西和胡绳。吴和胡对《二月提纲》是有贡献的，不管这贡献二字打上引号还是不打引号。吴是提出《二月提纲》的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二月提纲》中确定设立的学术批判办公室，"许立群同志为主任，胡绳同志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他们都参加了产生《二月提纲》的那次五人小组扩大会和五人小组关于《二月提纲》向毛泽东主席的汇报。虽然《通知》和《大事记》最初曾经曲意开脱，说提纲是"背着"康生和吴冷西"制造出来"的。这当然不是事实。由于这个开脱，康生成了抵制和批判《二月提纲》的"英雄"，而吴冷西呢，却未能脱身，作为《人民日报》总编辑，很快被陈伯达的工作组揪出，打倒，挨了批判。从当时的小报上看到，吴挨批的诸多事项中，有一项就是他在《二月提纲》中的"贡献"。

但是，吴冷西和胡绳并没有参加《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修改。他们这时已经恢复工作，是以胡乔木为首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员。研究室还有几个成员：于光远，熊复，李鑫，邓力群。这七位成员分为两摊，都由胡乔木主持。一摊子管政治研究室的工作，有于光远和邓力群，他们参加过修改《汇报提纲》的讨论，但没有执笔，也没有主持，是胡乔木主持，并亲自动手参加修改和负责定稿。另一摊子叫"毛选材料组"，负责整理毛选第五卷文稿，有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他们没有参加《汇报提纲》的修改。把吴冷西和胡绳两位说成是《汇报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不过是"四人帮"大批判文章的罗织伎俩而已。我这不够格的，却的确接触过跨"文化大革命"两头的这两个提纲的准备。作为当事人，写一点回忆，也许可以提供若干具体史实的资料和对当时气氛的描写。

《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这样一篇回忆，大概得写长一些，先把头一部分独立出来，叫做《〈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