郯城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关德胜回忆录

        我于1931年农历8月初4（公历9月15日）,出生在原伪满东安省密山县半截河村八家子（现为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县向阳镇忠信村）的贫农家庭。
        我的父亲叫关海廷、母亲赵翠萍，哥哥关德润、二姐关淑珍、三姐关淑琴。大姐叫关淑英，我出生时她已经在吉林省延吉市王家做童养媳（我小时候没有见过，解放以后才取得联系）。　　据家谱记载，我的老家在山西太原府太谷县，我们家族是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关羽的后代。从关羽算起，我们这一代是第七十六代。
　　1820年，第七十二代关玉亮兄弟三股，由山西太原府太谷县大关庄迁至东北，路过沈阳时，有一股下落不明。关玉亮定居在吉林省永吉县。
　　关玉亮有三子:关福禄、关福祯、关福祥。
　　我的太爷爷是关福祥（第七十三代），其下有三子：关殿奎、关殿元、关殿禄。
 　   我的爷爷是关殿禄，其下有七子： 关玺、关生、关发 、关林、关成、关永、关顺。
 　   我的父亲关顺(后改名为关海廷)，是我爷爷七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 在一个爷爷的同孙中排行第十二。
 　   以后，我家迁到吉林省延吉市朝阳川与铜佛寺之间的官道口（合成村,人民公社时叫龙堡四队）。
 　   一九三一年，布尔哈通河涨大水，我家被洪水全部淹没，从此，各股自谋生路。
        父亲和几个伯父关玺、关英、关永等各自带领家属迁往黑龙江省密山县一带谋生。
        我父亲带着我们全家搬到了黑龙江省鸡宁县（现在的鸡西市）附近的鸡冠山，后来又搬到密山县半截河忠信村。
　　我家家族墓地建在吉林省延吉市朝阳川布尔哈通河北太平沟附近，据关振声1993年整理的家谱记载：1978年因公用征地，墓地变迁，先后起坟四次。1988年5月10日，第四次起墓时,将墓地15座坟墓全部迁至朝阳川铁路车站西南山一公里处松林内。
　　祖坟王氏（关福祥之妻，我的太奶）起墓拨开表土后， 发现一层糜籽，下面还有一层土，见到阳光和空气后，一动就成碎块，剥开二层天板后见到尸体轮廓完整。在拣骨时，发现有头发、银簪（有绿锈）、金耳环。祖墓距今大约有一百多年。
　　东北关姓人家多为“旗人”，（俗称“在旗的”，既满清八旗之后，现为满族、蒙族、锡伯族等少数民族），而东北“在民的”（既汉族）关姓人家极少。由此分析，我们关氏家族早年可能仅有关玉亮、关玉明等三股迁来东北，而现在东北的汉族关姓人家，极有可能是迁来东北时，在沈阳失散的一股或后代不清的关玉明及关福禄、关福祯的后人。　　在我出生四天以后，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东北成了日本的天下，中国人变成了"满洲人"，过上了亡国奴的生活。
　　在我二、三岁的时候，家里住的是一个马架子房，在房山墙上朝南开了个门，屋里搭着半个西炕。
    当时家里养了一头牛，因为怕夜间牛丢失，晚上都要把牛栓在屋里，屋子很小，老牛转不开身，有时就把牛粪拉在炕沿上。
    房前大约半里地左右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公路。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公路上经常有一些成群结队的中国人向东走（从我家向东十多里地的郝家屯（即沐恩村）走过去就进入苏联国境。根据时间上看，向东走的中国人应该是抗日联军被迫撤退到苏联。），后来看不到中国人了，只看到日本人的汽车来回地跑。
        那时候，二姐经常领我到公路上玩,捡那些汽车上扔下的罐头盒、花花纸。
    二姐有时也领我到距我家北边半里多的地里看母亲干活，还领我到东边的李大晃和彭海廷家里同他们的孩子一起玩“嘎拉哈”。   
    那时候，我们家住的屯子只有彭海廷等几户人家，住地很分散，出去玩时要走很远，有一次，二姐说有疯狗，背着我拼命地往家跑，那时我还不知道穷人生活的艰难。
　　哥哥十几岁就给别人家放马，大概18岁时就背着家里偷着跑到半截河街里的周家木匠铺学徒。
    那时的社会动荡不安，父亲经常外出给别人家的马治病，很少在家。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家里的牛卖掉了，全家搬到了半截河的南沟里，紧挨着苏联边境的一个叫“江大爷”的屯子，租了一铺北炕住。当时南炕住的人家姓武，是个豆腐匠，当时我才四岁。搬过去几天就赶上过年，家里人告诉我“你5岁了”。
    刚过完年，我家又搬到北边南小营子“张玉喜”屯，租张玉喜的房子住。记得当时我家房后种满瓜菜。这个屯子很小，只有四、五户人家。记得东边有一户人家姓颜，我家下屋还住着一个精神不健全的人姓赵。那是1935年，这一年我小妹妹出生，我幼稚的问：这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大人们说：是从大雪山里刨出来的。
　　哥哥关德润学木匠三年，大概是1935年出徒，记得有一次他回到家里，为了不让他再走，我把他的脚用绳子绑起来。
　　这个屯子的西山后面是日本部队的兵营，南山老黑贝山那边就是苏联。鬼子经常牵着狼狗到屯子里骚扰，屯子里的人听说日本人来了就得藏起来，尤其是女人,老颜家的媳妇就被鬼子糟蹋过。记得有一次，来了几个日本兵把地里的西瓜用刺刀挨个挑开。有时日本人的汽车开到村里加水,人们对他们的印象很坏,听说有日本人来就赶紧跑。
　　1938年日本人开始归屯并村,实行保甲制,他们不让分散住,分散的房子必须扒掉，不愿归屯的就烧房子。
    我们家由于地里的庄稼还没有收,房子又被扒了,只好搭地炝子暂时居住,直到把地里的庄稼收完，全家才搬到半截河街西门外（通街屯）,那年秋天我8岁。
　　半截河一共归了十个甲,我家可能是一甲。我家搬到半截河街在西门外通街屯租一铺北炕住,南炕住的是姓刘的,人们叫他“刘半斗子”。
         通街屯西北边是大庙,庙院子周边都是菜园子,庙前是“满拓”（日本人办的满洲开拓团）的兴农合作社,是日本人向农民收粮的地方。
         为了维持生活，二姐有时去兴农合作社捡土粮,有时也在那里干活。母亲则给成衣铺做针线活,父亲多数时间是给人家看马。
        父亲治疗马疾病的医术很高,所以人们都找他给马治病,他经常不在家,父亲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冬天一进腊月,人们都找他写对子（春联）。
        虽然给马治病的报酬很少,但他经常到街里饭馆吃饭喝酒,我有时去饭馆找他。他也倒卖过瓜。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既不像真正的庄稼人，也不像专业兽医。
        后来，哥哥学徒的木匠铺摊了官司。听说是在给警察署干活时,警察说丢了一块表,就把他们木匠铺的人都抓去了,哥哥从警察署放出来后，就去了滴道河,我记不清木匠铺是几个人合伙还是哥哥自己开的。
　　那年冬天，我们又搬家了，搬到半截河街里,租“周板棚子”（人名）房子的北炕住，南炕住的是姓刘的油匠。那个院里住的人家很多,共有五、六户，只记得下屋有一户姓张的，他家的学生叫张宝安。
　　我虚岁九岁那年，父亲送我上学，学校挨着西门城墙,叫“密山县半截河村临河国民优级学校”,校长叫张绍基。
        记得班里的同学很多，有个同学叫张树君，他哥叫张树臣，他家养车（马车）给日本大营拉水，他大娘的哥哥叫张树祥，在林口畜产学校念书，由于我二姐和他二大娘的姑娘拜了干姊妹，我们两家又是前后院，所以我俩经常在一起玩。
        前院住的马财也是我的同学。
        我们的班长叫符文秀（男）。高柏昌同学毛笔字写得好。我１－４年级的老师叫王者民，王者民的儿子王景阳也是我们班的同学，他画画很好，还有位教日语的女老师叫张尚学。
　　1939年春节后不久，我家又搬到西门外“王老匠”的房子,他是“出黑”的（帮死人出殡的），我家住的是他家前屋的两间房。
　　我上学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班教室黑板上面有四个大字的条幅：“灭私奉公”。
　　那时的学校实行的是奴化教育。
    每天上课前有朝会，朝会时，全校的师生在操场上列队，唱“满洲国”国歌，有一段时间还唱日本国国歌，还要背诵“国民训”，并且要面向东南方向遥拜（拜的是“满洲国”的“皇帝”溥仪）。
    当时“满洲国”各省都有省歌。
    奴化教育的结果是：我们这些学生不知道有中国，只知道“满洲国”，只知道“新中华”（指汪精卫的伪政权）；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只知道自己是“满洲”人；不知道蒋介石，只知道汪精卫。
　　记得开学的第一课是《皇帝陛下》，第二课是《万寿节》，第三课是《朝日红》内容是：“朝日红，朝日红，大家快快起来吧，洗完了脸，到后面看，昨天还含苞的杏树，今天竟开了五个浅红色的花片，好像隔墙来问：早晨好！”
　　还有一课是写夏天的：“小牧童，在山冈，割些青草麻袋装，牛马低头各吃草，摇着尾巴赶蝇蠓，天气热，日光强，行人柳下坐歇凉，远望前面山岭上，白云一片懒洋洋，田地里好风光，豆角肥大谷穗长，高粱苞米都茂盛，可卜丰收囤满仓。”
　　有一课是写冬天的：“下雪了，大地全白了，农夫喜欢说，来岁年头好，冻冰了，河上能走了。”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二年级的一课：运动会  “狗兔来找猴先生，敲门砰砰砰，惊动猴太太，急忙去开门，互相施礼问早安，让进待客厅，喝茶吃水果，谈笑喜盈盈，猴君提起运动会，白君很赞成。黄狗摇头道，人少哪能行，你到山野我下乡，找些好亲朋，出庄山野外，聚会闹哄哄，猴兔跳来很轻快，猫狗紧紧追，万岁万万岁，呐喊又摇旗。”
　　还有的课是有关“满洲国皇帝”康德的一些事情。
　　在国民优级上学时王国民老师给补的一课古文叫《孝悌说》对我的印象也很深：“孝者是亲也，悌者是长也，是亲不能孝，是长不能悌，则为横逆之人矣”。
　　我们学的第一首歌是《四季歌》，因此，我们对周旋比较崇拜。　　那时上学没有什么学习用具。
    一、二年级时，上学只有一块石板，买点石笔。三、四年级开始写小楷、大楷时才用毛笔、钢笔。我的钢笔就是一个蘸水笔尖绑到高粱秆上，钢笔水是用染料自己加水泡成的，纸都是两面用。除了买课本需要花一点钱以外，男生买一个杂囊（书包），女生就用包袱皮，再就是每年的“操衣”（既校服）花钱较多，每年要一套，鞋是胶皮鞋。
　　1939年上半年，听说留在延吉当童养媳的大姐受气（不知道消息是怎么传来的）,父亲听说后，要去延吉看大姐。因为没有路费，父亲到滴道河找我哥想办法筹集路费,去了十多天因为有病就回来了,也不知道患的是什么病,回来七、八天后就去世了。
         家里只剩下我们孤儿寡母，都不知如何是好，我六大爷家也住在半截河街里，他家的生活条件还可以，他会给小孩治病,但我们两家平时来往不多,所以我和二姐就去找六大爷，不记得六大爷来没来，后来还是我哥回来弄了个料子（棺材）,料理了父亲的后事。
        父亲被埋在离西门外西北角一、二里地远的一个乱尸岗子。过了几天，我母亲的老叔（我老姥爷）也死在这个房子里。时隔不久，老吴老舅,也是在这里去世的,不知什么原因，短短的一个夏天，我的三个亲人都在这个房子里故去。
　　父亲去世后，王老匠把父亲治马的书借去，以后他也没还，我家人也没去要，这些书就失落了。
　　父亲的逝去对我们家打击很大，家里的生活更加困难了。我们全家仅靠母亲为别人薅地、做针线活维持生计。
        那时实行的是“配给制”，不准中国人吃大米，抓到买大米的就是“经济犯”。我家有时求别人，通过给日本兵营做饭的人买一些锅巴回来，用水泡了煮着吃，有时买豆腐渣吃。那时周围基本都是穷人，谁也帮不了谁。
　　后来我家又搬到西门外一家姓尚的人家的西厢房去住。我家住南头。
　　我的二姐没上过学，不知道她是跟谁学的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通过自学她也认识了一些字。她背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时我也跟着背，这时她已经由父母包办嫁给了老刘家（我二姐夫叫刘义）。
　　由于家里生活困难，有几次我的学业都无法继续念下去，但母亲还是想尽办法让我坚持学习。三姐也念了几天书，后来，家里太穷实在念不下去，哥哥就让我和三姐去滴道。到滴道后，我上学，三姐给木匠铺做饭看家。
　　我到滴道的学校后要求插班学习，但学校不同意，让我下学期再来，结果耽误了一学期不能上学。
    上不了学，又很想家，我们就只好回家了。这时，哥哥在滴道北边的林家段找了一个对象，但还没结婚女方就死了。我和三姐回到家时，母亲到忠信屯薅地去了，我们是去地里找到她的。
　　母亲没上过学，但她会打算盘，我学的算盘就是母亲教的。解放后，屯里在我家炕上办扫盲班时，她学会了很多字，后来她能看各类书籍。
　　我的学习耽误了近一学期，只好准备降级。我们家邻居住着一个姓沙的女老师，她教我下一年的班级，我很想上他教的班，后来沙老师与学校研究后，让我仍然回原来的班级上课。耽误近一学期的课只好自己想办法补上。
　　那时候，四年初小念完后就要考优级。半截河村学校下辖很多屯子的小学，小学四年级毕业生都得到半截河学校考优级班，考优级是很困难的事情，这个学校的优级只招收一百名学生,因为我耽误了近一个学期的课程,所以考优级的希望很渺茫，但没想到经过我的努力，发榜时我竟然考了第47名,当时学校规定考前５０名的学生分到甲班，后５０名分到乙班，因此，按发榜的名次，我被分到了甲班。
　　我读书的半截河学校是密山县比较大的学校，相当于区的中心校，校长叫李润之（男）；甲班的老师是朱继明、王国民；教日语的老师叫张尚学（女），她是三等翻译，是牡丹江师范或国高毕业的，日语是当时比较多的课程。
　　学校一年搞一次运动会，下面的初小学生也来参加，还搞军事训练，“建国”（指满洲国）十周年时搞建国杖操。
　　1943年,哥哥回半截河和老吴家姑娘结婚。他在前街租了个东屋安了家。这时哥哥在东安市(现在的密山市)的一个木匠铺干活，他给我留的地址是“东安市盛密路振兴家俱店”。我头一次找他时，因担心找不到地方，只好雇了一辆人力车找到了家俱店。
  　那时，哥哥经常参加道德会（伪满时被日本人利用讲道德文化的组织）的活动,后来他介绍我三姐也参加了道德会，主要是为了家里可以减少一张吃饭的嘴。
  　一年多以后，我哥就不干了,离开了木匠铺，回到半截河，自己租了一晌多地种。
　　1944年，邻居老孙家搬到了河北(指朝阳,现在的密山市太平乡农丰村),他们说河北日子好过些,母亲和哥哥都去看过，回来后就决定搬家。
　　我也去看了一次，那次是从永安上火车，到庄内（现在的太平乡）站下车时已经很晚了，记得天很黑，到朝阳还有十几里的山路，我壮着胆子走，后来从后面来了一辆马车，他们让我坐上并把我送到老孙家。
        七、八月份时，我家搬到河北,由于我要继续上学,不能跟随家里走，所以就把我留在老赵家（认的舅母）,我家把种的地也都给了他家。那年粮食丰收，秋天拉了好多车。我住老赵家的小北炕，早晨起来生炉子、捡豆腐，白天上学。
　　当年冬天，优级还没毕业时，东安工科学校第三期招生，我就报考了东安工科学校。
    当时优级学校毕业的学生，如果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可以考国高，因为念国高可以考入更高的学府,当时的“满洲国”最高学府是建国大学(位置在今天的长春大学)。
    但是能上国高的学生没有几个。一是因为国高学校数量很少，当时的东安省管辖范围内，除东安市外还有密山、宝清、虎林、饶河、鸡宁（即鸡西）、林口、勃利七个县，只有东安国高和宝清国高，每个国高也只有三、四个班。另外，国高的学费很贵,最低也要中等以上经济条件的家庭才能读得起,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想都不敢想。
        东安有个师道（即师范），本科四年，专修科两年，师道是半公费,但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也不行。林口还有一个畜产学校，一般考不上，也有学生去“满铁”的，也有到大连学电信的，但都很少，大多数没条件念国高和师道的穷学生都考工科，因为工科全部是免费的,还给一点零花钱,毕业又能安排工作,所以对穷人家学生很有吸引力。
　　半截河报考第三期工科学校的共有14个人,考试是在东安市作新国民优级学校进行的，考试的当天等了很晚才发榜,半截河去的14个学生只考上了七人,这七个人是:王维山 、刘义 、赵成义 、孙景全 、王治安、 韩景祥和我。
　　考上工科学校后，临入学之前我回了趟家，收拾行李。当时我家在朝阳的岭后住（现在的密山县太平乡农丰村北山后的水库附近）。
　　我们考入东安工科学校第三期的学生是冬天入学的。学校的全称是：“东满总省立东安工科学校”，是专门培养技术工人的学校，相当于现在的技工学校, 学校的地址在伪东安省会东安市(今密山市)铁路的北面。学校的西北面和北面都是日本部队的兵营。
　　我们第三期学生共有一百多人, 除了伪东安省的学生以外还有锦州省的四个县(盘山、北镇、朝阳、义县)来的学生。
　　我们住的是木板搭的人字架的房子，房子很低，挺大，像瓜窝棚一样四面透风。屋里的北边是一趟住宿的大板铺，南边过道是一个炉子,值日生负责烧炉子。屋里十分寒冷，早晨起来时，被子上经常是一层清雪。学生每人一个铁饭碗，每顿只给一平碗饭，根本吃不饱，为了能感觉饱一些，就把饭里倒上水，坐在炉子上咕嘟成粥喝。
　　礼拜天放假，能到街里用仅有的一点零花钱吃一顿大煎饼烩豆腐改善一顿，就是当时最好的享受。
　　学校冬天发棉衣,棉帽,夏天发单衣。
　　学校的老师多数是日本人,一个日本老师叫龟井,一个叫野村,一个中国老师姓李、一个中国老师姓胡。
　　我们的学制是两年,头六个月学基础课——代数、几何、三角、制图、日语。以后是分科实习,有建筑科、机械科、兵器科、面包科、蹄铁科、缝纫科等。
　　这年春节放假时我回了趟家,我家还在岭后，回来时我母亲领我到西沟老傅家用炒苞米磨面做成炒面给我带回学校，其他同学有的带饺子，有的带豆包，我们把带回来的东西藏在板铺底下。上课时，班长（日本兵的准士名字叫佐生）领着学校的人把吃的东西都收去了，好吃的他们吃了，不好吃的他们就扔了，我带的炒面都扔羊圈喂羊了。
　　工科学校的西邻住的是劳工队，学生恨劳工头，一次劳工头把妓女带到工棚里，学生们都骂。学生更恨警察，和警察冲突时,各个学校的学生联合对付警察,连国兵也恨警察。学生之间也有矛盾,主要是“东高”（东安国高）和师道之间经常打仗。
　　当时都认为：日本人是一等国民，朝鲜人是二等国民，我们“满洲人”是最下等的三等国民。
　　1945年五、六月份我们学完基础课,要去牡丹江实习,实习之前我回了趟家。我二姐那时得了伤寒病被送回我家，我就上山给二姐采高粱果吃。
　　我们实习是在牡丹江的西仓库。西仓库属于日本2644部队。在西仓库干活的人很多，有宁安国民高等学校的学生，也有师道的学生，他们是出劳务的；有勤劳奉仕队的；还有“独立一”（被日本人俘虏的八路军）的。“独立一”里都是“关里”人，他们是被日本人从东安送到牡丹江的,因为都是从东安过去的，因此我们关系不错,接触的比较多,对他们印象都很好，渐渐的我们知道了他们都是被日本人俘虏的八路军,当时我们只知道八路军是打日本的，但并不知道八路军是怎么回事，也知道了有个蒋介石。
　　我们参加实习的共有五、六十人，分科以后每科就剩五、六个人，我被分到机械科,是学习怎样用机器做酱油桶，规定每月回学校学习两天,但实际一次都没有回去。
　　1945年8月14号以前，苏联红军曾多次空袭牡丹江,扔了几次炸弹,日本鬼子的仓库被炸,开始日本人的飞机还能起来巡逻，后来就飞不起来了。
　　8月14日下午，苏军的飞机在牡丹江市上空撒传单,宣布8月15日要接收牡丹江，让老百姓撤到离铁路线20公里以外的地方,人们都慌了,只有“独立一”的人比较沉着。
　　第二天天不亮,人们像冒面似的向牡丹江市外撤离,到处是人海。天上是苏联的飞机在盘旋，扔炸弹打机关炮，飞机一炸人就散了，牡丹江市硝烟弥漫。由于东面是战场,人们只能往西跑出牡丹江避难。牡丹江市被枪炮炸弹的爆炸声所笼罩。
　　我往西走了一、两个小时，天亮时跑到离海林南边不远处的一个江岔子。同班的同学都跑散了，路上、田野里到处都是人，互不相识，走到一个小河沟，过不去，大家就找东西垫着过河，过了河，离战场远了，人们逐渐稳定下来。我也停下来,没有了主意,又没地方去，只好在那里等熟人，终于等来了十二个本校的同学。
        在大家商量怎么办时,有一个同学说，他奉天有亲戚,要向南走,还有二个同学也是在辽吉一带有亲戚,他们就向南走了,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姓胡的同学是向南走的。
        余下的9个同学都是想回家的,我们就把日本人发的衣服垫在水沟里,看到别人都在挖防空壕,我们也借了铁锹挖了一个防空壕，九个人挤在沟里面,上面用蒿子棚上。
        天上下着小雨,防空壕里蚊子拼命地往我们身上叮,远处牡丹江的爆炸声仍然不断，就这样我们九个人在那沟里挤了一夜，谁都没有睡觉, 这九个人是：
　　刘学敏 是林口县人
　　景玉林 是勃利县人
　　辛黎元 是永安人，是密山县的，他父亲叫辛达人是永安村国民优级学校的校长。
　　齐  民  是密山县永安村南甸子人
　　王维山 是密山县半截河村古城子屯的人
　　孙景全 是密山县半截河村明德屯人
　　王治安 是密山县半截河村通街屯的人。
　　还有一个记不清了。（可能是韩景祥或刘义、赵成义）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 轰炸停止了,东边来的人说：“老毛子（苏军）进牡丹江街里了”。
    人们便结成伙向牡丹江市里走，每个人都在胳膊上系了块红布。我们也随着人们往回走,走了不远便看到了苏军。
        这些苏联军人都戴着瓜皮帽,挎着转盘枪,有的人嘴里还啃着大黄瓜, 他们让我们站住，举起手,把包袱扔到一边进行检查,由于同学孙景全的衬衣上有线钉的日文名字便被拉了出去,其他的人都放走了,我们不知道苏军会把孙景全怎么处理,但谁也没有办法救他,对自己能不能走到家都不知道,只好继续往前走,走一步看一步。
　　当我们快走到牡丹江市区时，孙景全从后面赶了上来,他对我们说,苏军要枪毙他,幸好碰到一个通事（翻译）,通过通事告诉苏军,他是被日本人抓的小劳工,日本人发的衣服不穿不行,苏军才把他放了。
　　我们在牡丹江路过原来的住处时，看到原来的房子已变成一片废墟，有些“独立一”的人在那里“捡洋捞”（拣日本人逃跑时扔掉的东西）,他们让我们在那里和他们一起“捡洋捞”,我们没有答应,我们的目标就是想回家。
        我把背的小毯子扔了，棉被里的棉花也早就拆下来扔了，只带着棉衣（把棉花扔掉）改的单衣、被面和一小袋饼干，还有一双胶鞋。
        当时牡丹江的桥已经炸断,想向东走的人到处打听怎样才能过江,后来听说离牡丹江东北60多里地的长石砬子村可以过江。
　　我们想过江的几十人，结成了一伙，向长石砬子方向走去。这伙人里什么样的人都有,结成一伙的共同的目标就是过江。
        我们路过牡丹江东桥洞时看到那里到处是日本人的死尸,显然这里在昨天夜里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我们走了一天,晚上到了牡丹江西岸边的长石砬子屯。
　　长石砬子屯是紧靠牡丹江边的屯子,大约有一、二百户人家,屯子的周围有围墙、炮台。这时的长石砬子屯已经是人满为患了,到处都是准备过江的人,我们在一家住户院子里的柴草垛边上休息了一个晚上。
　　早晨,听说有个日本鬼子从江东游过来抢船,跑到屯子北边老马家抢饭吃,老马家的人喊:“老毛子来了”,鬼子一听吓得赶紧往外跑，被老马家的人跟在后边用铁锹打死了。
　　当时长石砬子已经有了民兵组织,我们到江边看船时,见江对面有一条船,船上有8个日本兵向这面划来,江这面的民兵开枪射击,会水的鬼子都跳进水里往回游.不会水的都趴在船上,东沿的民兵也打着红旗赶来支援,来到江边,一阵射击之后,江里的鬼子都被消灭了,只有两个鬼子上了江东岸,一个躲在柳树下,一个钻进了麦地,这边的民兵喊话,告诉东岸的民兵,树下有个鬼子,这个鬼子被东岸的民兵打死了,另一个鬼子从麦子地里逃脱了。
　　过江的小船坐上14个人就压得船帮贴到了水面,我把胶鞋给了船工算作酬劳才上了船,虽然明知非常危险，但为了回家也顾不了许多。当时谁也不知道能否活着到家,因为路上如果遇到日本鬼子，性命会受到威胁，就是遇到苏军因为语言不通也难活命。
　　小船靠近江东岸时,看见岸边有些手榴弹箱子和一些零散的手榴弹,船工害怕附近还会有日本鬼子，就没敢靠岸,我们又绕了一段才上的岸。
　　我们一起走的人里有个“国兵漏”,他家住在仙人洞,我们就跟着他走,到他家后，看到他家的房子不少,应该是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他家里人对我们很热情,腾出一间房给我们住,招待得挺好，使我们得到了很好的休息。
　　第三天晚上，我们是赶到宝林火车站附近的屯子住的，这是个较大屯子,人口很多。
　　第四天，我们在路过向阳火车站时，看到人们正给一个被日本鬼子打死的人送葬,看来这里并不安全，零散的鬼子随时可能出现。
        在路过龙爪火车站时我看到日本民团的妇女惨死在被炸毁的火车上的情景。
　　晚上到了林口，住在我们同学刘学敏家,刘家特地把东屋腾出来给我们住。
        附近有亲人在外的人家都过来向我们打听消息,那个向南走的姓胡的同学家人也来这里找他,我们告诉他家人,他没和我们一起走,他向南走了。他家人感到很惋惜,如果他和我们一起走现在已经到家了,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里独自一人向南走不知会是什么结果。
        这一带很不稳定,与苏军的语言不通，苏军的岗哨经常开枪伤人，刘学敏家里为了我们的安全不让走,所以我们又住了一天。同学景玉林因家在勃利县，在林口北边，所以他自己顺铁路向北走了。剩下我们七个人都是密山县的，所以顺着铁路继续向东走,路过一个山洞,我们是从山洞上面过去的。
　　第六天，我们到了麻山形势就比较平稳了。
　　第七天，我们来到滴道河,滴道已经平稳，街上已经开市了。在滴道河住了一宿,住在一个小饭馆里,饭馆给我们腾出一铺炕,很多人都去看我们。
　　第八天，我们路过西鸡西、鸡西、平阳站、哈达河。到哈达河看到河里有民团和日本女人的死尸。当晚我们住在东海,记得天正下着小雨,我们住在车站东南一家姓王的家中,王家为我们腾出一铺大炕。
　　第九天,出东海不远处，王维山碰到了熟人,他就跟着熟人走了。我们就这样搭搭咯咯地往前走逐渐地就分散了。
    快到永安时，我感觉家越来越近了，顺着铁路到庄内，我终于走到家。
　　一九四五年八月光复,我从牡丹江逃难回到家中,结束了学习生活。
    这时我哥在朝阳的岭后自己盖了三间房，他在家干木匠活，打车棚子、做车胶子、有时也编筐、编炕席等，我就帮助哥哥做木匠活和干一些刨地等各种杂活。秋天也到日本人、朝鲜人回国后扔掉的地里捡割些稻子。
　　苏军打过去以后，地方上成立了维持会，仍然是原来的那伙人，地方武装都是胡子（土匪），他们的势力很大，因此老百姓叫他们“中央胡子”。
　　为了躲避土匪的骚扰，老百姓经常要“跑胡子”（躲起来）。 
    到了这年冬天，“胡子”猖獗，我们感到独自一家住在岭后很不安全，南甸子有几间被遗弃的高丽房，于是我们家就搬了过去。
        我们拣那些日本人、朝鲜人逃走后扔掉的庄稼，有水稻、甜菜等。
        我家周围的邻居有：刘财、孙殿林、老柳、赵成忠等。我们这几家是一家比一家穷。我们家房后是老纪家，他家的儿子纪长发是我在半截河上学时一个班的同学，他家也是刚搬过去的，他的哥哥叫纪长生，在牡丹江八路军炮校印刷厂当会计，他和我哥哥唠嗑时，讲了一些共产党的事情，从这时候起我对共产党有了一些认识。 这时流传着很多共产党的谣言，说“穷头”如何如何。
　　由于当时的世道很乱，为了互相有个照应，屯里的青年发起了两次“拜把子”，都找到我，我也都参加了，但我记不清是谁发起的，都是在４６年春节前后。
　　第一次是九个人：老大宋喜林；老二李连奎；老三郭玉香；老四张连发（后当兵走了）；老五张学君；老六孙福荣；老七李光宇（朝族，后当兵走了）；老八张学臣；老九是我。老三郭玉香是中央胡子，（西沟小队的，他家住东邻民主村）他路过我们村时，有些人也认识他，所以他也要求参加这个活动，快吃饭时赶上了，就算了他一个。宋喜林说：“咱们有官同做，有马同骑”，学的是桃园三结义。结拜的活动事情是在孙福荣家办的。
　　第一次后的几天，又有人找我，这次的老大是董庆；老二是徐忠仪；老三是宋喜福；老四是贾殿文；老五是王作山；老六是张喜春；老七是罗永江（后任密山县体委副主任，篮球国家一级裁判）；老八是刘廷春（后任国务院商业部政治部宣传处长、商业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老九是我。老十是宋喜斌。这次是在宋喜福家办的，当时也没有什么仪式。只是在一起吃了顿饭。
　　1946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来了一帮胡子，屯里一个叫于明祥的人上厕所时被胡子抓住，问西沟的小队（指另一伙胡子）在不在？于明祥说不在，胡子让于明祥给他们拉道（带路）上西沟里，走到去西沟的桥上时，西沟的胡子开了枪，这边的胡子认为是于明祥骗了他们，于明祥就被后面的胡子捅了一刺刀， 后来听说是这伙胡子的一个人被西沟的胡子缴了械，这两伙胡子因报复而打了起来，这次胡子的战斗，西沟村里的人被打死十多个，一个小孩被胡子扯着腿一撕两半扔到了房上，胡子打仗时，我们都躲上山里了。
　　1946年春，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过来，一早晨枪炮就响了，把谢文东手下的郭清典、赖明发（赖大肚子）这些胡子全部剿灭。
　　1946年10月，土改工作团先到半截河，后到我们村，工作团团长是乔庄，我们村土改工作组组长是安国章，他原来是彭真的警卫员，工作团员是其他村的积极分子，一个姓杜，一个姓王，每人背着一杆套筒枪，他们住在董庆家。
　　保护土改工作组进屯开展工作的是八路军的一个连，他们都是朝族。那时的形势很不稳定，胡子老摸部队的岗哨。
　　工作团来到后，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建立民兵组织，有普通民兵，还有基干民兵。
　　成立农会时，要求每家出一个人参加农会，我家是我哥哥去的。农会主任是傅勤，下设组织委员、武装委员、宣传委员等，委员都是由贫雇农担任，我哥哥是组织委员，武装委员是西沟的李金禄，建设委员是张广智（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为了稳定形势，保证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工作队对土匪、反革命进行了坚决的镇压。总的说，把基本群众发动起来了，阶级阵线划清了，同时也锻炼了一些人。
　　那时民兵基干队天天站岗，形势稳定下来以后，反动势力被镇压，部队才撤出屯子。
　　后来，我哥哥有病了，他不能去农会，我就代替他去，这时我才开始知道共产党八路军的一些事情，当时已经建立了村农会，农会主任是付勤，以后又建政成立了村政府，村长是李殿东（以后公开建党，成立党支部，他为村党支部书记，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李殿东做劝农村党支部书记、孙殿林做村长。
　　农会成立初期，刘玉山是农会文书，当时农会文书的大量工作是开路条，由于各个村口都有民兵把守，没有路条不能通行，刘玉山岁数大了，喜欢打黄皮子，有时他对开路条的群众态度不好，很不耐烦，群众有意见，就让我接替刘玉山的工作。文书规定是半脱产，实际是全脱产，文书工作除了开路条以外，还要做斗争的清算记录、征粮、分配土地、填报表、统计、户口登记等工作。
　　当时黑台区的区指导员（以后任区委书记）是靳平宇。黑台区农会主任是廉文杞，区长是毕春礼。劝农村农会主任是付勤，村长李殿东，民兵基干队队长是李金禄。
　　到1948年下半年时黑台区区委书记是白玉章，区长是张亚顺，
    那时东北和全国还在打仗，国民党总想占领哈尔滨，形势比较紧张，我们这里是大后方的革命老区，我党和政府的重要单位都向这里撤退。
　　194７年冬天，区里组织征粮工作队，到庄内村搞征粮工作试点，我被派去参加征粮工作队。黑台区共18个村，每村参加一个人，加上区里的干部共三、四十人，住在庄内搞征粮试点，挨家算帐，计算每家多少地，应征多少粮。工作队在群众家吃派饭，吃饭后给群众开个条子，群众自己找财粮委员报销，一个多月征粮工作结束，我回到村里，仍做文书工作。
　　我在村里工作，家里就靠我哥哥种地，他还编席编筐、编粪箕子，编的东西也不卖，屯里谁用谁拿。
    没分地时，我哥在壕南头刨了三亩多地，在壕北房东头刨了三、四亩地，在甸子北刨了有半晌地种水稻，但没有收成。第二年土改（1947年）分了两、三晌地，分两块，一块是一晌二亩地，在东屯离农会很近，我住在农会，边工作边种这块地。另一块地在西边有二晌地，由我哥哥和母亲家里人管理。另外在壕南和孙福荣家合开半晌多地水田，结果分了一些水稻。
　　1947年夏，区里派我和郝淑范参加东安地区财经干部训练班。当时黑台区归鸡西县管辖，我们俩人一同到鸡西县政府报到，到那里以后，又说需要到东安专署报到。我们第二天晚上坐火车到东安专署报到后，被介绍到东安地区财经干部训练班学习。
　　当时教员叫徐单青，学了一个多月，郝淑范的丈夫顾桐林就把她找回去了。后来东安专署和牡丹江专署合并，东安地区财经干部训练班的学员又回原地。我又回到村里当文书。
　　1948年党组织公开建党了，发展党员，组建党支部，李殿东为党支部书记，我二姐关淑珍就是在1948年公开建党时入的党，是该村比较早的党员之一，并担任劝农村妇女主任。
　　1948年春，区里送我到东安联中文书班学习，东安联合中学归松江省管，既有普通中学又有培训班。当时，东安联中办的培训班有普通班、青干班、师范班、文书班。
　　黑台区和我一起学习的有直正村夏秀峰、新立村的杨学武、塔头村的王志民、庆仙村的邢国祯等。
    文书班主要是学政治，业务方面学的不太多。学习了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史，对苏联红军的看法等。
    当时东安联中的校长叫杨光，教导主任叫陈岩，指导员叫李英。班主任叫苑士兴，班教务干事叫李从基，历史老师叫唐文彬。
　　我在联中的学习还没毕业，黑台区就让我回去。当时我们村的老孙头（孙寿山）在西沟创办了一个学校，四个年级，两个班。一、二年级30多人，三、四年级20多人，归黑台完小领导。老孙头一个人干不过来，就把我调到学校任主任教员（负责学校的全面工作）。老孙头负责一、二年级学生的学习，我负责三、四年级学生的学习，采用复式教学。
　　学校的校舍是由日本民团的民房改的，两间房，间隔成里外屋，没有经费，村里也没有钱。
        我们秋天领学生到地里捡粮捡豆，为此我还发了一篇稿子在密山小报上登载。
        学校连一块表也没有，只有看孙先生家的马蹄表上下课。
        每个星期我都要到黑台完小开一次会，来回要走60多里路。
        在学校的工作性质是全脱产，报酬是一学期四担高粱（2400斤）。
        1949年春节前我到县里参加全县教师学习班，这时成立了县“教联”（全称叫：“密山县教师联合会”，简称“教联”），教师报酬改为评分挣工薪，春节放假前没搞完，春节后又接着办学习班。学习班结束后我所任教学校就开学了，我在该学校工作了一学期多一点。
        1949年春开学后不久，我接到黑台区来的通知，让我到区里报到。来到区里后，区委副书记兼组织委员顾桐林同志对我说：区委决定让我到区委任青年委员，搞建团工作，并让我当天晚上坐火车到密山县开会，实际上是去县里搞建团试点。
　　在学校时，（48年11月1日），黑台区委书记白玉章找到我，让我填表（入党志愿书），当时党员很少， 我在联中学习时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为盟员（简称民青），从学校回来后，盟员的关系转回到区里，这次被发展入党，入党时间是1948年11月1日，介绍人是李殿东（当时村党支部书记）、张广智（当时任区委组织委员）。
　　1949年１月１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在全国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在这之前，各地也有一些青年的进步组织，但不统一。有的叫毛泽东青年团，有的叫青年民主联盟。中央的建团决议明确规定在全国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名义主席是任弼时，团中央书记是冯文彬，肖华；蒋南翔、陆定一、李运昌、廖承志（中央青年联合会主席）都是团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团松江省委书记是俞时模，副书记陈模（兼团哈尔滨市委书记）。
        我第一次去哈尔滨开会时见到俞时模，他爱人是我联中时的同学，饶河的苑淑玉 ，她姐叫苑淑清，也是我联中文书班的同学。后来俞时模调到东北团委作青农部长，原吉林团省委书记吴亮朴调到松江省作团省委书记，同时调金光做团省委组织部长，组织部副部长是赵维和王延魁。吴亮朴的哥哥是原东安地委书记，叫吴亮平，以后是中央党校的顾问。
　　我调到黑台区委工作以后，就参加了密山县的建团试点工作。 当时县委秘书、县委委员李英（后任县委宣传部长）兼任县青委书记，调原连珠山区副区长侯尚文任县青委副书记。
　　我们开始是在县政府、公安队、联中、企业公司等单位进行建团试点。我们搞建团试点的各区委青年委员都是团县委筹委会委员。我报到时，县直单位建团试点工作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我们都到知一区搞街道建团试点，试点结束后，我临时回到了黑台区。
　　调到区里后实行的是供给制，去了就发衣服，衣服是蓝色的，有吊兜的和不吊兜的，当时区委书记周国才说：青委书记得发吊兜的。
    时间不长（6月份），组织又调我到县城东安区委任青年委员兼县直机关团总支书记、团县委筹委会委员。当时的东安区委书记是沈殿华（后任密山县副县长，贵州省贵阳市农委主任）。三个月后（9月份），又把我调到县里，筹建团县委。团松江省委发文任命侯尚文是团县委书记，我是团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包振仁（原东安联中教师）是团县委宣传部长。
　　1949年11月召开了密山县首届团员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了团县委的组成人员。团县委成立之后，调东安区委组织干事孙玉财任县直团总支书记，调密山中学（原联中）教员刘耀做秘书，调密山学校县东安区小学教师朱延州作少儿部长，（后来是原密山联中教导干部张伟作少儿部长）还有从部队炮8师来的孙英，密山中学的王书珍等共十几个人。
　　1950年冬抗美援朝，由侯尚文任密山县担架支队政委（侯当时是县委委员），王文治（副县长）是担架支队队长，带领密山县担架支队开赴抗美援朝前线。密山县担架支队下辖四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辖4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辖4个小队）共1200人。
　　侯尚文后来从朝鲜战场跑回来，我有一次去哈尔滨开会时在林口车站换车时碰到侯尚文，侯说：他对王县长有意见回来向县委汇报，我开会回来时县里正在批判他临阵脱逃的错误。
　　侯尚文走后由我接替侯的工作代理团县委书记，后任团县委副书记、团县委书记（中共县委委员），兼县直机关党总支委员、县文教委员会委员、县监察委员会委员、县体育协会负责人，县政协委员。
　　密山县委共8个委员。当时县委书记孙明哲（原书记陈应庭调松江省监察署任副检察长）；县委副书记田福春；县长是张树先；副县长是沈殿华；组织部长朱成；宣传部长顾庆德；公安局长单洪吉；税务局长候维信（在沈阳学习）。
　　我接任团县委书记后，团黑台区委书记王志民调来做团县委组织部长（王志民与我们家住东西屋，后来调哈尔滨东北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任团委书记、十九冶党委书记、渡口市（后改为四川省攀枝花市）革委会主任、渡口市市长、人大主任等），原团县委宣传部长包振仁调到东北儿童画报社，宣传部长由裴德小学教师张玉忱同志担任，（张玉忱后来调到团松江省委任青农部副部长、省青年团报总编辑、哈医大一、二院党委书记、哈医大政治部主任、党委统战部长，已故），当时团县委的同志还有曹英、杨青林、王书珍等。
　　当时团县委里年龄最小的是李春善，只有十七、八岁，朝族，是从朝中调来的，他后来改名叫李杰，曾在延边自治州宾馆遇见过他，当时他说：他曾在延边大学毕业，当时在牡丹江教育学院工作。
　　在县里，我们每天早晨起来都要参加政治学习，学习艾思奇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学毛主席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当时，党和政府对青年团工作非常重视，省委召集县委书记开会基本都吸收团县委书记列席，省召开党代表会议都要求团干部参加。当时团的工作很活跃，团组织机构也比较健全，团县委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少儿部、军事体育部、办公室。每个部配一个部长一个干事，是县委机关中较大的部门，各比较大的区都配团区委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
　　1950年冬天，抗美援朝开始，东北青干校已经由沈阳疏散到舒兰中学。我到干校学习一个多月，讲课的是吴力（东北团委青干校的教务科长）主要针对当时的抗美援朝，进行新爱国主义教育。
　　1952年11月，我离开密山到当时松江省委组织部报到，省委组织部介绍我到沈阳中共中央东北局等待分配工作。在哈尔滨住了一宿，第二天来到沈阳的东北局报到，在东北团委住了好多天（一个多星期）没有消息，后来通知我到东北局组织部干部处四科工作。
　　松江省一共调来我们四个团县委书记：桦南王振刚和穆棱的张学武留在东北局办公厅，林口的黄克荣和我留在组织部干部管理处。
　　我被安排住在民主路二号楼上，是原来伍修权住过的屋子。同屋共住四个人：从吉林舒兰调来的王振先（一科）；从松江林口调来的黄克荣（二科）；从黑龙江克山调来的马玉林（三科）。来之前都是各县的团县委书记。
　　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是高岗，高岗调到中央以后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是林枫。
    组织部长是张秀山；副部长是郭峰（原辽西省委书记）；（后来张秀山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任组织部长，以后张就不兼了；郭峰任组织部部长）组织部副部长是高扬（原辽东省委书记）；干部管理处处长是赵达；副处长是张长庚、冯培夫（大区撤销后到抚顺市做市委书记）；
　　我们四科科长是王发起；副科长是王海玲；干事是刘遵田（原营口市委组织部长）、李 ＊＊  （原东北银行的科长）和我。 　　1953年１月１号中央发布决定，宣传文教系统干部管理实行分部分级管理制度。根据中央决定，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部长是李卓然，副部长是刘子载（原辽东省委书记，在高扬之前）东北局宣传部成立了干部管理处，把原东北局组织部干部处六科干部调到宣传部干部管理处，又从组织部干部处和其他单位调了一些人，我被调到东北局宣传部干部管理处二科。当时宣传部干部管理处下设五个科：
　　一科是审批调配：科长是艾进，副科长是田毅；
 　 二科是教育系统干部管理：科长叫杨宗先 ；
 　 三科是文艺新闻出版干部管理：科长是范萍（刘子载副部长的夫人）；
 　 四科是科学卫生系统干部管理：科长是何兴武；
 　 五科是综合（秘书）管理：科长是赵群。 　 我们二科的干事中，叶辉（女）是部队来的大学生，冯官升原来是黑龙江省某县委训练班主任，还有一个后来的叫孙英的，（原来不知道是那来的，后来调到长春地质学院做系主任或系总支书记，他调到地院时曾来机关看我，以后失去联系）。
　　宣传部干部管理处是一个党支部，我是党支部组织委员兼二科党小组组长。
　　东北局宣传部干部管理处长开始是童大林（当时是东北局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后来做宣传部秘书长）兼任；副处长是黄毅平（当时是宣传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任）。时间不长，调东北团委宣传部部长王晋同志任东北局宣传部干部管理处处长。调黄毅平同志做副处长。
　　我们二科主要管理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处以上干部、六个省七个直辖市的教育厅（局）副厅（局）长以上干部和东北大区内22所大专院校系主任以上干部和名教授。
    记得我第一次下基层是到沈阳市东北工学院（现沈阳东北大学），去了解老干部下系的问题，当时院长叫靳树梁,副院长叫张力吾都是党外人士,党组书记是王之力，党委书记是牛犇 (牛犇调走后是佟冬接任),那时学校的主要领导是党组书记主持全院工作,党委书记只管机关党的组织生活,不对学校起领导作用,而是起保证作用。学院下设建筑、冶金、采矿三个系,每个系都是千人以上学生，当时派两个老干部担任系主任，教授不担任系的领导工作，这是涉及知识分子政策问题。
　　第二次是去沈阳中国医科大学了解情况.学校的政委（党委书记）是阙森华，副书记兼教务长是田志东，这个人主要是搞党务行政工作，有宣传鼓动能力，也喜爱搞外事活动．副教务长吴执中是搞教学的，校长由原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王斌兼任，王斌走后东北人民政府改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原卫生部改卫生局，局长白希清兼任中国医科大学校长。吴执中是中学学历，但对教学熟悉，工作做的很好，当时发现中国医大小河沿附属医院院长任国祥发明大蒜治疗法治疗阿米巴痢疾，后来调任国祥作副校长。教授闫德润讲授的巴浦洛夫学说在学术上有建树，有价值。
　　1953年初，东北局组织部干部管理处的副科长张大林到中长铁路学习搞干部写实，了解干部的基本情况，搞干部写实时我们四个人来到长春，有王晋、艾进、杨宗先和我。当时长春有四所大学，东北人大、东北师大、东北地质学院、东北商专。
　　当时我到东北人大，由校长吕振羽介绍学校的情况，他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五级干部，讲话时是关里口音，人很谦虚。
　　我还到了地质学院，地质学院由院长文仕祯介绍的情况，当时院党委书记郭思敬同志，刚从河北调来不久。地质学院于1952年成立，当时地质宫还没有建成，学校在西朝阳路道南的一个小二楼办公，当天找的是文仕祯和郭思敬谈话，下班时没谈完，回到住地，后文仕祯又去的。
　　在长春我还去了东北商专，校长由原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副部长熊飞担任。
　　我还到大连去了一次，那次只是到了市委而没有到学校，当时大连的学校有大连工学院、大连医学院、大连海运学院、大连师专。
　　哈尔滨的学校有哈工大、东北林学院、东北农学院、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这几所大学成立都比较早，但我没有去过。
　　在东北局组、宣部的三年时间里，我工作的范围都是领导机关，接触面是财贸系统和教育系统。接触了基层，但是不到底层。
　　当时在自己周围除了老干部外就是大学生，老干部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大学生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自己既没有工作经验又没有较高的文化基础，感到不能适应工作，迫切需要学习。东北局机关为提高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也组织我们学习，通过考试，按考试成绩编班，我被编到语文高中三年班，主要学一些语法修辞、选文。
　　我们那时的学习非常紧张，每天早晨五点到七点上课，下课抓紧时间吃饭，七点半就上班。晚上请老师加班补代数课，星期三半天政治学习，白天干不完的活就晚上加班干，有急事时还要到下面去，当时都在拼命的学习。
　　东北局撤销以前我还在东北局党校学习了一段审干知识，主要学习政治历史变革情况，怎样正确看待干部。
　我在东北局工作的三年中，只有在一九五三年休假回家一次。
　　1954年8月20日，由于撤消东北局，我被调到吉林省。第一天接到通知，第二天我们七个人带着家属就来到了吉林市（当时吉林省会在吉林市）。当时是吉林省委宣传部干部处的于跃同志用一台大板车把我们７户人家接到了省委招待所进行妥善安置。
 　 当时我们七个人是：何均、韩玲珠（何的爱人）、张雪峰、孔繁明、孙霞、王悬。
  　我被分配到省委宣传部干部处任审干工作组长；当时干部处处长是李奇，该处有高殿阁、张文才、王电世、曹士清、李贞、于跃。1956年4月我任宣传部干部处副处长，因宣教系统党的基层组织工作由省委组织部分到宣传部管理，没有单建基层党组织处，就放在宣传部干部处，组织决定让我负责兼管基层组织处的工作，基层组织处秘书尚勤、巡视员曹洪凯、杨超等。
　　当时，宣传部长是宋振庭，他爱好写作、演讲和文艺，他多才多艺，宋振庭同志实际上只有中学的文化基础，但他学习领会东西特别快，有时晚上打完麻将再看书。他对自己要求严格，思想意识好，为人正派，就是有时说话偏激一点，说人不好时一切都不好，他批评人但从来不整人，对知识分子能够正确对待。
　　宣传部副部长是董述、程大荒。
　　兰干亭从辽西来之后，担任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任副部长。
　　后来宣传部分出了文教部，宋振庭做文教部长，副部长是韩容鲁、靳云汉、龙文宇，秘书长是刘光，文教部下设干部处，二把手韩容鲁分管干部处的工作。1957年-1958年，两部又合在一起，兰干亭调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宋振庭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副部长是韩容鲁、靳云汉、龙文宇、董述。刘光到教育厅任副厅长后到师大做副校长。
　　干部处处长是李奇（她爱人是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宋任远），我和高殿阁同志一起被提拔为副处长。不久，高殿阁调到省文化局任秘书主任，调来王克（原武汉医学院人事处长，她爱人舒行是省军区副司令员）作副处长，1957年李奇调省卫生厅任副厅长，王克任处长，又提拔王电世同志做副处长。我调走时，组织又把当时吉林市卫生局局长孙恩喜调入做副处长，由他接管我的工作。
　　我离开的时候，干部处有十几个人，有王克、王电世、孙淑芬、张学彦、李兴、曹洪凯、崔俊生、曲绍堂、冯禹志、孙远华、王玉林等。我来到省委宣传部工作的十多年，正是我年富力强的时候，这个环境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使我的工作得到较大的提高，组织上和同志们对我的工作是信任和支持的。
　　1964年5月初，根据省委抽调各部委厅局一些年轻干部下派到县区培养锻炼的精神，我被抽调到榆树县工作。当时我们一起抽调的有七个人，由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杨国风同志对我们进行集体谈话。其中有省委组织部的李德明到东辽县委任副书记，省委宣传部的我到榆树县委任副书记，省纪检委的白志勋到永吉县委任副书记，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周鹏凌到双辽县委任副书记，省委党校的奎文到德惠县委任副书记，省委党校的王振先到敦化县委任副书记，省妇联的王振英到长春市郊区委任副书记。
　　我到榆树县时，当时的县委书记是李明德（以后是德惠地委副书记兼榆树县委书记），副书记有张华、郭凯岚、付允充。县长是杨万众，副县长有王云风、王伸卿、张占歧、周志远、于希林（党外）。我到榆树县委后，分管党群系统和文教系统方面的工作。具体分管的部门是：县委组织部、宣传部、党校、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联、县教育局、卫生局、文化局、广播局、体委等部门。
　　我是1964年5月初调到榆树县工作的，那时正赶上风灾，下乡跑了几天，踏查风包地的情况。很多公社地里的种子、苗和肥粪都被风刮走，我们组织群众抗灾种地、补苗。
　　我从1964年春到1978年春，在榆树县工作的15年里，主要是搞社教，参加文化大革命和学大寨学小乡的活动。
　　到榆树后不久，在本县搞社教试点，我先到榆树县闽家公社三合大队搞社教试点，没有搞完时，省里又组织搞全省三个县（梨树、柳河、珲春）的社教（四清）试点。榆树全县抽调500多名县社干部参加到省梨树县社教工作团。我县具体包大房身公社和杏山公社的社教工作。
　　李明德（当时是德惠地委副书记兼榆树县委书记）同志为大房身公社社教工作队队长。我为杏山公社社教工作队队长。从1964年11月进点，到1965年7月20日撤回榆树县。
　　省梨树县社教工作团总团长是省委常务书记阮泊生，副团长有省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史林琪，省委财贸政治部主任王可夫，还有中共四平地委副书记杨海澄。总团下设几个分团，我们是梨树分团，由长春市委书记王季平为分团长，还有长春市副市长李北淮同志也是这个分团的负责人。我在的杏山公社大烟筒大队第二队蹲点，总团的负责人阮泊生、史林琪和杨海澄也经常住在该队。
　　我们杏山公社社教工作队，共260多个工作队员，该公社有七个大队，分为七个社教工作组。公社所在地是獾子洞大队，工作组组长侯中山（原长春市委党校党委书记，当时正在榆树县闽家公社任党委副书记锻炼）杏山大队工作组组长孙跃先（榆树县法院副院长）；大烟筒大队社教工作组长是付家义（榆树县农业局副局长）；东八大大队社教工作组组长黄福春（榆树县财政局局长）；孤榆树大队社教工作组组长曾祥熙（九台县某公社党委书记）；徐家烧锅大队社教工作组组长安＊＊（九台县某公社党委书记）。榆树县和九台县工作队员有交换，我们县一些工作组到九台包的公社去参加社教工作，九台一些工作组到榆树县包的公社参加社教工作。所以九台县到杏山交换的有三个大队的社教工作组，九台县带队的是九台县管财贸工作的副县长王儒恒，他参加杏山公社社教工作队的领导工作。榆树县武装部副政委高之荣同志也在杏山公社社教工作队。社教工作队办公室有刘忱（原副县长，后任县纪律监察委员会书记）、倪恒兴（县委宣传部部长）、安永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王惠民（县公安局副局长），工作队办公室共10多个同志。
　　我在獾子洞二队蹲点。住在刘忠英家的北炕。早晨天不亮就起来和群众一起劳动，吃派饭，坚持同吃同住同劳动。生活比较艰苦，工作非常紧张。该公社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都比较差，有的群众以卖血为生。直到1965年7月20日社教工作队撤回榆树，准备迎接地区在我县搞社教。
　　德惠地委书记任青远，是我县社教工作团总团负责人。省委候补书记张世英同志在刘家公社太平大队第五生产队蹲点。空一军政委肖导生（后省革委会副主任）在五棵树蹲点。十六军副军长锗秉禹在环城公社蹲点，省公安总队王队长（或政委）也在环城公社蹲点。德惠地区各县委主要领导按榆树五个区委组成五个社教分团。社教总团党委由各分团负责人和省里来的领导参加，本县李明德和我参加社教总团党委工作。1965年冬天工作队进点，到1966年春夏之交结束。又组织社教工作队参加德惠地区在农安搞社教工作。榆树县县委派县委副书记张华、刘凤臣带几百名工作队员去农安县包小合隆和开安二个公社的社教运动。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和李明德6月在长春参加省委三届十四次扩大会议时，听传达有关中央的文件，在会议期间就听到广播南京大学揪斗匡亚明（南京大学校长，原是吉林大学校长，刚调去不久）。在小组讨论时，吉林大学党委书记陈静波上午还在会上发言，下午就把他揪回学校批斗，当时长春市内扫“四旧”，有一天把走路由右侧通行改为左侧通行。大庙对过的观音塑像也用拖拉机拉倒了。
　　省委扩大会议之后，我回县里贯彻中央文件精神，办中小学教师训练班。当时县委领导分工我具体分管有关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工作，如：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办中小学教师训练班，往有关单位派工作组等。当时形势发展很快， 外地的造反派的活动影响到本县，红卫兵攻击县委，不断要求县委给有关单位领导罢官等等，为此县委不能正常工作，所以经常到第二招待所开会。
　　随后，开始揪斗当权派，把李明德打成假党员，把张华打成三反分子，说县委是黑县委，贴出炮打县委的大字报。说我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是宋振庭线上的（因省里首先把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打倒了，宋振庭是我的老领导，因此说我是宋振庭派到榆树的）
　　经过批判检查后证实我没有问题，68年夏天，成立县革委会时准备解放我，让我参加“三结合”，进县革委会的领导班子。正在这时有的造反派组织又在街上贴大字报要打倒我，说我是“日本特务”。因为我在东安工科学校念过书，造反派去密山调查，认为东安工科学校是日本办的学校，所以在该校念过书的人都是日本特务。成立县革委会以后，又进行调查，终于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于1968年冬天把我解放了。
　　“三结合”的县革委会的主要成员是：县革委会主任李衍孔（军代表，县武装部部长）；副主任郑宝祥（干部代表，原县委常委、县长）、彭树清（军代表，十六军团政治处主任）、牛福永（军代表，16军连长）、刘绍先（干部代表，原县委副书记）、于滨洲（酒厂工人，群众代表）、田福珍（新立公社太平大队社员）、韩永芝（土桥子公社知识青年集体户户长）。政治部主任由彭树清担任，生产指挥部主任高树山（县革委会常委，原县委副书记），保卫部主任黄**（军代表）。县革委会常委中还有王安义（师范学校学生）、黄景全（一中学生）、王风（城发公社革委会主任干部代表）、李凤环（向阳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等。
　　我于1968年11月以后到大寨参观，回来后，临时下乡到土桥子公社保家大队13生产队，发现那里国民党扩大化很严重，有个姓周的社员历史成分不太好，说他发展的国民党员，有的20多岁的女青年已经是国民党员了。回县反映后，听说向阳公社和八号公社也都挖出不少的国民党，这时县革委会领导感到有问题，开始研究平反问题。
　　这时县革委会主任李衍孔同志已调到长春警备区任副参谋长，又调来军代表16军46师政治部副主任王朝珍（原来在榆树支左的负责人）任榆树县革委会主任。我又被派到五棵树去做松花江公社和五棵树镇的合并工作。
　　1969年春天，省下令任命我为榆树县革委会副主任。当时县革委会主任王朝珍调到省煤管局做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调谢学模（也是16军46师政治部副主任）到榆树县革命委员会为主任。当时谢学模叫我除做县革委会副主任，还兼政治部主任。我仍然分管党群和文教方面的工作。抓“斗批改”，平反类工作都由我主管。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的前期挖国民党搞扩大化很严重，平反和落实政策的任务都很重，我压力较大。后来，全国学大寨，全省学小乡，接待各地到小乡参观的也特别多。辽宁省学大寨的典型是本溪县小站公社碱厂堡大队和黑龙江省学大寨的典型是肇东县涝洲公社新兴大队三队，也经常互相学习往来，花费了不少的精力和时间。陈永贵和郭凤莲曾经来到小乡。
　　大约1973年，由省革委会组织的由省革委会副主任兰干亭同志带队，我又第二次去大寨参观学习。
　　1974年春天，安排我去省左家干校学习，春耕大忙后我回县休假期间，在县医院检查血压升高，因此住院，没有学完就回县里。同年10月我和榆树县委原副书记郭凯岚同志一起，由县委办公室彭喜权同志陪同去北京和上海治病，当时县医院孙六爻大夫跟去的（孙在北京、上海有熟人）。
　　在榆树县工作时期，出席长春市党代表大会为代表。出席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为代表。1977年出席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议，并与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合影留念。
　　1978年4月，我调回省委组织部任副部长。当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省委组织部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原省委组织部负责人军代表谢家佑调回部队，另两个负责人白化民和尹长河停止工作被审查。只有陈洪被任命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吕达同志为副部长。为了充实省委组织部的领导班子，同时调我们四个人到省委组织部任副部长，其中有：郭景兆（原中共长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大鹏（原省委直属机关党委负责人）、白昌凯（原省知青办公室副主任）和我。
　　来到省委组织部后，我分管党组织建设方面的工作。主要联系组织处的工作。具体管党的组织指导，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发展党员、教育党员方面的工作。当时省委书记是王恩茂，分管组织工作的书记是高扬同志。王恩茂调走后，强晓初为省委书记，高扬同志调到河北省任省委书记后，分管组织工作的书记是刘敬之，以后又是宋洁涵。
　　1982年成立整党办公室，搞整党试点工作时，由省委书记张根生同志抓整党工作。1982年春，我去济南参加全国党员教育会议。我参加次数最多的是在北京参加中组部召开的有关党的基层组织整顿方面的会议，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把党的组织搞乱，恢复、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工作，推广交流经验，召开各级党的代表大会的事宜。
　　1983年为了加强老干部的工作，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原省委组织部老干部处的基础上成立老干部办公室，当时由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白昌凯同志兼主任，调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单东生任副主任。不久省委决定成立省委老干部局，调我到省委老干部局任局长，原省委老干部办公室副主任单东生为副局长，又从省人事局调来一名副局长王爽同志也任副局长。当时成立省委老干部局以后，主要加紧建设老干部的活动场所，除了加紧建设省直老干部活动中心、南湖干休所、老干部病房等设施。同时督促检查各地市县的老干部活动场所的建设，并开展老干部活动，并组织交流这方面的工作经验。
　　1985年因为我的身体不好，经常住院，因此，我向当时省委主管老干部工作的副书记王先进同志提出不做省委老干部局的领导职务，因为我身体不好，住院时副局长经常到医院研究老干部工作，我感到对老干部工作不利。后由当时省委组织部部长杜青林同志征求我的意见，可以不做局长，但要担任局顾问的工作，所以从1985年秋，把当时四平地委副书记王德民调来省委老干部局任局长，我做老干部局顾问。并担任省老干部大学副校长（校长由当时省委副书记杜青林兼任），省老干部大学协会副会长，中国老年大学协会理事，全国老年大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全国“老年教育”杂志社社务委员会委员。主要参加有关老年教育方面的一些会议，没有做具体工作。在省内还担任省门球协会的主席和省职工物价监督总站的顾问（当时还有省人大副主任成盛三同志也是省职工物价监督总站的顾问）。还担任过省党建学会的副会长，那时在组织部工作时，由省委党校给安个挂名的职衔，根本没做什么工作。
　　1991年，省委安排我参加省政协第六届委员会的委员。1993年初在省人大换届改选时，又安排我做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参加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为委员。（我在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时由榆树选为省人大代表），直到1998年春省人大换届时，我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不再担任社会上的任何职务，在家享受离休后的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