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郭苇昀为什么不火:许继慎（走向阳光的红色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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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霍起义时，许希孟被国民党当局残杀，爷爷许光耀五岁，就这个五岁的孩子，还被国民党当局送到禁闭室，在中共六安地下党的多方营救下，才得以获释，许继慎率领红一军打六安时，为了家人再遭到当局的打击，只好请求家人随军，从此，我的长辈直系亲属就永远地离开了土门店的老屋，当时家中上有许继慎年过五旬的老母亲，有我的两位曾祖母（许继慎发妻汪贤清，许希孟遗孀罗运启），下有我的两个爷爷许光耀许光曙，他们在一个姓李的副官照料下被安置在六安麻埠街的后方，过供给制的生活，不幸的是一九三一年秋，许继慎被张国焘等人以”“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给许家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
起初，原红一军第一师师长刘英来到麻埠街，他一方面来看看我的高祖母（许继慎的母亲吴氏），告诉老人家，许继慎被害了，自己差一点也受到牵连了，他安慰许继慎的母亲，许继慎虽然“叛变被肃反了”但“伯母的另一个儿子许希孟还是烈士，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的”刘英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十块大洋给我的汪贤清，作为一家老小的生活费，刘英告诉地方党组织，要求妥善照顾“许希孟烈士的家属”一家人才得以继续呆在麻埠。
那个时候，张国焘及其爪牙在鄂豫皖边区到处散布许继慎背叛革命的宣传画，许继慎的母亲和汪贤清的心态如何，可想而知。
后来，张国焘的瞎指挥，致使皖西苏区沦陷，麻埠也成为了国民党的控制区，不久，刘英将军也战死湖北，汪贤清在一家老小没有人接济的情况下不得不带着全家离开麻埠。
离开麻埠后的落脚地当然首选老家院子土门店，那里有她们世代耕种的老田，汪贤清和罗运启两个小脚妯娌坚信凭着勤劳，在家门叔伯的帮助下一定能养活老小，然而，两个善良的女人想错了，他们回到了土门店，是另一翻景象，家被毁得一塌糊涂，三婶婆（许继慎三叔的妻子）与三个老小寡妇吵得鼻青脸肿，三婶婆将孩子的屎布片子搭在了我7岁的爷爷许光耀头上，我们当地的风俗，屎布片子与女人的裤衩是最不吉利的东西，搭在头上不是死就是祸，后来爷爷在31岁被“镇压”了，我的曾祖母多次向我奶奶讲到这些事情，很气愤，总认为跟这件事情有关，以至于只到现在奶奶还对他们的后代心存抱怨，他们一家现在守护着许继慎的陵园和故居，我的奶奶时常告诉我“我去找吴之信（曾分管六安市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志），鲍劲夫（党史办负责同志），我家的老房子凭什么让他们一家住”因为爷爷的遭遇，奶奶没有忘记前嫌，那一处老屋也不是许继慎许希孟当年呆过的房子了，以前的房子早已经倒塌了，现在的房子只是他家在原地基上翻盖的，我和爸爸是不相信迷信的，更不会计较这些的，在我们家的上辈搬出后，他们一家在老家那里必定是我们血缘关系最近的亲属，况且我的那个堂房叔祖还是个很热情好客的开明人士。然而，高祖母和两个曾祖母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他们的恶毒的本家实在是太寒心了，婆媳三人，孤儿寡母，“反革命的共匪”，怎么能斗得过这个本家呢？有家不能归，婆媳三人及两个孩子严重时候靠要饭度日，忍无可忍，最后她们只好来到了八里滩许继慎的妹妹许绍英家，那里不远还有罗氏的娘家，罗氏的娘家在当时可算是一个颇有声望的豪门大族。
曾祖母汪贤清和罗运启都是任劳任怨的坚强女人，他们的遭遇也得到了人们的同情，有人劝说两位年仅三十左右的曾祖母，建议她们将孩子寄养到条件还算好的外公家，要她们改嫁，两位曾祖母多次谢绝了好心人的劝说，她们告诉媒婆,意思是许继慎许希孟虽然不在了，但她们一定会同心协力，照顾好许继慎许希孟的母亲和孩子，将他们家的孩子培养成人，好让他们一家人能延续下去。她们的品行感动了家族中的几户人，曾祖父的堂房兄弟许建久许继贤先后通过族上的公款让爷爷读书，汪贤清的二哥和邓家高家两个姐夫以及罗家也都给与适当资助，使爷爷得以上了小学中学。
对于缺少青壮男劳力的家庭来说，体力活是最大的问题，但是那个时代，没有自来水，吃水和用水全靠到一两里路的一个叫“老龙潭”的地方挑，两位曾祖母都是小脚，根本无法挑水，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两个寡妇只好每天抬水，走几步歇一歇，走几步再歇一歇，每次我回八里滩的时候，健在的一些老人总是拉住我的手，流着泪向我回忆两位曾祖母的贤惠和抬水的艰难，让我有一种无以释怀的心酸
在我的长辈直系亲属中，我的曾祖父的事迹家喻户晓，我无需再写了，我不善于歌功颂德，面对那些党史专家近乎完美的描述，我感到不安，曾祖父是一个平凡的人，在处理他与他的同事的关系上，有很大的局限性，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就是这种完美才导致了自己的政治悲剧。也许是血缘关系更近的缘故吧，我总是对爷爷的事情很感兴趣，然而有关他的事情必定没有几个人能了解得透彻，调查与曾祖父有关的党史的那些人，为了不给许继慎抹黑，他们总是隐瞒祖父的有关事情，即使知道祖父的很多事情，也都极力回避，毕竟，祖父是许继慎与其发妻汪贤清的直系血亲，祖父的有关问题成为了禁区，不仅让写党史的人不愿涉及，连我家族中的人也不敢越雷池一步。我的奶奶每次在我问及爷爷的事情时，总是走到我跟前，怕人知道似的走近我，看看四周没有人，才支支吾吾地告诉我有关的细节，我的一位堂叔祖父许光国，是六安市中医院的老药师，生前与我爷爷情同手足，我爷爷在外面避难的时候给家里的几封信都是由他秘密念给我曾祖母和奶奶听的，信件也都是由他收寄的。我每次问及爷爷的事情，这位堂叔祖总是说：“问这些干吗”我在他那里没有问道任何有关爷爷的事情。而我的那位叔祖父许民庆，只要我一提到我爷爷，他总是一脸不悦“过往的事情，提他干吗？”婶祖母告诫我：“出去别人问你，你就说许光曙是你亲生祖父，别的你不要乱说”父亲也对祖父的事情也闭口不提，他入党的档案上父亲一栏填着“许光曙”为了对当表示“忠诚”，他不得不将伯父许光耀的事情记录在册，去年，一位外籍党史爱好者在《许继慎传》的作者陪同下来我家采访，我应邀赴约，爸爸知道我好讲，就提前在外面迎接我，我一到场，他就告诉我：“今天来的是外籍人士，你爷爷的事情，你千万要隐瞒”我知道爸爸多虑，但没有办法，事后多日，我被那位外籍“许继慎的爱好者”的真诚所感动，终于“背叛”了我的父亲，在隐瞒父亲的情况下私自“坦白”了真相。可见，爷爷是家里最大的忌讳。然而，现在已经不是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了，我个人早已经摆脱了爷爷的阴影，政治上的是是非非并非丑事，道德上的评价才是事关假恶丑真善美的依据。
爷爷许光耀是在曾祖母含辛茹苦的教育下成人的，他小时候念书是很用心的，我不知道他对曾祖父的“为党为国捐躯”心存何种态度，但父辈的事业肯定会对他幼小的心灵产生很大的影响，以至于他中学毕业后，总是不安于做苏家埠方氏祠完全小学校长，总是寻找契机，好让那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再次耀武扬威。祖父的好友兼同学朱必然几年前才去世，他与我也是忘年交，他回忆说，小时候，他与我的祖父等人登山抒怀，畅谈理想，朱说：“我喜欢教书”，而我的祖父却出语惊人“我想当官”，祖父幼小的心里萌发的愿望，在他22岁那年实现了。
1946年，国内的政治形势趋于平和，六安山附近除了戚桥青山有土匪出没外，也相对稳定，这时，祖父的那个在国民党六安县党部负责人事组织干部方面工作的堂叔许建久找到了祖父，保举他当苏家埠区戚家桥乡长，祖父一合计，当个乡长一个月的薪水是五担米，当个校长一个月的薪水才五斗米，于是，这个头脑发热的青年为了减轻曾祖母的负担，在曾祖母和当时刚刚和他结婚的我的奶奶的反对声中粉墨登场了。
有人说，祖父从政很有水平，将戚家桥治理的很好，扫除了地方官场的许多恶习，但极个别他的同事却说他水平一般，教书搞学识倒是很有一套。我对祖父的才能无法做出一个中肯的评价。传说中的祖父身材修长，眉清目秀，口若悬河，是才貌双全的知识分子，他外秀内刚，因为当仁不让的性格被那帮恶霸土豪称作“许扒皮”，因此也得罪了一披地头蛇，后来，祖父被一户豪强轰了下去，之后，刘邓大军南下了，好多乡镇长纷纷辞职，许建久安抚祖父说：“你不要怕，你是GCD元老派的儿子，你安心干你的，GCD来了，也会给你留情的”，祖父，这个自小失去父爱的少壮派也将自家这个视他如己出的堂叔看成了至亲，在这个至亲的提拨下，踏上了土匪出没的六霍两县交界的青山镇，当起了镇长，据说，是许建久有意提拨，将祖父升为高半级的镇长的。
不久，解放军已经长驱直入六安了，据说，解放军的一个团长联系到了我的那一个爷爷许光曙，托许光曙带信给许光耀，叫许光耀“弃暗投明”，没有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青山镇枣林岗保保丁枪杀解放军马班长”事件。
那天，祖父在镇政府所在地的白家庵，有乡丁来报告，说在与霍山县交界的陶家河发现了解放军人员，区长罗鸿卿下令追缴，但当祖父带队赶到时，该保保丁秦民福已经将那个姓马的解放军班长枪决了，祖父出身军人家庭，但杀人的场面必定是十几年前的红军肃反了，现在面对部下残杀军人，还是第一次，他胆战心惊，后来，奶奶回忆起这件事时候，说爷爷在事件发生后，全身汗液湿透了衣服。
事情暂时平息了，本来双方交战，杀死个把人是正常现象，况且人也不是爷爷亲自叫人杀的，好在解放军宽宏大量，爷爷也被解放军说服了，在地方上为解放军筹粮。
1948年，六安全境解放了，罗鸿卿的反共武装继续在独山青山一带与解放军负隅顽抗，那个时候，祖父在干什么，存在着许多争议，有人说他参加了罗的“小白团”，专剿GCD，有人说，他看到风向不对，躲藏在家，准备伺机逃跑，因为这时候GCD已经在有意无意地肃清有嫌疑的阶级敌人了。我问过奶奶，奶奶的确记不清楚了。总之，那个时候，为曾祖父平反的是中共内部，而且只传达到高层，祖父，一个被中共杀害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头子的后代，一个干过反动镇长的人，被当地监视或捉拿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祖父必须逃跑，逃跑是躲过又一次政治灾难的唯一举措。
于是，他从地窖里钻出来，在自己的当商人的亲姑父罗福林（许绍英的丈夫）的带领下，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从此离开了家，与我的三个月大的爸爸永远的离别了，再也没有回归那个多灾多难的家庭了。
曾祖母汪贤清是一个遇事冷静的人，在祖父出走问题上显然费了很多心思，为祖父指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不久，祖父就到了南京，拜见了曾祖父的生前好友柯庆施，柯庆施当时是南京市市长，或许是柯庆施的引荐，使祖父有机会到了北京，找到了朱蕴山和徐向前，面对衣衫褴褛的老战友的儿子，徐向前动了恻隐之心，据《许继慎将军传》的作者鲍劲夫先生根据徐向前元帅秘书的回忆，徐帅将祖父安排到了华北大学，奶奶回忆说，爷爷在大学毕业，又在山西省太谷县的省疗养院等处工作，期间，为了不被六安地方发现，祖父很少给家里来过信，当然，祖父在外地，也会告诉别人，说自己是许继慎的儿子，对于自己当反动镇长的历史肯定不会提及。
一个高干子弟逃跑到外地，担任了要职，对于祖父来说，已经算是风平浪静且可以扶摇直上了，但是不知道祖父是怎么想的，也许是对家人的挂念，他还是 没有听从曾祖母和奶奶的话，于1955年秋，将一封带有钢笔的信件和汇款寄回了家里，曾祖母汪贤清大吃一惊，她急忙到村里取信，但是，信件的地址已经被当地一位姓罗的好事者记了下来，不久，当地镇压反革命的积极分子们认为我的祖父有血债（部下杀死马班长），从我祖父的工作场所将我的祖父带回了六安，到底是‘请’回来的还是押回来听后审讯的，我们不得而知。
祖父被逮捕的消息传到了曾祖母汪贤清那里，曾祖母说什么也不干了，她连夜坐车到合肥，找到了当时的安徽省副省长沈子修 ，沈子修是三农的创办者之一，与曾祖父是莫逆好友，他对曾祖母说：“嫂子，你回去，我们正在调查继慎的冤案，至于孩子的事情，你放心，你家是功大于过 ，只要我在，孩子我会保下来，再大的人民血债我也会保住他的性命”曾祖母满意地回家了，她万万没有想到，在她回到家的2个月后，沈子修患肺癌去世了，10天后，祖父在高喊“GCD万岁”的口号中在六安南门口同一个姓卞的强盗一起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枪决了。
枪决我祖父的那天，举行了公审，人山人海，好多当时在场的人现在还建在，谈及祖父的被杀，无不扼腕叹息。六安南门口，这个在26年前，悬挂六霍起义26岁的“共匪匪酋许希孟”头颅的地方，又一次让我的家族流下了伤痛欲绝的泪水。政治就是这么无情，历史就是这么荒唐，悲剧就是这么在重演，当年将许希孟送上断头台放到六安南城门头示众的是国民党，原因是许希孟是中共“共匪匪酋”，遗憾的是，26年后的1955年12月，许希孟的后代又在这里倒下，杀害他的是许希孟许继慎兄弟俩宁愿用生命也要捍卫的那个政党，历史在这里为世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祖父许光耀被镇压后，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孤零零地面对一滩血迹茫然若失，他流着泪，自言自语地絮叨着“我来迟了，继慎，我对不起你呀，我对不起你”，他叫王逸常，是黄浦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北伐时就是少将，担任过第一任中共六安县地下党书记，他来保释我的祖父，然而，他迟到了，面对空空如也的刑场，他老泪纵横。
祖父在临刑前喊过GCD万岁的事情，我不止一次地听说过，我不知道祖父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出于真心呐喊，依我的估计，他只是在无可奈何中为了博得世人的同情更为了活命才不得不高喊的，曾祖父死于中共高层的错杀，祖父有什么理由相信那个集团是无比伟大无比正确无比光荣呢，祖父如果是我，只会有一腔怨气，坦白的说，我是不相信某某主义的，不仅如此，我后来的爷爷许光曙同我一样，对那个“挂羊头卖狗肉”专搞阶级斗争整人的派别整天标榜自己感到厌恶，当然，我拥护胡温现政府的心情另当别论，因为现政府人性化的管理超越了几千年来的专制，这是值得尊重值得信赖的。
祖父滴血的尸体被家里请的人抬了回来，在住所前的竹园旁边搭了一个蓬，56岁的曾祖母拉着虚岁已经七岁的 爸爸，她哽咽着叫着爸爸的乳名 ，告诉我的爸爸，说那躺在地上的尸体就是我爸爸的爸爸，爸爸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正视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在曾祖母和奶奶的哭声中不由自主地淘淘大哭了起来 。曾祖父被害的时候，祖父他们也都只有爸爸当时那么大，爸爸比祖父他们唯一幸运的是：爸爸不仅看到了自己的父亲的尸体，而且是一个全尸，要知道，许继慎是被抛尸荒野，许希孟是身手异处呀，而爷爷只是被枪决。
爷爷被逮捕押回六安后，奶奶多次去看爷爷，奶奶扒在院门边，始终没有看到出来放风的爷爷，只好伤心失望地带着没有送到的寒衣离开了看守所，最终再也没有能和爷爷见一面了。爷爷被镇压后，在曾祖母的极力说服下，奶奶和我的尚未婚娶的叔祖父许光曙结合了，奶奶和许光曙爷爷共同承担起了扶老携幼的任务，维系了我的一家。
党史专家们在事关许继慎许希孟的问题上，总是极力回避我爷爷的事情，即使提及我的曾祖母的后事时，也是嘎然而止，1989年秋，许继慎被中共中央军委追认为33位“无产阶级军事家”之一，1989年12月，六霍起义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在独山召开，我后来的那位爷爷许光曙作为许希孟的亲生儿子，被邀请参会，那天，几位党史专家特意来到我家，建议我的叔祖父和我爸爸写个申请，为我爷爷许光耀平反，好宣传许继慎许希孟，后来，在征求分管领导的意见时，那位领导说：“事情已经过往了，许多人已经淡忘了，不要提了，再提出来，反而不好，况且平反还要费力"于是，我爷爷的事情就这样无果了。
政治是残酷的，在政治的漩涡中，人们总是难以把握，最终被推上风口浪尖而被无情地吞噬，在中共的历次运动中，许多为革命付出重大牺牲的家庭都遭受了重大创伤，朱自清的长子，彭湃的家人不也是难逃劫难吗？欣慰的是中共的拨乱反正，终于将个人崇拜的局面推翻，好多千古奇冤才得以大白于天下，然而，成王败寇的观念依旧没有改观。无情的政治是我们家庭悲剧的制造者，默读着血泪浇灌的家事，我没有彷徨的理由，我为自己寻找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于是，我披上了白大褂，以我的一技之长沉着应对着瞬息万变的格局，在花开花落中期待平稳。
我始终怀疑祖父的死因........
了解我家历史的人，都会这样称赞我的女性长辈：“许家的媳妇都很了不起”，这的确不是奉承的语言，许继慎的父亲32岁去世时，许继慎的母亲刚刚三十岁，为了两个儿子，吴氏从悲痛中站起，挺立，以一个女性的顽强承担起家庭的重担，使两个儿子得以继续读书，许继慎被害时，结发的妻子汪贤清才30岁，这个三十岁的女性以贤淑的美德承诺着对许家许下的诺言“生是许家人，死是许家鬼”她毫无怨言地同26岁就守寡的许希孟的妻子罗运启一起，妯娌俩拧成一股绳，撑起了许家的半边天，从而赢得了我们这个家族上上下下几代人的爱戴。由于我爷爷不“光彩”的事情，加上汪贤清是许继慎封建婚姻造就的童养媳，许继慎的研究者对汪贤清一直就轻描淡写，有的甚至不顾事实地妄加议论，只到有关部门在黄埔军校的档案中查出许继慎的手迹，汪贤清才从许继慎的“前妻”和“童养媳”的位置上回归“原配夫人”和“发妻”的本位，许继慎在自己的军校登记薄中的妻子姓名上赫然写下的“汪”字足以证明 许继慎本人对于汪贤清是相当尊重。汪贤清是我爸爸心中最怀念的人，她以祖母的慈爱融化了爸爸心里上的寒冰，我的爸爸也在她的无私品格的影响下成为了一个厚道的人，她用凄苦的一生把我们全家带入了光明，只到现在，我的爸爸一提到她还是满含热泪。
曾祖母与许继慎同年，比许继慎大月份，自小就以童养媳的身份来到了许家，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她与许继慎聚少离多，她不想从丈夫那里得到什么，惟愿自己操守妇道，侍奉婆母，1925年，许继慎在黄埔军校认识了活泼的小护士谭冠玉，不久许继慎并与谭冠玉同居了，1928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许民庆。曾祖父许继慎到大别山整顿红一军后，将谭冠玉许民庆母子留在上海，曾祖母从曾祖父口中知道这件事情，曾祖父被杀后，曾祖母对谭氏母子一直挂念，然而兵荒马乱，难以寻觅，1945年，曾祖父的好友胡允恭到当时的安徽省会六安金家寨（时称立煌）公干，不久胡允恭奉命到福建某县当县长，他没有忘记高祖母曾祖母一家，特意找到土门店，得知一家人已经流落他乡时，又托熟悉的亲友给高祖母曾祖母十块大洋，并将谭冠玉许民庆母子和许继慎在一起的合照转交给了曾祖母，胡允恭转告曾祖母说：“许民庆下落不明”，胡允恭还十分痛心地将这张照片撕成两半，汪氏曾祖母为此一直深深挂念叔祖父许民庆。
我的爷爷许光耀走了，永远地离去了，留下了一个伤心累累的家庭，五十多岁的曾祖母的心碎了，她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然而，为了安慰奶奶这个31岁的媳妇，老妯娌俩约定：在媳妇面前，不哭！
曾祖母自己觉得愧对曾祖父，她是一个旧式家庭妇女，她只想许继慎的一脉血亲能平平安安，并且宗支永续，她只想每年的逢年过节能给许继慎丟一两张纸并祷告许继慎在地下安息，她知道在深山老林里有个万人坑，那里有许继慎的遗骨，没有人为许继慎收尸，许继慎在阴曹地府也是游走的僵尸和飘荡的孤魂，她多么希望有一大批钱请一个道士为曾祖父超度亡灵，为曾祖父招魂，用一个假的坟墓让她有一个祭祀亡夫的地方，如今，她的愿望实现了，在六安市的许继慎故乡土门店，一座庄严的衣冠冢出现在曾祖母曾经流泪的家园，可惜，曾祖母看不到了，每当回忆起曾祖母时，爸爸总是哽咽着以近乎哭啼的声音说：“如果奶奶能活到现在，看到人民给爷爷修建的陵墓，该是多么欣慰呀”然而，曾祖母没有这个机会了，在她的生命里，注定是无休止的泪水和擦干眼泪后的失落，她只有用唠叨来纪念丈夫，纪念那些同丈夫一样被害的冤魂，她每天唠叨着许继慎，唠叨着周维炯，萧方，漆德伟，舒传贤........。这些名字在我爸爸幼小的耳朵里积蓄成老茧，我接着又在爸爸的回忆中激发了以先辈为楷模的勇气。
曾祖母罗运启在走完了56年的苦命人生中离开了人世，亲人的一个有一离去使汪氏曾祖母有一种
来日无多的伤感，爷爷许光曙和奶奶拼命地几里外的地方纺纱织布做活，汪氏曾祖母牵着我爸爸的手，一老一小行走在夕阳的余晖中，迎面走过来爸爸小学的老师陈啸泉，陈是我爷爷许光耀的同学，他家离土门店不远 ，十几岁时，陈就经常随爷爷到 我家去玩，她管汪氏叫“表婶娘”，见曾祖母，陈停步了，曾祖母好像突然意识到什么，眼圈红了，她先张口了：“啸泉，你能不能给我写封信？”陈啸泉愣了：“表婶娘，您要给谁写信？”见四周没有人，曾祖母拭去了泪，说：“给徐向前写封信”陈啸泉惊讶了，“给他写信，他现在可是中央的领导呀，你有什么事情找他？”曾祖母拉着陈啸泉的手：“啸泉呀，你大表叔在外面还生个儿子小名叫民庆，到现在还下落不明，我想请向前帮忙找找呀”，陈啸泉明白了，为了一个慈母的心声和热泪，他瞒着我的奶奶和许光曙爷爷，为这个苦命的老人执起了笔，拉开了家人寻找我叔祖父的序幕。
据陈啸泉回忆，曾祖母请陈啸泉给徐向前写了好几封信，徐向前元帅可能回信了，但是，当时的地方上根本不会把我曾祖母这个“反革命家属”放在眼里，去信和回信都有可能被压了下来，以至于徐帅和我的家人的沟通被阻止了。
那个时代，曾祖父没有公开平反，我的爷爷又是被镇压了的反革命分子，曾祖母看不到光明，她的政治背景是一片漆“黑”，她是“黑五类”，许光曙爷爷和奶奶在外面做苦力的农活，家里的琐事都压在曾祖母一个人的头上，曾祖母因为过早脱落的头发 被爸爸这个“娇生惯养”的孙子喊做“秃奶奶”，就是这个调皮的孙子整日陪伴曾祖母，她才稍稍得到一些安慰。爸爸上学了，每当快要放学时，曾祖母总是站在村头，用手遮着太阳，希望在欢笑的放学人群中早点拉住孙子，怕他有个闪失似得牵着孙子的手，这时路过的人们才看到曾祖母的 脸上洋溢着久违的幸福。
奶奶常常告诉我“汪氏太奶奶是八字步，没有福”这句唯心的话或许对于饱经沧桑的曾祖母来说，是对的。牵着孙子觉得幸福的曾祖母总算迎来了一点微弱光芒，不久，许继慎被认定为烈士了，一天，六安行署民政局还派来一个女同志，亲切地拉着曾祖母的手，曾祖母这个几十年的“反属”终于感受到了官方的礼遇，那个女同志有礼貌地问着曾祖母：“大妈，许军长有没有什么遗物？”曾祖母从床上拿起了她和爸爸每天盖的“毛毯”，说：“这是继慎留给我的唯一礼物”，这床马鞍，是在曾祖母随军时，曾祖父托人带回来给曾祖母御寒用的，就是这张马鞍，让曾祖母睹物思人，持续了她将近一辈子，那个女同志为曾祖母擦去了眼角的泪水，告诉曾祖母：“大妈，我们想带走这床军毯”曾祖母犹豫了，“孩子呀，我不是不给你，可这是我和孙子夜里暖身用的，没有了它，我和孙子怎么过冬呀？”那个女同志哭了，也许是因为感动，也许是因为曾祖母的质朴，她告诉曾祖母：“大妈，您老人家放心，政府会为您老人家买一床新的棉被给您用”曾祖母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因为在解放后，那帮“镇压反革命”的积极分子们总是动不动来搜查我的家，把我爷爷生前的一张字画没收去了，还把胡允恭送给我曾祖母的那张曾祖父和谭冠玉许民庆的合照也搜查去了，政府的人来了就抄家，带走我家东西，从来都没有归还过，这点连当时很小的爸爸都知道，望着那个女同志拿着自己和奶奶唯一护身的毯子，小小的爸爸在旁边死死地拽着，惧怕这救命的毯子被夺走，那个女同志笑了，他摸了摸我爸爸的头，笑了，说“大妈，您老人家放心，我马上去给您买，买来送给您”民政局的车子开走了，不大一会儿，一床崭新的被面，棉被送到了曾祖母的手上，从此，曾祖母和爸爸才感到了从未有过的一丝温暖。接着，政府为许希孟许继慎先后颁发了总共一千多块钱的抚恤金，可是，这笔抚恤金还没有在家人的衣兜里放稳，一场饥寒交迫的“粮食关 ”来临了， 当家的曾祖母一再嘱咐许光曙爷爷和奶奶“一定要让娃儿吃饱” 于是，在要命绝不能要钱的那个关键时刻，这笔抚恤金起了作用，爷爷奶奶拿它买回了黄鳝，爸爸和家里其他人靠买来的黄鳝保住了性命，不得不承认，是曾祖父干革命赚来的抚恤金保住了后代的命，这是 不容否定的事实。
抚恤金用完了，“粮食关”还没有结束，为了度命，曾祖母带着爸爸来到了村部，看着基层干部们在吃饭，曾祖母几乎哭着请他们看在烈属的份上看在小孩的份上给一点照顾，可是那个姓李的基层主任却傲慢地说：“别说了，你儿子是反革命，你还来干什么”没有找到一点吃的，却遭到这么大的屈辱，太奶奶一声不啃地牵着爸爸走了，不几天，这个苦命的女人高度浮肿，走完了她艰难的一生。
我的爸爸对曾祖母的那次乞讨永远无法忘记，正如他含泪给我在外地的姑妈写的那封信一样：“说句内心话，我们一家在解放初期的生活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含辛茹苦，特别是我心灵的创伤永远无法填平”
提到那次乞讨，爸爸总会流泪，多年后，爸爸在苏埠镇第一小学当校长，那天中午，爸爸刚刚回家午休，突然家里来了一个人，那人走进门，就亲切地喊“许校长，许校长”，爸爸是个热心人，对邻里的事情总是有求必应甚至主动帮忙，可那人喊了几声，爸爸就是不应声，我好奇地走近爸爸，推推他，可爸爸没有一点反应，那人说自己家的孙子在学校闯祸了，要学校出面来调解，他以为爸爸和醉了酒，告辞了，等那人一走，爸爸却翻身起床了，他用从没有过的眼神望着我，问我：“那个人走了吗？”我说“走了”，爸爸突然哭了起来，边哭便告诉我“他也有求我的时候”好半天，爸爸才平静了情绪，他告诉我：那个人就是当年不给救济还反侮辱我太奶奶的那个姓李的基层干部。
我理解爸爸的心态，但那个基层干部的言行是在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那个阶级斗争压倒一切的历史时期，在魔教狂浪的熏陶下，那些虔诚的教徒既是魔教的帮凶又是受害者，应该原谅他们。
那床马鞍至今被放在皖西烈士纪念馆里，上次看过一片该馆张馆长的文章《光辉的记忆，毛毯“正名”记》，我和我的爸爸有点感触,其它的描述，我暂时不做评论，作为汪贤清第四代法定继承人，我要托媒体带句话给那个馆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那样艰难条件下，我的曾祖母是不会轻易主动将这床单送给政府的，她没有那个经济基础，失去一床现在看似平常的毛毯，在当时的我们家庭是一场灾难，至少祖孙两代无以御寒。
曾祖母就这样走了，在被简单地落葬后，结束了她苦命的一生，临终前，她拉住我奶奶的手，说：“姑娘，你既是我的媳妇，又是我的儿女，我不求别的，只要你每到过年过节，给我烧一张纸，给继慎烧一张纸我就够了，跟光曙好好过日子，找到民庆弟弟”，一位无私的老人，在临终前还想着许家的亲人，可敬。
曾祖母说完，闭上了眼睛。
爷爷许光曙，奶奶和爸爸放声大哭......
曾祖母去世时，年仅59岁。
而今，曾祖母的一切遗愿都实现了，她老人家该瞑目九泉了
曾祖母汪贤清走了，在她去世的两年前，我的奶奶和许光曙爷爷生的大女儿出世了，在曾祖母死后不久，我的叔叔也出世了，家庭历史由曾祖母的时代进入了我奶奶当家的时代。
那个时候，全中国大陆都在闹饥荒，饿死的人不计其数，我十岁的爸爸也应为营养不良而高度浮肿，据说，襁褓中的叔叔瘦得大腿只有小竹子那么细，然而，爸爸和这个姑妈及叔叔同爷爷奶奶一起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丝毫无损得度过了那个危难的时刻，迎来了新的希望。
1963年的一天，公社通知爷爷许光曙去一趟，在公社办公房里，爷爷许光曙见到了一位姓李的省军区司令员，李司令员告诉爷爷，自己是六霍起义的参加者，是爷爷许光曙的父亲许希孟介绍他入党并走上革命道路的，李司令员在公社的食堂请爷爷大吃了一顿，他问爷爷有什么要求，忠厚的爷爷许光曙说没有要求，李司令员对身后的地方领导指示，要求好好照顾爷爷许光曙一家，许光曙爷爷连那个李司令员名字都搞不清楚，但就是这个李司令员的这句话居然使得爷爷许光曙被当地干部硬抬上副排长（相当于现在的副村长）位子，上级要求爷爷入党，但爷爷许光曙说：“我不够资格”尽管上级多次劝说，但爷爷许光曙就是不入党，爷爷曾经告诉我：“我家又香又臭，我何必去入党，我看淡了XX党，挂羊头，卖狗肉”爷爷不爱乱说，小心谨慎，但不久却被稀里糊涂地批斗了，一个生产队长居然在会上当面顶撞爷爷，指桑骂槐地说：“不怕你功劳在中央，我们也要把你斗倒”那个时代，全中国大陆都在发疯发狂（蒋公的台湾在准备“光复大陆”，干正事，港澳在发展经济，干正事，全中国大陆都在不务正业），爷爷被批斗是很正常的，不参杂任何家庭背景和历史问题，爷爷被押上台，但他就是没有承认错误，爷爷后来回忆这段经历，常捧腹大笑，觉得自己像个小丑，其实，正真的小丑是那场闹剧的总策划人，这个不干正事的空想共产主义分子犯下了滔天大罪，罄竹难书。爷爷，一介草民，都在那场阶级斗争中难以摆脱纠缠，可想当时的高层，爷爷被批斗是短暂的，毕竟他是个文盲，没有可以唠叨的把柄，而且他的父亲毕竟是知名先烈，幸运的是，爷爷被撤了职，失去了与那帮不干好事的卑鄙下流人员同流合污的机会（不过爷爷如果还在当基层干部，凭他的性格，绝不会与坏人同流合污）
爷爷是个老实人，幼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干革命的父亲，随着自己的奶奶伯母和母亲东躲西藏，当时，家里很穷，爷爷许光曙放弃了读书，将学习文化的机会让给了我的亲生祖父许光耀，后来，许光耀被害了，在两位太奶奶的劝说下，他与我的奶奶走到了一起。
爷爷许光曙是个聪明的人，可惜家里没有足够的经济供养他念书，但是他从来没有抱怨太奶奶，他爱听书，喜欢听皖西著名艺人姜麻子的古典评书，听后牢记不忘，我从小喜欢历史，无不与他给我讲历史故事有关。
我的奶奶是桐城方氏家族后裔，到底是方苞的近房旁系后代还是远房后裔还是直系后代，奶奶自己也不清楚，奶奶的太爷爷弟兄七个有六个是秀才，只有她自己的亲生曾祖父是个不识字的哑巴，
因为贫穷，才不得不逃荒到六安落户，奶奶的爸爸和妈妈一辈子只有奶奶这一个女儿，从小时候，奶奶的母亲到南京当奶妈，奶奶也随之到了南京城，在南京读过一点书，由于是独生子女，奶奶的性格中未免有点争强好胜，这使子女对她的评介很复杂，奶奶20岁嫁给了我当校长的亲生祖父许光耀，可是我的亲生祖父在复杂的背景和心态下不顾她的反对陷入了残酷的政治深渊，致使奶奶的中半生历经坎坷，我的亲生祖父许光耀畏罪潜逃后，要我的奶奶带着爸爸去他那里，但是面对三个女性长辈的家，她没有采纳祖父的建议，她勇敢地挑起了赡养两个婆母和自己父母的重担，这一点是家族上下有目共睹的事实，我的亲生祖父许光耀遇难后，奶奶在两个婆婆的劝说下，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在充分权衡了家里上上下下的情况下，与许光曙爷爷结合了，她好强的性格与爷爷许光曙总是磕磕碰碰，爷爷许光曙在忍让顺从懊恼中与奶奶勉强维持了一生。
爷爷许光曙待我的爸爸视如己出，这是熟人皆知的，为了给爸爸念书，爷爷不得不到很远的地方织布，不得不去敢重体力的活，不得不在大姑妈不想念书的意思表示刚一出口时就轻易答应了她的要求，只到现在我的这个大姑妈还因此对爷爷奶奶心存芥蒂，1964年，我的小姑妈出生了，抚养四个孩子的重担压在了爷爷许光曙一个人的头上，但爷爷依然任劳任怨，从不叫一声苦，父亲初中毕业了，为了让父亲继续升学，爷爷奶奶在考虑到我的亲生祖父不光彩历史的情况下，接受了爸爸的老师杜显法老先生的建议，报考了离家较远的毛坦厂中学读高中，每到周六，爷爷总是接爸爸，第二天，爷爷总是早早起床，叫醒熟睡中的爸爸，从小路步行将爸爸送出几十里的山路，那时山上豺狼还没有绝迹，时常有野兽出没，爷爷在爸爸的带领下，带着火柴（野兽怕火，点着火柴会吓跑野兽），终于从出了泥泞小路，走上了康庄。爷爷以慈父的情怀宽慰着爸爸，使爸爸幼小的心灵减少了更多的伤害，爸爸在爷爷的抚育下茁壮成长了。
爷爷许光曙是我失去的长辈直系亲属中最让我难以忘记的亲人，每当我回忆到他，总是有一种心酸的感觉，这种感觉超过我对任何死去的亲人，前部久，一位至亲要我带她去八里滩的老屋，当走到爷爷住过的那间房子的时候，我一下子突然想起爷爷临终时候的那刻骨铭心的惨状，心如刀绞，那天，我没有去带亲戚看这个爷爷的坟，因为我怕自己在亲人面前再次失态，回忆爷爷许光曙，我才感到亲情的宝贵，生命的短暂，爷爷，他突然的脑血管意而离开人间，是我永远的痛。我管自己亲生的爷爷叫“大爷”，因为许光曙爷爷是我心中伟大的祖父，在情感上无法替代，他是我爸爸伟大的父亲。
爸爸高中毕业的那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爸爸这个好动分子参加了大串联，他成为了红卫兵，无比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他同大批人马离开了家，到了毛主席家乡韶山去“朝圣”，这个活泼的小青年一走就是一年半，音信全无，这可急坏了奶奶，她天天哭，月月哭，生怕这个长子一命呜呼了，她哭红了泪眼，累了，就在凳子上，终于，奇迹发生了。
那天，奶奶正在哭，只有几岁的大姑妈匆匆从外面跑回来了,她兴冲冲地告诉奶奶：“娘，大哥回来了”奶奶朝门前一望，爸爸用扁担扛着行李站在门口，奶奶一把抱住爸爸，淘淘大哭起来，可怜的爸爸呀，此刻，你无法读懂我奶奶的心。
爸爸终于回来了，但因为大学停止招生，书是念不成了，他曾经梦想的高等学府在离他一步之遥的地方轰然远去了，我没有问过爸爸那一年是不是有推荐上大学的，但是我清楚，即使有推荐的名额，爸爸也不会沾边，因为他有一个“反动的老子”。
人总的要有个出路，没有办法，爸爸与爷爷拉起了板车，父子俩从没有在陌生人面前透露自己知名烈属的背景，从很远的霍山山上拉大柴送到六安老红军干休所（因为住着24位老红军，所以当时叫“24户”），这些功勋卓著的老红军们哪里知道，为他们送柴的父子俩就是当年引导自己从事革命事业的许继慎许希孟的两代直系后代。
那个时代，拉柴可是“投机倒把”的犯法事情，“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简称“打办室”）
的人经常四处站岗追查，查到了就没收，爷爷和爸爸就多次遭遇打办室的人清剿，血本无归，毛的时代，你想自食其力都是一桩比上天还难的事情，“左” 的毒流是多少生灵涂炭。
我们一家永远忘不了一个人，那个人是我们的大队书记李图章，是他举荐爸爸当代课教师的，1970年，苏埠中学缺少数学代课教师， 八里大队书记李图章在保举的他人没有教学能力的情况下极力保举我的爸爸去，爸爸带着行李，从此走上了教学岗位了。
据说，举荐爸爸的时候区里好多干部反对，因为爸爸是“反革命分子许光耀的亲生儿子”，但当时的区长马道平拍案而起“他的祖父可是知名先烈”，爸爸才有了这次机会，应该感谢这些不为“左”的思想束缚的人，是他们无私的帮助，才使我的爸爸有了一个大的转机，我不会忘记他们。
因为爸爸教书，我的叔叔和小姑都很顺利地读完了高中，爸爸的高中教学很认真，苏家埠许多五十岁左右年过中学的人只要提到父亲，总是夸他数学教得好，然而，书教得再好，爸爸也只是一个代课教师，他的身份依旧是一个农民，农村户口使他无法脱胎换骨，他依旧是一个有黑色背景的农民，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永远抹不了的痛，他和我妈妈结婚时，因为嫁妆，我的外公曾经说过：“他家有什么稀罕，他家父子两道，老少不和”。就是这句话，使我的外公和奶奶爸爸心理隔阂存在多年，爸爸和妈妈结婚后，我的奶奶和我的妈妈的关系经常恶化，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这个方面。
爸爸是个爱好广泛的人，会拉胡琴，唱戏，虽然嗓子不好，还是喜欢参加区上的文艺表演，他交际广泛，朋友很多，许多同事和朋友都同情爸爸的遭遇，为爸爸排忧解难，记得我8岁那年的一个星期天，爸爸还在家里，爸爸的同事赵前明叔叔拿着报纸，步行五六里地赶到我家，一进门就喊起我的爸爸说：“明祥呀，你爷爷都登报纸了，你怎么还不去找找呀，要是我，就去上面找了，至少能转正”爸爸接过报纸，我也凑过头去，我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了“许继慎”三个字，曾祖父的名字也是第一次被我正确地写出来。
爸爸看了好半天，他抬头看了看赵叔叔，欲言又止，爸爸当时想说什么，现在我才可以推断出来。
为了督促代课教师能提高水平，更换不适合岗位的代课教师，区里县里经常组织知名教师来听课，爸爸也经常受到这种“礼遇”，然而就是这些举措，使得我的家庭发生了大的转机，也使我的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9年的秋天，县里派县师范的教授张义普率队来听爸爸的课，一堂课下来，张义普直甩大拇指：“小许，你的课教得很好”在一旁陪同张义普听课的苏埠中学本校教师杜显法既是张义普的好友，一向又视爸爸为最得意的子弟，爸爸对杜显法也一直以父兄视之。杜显法对张义普说：“你知道小许是谁吗？他可是许继慎的孙子呀”，张义普睁大了眼睛：“许继慎？是不是那个许大将军呀”“是呀”。
张义普有点不解了：“既然是许继慎后代，怎么到现在还是带课教师，孩子呀，你怎么不去找找关系呀”，张义普关切的询问着。
爸爸低下了头：“老叔呀，我能找谁呀，哪里有得实的人呀，况且......”
对于我亲生爷爷的不光彩事情，杜显法是熟悉的，他知道我爸爸内心的苦衷，他拉过了张义普，两个人拉着手说着离开了爸爸身边。
放学了，张义普在杜显法的陪同下叫住了爸爸：“小许，你来，我带你去吃饭”，没等爸爸犹豫，张义普并拽起了爸爸到 学校食堂。
张义普告诉爸爸：现在在拨乱反正，黑色的东西在逐渐平反。老人家在尽量扫除爸爸心里上的阴影，老人家给爸爸一个信息，时任全/国/人/大/ 副/委/员/长的朱/蕴/山是六安人，与太爷爷许继慎当年关系相当好，朱的秘书夏从本也是六安人，是张义普本人的同学 ，虽然好多年没有往来，但是他可以通过熟人帮爸爸找到夏从本。
当天，张义普就带着爸爸到六安城里，找到了六安师专老校长胡天人，胡老与夏从本的父亲夏月斋是莫逆之交，胡老听张义普说明来意，二话没说，拿起拐杖就带爸爸去找夏月斋，夏老也关怀备至地给儿子写了一封信，并叫爸爸有机会去京时再带一封信，夏月斋希望儿子在爸爸去京时妥善安排爸爸一行。
夏从本很快收到自己父亲的来信，得知爸爸的近况，将我的家庭情况汇报了朱蕴山，朱蕴山欣喜若狂，朱老请夏从本回话，邀请爸爸那年冬天去北京叙旧，爸爸和爷爷这才鼓足勇气，下定决心，向政府表达自己压抑多年的愿望。1979年的11月26日，对我的家庭来说，是一个及其重要的日子，因为这天，爸爸和我的爷爷许光曙作为许家两代人应全/国/人/大朱蕴/山副委/员长的邀请，坐上了驰往北京的火车，经过一天多的行程后，爷爷和爸爸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首都，朱蕴山副委/员/长得知我的爷爷和爸爸到达后，派秘书夏从本将我的爷爷和爸爸安排到国/务/院家属招待所，第二天就安排我的爸爸和爷爷去朱老的住所与朱老见面了，关于这次和朱蕴/山副委/员/长的见面，我爸爸有一篇文章发表在安徽省政/协刊物《安徽统一战线》2003年第十一期上，(http://www.cqvip.com/qk/82924X/200311/12230885.html)，那里有详细介绍。
当时已经九十多岁的朱蕴山老人十分关心我的一家，他特意征求爸爸的意见，问问爸爸是否想拜见徐/向/前元帅，爸爸告诉朱蕴山，很想见见徐帅，并告知已经数次给徐帅写信，都是石沉大海，无法联系。因为中/央领导的来信每天都是堆积如山，一般的信件都是秘书自行处理，给领导的信一般领导人本人是无法看到的，除非领导人之间的亲笔信件秘书是不敢私自查阅的，在征求了爸爸的意见后，朱老要爸爸自己写一封信，装在小信封里，然后安排秘书将全/国/人/大信封拿来，朱老亲自将爸爸写给徐/帅的信放进全/国/人/大的大信封，朱老亲自写上“国/务/院徐/向前/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亲收”并写上自己的大名，然后派秘书亲自送交国/务/院徐/帅办公室，徐帅才得知许继慎的家人来到了北京。
1979年12月3日晚，徐/向/前元帅亲自打来电话，他告诉我的爸爸，准备明天来招待所看望爸爸和我的爷爷，我的爸爸和爷爷怀着急切的心情等待第二天的到来。
1979年12月4日中午，一张轿车停在了招待所前，一位年近四十多岁的人从轿车上下来，在服务员的带领下，直奔我爸爸的房间，经服务员的引见，爸爸获悉来人是徐/帅的秘书郭春福，郭春福告诉爸爸：“徐帅本来要亲自来的，但是因为最近身体不好，我们建议他休息，委托我来看看你们，你的祖父许继慎是一位勇敢的军/事指挥员，他很能打仗，可惜惨死在肃反路线中，人是张国焘杀的，徐/帅当时只管军/事，许多事情因为时间长了，记得不太清楚了，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徐帅的夫人程训宣也被当成改组派杀害了，徐帅实在是没有办法”郭春福告诉爸爸，有什么困难你们尽管说，我转达徐帅通知有关部门办理落实，郭春福还告诉爸爸，他也是安徽人，老家是安庆的，所以希望爸爸敞开胸膛，把来意表达完整，也好妥善照顾，郭春福还告诉爸爸一个消息，说从加拿大传来的消息，张国焘刚好在那天冻死在加拿大的多伦多，这个杀人的魔王，这个大别山的克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爷爷和爸爸为之惊奇。爸爸告诉郭春福“我的祖父许继慎含冤被害，至今没有弄清楚真实情况，爷爷在外面生的儿子乳名民庆至今下落不明，想请徐/帅帮忙寻找，我的家庭特别困难，父亲和我都没有正式的工作，想给于合适的安排和必要的生活抚恤”郭春福一一记在了本子上。时间在飞快的流逝着，郭春福和爸爸谈论着家中的一些情况，不觉已经中午时分了，郭春福站起身，他从衣兜里掏出了五十元钱，对爸爸说：“徐帅工资不高，临来前让我带点钱给你们，算是给你们的一点路费，你们千里迢迢，来一趟北京也不容易，他老人家一再叮嘱你们来北京多住些日子”尽管我爸爸和爷爷一再谢绝，可郭春福还是将徐/帅的五十块钱塞给了爸爸。
在北京的日子里，民/政部/长程子华副部长刘景范等领导同志先后来招待所看望我的爸爸和爷爷许光曙，宋/任/穷同志看望他住在招待所的舅舅，听说爸爸和爷爷也住在这里后，顺道看望了我的爸爸和爷爷，面对这么多老革命家的亲切关怀，我的爸爸和爷爷感到欣慰，刘景范告诉爷爷，他是刘志丹将军的弟弟，爷爷声泪俱下地告诉刘景范：“要是我大伯许继慎和父亲许希孟有一个活到现在，我们家庭也不至于落到现在呀”刘景范副部长安慰爷爷：“许光曙，你放心，我们会给你家庭妥善照顾的” 爷爷和爸爸连声道谢。刘景范动情地说：“应该感谢的是你们，你们没有向政府提过什么要求，你们受苦了”
爸爸和爷爷在北京住了十几天，朱蕴山副委/员/长特意让秘书陪同爸爸和爷爷看看八达岭颐和园和革命军事博物馆，爸爸看到了自己的祖父许继慎的大名。
程子华刘景范等民政部领导问长问短，得知爸爸他们要回程时，还派专人将火车票打好送到爸爸手上，这无微不至的关怀让爸爸体会到从未有过的温暖。
回家那天，爸爸向朱老辞行，九十多岁的朱老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淌，他拉住爸爸和爷爷的手：“我来日不多了，你们要好好工作，要为继慎和希孟争光呀”爸爸默默地点着头，朱老递上一百块钱，爸爸执意不要，朱老说：“孩子，收下吧，你爷爷就像我的儿子一样，他虽然牺牲了，但是我一直记着他，你们到现在才来找，你们受委屈了，你工资不高，这一点钱给你们做盘缠吧”朱老和秘书 一再劝说，爸爸只好收下了钱。那次离别，爸爸再也没有见到朱老了，1981年4月30日，93岁的朱老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爸爸的心情万分沉重，他电告朱老秘书夏从本，要求参加追悼会，夏一再函告爸爸，朱老生前遗嘱，一切从简，爸爸手捧朱老长子朱明率弟弟们的来信，泪眼婆娑。
爸爸的那次北京之行，使家里得到了很大的变化，在北京回来后不久，徐/帅亲笔致函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朱蕴山写给安徽省政府，程子华和刘景范作为民/政部首长写给安徽省民/政厅的三封指示信同时到达安徽省，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指示地方有关部门务必及时给我的家人合适的安置。
六安县民政局对我爸爸和爷爷的类似“越级上访求助”的行为颇有微词，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很不乐意，一位副局长将我的爷爷和爸爸“请”到了办公室，他有点不太高兴地劝谏爸爸;''明祥呀，你怎么能这么做呀，你实在是让我们为难呀”
爸爸事前从调查党史的领导吴叔叔（即吴之信，后来担任六安大市人大副主任，他对我家很关照）那里了解到中央已经下达了三封指示，这回他无所顾忌地挺起了胸膛对那个“左”的副局长说：“我在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中也说了：该照顾的家乡政府都妥善照顾了，有些事情地方力量实在是无法办到的，如果你觉得有困难，请你将中央的来信给我，我还去找中央”爸爸的话中有花有刺，那个局长听出了弦外之音，他连忙给爸爸和爷爷让座倒茶，表示和爸爸协商解决爸爸的要求。
本来，爸爸和爷爷去京的本意是想给爷爷安排个工作，给爸爸转正并希望找寻失去联系的叔祖父，然而，民政局一再表示，一下子解决两个名额实在是困难，考虑到爷爷年龄大了，又不识字，就打算给个定期补助，给一个劳动指标。
爷爷得到了定期补助，至于那个劳动指标，爸爸出于种种考虑主动将这个名额让给了我刚刚高中毕业的叔叔许明胜，使叔叔分配到供销系统成为了一名集体职工，叔叔被照顾安排进供销系统的事情，《六安县志.民政篇》还特意做了记载。
谈起爸爸出让安排名额，爸爸告诉我们：“我已经是教师了，我不想在前辈身上沾多少光，他们已经将最美好的精神财富留给我了，这就是自力更生，努力奋斗”爸爸是对的，他的无私赢得了兄弟姐妹的尊敬，不久，爸爸在民师转正的考试中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了，这个 33岁的“老童生”到了六安师范民师班，又一次当起了学生。
爸爸是优秀的，民师毕业后，爸爸被分到当地的中心小学担任校长，爸爸一生，历经屈辱磨难，但他没有被屈服，他漫长的教书生涯中，无论是在高中担任数学教师，还是在后来的初中担任领导职务，他总是将教学和管理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勤勤恳恳，不辜负朱蕴山胡允恭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希望，爸爸为人低调，从不主动宣扬自己前辈的功绩。不将前辈的功绩当成升官发财的工具。从高中到小学一年级，他都带过，他服从教导处的课程安排，从不拈轻怕重，只到现在，这个务实干练的“老黄忠”还在家乡的教育事业中贡献力量，他桃李满园，无愧于先烈。爸爸和爷爷去北京求助徐向前，太爷爷的生前好友胡允恭听说后很是不满，后来爸爸到他那里去，胡允恭老人将爸爸训斥了一顿，认为不应该去找那个在鄂豫皖大屠杀中颇有争议的人物，然而，按照当时我的家庭困难情况，不找徐帅，谁又有能力解决这些呢？
有人曾经对我说：“徐向前对你家庭的帮助包括为许继慎墓碑题词，都是对许继慎的一种补偿”我无权用语言去评价这些，他对于我家庭的帮助站在他的位置上是小菜一碟，然而对于我的家庭却是破天荒的改变，从良心上我无法过多的对这个德高望重的老元帅做过多的负面评价。
爸爸那次北京之行后的1981年，中共中央在《当的若干历史决议》中曾祖父许继慎将军给与了高度评价，那年的6月30日，胡/耀/邦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深切缅怀“早期为党为国捐躯的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许继慎”，把先曾祖父同方志敏刘志丹黄公略叶挺等人齐名，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曾祖父得到了他应有的地位，我们全家为之欣慰。那天晚上，安徽烈士陵园连夜将曾祖父的照片和事绩放进馆内，安徽籍的中/共第一号将军级别的烈士首次在他的家乡被高高挂起，这迟到的丰碑洗刷了历史的遗恨，为“肃反”这个历史的问题给了一个永远的讽刺 。
六安党史组织迅速行动起来，以刘辅汉吴之信鲍劲夫为骨干的研究大军夜以继日地征集许继慎等人的光辉事迹，他们拟定为许继慎许希孟修墓。这些被我家庭看做亲人的人们在绞尽脑汁，寻找着我下落不明的叔祖父许民庆，他们到处找老同志回忆，最后找到了谭冠玉的哥哥即叔祖父许民庆的舅舅谭嗣昌，他们随时将调查的结果通报给我的爷爷和我的爸爸，我的一家在焦急的期待中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82年，党史界的杰出代表鲍劲夫，这个不是亲人胜似血缘至亲的人，不顾病困的折磨，终于在湖南湘潭的国营江南机器厂找到了我年过半百的叔祖父许民庆并让他返乡探亲。叔祖父返乡前夕，奶奶每天都到汽车站去迎接，每次都是无功而返，她继承了太奶奶的美德，牢记太奶奶的遗言，她要找到叔祖父，让这个从小就失去母爱和父爱的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由于当时的通讯较为落后，使得许多信息被误传，当叔祖父许民庆接到有关部门的通知，得知家里有人的时候，认为我的太奶奶还健在，他的眼睛模糊了，他恨不得一步跨进家门，扑在太奶奶的怀里，他虽然不是汪氏所生，但至少在太奶奶的身上可以找到父母的影子，然而，现实太残酷了，命运留给他的最终是残缺的凄美。
1929年，许民庆出生在上海，1931年，许继慎被周/恩/来派到鄂豫皖担任红一军军长，将许民庆和其母谭冠玉留在了上海，后来，许继慎被诬陷杀害，共/产/党断绝了对谭氏母子的资助，谭冠玉想投奔在福建的许继慎的好友周士第，然而周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消息全无，谭氏只好带儿子许民庆回广东自己的娘家，将自己的儿子交给哥哥谭自昌代为抚养。1935年，许民庆被送到自己的五舅处，抗战结束后，谭冠玉在极无投靠中想北上寻找许继慎的家人，但到达武汉时，已经没有了北上的路费，况且又不熟悉路径，只好折向南方，几经周折找到了娘家人和自己的亲生儿子许民庆，但是几年的劳累，以致于积劳成疾，感染肺疾，谭氏自感不久于人世，她将儿子许民庆叫到身边，告诉许民庆：“你父亲叫许继慎，是安徽六安人”她吃力地嘱咐许民庆切记，这个苦命的女人，在奔波劳累中活了46个年头，凄然地闭上了眼睛。全国解放后，许民庆到湖南国营江南机器厂工作，然而对于自己的父亲，除了名字和地址外，什么也不知道了，在50年代，他在一份材料中写上了“父亲是北伐军团长”，就是这份材料，使不善言辞的他被打成了“反属”被做了几年牢，1967年，他曾写信给六安县公安局，要求寻找家人，但是误将父亲许继慎写成“许继续”，结果被告知查无此人，1982年，党史人员找到了他，他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从没有流泪的他第一次嚎淘大哭起来。
而今，叔祖父已经退休了，在南方的女儿家安度晚年。
起初，原红一军第一师师长刘英来到麻埠街，他一方面来看看我的高祖母（许继慎的母亲吴氏），告诉老人家，许继慎被害了，自己差一点也受到牵连了，他安慰许继慎的母亲，许继慎虽然“叛变被肃反了”但“伯母的另一个儿子许希孟还是烈士，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的”刘英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十块大洋给我的汪贤清，作为一家老小的生活费，刘英告诉地方党组织，要求妥善照顾“许希孟烈士的家属”一家人才得以继续呆在麻埠。
那个时候，张国焘及其爪牙在鄂豫皖边区到处散布许继慎背叛革命的宣传画，许继慎的母亲和汪贤清的心态如何，可想而知。
后来，张国焘的瞎指挥，致使皖西苏区沦陷，麻埠也成为了国民党的控制区，不久，刘英将军也战死湖北，汪贤清在一家老小没有人接济的情况下不得不带着全家离开麻埠。
离开麻埠后的落脚地当然首选老家院子土门店，那里有她们世代耕种的老田，汪贤清和罗运启两个小脚妯娌坚信凭着勤劳，在家门叔伯的帮助下一定能养活老小，然而，两个善良的女人想错了，他们回到了土门店，是另一翻景象，家被毁得一塌糊涂，三婶婆（许继慎三叔的妻子）与三个老小寡妇吵得鼻青脸肿，三婶婆将孩子的屎布片子搭在了我7岁的爷爷许光耀头上，我们当地的风俗，屎布片子与女人的裤衩是最不吉利的东西，搭在头上不是死就是祸，后来爷爷在31岁被“镇压”了，我的曾祖母多次向我奶奶讲到这些事情，很气愤，总认为跟这件事情有关，以至于只到现在奶奶还对他们的后代心存抱怨，他们一家现在守护着许继慎的陵园和故居，我的奶奶时常告诉我“我去找吴之信（曾分管六安市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志），鲍劲夫（党史办负责同志），我家的老房子凭什么让他们一家住”因为爷爷的遭遇，奶奶没有忘记前嫌，那一处老屋也不是许继慎许希孟当年呆过的房子了，以前的房子早已经倒塌了，现在的房子只是他家在原地基上翻盖的，我和爸爸是不相信迷信的，更不会计较这些的，在我们家的上辈搬出后，他们一家在老家那里必定是我们血缘关系最近的亲属，况且我的那个堂房叔祖还是个很热情好客的开明人士。然而，高祖母和两个曾祖母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他们的恶毒的本家实在是太寒心了，婆媳三人，孤儿寡母，“反革命的共匪”，怎么能斗得过这个本家呢？有家不能归，婆媳三人及两个孩子严重时候靠要饭度日，忍无可忍，最后她们只好来到了八里滩许继慎的妹妹许绍英家，那里不远还有罗氏的娘家，罗氏的娘家在当时可算是一个颇有声望的豪门大族。
曾祖母汪贤清和罗运启都是任劳任怨的坚强女人，他们的遭遇也得到了人们的同情，有人劝说两位年仅三十左右的曾祖母，建议她们将孩子寄养到条件还算好的外公家，要她们改嫁，两位曾祖母多次谢绝了好心人的劝说，她们告诉媒婆,意思是许继慎许希孟虽然不在了，但她们一定会同心协力，照顾好许继慎许希孟的母亲和孩子，将他们家的孩子培养成人，好让他们一家人能延续下去。她们的品行感动了家族中的几户人，曾祖父的堂房兄弟许建久许继贤先后通过族上的公款让爷爷读书，汪贤清的二哥和邓家高家两个姐夫以及罗家也都给与适当资助，使爷爷得以上了小学中学。
对于缺少青壮男劳力的家庭来说，体力活是最大的问题，但是那个时代，没有自来水，吃水和用水全靠到一两里路的一个叫“老龙潭”的地方挑，两位曾祖母都是小脚，根本无法挑水，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两个寡妇只好每天抬水，走几步歇一歇，走几步再歇一歇，每次我回八里滩的时候，健在的一些老人总是拉住我的手，流着泪向我回忆两位曾祖母的贤惠和抬水的艰难，让我有一种无以释怀的心酸
在我的长辈直系亲属中，我的曾祖父的事迹家喻户晓，我无需再写了，我不善于歌功颂德，面对那些党史专家近乎完美的描述，我感到不安，曾祖父是一个平凡的人，在处理他与他的同事的关系上，有很大的局限性，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就是这种完美才导致了自己的政治悲剧。也许是血缘关系更近的缘故吧，我总是对爷爷的事情很感兴趣，然而有关他的事情必定没有几个人能了解得透彻，调查与曾祖父有关的党史的那些人，为了不给许继慎抹黑，他们总是隐瞒祖父的有关事情，即使知道祖父的很多事情，也都极力回避，毕竟，祖父是许继慎与其发妻汪贤清的直系血亲，祖父的有关问题成为了禁区，不仅让写党史的人不愿涉及，连我家族中的人也不敢越雷池一步。我的奶奶每次在我问及爷爷的事情时，总是走到我跟前，怕人知道似的走近我，看看四周没有人，才支支吾吾地告诉我有关的细节，我的一位堂叔祖父许光国，是六安市中医院的老药师，生前与我爷爷情同手足，我爷爷在外面避难的时候给家里的几封信都是由他秘密念给我曾祖母和奶奶听的，信件也都是由他收寄的。我每次问及爷爷的事情，这位堂叔祖总是说：“问这些干吗”我在他那里没有问道任何有关爷爷的事情。而我的那位叔祖父许民庆，只要我一提到我爷爷，他总是一脸不悦“过往的事情，提他干吗？”婶祖母告诫我：“出去别人问你，你就说许光曙是你亲生祖父，别的你不要乱说”父亲也对祖父的事情也闭口不提，他入党的档案上父亲一栏填着“许光曙”为了对当表示“忠诚”，他不得不将伯父许光耀的事情记录在册，去年，一位外籍党史爱好者在《许继慎传》的作者陪同下来我家采访，我应邀赴约，爸爸知道我好讲，就提前在外面迎接我，我一到场，他就告诉我：“今天来的是外籍人士，你爷爷的事情，你千万要隐瞒”我知道爸爸多虑，但没有办法，事后多日，我被那位外籍“许继慎的爱好者”的真诚所感动，终于“背叛”了我的父亲，在隐瞒父亲的情况下私自“坦白”了真相。可见，爷爷是家里最大的忌讳。然而，现在已经不是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了，我个人早已经摆脱了爷爷的阴影，政治上的是是非非并非丑事，道德上的评价才是事关假恶丑真善美的依据。
爷爷许光耀是在曾祖母含辛茹苦的教育下成人的，他小时候念书是很用心的，我不知道他对曾祖父的“为党为国捐躯”心存何种态度，但父辈的事业肯定会对他幼小的心灵产生很大的影响，以至于他中学毕业后，总是不安于做苏家埠方氏祠完全小学校长，总是寻找契机，好让那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再次耀武扬威。祖父的好友兼同学朱必然几年前才去世，他与我也是忘年交，他回忆说，小时候，他与我的祖父等人登山抒怀，畅谈理想，朱说：“我喜欢教书”，而我的祖父却出语惊人“我想当官”，祖父幼小的心里萌发的愿望，在他22岁那年实现了。
1946年，国内的政治形势趋于平和，六安山附近除了戚桥青山有土匪出没外，也相对稳定，这时，祖父的那个在国民党六安县党部负责人事组织干部方面工作的堂叔许建久找到了祖父，保举他当苏家埠区戚家桥乡长，祖父一合计，当个乡长一个月的薪水是五担米，当个校长一个月的薪水才五斗米，于是，这个头脑发热的青年为了减轻曾祖母的负担，在曾祖母和当时刚刚和他结婚的我的奶奶的反对声中粉墨登场了。
有人说，祖父从政很有水平，将戚家桥治理的很好，扫除了地方官场的许多恶习，但极个别他的同事却说他水平一般，教书搞学识倒是很有一套。我对祖父的才能无法做出一个中肯的评价。传说中的祖父身材修长，眉清目秀，口若悬河，是才貌双全的知识分子，他外秀内刚，因为当仁不让的性格被那帮恶霸土豪称作“许扒皮”，因此也得罪了一披地头蛇，后来，祖父被一户豪强轰了下去，之后，刘邓大军南下了，好多乡镇长纷纷辞职，许建久安抚祖父说：“你不要怕，你是GCD元老派的儿子，你安心干你的，GCD来了，也会给你留情的”，祖父，这个自小失去父爱的少壮派也将自家这个视他如己出的堂叔看成了至亲，在这个至亲的提拨下，踏上了土匪出没的六霍两县交界的青山镇，当起了镇长，据说，是许建久有意提拨，将祖父升为高半级的镇长的。
不久，解放军已经长驱直入六安了，据说，解放军的一个团长联系到了我的那一个爷爷许光曙，托许光曙带信给许光耀，叫许光耀“弃暗投明”，没有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青山镇枣林岗保保丁枪杀解放军马班长”事件。
那天，祖父在镇政府所在地的白家庵，有乡丁来报告，说在与霍山县交界的陶家河发现了解放军人员，区长罗鸿卿下令追缴，但当祖父带队赶到时，该保保丁秦民福已经将那个姓马的解放军班长枪决了，祖父出身军人家庭，但杀人的场面必定是十几年前的红军肃反了，现在面对部下残杀军人，还是第一次，他胆战心惊，后来，奶奶回忆起这件事时候，说爷爷在事件发生后，全身汗液湿透了衣服。
事情暂时平息了，本来双方交战，杀死个把人是正常现象，况且人也不是爷爷亲自叫人杀的，好在解放军宽宏大量，爷爷也被解放军说服了，在地方上为解放军筹粮。
1948年，六安全境解放了，罗鸿卿的反共武装继续在独山青山一带与解放军负隅顽抗，那个时候，祖父在干什么，存在着许多争议，有人说他参加了罗的“小白团”，专剿GCD，有人说，他看到风向不对，躲藏在家，准备伺机逃跑，因为这时候GCD已经在有意无意地肃清有嫌疑的阶级敌人了。我问过奶奶，奶奶的确记不清楚了。总之，那个时候，为曾祖父平反的是中共内部，而且只传达到高层，祖父，一个被中共杀害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头子的后代，一个干过反动镇长的人，被当地监视或捉拿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祖父必须逃跑，逃跑是躲过又一次政治灾难的唯一举措。
于是，他从地窖里钻出来，在自己的当商人的亲姑父罗福林（许绍英的丈夫）的带领下，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从此离开了家，与我的三个月大的爸爸永远的离别了，再也没有回归那个多灾多难的家庭了。
曾祖母汪贤清是一个遇事冷静的人，在祖父出走问题上显然费了很多心思，为祖父指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不久，祖父就到了南京，拜见了曾祖父的生前好友柯庆施，柯庆施当时是南京市市长，或许是柯庆施的引荐，使祖父有机会到了北京，找到了朱蕴山和徐向前，面对衣衫褴褛的老战友的儿子，徐向前动了恻隐之心，据《许继慎将军传》的作者鲍劲夫先生根据徐向前元帅秘书的回忆，徐帅将祖父安排到了华北大学，奶奶回忆说，爷爷在大学毕业，又在山西省太谷县的省疗养院等处工作，期间，为了不被六安地方发现，祖父很少给家里来过信，当然，祖父在外地，也会告诉别人，说自己是许继慎的儿子，对于自己当反动镇长的历史肯定不会提及。
一个高干子弟逃跑到外地，担任了要职，对于祖父来说，已经算是风平浪静且可以扶摇直上了，但是不知道祖父是怎么想的，也许是对家人的挂念，他还是 没有听从曾祖母和奶奶的话，于1955年秋，将一封带有钢笔的信件和汇款寄回了家里，曾祖母汪贤清大吃一惊，她急忙到村里取信，但是，信件的地址已经被当地一位姓罗的好事者记了下来，不久，当地镇压反革命的积极分子们认为我的祖父有血债（部下杀死马班长），从我祖父的工作场所将我的祖父带回了六安，到底是‘请’回来的还是押回来听后审讯的，我们不得而知。
祖父被逮捕的消息传到了曾祖母汪贤清那里，曾祖母说什么也不干了，她连夜坐车到合肥，找到了当时的安徽省副省长沈子修 ，沈子修是三农的创办者之一，与曾祖父是莫逆好友，他对曾祖母说：“嫂子，你回去，我们正在调查继慎的冤案，至于孩子的事情，你放心，你家是功大于过 ，只要我在，孩子我会保下来，再大的人民血债我也会保住他的性命”曾祖母满意地回家了，她万万没有想到，在她回到家的2个月后，沈子修患肺癌去世了，10天后，祖父在高喊“GCD万岁”的口号中在六安南门口同一个姓卞的强盗一起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枪决了。
枪决我祖父的那天，举行了公审，人山人海，好多当时在场的人现在还建在，谈及祖父的被杀，无不扼腕叹息。六安南门口，这个在26年前，悬挂六霍起义26岁的“共匪匪酋许希孟”头颅的地方，又一次让我的家族流下了伤痛欲绝的泪水。政治就是这么无情，历史就是这么荒唐，悲剧就是这么在重演，当年将许希孟送上断头台放到六安南城门头示众的是国民党，原因是许希孟是中共“共匪匪酋”，遗憾的是，26年后的1955年12月，许希孟的后代又在这里倒下，杀害他的是许希孟许继慎兄弟俩宁愿用生命也要捍卫的那个政党，历史在这里为世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祖父许光耀被镇压后，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孤零零地面对一滩血迹茫然若失，他流着泪，自言自语地絮叨着“我来迟了，继慎，我对不起你呀，我对不起你”，他叫王逸常，是黄浦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北伐时就是少将，担任过第一任中共六安县地下党书记，他来保释我的祖父，然而，他迟到了，面对空空如也的刑场，他老泪纵横。
祖父在临刑前喊过GCD万岁的事情，我不止一次地听说过，我不知道祖父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出于真心呐喊，依我的估计，他只是在无可奈何中为了博得世人的同情更为了活命才不得不高喊的，曾祖父死于中共高层的错杀，祖父有什么理由相信那个集团是无比伟大无比正确无比光荣呢，祖父如果是我，只会有一腔怨气，坦白的说，我是不相信某某主义的，不仅如此，我后来的爷爷许光曙同我一样，对那个“挂羊头卖狗肉”专搞阶级斗争整人的派别整天标榜自己感到厌恶，当然，我拥护胡温现政府的心情另当别论，因为现政府人性化的管理超越了几千年来的专制，这是值得尊重值得信赖的。
祖父滴血的尸体被家里请的人抬了回来，在住所前的竹园旁边搭了一个蓬，56岁的曾祖母拉着虚岁已经七岁的 爸爸，她哽咽着叫着爸爸的乳名 ，告诉我的爸爸，说那躺在地上的尸体就是我爸爸的爸爸，爸爸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正视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在曾祖母和奶奶的哭声中不由自主地淘淘大哭了起来 。曾祖父被害的时候，祖父他们也都只有爸爸当时那么大，爸爸比祖父他们唯一幸运的是：爸爸不仅看到了自己的父亲的尸体，而且是一个全尸，要知道，许继慎是被抛尸荒野，许希孟是身手异处呀，而爷爷只是被枪决。
爷爷被逮捕押回六安后，奶奶多次去看爷爷，奶奶扒在院门边，始终没有看到出来放风的爷爷，只好伤心失望地带着没有送到的寒衣离开了看守所，最终再也没有能和爷爷见一面了。爷爷被镇压后，在曾祖母的极力说服下，奶奶和我的尚未婚娶的叔祖父许光曙结合了，奶奶和许光曙爷爷共同承担起了扶老携幼的任务，维系了我的一家。
党史专家们在事关许继慎许希孟的问题上，总是极力回避我爷爷的事情，即使提及我的曾祖母的后事时，也是嘎然而止，1989年秋，许继慎被中共中央军委追认为33位“无产阶级军事家”之一，1989年12月，六霍起义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在独山召开，我后来的那位爷爷许光曙作为许希孟的亲生儿子，被邀请参会，那天，几位党史专家特意来到我家，建议我的叔祖父和我爸爸写个申请，为我爷爷许光耀平反，好宣传许继慎许希孟，后来，在征求分管领导的意见时，那位领导说：“事情已经过往了，许多人已经淡忘了，不要提了，再提出来，反而不好，况且平反还要费力"于是，我爷爷的事情就这样无果了。
政治是残酷的，在政治的漩涡中，人们总是难以把握，最终被推上风口浪尖而被无情地吞噬，在中共的历次运动中，许多为革命付出重大牺牲的家庭都遭受了重大创伤，朱自清的长子，彭湃的家人不也是难逃劫难吗？欣慰的是中共的拨乱反正，终于将个人崇拜的局面推翻，好多千古奇冤才得以大白于天下，然而，成王败寇的观念依旧没有改观。无情的政治是我们家庭悲剧的制造者，默读着血泪浇灌的家事，我没有彷徨的理由，我为自己寻找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于是，我披上了白大褂，以我的一技之长沉着应对着瞬息万变的格局，在花开花落中期待平稳。
我始终怀疑祖父的死因........
了解我家历史的人，都会这样称赞我的女性长辈：“许家的媳妇都很了不起”，这的确不是奉承的语言，许继慎的父亲32岁去世时，许继慎的母亲刚刚三十岁，为了两个儿子，吴氏从悲痛中站起，挺立，以一个女性的顽强承担起家庭的重担，使两个儿子得以继续读书，许继慎被害时，结发的妻子汪贤清才30岁，这个三十岁的女性以贤淑的美德承诺着对许家许下的诺言“生是许家人，死是许家鬼”她毫无怨言地同26岁就守寡的许希孟的妻子罗运启一起，妯娌俩拧成一股绳，撑起了许家的半边天，从而赢得了我们这个家族上上下下几代人的爱戴。由于我爷爷不“光彩”的事情，加上汪贤清是许继慎封建婚姻造就的童养媳，许继慎的研究者对汪贤清一直就轻描淡写，有的甚至不顾事实地妄加议论，只到有关部门在黄埔军校的档案中查出许继慎的手迹，汪贤清才从许继慎的“前妻”和“童养媳”的位置上回归“原配夫人”和“发妻”的本位，许继慎在自己的军校登记薄中的妻子姓名上赫然写下的“汪”字足以证明 许继慎本人对于汪贤清是相当尊重。汪贤清是我爸爸心中最怀念的人，她以祖母的慈爱融化了爸爸心里上的寒冰，我的爸爸也在她的无私品格的影响下成为了一个厚道的人，她用凄苦的一生把我们全家带入了光明，只到现在，我的爸爸一提到她还是满含热泪。
曾祖母与许继慎同年，比许继慎大月份，自小就以童养媳的身份来到了许家，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她与许继慎聚少离多，她不想从丈夫那里得到什么，惟愿自己操守妇道，侍奉婆母，1925年，许继慎在黄埔军校认识了活泼的小护士谭冠玉，不久许继慎并与谭冠玉同居了，1928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许民庆。曾祖父许继慎到大别山整顿红一军后，将谭冠玉许民庆母子留在上海，曾祖母从曾祖父口中知道这件事情，曾祖父被杀后，曾祖母对谭氏母子一直挂念，然而兵荒马乱，难以寻觅，1945年，曾祖父的好友胡允恭到当时的安徽省会六安金家寨（时称立煌）公干，不久胡允恭奉命到福建某县当县长，他没有忘记高祖母曾祖母一家，特意找到土门店，得知一家人已经流落他乡时，又托熟悉的亲友给高祖母曾祖母十块大洋，并将谭冠玉许民庆母子和许继慎在一起的合照转交给了曾祖母，胡允恭转告曾祖母说：“许民庆下落不明”，胡允恭还十分痛心地将这张照片撕成两半，汪氏曾祖母为此一直深深挂念叔祖父许民庆。
我的爷爷许光耀走了，永远地离去了，留下了一个伤心累累的家庭，五十多岁的曾祖母的心碎了，她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然而，为了安慰奶奶这个31岁的媳妇，老妯娌俩约定：在媳妇面前，不哭！
曾祖母自己觉得愧对曾祖父，她是一个旧式家庭妇女，她只想许继慎的一脉血亲能平平安安，并且宗支永续，她只想每年的逢年过节能给许继慎丟一两张纸并祷告许继慎在地下安息，她知道在深山老林里有个万人坑，那里有许继慎的遗骨，没有人为许继慎收尸，许继慎在阴曹地府也是游走的僵尸和飘荡的孤魂，她多么希望有一大批钱请一个道士为曾祖父超度亡灵，为曾祖父招魂，用一个假的坟墓让她有一个祭祀亡夫的地方，如今，她的愿望实现了，在六安市的许继慎故乡土门店，一座庄严的衣冠冢出现在曾祖母曾经流泪的家园，可惜，曾祖母看不到了，每当回忆起曾祖母时，爸爸总是哽咽着以近乎哭啼的声音说：“如果奶奶能活到现在，看到人民给爷爷修建的陵墓，该是多么欣慰呀”然而，曾祖母没有这个机会了，在她的生命里，注定是无休止的泪水和擦干眼泪后的失落，她只有用唠叨来纪念丈夫，纪念那些同丈夫一样被害的冤魂，她每天唠叨着许继慎，唠叨着周维炯，萧方，漆德伟，舒传贤........。这些名字在我爸爸幼小的耳朵里积蓄成老茧，我接着又在爸爸的回忆中激发了以先辈为楷模的勇气。
曾祖母罗运启在走完了56年的苦命人生中离开了人世，亲人的一个有一离去使汪氏曾祖母有一种
来日无多的伤感，爷爷许光曙和奶奶拼命地几里外的地方纺纱织布做活，汪氏曾祖母牵着我爸爸的手，一老一小行走在夕阳的余晖中，迎面走过来爸爸小学的老师陈啸泉，陈是我爷爷许光耀的同学，他家离土门店不远 ，十几岁时，陈就经常随爷爷到 我家去玩，她管汪氏叫“表婶娘”，见曾祖母，陈停步了，曾祖母好像突然意识到什么，眼圈红了，她先张口了：“啸泉，你能不能给我写封信？”陈啸泉愣了：“表婶娘，您要给谁写信？”见四周没有人，曾祖母拭去了泪，说：“给徐向前写封信”陈啸泉惊讶了，“给他写信，他现在可是中央的领导呀，你有什么事情找他？”曾祖母拉着陈啸泉的手：“啸泉呀，你大表叔在外面还生个儿子小名叫民庆，到现在还下落不明，我想请向前帮忙找找呀”，陈啸泉明白了，为了一个慈母的心声和热泪，他瞒着我的奶奶和许光曙爷爷，为这个苦命的老人执起了笔，拉开了家人寻找我叔祖父的序幕。
据陈啸泉回忆，曾祖母请陈啸泉给徐向前写了好几封信，徐向前元帅可能回信了，但是，当时的地方上根本不会把我曾祖母这个“反革命家属”放在眼里，去信和回信都有可能被压了下来，以至于徐帅和我的家人的沟通被阻止了。
那个时代，曾祖父没有公开平反，我的爷爷又是被镇压了的反革命分子，曾祖母看不到光明，她的政治背景是一片漆“黑”，她是“黑五类”，许光曙爷爷和奶奶在外面做苦力的农活，家里的琐事都压在曾祖母一个人的头上，曾祖母因为过早脱落的头发 被爸爸这个“娇生惯养”的孙子喊做“秃奶奶”，就是这个调皮的孙子整日陪伴曾祖母，她才稍稍得到一些安慰。爸爸上学了，每当快要放学时，曾祖母总是站在村头，用手遮着太阳，希望在欢笑的放学人群中早点拉住孙子，怕他有个闪失似得牵着孙子的手，这时路过的人们才看到曾祖母的 脸上洋溢着久违的幸福。
奶奶常常告诉我“汪氏太奶奶是八字步，没有福”这句唯心的话或许对于饱经沧桑的曾祖母来说，是对的。牵着孙子觉得幸福的曾祖母总算迎来了一点微弱光芒，不久，许继慎被认定为烈士了，一天，六安行署民政局还派来一个女同志，亲切地拉着曾祖母的手，曾祖母这个几十年的“反属”终于感受到了官方的礼遇，那个女同志有礼貌地问着曾祖母：“大妈，许军长有没有什么遗物？”曾祖母从床上拿起了她和爸爸每天盖的“毛毯”，说：“这是继慎留给我的唯一礼物”，这床马鞍，是在曾祖母随军时，曾祖父托人带回来给曾祖母御寒用的，就是这张马鞍，让曾祖母睹物思人，持续了她将近一辈子，那个女同志为曾祖母擦去了眼角的泪水，告诉曾祖母：“大妈，我们想带走这床军毯”曾祖母犹豫了，“孩子呀，我不是不给你，可这是我和孙子夜里暖身用的，没有了它，我和孙子怎么过冬呀？”那个女同志哭了，也许是因为感动，也许是因为曾祖母的质朴，她告诉曾祖母：“大妈，您老人家放心，政府会为您老人家买一床新的棉被给您用”曾祖母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因为在解放后，那帮“镇压反革命”的积极分子们总是动不动来搜查我的家，把我爷爷生前的一张字画没收去了，还把胡允恭送给我曾祖母的那张曾祖父和谭冠玉许民庆的合照也搜查去了，政府的人来了就抄家，带走我家东西，从来都没有归还过，这点连当时很小的爸爸都知道，望着那个女同志拿着自己和奶奶唯一护身的毯子，小小的爸爸在旁边死死地拽着，惧怕这救命的毯子被夺走，那个女同志笑了，他摸了摸我爸爸的头，笑了，说“大妈，您老人家放心，我马上去给您买，买来送给您”民政局的车子开走了，不大一会儿，一床崭新的被面，棉被送到了曾祖母的手上，从此，曾祖母和爸爸才感到了从未有过的一丝温暖。接着，政府为许希孟许继慎先后颁发了总共一千多块钱的抚恤金，可是，这笔抚恤金还没有在家人的衣兜里放稳，一场饥寒交迫的“粮食关 ”来临了， 当家的曾祖母一再嘱咐许光曙爷爷和奶奶“一定要让娃儿吃饱” 于是，在要命绝不能要钱的那个关键时刻，这笔抚恤金起了作用，爷爷奶奶拿它买回了黄鳝，爸爸和家里其他人靠买来的黄鳝保住了性命，不得不承认，是曾祖父干革命赚来的抚恤金保住了后代的命，这是 不容否定的事实。
抚恤金用完了，“粮食关”还没有结束，为了度命，曾祖母带着爸爸来到了村部，看着基层干部们在吃饭，曾祖母几乎哭着请他们看在烈属的份上看在小孩的份上给一点照顾，可是那个姓李的基层主任却傲慢地说：“别说了，你儿子是反革命，你还来干什么”没有找到一点吃的，却遭到这么大的屈辱，太奶奶一声不啃地牵着爸爸走了，不几天，这个苦命的女人高度浮肿，走完了她艰难的一生。
我的爸爸对曾祖母的那次乞讨永远无法忘记，正如他含泪给我在外地的姑妈写的那封信一样：“说句内心话，我们一家在解放初期的生活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含辛茹苦，特别是我心灵的创伤永远无法填平”
提到那次乞讨，爸爸总会流泪，多年后，爸爸在苏埠镇第一小学当校长，那天中午，爸爸刚刚回家午休，突然家里来了一个人，那人走进门，就亲切地喊“许校长，许校长”，爸爸是个热心人，对邻里的事情总是有求必应甚至主动帮忙，可那人喊了几声，爸爸就是不应声，我好奇地走近爸爸，推推他，可爸爸没有一点反应，那人说自己家的孙子在学校闯祸了，要学校出面来调解，他以为爸爸和醉了酒，告辞了，等那人一走，爸爸却翻身起床了，他用从没有过的眼神望着我，问我：“那个人走了吗？”我说“走了”，爸爸突然哭了起来，边哭便告诉我“他也有求我的时候”好半天，爸爸才平静了情绪，他告诉我：那个人就是当年不给救济还反侮辱我太奶奶的那个姓李的基层干部。
我理解爸爸的心态，但那个基层干部的言行是在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那个阶级斗争压倒一切的历史时期，在魔教狂浪的熏陶下，那些虔诚的教徒既是魔教的帮凶又是受害者，应该原谅他们。
那床马鞍至今被放在皖西烈士纪念馆里，上次看过一片该馆张馆长的文章《光辉的记忆，毛毯“正名”记》，我和我的爸爸有点感触,其它的描述，我暂时不做评论，作为汪贤清第四代法定继承人，我要托媒体带句话给那个馆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那样艰难条件下，我的曾祖母是不会轻易主动将这床单送给政府的，她没有那个经济基础，失去一床现在看似平常的毛毯，在当时的我们家庭是一场灾难，至少祖孙两代无以御寒。
曾祖母就这样走了，在被简单地落葬后，结束了她苦命的一生，临终前，她拉住我奶奶的手，说：“姑娘，你既是我的媳妇，又是我的儿女，我不求别的，只要你每到过年过节，给我烧一张纸，给继慎烧一张纸我就够了，跟光曙好好过日子，找到民庆弟弟”，一位无私的老人，在临终前还想着许家的亲人，可敬。
曾祖母说完，闭上了眼睛。
爷爷许光曙，奶奶和爸爸放声大哭......
曾祖母去世时，年仅59岁。
而今，曾祖母的一切遗愿都实现了，她老人家该瞑目九泉了
曾祖母汪贤清走了，在她去世的两年前，我的奶奶和许光曙爷爷生的大女儿出世了，在曾祖母死后不久，我的叔叔也出世了，家庭历史由曾祖母的时代进入了我奶奶当家的时代。
那个时候，全中国大陆都在闹饥荒，饿死的人不计其数，我十岁的爸爸也应为营养不良而高度浮肿，据说，襁褓中的叔叔瘦得大腿只有小竹子那么细，然而，爸爸和这个姑妈及叔叔同爷爷奶奶一起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丝毫无损得度过了那个危难的时刻，迎来了新的希望。
1963年的一天，公社通知爷爷许光曙去一趟，在公社办公房里，爷爷许光曙见到了一位姓李的省军区司令员，李司令员告诉爷爷，自己是六霍起义的参加者，是爷爷许光曙的父亲许希孟介绍他入党并走上革命道路的，李司令员在公社的食堂请爷爷大吃了一顿，他问爷爷有什么要求，忠厚的爷爷许光曙说没有要求，李司令员对身后的地方领导指示，要求好好照顾爷爷许光曙一家，许光曙爷爷连那个李司令员名字都搞不清楚，但就是这个李司令员的这句话居然使得爷爷许光曙被当地干部硬抬上副排长（相当于现在的副村长）位子，上级要求爷爷入党，但爷爷许光曙说：“我不够资格”尽管上级多次劝说，但爷爷许光曙就是不入党，爷爷曾经告诉我：“我家又香又臭，我何必去入党，我看淡了XX党，挂羊头，卖狗肉”爷爷不爱乱说，小心谨慎，但不久却被稀里糊涂地批斗了，一个生产队长居然在会上当面顶撞爷爷，指桑骂槐地说：“不怕你功劳在中央，我们也要把你斗倒”那个时代，全中国大陆都在发疯发狂（蒋公的台湾在准备“光复大陆”，干正事，港澳在发展经济，干正事，全中国大陆都在不务正业），爷爷被批斗是很正常的，不参杂任何家庭背景和历史问题，爷爷被押上台，但他就是没有承认错误，爷爷后来回忆这段经历，常捧腹大笑，觉得自己像个小丑，其实，正真的小丑是那场闹剧的总策划人，这个不干正事的空想共产主义分子犯下了滔天大罪，罄竹难书。爷爷，一介草民，都在那场阶级斗争中难以摆脱纠缠，可想当时的高层，爷爷被批斗是短暂的，毕竟他是个文盲，没有可以唠叨的把柄，而且他的父亲毕竟是知名先烈，幸运的是，爷爷被撤了职，失去了与那帮不干好事的卑鄙下流人员同流合污的机会（不过爷爷如果还在当基层干部，凭他的性格，绝不会与坏人同流合污）
爷爷是个老实人，幼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干革命的父亲，随着自己的奶奶伯母和母亲东躲西藏，当时，家里很穷，爷爷许光曙放弃了读书，将学习文化的机会让给了我的亲生祖父许光耀，后来，许光耀被害了，在两位太奶奶的劝说下，他与我的奶奶走到了一起。
爷爷许光曙是个聪明的人，可惜家里没有足够的经济供养他念书，但是他从来没有抱怨太奶奶，他爱听书，喜欢听皖西著名艺人姜麻子的古典评书，听后牢记不忘，我从小喜欢历史，无不与他给我讲历史故事有关。
我的奶奶是桐城方氏家族后裔，到底是方苞的近房旁系后代还是远房后裔还是直系后代，奶奶自己也不清楚，奶奶的太爷爷弟兄七个有六个是秀才，只有她自己的亲生曾祖父是个不识字的哑巴，
因为贫穷，才不得不逃荒到六安落户，奶奶的爸爸和妈妈一辈子只有奶奶这一个女儿，从小时候，奶奶的母亲到南京当奶妈，奶奶也随之到了南京城，在南京读过一点书，由于是独生子女，奶奶的性格中未免有点争强好胜，这使子女对她的评介很复杂，奶奶20岁嫁给了我当校长的亲生祖父许光耀，可是我的亲生祖父在复杂的背景和心态下不顾她的反对陷入了残酷的政治深渊，致使奶奶的中半生历经坎坷，我的亲生祖父许光耀畏罪潜逃后，要我的奶奶带着爸爸去他那里，但是面对三个女性长辈的家，她没有采纳祖父的建议，她勇敢地挑起了赡养两个婆母和自己父母的重担，这一点是家族上下有目共睹的事实，我的亲生祖父许光耀遇难后，奶奶在两个婆婆的劝说下，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在充分权衡了家里上上下下的情况下，与许光曙爷爷结合了，她好强的性格与爷爷许光曙总是磕磕碰碰，爷爷许光曙在忍让顺从懊恼中与奶奶勉强维持了一生。
爷爷许光曙待我的爸爸视如己出，这是熟人皆知的，为了给爸爸念书，爷爷不得不到很远的地方织布，不得不去敢重体力的活，不得不在大姑妈不想念书的意思表示刚一出口时就轻易答应了她的要求，只到现在我的这个大姑妈还因此对爷爷奶奶心存芥蒂，1964年，我的小姑妈出生了，抚养四个孩子的重担压在了爷爷许光曙一个人的头上，但爷爷依然任劳任怨，从不叫一声苦，父亲初中毕业了，为了让父亲继续升学，爷爷奶奶在考虑到我的亲生祖父不光彩历史的情况下，接受了爸爸的老师杜显法老先生的建议，报考了离家较远的毛坦厂中学读高中，每到周六，爷爷总是接爸爸，第二天，爷爷总是早早起床，叫醒熟睡中的爸爸，从小路步行将爸爸送出几十里的山路，那时山上豺狼还没有绝迹，时常有野兽出没，爷爷在爸爸的带领下，带着火柴（野兽怕火，点着火柴会吓跑野兽），终于从出了泥泞小路，走上了康庄。爷爷以慈父的情怀宽慰着爸爸，使爸爸幼小的心灵减少了更多的伤害，爸爸在爷爷的抚育下茁壮成长了。
爷爷许光曙是我失去的长辈直系亲属中最让我难以忘记的亲人，每当我回忆到他，总是有一种心酸的感觉，这种感觉超过我对任何死去的亲人，前部久，一位至亲要我带她去八里滩的老屋，当走到爷爷住过的那间房子的时候，我一下子突然想起爷爷临终时候的那刻骨铭心的惨状，心如刀绞，那天，我没有去带亲戚看这个爷爷的坟，因为我怕自己在亲人面前再次失态，回忆爷爷许光曙，我才感到亲情的宝贵，生命的短暂，爷爷，他突然的脑血管意而离开人间，是我永远的痛。我管自己亲生的爷爷叫“大爷”，因为许光曙爷爷是我心中伟大的祖父，在情感上无法替代，他是我爸爸伟大的父亲。
爸爸高中毕业的那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爸爸这个好动分子参加了大串联，他成为了红卫兵，无比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他同大批人马离开了家，到了毛主席家乡韶山去“朝圣”，这个活泼的小青年一走就是一年半，音信全无，这可急坏了奶奶，她天天哭，月月哭，生怕这个长子一命呜呼了，她哭红了泪眼，累了，就在凳子上，终于，奇迹发生了。
那天，奶奶正在哭，只有几岁的大姑妈匆匆从外面跑回来了,她兴冲冲地告诉奶奶：“娘，大哥回来了”奶奶朝门前一望，爸爸用扁担扛着行李站在门口，奶奶一把抱住爸爸，淘淘大哭起来，可怜的爸爸呀，此刻，你无法读懂我奶奶的心。
爸爸终于回来了，但因为大学停止招生，书是念不成了，他曾经梦想的高等学府在离他一步之遥的地方轰然远去了，我没有问过爸爸那一年是不是有推荐上大学的，但是我清楚，即使有推荐的名额，爸爸也不会沾边，因为他有一个“反动的老子”。
人总的要有个出路，没有办法，爸爸与爷爷拉起了板车，父子俩从没有在陌生人面前透露自己知名烈属的背景，从很远的霍山山上拉大柴送到六安老红军干休所（因为住着24位老红军，所以当时叫“24户”），这些功勋卓著的老红军们哪里知道，为他们送柴的父子俩就是当年引导自己从事革命事业的许继慎许希孟的两代直系后代。
那个时代，拉柴可是“投机倒把”的犯法事情，“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简称“打办室”）
的人经常四处站岗追查，查到了就没收，爷爷和爸爸就多次遭遇打办室的人清剿，血本无归，毛的时代，你想自食其力都是一桩比上天还难的事情，“左” 的毒流是多少生灵涂炭。
我们一家永远忘不了一个人，那个人是我们的大队书记李图章，是他举荐爸爸当代课教师的，1970年，苏埠中学缺少数学代课教师， 八里大队书记李图章在保举的他人没有教学能力的情况下极力保举我的爸爸去，爸爸带着行李，从此走上了教学岗位了。
据说，举荐爸爸的时候区里好多干部反对，因为爸爸是“反革命分子许光耀的亲生儿子”，但当时的区长马道平拍案而起“他的祖父可是知名先烈”，爸爸才有了这次机会，应该感谢这些不为“左”的思想束缚的人，是他们无私的帮助，才使我的爸爸有了一个大的转机，我不会忘记他们。
因为爸爸教书，我的叔叔和小姑都很顺利地读完了高中，爸爸的高中教学很认真，苏家埠许多五十岁左右年过中学的人只要提到父亲，总是夸他数学教得好，然而，书教得再好，爸爸也只是一个代课教师，他的身份依旧是一个农民，农村户口使他无法脱胎换骨，他依旧是一个有黑色背景的农民，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永远抹不了的痛，他和我妈妈结婚时，因为嫁妆，我的外公曾经说过：“他家有什么稀罕，他家父子两道，老少不和”。就是这句话，使我的外公和奶奶爸爸心理隔阂存在多年，爸爸和妈妈结婚后，我的奶奶和我的妈妈的关系经常恶化，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这个方面。
爸爸是个爱好广泛的人，会拉胡琴，唱戏，虽然嗓子不好，还是喜欢参加区上的文艺表演，他交际广泛，朋友很多，许多同事和朋友都同情爸爸的遭遇，为爸爸排忧解难，记得我8岁那年的一个星期天，爸爸还在家里，爸爸的同事赵前明叔叔拿着报纸，步行五六里地赶到我家，一进门就喊起我的爸爸说：“明祥呀，你爷爷都登报纸了，你怎么还不去找找呀，要是我，就去上面找了，至少能转正”爸爸接过报纸，我也凑过头去，我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了“许继慎”三个字，曾祖父的名字也是第一次被我正确地写出来。
爸爸看了好半天，他抬头看了看赵叔叔，欲言又止，爸爸当时想说什么，现在我才可以推断出来。
为了督促代课教师能提高水平，更换不适合岗位的代课教师，区里县里经常组织知名教师来听课，爸爸也经常受到这种“礼遇”，然而就是这些举措，使得我的家庭发生了大的转机，也使我的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9年的秋天，县里派县师范的教授张义普率队来听爸爸的课，一堂课下来，张义普直甩大拇指：“小许，你的课教得很好”在一旁陪同张义普听课的苏埠中学本校教师杜显法既是张义普的好友，一向又视爸爸为最得意的子弟，爸爸对杜显法也一直以父兄视之。杜显法对张义普说：“你知道小许是谁吗？他可是许继慎的孙子呀”，张义普睁大了眼睛：“许继慎？是不是那个许大将军呀”“是呀”。
张义普有点不解了：“既然是许继慎后代，怎么到现在还是带课教师，孩子呀，你怎么不去找找关系呀”，张义普关切的询问着。
爸爸低下了头：“老叔呀，我能找谁呀，哪里有得实的人呀，况且......”
对于我亲生爷爷的不光彩事情，杜显法是熟悉的，他知道我爸爸内心的苦衷，他拉过了张义普，两个人拉着手说着离开了爸爸身边。
放学了，张义普在杜显法的陪同下叫住了爸爸：“小许，你来，我带你去吃饭”，没等爸爸犹豫，张义普并拽起了爸爸到 学校食堂。
张义普告诉爸爸：现在在拨乱反正，黑色的东西在逐渐平反。老人家在尽量扫除爸爸心里上的阴影，老人家给爸爸一个信息，时任全/国/人/大/ 副/委/员/长的朱/蕴/山是六安人，与太爷爷许继慎当年关系相当好，朱的秘书夏从本也是六安人，是张义普本人的同学 ，虽然好多年没有往来，但是他可以通过熟人帮爸爸找到夏从本。
当天，张义普就带着爸爸到六安城里，找到了六安师专老校长胡天人，胡老与夏从本的父亲夏月斋是莫逆之交，胡老听张义普说明来意，二话没说，拿起拐杖就带爸爸去找夏月斋，夏老也关怀备至地给儿子写了一封信，并叫爸爸有机会去京时再带一封信，夏月斋希望儿子在爸爸去京时妥善安排爸爸一行。
夏从本很快收到自己父亲的来信，得知爸爸的近况，将我的家庭情况汇报了朱蕴山，朱蕴山欣喜若狂，朱老请夏从本回话，邀请爸爸那年冬天去北京叙旧，爸爸和爷爷这才鼓足勇气，下定决心，向政府表达自己压抑多年的愿望。1979年的11月26日，对我的家庭来说，是一个及其重要的日子，因为这天，爸爸和我的爷爷许光曙作为许家两代人应全/国/人/大朱蕴/山副委/员长的邀请，坐上了驰往北京的火车，经过一天多的行程后，爷爷和爸爸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首都，朱蕴山副委/员/长得知我的爷爷和爸爸到达后，派秘书夏从本将我的爷爷和爸爸安排到国/务/院家属招待所，第二天就安排我的爸爸和爷爷去朱老的住所与朱老见面了，关于这次和朱蕴/山副委/员/长的见面，我爸爸有一篇文章发表在安徽省政/协刊物《安徽统一战线》2003年第十一期上，(http://www.cqvip.com/qk/82924X/200311/12230885.html)，那里有详细介绍。
当时已经九十多岁的朱蕴山老人十分关心我的一家，他特意征求爸爸的意见，问问爸爸是否想拜见徐/向/前元帅，爸爸告诉朱蕴山，很想见见徐帅，并告知已经数次给徐帅写信，都是石沉大海，无法联系。因为中/央领导的来信每天都是堆积如山，一般的信件都是秘书自行处理，给领导的信一般领导人本人是无法看到的，除非领导人之间的亲笔信件秘书是不敢私自查阅的，在征求了爸爸的意见后，朱老要爸爸自己写一封信，装在小信封里，然后安排秘书将全/国/人/大信封拿来，朱老亲自将爸爸写给徐/帅的信放进全/国/人/大的大信封，朱老亲自写上“国/务/院徐/向前/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亲收”并写上自己的大名，然后派秘书亲自送交国/务/院徐/帅办公室，徐帅才得知许继慎的家人来到了北京。
1979年12月3日晚，徐/向/前元帅亲自打来电话，他告诉我的爸爸，准备明天来招待所看望爸爸和我的爷爷，我的爸爸和爷爷怀着急切的心情等待第二天的到来。
1979年12月4日中午，一张轿车停在了招待所前，一位年近四十多岁的人从轿车上下来，在服务员的带领下，直奔我爸爸的房间，经服务员的引见，爸爸获悉来人是徐/帅的秘书郭春福，郭春福告诉爸爸：“徐帅本来要亲自来的，但是因为最近身体不好，我们建议他休息，委托我来看看你们，你的祖父许继慎是一位勇敢的军/事指挥员，他很能打仗，可惜惨死在肃反路线中，人是张国焘杀的，徐/帅当时只管军/事，许多事情因为时间长了，记得不太清楚了，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徐帅的夫人程训宣也被当成改组派杀害了，徐帅实在是没有办法”郭春福告诉爸爸，有什么困难你们尽管说，我转达徐帅通知有关部门办理落实，郭春福还告诉爸爸，他也是安徽人，老家是安庆的，所以希望爸爸敞开胸膛，把来意表达完整，也好妥善照顾，郭春福还告诉爸爸一个消息，说从加拿大传来的消息，张国焘刚好在那天冻死在加拿大的多伦多，这个杀人的魔王，这个大别山的克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爷爷和爸爸为之惊奇。爸爸告诉郭春福“我的祖父许继慎含冤被害，至今没有弄清楚真实情况，爷爷在外面生的儿子乳名民庆至今下落不明，想请徐/帅帮忙寻找，我的家庭特别困难，父亲和我都没有正式的工作，想给于合适的安排和必要的生活抚恤”郭春福一一记在了本子上。时间在飞快的流逝着，郭春福和爸爸谈论着家中的一些情况，不觉已经中午时分了，郭春福站起身，他从衣兜里掏出了五十元钱，对爸爸说：“徐帅工资不高，临来前让我带点钱给你们，算是给你们的一点路费，你们千里迢迢，来一趟北京也不容易，他老人家一再叮嘱你们来北京多住些日子”尽管我爸爸和爷爷一再谢绝，可郭春福还是将徐/帅的五十块钱塞给了爸爸。
在北京的日子里，民/政部/长程子华副部长刘景范等领导同志先后来招待所看望我的爸爸和爷爷许光曙，宋/任/穷同志看望他住在招待所的舅舅，听说爸爸和爷爷也住在这里后，顺道看望了我的爸爸和爷爷，面对这么多老革命家的亲切关怀，我的爸爸和爷爷感到欣慰，刘景范告诉爷爷，他是刘志丹将军的弟弟，爷爷声泪俱下地告诉刘景范：“要是我大伯许继慎和父亲许希孟有一个活到现在，我们家庭也不至于落到现在呀”刘景范副部长安慰爷爷：“许光曙，你放心，我们会给你家庭妥善照顾的” 爷爷和爸爸连声道谢。刘景范动情地说：“应该感谢的是你们，你们没有向政府提过什么要求，你们受苦了”
爸爸和爷爷在北京住了十几天，朱蕴山副委/员/长特意让秘书陪同爸爸和爷爷看看八达岭颐和园和革命军事博物馆，爸爸看到了自己的祖父许继慎的大名。
程子华刘景范等民政部领导问长问短，得知爸爸他们要回程时，还派专人将火车票打好送到爸爸手上，这无微不至的关怀让爸爸体会到从未有过的温暖。
回家那天，爸爸向朱老辞行，九十多岁的朱老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淌，他拉住爸爸和爷爷的手：“我来日不多了，你们要好好工作，要为继慎和希孟争光呀”爸爸默默地点着头，朱老递上一百块钱，爸爸执意不要，朱老说：“孩子，收下吧，你爷爷就像我的儿子一样，他虽然牺牲了，但是我一直记着他，你们到现在才来找，你们受委屈了，你工资不高，这一点钱给你们做盘缠吧”朱老和秘书 一再劝说，爸爸只好收下了钱。那次离别，爸爸再也没有见到朱老了，1981年4月30日，93岁的朱老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爸爸的心情万分沉重，他电告朱老秘书夏从本，要求参加追悼会，夏一再函告爸爸，朱老生前遗嘱，一切从简，爸爸手捧朱老长子朱明率弟弟们的来信，泪眼婆娑。
爸爸的那次北京之行，使家里得到了很大的变化，在北京回来后不久，徐/帅亲笔致函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朱蕴山写给安徽省政府，程子华和刘景范作为民/政部首长写给安徽省民/政厅的三封指示信同时到达安徽省，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指示地方有关部门务必及时给我的家人合适的安置。
六安县民政局对我爸爸和爷爷的类似“越级上访求助”的行为颇有微词，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很不乐意，一位副局长将我的爷爷和爸爸“请”到了办公室，他有点不太高兴地劝谏爸爸;''明祥呀，你怎么能这么做呀，你实在是让我们为难呀”
爸爸事前从调查党史的领导吴叔叔（即吴之信，后来担任六安大市人大副主任，他对我家很关照）那里了解到中央已经下达了三封指示，这回他无所顾忌地挺起了胸膛对那个“左”的副局长说：“我在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中也说了：该照顾的家乡政府都妥善照顾了，有些事情地方力量实在是无法办到的，如果你觉得有困难，请你将中央的来信给我，我还去找中央”爸爸的话中有花有刺，那个局长听出了弦外之音，他连忙给爸爸和爷爷让座倒茶，表示和爸爸协商解决爸爸的要求。
本来，爸爸和爷爷去京的本意是想给爷爷安排个工作，给爸爸转正并希望找寻失去联系的叔祖父，然而，民政局一再表示，一下子解决两个名额实在是困难，考虑到爷爷年龄大了，又不识字，就打算给个定期补助，给一个劳动指标。
爷爷得到了定期补助，至于那个劳动指标，爸爸出于种种考虑主动将这个名额让给了我刚刚高中毕业的叔叔许明胜，使叔叔分配到供销系统成为了一名集体职工，叔叔被照顾安排进供销系统的事情，《六安县志.民政篇》还特意做了记载。
谈起爸爸出让安排名额，爸爸告诉我们：“我已经是教师了，我不想在前辈身上沾多少光，他们已经将最美好的精神财富留给我了，这就是自力更生，努力奋斗”爸爸是对的，他的无私赢得了兄弟姐妹的尊敬，不久，爸爸在民师转正的考试中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了，这个 33岁的“老童生”到了六安师范民师班，又一次当起了学生。
爸爸是优秀的，民师毕业后，爸爸被分到当地的中心小学担任校长，爸爸一生，历经屈辱磨难，但他没有被屈服，他漫长的教书生涯中，无论是在高中担任数学教师，还是在后来的初中担任领导职务，他总是将教学和管理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勤勤恳恳，不辜负朱蕴山胡允恭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希望，爸爸为人低调，从不主动宣扬自己前辈的功绩。不将前辈的功绩当成升官发财的工具。从高中到小学一年级，他都带过，他服从教导处的课程安排，从不拈轻怕重，只到现在，这个务实干练的“老黄忠”还在家乡的教育事业中贡献力量，他桃李满园，无愧于先烈。爸爸和爷爷去北京求助徐向前，太爷爷的生前好友胡允恭听说后很是不满，后来爸爸到他那里去，胡允恭老人将爸爸训斥了一顿，认为不应该去找那个在鄂豫皖大屠杀中颇有争议的人物，然而，按照当时我的家庭困难情况，不找徐帅，谁又有能力解决这些呢？
有人曾经对我说：“徐向前对你家庭的帮助包括为许继慎墓碑题词，都是对许继慎的一种补偿”我无权用语言去评价这些，他对于我家庭的帮助站在他的位置上是小菜一碟，然而对于我的家庭却是破天荒的改变，从良心上我无法过多的对这个德高望重的老元帅做过多的负面评价。
爸爸那次北京之行后的1981年，中共中央在《当的若干历史决议》中曾祖父许继慎将军给与了高度评价，那年的6月30日，胡/耀/邦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深切缅怀“早期为党为国捐躯的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许继慎”，把先曾祖父同方志敏刘志丹黄公略叶挺等人齐名，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曾祖父得到了他应有的地位，我们全家为之欣慰。那天晚上，安徽烈士陵园连夜将曾祖父的照片和事绩放进馆内，安徽籍的中/共第一号将军级别的烈士首次在他的家乡被高高挂起，这迟到的丰碑洗刷了历史的遗恨，为“肃反”这个历史的问题给了一个永远的讽刺 。
六安党史组织迅速行动起来，以刘辅汉吴之信鲍劲夫为骨干的研究大军夜以继日地征集许继慎等人的光辉事迹，他们拟定为许继慎许希孟修墓。这些被我家庭看做亲人的人们在绞尽脑汁，寻找着我下落不明的叔祖父许民庆，他们到处找老同志回忆，最后找到了谭冠玉的哥哥即叔祖父许民庆的舅舅谭嗣昌，他们随时将调查的结果通报给我的爷爷和我的爸爸，我的一家在焦急的期待中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82年，党史界的杰出代表鲍劲夫，这个不是亲人胜似血缘至亲的人，不顾病困的折磨，终于在湖南湘潭的国营江南机器厂找到了我年过半百的叔祖父许民庆并让他返乡探亲。叔祖父返乡前夕，奶奶每天都到汽车站去迎接，每次都是无功而返，她继承了太奶奶的美德，牢记太奶奶的遗言，她要找到叔祖父，让这个从小就失去母爱和父爱的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由于当时的通讯较为落后，使得许多信息被误传，当叔祖父许民庆接到有关部门的通知，得知家里有人的时候，认为我的太奶奶还健在，他的眼睛模糊了，他恨不得一步跨进家门，扑在太奶奶的怀里，他虽然不是汪氏所生，但至少在太奶奶的身上可以找到父母的影子，然而，现实太残酷了，命运留给他的最终是残缺的凄美。
1929年，许民庆出生在上海，1931年，许继慎被周/恩/来派到鄂豫皖担任红一军军长，将许民庆和其母谭冠玉留在了上海，后来，许继慎被诬陷杀害，共/产/党断绝了对谭氏母子的资助，谭冠玉想投奔在福建的许继慎的好友周士第，然而周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消息全无，谭氏只好带儿子许民庆回广东自己的娘家，将自己的儿子交给哥哥谭自昌代为抚养。1935年，许民庆被送到自己的五舅处，抗战结束后，谭冠玉在极无投靠中想北上寻找许继慎的家人，但到达武汉时，已经没有了北上的路费，况且又不熟悉路径，只好折向南方，几经周折找到了娘家人和自己的亲生儿子许民庆，但是几年的劳累，以致于积劳成疾，感染肺疾，谭氏自感不久于人世，她将儿子许民庆叫到身边，告诉许民庆：“你父亲叫许继慎，是安徽六安人”她吃力地嘱咐许民庆切记，这个苦命的女人，在奔波劳累中活了46个年头，凄然地闭上了眼睛。全国解放后，许民庆到湖南国营江南机器厂工作，然而对于自己的父亲，除了名字和地址外，什么也不知道了，在50年代，他在一份材料中写上了“父亲是北伐军团长”，就是这份材料，使不善言辞的他被打成了“反属”被做了几年牢，1967年，他曾写信给六安县公安局，要求寻找家人，但是误将父亲许继慎写成“许继续”，结果被告知查无此人，1982年，党史人员找到了他，他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从没有流泪的他第一次嚎淘大哭起来。
而今，叔祖父已经退休了，在南方的女儿家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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