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碧婷激清床吻戏脱戏:胥志义： 也谈模式

    近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颇为热闹。这基于一种观点，即坏的模式会妨碍经济发展，而好的模式会促进经济发展。所以人们在理论上探讨某种模式优劣时，同时也关心现实中那个国家经济发展较快，并研究这种发展与国家体制之间的联系，以此论证模式的好与坏。
    记得曾看过何新先生的一本书，书的题目和内容都忘了，其中一个观点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生产关系会妨碍生产力发展却不会促进生产力发展。显然，这个观点的新颖独特之处在于，与传统的生产关系会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观点不符。生产关系者，模式也。按照何新先生的观点，坏的模式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好的模式最好也就是不会妨碍生产力发展，却不会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个观点与当下的主流观点不符。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似乎证实了何新先生的观点。
    我国的改革是逼出来的。比如农村承包制，是在行政式的集体经济搞不下去的情况下，农民为了吃饱肚子而悄悄搞起来的。如果再行压制，农民还要饿肚，更遑论走向富裕了。又如发展个私经济，当时有大量知青返城，国家无力给他们安排工作，如果不允许个私经济存在和发展，这些人怎样生计？再如引进外资，中国要实现工业化，资金奇缺，而发达国家经过多年发展，积累起大量资金正在寻求出路，打开国门，让这些正在寻求出路的资金进来，不正可解决中国工业化的燃眉之急？所以，中国的改革过程，明显具有打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桎梏的特点。它不是在构筑什么模式，而是在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下摧毁传统的制度约束。
    那末，中国经济取得现在的成功，是不是现在的一些制度促进的？比如，我们常说农村承包制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农民生产积极性是由承包制调动起来的吗？还是本来就有，只是被以前那种行政式的集体经济压抑了？显然，农民生产积极性本来就有，它源于人追求幸福和富裕的天性，如果建国后不实行行政式的集体经济制度，生产早就发展起来了。承包制只是在不突破传统所有制理论，又比较不会阻碍生产积极性发挥之间所作的一种选择而已。同样，发展个私经济和引进外资的政策，都具有允许和放松管制扩大自由的特征，是打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桎梏，而不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而一旦放松管制，人们获得更多自由，生产力就发展了。
    中国的改革，就是在这不断打破桎梏的过程中蹒跚前进。改革之初，我们并没有设计什么模式，改革之中，我们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但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模式，而是相对于自然经济并由自然经济发展而来的一种经济形态。简单说来，只要人们不去设计什么计划经济或其它什么经济模式，并付诸实施，社会经济的自然发展就是市场经济。而计划经济确然是一种模式，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并不是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过渡，而是一个去模式化的过程。如果中国建国之后把土地分给农民不去搞集体化和人民公社，不去搞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是强制性的一律只准搞集体经济，国有经济，那三十年后还用实行经济改革吗？我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改回到建国初期，从头再来，同时也是一个回归自然的过程。
    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除打破了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桎梏之外，还在于我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一般而言，后发国家较之先发国家具有更快的发展速度。这是因为后发国家的发展是一种学习性发展，而先发国家的发展是创新性发展。创新性发展受创新制约，其发展速度无法超过创新发展速度。学习是一个显然比创新更快的过程。后发国家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接近先进国家时，发展速度会明显放缓，其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取决于创新的发展速度。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当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其发展速度超过美欧诸国时，并不是日本的什么模式优于美欧，而是它处于学习性发展阶段。同样，近年来日本发展速度明显放缓，也不是它的模式出了什么问题，日本的政治经济体制并无明显变化，而是它已进入先进国家的行列。可见，后发国家没有较快发展速度，说明其体制中存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桎梏。而后发国家具有较快发展速度，却不能证明它的模式优于其他国家，包括先发国家。我们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几十年的发展就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一二百年的发展，因而可以证明中国模式优越。显然这是忽略了学习性发展与创新性发展的区别。比如中国的汽车生产，如果没有现成的汽车制造技术可以学习，必须依赖发明和创新，能不能发明出汽车倘且难说，还谈什么快速发展的汽车生产？发达国家的汽车生产发展是在摸索创新过程中发展的，其发展历程肯定要比照搬技术的发展历程艰维得多，缓慢得多。中国汽车生产发展很快，比发达国家那时经历过的汽车生产发展更快，能够说是中国的骄傲，而不是那些发达国家的骄傲？
    那末，那些先进发达国家，之所以先进发达，是不是由于他们的制度或曰模式先进，“促进”了他们的先进发达？也不尽然。纵观近现代世界发展历史，实质上是一个人的解放过程。废除农奴制，废除种族歧视制，妇女解放运动等，以及一切为了人的平等自由而进行的广泛而持久的，并且现在还在进行的斗争和改革，都打破了束缚生产力中最为核心和活跃因素人的主动性创造性的枷锁。而保护人的平等自由制度的建立，保护的是人的创造精神，创造潜力的发挥。这会导致经济较快发展。这些制度并不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神奇力量，建立的初衷也不是为了经济发展，因为追求平等自由是人类发展的目的。但由于它是人的解放运动的结果，它解放了人，同时也就解放了生产力，所以平等自由又是人类发展的手段。现在世界上所有先进发达国家相同的特点，都是人的解放比较彻底，而所有落后国家相同的特点，都是在人的解放上滞后于先进国家。也就是说，落后国家存在较多阻碍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发挥，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桎梏。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平等人权等，不仅是普世性的价值观念，而且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制度，也是一种普世性的保护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之所以说它是保护而不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是因为人的主动性创造性是天生的，只可能被制度压抑，却不可能由制度来促进。
    模式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与各国的国情，文化，历史上必然的偶然的因素相关，而在形式上各具特色。所以把模式作为一种具体形式上的制度特色，是存在的。有的模式，如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似乎与经济发展关联不大。有的模式，如北欧更加注重社会福利与美国更加强调个人奋斗的国家制度，似乎与经济发展有所关联。究竟是北欧的制度因其公平更有利于经济发展，还是美国的制度因其讲求竞争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大可研究讨论，却不必较真。因为这些国家的制度，与他们的文化，价值观相关，我想他们决不会因为他们的制度中只是可能存在的对经济发展的某些影响，就放弃他们认为好的制度。人类发展的目的虽然主要是经济发展，却不全部是经济发展。体制或模式并不全部是按照经济发展的要求来建立。所以，纯粹用经济发展的眼光来比较世界各国的模式，判别优劣，似不妥当。
    影响各国经济发展的自然因素很多，如人口与资源，地理与环境等，可谓千差万别。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与这种自然因素相关。如中国“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是一例。而俄罗斯没有“人口红利”却拥有较丰富的资源，就与中国形成差异。各国经济发展速度有高有低，当然与体制有某种关联，却也与各国的自然因素相关。要比较各国模式的优劣，就要剔除各国千差万别的自然因素，这从理论上实证上都是难以做到精确，因而这种比较不存在科学性。各国根据其自然因素，确定不同的发展方式而形成的发展模式，因其自然因素的独特性，既是不可比的，也是不可复制的。
    战争和社会动荡会破坏经济发展，这是确然的。保持稳定，是经济获得较快发展的前提条件。有人认为，中国经济获得较快发展，是中国政治体制保证了稳定，因而是政治体制优越的结果。比起那些因各种原因产生社会动荡的国家，“中国模式”优越于那些国家。此议有赖具体分析。第一，稳定只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不稳定会对经济发展构成破坏，稳定却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第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动荡时期和稳定时期，是正常现象。我国现在正处于稳定时，并不能证明现在的政治体制优越，正如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也有稳定时期，也有过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却不能证明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优越一样。第三，把中国与那些正处于民主化改革过程中并产生一定社会动荡的国家相比，说到底，是用会妨碍经济发展来阻止中国的民主化改革。而实际上，成熟的民主制度会带来长久的稳定，如北美和欧洲诸国。如果中国害怕动荡而拒绝民主化改革，能实行长久稳定吗？当然，实现民主化改革而又减少动荡，是改革者的政治智慧。我们要选择动荡最少的民主化改革道路，却不能用会妨碍经济发展的论调来阻止民主化改革。
    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凯恩斯主义开始流行，强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二00八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受冲击较小，率先恢复，这是出现“中国模式”讨论的起因。其实质仍是凯恩斯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之争。中国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相比，确实存在行政权力强大的体制特征，这使中国的模式与他国相区别。而政府强大的干预，对危机下的中国经济复苏也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不是“中国模式”创造了“中国奇迹”，则要另当别论。当经济结构失衡而出现经济危机时，究竟是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强力干预，还是依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确实存在争议，本文并不想介入，但显然解决经济危机并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失衡会阻碍经济发展，均衡的经济结构不会阻碍经济发展，却不能促进经济发展。把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危机不同手段的效用，当成是促进经济发展不同模式的优劣，恐怕并不适合。中国经济取得当前的成就，是摆脱行政控制，实现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同时也有“人口红利”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行政调节可能在某种危机下具有化解危机的功能（这还存在争议），却肯定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个道理很简单，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政府或许具有统筹协调引导帮助等功能，却不是经济发展的主体。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人民而非政府。否则，如何理解“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自由的市场经济，正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广阔天地。政府超越统筹协调引导帮助功能而成为经济发展主体，必然挤压市场经济的自由空间，妨碍人的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所以，即便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也是并不涉及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正处于半路之中，政府超过一定限度对经济的控制权力，正是改革要加以限制的对象，如果我们把行政权力强大当作我们体制的优势，那还需要改革吗？
    模式不是先验的目标，而是实践的结果。我想，不论老左派，新左派，自由主义者，威权主义者，还是中国模式力挺者，西方模式崇拜者，都有一个共同出发点，那就是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人的发展，是使人更自由，更平等，更富裕，更有保障，更加幸福，归根结底，社会的发展，就是人的权利的发展，经济发展的目的也是为了人的权利的发展。所不同的是，用何种方式来实现这种发展。所以，过份的经院式的理论讨论并无实践意义，现实中具体人权问题包括人的自由平等问题的解决，以及这种解决的制度化，则是最容易达成一致意见的实践的选择。先验的模式优劣讨论，即主义的争论，极可能妨碍现实中社会进步的实现。如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实质上就是给农民经济行为自由权和经济收益权，是农民的一次解放，却遇到姓社姓资模式讨论的干扰。其实，只要循着人的解放和人的权利增加这条路走下去，我们就会发现，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或许有形式上和发展过程上的差别，却终究会走向本质上的一致。因为当我们真正把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目的时，通过试错和比较，实质上的模式就会趋向一致。

                                             2011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