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良言写意超市番外:也说“模式”：请在历史性的面前感到骄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10:10:28
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模式”是个人所共知的名词。虽然所有谈论当代中国事务的学界人士大概都绕不过这个概念，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所谓“中国模式”作为一个硕大的箩筐，可以装下任何固守中国特色的人想装进去的内容。此概念，因而也确实是个言人人殊，各说各话，最难以达成共识的概念，其作为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概念，应该大家都可以拿来海说一顿。
愚人以为，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谁要是真能将“中国模式”是个什么东西说得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拿头像鸡啄米一样赞同，此人大概不仅能去当帝王师，而且也肯定能被三教九流的各式人等佩服的五体投地。自然，我这个山野之人之所以不甘寂寞也在“中国模式”上置喙，只不过是话痨之疾再次发作之后的胡扯而已。希望各位看官不要当真以为“愚人千虑，必有一得”。
话说早年我在电视大学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博大精深学问时，确实非常服膺马大人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典论断。坦率地说，虽然我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早已经对有生之年乃至在孙子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抱希望了，但我至今却依然没有改变对老马上述论断的尊崇，也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所以，我以为谈论“中国模式”的话题，哪怕就是在如今极为严苛的中国当代语境中，如果仅从历代经济体制在中国的流变来展开你的话题，仅仅就安全感而论，大致是没啥问题可以忧虑的。
近日，倾读知名的中国学者章立凡先生题为《吕思勉先生的史识与史德》的文章，从中读到了这样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明白畅晓文字：
古代中国“在东周之世，社会上即已发生两种思潮：一是儒家，主张平均地权，其具体办法，是恢复井田制度。一是法家，主张节制资本，其具体办法，是（甲）大事业官营；（乙）大商业和民间的借贷，亦由公家加以干涉。”法家在统治技术（治术）方面，懂得“创设新税，自当用间接之法，避免直接取之于农民。在与百姓日用相关的盐铁上加些微之价，国家所得，已不少了。”汉代法家桑弘羊的盐铁官卖及均输政策，“筹款的目的是达到了，矫正社会经济的目的，则并未达到。汉朝所实行的政策，如减轻田租，重农抑商等，更其无实效可见了。直到汉末，王莽出来，才综合儒法两家的主张行一断然的大改革。”
但是，正如今人所熟知的历史结局那样，王莽所进行的那场史无前例的中国第一次和平改制或曰改革，却遭到了惨败。下面，我们看看这位在我出生之后第二年就去世的吕思勉先生，是怎么论述王莽的历史性失败。
吕先生认为：“王莽的失败，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王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改革运动长期停顿，仅出现过“平和的、不彻底的平均地权运动”，如晋朝的户调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调法，至唐德宗朝改为两税制后，“国家遂无复平均地权的政策”。宋朝王安石变法，关注点已转移到粮价，推行青苗法用意虽良，但在商品交换及市民社会尚未充分发育的年代，权力无法监督，改革最终沦为秕政。对此，他总结说：“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然其宗旨虽善，而其所主张的方法，则有未善。这因历代学者，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太深，而对于现实的观察太浅之故。在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无疑是儒家。儒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认识本不如法家的深刻，所以只主张平均地权，而忽略了资本的作用。”
在引述了吕思勉先生的上述精彩论断之后，章立凡先生不由得大发感慨道：“这段论述是相当公允的，肯定了改革者的历史地位，而较之‘文革’中为政治需要生造出的‘儒法斗争史’，又不知高明凡几。”
在读完章立凡先生的大作之后，我确实有点“浮想联翩”的感觉。记得大约是在前年的这个时候，我在评论澳洲网友雪珥所著的《大东亚沉没——中日高升号历史事件切片解剖》一书时，曾写过这样一些文字：意大利哲学家、历史评论家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在90多年前曾说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自从克罗齐为世界思想界和史学界提出这个经典命题之后。现代人才逐渐深切意识到：所谓一切历史的当代性，其实就是真实的历史与真实的现实生活的紧密相关性与合乎逻辑的延展性。或者，换过一种说法，一切由当代人所阐述的真实历史，都是当代人以当下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来拷问过去，借历史的还原，来为当代的问题寻找答案，或为了在迷失了目标的前进道路上找到行进的方向感。正是本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理念，许多被现实社会问题所困扰的人，只要一脚踏进了历史的泥沼之后，大都能触及当代问题所奠基的坚硬石块之上，并恍然大悟：哦，原来太阳光所能照到的地方，真的是没有什么新鲜事儿。
说来非常惭愧，我这人既不是什么学问家，也不是什么作家，更不是什么“鸟读书家”，而仅仅是一个混迹于广袤虚拟世界的丧家狗，是个时不时地喜欢抄章摘句的扯蛋家。下面，我接着胡扯。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已经进行了30余年，且被主流文人们赞叹为成就辉煌无比的经济体制改革，确实已经得到世人的一致好评。然而，如果由我来把这场空前绝后的经济体制改革置于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去类比，其新意究竟何在呢？我以为，基本上了无新意可言。
比如，中国农村的改革，从安徽的小岗村发端而风靡全国，我曾以一言而蔽之，不过是“给农民种田的自由”而已。当然，其进步意义确实很大。其相较令农民饿饭的人民公社制度而论，确实有着云泥之别。不过，你如果具有起码的历史常识，只要看看任何一个历史上的新王朝在江山底定之后，都给农民做了什么，估计你准备夸奖这场农村改革的词汇，大概是很难说出口的。如果你再详细点了解到，当年小岗村的那18户面临再次饥饿绝境的农民兄弟们是立下生死文书之后，再瞒着有司偷偷地分地单干，我觉得你的泪腺如果不开始涌动，其心肠是否属于灵长类大概都是问题了。
至于说到城市的改革，我想多余的话就不要说了，还是拿早已作古的吕思勉老先生的话来说道就足矣：“具体办法，是（甲）大事业官营；（乙）大商业和民间的借贷，亦由公家加以干涉。”我们且不说当你得知国资委高官李荣融新近淡出政坛时以一种功成身退的姿态自封“忠臣”会作何感想。此君在我眼里，果然功勋卓著，他确实已经把当下中国社会的“大事业”做到了远超暴秦强汉，远超盛唐大清的空前绝后水准。与之形成残酷对比的是，前些年那位河北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尽管是从农村父老兄弟姐妹们手中借钱起本，终于搞出个大企业且贡献税赋无算，竟然被罗织罪名而构陷入狱成了罪人。从这两个事例中，我不知道你会得出啥结论？对此，我的看法是，我们如今在经济体制上，与那个2000多年前实行盐铁专营而“创设新税”极富敛财统治智慧，从而积聚起强大国家财力和军力敢对外宣称“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大汉朝相比，究竟又前进了多少年呢？中国在经济体制上的停滞，是不是历史性的停滞？我们毫无道理为此而感到骄傲。
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人因为在潜意识中，一直在历史的路径上走着走着，就回到自己祖先给划定的模式或范式中去而不自知，迄今至少在经济体制的选择上，并没有突破成就于汉武帝朝代的思路。中国学人们所谓的“中国模式”，至少在经济层面上就其核心意义而言，其实也就是“汉代模式”的翻版而已。
无情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按照道西方经济学家、诺奖获得者格拉斯·诺斯的所谓“经济制度的路径依赖理论”所作的论证，一旦人们在某种社会制度的初始阶段做出了选择，其实他的后代们也就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得一条道走到黑，其制度所具有的惯性力量，会使这一制度选择不断得到自我强化，并使得人们轻易改变不了前辈为自己所作出的选择。当年，道格拉斯·诺思曾用“制度的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西方世界经济制度的演进逻辑，这为世人所公认，几乎没有那位经济学家对此做过有说服力的质疑和挑战。
在道格拉斯·诺斯看来，“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无论是一个事物或一种制度，一旦进入某一路径而定型之后，其继承这一事物或制度的人，就会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是因为，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都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
自“路径依赖”理论被道格拉斯·诺思提炼总结出来之后，人们把它广泛应用在制度选择和社会心理学研究等各个方面，而不单单是用它来解释和设计经济制度的变迁。
根据我对这一理论的粗浅认识，中国的制度变革如果不从传统的路径依赖中走出来，其前途是谈不上光明的。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在2000多年来对商鞅所奠定的秦汉制度的依赖中，到今天这个中国社会已经被历史性地卷进了全球化的新时代，似乎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了。若当代中国人不借鉴人家更有生命活力的好制度而另辟制度蹊径，或者直白地说，如果我们不借鉴西方世界近百年来被确证更成熟、更文明的社会制度，来重新设计自己的经济制度乃至整个国家制度，则大陆中国社会在陶醉于所谓“中国模式”的自慰而其实却是在继续做着“汉代模式”迷梦的虚幻满足中停滞不前，它再次在既往的制度路径上重蹈覆辙，将必定是其难以摆脱的命运。
毕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已经雄辩地证明的道理，一个社会政治体制的根基是经济制度。当代中国人若想借助于经济制度的千年回归而绕过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变革，我敢断言，无论是任何人来妄谈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改革，如果他不是在存心想本末倒置，那也绝对是异想天开的单兵突进，而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2010-9-12 ）
延伸阅读：章立凡：《吕思勉先生的史识与史德》
http://zhanglifan.blog.sohu.com/159005652.html
愚人以为，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谁要是真能将“中国模式”是个什么东西说得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拿头像鸡啄米一样赞同，此人大概不仅能去当帝王师，而且也肯定能被三教九流的各式人等佩服的五体投地。自然，我这个山野之人之所以不甘寂寞也在“中国模式”上置喙，只不过是话痨之疾再次发作之后的胡扯而已。希望各位看官不要当真以为“愚人千虑，必有一得”。
话说早年我在电视大学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博大精深学问时，确实非常服膺马大人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典论断。坦率地说，虽然我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早已经对有生之年乃至在孙子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抱希望了，但我至今却依然没有改变对老马上述论断的尊崇，也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所以，我以为谈论“中国模式”的话题，哪怕就是在如今极为严苛的中国当代语境中，如果仅从历代经济体制在中国的流变来展开你的话题，仅仅就安全感而论，大致是没啥问题可以忧虑的。
近日，倾读知名的中国学者章立凡先生题为《吕思勉先生的史识与史德》的文章，从中读到了这样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明白畅晓文字：
古代中国“在东周之世，社会上即已发生两种思潮：一是儒家，主张平均地权，其具体办法，是恢复井田制度。一是法家，主张节制资本，其具体办法，是（甲）大事业官营；（乙）大商业和民间的借贷，亦由公家加以干涉。”法家在统治技术（治术）方面，懂得“创设新税，自当用间接之法，避免直接取之于农民。在与百姓日用相关的盐铁上加些微之价，国家所得，已不少了。”汉代法家桑弘羊的盐铁官卖及均输政策，“筹款的目的是达到了，矫正社会经济的目的，则并未达到。汉朝所实行的政策，如减轻田租，重农抑商等，更其无实效可见了。直到汉末，王莽出来，才综合儒法两家的主张行一断然的大改革。”
但是，正如今人所熟知的历史结局那样，王莽所进行的那场史无前例的中国第一次和平改制或曰改革，却遭到了惨败。下面，我们看看这位在我出生之后第二年就去世的吕思勉先生，是怎么论述王莽的历史性失败。
吕先生认为：“王莽的失败，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王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改革运动长期停顿，仅出现过“平和的、不彻底的平均地权运动”，如晋朝的户调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调法，至唐德宗朝改为两税制后，“国家遂无复平均地权的政策”。宋朝王安石变法，关注点已转移到粮价，推行青苗法用意虽良，但在商品交换及市民社会尚未充分发育的年代，权力无法监督，改革最终沦为秕政。对此，他总结说：“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然其宗旨虽善，而其所主张的方法，则有未善。这因历代学者，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太深，而对于现实的观察太浅之故。在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无疑是儒家。儒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认识本不如法家的深刻，所以只主张平均地权，而忽略了资本的作用。”
在引述了吕思勉先生的上述精彩论断之后，章立凡先生不由得大发感慨道：“这段论述是相当公允的，肯定了改革者的历史地位，而较之‘文革’中为政治需要生造出的‘儒法斗争史’，又不知高明凡几。”
在读完章立凡先生的大作之后，我确实有点“浮想联翩”的感觉。记得大约是在前年的这个时候，我在评论澳洲网友雪珥所著的《大东亚沉没——中日高升号历史事件切片解剖》一书时，曾写过这样一些文字：意大利哲学家、历史评论家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在90多年前曾说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自从克罗齐为世界思想界和史学界提出这个经典命题之后。现代人才逐渐深切意识到：所谓一切历史的当代性，其实就是真实的历史与真实的现实生活的紧密相关性与合乎逻辑的延展性。或者，换过一种说法，一切由当代人所阐述的真实历史，都是当代人以当下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来拷问过去，借历史的还原，来为当代的问题寻找答案，或为了在迷失了目标的前进道路上找到行进的方向感。正是本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理念，许多被现实社会问题所困扰的人，只要一脚踏进了历史的泥沼之后，大都能触及当代问题所奠基的坚硬石块之上，并恍然大悟：哦，原来太阳光所能照到的地方，真的是没有什么新鲜事儿。
说来非常惭愧，我这人既不是什么学问家，也不是什么作家，更不是什么“鸟读书家”，而仅仅是一个混迹于广袤虚拟世界的丧家狗，是个时不时地喜欢抄章摘句的扯蛋家。下面，我接着胡扯。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已经进行了30余年，且被主流文人们赞叹为成就辉煌无比的经济体制改革，确实已经得到世人的一致好评。然而，如果由我来把这场空前绝后的经济体制改革置于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去类比，其新意究竟何在呢？我以为，基本上了无新意可言。
比如，中国农村的改革，从安徽的小岗村发端而风靡全国，我曾以一言而蔽之，不过是“给农民种田的自由”而已。当然，其进步意义确实很大。其相较令农民饿饭的人民公社制度而论，确实有着云泥之别。不过，你如果具有起码的历史常识，只要看看任何一个历史上的新王朝在江山底定之后，都给农民做了什么，估计你准备夸奖这场农村改革的词汇，大概是很难说出口的。如果你再详细点了解到，当年小岗村的那18户面临再次饥饿绝境的农民兄弟们是立下生死文书之后，再瞒着有司偷偷地分地单干，我觉得你的泪腺如果不开始涌动，其心肠是否属于灵长类大概都是问题了。
至于说到城市的改革，我想多余的话就不要说了，还是拿早已作古的吕思勉老先生的话来说道就足矣：“具体办法，是（甲）大事业官营；（乙）大商业和民间的借贷，亦由公家加以干涉。”我们且不说当你得知国资委高官李荣融新近淡出政坛时以一种功成身退的姿态自封“忠臣”会作何感想。此君在我眼里，果然功勋卓著，他确实已经把当下中国社会的“大事业”做到了远超暴秦强汉，远超盛唐大清的空前绝后水准。与之形成残酷对比的是，前些年那位河北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尽管是从农村父老兄弟姐妹们手中借钱起本，终于搞出个大企业且贡献税赋无算，竟然被罗织罪名而构陷入狱成了罪人。从这两个事例中，我不知道你会得出啥结论？对此，我的看法是，我们如今在经济体制上，与那个2000多年前实行盐铁专营而“创设新税”极富敛财统治智慧，从而积聚起强大国家财力和军力敢对外宣称“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大汉朝相比，究竟又前进了多少年呢？中国在经济体制上的停滞，是不是历史性的停滞？我们毫无道理为此而感到骄傲。
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人因为在潜意识中，一直在历史的路径上走着走着，就回到自己祖先给划定的模式或范式中去而不自知，迄今至少在经济体制的选择上，并没有突破成就于汉武帝朝代的思路。中国学人们所谓的“中国模式”，至少在经济层面上就其核心意义而言，其实也就是“汉代模式”的翻版而已。
无情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按照道西方经济学家、诺奖获得者格拉斯·诺斯的所谓“经济制度的路径依赖理论”所作的论证，一旦人们在某种社会制度的初始阶段做出了选择，其实他的后代们也就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得一条道走到黑，其制度所具有的惯性力量，会使这一制度选择不断得到自我强化，并使得人们轻易改变不了前辈为自己所作出的选择。当年，道格拉斯·诺思曾用“制度的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西方世界经济制度的演进逻辑，这为世人所公认，几乎没有那位经济学家对此做过有说服力的质疑和挑战。
在道格拉斯·诺斯看来，“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无论是一个事物或一种制度，一旦进入某一路径而定型之后，其继承这一事物或制度的人，就会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是因为，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都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
自“路径依赖”理论被道格拉斯·诺思提炼总结出来之后，人们把它广泛应用在制度选择和社会心理学研究等各个方面，而不单单是用它来解释和设计经济制度的变迁。
根据我对这一理论的粗浅认识，中国的制度变革如果不从传统的路径依赖中走出来，其前途是谈不上光明的。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在2000多年来对商鞅所奠定的秦汉制度的依赖中，到今天这个中国社会已经被历史性地卷进了全球化的新时代，似乎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了。若当代中国人不借鉴人家更有生命活力的好制度而另辟制度蹊径，或者直白地说，如果我们不借鉴西方世界近百年来被确证更成熟、更文明的社会制度，来重新设计自己的经济制度乃至整个国家制度，则大陆中国社会在陶醉于所谓“中国模式”的自慰而其实却是在继续做着“汉代模式”迷梦的虚幻满足中停滞不前，它再次在既往的制度路径上重蹈覆辙，将必定是其难以摆脱的命运。
毕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已经雄辩地证明的道理，一个社会政治体制的根基是经济制度。当代中国人若想借助于经济制度的千年回归而绕过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变革，我敢断言，无论是任何人来妄谈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改革，如果他不是在存心想本末倒置，那也绝对是异想天开的单兵突进，而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
延伸阅读：章立凡：《吕思勉先生的史识与史德》
http://zhanglifan.blog.sohu.com/159005652.html
也说“模式”：请在历史性的面前感到骄傲
杨振宁在邓稼先面前应当感到羞耻
再懦弱的男人在“她”面前也会疯狂...
再懦弱的男人在“她”面前也会疯狂
不再回家过年的孩子让父亲感到骄傲
在欲望面前学会说不
请为你的父母骄傲
再懦弱的男人在“她”面前也会疯狂0511
再懦弱的男人在“她”(摩托车)面前也会疯狂
霍金也感到困惑的问题
魏英杰 : 大连福佳大化：请在公众面前保持谦卑
千万不要在男人面前说滴8句话
9句致命的话不要在老板面前说
9句致命的话，不要在老板面前说
想离婚的男人,请在女人四十岁之前说
北大，你的骄傲在哪里(半月谈)
北大，你的骄傲在哪里人民日报
表现好就骄傲的星座你是表现好就会各种炫耀自得的人吗，你不是那总有这种人在你面前晃悠吧，来看看有谁有好表现就得意忘形的星座吧！
其实我也想成为您的骄傲
海权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安全模式的历史性转型
公道面前，请吐出那口“仇恨”的狼奶
公道面前，请吐出那口“仇恨”的狼奶
王有鹏的BOLG “挫折面前也从容”教案
请先摈弃“历史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