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诗集有哪些:居延汉简：掀起你的盖头来

作者：李学通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第8期    点击数： 653    更新时间：2008-12-30
引言：1930年，由中瑞科学家组成的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内蒙古居延地区一次性发掘出土汉简一万余枚。这在当时轰动了整个世界，并把居延汉简与殷墟甲骨文、敦煌遗书、故宫大库档案并称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42年后，中国考古界又在居延地区进行了为期4年的集中考察，共发掘出土汉简2万余枚。这是我国历来发现简牍最多的一次考古发掘，被誉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居延汉简”从此成为考古界耀眼的名字。
1927年5月9日，一趟开往包头的专列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出发。徐炳昶、袁复礼、黄文弼、丁道衡等中国学者与瑞典大探险家、地理学家斯文·赫定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开始了长达6年的旅程。这支考察队的初衷是为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开辟经新疆通往内地的航线搜集气象资料，因此斯文•赫定给西北科学考查团选定的路线是：由北京西直门乘火车到达京绥线的终点包头，然后组织庞大的驼队，沿着一条古老的商道——居延古道一直向西而行。
从汉代开始直至唐代，中原与西域的交通主干线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即从长安出发经兰州进入河西走廊，经敦煌出玉门关通往西域诸国。其实，还有一条今天已鲜为人知的商道，那就是居延古道。这是一条沿阴山南北两侧一直向西，穿过茫茫戈壁大漠，经居延绿洲趋向天山南北麓的通道。
考查团在百灵庙稍作逗留后，于1927年9月来到了额济纳河畔。额济纳河是一条源自青海，从南向北横穿河西走廊，经甘肃民乐、张掖，过高台、金塔，经过内蒙古腹地注入居延海的古老河流，古称黑河，《水经注》称其为弱水流沙。曹丕曾有诗赞曰：“弱水潺潺，落叶翩翩。”
此处的内蒙古草原地势平缓，额济纳河也散漫地四处游荡，不仅形成了一东一西两条河流——一大一小东、西居延海，而且还泽润浇灌出一片扇形的沙海绿洲。那一年考查团工作重点在气象与地质、地理方面，因此他们在这里建起了中国第一个有人值守的气象站。赫定很欣赏他们的杰作，称之为一个“真正的田园诗般的营寨”。而随后，就是在这田园诗般的居延海地区，一批埋藏了两千年之久的汉代书简惊现天日。而发现它们的年轻的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F. Bergman）也由此名载史册。
一支滑落的钢笔将贝格曼引向历史的深处
其实如果认真追究，贝格曼并不是发现汉简的第一人，而是团中来自北大的考古学者黄文弼。翻阅《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可以看到当年的真实情形：1927年10月24日，黄文弼携助手庄永成在居延一土堡内发现了一枚汉简，第二天又在该地发现了三枚汉简，黄文弼推断说：“此地如细掘，必可多得木简，决不止此也。详考字迹，与斯坦因等在玉门旧障所掘得者，疑皆汉晋故物。” 但是遗憾的是，黄文弼先生发现这几枚汉简后，再未进一步进行发掘，而是转入其他地区考察。历史就这样与他擦肩而过。居延汉简的大批发掘及其重大学术价值的发现，遂留给了幸运的贝格曼。
居延，在汉代名为居延泽，魏晋时称之为西海，唐代起称之为居延海。这里是穿越巴丹吉林沙漠和大戈壁通往漠北的重要通道，当年匈奴南下征战时，也往往要经居延绿洲沿弱水黑河过酒泉进入河西走廊。在华夏民族浩瀚灿烂的辉煌历史上，居延海、居延城一带，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进攻河西走廊的必经之道，作为边防要塞，这里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王维的一首诗为我们展现了曾经发生在这里的生动画面。汉代的匈奴，唐代的突厥、回鹘到西夏、元朝的党项、蒙古等民族，都在这块土地上扬鞭策马，南征北战，留下过自己的辉煌篇章。黑河两岸、居延海滨，上演着一幕幕英雄辈出的历史活剧。
1930年，当贝格曼与中方队员陈宗器等人再度来到额济纳的时候，历史考古成为他们此时的核心工作。贝格曼的《考古探险手记》让我们重温了那一幕：
在坐落在一个强侵蚀山顶的烽燧和旁边房屋废墟下面，我发现有院墙的痕迹。当我测量这个长方形墙体时，钢笔掉在了地上。当我弯腰捡钢笔的一刹那，意外发现钢笔旁有一枚保存完好的汉朝硬币——五铢。于是，我开始仔细四处搜寻，不一会儿发现了一个青铜箭头和另一枚五铢。
4月27日，在额济纳的伯罗桑齐汉代烽燧旁，这支滑落的钢笔将年轻的瑞典考古学者贝格曼引向历史的深处。
第二天从最东边开始挖掘，很快就发现了窄条的木简。……这个发现使我激动不已。我们带着极为兴奋的心情又开始四处搜寻起来。果然，不一会儿就找到另几块保存更好的木简。
贝格曼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地点，哪怕是老鼠洞。
这些老鼠洞非常有趣，里面有稻草、丝绸碎片、碎绳子和削下来的碎木头。很明显，在写了字的木简不必保存时，就用简便的方法把有字的表面削掉再重新写字。老鼠把这些削下来的碎块拖回洞里，成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
在随后的大约30个地点，贝格曼等共发掘采集了一万多枚汉代简牍。因为这些简牍是在居延地区汉代烽燧遗址发现的，所以被称为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的发现引起中外学术界广泛的关注与震惊，它与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敦煌莫高窟藏敦煌遗书、故宫内阁大库档案一起，并列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四大发现。风云激荡、色彩斑斓的汉代西北边疆，也由此渐渐掀起了它神秘的盖头。
其实，早在20世纪初，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在新疆尼雅故城、斯文•赫定在楼兰、日本的大谷探险队在海头故城也曾发现过一些汉晋木简和残纸，然而这些汉简均未能留在中国。只有斯坦因交由法国汉学家沙畹整理、释读的部分，经国学大师罗振玉、王国维研究，于1914年出版了《流沙坠简》一书，揭开了20世纪简牍和帛书出土与研究的序幕。而1930年居延汉简的出土，则以其巨大的数量、巨大和丰富的内容，成为简牍研究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
《史记》、《汉书》之外存世数量最大的汉代历史文献
1931年3月27日，驮载着万余枚汉简的骆驼队，离开居延踏上返回北平的路。西北考查团一边组织人员整理、编号、拍照，一边选定中外学者开展共同研究。最初的中方学者为故宫博物院的马衡和北京大学教授刘复（半农），外方学者为两位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瑞典）、伯希和（法国），贝格曼也参与了整理工作，并将家属接来北平住了两年。后来刘半农突然去世后，北大又挑选劳干等4名青年学者协助马衡工作。然而，4位青年只工作了半年，简牍文字解读释意的工作还未完成，就被从芦沟桥传来的枪声打断了。
北大仓皇南迁，锁在文科研究所柜子里的居延汉简，被刘复的学生沈仲章等人分4次偷运出来，冒着生命危险，秘密经天津、青岛运到香港。
运到香港的汉简经整理和照相，准备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印刷出版。就在制版完成即将印刷面世之际，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香港沦陷，已制好的书版全部毁于战火之中。
万幸的是，居延汉简原件再次逃过灭顶之灾。原来，香港沦陷前夕，在傅斯年、蒋梦麟等人的努力下，居延汉简于1940年10月被秘密运至美国，交由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代管，暂存美国国会图书馆。1965年，这批珍贵的文物被运至台湾，至今仍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
居延汉简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1972年至1976年，一次更大规模的考察工作开始了。由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地区文化主管部门和当地驻军等单位联合组成的居延考古队，对额济纳河流域汉代烽燧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并在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隧、肩水金关等遗址进行全面发掘，所获远远超出当年：共出土了简牍2万余枚，其他文物2300余件。其中仅在甲渠候官一个面积不足6平方米的房舍遗址内，就发现近900枚木简，其中有约40余册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公文册。有的公文册编绳虽已朽断，但出土时仍保持册形。人们猜测这大概是甲渠候官的档案库。这些汉简被称为居延新简。
已发现的3万余枚新旧居延汉简，大多是汉代边塞上的屯戍档案，一小部分是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等。这些汉简连同出土的宝物，不仅忠实地记录了汉代居延地区的屯戍活动及其兴衰历史，形象地再现了昔日西北屯戍的风貌和生活情景，也成为《史记》、《汉书》外存世数量最大的汉代历史文献，为研究汉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法律、文字书法及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与文物价值。而且汉简研究还逐渐成为一门新兴的显学，也成为考古发现对历史研究发生决定性影响的典型案例。
现存居延汉简中纪年最早者是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最晚者是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时间跨度达270多年。
简牍是战国至魏晋时期主要的书写材料，它上承甲骨卜辞、钟鼎铭文，下启纸张和印刷的发明与使用，是中国文化重要发展时期的主要载体。汉简可分为竹、木两类。竹简一般出土量少，保存情况也不好，不仅字迹多处漫漶不清，而且大多为残简断简。相对而言，木简保存情况较好，大概这里的自然气候条件和环境有利于木简的保存。木简所用木材多为松杉、白杨、水柳、红柳等。而令人感到兴奋和惊奇的是，在众多木简中，贝格曼还发现了一支完整的毛笔！他是在穆德布林遗址发现的，这支毛笔是迄今为止我们这个用软笔作为书写工具的民族最古老的实物。人们将它称为“居延笔”。
这支汉“居延笔”的笔杆为木制实心，笔头系狼毫制作。据马衡先生鉴定，此笔为东汉初年制品，比保存在日本正仓院的唐“天平笔”早了几百年。至于墨色，专家们分析后认为居延汉简所用的是丸墨，属天然漆烟，其色泽乌黑并发紫光，一经写在竹木简上便历久不褪。
锁在文件柜、档案库里的军事秘密
透过居延汉简，汉代的社会面目，渐次呈现在人们面前。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
因为居延汉简出自汉代西北边疆要塞驻军遗址，所以其主体多是与军事有关的简牍，而且大都是当年锁在文件柜、档案库里的军事秘密。
西汉时期，霍去病率金戈铁马，北上居延，所向无敌，直杀得匈奴人放声号啕，基本消除了匈奴对汉王朝的直接威胁。汉朝遂在弱水黑河两岸建城池、筑长城、修塞障，戍边屯田。大湾城、地湾城、肩水金关等一座座要塞、烽燧紧密相连，成为河西四郡的重要屏障和桥头堡。
但是，不要说汉代在西北边疆如何驻军防卫，有多少烽燧多少兵，司马迁、班固没有告诉我们，甚至连“河西四郡”究竟是哪四郡，各是何时设立，都已无人知晓。但是经过几代历史学家们对几万件汉简的整理解读后，一个司马迁、班固也未曾告诉你的汉代展现在我们面前。
从简文中我们知道，汉代张掖郡所属的居延地区设有两个“军分区”：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
都尉驻地称城，设都尉府。都尉府内有都尉丞、候、千人、司马及其他僚属。都尉直接的下级机构称候。候官所在称障。候官的下级称部，长官称候长。部的下级为燧。燧是最基层的瞭望防御组织，与今日的哨卡职能近似。燧设燧长，管辖戍卒，少则三四人，多则三十余人不等。戍卒又按其服役的性质分为燧卒、鄣卒、田卒、河渠卒、守谷卒、亭卒等。与霍去病的野战军不同，他们的职责就是守卫瞭望、传递消息。
烽火传信制度在中国起源很早，至少西周时即已存在，周幽王为博美人褒姒一笑“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妇孺皆知。从居延出土的汉代军事档案中，我们知道，汉代烽燧制度相当完备，而且已成为汉代边塞防御体系的核心之一。
为了保证烽燧制度的严格执行，汉代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制度，从烽火信号的记录与上报，军事情报的通报与警备命令的发布，以至吏卒职责所规定，日常训练与考核，士卒功过的考察与奖惩等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1974年在居延破城子发现的一份《塞上烽火品约》，特别引起专家们的兴趣。
这是写在17枚木简上的一份文件，是居延都尉所辖甲渠、卅井、殄北三个候官临敌报警、燔举烽火、进守呼应、请求驰援的联防条例。其中对匈奴人入侵的不同部位、人数、时间、意图、动向以及天气变化异常等各种情况下，各塞燧燔举烽火的类别、数量、方式、如何传递应和，发生失误又如何纠正等，都有很具体的规定。
据汉简所载，汉代烽火的信号标志，大致可分为五类:烽、表、烟、苣火、积薪。烽是草编或木框架上蒙覆布帛的笼形物；表是布帛旗帜；烟是烟灶高囱所升烟柱；苣火乃举燃苇束火把；积薪为巨大的草垛，昼燃视其浓烟，夜则熊熊大火。其中前三种主昼，苣火主夜，积薪日夜兼用。
烽火报警，事关重大，故务求迅速、准确。那么，如果边疆有警，消息究竟如何以及多长时间才可以传到长安呢？
汉代烽火逐烽传递的速度，据汉简可知一时约行99里。西汉实行一日十八时制，一里约相当于今325米。若以此数折算，汉代烽火传递速度一昼夜当行579.15公里。依此推算，从敦煌传出烽火到长安只需三昼二夜（60小时），在两千年前，这应该是相当快的速度了。
早在汉朝中国人已经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
共有36枚的《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债）寇恩事》简册，因为记录了一件两千年前的经济纠纷案件，成为居延汉简最知名的简册。
根据简上的内容，我们试着将其还原成一个故事：建武三年（公元34年），甲渠障的候官粟君向居延县起诉该县居民寇恩欠债不还。据粟候官说，上年12月中旬，他与其下属令史华商、尉史周育合伙出资(牛、谷)雇用寇恩运送5000条鱼去集市出售，并付给寇恩一头牛、27石谷子作为佣金。寇恩同意在卖出鱼后交付通行钱40万，但现在只交了32万现金。更为过分的是，寇恩曾借走一头牛用来拉套，但他却把借的牛卖了，然后又用作为佣金的那头牛来抵偿，但是两只牛的价值相差20石谷子。因此粟君候官要求对方偿还现金8万及两头牛的差价20石谷子。
居延县收到粟君的起诉书后，在立案的同时将这份起诉书移送给被告寇恩所在的都乡。乡里专管刑狱的宫姓啬夫立刻验问了被告寇恩，并根据寇恩的供词写成爰书及治决言，然而他的结论却是寇恩不欠粟君的债。
按寇恩的说法，粟候官原先就说过黄牛、黑公牛虽然个头大小不一，但价值完全相等，均按60石定价，任由寇恩随便挑一头带走，黑牛就是抵佣金并非是借牛。因为鱼没有卖得40万钱，所以寇恩卖掉了黑牛，把32万现金交付给了粟君的妻子业。寇恩和粟候官的妻子业一同去卖鱼，回来的时候还为她赶车，在路上累计走了二十多天，中途寇恩又给业买了十斤肉，值谷1石；到了第三驿站，寇恩买了2石大麦给业，总计谷3石、钱15600。不仅赶车的工钱没有计算，还把一个值一万钱的大车轴、一个值三千钱的羊皮口袋、一个值一千钱的大竹笥、一个值六百钱可装一石粮食的去卢、两根值一千钱的绳子等器物，都装在业的车上，由业带回了家。此外，他的儿子寇钦为粟候官捕了三个月零十天的渔，却一直没有得到工钱。按当时雇工的基本价，成年男子干一天活给2斗谷，因此合计工钱为20石谷。市场谷价是一石谷四千钱，寇钦20石谷作工的工价正好与寇恩欠粟君的钱相当。因此粟候官所诉的“牛不相当谷二十石”的说法不对。
这可谓是一场官与民之间的诉讼案。出人意料的是，当粟君看到结果后，认为寇恩的供词与实际情况不符，遂又将此案上告到兼有军事和行政管辖权的居延都尉府。而都尉府则下令让居延县“更详验问治决”。于是，居延县又令乡啬夫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复核。而乡啬夫在第二次验治寇恩时还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首先向寇恩郑重宣布：如果不如实提供证词，就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有趣的是，寇恩坚持原词，乡啬夫便将寇的供词再次写成爰书，上报居延县，并坚持原来的结论，即寇恩不欠粟君的债。居延县收到乡啬夫的报告后，如实上报给甲渠候官，而甲渠候官将它们通通存档，并标其卷为“建武三年十二月候栗君所责寇恩事”。
这一汉简只保存了全案程序的前半段，以至于案件最终是否开庭审理又如何审理的我们都无从知道，但是这一案件几十年却是一再被历史学家、法学家们看重，他们从汉代司法制度、司法程序多个角度不断做出新的解读。
我们花这么多的笔墨来介绍这则案件，也是因为从中看到了汉代真实的司法制度。粟候官虽为甲渠障的最高指挥官，但他并没有倚仗自己的权势上门逼债，而是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问题。而且他虽与居延县廷同级，但涉及民事经济纠纷，他们还是要到县衙门提起诉讼。这说明当时法律和司法制度的完备性。而且此案件的民事主体双方也比较平等，草民寇恩敢于和甲渠候粟君这样的县级官员打官司，居延县也让当事人根据对方的起诉或答辩提供各自的证词，说明早在汉朝中国已经有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这让人回想起大汉帝国时，心里又多了些许温暖。
每一次简牍的出土都带来了一次又一次惊喜
随着居延汉简的发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门新兴的学科“简牍学”逐渐兴起。
70年代以后，全国各地又相继出土了一大批简牍和帛书资料，如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睡虎地秦简、居延新简、阜阳汉简、定县汉简等，不仅数量巨大，而且涉及范围更广。八九十年代以来，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江苏连云港尹湾汉墓简牍、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湖南沅陵虎溪山汉简、上海博物馆购藏楚竹书、湖南湘西里耶秦简等简牍的出土面世，给学术界带来了一次又一次惊喜：张家山、马王堆以出土了大量汉代医学简牍闻名，而睡虎地秦简为研究秦代的法律制度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则展示了公元前4世纪前后中国学术界的繁荣景象和人们的精神世界，人们从中找到了儒学史从子思到孟子之间的链环。
1993年，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发掘一座西汉墓葬，出土竹简134枚及木牍24方。其中《东海郡辖下长吏名籍》记载了东海郡下辖117名长吏的姓名、籍贯、原任官职、现任官职及任现职的原因。专家对这117人的选任方式进行统计后发现，通过察举、征召途径的仅37人，占32.7%；而因功升迁的有73人，占64.6%。这说明汉代官吏晋升的最主要的途径是累计劳绩，逐级提拔，60%以上的官吏可通过这一途径得到升迁。这与我们以前在历史书上学的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另外，新出土的一部《神乌傅（赋）》是一篇亡佚两千多年的汉赋。它采用拟人的手法，通过雌乌遭盗鸟伤害，临死与雄乌诀别的故事，表现了夫妇之间和母子之间的真挚感情。此赋风格与以往大多数传世的、属于上层文人学士创作的汉赋迥然不同，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写作技巧来看，都更接近于民间文学。此赋的发现，将中国俗赋的历史又向前提早了200多年，对于研究古代文学史有特殊的价值。
简牍重要的学术价值为愈来愈多的人认识，每一次简牍的出土，都会引起学术界的极大轰动，甚至波及世界学术界。
1961年日本也在奈良平城京，从一座8世纪的宫殿遗址中出土了奈良时代的木简。此后，日本各地共出土了7至9世纪的木简10万片左右。过去人们都认为，古希腊、古罗马人是在用草编成的纸上写字。但是，现在史学家们也开始注意到古罗马时代遗址中也有宽14至15厘米、长20厘米，写有字迹的木板。中亚各国出土简牍更是屡见不鲜，除发现写有汉字外，还发现了佉卢文及西夏文的木简。
面对数量如此巨大浩繁的居延汉简，仍有专家断言，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如果把发掘范围扩大到整个都尉系统，相信会有更多、更重要的汉简出土。我们期待发现更多的汉简，期待掀开那神秘盖头，一睹那气势磅礴，风情万种的大汉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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