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弟子回归:黑熊改变了我的生活 ——董月玲

再也不敢接触草地的黑熊们 

　 3年前，葛芮在美国犹他州电视台当记者，回广东拍片。 

　 经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与中国政府交涉，广东关闭了两家活熊取胆的熊场，基
金会随即在广东番禺建了一个黑熊救助中心，收养这些熊。 

　 “救助中心开张时，我去拍电视，真没想到，当时的情景让我怵目惊心，终生
难忘，也改变了我的生活。”葛芮说。 

　 被监禁了13年的黑熊，如同被解放出来的黑奴。每只熊都伤痕累累，拨开它们
的毛，皮肉上都是铁棍子印，它们常年呆在铁笼子里，没有活动空间，只是神经
质地摇头，身体摇来晃去，经年累月身上被铁栏杆压出一道道伤痕。每只熊肚子
里插根管子，天天抽胆汁，有的还带着铁背心。 

　 有只熊，放进笼子里时是小熊，它长大了，但笼子还是原先那么大。结果它的
锁骨根本不发育，头都抬不起来，根本没法自己吃东西，只好给它安乐死。 

　 剩下7只熊，被送到养护区。养护区不大，只有两亩，但有水池子，有草有树
。 

　 “照理说熊是应该生活在树林里，能够呼吸到新鲜空气，喜欢在草地溜达。可
这些熊，一辈子都没碰过草。 

　 “那天，熊从笼子里出来后的情景，看得我热泪盈眶，熊爪子刚挨到草地，就
吓得缩回来，伸一下，又缩回来，像被烫着似的。它们只知道爪子应该放在笼子
里，放在水泥地上。园子里也有条水泥路，是为了车能进去。结果这群黑熊，就
那么沿着窄窄的水泥路，走来走去，怎么也不肯回到它们真正的栖息地———土
地和草地上去。” 

　 拍完这部片子，葛芮就改行了，由电视台记者改为职业动物保护者———国际
爱护动物基金会中国代表。她和两位助手，加上无数热心的志愿者，在我们辽阔
的国土上，为各种各样的动物奔忙着。 

　 “对动物残暴的人，无疑对周围人也具有威胁” 

　 去年，有人给葛芮他们通风报信，说有些野生动物园打着野化训练的名义，搞
了个“斗兽场”。他们赶去后，拍到这样的录像：1只牛被3只老虎抓打撕咬，血
淋淋的，熬了半个多小时还不死。没法儿，人只好把虎赶走。那头牛惨不忍睹地
躺着。人开着拖拉机进来了，拖拉机在牛身上碾来碾去，可那头牛还不死…… 


　 这样的场面，供游人花钱参观。观者有孩子，有老人。 

　 “你说，给孩子看这么血腥的表演，名义上是要动物野化，这能野化么？动物
，只在野生的环境下才有野性。”事到如今，提起这事，葛芮还是气鼓鼓地，她
认为这纯粹是人为的商业炒作。 

　 “放虎归山，中国现在能找到一片没人的地方让老虎生存吗？一只雄虎，要占
一百平方公里的地儿，人早把老虎的猎物捕光了，老虎根本没法存活，没有猎物
，你让它们怎么活？” 

　 她用E－mail发给好几个世界有名的虎专家，问他们：世界上有没有这种老虎
野化法？这样做真能让老虎野性大发吗？几位虎专家结论一致：这种野化，纯粹
是无稽之谈。 

　 世界猫科动物专家彼德·杰克逊说：我强烈谴责让游客付费观看活牛活鸡喂食
老虎的行为，放虎归山的尝试需要在虎的栖息地繁育新一代虎，使它们同人类的
接触降到最低并提供野生食物。 

　 印度的虎专家维维克·米南回电说：让老虎在围栏中捉鸡或其他家畜与老虎在
野外捕食有着极大的区别。我不认为训练虎在围栏中捕食对虎会有什么好处。即
使要进行放虎归山的尝试也要有计划地、在专家指导下进行，地点应设在离放生
处较近的地方。 

　 米南说：“据我的经验，从未有过任何完全意义上成功的放虎归山。并且我认
为目前还不具备足够知识来指导这种尝试。在动物园里通过给老虎喂活饵来野化
，是绝对错误的途径。” 

　 他们提供的这些知识，使葛芮觉得这件事情更不对，“从道德上讲不对，从科
学上看也不正确”。他们采取行动干预，写信请求野生动物园停止这项活动。可
人家不理他们。 

　 他们把虎专家的回信翻译出来，送交到国家林业局，请求他们过问此事，最后
林业部门下了一个通知：禁止野生动物园用活体动物喂食。 

　 后来葛芮去看过，动物园不用牛和猪这种大型动物喂了，改成鸡，让游人买鸡
，然后坐车进猛兽区，把鸡从车里丢出去，看老虎吃鸡。 

　 她问我：“你说这无聊不无聊？如果你有孩子，你乐意让孩子看这种血腥的表
演吗？” 

　 在葛芮送我的一个小册子上这样写道：“对动物残暴的人，无疑对周围人也具
有威胁，因为他如能伤害无力对他构成威胁的动物，那么他也能…… 

　 “评判某人是否值得信任的内容之一是，看他对其他生灵持怎样的态度，能够
善待动物的人，必然也是善良的人。” 

　 “麋鹿保护区成了泄洪区，相当危急！” 

　 1998年夏，长江发大水了。 

　 许多人都想到捐钱捐物，救助灾民。葛芮他们想的还是动物：洪水中有没有动
物，有没有动物受到伤害，怎么救助，我们能做些什么？救助灾难中的动物，这
在中国还是个稀罕事儿。 

　 正好基金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在湖北做保护区调查，他和一个志愿者刚从石首回
来，那儿有一个麋鹿自然保护区。 

　 志愿者说，麋鹿保护区的大堤快被水淹没了！当天下午，葛芮就给石首打电话
，接电话的人说：水已经进来了，把我们办公室都淹了，如果你明天打电话，可
能我们连电话都接不了了。问到麋鹿情况，回答说：大堤只剩4米宽，水已经上来
很多，大堤现在断得一段段的，麋鹿保护区成了泄洪区，相当危急！ 

　 当天他们就把情况反映到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美国总部，晚上收到总部意见：
我们愿意去救助它们，你们带着钱尽管去好了。 

　 他们把东西和钱准备好，第3天，葛芮带4万元现金，和一个叫胡佳的志愿者，
加上两个记者，飞到石首。 

　 到的时候正好是洪水最高的一天，保护区的人建议他们不要上去。天快黑了，
但葛芮他们急着要看到那些鹿。从老乡那儿租的全是小木船，他们把3只木船绑在
一起，这样上到大堤。 

　 当时的情景令人感动：一群武警为保护麋鹿，正冒雨加固大堤，保护区至少有
二三十个工作人员没撤，和麋鹿住在一起。 

　 保护区原先有围栏，自然状况非常好，水草丰盛，而且天然气候很适合麋鹿生
长。现在，水草都埋在水下，麋鹿吃不到水草，就可能游到长江里头，游到对岸
，鹿群会失散，已经有一些麋鹿跑掉了。 

　 葛芮也是雪中送炭，雨中送伞。保护区用他们带来的钱请民工到水下挖水草，
挖出的水草拌上精饲料，搁在大堤不同地方，让麋鹿吃。 

　 去年5月，葛芮又请了一位专门捉野生动物的兽医，他们给保护区捐赠了两只
麻醉枪和一批麻醉药，对他们做了培训，希望他们能把洪水中逃散的麋鹿找回来
。 

　 “他们刚给我们写了一个报告，你看。”葛芮拿给我一页传真纸。 

　 报告的大意说：他们没有用麻醉枪把麋鹿捉回来，原因是野生麋鹿警惕性高，
还没达到麻醉枪的有效射程范围，麋鹿就受到惊吓跑开；野外芦苇枫杨茂密，影
响射击，无法击中目标；麋鹿是湿地沼泽动物，经常在水边活动，开枪射击，一
旦射伤了它，万一落到水里就会被淹死。但是有10多头鹿自己陆陆续续回来了，
现在有130多头了。 

　 由于葛芮他们的救助，保护区受到国际、国内媒体的关注，带来很多的资金，
国家环保总局和省环保局拨专款180万元，让他们重建围栏。 

　 葛芮说到这儿，脸上乐滋滋的：“他们说非常遗憾，没能把鹿捉回来。但我想
只要这些麋鹿能安全地生活，没糟蹋农田，能给予它们很好的关照，老百姓又没
太多抱怨，人与动物和谐相处，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我们不在乎它们没被
捉回来，没有关系。看到他们这封信时，我心里非常高兴。” 

　 “要么把大象收走，要么我们把大象炸死！” 

　 “如果野生动物跟老百姓发生冲突怎么办？你们是帮人还是帮动物？”我问葛
芮。 

　 她说这样情况的确有，他们刚启动的一个项目，就是解决人与动物争夺栖息地
的矛盾。这事发生在云南思茅，是人跟大象的冲突。 

　 负责这个项目的张立是位生态学博士。去年9月份，他带一个小组到云南省的
思茅搞调查。 

　 野生亚洲象在我国现存约250只左右。1976年，思茅有大象被偷猎后，就再没
人见过象。1992年，大象重返思茅，现在约有20头左右，游走在思茅的中南部，
黄昏时活动频繁，直至次日凌晨。偶尔有独象进城溜达，曾有只独象，在飞机场
跑道上散步，后又到了思茅三中校园内。 

　 大象刚回来那阵儿，老乡们可高兴了，把它当吉祥物看待，拿东西喂，有人甚
至蒸了一锅米饭，跪在地上，双手过头供给大象吃。人与象翻脸是1999年。 

　 大象原始栖息地成了农田，森林里的食物不够了，老百姓在树林子里开荒种的
苞谷、香蕉、花椒地成了摆在大象家门口的餐桌。 

　 老乡们想了不少办法对付大象，发动拖拉机，或几十号人聚在一起，大声吆喝
，点灯、点火吓唬，但大象很快就熟悉了这些把戏，不怕了。也有农民开着拖拉
机吓唬大象，大象一屁股就把拖拉机给坐了。又试着用电围网拦大象，大象一碰
就被电打一下。但这也没挡住大象，它拔起棵小树，把电围网砸了。 

　 有一农民，自费挖防象沟，深两米，宽两米，长1000米，花了8000多块钱把自
家地圈起来，但大象用鼻子拱几下，土就松了，迈过去了，竹林被踩了，屋子弄
倒了，大象甚至跑到人家里，吃盐…… 

　 一个孤老太太好不容易种了几亩地，几天就被象吃光了，她求政府救救她。 


　 每年野生动物补偿费，思茅这个县级市总共才有两万块钱，但光大象造成的损
失，一个南屏镇，就有260多万元，分到老百姓手上只有几元钱，一斤稻谷只能补
几分钱。甚至发生了3起大象踩死人的事故。张立他们小组在村里调查时，老乡们
苦苦哀求说：“我们乡里、市里都去过，没用，你们是北京来的嘛，回北京后你
们给总理说说。” 

　 老百姓对象的态度全变了。开始认为大象是神，是吉祥物，知道受法律保护，
但屡受损失后，实在受不了了，老乡们忍无可忍：“要么把大象收走，要么我们
把大象炸死，我们全村一块儿坐牢，每人轮流坐3年。” 

　 张立说：“人与象矛盾再激烈后，就会伤害到大象，我们要创造一种人和动物
和谐共处的氛围，既保护大象，又保护老百姓的财产。7月12日，我们的项目正式
启动。”项目为期3年，一是了解亚洲象活动规律，它有什么食性，怎么保护。二
是村寨社区发展。第三是教育，安全教育，动物保护教育等。国际爱护动物基金
会在思茅设了一个办公室，聘请了一个动物教育专家。这个项目计划在3年内投1
00万元以上。 

　 村寨社区发展，不再像从前那样拿一笔钱给老百姓一补了之，因为保护面越来
越大，补偿金越来越多，政府根本拿不出。 

　 “我们想的办法是：为每户提供100美元，也就是800元，农民自己一户再拿出
100块钱，十几户人、几十户把钱存一起，成立一个互助基金小组。 

　 “互助小组的钱不能平均分配，不能分掉买烟喝酒，这笔钱用来做小额信贷，
扶持农村经济，让农民自己找些活计替代农业挣钱。在一定周期内，半年或一年
，还上这笔钱，再借给别人。民主选举小组长来管理这笔资金。我们选了4个试点
村，第一批有两百户左右。这钱留给农民也是有条件的：只要你不违反自己定的
互惠协约，不毁林开荒，积极参与退耕还林，保护野生动物的话，这钱就永远留
在社区里，留在小组里。 

　 “如果有人上山砍林子，打猎了，那么你这户就得退出，那800块钱就不能再
给你用……” 

　 我问张立：“假如大象再来吃农民种的东西，是让它吃呢，还是不准它们吃？
” 

　 “我们提供大象的食物物种，让农民种，比如花椒、竹子、芭蕉等，大象是游
走式的，不固定待在一个地方，等它走了以后，吃剩下的，农民可以收获。 

　 “这个项目不光解决眼下大象和人的冲突，我们更想探讨一种新模式：解决人
和动物间冲突的新办法。以前国家一味地补偿，什么时候能补到头呢？每年都补
，每年都损失，而且由于种种因素，补偿过程中会有一些腐败贪污的事情发生，
老百姓的意见就更大了。” 

　 “万一藏羚这个种没了，我们怎么跟下一代说呢？” 

　 1998年秋天，葛芮通过“自然之友”认识了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的“野牦牛队
”，野牦牛队当时的队长是扎巴 

　 多杰。葛芮与扎巴多杰在北京会面，两人长谈了一次。 

　 “我们谈得很好，扎巴多杰很坦率，讲了野牦牛队的困难，他们本来是治多县
西部工委派去可可西里搞开发的，后来他们开始保护藏羚羊，但并不知道怎么保
护，他们卖过没收的皮子，卖了皮子来养这支队伍。 

　 “我跟他谈，这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么干，你就不能树立自己清白的
形象，本来你们做的是一件非常伟大、非常有意义的事，这等于自己给它抹黑了
。他说不卖了，再也不卖皮子了。” 

　 葛芮做梦也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是永别。扎巴多杰回可可西里没几天就去世了
。但他跟队里明确说过，咱们以后绝对不要再卖皮子了，这话成了他的遗训。 


　 扎巴多杰他们每月工资二百多块，雇的临时工几个月也付不起钱。冬天巡逻容
易抓着盗猎分子，因为有车辙印，但冬天巡逻非常危险。春秋天，地正解冻，车
陷在泥水里、河里，一陷好几天，衣服裤子全湿了。那地方平均海拔4500米，年
平均温度摄氏零下4度，夏天都能赶上暴风雪。野牦牛队巡山，有时候一个人4天
才能吃上一包方便面…… 

　 在可可西里，第一个牺牲的是索南达杰，他是在和盗猎者的枪战中牺牲的。当
别人赶来时，他冻僵的身体还保持着举枪的姿势。第二个是扎巴多杰。野牦牛队
还有一个烈士，是巡逻中搭帐篷时被杆子砸死的。 

　 “活生生的一个人，一回去就没了！扎巴多杰的死，对我震撼很大，当时我就
觉得：我们有责任帮助这支队伍。藏羚羊，已经有这么多人的血为它流了……”
 

　 从1998年开始，基金会向3个保护区———新疆阿尔金山保护区、青海可可西
里保护区、西藏羌塘保护区和3省区15个林业公安派出所，也包括野牦牛队，捐助
一批通讯器材、夜视仪、传真机、照相机、对讲机、发电机等。 

　 “我们希望这些设备能使他们巡逻更有效，更安全、更舒适一些，同时，也希
望他们能够加强联系，那个地方地广人稀。” 

　 去年5月份，野牦牛队请葛芮和“自然之友”参加他们的烧皮子大会。 

　 “到那儿以后，他们对我们热情得不得了，特别感激，这些年很少受到社会、
政府的重视。虽然我们不是政府，但我们毕竟是从北京去的人，他们把我们当恩
人似地看。 

　 “其实，真正要被感谢的正是他们，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反盗猎！” 

　 今年年初，基金会在青海做了个试点，印了一批宣传材料，向当地农牧民宣传
藏羚羊保护。他们把宣传年历发给青海省林业厅、保护区，也寄给了野牦牛队。
他们通过集市，搞野生动物保护的宣传，在公路上向过往车辆发放。 

　 “他们刚寄来了一张照片，是索南达杰的侄子，在青藏公路向过往司机发放我
们的宣传品。” 

　 葛芮说，一到藏羚繁殖期情况就特紧张。“藏羚，一年一万到两万地被捕杀。
这个数字，已经不可能使这个种群健康地繁衍。1998年，扎巴多杰来我们这儿时
，带来一张照片，是藏羚羊在繁殖地内被宰杀。” 

　 每年5月份，公母分开，母藏羚躲到一个固定的、有水的地方生育，可惜被一
些盗猎者发现。1998年，扎巴多杰他们曾在繁殖地发现盗猎者。母藏羚怀孕跑不
快，很容易被打中，打中了就是两条命，小藏羚没有妈妈根本没有办法成活。 


　 去年繁殖期里又有一大批藏羚遭到捕杀，今年春天，野牦牛队在藏羚繁殖地建
了两三个点，守在那儿，保护母藏羚和小藏羚，一直到夏末秋初。 

　 “提到藏羚羊，我挺悲哀。这个物种能否保住，到今天也不敢保证。盗猎者以
每年两万只的速度杀藏羚羊，目前藏羚羊仅剩不足7.5万只。万一这个种没了，我
们怎么跟下一代说呢，就说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花了很多的钱，但是还是没保
住这个濒危物种？”说到这儿，葛芮眼圈发红。 

　 野生动物的走私额仅次于军火和毒品，也是暴利。一张藏羚的皮子盗猎者卖3
00块钱；皮子卖到国外，制成披肩后，每条能卖到7000到上万美金。获利最大的
是中间人，这些中间商集中在尼泊尔和印度。 

　 葛芮说：“印度是一个大的口子，这个口子要能堵住的话，那就是我们最大的
胜利。” 

　 8月20日，印度有一个时装周，很多藏羚羊绒织成的披肩将在印度德里被出售
。因此葛芮他们抓紧时间联系印度野生动物基金会和时装协会，一起在时装周中
搞一个“对沙图什说不”的活动。他们找到了6个印度的“世界小姐”和一些著名
的时装模特，她们都愿意做保护藏羚羊的形象代表。她们要告诉人们，不要买、
不要用藏羚羊制的披肩。葛芮他们还设计了一种宣传小册子，封面仿藏羚羊的皮
子，里面是宣传照片和文字，介绍藏羚如何被宰杀…… 

　 “我们把这些直接寄给欧洲的时装设计师们，告诉他们，你制成的披肩是如何
血淋淋来的，请你不要参与杀野生动物，一定要用替代品。有很多设计师支持我
们。” 

　 但说到底，真正能直接保护藏羚的还是战斗在青藏高原第一线的反盗猎队伍。
 

　 除了物资援助外，葛芮他们下一步打算给这些队伍提供培训的机会，讲讲野生
动物保护的法律和方法以及保护区的管理。 

　 “如果吃的药里有这样得来的熊胆的话，不愿意再用这样的产品”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中国办事处，位于北京朝阳区的高斓大厦，只有一间屋子
。屋里满当当的，除了办公桌椅外，地上堆满了装有各种宣传资料的大箱子。墙
上贴有多幅彩色动物照片：大洋里的蓝鲸，草地上的斑马，冰原上的白毛幼海豹
，树丛里的小熊猫，雪花飘飘中的豹……每一幅都很精彩，每一种动物都活灵活
现，栩栩如生。它们使这间杂乱的屋子，充满生命神采和灵性。 

　 1998年，基金会在北京和上海做的爱护动物的调查，调查结果令人振奋：92％
的被调查人认为，动物也有感觉、有感情，也有喜怒哀乐；百分之八十几的人都
表示，如果知道活熊取胆那么残酷，他吃的药里有这样得来的熊胆的话，他们都
不愿意再用这样的产品。 

　 但市场上，在任何一家药店都可能找到熊胆酒、熊胆粉等东西。而且很多国际
机场出境大厅里，也卖类似的东西。 

　 “这违反了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我们专门印了个小册子，介绍这个公约，
还特制了宣传牌放在上海、昆明等机场的出境大厅。” 

　 随着基金会知名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动物保护项目找上门来。 

　 黑颈鹤夏天住在海拔高的青藏高原上，冬天飞到云南过冬。春天吃饱后，再飞
回高原度夏。可春天，正好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百姓刚种下的种子被黑颈鹤吃
了，种子里裹了农药，黑颈鹤吃后会中毒。 

　 “我们连着两年春天，资助云南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出钱买粮食，成立护鹤小组
，让护鹤员到山上去给黑颈鹤喂食。” 

　 今年的春天，葛芮他们又接到大连斑海豹国家一级保护区的紧急求援。斑海豹
初春在冰上产仔，很多老百姓就把冰面上的小海豹给抱回家。想在市场上卖或当
宠物，但很快发现小海豹太能吃了，海豹母奶里含很厚的油脂，小海豹一天能长
20磅，老百姓发现自己养不起了，就不管了，结果不少小海豹饿得奄奄一息。 


　 “保护区的人从渔民家没收来的海豹，要养一段等它们恢复体力后才放生，但
没钱，我们已经出钱资助了这个顶目。 

　 “咱们国家许多动物保护区，把钱用来雇人、建房子、买汽车上，真正拿来救
助动物的资金很少。我们基金的赞助者，要求我们必须保证把钱用在动物身上。
” 

　 葛芮说，他们现在不缺钱，每年他们能从国外得到400多万元的资助，最大的
困难就是人手不够。她问我能不能帮她一个忙，替他们基金会物色这样一个人：
懂英语，当过记者，能在高强度下工作，爱护动物，尊重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