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湛咏春拳视频沉桥:宪 政 中 国(连载)

宪 政 中 国

告别皇权，在中国的这一社会演变是平静的，起码相对于法国、俄罗斯等大国是如此，甚至比最为绅士的英国还要好一些――毕竟英国人还杀死了自己的国王。

不过，这是民族文明的证明，还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性的表达，我们至今还不能作出判断，毕竟，现代中国宪法的权威是弱势的，中国的法治也缺乏淳厚的社会基础，中国仍然还只能是一个人治社会。

这些现象并不能证明中国的发展的迟滞，或者只是一条不同发展的路径，没有必要急于作出结论，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一切美好的景象都可能消失，而一切丑陋也可能只是一层面纱。我们在注视，我们在思考，我们在感受生气勃勃的大自然。

一、告别皇权的瞬间：

当清廷面临退位，相对于这一大变革所应该发生的震荡，现实的景象是十分平静的。中国的南、北势力在政治上展开博弈，民国政府与清室之间的妥协是开出优待条件。

 面对南方孙中山的国民政府的压力和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关于清室退位的提议，清室头目隆裕太后六神无主，她只能召开御前会议，召集宗室亲贵共商面对危局的良策。

袁世凯是以满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告诉清廷：

“海军尽数，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

他语带威胁地告知：“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

满清王公亲贵们早已经失去了过去的锐气，即使是一只猛虎，圈养至今也势如蠢猪了。袁世凯的危言，让王公亲贵们惊慌得面无人色，更使他们惊愕的是袁世凯态度的急转直下――他本来是反对共和，他曾给帝师梁鼎芬的信中发誓决不辜负“孤儿寡妇”的皇帝与太后。

其实是，南方和北方关于国体的问题还没解决，南方却选出了临时大总统。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急了，他撇开北方代表唐绍仪，自己直接与南方电报商谈，于是有了这样的结果，袁内阁突然逼清室退位，又怎么能不令清皇室惊骇和惶惑。

一切都是在妥协中进行的，南北方势力之间是如此，民国和皇室之间也是如此。历史中国的朝廷更替基本上都是血腥的，只有这一次居然如此平静，平静得令我们至今仍然惊讶。

后来有袁世凯称帝，再有蒋介石独裁，再有无产阶级专政。。。尽管专制仍然继续，中国社会的解放也在进行。有时候觉得这是一个以时间换取空间的过程，本来应该有的血腥正在以漫长的苦难的逐渐消失来取代。

应该注意到中国这一时期的社会及其思维的特性，也就是对于宪政制度的认识。起码可以从执政者、社会精英和社会大众这样的三个方面来看。

其一、清室权贵们的态度：

袁世凯尽管一直表现出忠心皇室，但一些王公认为他就是曹操一类的人。例如恭王溥伟、肃王善耆、公爵载泽和年轻的贝勒贝子们。

皇族良弼、溥伟、铁良等干脆结成集团，反对清帝退位，反对与南方共和政府议和。奕劻力主与革命军议和，引起其他大臣的不满。宗社党对革命要采取恐怖报复行动的传说开始在京师传播。满人组建了满族警察和贵胄学堂，以回击各地对满人的仇杀。

 太后的第一次御前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召集召开的，会上充满了愤怒和愤恨以至怨骂之声。庆亲王、总理大臣奕劻审时度势，认为只有退位才可能保全皇室，所以赞成退位。溥伦也表示赞成。结果，与会王公亲贵如呼啸的山洪、风暴，铺天盖地地扑向二人。二人遭受到猛烈的抨击、讥笑、嘲弄和辱骂，沉默不语。御前会议没有结果。

有文章记载：

御前会议再继续，但是奕劻没有参加，与会的人认为是他不敢来。

溥伦也改变了立场，表示反对共和，赞成君主制。

隆裕太后严肃地问众人：“君主好还是共和好?”

四五个王公应声回答：“奴才们都主张君主，没有主共和的道理!”其余随声附和。王公们甚至动情地请求太后，一定要坚持圣断，不要被奕劻之流所迷惑。

太后叹着气，流泪地说：“我何尝要什么共和!都是奕劻和袁世凯说的，说革命党太厉害，有枪、有炮、有军饷，咱们没有，打不了仗!我问他们，说不能找外国人帮助吗?过两天，他们回话，说外国人说，摄政王退位，他们才帮忙!”

溥伟大声地说：“摄政王不是退了吗?外国人怎么还不帮忙!奕劻在欺君罔上!”

那彦图接口：“太后以后别听奕劻的!”

溥伟、载泽表示：“乱党没什么可怕的，只要有军饷，就会有忠臣去杀的，冯国璋不是说过，发三个月的饷，他就能打败革命党!”

太后摇头，痛苦地说：“内币都被袁世凯要走了，我真的没钱了!”

溥伟劝太后仿日本帝后以珠宝首饰赏军的做法，善耆说这是好主意。太后忧虑地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不是连优待条件也没有了吗?”

优待条件是南北双方共同向清室提出的，一旦开启战事，自然化为泡影。

太后问载涛：“你是负责训练禁卫军的，咱们的兵，究竟怎么样?”

载涛叩头回答：“奴才练过兵，但没打过仗，不知道。”太后无言以对。

御前会议上主战的越来越少，只剩下4人，沉默的更多。主战的想来个化整为零，将王公封藩，分踞各地抵抗。

满洲镶白旗人铁良，历户部、兵部侍郎，1903年赴日考察后任练兵大臣，继任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辛亥革命时，他率张勋所统的巡防军曾进攻革命军，兵败后逃匿。他是宗社党骨干，是主战者之一，后逃匿日本、青岛等地。

宗社党的党首良弼是最痛恨共和、反对退位的人，这个时候，他突然被革命党人用炸弹炸死了。于是，主战的只剩下善耆、溥伟。

于是清廷决定宣布退位，接受优待条件。 

其二、政客们的态度：

经过袁世凯再三的讨价还价，南方共和政府认可，“关于大清皇帝辞位后优待之条件”正式出笼。

优待条件开头的一句：

因赞成共和国体，所以给予优待。

从见习生成长为帝师的英国人庄士敦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著，使他声名大振的是1934年出版的《紫禁城的黄昏》。庄士敦对清帝室竭诚尽忠，1901年他在伦敦出版了遭到西方社会猛烈抨击的《一个中国人关于基督教传教活动向基督教世界的呼吁》，是他的忠诚的证明。

庄士敦先生对这一事件的评论：

“当世界各地第一次得悉革命党同意皇帝保留尊号，继续住在宫禁，每年拨付相当可观的津贴，以维持朝廷和其他开支时，将中国废黜君主的方法同西方各国进行了比较，并对中国的处理方式给予了高度赞扬。既然中国人的品德是如此令人赞美和可爱，中国的文明是如此高贵和仁慈，那我们就无须和没有必要去对中国谈一些它不应接受的恭维话，或者在它的花园里去寻找从未生长过的花朵。”

中国的官僚最高的境界就是做一个左右逢源的权术家，权术者儒术也。

得到最大好处的当然只能是袁世凯，他迫使清室退位，也同样迫使南方共和政府游离于成功与失败之间，他为自己争得了统治者的宝座。袁世凯太成功了，也因此太得意了，实现了明末仕大夫争权夺利的最高境界，但是他终于没有摆脱旧文化的束缚而身败名裂。其实社会的演变根据其自然属性而进行，个人的得失全在于自己行为的顺逆。

对于南方共和政府来说，成功之处在于中华民国被承认了，共和国体被清皇室和北方政府接受了。其实近代中国的变革常常以这样的形态存在，例如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最终保留下来的只有白话文的成功，虽然现在还有一些保守分子，企图再把大家锁进文言文的监狱，估计没有多少人愿意理睬。但是关于“五四”的意义，谁能够说得明白，更不要说谁能够践行之。

袁世凯成功了，庄士敦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他在回忆录中写到：

优待条件是一个特殊的文件，心中怀有民国的或皇帝的真正利益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拟出这样的文件。但是，文件起草人并不愚蠢，他的才干使他能够炮制出一个欺骗敌对双方的文件，使任何一方都认为自己战胜了对手，同时却创造了一种把实权留在他自己手中的局面。

（待续，将陆续发表在《宪政理想》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