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建马丽春晚小品大全:好公司和坏公司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好公司和坏公司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好公司的老板桌前坐着穿西服、叼雪茄的人，身后是一群弟兄，他们的心，都还是红的。

坏公司的老板桌前坐着穿西服、叼雪茄的猪，身后是一群恶狗，他们的心，都已经黑了。

不明事项，敬请温习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著作《动物庄园》。

暴戾与互害型社会

一个人要撒谎，必吐金句：“说真的”。

一个人要说服另一个人，必吐金句：“将心比心”。

一个人要骂街，必吐金句：“天地良心呀”！有时还会嘣嘣拍打着胸口，顺便啪啪拍响大腿。

那个时候，良心至少还值点钱。

后来，人民币成为人民最大的信仰，良心隐形了。

有人将食品安全危机归罪于商家道德的大面积滑坡，这话一半错，当法律在裸奔的时候，你怎么能期望道德会穿上裤子？这话一半对，因为再精密的仪器也无法第一时间检测出所有的毒物，有时，你不得不寄望商家做事时要讲点良心。

中国食品乱相不过是中国社会的一块显影。

走在大街上，人们眉头紧锁，行色匆匆，胸中憋着一口怨气，你跟得美女近点，她便攥紧皮包，怒容满脸地跑开了去；公交车怒吼着飞速过站，只慢一秒，任你拍着车门如何叫喊，它毫不怜悯，绝尘而去，似要奔去2012；你开着车，被堵在路上，心中生出莫名的怒火，你不断摁响喇叭，骂着“×他妈的”，想把车头深深插进每一条缝隙；你点了一道铁板牛肉，很仔细地嚼着，耐心分辨着这到底是一块猪肉还是一块牛肉，上一秒：“嗯！牛肉”，下一秒：“嗯？猪肉”……你会因为一场车祸捅人家8刀，你会因为少找了一毛钱去打一场死人伤人的群架，你会因为一次小小的触碰扇人家耳光，你会因为一句话得罪了领导干部而被折磨生出一头白发，甚至因此丢了性命。

你被告知，千万不要得罪餐厅服务员，因为他会转身吐泡口水在菜里作为报复。你不能得罪一切身穿制服者，不能得罪医生，不能得罪老师，不能得罪中介，不能得罪的哥，不能得罪送奶员，不能得罪快递，不能得罪老板，不能得罪同事，不能得罪前台，不能得罪合作伙伴……最后，你得罪的是你的亲人和自己。

暴戾社会的另一个表征是互害型社会。

数年前，一位改邪归正的“无良农民”徐清元在接受《新周刊》记者采访时，生动描述出“互害型社会”的死亡链条——10年前，种反季节蔬菜，拼命喷农药，4年前养猪，拼命喂含激素饲料：“卖假奶粉的绝不会给儿女吃假奶粉，但他能保证不吃我的毒白菜吗？卖假酒的能保证不吃毒肉吗？养鸡卖饲料的能保证不喝假酒吗？我能保证我不吃假药吗？你觉得你占了便宜，我觉得我占了便宜，最后大家同归于尽。”

互害而不能绝，吃“特供”、“供港”食品，喝洋奶粉，求神拜佛，移民异化成为求存之道。

好公司与恶公司

在暴戾与互害型社会，良心成为最昂贵的奢侈品，也成为区分好公司与恶公司最大的一块试金石。

海底捞因为“把人当人”成为《哈佛商业评论》的研究案例；海航因为分房子、给位子成为新锐企业；格力因为给员工“分房子”、发高薪，成为珠海除公务员外待遇最好的企业；王品牛排因为鼓励员工这一辈子一定要好吃好喝会玩乐，一生要“登百岳、游百国、吃百店”而成为快乐企业；捷安特因为把健康视为财富，要求员工每年环岛游而造出全球最符合人体工学的单车……

我们在数好公司数目时，总是很慢才用完手指，而在数坏公司数目时，十个手指根本不够用。

好公司和恶公司经常雌雄同体。有时，你很难分辨富士康是好公司还是坏公司，你说它坏，可以指责它连环的跳楼案，把人当成机器人的流水线，你说它好，可以说它提升了贫困大省的GDP，解决了无数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在员工待遇和社会保障上比大多数小工厂要好。有时，你很难分辨华为是好公司还是坏公司，你说它坏，可以指责它的床垫文化与过劳死，你说它好，可以说它是民族企业的骄傲。有时，你很难分辨腾讯是好公司还是坏公司，你说它坏，可以指责它是互联网界的巨无霸和大胃王，吞噬了无数中小企业的生机，你说它好，可以说它是中国互联网界的传奇。

什么是好公司和好的经营哲学，日本企业思想家稻盛和夫提出“敬天爱人”。所谓“敬天”，就是按事物的本性、客观规律做事，所谓“爱人”，就是按人的本性做人，利他者自利。他说，事物的本性、人的本性往往是最简单的，是“归零”的，这就是“道”。万“术”不如一“道”，公平、公正、正义、诚实、勇气、谦虚、博爱、勤奋等都是最根本的“道”。守正于道，真心通天。

基于此，稻盛和夫还提出12条经营原则：明确事业的目的与意义；设立具体目标；胸中怀有强烈愿望；付出不逊于任何人的努力；追求销售最大化和经费最小化；定价为经营之本；经营取决于坚强的意志；燃起斗志；拿出勇气做事；不断从事创造性的工作；要以关怀坦诚之心待人；始终抱有乐观、向上的心态，抱有梦想和希望，以诚挚之心处世。

和解的可能

在暴戾与互害型社会，以恶制恶，互相投毒绝非问题的解决之道。

青年作家陆源在读完黄仁宇著作《现代中国的历程》后说：由李约瑟和黄仁宇共同创作的《中国社会的特质》可视为“黄氏思想”的总纲领。两位作者写道：“今天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即如何才能找到经济合理行为与其他生活品质之间的和谐。”这个三十多年前写下的句子，如今仍然适用。

万通集团主席冯仑在2011新年献词时这样回答“民营企业如何与社会和解”的问题：近几年来，很多民营企业在持续和大规模增长后，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那就是思考、实践着与社会的和解，通过公益、慈善的方式来达成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获取在中国社会持续增长的深层次的支持和发展的土壤。

冯仑说：“在通向公益、慈善的道路上，我发现有两种明显不同的做法，一种是以陈光标为标志的传统慈善，就是以现金发放去行善，然后高调宣传，这种情况多数是基于个人的道德觉悟。另外一种是以阿拉善生态协会为代表的一些企业家组成的现代公益组织、私募基金会，以及壹基金这样的公募基金会。它们是由企业家直接参与建立的现代公益组织，这方面的实践对于构造未来的公民社会、使中国的社会改革纳入健康轨道是一种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和长远的推动力量。”

风行于英国的社会企业，流行至香港，再传到内地。社会企业用商业的模式运行企业，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目的。它与传统商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传统商业追求利益最大化，而社会企业尽管也追求盈利，但并不以此为目的，只是借助这样的方法和工具，去帮助弱势群体，解决社会问题。而社会企业与传统NGO（非政府组织）或者NPO（非营利机构）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后者仰赖于政府、基金会以及大众筹款作为资金支持，而社会企业却是“商业+公益”模式，要做到自给自足、自我造血，不受限于第三方所给予的资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而发源于欧洲的公平贸易，在中国虽显小众，但它和社会企业一样，或可成为暴戾与互害型社会的一种融冰剂和润滑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