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秀晶人品黑料:3.1最小政府

作者：清幽杜仲 来源：东西 (http://dongxi.net/)

如果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权利理论是正确的，那么，现代政府的许多行为都是不合法的，并侵犯了自由权。只有最小政府——一个执行合同、保护私人财产不被偷盗、维持和平的政府——才能与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权利理论相兼容。任何一个做得比这些多的政府，在道德上都是不正当的。

自由至上主义者反对三种类型的、现代政府通常制定的政策和法律：

1 反对家长式作风。自由至上主义者们反对那些保护人们不伤害自己的法律。有关系安全带的法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关戴摩托车头盔的法律也是。即使骑摩托车时不戴头盔是鲁莽的，即使头盔法能挽救生命并防止致命性的伤害，自由至上主义者们仍然认为，这些法律侵犯了个体的决定承担何种风险的权利。只要没有第三方受到伤害，只要那些骑摩托车的人为自己的医疗账单负责，那么政府就没有权利来规定，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来冒什么样的风险。

2 反对道德立法。自由至上主义者们反对运用法律的强制力来推进各种德性观念，或表达大多数人的道德信念。卖淫对很多人来说在道德上是值得反对的，然而这并不能证明，那些阻止有意愿的成年人从事这一行业的法律就是正当的。某些共同体中的大多数人可能反对同性恋，可是这并不能证明，那些剥夺了男女同性恋者们为自己选择性伙伴的权利的法律就是正当的。

3 反对收入或财富的再分配。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权利理论排除了任何要求一些人去帮助另一些人的法律，其中包括为了财富的再分配而征税。尽管富人通过资助较不幸者的医疗、住房或教育等而帮助他们是可取的，可这样的帮助应当留给个体来承担，而不是由政府来命令。对于自由至上主义者而言，税收再分配是一种压迫，甚至是偷盗。政府没有权利强迫富裕的纳税人来为穷人资助各种社会项目，正如一个仁爱的小偷也没有权利从一个富人那里偷窃钱财来分给流浪者们一样。

这种自由至上主义的哲学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在政治范畴之中。支持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政策的保守者们，经常部分同意自由至上主义者们在文化事务上的观点，如校园祈祷、堕胎以及限制淫秽出版物等。许多福利国家的支持者们，在一些事务——如同性恋的权利、生育权利、言论自由以及教权分离等问题上，也持有自由至上主义者们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自由至上主义的各种观点显著地体现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支持市场、反对政府的雄辩言论之中。作为一种与福利国家相对立的理论学说，自由至上主义出现得更早。在《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一书中，出生于澳地利的经济学家兼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1889～1992）认为，任何企图带来更大的经济平等的尝试，都注定具有压迫性，并且对一个自由的社会是有害的。在《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认为，许多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政府行为，都是对个人自由的非法侵犯。社会保险或任何强制性的、国家运营的退休项目，都是他所列举的主要事例。他质问道：“如果一个人有意选择为今天而活，为了当下的享乐而使用他的资产，故意选择一种穷困潦倒的老年生活，那么我们又有什么权利阻止他这么做呢？”我们可以呼吁这样的人为了退休后的生活而节省开支，“可是，我们是否有权利运用强迫手段，来阻止他去做那些他选择去做的事情呢？”

弗里德曼基于同样的理由反对最低工资制度。政府没有权力来阻止雇主给工人们支付他们所乐意接受的任何工资——而无论它有多低。政府在制定反雇佣歧视法时，也同样侵犯了个人权利。如果雇主希望基于种族、宗教或任何其他因素而有所歧视的话，那么政府没有权力来阻止他们这样做。在弗里德曼看来，“这种立法明显地干涉了个体与他人自愿达成协议的自由”。

行业执照的要求也错误地干涉了选择的自由。如果一个未经过培训的理发师想要给公众提供不太专业的服务，并且有顾客愿意冒险尝试一次价格低廉的理发，那么政府就无权禁止这一交易。弗里德曼将这一逻辑拓展至职业医师。如果我想做一次便宜的阑尾切割手术，我应当能够自由地雇用任何我所选择的人，而无论他是否拥有职业医师资格证书来做这份工作。大多数人确实都希望能够确保他们的医生的能力，而市场能够提供这样的信息。弗里德曼提议，与依赖于政府给医生颁发证书不同，病人可以将那些私人性的评级服务如《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或《好管家》（Good Housekeeping），作为一种认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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