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秀文许志安:2.3反驳之二：通用货币价值

《公正》：2.3反驳之二：通用货币价值
功利主义要提供一种基于衡量、合计和计算幸福的道德科学。

作者：清幽杜仲 来源：东西 (http://dongxi.net/)

功利主义要提供一种基于衡量、合计和计算幸福的道德科学。它不加评判地衡量各种偏好，每个人的偏好都同等重要。这种不加评判的精神是其部分吸引力的源泉；同时，它许诺要将道德选择变成一门科学，这也表征出很多当代经济学的推理。然而，为了合计各种偏好，我们有必要用同一个尺度来衡量它们。边沁的功利思想便提供了一种这样的通用货币。

然而，我们是否可能将所有道德的善都转变成一种单一的货币价值，而在此转变过程中却不丧失某些东西呢？第二种对功利主义的反驳对此表示怀疑。根据这种反驳，我们不能将所有的价值都表述成一种通用货币价值。

为了探明这种反驳，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功利主义逻辑在得失分析中的应用方式——这种得失分析是一种被政府和公司所普遍采用决策形式，它将所有的利益得失都纳入货币术语之中，然后比较它们，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为复杂的社会选择引入理性和精确性。

肺癌的益处

菲利浦·莫里斯（Philip Morris）是捷克共和国一家生意很大的烟草公司——在捷克，吸烟仍然很普遍且得到社会认可。由于担心吸烟使医疗费用不断攀升，捷克政府近来在考虑提高烟草的税额。为了阻挡税额的增加，菲利浦·莫里斯成立调查团，给吸烟对于捷克国民预算的影响作了一个得失分析。该研究发现，吸烟给捷克政府所带来的收入要大于支出，其原因在于：尽管烟民在世期间，会在预算中花费更多的医疗费用，可是他们死得早，因此能够给政府在医疗、养老金以及养老院等方面节省数目可观的费用。根据这一研究，如果将吸烟的“积极效果”——包括烟草税的财政收入以及烟民早死而节省下来的钱——计算在内，那么，国库每年的净收入将达到147亿美元。

这份得失分析成为菲利浦·莫里斯公关上的一场灾难。一名评论员写道：“烟草公司过去常常否认烟草能够杀人，可是现在他们却为此吹嘘。”一个反吸烟组织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它展示了停尸房中一具尸体的脚，脚趾头上贴着一枚标价1 227美元的标签，这代表着每一例与吸烟相关的死亡，将给捷克政府节省的开支。面对公众的愤怒和奚落，菲利浦·莫里斯的首席执行官为此公开道歉，他说，这一研究体现了“一种彻底的、不可接受的、对人类基本价值的漠视”。

有些人会说，菲利浦·莫里斯的吸烟报告说明了，得失算计及其背后的功利主义思维方式，在道德上非常愚蠢。将肺癌所造成的死亡看做是有利可图的东西，这确实显示出一种冷酷无情的对人类生命的漠视。任何一项在道德上站得住脚的关于吸烟的政策，都不仅要考虑财政后果，也要考虑公共健康和人类幸福的后果。

然而，一个功利主义者可能不会去争论这些宽泛后果之间的联系——痛苦与磨难，悲恸的家庭以及生命的丧失。边沁发明了功利这一概念，以精确地用同一个尺度来表述我们所关心的、各种迥然不同的东西，包括人类生命的价值。对于边沁学说的信奉者而言，吸烟报告并没有使功利原则陷入尴尬境地，它只是错误地应用了这些原则。一个更详尽的得失分析将会在道德计算中加入一个量，它代表了烟民的早死对自己及其家庭所造成的损失；这份更详尽的得失分析，还会将这些损失与烟民的早死给政府节省的开支作比较。

这就将我们带回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所有的价值都能被转换成货币术语？有些得失分析尝试着这样去做，甚至去给人类生命定价。接下来让我们考虑两种得失分析的运用，它们产生了道德上的愤怒，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没有计算人类生命的价值，而正是因为它们这样计算了。

爆炸的油箱

在20世纪70年代，福特汽车公司的平托（Pinto）是美国销售量最好的超小型车之一。然而不幸的是，当另一辆车从后面撞上它时，它的油箱容易爆炸。有500多人因为自己的平托突然着火而丧生，有更多的人严重烧伤。其中一名烧伤受害者为这一有缺陷的设计而状告福特汽车公司，这显示出，福特的工程师们早就应该意识到了这种油箱所带来的危险。然而，公司的经理们作了一项得失分析后认为，修补这种油箱所获得的利益（包括所挽救的生命和所阻止的伤害）并不值得他们在每辆车上花费11美元——这是给每辆车装上一个可以使油箱更加安全的设置所需要的花费。

为了计算出一个更安全的油箱所获得的益处，福特估计，如果不作改变的话，这种油箱可能会导致180人死亡和180人烧伤。然后，它给每一个丧失的生命和所遭受的伤害定价——一条生命20万美元，一种伤害67万美元。它将这些数目以及可能着火的平托的价值相加，计算得出，这一安全性改进的总收益将是4 950万美元。而给1 250万辆车逐一增加一个价值11美元的装置，将会花费1375亿美元。因此，该公司最后得出结论，维修油箱所用的花费，比不上一辆更安全的汽车所带来的收益。

得知这一研究，陪审团异常愤怒。它判给原告250万美元的损失赔偿，和125亿美元的惩罚性的损失罚款（该数目后来减至3 500万美元）。可能陪审员认为，一家公司给人类的生命定价是不对的，也有可能他们认为这20万美元实在是太少了。福特并没有自己想出这一数目，而是从一个政府机构那里得到了这一数字的。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国家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计算过一起交通死亡事故的花费。加上未来劳动力的丧失、医疗的花费、葬礼的花费以及受害人的痛苦和伤害，该机构将每例死亡定为20万美元。

如果陪审团的反对只是针对这一价格而非原则，那么，功利主义者会对此表示赞同。没有人愿意为了20万美元而死于一起交通事故，大多数的人都喜欢活着。要衡量一起交通死亡事故对功利的全部影响，人们不得不考虑这个受害者未来幸福的丧失，而不仅仅是收入的损失和葬礼的花费。那么，什么才是对人类生命价格的更为真实的估算呢？

老年人的折扣

当美国环境保护署（EPA）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时，它也引起了道德愤怒，不过却是另外一种愤怒。2003年，美国环境保护署递交了一份关于新的空气污染标准的得失分析。该机构给人类生命定了一个比福特更为慷慨的价格，可是却有一个根据年龄而调节的变量：因更加洁净的空气而获救的每条生命，价值370万美元；年龄超过70岁的老人除外，他们的生命被定价为230万美元。在这不同的价格背后，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观念：挽救一个老人的生命比挽救一个年轻人的生命所带来的功利要少。（年轻人存活的时间更长，因此还能享受更多的幸福。）老年人的支持者们并不这样认为，他们抗议这种“老年人的折扣”，并认为，政府不应当给年轻人的生命设定比年老人的生命更高的价格。由于受到这一抗议的冲击，环境保护署很快取消了这一折扣并撤回了该份报告。

功利主义的批评者们用这些情形来证明，得失分析具有误导性，并且给人类生命定价的这一行为，在道德上是愚蠢的。得失分析的拥护者们对此并不同意。他们认为，许多社会选择都暗含着用一定数量的生命来交换其他物品和便利设施。他们坚持认为，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人类生命都具有价格。

例如，汽车的使用要求一种可预期的生命损失——在美国，每年有超过四万人死于车祸。然而，这并没有导致我们这个社会放弃汽车。实际上，它甚至都没有导致我们设定一个更低的限速。在1974年的石油危机中，美国国会下达了一个每小时55英里的全国限速。尽管此目的在于节约能源，可是，更低的限速效果之一就是更少的交通死亡事故。

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会取消了这一限制，大多数州都将限速提高到每小时65英里。驾驶员们节省了时间，可是交通死亡数量却增加了。在那个时候，没有人进行一项得失分析，以裁定高速驾驶所带来的利益是否高过丧失生命所产生的费用。然而，若干年以后，两位经济学家做了这道算术题。他们设定，更高限速的好处之一就是更快地往返于家庭和工作；他们计算了这节省下来的时间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以平均每小时20美元计算），并用这一收益除以额外的死亡数目。他们发现，为了方便开得更快，美国人实际上将人的生命价格定在每条生命154万美元。这就是每小时多开10英里所导致的每例死亡的经济收益。

得失分析的倡导者们指出，通过每小时开65英里而不是55英里，我们含蓄地将人类生命价格定为每条生命154万美元——这远远少于美国政府机构在设定污染标准和健康安全条例时，一般所使用的数字：每条生命600万美元。因此，为什么我们不明确这一点呢？他们认为，如果我们不可避免地要用某种程度的安全来交换某些利益和便利，那么，我们应当睁大眼睛来进行此类交换，并应当尽可能系统地比较利益得失——即使这样做意味着要给人类生命标上价格标价签。

功利主义将我们在给人类生命设定货币价格时所表现出的退缩倾向，看做是一种我们应当克服的冲动，是一种妨碍清醒思考和理性社会选择的禁忌。然而，对于功利主义的批评者们而言，我们的犹豫涉及一些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东西——亦即这样一种观念：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尺度上衡量和比较所有的价值和物品。

有偿受苦

我们并不清楚该如何去解决这一争论。然而，某些具有经验主义头脑的社会学家却尝试过。20世纪3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爱德华·桑戴克（Edward Thorndike）试图证明功利主义的以下假设：我们有可能将自己的那些貌似迥然不同的欲望和厌恶，转化为与快乐和痛苦有关的通用货币。他对一些受政府救济的年轻人进行了一项调查，询问他们，如果让他们遭受各种不同的经历，需要付他们多少钱。例如“如果让你拔掉一颗上排门牙，需要付给你多少钱？”抑或“如果让你切掉一只脚的小脚趾呢？”抑或“如果让你生吞一条六英寸长的蚯蚓呢？”抑或“如果让你徒手掐死一只流浪猫呢？”抑或“如果让你在堪萨斯的一个远离于任何城镇10英里的农场度过余生呢？”

你认为这些条目中的哪一项索价最高，哪一项索价最低呢？以下是他的研究所生成的价目表（按1937年的美元价值）：

牙齿：4 500美元

脚趾：57 000美元

蚯蚓：10万美元

猫：1万美元

堪萨斯：30万美元

桑戴克认为他的发现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所有的物品都能够在同一尺度上加以衡量和比较。“任何存在的需求或满足，都以一定量而存在，因此就是可度量的。” 他写道，“一只狗、一只猫抑或一只小鸡的生命……主要是由它们的自然欲求、渴望、欲望以及满足所构成，并取决于这些……人类的生命也是如此，尽管人类的自然欲求和欲望更多、更微妙、更复杂。”

然而，桑戴克的价目表所具有的荒谬特征，却表明了这种比较的荒诞性。我们真的能据此得出结论说：那些答题者认为在堪萨斯农场的生活前景的讨厌程度，要三倍于生吞一条蚯蚓吗？抑或，是否这些经历是如此不同，以致于我们不能作出有意义的比较呢？桑戴克承认，有三分之一的答题者声明，即使再多的钱也不能诱使他们遭受其中某些痛苦，这表明他们认为那些“是极度令人厌恶的”。

圣·安妮的女生

也许我们没有压倒性的论据来支持或反对这样一种主张——所有的道德良善都能毫无损失地被纳入一种价值衡量。可是，这里还有一个案例使这一主张令人质疑：

20世纪70年代，当我还是牛津大学的研究生时，男生女生被分在不同的学院。女子学院有关于异性访问的宿舍规则，它不允许男性访客在女生宿舍过夜。这些规则很少能够得到执行并且非常容易被打破，至少我是这样听说的。大多数学院院长都不再将坚守传统的性道德观念看做是自己的任务。持续的压力使这些规则放宽，这成为女子学院之一圣·安妮学院的争论主题。

学院教员中有些年长的妇女是传统主义者，她们基于传统道德反对留宿男性访客。她们认为，未婚女青年与男子过夜是不道德的。可是，时代改变了，这些传统主义者们难以给出实际的理由以支持她们的反对。因此，她们将自己的论据转为成功利主义的术语。他们认为，“如果男子留宿的话，学院的开支会因此而增加。”你认为会怎样增加呢？“他们要洗澡，因而会使用更多的热水。”她们还进一步论证道：“我们将不得不更加频繁地更换床垫。”

改革者们通过以下这些妥协，而与那些传统主义者们达成了一致：每名女子每周最多可以有三个晚上留宿访客，而每名访客每晚需要向学院支付50便士的费用。第二天，《卫投》（Guardian）的头条写道：“圣·安妮的女生，每晚50便士。”德性的语言没有很好地被转变为功利的语言。因此，不久之后，那些异性访问规定连同这个收费一起，被撤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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