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爽的老公是:董狐直笔

直笔：根据事实，如实记载。指敢于秉笔直书，尊重史实，不阿权贵的正直史家。

春秋时期，晋灵公十分残暴，相国赵盾劝他改变作风。晋灵公竟想杀他，他只好准备出逃。赵穿刺杀了晋灵公。太史董狐在史书上写赵盾杀其君。赵盾不服要求改写。董狐说：“你身为相国，国君被杀，你不讨贼，你就是主谋，这事我就是死也不会改。”

《左传·宣公二年》：“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Ｏ咏史官秉笔直书，刚正不阿。宋黄庭坚《王彦祖惠其祖黄州制草书其后》：“董狐常直笔，汲黯少居中。”另参见文明部·文具“董狐笔”、人物部·官吏“董狐”。

孔子评论这件事时说，董狐没有错，他是一位好史官，据法直书而不加隐讳；赵盾也没有错，他是一位贤明的大臣，为了法度而蒙受恶语，真是可惜啊！如果赵盾逃跑出了国境，就可以免除弑君之名了。

杜甫在《写怀》一诗中提到董狐笔：“祸首燧人氏，厉阶董狐笔。”

宋代文天祥的《正气歌》里就有这个典故：“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董狐，春秋晋国太史，亦称史狐。周大史辛有的后裔，因董督典籍，故姓董氏。据说今翼城县东50里的良狐村，即其故里。董狐秉笔直书的事迹，实开我国史学直笔传统的先河。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夷皋聚敛民财，残害臣民，举国上下为之不安。作为正卿的执政大臣赵盾，多次苦心劝谏，灵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残害。他先派人刺杀，未遂，又于宴会上伏甲兵袭杀，未果。赵盾被逼无奈，只好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干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

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并宣示于朝臣，以示笔伐。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他做为执政大臣，在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未尽到职责，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他承当，这是按写史之“书法”决定的。

当时的史官与后世大有不同，他们既典史策，又充秘书，即协助君臣执行治国的法令条文。传宣王命，记功司过是他们的具体职责，兼有治史和治政的双重任务，实际就是具有褒贬臧否大权的文职大臣。当时记事的“书法”依礼制定，礼的核心在于维护君臣大义，赵盾不讨伐弑君乱臣，失了君臣大义，故董狐定之以弑君之罪。对此，孔子大加赞扬，称董狐为“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后世据以称之为“良狐”，以表褒美之意。这是因为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权臣掌握国命，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以礼义为违合的书法原则，早已失去了它的威严，坚持这一原则，并非都能受到赞扬，而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齐国太史就因写了权臣崔抒的“弑君”之罪，结果弟兄二人接连被杀。董狐之直笔，自然也是冒着风险的，因此，孔子赞扬他，后人褒美他，正是表彰其坚持原则的刚直精神。这种精神已为后世正直史官坚持不懈地继承下来，成为我国史德传统中最为高尚的道德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