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传略 — 八十自述

第一章 幼年的乡村生活

我于1913年10月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的一个小农村--七房桥。祖父和父叔都是贫穷的乡村教师，他们以微薄的薪资负荷着家庭重担，上奉老母，下养妻儿幼弟，我幼年就深知生活贫困的艰辛。


出生地（1913年10月9日）
江苏省无锡县鸿声里（镇）七房桥（村）五世同堂(宅院)第三
进素书堂厢房原址(1981年摄)

在进大学前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的衣服，穿的都是叔父们小时穿旧了并经过母亲改裁以后的旧衣，腰部都折叠着缝起来的，随着身长逐步放长，时间长了别处都退了色，腰部就像围了一条深色腰带；布鞋布袜都要补了又补，有时补到五六层之多，穿起来很不舒服，夏天干脆赤脚。为了糊口生活，争着帮助祖母、母亲和婶母采桑养蚕、挑花刺绣、拾田螺、捞螺丝、捉田鸡、挑金花菜、马兰头、荠菜等田岸边上的各种野菜，放鸭子，摸小鱼小虾，湖边挑灯捉蟹，泥中拾蚌等各种能添补家用或助餐的活计。幼年由于生活贫困，农村中卫生条件又很差，曾患过肠胃寄生虫病、疟疾、痢疾、肺病、伤寒等各种疾病，在缺医无药的条件下，我终究还是活了下来。不过留下了一个发育不良的瘦弱体格。当我18岁进入清华大学时，身高只有1．49米，马约翰教授亲自为我们新生进行体格检查，测量身高的标杆最底刻度为1．50米以上，我是全班最矮的一个，在刻度以下，马老喊着说"Out of scale．"后来马老告诉我，我是清华大学多少年来唯一的一个在标杆刻度以下的新生。
幼年平时生活虽然清苦，但每逢寒暑假，父亲和叔父们相继回家，就在琴棋书画的文化环境中享受到华夏文化的陶冶。父亲和四叔陶醉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用薪资节省下来的钱购藏了四部备要和二十四史，以及欧美名著译本，夏天每年三天晒书和收书活动，我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从这些活动中，增长了我对祖国浩瀚文化的崇仰，六叔以诗词和书法见长于乡间，登门求墨宝者不绝于途，八叔善小品和笔记杂文，在"小说月报"和"国闻周报"经常刊出以"别手"笔名的文章，"别手"者捌也，八叔名"起八"字"文"，取"文起八代之衰"之意，他对唐宋古文很有见解，当时也曾受到文坛的重视。我是从八叔处初次借到水浒传阅读的，在没有进小学以前就开始阅读中国演义小说，从而阅读春秋左传以及史记汉书的。八叔只比我长七岁，我和八叔也最亲近，许多中国古代笔记杂文都是从八叔处接触到的。在幼年时，八叔也是我的家庭教师，父亲要求我每两天交一篇作文，并要求八叔亲自批改。这一训练对我非常有用，至少在进入学校后，国文课经常能得高分。

重访旧居(1979年)

假期家中最受我欢迎的活动是围棋，父叔四人都精于围棋，经常打擂台，我是最热诚的观战者，也管记分。他们有时摆谱，家中有海昌二妙集等各种棋谱。在开学后父叔返校，我也经常摆谱，但我从来不敢和父叔对局，不过后来在小学、中学、大学中多次参加校内比赛，就靠这点底子，居然也能取得冠军。同时围棋摆谱就成为我终生的业余爱好。
一到晚饭后，每天有一小时的音乐活动，父亲善琵琶和笙，四叔善箫，六叔好笛，八叔拉一手好二胡，他们合奏时，祖母、母亲、婶母和弟妹都围坐着欣赏，经常有邻居参加旁听，我听长了也能打碗击板随乐，这样的音乐活动，增加了我的节奏感，我长大后，由于专业工作和社会活动过重，并无时间欣赏音乐，也形成不了业余爱好，但乐感和节奏感还是明显地存在着的。 融乐的家庭及长辈的楷模，启迪着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懂得要洁身自好，刻苦自励，胸怀坦荡，积极求知，安贫正派，在进入正规学校前，就得到家庭教育的良好培养。

第二章 少年的学校教育

        祖父是前清的末榜秀才，家贫，在荡口镇上设私塾谋生，但秉性公正，热心公益，经常去知府衙门为贫困农民申诉，积劳成疾，中年39岁病逝。时父亲钱挚字声一(取挚，一鸣惊人之典)才16岁，四叔钱穆字宾四(取四宾穆穆之意)12岁，六叔钱艺字漱六(取六艺漱石之意)9岁，八叔钱文字起八(取文起八代之衰之意)6岁，尚有一位大姑，远适武汉曾氏。由乡亲资助，父亲和四叔同去常州，考入常州中学，父亲翌年毕业，返乡筹建又新小学，任校长，再一年，逢辛亥革命，四叔停学返村，父叔两人主持革命民团。不久两人同去荡口，任鸿模小学教师，以后，又创建了后宅等镇的小学多所，在无锡农村，颇有声望。我4岁时家宅失火，七房桥旧宅被焚，全家迁居荡口，借房居住，5岁入学，随父叔从读各小学，先后曾在荡口镇南东狱庙小学、镇北司前弄小学、后宅镇小学、荡口镇中鸿模小学和无锡荣巷公益学校(和荣毅仁同学，时父亲任教务主任)等校就学。在北伐后，曾人无锡国学专修科随唐文治国学大师就读约一年，后随父亲进入无锡县初中。一年半后，以殿军末榜考入省立苏州高中。在这段时间内，军阀战乱连年，经常停学逃难，或失学在家，11年的小学初中，真正上学时间还不到五年。国文历史是家庭自学的，数学没有学过四则题，平面几何只学过不到一学期，立体几何和三角根本没有学过，小代数也只是一知半解，初中物理是初三的课，我从来没有上过初三，外语也没有学过，也没有小学和初中的文凭。

母校--荡口小学教室楼原址，现已拆除。

        进入苏州高中才一个月，传来父亲中年39岁早逝的噩耗，全家遭到极大的困难，遗有一弟二妹，三个月后，母亲又生下了遗腹七妹，一家六口，无隔日之粮，父亲又无积蓄，除一柜中国书外别无长物。幸有父叔老师华倩朔先生慷慨允住进黄石弄华宅余房，免租十年；并得七房桥族人出面交涉，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捐供救济粮，孤寡免于饥饿。四叔除每月供给母亲六元家用补助外，并全力资助我上完高中。这样使我一生中度过了第一个生活难关。
苏州高中的三年是难忘的三年，我一开始就自忖至多只能再读三年书，三年后为了生活，为了养家活口，我要凭我的能力，谋一职业，而在过去十几年里，我只凭父叔的家庭教育和熏陶，学了一点自己所喜欢的文化知识，但谋生的知识，却一无所有，连当个乡村小学教师，都难以胜任。所以，在这三年里，学校各种课程，不管喜欢与否，都努力学习。补上了小学，初中所缺乏的那些数学，努力跟上班，学习了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课程。但基础太差，也只能从全班最后一名赶上到中下的队伍。不过由于苏州高中是北伐后新建的一个省立中学，由校长汪懋祖先生请来了一批在当年社会上颇有声望的教师，其中有四叔钱(穆)宾四，任首席国文教师，三年后任燕京大学讲师，以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西洋史教师杨人楩，解放后是北大历史系教授。本国史教师吕叔湘，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英文教师沈同洽，解放后是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地理教师陆侃舆，曾主编我国第一本分省地图。生物教师吴元迪，编著了我国第一本以细胞学为基础的高中生物学。音乐教师杨荫浏，解放后任北京国乐研究所所长。数学教师也是班主任严晓帆，后任徐州中学校长。

重访母校(现称无锡县荡口中心小学),和当年的老师华茂萱先生(中)在校门口合影(1979年)

        老师们钻研学术的精神和丰富的知识，循循善诱的教育，精湛的讲课，吸引着我积极探索和涉猎追求各种知识。在这三年里，似痴如狂地学习，苏州园林如画，名胜山水，从未亲临游览，像虎丘寒山寺这样名闻中外的胜地，也是在60岁以后才有机会亲临访问的。我既不参加同学们的游戏、运动和其他课外活动，也不到同学家中串门访户，只记得去过几次沧浪亭，那是因为苏州市立图书馆当时设在沧很早，而且和苏州高中二院只有一墙之隔。那时我的数学很差，班主任严老师深深同情我的困难，给予额外的辅导补课，在自修室熄灯后，允许我到他的办公室共灯夜读，三年来使我养成了“开夜车”的习惯，迄今仍保持着这个习惯，想往事，严老师爱护学生的音容，犹历历在目。在苏州高中老师们的引导下，使我走出了为解决个人生活而学习的小径，启迪了我追求真理，追求学术探索的无尽向往。

高中时期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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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青春时期的大学教育

           苏州高中毕业时，立刻遇到了人生道路上又一个难关，升学呢还是就业。一方面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亟需就业养家。另一方面升学也没有很多把握，在军阀混战中，我虽然名义上在初小高小前后断断续续学过8年，进过6个学校，但实际是经常停学，有时学校停办，有时是病休在家，有时是父叔调职，跟着转学留级，实际在8年中上了11学期的课。初中名义上学了两年，但其中一年在国学专修科跟唐文治学古文，所以，数理化和英文基础很差，在苏州高中补了不少，但究竟不如按步就班那样学得透彻明白，在考大学中只有文史尚过得去，数理化英文很没有把握。幸有上海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先生决定在全国设立清寒奖学金，公开以考试选拔补助家境清寒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我决心一试，竟然录取。于是在1931年夏天6月一个月内在上海分别考了清华、中央、浙大、唐山、厦门五个大学。无非是多考几个大学多些录取机会，但是，喜出望外居然都考取了。那时大学试题不统一、也不分科录取，我以文史等学科补足了理科的不足，幸得进人大学，闯过了第一关。四叔钱穆时在北大当教授，我听从他的意见进了清华。那时清华文学院有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陈寅恪、雷海宗、俞平伯、杨树达等名教授，我对古文和历史也有兴趣，问题是进中国文学系还是历史系。

当年清华大学的校门

9月16日自老家到北京进清华大学，第三天就听见了日本帝国主义用一个晚上占领东三省的报道，就是"九一八事变"。当时全国青年学生义愤填膺，纷纷罢课游行，要求抗日，这种爱国情绪激发了我，决心"弃文学理"，使我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向那时的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申请选读物理系，从入学考试成绩看，毫无疑问我应该学中文或历史，陈寅恪教授因为我在历史考卷上对二十四史的作者、卷数、注疏者这题得了个满分，也曾和四叔提起过欢迎我去历史系学习，中文系杨树达教授也宣传我的入学作文写得不差，"中文系得了一个人才"。吴教授也劝我还是学文好，说什么学文也可以救国。在我的执着要求下，经过一星期的追求，吴教授最后做了有条件的让步：试读一年，如果数理化三门课有一门不到70分，就转系回文学院。这是我一辈子中一个重要的抉择。和我同样得允试读的有 5人之多。在一年后，经过了艰苦努力，克服很多困难，终于达到合格和物理系的10名同学一起升人二年级，毕业时只剩8人。

清华大学田径队曾作为北平市代表队的主体,参加全国运动会夺得冠军.左起:张光世 张龄佳 方纲 钱伟长


        我在大学本科四年中，得了终生难忘的良好教育。当时物理系有吴有训、叶企孙、萨本栋、赵忠尧、周培源、任之恭等6位知名教授，不仅讲课动人，而且同时都刻苦努力在实验室里从事自己的实验研究工作，他们经常工作到深夜。系内学术空气浓厚，师生打成一片，学术讨论"无时不在也无地不在"，有时为一个学术问题从课堂上争到课堂下。到高年级时，有不少同学因为实验工作而以实验室为家。在同学中自学已形成风气。系里经常有研讨会，有时还有欧美著名学者短期讲学，学术访问，如欧洲著名物理学者波尔(N．H．D，Bohr)，笛拉克 (P．A．M．Dirac)、朗之万(Paullangevin)都在清华讲过学，使同学接触到世界上第一线的问题和观点。在这样环境中成长着我国新一代的物理学者，如王竹溪、彭桓武、张宗燧、葛庭燧、王大珩、钱三强、何泽慧、郁中正(于光远)、傅承义、赵九章、陈芳允、李整武、余瑞璜等都是解放后的学部委员。还有林家翘、戴振铎等是美国科学院院士。那时的清华物理系可以说盛极一时。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得到了锻炼。
        物理系那时课程不多，但都是精选的重点课，四年中一共只学了大学普通物理、理论力学、热学热力学、电磁学、光学和声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统计力学、近代物理、原子物理、相对论、无线电学等12门课，每学期都只有一两门主干物理学课，每课讲得不多，但要求自学的材料很多，像赵忠尧教授的电磁学，一学期45学时讲课，讲了一本阿达姆著的电磁学，还要求我们自学了路易斯编的工学院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流两本教材。各位老师讲课都很精彩，不少人并不按教材讲，而按逻辑和发展历史讲，一般都能启发我们思考问题，争论问题，使科学的精髓深入学生思想，经过自由争辩，都变成同学自己的东西。当时叶企孙教授和吴有训教授都鼓励学生选修机械系和电机系的主干课，叶企孙教授有时还动员学生选修机械系和电机系的中级技术理论课，如材料力学、热机学和工程热力学、机械原理和电工原理等。又如美国信息论教授维纳 (N．Wiener)在电机系和欧洲著名空气动力学权威冯，卡门 (T．VonKfrmdn)教授在航空系短期讲学，我们物理系不少同学都去听讲。我在吴有训教授的指导下，四年中在数学系选修了熊庆来教授的高等分析，杨武之教授(杨振宁的父亲)的近世代数，赵访熊教授的复变函数和微分几何，在化学系选修了高崇熙教授的定量分析、定性分析，黄子卿教授的物理化学和萨本教授的有机化学四门课，和所有的有关化学实验课。在这四年中，使我在数学、物理、化学方面建立了较广宽的基础，而且学到了一整套自学的科学方法并树立了严肃的科学学风，为我一辈子的科研教学工作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1935年毕业时，我与顾汉章同学合作完成了论文"北京大气电的测定"。当时的测定工作是艰巨的，只能用自制的手工操作仪器，每次要连续几天坚持日夜24小时的监测。该论文于6月在青岛举行的物理学年会上宣读。这是我国首次自行测定的大气电量数据，也是我从事科学工作的"开篇"。

五大学越野赛(北大、燕京、北师大、辅仁、清华)，清华大学越野队连获五届冠军


        在这六年里，在体育教授马约翰的指导下，使我从身体瘦弱，对运动一无所能，成长为大学多种项目体育代表队的队员。在一年级时，偶然被同学拉去凑数参加年级越野比赛，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体育赛场上亮相。平时既没有训练，当时我只能强忍着百般困苦，拼命奔跑坚持跑到底，得了个中游。马约翰教授竟看中我这份咬牙拼搏的犟劲儿而将我选人大学的越野队。此后，每天下午四点半到六点是锻炼时间，风雨无阻。以后，我又被选人田径队、足球队，又跑又跳，400中栏跑57秒，万米跑到35分左右 (当然现在都不算什么)。在田径队我曾和张光世、张龄佳、方纲代表清华参加全国运动会；在越野队我和张光世、孙以玮、罗庆隆、刘庆林被称为五虎将。到毕业时，我的体魄康健，身高达1．65米，这是祖母和母亲都意想不到的。我对体育锻炼的习惯一直持续到40岁左右，而对体育的爱好则维持得更长，在60岁时参加教研组的万米赛还跑在前头。缅怀往事，在清华大学体育馆前的大操场上，不论冬夏，马约翰教授总是穿一套白衬衫灯笼裤打着黑领结，神采奕奕，严肃而慈祥地指导着各项活动，他声音宏亮向我们招唤着："Boys for Victory!"这情景已隔半个多世纪，犹宛然如昨蕴藏在我心中。马约翰老师不仅使我得到身体健康和体育竞技的锻炼，更重要的是使我得到耐力、冲刺、夺取胜利的意志的锻炼。这对我一生在工作上能闯过不幸的困苦年代，能承受压力克服种种艰辛而不失争取胜利的信念和斗志，创造了有力的保证条件。
大学毕业(1935)后，既考取了清华大学的物理研究生，又获得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高梦旦先生的研究生奖学金(全国一名)，得以继续在清华的优良环境中学习研究，导师是吴有训教授，研究X射线的衍射理论，在第一年中也和化学系黄子卿教授合写了一篇关于溶液论的论文，第二年中在叶企孙教授支持下研究分析了铈的原子光谱学，使我所涉猎的学术领域进一步扩大。一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占领北京时，我还研究了气体的状态方程，和弹性薄板的弯曲等问题。


物理系师生合影(1936年3月摄于科学馆门前，谢毓章珍藏，何成钧印制)
左起第一排：陈亚? 杨振邦 王大珩 戴中寂 钱三强 杨龙生 张韵芝 孙湘
第二排：赵忠尧教授 叶企孙教授 任之恭教授 何家麟 顾柏年
第三排：周培源教授 赫崇本 周长宁 张景廉 傅承义 彭桓武 吴有训教授 陈芳允
第四排：方俊奎 池仲瀛 张石城 钱伟长 熊大缜 张恩虬 李崇淮 沈洪涛 夏绳武
第五排：秦馨菱 戴振铎 郑曾同 林家翘 王天眷 刘绍唐 何成钧 刘庆龄
缺：萨本栋教授 余瑞璜 孙珍宝 郁中正(于光远) 何泽慧 李整武 赵芳瑛 徐骣宝等位。


        在大学四年和研究院二年中，大大提高了我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如饥似渴地追求着科学发展的国际轨迹，培养了阅读国际科技文献的爱好，对于数学、物理、化学各方面的新发展都精神奋发地去理解，去搜索。和同学彭桓武、张宗燧、傅承义等经常为一个新问题争辩到半夜两三点钟，这样的条件可惜一辈子中只有六年，这是最不能忘怀的六年。
1935年冬，在日军入侵华北的压力下，北京以及全国学生掀起了"一二，九"运动，我参加了1935年冬季12·9和12·16两次北京抗日救亡大游行，参加了12月25日到1月15日的清华大学南下自行车宣传队，和1936年2·29、3·18、5·4、6·13、12·12等多次游行示威活动，也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歌咏团等中共党的外围组织，激发了爱国热情和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感情。那时，公开参加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在研究生中只有我和林风(化学系研究生)两人。



南下抗日宣传自行车队，1936年摄于大礼堂前(郑仁圃珍藏)
左起前排：裴昆山(彭平) 高葆琦(高原) 凌松如(凌则之)
徐煜坚 张石城 高崇照 钱伟长
后排：任泽雨 戴振铎 黄渤海 郑仁圃 郝威(罗青) 沈海青
黄克新 梁伯龙 伍崇让 吴瀚 高仕功

在京车队队友聚会(1984年)
左起前排：钱伟长 彭平 高原 吴瀚 罗青
后排：徐煜坚 陈冠荣(孔祥瑛) 张石城 伍崇让

第四章 抗战、西南联大和留学生涯

 

1937年抗战打断了我一切学习条件。北京沦陷后没有盘费南下，只好在天津耀华中学谋得物理教师的职位，度过困难，一年后积够盘费和汪德熙、苏良赫、刘好治四人同船经香港、海防，自河内乘滇越铁路经老街、蒙自，在1939年元旦到达昆明西南联大。适逢叶企孙教授调重庆中央研究院任总干事，我代叶师讲授物理系热力学课程一学期。叶师离滇前给我一份只够讲三个小时的讲课笔记，其余由自己备课。我在大学时的热力学课就是叶老师讲的，成绩不错，自以为大概能胜任，但一看给我的三小时讲稿，就发现讲题和原理虽都是我以前学过的，但实际的应用问题都更新了，而且都是最近几年中国际科技杂志上提出的最新应用问题。叶师这份不到十页的讲稿，对我教育很深，体会到做好一个大学教授很不容易，每年虽然讲同一门课，但应该年年改变其基本理论的应用范围，使一门基础课一定要跟上科学发展的时代步伐，年年阅读大量有关科技国际期刊，消化吸收进教材中去，才算尽了教授的讲课责任，这使我一辈子讲课有了指导原则。我在后来讲过前后十年的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年年结合各门工程的实际发展，讲许多新的实际例题，就是继承了叶师的这一精神。我后来听过不少知名国际权威如导师辛祺(J．L．Synge)、英菲尔得 (L．Infeld)等教授讲授的课，也都是这样讲的。使我更加深信，做好一个大学教授的基本条件不是写出一本教材，而是在于能不断吸收国际上的科学新发展来更新和丰富讲课内容。基础课是如此，专业课更加要如此，进一步使我渐渐鄙视那种一本教科书讲30年不变的教书匠方式。
1939年8月1日我和清华大学中文系同学孔祥瑛结婚，我们是在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中逐渐认识的，"七七"事变后分离了一年半，后来又在昆明联大见面了。在联大时，我们交往密切，决定在夏天结婚，在同学傅承义、谢毓章、汪德熙、高潜等帮助下，在吴有训教授主持下举行了简单婚礼。迄今54年来，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共担风雨，分享甘苦。在新婚三星期后中英庚款会发表我和林家翘、段学复、傅承义、郭永怀、张龙翔等九位西南联大同学考取了第七届留英公费生。原来力学名额只有一名，我和林家翘、郭永怀考分总分基本相同，考试委员会决定三人同时录取，这在中英庚款考试中亦是唯一的一次。通知9月3日自香港赴英，不幸当我们一行22人在9月2日到达香港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所有去英客轮全部扣作军用，经庚款会叶公绰先生决定延期出发，返昆明等候通知。返昆明后从王竹溪那里借到一本拉夫著的弹性力学的数学理论，从中看到当时国际的弹性板壳理论非常混乱，不仅板、壳分开，而且各种形状的板壳，都有不同的方程，在昆明决心研究一种统一的，从三维弹性力学为基础的内禀理论，利用高斯坐标的张量表达的微分几何来表示变形和应力分量，居然得到前所未有的统一内禀理论。
第七届留英公费生在邮船上
前排左起：林家翘 欧阳子样 张禾军 宋杰 钱伟长 汪盛羊 曹飞 曹隆
后排左起：易见龙 段学复 张孟休 靳文翰 张龙翔 朱承基 陈春沂 姚依林
傅承义 谢安祜 沈昭文 李春芳 罗开富 郭永怀 林慰祯 韩德培

庚款会于12月底又通知我们在1940年1月底，去上海集合通过海运转加拿大留学，但在上船后我们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允许我们在横滨停船3天中可以上岸游览参观。我们同学当时决定，在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大半个祖国期间，不能接受敌国的签证，当即全体携行李下船登陆，宁可不留学也不能接受这种民族的屈辱。第二次留学又放弃了，那时英国代表跳脚蛮骂，我们还是坚持民族尊严，返回了昆明。一直到1940年 8月初我们又第三次接到通知在沪集合，再度乘船去加拿大。这次航行28天顺利渡过太平洋，在9月14日抵温哥华，改乘火车，3天后抵达多伦多大学。这是该大学第一次接受一批中国读研究生学位的留学生入学。我和林家翘、郭永怀同时师承应用数学系辛祺教授学习，林和郭专攻流体力学，我则专攻弹性力学，但所学课程则相同，即流体力学和弹性力学，都是由辛祺教授亲自讲授，还有相对论和理论物理，都由爱因斯坦的大弟子英菲尔得教授讲授。我和辛祺教授在第一次见面就发现都在研究弹性板壳的统一内禀理论，但他研究的是宏观理论，我研究的是微观理论，当时所得结果还不能统一，但我们深信两者既是同一实质问题，最后一定能统一起来的。辛祺教授第一次见面就高兴地决定要在一个月中用我们已得结果，分两段写成一篇论文，投交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航空系主任冯，卡门教授60岁的祝寿论文集。这个论文集是在1941年夏季刊出的。论文集中共刊出了24篇论文，作者都是第二次大战时集合在北美的一批知名学者，如爱因斯坦(A，Einstein)、老赖斯纳(Hans Reissner)、冯诺埃门(Von Neumann)、铁木辛柯(S，Timoshenko)、科朗 (R．Courant)等。我是唯一的青年学生，而且是中国的青年学生。这篇论文是第一篇有关板壳的内禀理论，几十年来深受国际间的重视。从此，我提高了自信心，敢于向一些疑难的问题进行冲击。以后经过一年的努力，我终于打通了宏观和微观理论之间的关系，而且将薄板薄壳按中面薄膜变形、曲率变化、和壳的曲率三种量相对于厚度量级进行了理论方程的分类，而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以后又参加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应用数学组的雷达天线的研究工作，在1942年底转到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冯，卡门教授主持的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工程师。从1943年到1946年，主要从事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计算设计，火箭弹道计算研究，地球人造卫星的轨道计算研究等，也参加了火箭现场发射试验工作等。同时也在冯，卡门教授指导下完成了变扭的扭转，和水轮机斜翼片的流动计算，以及超音速的锥流计算等重要的研究课题。这是我一生在科研工作方面比较多产的时期。

在多伦多大学博士毕业典礼后留影(1942年夏)

当时在加州理工大学的中国人有周培源教授和钱学森、林家翘、郭永怀、傅承义等人，朝夕相处，从世界大事、国事、学术、音乐、艺术，无所不谈、无所不议。但怀念祖国、怀念同学、怀念亲人，还是最主要的内容。
我们常常议论着各自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有时虽在不同领域内工作，但经常碰到性质相似的困难，那时郭永怀在进行空气动力学方面的工作，遇到了边界层内流速变化大的困难，边界层中的流速怎样和外场流速相适应的问题，而我那时在研究板壳的大挠度问题，在固定边界附近，挠度变化也很大，也是边界问题。我们在长时期的反复交换意见之后，得到了一些共识，既要研究边界层内部流场或变形分布问题，必须把边界层区域在法线方向放大了尺寸，才能看清其微结构，放大边界层就是放大内法线坐标，放大了内法线坐标就能求得合理的边界层微分方程，至于怎样把边界层解和内场解联接的问题，则要视具体问题来决定。基于这些共识，我在返回后 1948年写出了有关固定圆板的大挠度问题的渐近解，后来人们称为"合成展开法"，不久后郭永怀提出了粘性流的匹配展开法，后来也称"邦加、莱、希尔、郭永怀(P．L．K)法"，此后还有林家翘和钱学森的工作，后人都认为是奇异摄动理论的先驱者。

察考德国火箭V2(1943年秋,在美国白沙试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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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哥丁根学派，“屠夫”和“刀匠”

        在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时，和辛祺、英菲尔德教授交往很多，在加州理工亦曾多次和冯·卡门教授接触，他们都是欧洲哥丁根学派的传人。哥丁根学派是应用数学的倡导者，他们都有很深的数学根底，有更好的物理过程的理解，对待数学上都强调对物理过程的本质问题的认识是主要的，但在数学方法上从来不吝惜使用，力求其用在刀口上，要有得漂亮，要用得朴素简洁。为了解决一个实际问题有时不惜跳进数学这个海洋来寻找最合适的工具，甚至于创造新工具。他们都警告我们，数学在应用数学者说来，只是求解实际问题的工具，不是问题本身。辛祺教授甚至说：你们应该有捏着鼻子跳进海洋的勇气，但更应该懂得避免不要淹人海底，懂得在完成任务后爬上岸来，寻找新的物质运动的主题。数学本身很美，不要被它迷了路，应用数学的任务是解决实际问题，不是去完善许多数学方法，我们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己任的，从这一观点上讲，我们应该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秀"屠夫"，而不是制刀的"刀匠"，更不是一辈子欣赏自己制造的刀多么锋利而不去解决实际问题的刀匠。
记得在1940年冬，我到校后第二次进见导师辛祺教授，详细汇报了我在昆明研究的弹性板壳内禀理论，首先说明我选用以板壳中面为基础的高斯坐标，他立刻就指出他的宏观理论也采用同样的坐标，并指出正确选用坐标系，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基础。我说明我采用了在变形中各点坐标不变的"拖带坐标系"(Co-moving Coordinates)，但变形前坐标框架的基本张量和变形后坐标框架的基本张量不相等，其差值的半定义为应变张量。他认为是一个创造性的观点，在应变不太大的条件下，这个定义和经典定义相等。他认为这是典型应用数学思想指导下的创造。当我介绍不论变形前和变形后的基本张量的黎曼曲率张量必须等于零，因为他们都代表的实质的平坦空间，所以也就是代表变形协调条件。他拍案叫绝。他说："你的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已经完成，不必介绍了，去详细完成具体计算任务吧，你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应用数学家，你已经懂得重视物理观念的深化认识，同时也懂得用现代的数学工具简洁地描绘物理观念的认识"。在40年代，张量分析主要是用来研究相对论的数学工具，由于定义应变张量的困难，使用它来研究弹性力学问题的还很少。辛祺教授几年前曾写过一本张量分析的专著，但重点还是在研究相对论。当时，辛祺教授说，看来他有必要应该修改这本专著，增加微分几何和弹性体的变形分析部分。当时他显得非常满意和非常高兴，当晚要我和林家翘、郭永怀到他的家去晚餐和他的家人会见。第二天早晨又把我们叫去讲出了有"捏着鼻子跳进海洋和爬出海面"的那一段印象深刻的教导。林家翘曾在1980年在北京讲学时，同样引用了辛祺教授的那一段话，可见他和我一样获得的深刻印象，在四五十年后，还记忆犹新。
英菲尔德教授同样也很重视这一应用数学的观点，为了使我们深入理解这一观点，特别为我们研究生开设一门名为"物理学的演进"的讨论课，用物理学的发展史来说明：物理学的历史是人们通过生产实践和实验室科学实践的经验的不断总结，来深化我们对物质运动过程的认识，提高到理论高度，用一定的认识的一些假设，建立物理过程的理论基础，再用数学方程推理分析应用来研究更广泛的问题。并用一定的实验来校核，当这种校核和理论结果相矛盾时，人们就要对理论中的认识和假设进行再认识和修改提高，从而使理论认识上了一个台阶，物理学就得到了新的发展。英菲尔德教授说：物理过程的理论认识是战略性的，物理理论的数学处理是战术性的。一般说来，当然战略比战术更重要，这样说并不是轻视战术。这个讨论班的成果，以后曾由英菲尔德教授整理出版，引起1945-1955年间普遍重视。英教授1946年返回波兰，任波兰科学院副院长，在50年代曾访问我国。
在1943年初，我曾在冯·卡门教授指导下研究了薄壁柱体的变扭问题。有一次晚上，我去他住处汇报工作，当我明确提出闭截面薄壁柱体不能用略去轴向应力作用的假设，而应该认识截面变形很小，可以略去不计，而轴向应力和剪应力之间应该满足应力平衡方程时，他就说：这一物理认识很明确，你已经突破了时兴的"二次剪应力"的束缚，你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一定能突破目前的困境，你先从物理角度看透问题的本质，你有很好的应用数学的训练。那时已经很晚，冯·卡门教授毫无倦色，拿出两个玻璃杯和一瓶酒，和我一起一边喝酒一边伏在地毯上一页页地审查讨论了那篇有关"变扭的扭转"的我们联合署名的论文。他越看越高兴，最后他说，这是他一生所署名的弹性力学中最富有经典味道的论文，一切解方程的过程，充分体现了经典的应用数学的完美和简洁。他问我在大学所学的课程中那一位教授的讲学最满意，我简单介绍了吴有训、叶企孙、周培源等教授的特点。他说你们的物理系的教授很不错，可惜1935年他在清华航空系讲学的几个月中，没有访问一次物理系。他对林家翘也很满意，希望清华多来几个研究生。这样一直谈到半夜两点多，临走时，他说，他在弹性力学方面，有这样一篇富有经典应用数学风格的论文，已非常满意，以这篇论文作为对弹性力学的告别作品，对得起同道了。在这一晚谈话中，使我充分理解了哥丁根学派的风格和追求，对我以后的科研工作有深刻的影响。

第六章 弃美归园、迎接解放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久离家园、探亲为名，取得返国权利。1946年5月从洛山矶搭货轮返沪，8月初从沪搭轮经秦皇岛回到阔别北京8年的清华园。抗战时清华沦为日军的后方医院，胜利后由国民党接收大员接管3个月，接收真是"劫"收。当我进入清华时，真是垃圾如山积，一切建筑门窗全无，四壁皆空。我们师生几百人，在陈岱孙教授的领导下，清除垃圾，修理危房，装修门窗管道、补充课桌家俱，日夜整理加工达3个月之久，才勉强复课。9月，祥瑛自成都携儿子元凯来聚。自出国留学后，1940年9月元凯在川出生，几年来一直由祥瑛教养成六七岁的小男孩，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这时才得团聚。
1946年到1949年初北京解放为止，我任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月薪开始为法币14万元，还不够买两个新的暖瓶，以后改为关金券、金元券等，生活也更困难，不得已只好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和燕京大学工学院兼课，从1946年起至1949年止，"承包"了三校工学院的基础课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还开设了高等材料力学，物理系的理论力学、振动、弹性力学基础、传热学、轴的回转等高年级的课程，几乎每学期都有很重的教学工作，每周授课15小时以上。那时的教学生活比中学教师略强一筹，但是，我同时还担任着清华学报理科报告的编委和清华工程学报的主编，以及中国物理学报的编委，和新建设的编委，都要消耗不少审稿时间。我在这一段时间中，还进行了有关润滑理论、圆薄板大挠度理论、锥流和水轮机曲线导板的水流离角计算等科研工作，前后在国内发表了8篇科学论文。
第一次见到出生已六岁的儿子(1946年9月北平清华园) 这一个时期生活艰苦，政治活动频繁，如抗议美军暴行沈崇事件、反美扶日、反饥饿反内战、反对美面、反对清华南迁等运动，连续不绝，每次运动都有北京各大学教授教师的签名宣言，几乎每一次都是由张奚若、吴晗、朱自清等起草抗议稿，发动签名。由于我和吴晗同住旧西院，过往较密，有时议事，往往以麻将牌或桥牌为掩护，袁震(吴晗夫人)应门接待。在吴晗府上见到了许多地下党的负责人。1948年初，于陆琳同志由延安抵京，由于一些原因，陆琳同志在我家小住几个月之久，直到陆琳和我的机械工程系同事孟庆基教授结婚后，才得以合法居住清华园，以后他们一同奔赴革命根据地石家庄。
这几年中，教学工作奇重，政治活动频繁，生活靠工资，物价一日数涨，人不敷出，1947年夏起，有一部分工资以小米抵现款后，还能勉强保证了主食，但冬季长女开来出生，母奶不足，要订牛奶，买奶粉哺育，就一无办法，只好向单身同事、老同学如彭桓武、黄敦、何水清等告贷度日。1948年8月，钱学森自美返国探亲，看到我的困境，告诉我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开展较快，亟愿我回该所复职工作，携带全家去定居并给予优越待遇，这样也可以解脱我的经济困境。我于是到美国领事馆申办手续。但在填写申请表时，在最后一行有"若中美交战时，你是否忠于美国?"我明确填写了"NO"，拒绝去美了事。1947年冬，我家添了一个女儿，名"开来"，乃迎接未来之意。1947年冬以后，国民党由于前线败退，加紧压迫民主进步力量，风声紧张，吴晗夫妇、孟庆基夫妇、吴征镒等相继弃家出走，进入解放区，我和张奚若留在学校。在地下党员樊恭、袁泰等同志带动帮助下，经常收看延安广播电文，有时也在屠守谔、董寿莘同志家中收听延安广播(那时我穷得连收音机都没有)，对解放战争形势，日益清楚，虽然自1947年夏以后，生活十分困难，曾有好几个月只有小米和白菜度日，真是比"三月不知肉味"，有过之无不及。但审时度势，知解放之将至，在心情激动中，有坚守岗位，迎接解放胜利的决心。
经过反南迁的斗争，到1948年12月18日学校里只有三位教授和二位讲师乘飞机南去，其余269位教师全部留校，学校照常上课。到23日，远处已有炮声，按地下党的布置，当日未停课。我在晨10时，照旧讲应用力学，但枪声已在墙外，化学馆后窗已有子弹射穿，我临时改题坚定地讲"射击弹道计算"，枪声不断，讲课声也同样不断，居然200余同学无一惊慌离座，一直讲到12点才终结。30年后，我到云南昆明，遇到一位教授，他是当时在场听课的同学，回忆往事，竟不知是什么力量，使我们上完这堂课的，没有师生的心心相印、对解放的共同认识，我看是不可能的。
下课后，学校附近的战斗已经结束，战事已向丰台南移，我和董寿莘没有回家吃饭，请同学向家里打了一个招呼，二人骑自行车直奔石景山，在首钢见了原清华教授孟庆基，现已改名孟少农，他是人城工作组的人员，首钢业已解放，由他们派车送我们到达良乡司令部。晚8点到达良乡，见到了叶剑英、陶铸和钱俊瑞3位同志，我们汇报了清华情况，师生护校的激情，以及全校完好无损，只是粮食仅够3天的情况。叶帅当即指示钱俊瑞同志，把军粮一部分急救学校师生。我也汇报了岳父孑L繁爵受华东局转中央军委之命，到北平动员傅作义起义的情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首长，其平易近人，爱护师生的感情，深受感动。钱俊瑞是家乡鸿声里的族兄，知其名从未见过面，他是四叔的学生(小学)，当然曾问及四叔，知在无锡江南大学，曾叮嘱我写信去请他留下来为解放后的教育服务。
辞别后回到学校，已是25日早晨7点，到家中听见婴儿哭声，原来是小女儿于昨夜诞生，我们决定叫她"歌放"，她是我们的第三个小孩，也是最小的一个儿女。她是解放的喜日中进入我们家庭的一员，给我们迎来了新的生活。

mylife
等级：
组别：在校学生
文章：120
威望：730
金币：2188
同院：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状态：离线

第七章 解放初期，全心全意投入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工作

        1949年2月北京解放，3月清华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由原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任主任，张奚若、吴晗任副主任委员，周培源为教务长兼常委，费孝通和我为副教务长兼常委，陈新民为总务长。从此一直到1957年，满怀热情地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担任了繁重的教学工作和教学行政工作，还有数不尽的各种社会活动。

接待陈毅同志(右一)贺龙同志(左一)视察清华大学(1949年10月，图书馆门前)左起：前排2．钱伟长3．叶企孙 后排1．任弼时5．钱俊瑞

        1950年我被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同年12月随中央慰问团赴东北慰问抗美援朝志愿军回国伤病员。在东北各地历经十几个城市，深感旧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崇洋媚外之风盛行，对于建设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祖国而言，无疑是一种心理枷锁，在目前，科学技术虽然落后于西方工业先进国家，但要赶上他们，越过他们，并不是不可能的，怀念我们祖先在历史上曾有许多创造发明，我们的民族同样也是优秀民族，有着光荣的创造发明的遗产，只要我们有自信、能团结，我们是能富强起来的。为了这个目的，我在慰问期间就开始起草写有关我国古代科技发明的事绩的文章，用以鼓励青年，坚定创建社会主义事业的自信心。在1951年1月以后，一连在中国青年、人民日报等报章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有关我国祖先的科学发明史实的文章，后来1953年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名为《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一书。该书在1989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扩大版，在1991年又由香港南粤出版社以繁体字版本再一次出版。

在世界青年和和平联合大会上(1954年8月北京)左起前排:1.廖承志3.钱伟长

        1951年2月，我随教育部长钱俊瑞和曾昭抡同志视察哈尔滨、长春、沈阳、抚顺、鞍山、大连 6城市的高等教育和厂矿修复工作。3月参加了全国青年联合会成立大会，当选为青联常委兼副秘书长，曾在廖承志同志和胡耀邦同志的日常领导下做了长达7年的青年工作，并在1954年以中国青年代表团代表名义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世界青年和平联合大会，并代表中国代表团在大会发言。1951年4月，参加了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成立了全国科学工作者联合会(简称科联)，当选为科联的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为调查和组织科学工作者的队伍克尽心力。

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时留影(1956年)


1951年底曾参加了文化部丁西林部长率领的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各一个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访国外的第一个代表团，团员中有李一氓、郑振铎、陈瀚笙、冯友兰、刘白羽、吴作人、季羡林、张骏祥、常书鸿、周小燕等同志。访印前日由周总理亲自接见，详细叮嘱了访问中应注意事项，从清晨 2点一直谈到5点。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聆听周总理的教诲。迄今犹能回忆其和蔼的音容。在印度，总理尼赫鲁亲自接见3次，并由甘地夫人亲自陪同，访问了印度南北7个邦，会见了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拉曼教授和统计数学权威学者薄斯教授等许多知名学者；访缅时由吴努总理亲自陪同，访问了仰光、曼德莱等8个城市。出访连同海运经香港、新加坡前后长达三个半月，加强了中印、中缅的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的友谊，返国后成立了中印和中缅友好协会，我任中缅友协的会长。
1952年夏季，全国进行了院系调整，我被任命为新的纯工科的清华大学教务长。进行以苏联为模式的教学改革，为了迅速译用苏联教材，创造应急的速成俄文的学习，把俄文教材翻译成汉文教材，亦能简单地和苏联专家谈话。当时按苏联模式建立了专业，订定了改革教学计划及教学大纲，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学行政工作改革。为了对教学改革工作进行亲临第一线的实践，还承担了一学年的大学普通物理的教学工作，使我对苏联的高等学校教学有了较深刻的了解。1954年我在北京钢铁学院应北京市各高等学校有关教师进修的要求，开设了弹性力学的讲座，其讲稿经叶开沅整理后，1956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的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该书在1986年经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要求，曾再版一次。1956年，我在清华为教师进修，开设了应用数学讲座约近一年。1956年冬，又在中国科学院和高教部合办的"力学研究班"，重讲这一门课，两次听课者约600人。在1962年我又为清华力学教研组教师办力学教师培训班，重新修订了应用数学的讲义，这份讲义原已交科学出版社出版，不幸在反右后停止出版，还索赔"毁版费"；几经周折，现已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1956年我又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仍兼教务长和力学教授。一直到反右，才撤消了一切行政职务，保留教授。

全国第一次职工科技普及工作积极分子大会及个人发言(1955年夏北京)

科学工作方面，在1951年中司科学院成立之初，即兼任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曾和北京西郊各大学教师多次举办"薄板小挠度理论"和"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等课题的学术报告会，并负责筹建力学研究所。经过几年的培养干部和积极筹备， 1956年1月力学研究所正式成立，所长由美返国归来的钱学森同志担任，我兼任副所长。为了及时培养力学研究工作和教师人才，推动力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曾建议由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合办力学研究班，调集全国高校工科各专业毕业班学生就读，由我和曾昭抡部长共同主持，并亲自授课。自1951年起，就开始指导力学专业的研究生叶开沅、陈至达、顾求琳等，这是我国高校解放后招收的第一批力学专业研究生，以后每年都有研究生入学。1956年5月，曾去波兰参加了国际固体力学研讨会和流体力学研究会；同年7月参加中国科技访问团，访问苏、波、罗、匈、民主德国、保、捷、南斯拉夫8国的科学院和国家科委；8月底出席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九届理论和应用力学国际大会(1UTAM)，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并在大会上作"长方板大挠度问题"和"浅球壳的跳跃问题"的报告，这两个报告深受与会人士的重视，在60年代、70年代国际上有不少论文和研究，都是以这两篇论文为根据的，前者有关大挠度板的系统摄动法被称为"钱伟长法"，后者有关浅壳的大挠度方程被称为"钱伟长工程"。这年的年底还接受了波兰科学院授予的院士称号和证书。

参加第九届IUTAM会议（理论和应用力学国际大会）（1956年9月，比利时布鲁塞尔）前排左起：1．周培源 2．冯·卡门 3．顾毓绣 后排左起：3．钱伟长

1954-1956年，我参加了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的制定我国自然科学12年规划工作。从确定科学任务项目，到各科协调，以致于确定人员经费等规划，任务既重要又复杂，工作接触很广。我们建议以生产需要为出发点确定了55个项目，周总理指出还应该增加自然科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任务。这样就形成了有56项任务的中国自然科学12年规划的框架，其中原子能、宇航、计算技术和计算机、自动化和基础理论为重点，我负责几个任务项目的规划。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国家的需要出发，制定的一个科技发展规划，在这两年的规划工作中，我们经常向总理汇报工作，有不少次是在深夜或清晨中进行的。周总理一方面强调科学规划必须服从生产建设的需要，一方面又强调基本理论和科学实践对于教学发展的重要性，不止一次提醒我们各种科技发展既有国际通用的共性，更应该注意我国资源和地区特点。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自动化小组全体留影
(1956年5月北京西郊宾馆)前排左起：2．钱伟长4．朱？华

他一再提出："我们为什么不能发展以我国特有的富产金属为主的合金钢系统"，"我国的稀土元素南北都富有，为什么不能开发使用到农肥和其它轻工方面去呢"，"西部北部沙漠那么大，怎样治理，北方干旱地区那样大，研究适合这种地区的农业和粮食品种十分重要"，"我就不信我国是贫油地区，洋人的找油理论可能有局限性"，"不要忘了中医中药的研究"等。周总理的每一次接见，每一次谈话，都使我们加深理解到生为华夏子孙的中国人，对开发这块养育着中华民族的土地有着无限的责任感，而在制定规划中，以高昂的热情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着。周总理不断鼓励我们为我国科学事业作出贡献。在规划接近完成时，周总理公开赞誉我和钱学森、钱三强为"三钱"。1956年4月规划工作结束后，我又被任命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并负责筹建自动化研究所及自动化学会。在这以后，周总理指出，科学规划内容宏传，要促其实现，必须广为宣传规划的精神，并鼓舞广大科学工作者积极参与，进行更艰苦的实践斗争。在总理的号召下，我应各省、市领导同志的邀请，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山西、保定各地作了关于"我国科学工作者的任务"的报告，各地反响热烈，起了一定的动员作用。

参加政协宪法(初稿)座谈会(1954年5月北京)前排左起：1．陈岱孙 11．叶企孙 15．张友渔 16．马约翰 17．冯友兰 18．汤用彤 后排：3．钱伟长

1953年，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1954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代表江苏省)1954年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科学院的学术秘书。在这样繁重的公务、学术行政和教育行政任务下，我并没有放松科研工作，这几年里除了发展科学论文20篇，还出版了《弹性柱体的扭转理论》(和叶开源、林鸿荪、胡海昌合著)，《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等，后者获1955年国家科学奖，并由苏联译成俄文出版(1957)，这些都是在晚间9时以后，挑灯夜战的所谓"业余时间"中挤出来的"成果"。我当时也只是40岁上下的中年，多么希望有更多更富裕的时间，为国家的科学事业作出更多的直接贡献；我也看到，像我这样整天奔忙于社会政治活动的科学工作者还大有人在，都为了时间不够用而焦虑苦恼。因此，我不断加强社会各界对科学工作者的理解，呼吁采取措施"保护科学家"，为他们创造必要的条件。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从长期实践中对教育体制、教学方法和教材内容等都有了较深的认识和理解，并在各种场合，坦诚地表达自己的理解和意见。我主张教学必须和科研相结合，教师除了必须结合生产实践外，还必须通过科研工作才能不断扩大知识领域，掌握新知识，加深对这些知识的理解，才能教好学生，在教学中不只是"传授知识"，而且要指导学生能了解这门学科所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否则教师只是终年照本宣科的教书匠，其教学质量是无法提高的。我主张大学教育应打好基础，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为主，工科学生要有理科基础；大学专业不应分得过细，不能设想许多知识都要在学校里由教师一一讲过，因为学生毕业后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是复杂多样的，科技还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更新着，学生更需要具有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认为工程师必然是在长期建设工作的实践中锻炼成长的，不可能在大学的"摇篮"里培育出来。这些主张，当时不合乎时兴的社会潮流。因此，在清华大学里引发一场历时3个月之久的大辩论。为了回答各方面的责难，我在1957年1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6月9日，《光明日报》未经同意而以钱伟长和曾昭抡等6人的名义，刊登了民盟中央向党中央汇报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造成了使人误解的舆论，接着就是1957年6月的反右运动，没有想到这种教育思想论争，竟以政治结论而告终，我被错划为右派，撤消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保留教授，从一级降为三级。儿子竟也受到牵连，虽高考成绩优异而"不予录取"，被分配到工厂当搬运壮工。

第八章 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下，努力把科学工作的成果献给人民

        反右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环境十分困难，进行业务工作更加不易，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也没有出版过什么专著。
我虽然已经不能接触到国家对科学工作的方向和具体课题，但通过广大群众和科技人员来函和登门来访，要求咨询，要求提供资料信息，要求工作协助时，无不欣然答应无偿地勉力从事，提供力所能及的各种技术援助，许多来访者也冲破了层层障碍，事先并不认识，事后成为终身益友。在交往中，深感广大人民和知识分子都在一心一意为国家的建设努力搏斗，在搏斗中他们仍把我看作是一个忠诚的战友，从这种"地下活动"中，努力自强不息，把科学工作的成果，通过种种渠道，奉献给人民。从1958年到1966年间，约有百多件这样的事件，迄今还历历在目，其中重要者有下列数端：曾代叶祖沛教授(原联合国冶金组专家顾问，曾任冶金部副部长，叶老不请中文)起草了加速推广转炉的建议书，并设计了高炉加压顶盖的机构和强度计算，为叶老在首钢试验作了理论准备；曾蒙李四光部长的亲顾寒舍恳切要求下，研究了测量地应力的初步设想措施，并推荐反右后流放到新疆的我的研究生潘立宙来从事这一研究，由李四光同志亲自把潘立宙同志调入他创建的地质力学研究所，开创了我国地应力测量的重要事业，也挽救了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所急需的一个人才；为国防部门建设防爆结构、穿甲试验、潜艇龙骨计算提供了咨询，也推荐了人才；为人大会堂眺台边缘工字梁的稳定提出了以栏杆框架承担其增强作用的方案；为北京工人体育馆屋顶采用网格结构的设想，同时提出了计算方法；为北京火车站的球形方底屋顶的边框强度设计提供了计算方法；为架线工提出的关于山区电缆的下垂问题，以及风荷下电缆的长波跃动和互相干扰问题提供咨询；为架子工铆工提出的拉力扳手提供了设计资料；机床厂工程师发现了从民主德国引进的4种机床和说明书内容不符的问题来咨询，经过了4个月的往返现场试车，才发现技术说明书是旧型号的，引进的机床是隔了两代的新型号的，自动化水平和加工速度都较高，油路有较大改善，后来改写操作维护指示书，才得到了工人认可的妥善解决；还有关于试炮场、防护体结构、贮油罐顶盖结构计算、电厂冷却塔设计计算、波纹管和膨胀接头的设计计算、拉晶机设计计算等都曾提供过咨询讯息服务；也曾为电缆厂提供了我从未发表过的电缆强度计算方法及其公式，后来这些公式出现在电工手册上，但并未提及作者来源。
感谢党中央给我摘掉了右派帽子，从1960年起，在校内从极右分子变成了"摘帽右派"，至少可以名正言顺地当一个"保留教授"了。但并没有正式的教学任务。冲开禁区是从校外邀请开始的，1960年秋，在北京地区冶金学界和金属学界邀请下，开设了"晶体弹性力学"，历时4个月。听讲者80人，写了30万字的讲义；1961年春，力学班要求开设"颤振理论"，讲了一学期，也写了讲义；接着北京航空界邀请讲专用于飞机结构的颤振理论，为此专门开设了"空气弹性力学"，讲了半年，共约 100小时，写了约60万字的讲义，听讲者约300人。从此以后，还为力学班讲了工程流体力学，1962年至1963年间，还专开设了清华校内的教师(共10个人)培训班，讲了应用数学、微分方程的理论和解法、弹塑性力学基础等课程，都写有讲义。同时，还多次为动力系毕业班开设了汽轮机的强度设计理论基础，和为电机系毕业班开设了电机强度设计理论基础，以及为机械系开设的应用弹塑性力学等，每次都写了讲义。1960-1966年间，是我教授讲课的一个高潮，共约讲过12门教学计划以外的新课，总计写了约600万字的教材，也是我一辈子写教材写得最多的几年，其中应用数学，微分方程的理论及其解法，以及电机强度设计理论基础，业已在最近(1993)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和国防工业出版社公开出版。其余的也将陆续整理出版，因为这些讲义并不仅仅是已知材料的编辑综合，而且还包括着许多我当时的科研成果，这些有实用价值的成果，理应公之于众，献给有关的广大科学工作者的。
在1960-1966年间曾先后为力学学报编辑部审稿300多件，有些稿件需要彻底改造，完全重写，还要和原作者详细商量，有些我的审稿意见比作者原稿还要长，曾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清华教授，写了一篇有关层合板的论文，不少基本概念是错的，我在长达50页审稿意见中逐一指出后，他竟公然说："右派教授无权审查左派教授的论文!"最后还是郭永怀所长决定："在这类问题上，我们还是相信钱伟长的意见"，力学学报才没有刊登该文。在广大科学工作者的热情关心下，和党中央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消息传出以后，处境确有好转，但对工作仍有各种阻力。
在1964年，我曾根据十几年的经验，写了一篇很有创新意义的重要论文，《关于弹性力学的广义变分原理及其在板壳问题上的应用》，投交力学学报，不幸给编辑委员会以"不宜发表"为由，退了回来，当然退稿时还附有审稿人(甲)、(乙)的意见两条。我天真地以为这是审稿人差错，便详细地写了两封申辩信，寄给编委会，要求正确处理，但编委会连回信都没有给。1968年日本鹫津久一郎在美国出版的《弹塑性力学中的变分原理》一书上表达了相似的论点，这一论点才得以在国际上风行一时，只是比我的论文晚了4年多。一直到1989年，我才在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钱伟长科学论文选集》中发表了这篇论文的原稿全文，以及审稿人(甲)、(乙)的意见和我的申辩信全文，从这些材料中，读者自己可以作出结论和体会。
在1959、1960年国际力学会议主席柯爱特(Koiter)教授曾两度邀请我至荷兰主持现代壳体力学研讨会，提供往返旅费以及生活资助，都遭到清华大学领导的拒绝而未能应邀参加，连论文也不许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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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在史无前例的困难条件下，坚持科学工作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经历了无法想象的困难：不论五类分子或是八类分子，我总是在最底层；两派武斗，都把我作为斗争对象；是劳改队的永久队员；武斗最剧烈时，家住两派战线的前沿阵地，所有邻居都躲避迁居他处，只有我和老伴还住在枪林弹雨之下，几近百日，随叫随到，只要"九头鸟"一叫，不论半夜或黎明，都必须出席批判大会；皮肉受尽了各种痛苦；书籍资料散失大部；生活用具和衣服棉被，或被抄走，或被征用；有一个时期，连吃饭都很困难；还有约近半年的时期，夫妻都被分别"隔离审查"或"群众专政"，靠两个在中学里当"狗崽子"的女儿在监视之下送饭度日；以后在1968年初夏的"百日大战"的武斗中，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小屋里，另一间厕所兼作为厨房和吃饭，以及会见"革命群众"、"专案组同志"的"外调"的会客室。但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靠着亲人们相互关怀，相濡以沫。同时我坚信这些现象都是暂时的，一个国家不可能这样长期混乱下去，总有一天要恢复建设，因此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消极悲观。再则看到许多革命领导和建国元勋都受到非人的摧残折磨，对自己受到的苦痛，也就坦然处之不足为道了。只是春天盼秋天，今年盼明年，没有想到一直闹了十年之久。
时间长了以后，又渐渐开始了"地下"的科学工作，起初只是为了解答人们的询问，有时给工厂无偿翻译一些进口机器的说明书，在武斗最剧烈的时候，居然开始了三角级数求和的研究工作，这种工作无需参考资料，还可以断断续续做。在累积了一定数量的成果以后，就有计划地要写出一部有1万种"三角级数之和"的大表，这样的工作占用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的大部分时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居然完成了90％的工作量。总数累计业已超过1万种级数，涉及广泛的实用范围。
1968年7月27日军工宣队进校以后，武斗停止，不一月，被定罪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10月29日和力学教研组教师40人一同下放首都特殊钢厂劳动，当三班倒的炉前工，和工人师"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人师傅都是20岁出头的壮小伙子，而那时我已年近花甲，炉前工的主要工具长铁杆，重52公斤，要举起铁杆来操作，对我说来确实非常困难。在日夜相处中，从青年工人中学到不少东西，和工人们理解渐深，有几位在后来竟成了朋友。一月后，大队撤离返校，我和少数几位教师仍继续留厂劳动。几个月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那时我和工人关系已经很好，工人们已经不再直呼我为"钱伟长"，先改称"钱教授"，以后直呼"老钱"。工人师傅和我一起搞了几个月的技术革新工作。最后，转入机修厂，和工人一起，根据需要设计制造了一台800吨水压机和大型的2000平方米的热处理车间及其设备。从而建成了水压机车间和热处理车间，满足了该厂日益扩大生产的需要。为此，我查阅了大量的技术资料，参观了北京市和各种水压机车间和热处理车间，得到许多工人的关心和支持。这两个车间一直到我5年前访问该厂时，还在使用着。
1969年夏，清华领导忽然通知特钢工宣队领导，命令我当日下午4时前返校，晚7时随几百人的教师队伍，去江西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农场从事农业劳动改造，并要立志终生务农。特钢工宣队领导拒绝了这一要求，说："当接受钱伟长来特钢劳动时，清华军宣队领导迟群、谢静宜曾再三叮嘱，钱伟长不改造好，不许返校。现钱伟长虽然有进步，但离改造好，还有一段距离，我们没有完成任务，因此不能让他离厂返校"。这是后来师傅们告诉我的，师傅们知道鲤鱼洲农场是吸血虫病的严重疫区，这样处理是工人师傅爱护我，使我免除了一场无妄之灾。

第十章 四害已除，奔驰前进，力图夺回已逝去的美好岁月

美国作家韩丁访华，要求了解清华在"文革"期间红卫兵运动情况，周总理指定我陪同接待。为了接待外宾，革命委员会急忙给我调整房屋，把原已搬进的邻居迁走，五间北屋都还给我家，有了卧室和宽敞的客厅，临时动员教研组的同志来粉刷墙壁，并勒令我添置几件家具，当时我原有的桌椅早已在运动期间"处理"掉了，而扣发了几年的工资也没发还，只得暂时告贷。安置好以后，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和何东昌都还郑重其事地来查看过。为此从1970年5月起由特钢调回清华，专门从事接待工作。和韩丁大约详谈了一个月，参加接待的还有工宣队接待组的刘师傅，韩丁的女儿卡门是北京101中学的学生，也参加了红卫兵，是蒯大富的热烈支持者，拿过长矛，参加过武斗，谈话时卡门是见证人。我事先曾向周总理请示过，总理指示："合情合理照实说"，"卡门不会给我们隐瞒的"，"关键是讲得合情合理"，"要用外国人听得懂的逻辑讲得合情合理"。谈话开始几天还有外交部的唐闻生当翻译，后来只有我和刘师傅接待了，为了刘师傅能听得懂，我讲一段英语再讲一段国语，有时卡门帮着译给刘师傅听。我们还约请了清华两派头头座谈，让他们自己讲两派斗争的事实和他们自己的理解。在座谈中，两派仍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卡门当然还有不少蒯派观点，但韩丁对此很感兴趣，经常穷追不舍。我则自誉是最中立的，因为两派都不要我，都把我当做斗争对象。最后，韩丁提出100多个问题，尽力解释了一个星期，有的问题干脆承认没法解说。一直谈了一个多月，谈到韩丁、刘师傅、卡门都满意，才算完成总理交付的任务。韩丁返美后，写了一本名为"百日大战"的书，畅销美国。卡门在文化革命结束后返美，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演说家，专为中国问题辩护。
1970年到1972年，周总理直接交付的任务中接待的国际友人， 还有法国名导演伊文斯(1970年8月)，美国作家斯诺(1971年2月)，英国记者格林(1970年12月)等人。 伊文斯来华摄制"文革"事迹，周总理指定我以知识分子身份接受采访，并家访摄制电影， 长达一小时。格林也摄制了讲课新闻片和采访新闻片。斯诺的接待较细致，谈话采访约近半个月。 其它还有《纽约客》记者斯泼林斐而德(1972年)，在家中接待了约5小时，参观了除厕所以外的所有房间， 返美后，在《纽约客》1973年3月号上登载了长约35页的家访报导。通过这些，深感周总理关于 "实事求是"、"合情合理"以及"求同存异"的指示在外事工作中的重要性。

接受外国记者采访（1972年春，清华大学照澜院）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和中美建交带来了中美交流的热潮，夏天接待了美籍华裔教授回国访问团，任之恭为团长，林家翘、戴振铎为副团长，全团共有张捷迁等24位教授，不少是别离30年的老朋友和老同学，相聚间有说不完的话题。同样还接待了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袁家骝、陈省身等人。10月初至12月，由毛主席周总理决定让我参加我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英、瑞典、加、美四国，由贝时璋任团长，白介夫为副团长，团员有张文裕、钱人元等人。周总理嘱我注重考察环保问题。在英国结识了皇家学会会长赫乞逊爵土和他的夫人，赫夫人陪我们乘游艇游览泰晤士河，在游艇上我和赫夫人的照片成为当天泰晤士报头版头条新闻；在英国剑桥大学，我们还会见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教授和他的夫人；此外我还见到了老朋友伦敦帝国学院院长、空气动力学著名权威赖希尔(J．Lighthill)教授，曼彻斯特大学英国机械工程学会会长脱纳 (C．E．Turner)教授，和斯汪西大学的著名有限元专家辛克维奇 (0．C．Zienkiewicz) 教授。赖希尔教授和我通过有关超声波锥流的研究，曾长期通讯来往，赖希尔是现任(1993)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大会主席；脱纳教授和我由于波纹壳的计算通讯，来往业已十几年。辛克维奇教授原籍波兰，我们是在波兰的学术会议上认识的，当时他是从威尔斯的斯汪西专程赶到伦敦来见面的。我也专门访问了管理环保的各部门，询问了有关环保管理工作，并访问了英国环保权威洛德斯爵士(业已90高龄)，蒙他提供了治理泰晤士河污染和伦敦空气污染(即雾)的详细资料。最有兴趣的是参观牛津大学附近的皇家气象中心，看到他们正研究全球气象预测计算。在讨论中我指出他们忽视了南太平洋、加勒比海、印度洋的海面蒸发，和西藏高原对气流的影响，这将严重影响他们的气象动力学的求解条件，他们认为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见，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访问4国(英国、瑞典、加拿大、美国)科学家代表团 (1972年10月)
前排左起：2．钱伟长 3．贝时璋(团长)4．钱人元
后排左起：3．白介夫(副团长)4．张文裕

我们访问的第二站是瑞典，瑞典以教育普及闻名于世，国民中有92％是大学毕业水平。接待我们的主要是瑞典皇家学会，该会会长汉勃鲁博士极热情，陪同我们全程参观访问。汉
博士以后曾多次访问我国。我们在瑞典访问了新京斯德哥尔摩、旧京阿泼萨拉、西部港口哥德堡、北极圈内矿区基尔纳及其气象探测火箭发射场。在斯德哥尔摩访问皇家工学院、诺贝尔基金会、亚西亚工业集团公司的核反应堆和核燃料加工厂、皇家学会图书馆，也额外参观了瑞京的地下固体废料处理场，并获得了有关资料。在阿泼萨拉我们主要访问了该市的阿泼
萨拉大学，据说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它有汉学系。阿泼萨拉图书馆和博物馆都有大量中国文物馆藏，我在图书馆中意外地见到了20多本《永乐大典》珍本和郎世宁绘制的康熙年间的大清帝国全图，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早的中国地图(按现代标准绘制的)。在北极内的基尔纳矿区，我第一次看见现代化的铁矿矿区。矿石从矿内用传送带直接自动送入选矿厂，一个选矿厂每年能选矿400万吨，一个班一共只用12个工人，矿石进入第一层楼进行粉碎并筛选，合格粉末升人第二层，经洗选后团成颗粒，不合格的大颗粒，再度粉碎后加入下一批原料输入第一层，把第二层团成颗粒的料输入第三层楼进行烧结。最后经过筛选后由传送带输入厂外的铁路运输车皮上，通过铁路从挪威出口。厂房地下层是动力机械中心，12个工人中，6人在动力中心，也管维修，其余6人，每层2人，分管传送速度、生产质量和机械动作的监护。在基尔纳还观察了北极光的大自然奇景。瑞典工业发达，教育普及，生活水平很高，社会保险发达，一般工作人员，包括小学教师，幼儿院保育员都是大学毕业的文化水平，不少人工作之外，还在进修高级学位课程。瑞典的这种高文化水平的社会，在访问的四国中，应居首位。
第三站为加拿大，访问了温哥华、多伦多、渥太华、魁北克、蒙特利尔、尼亚加拉大瀑布。在渥太华见到了同届出国的中英庚款公费生姚玉林，他攻冶金，获得博士学位后和加籍华侨结婚，并在加拿大政府的矿产局中任工程师30年，现为该局的主任工程师，不日退休；也会见了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林达光教授。在多伦多返回母校时，才知道40年代的应用数学系已停办，因在战后原来避难的欧洲教授们都各自回国去了。多伦多还为我返校而举行了获得博士学位30周年的纪念会，参加者都是当年的数学系、物理系(现已退休)的教授，其中有3位还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委员。在"文革"中我的毕业(博士)论文丢失了，现任校长从图书馆的原稿复制了一份赠我。老教授特别关心我们这批加拿大首批留学生，当他们知道段学复、张龙翔、沈昭文等都是我国科学界的带头人时，都喜形于色。我还遇见了当年居住在同一宿舍的老同学约许博士，他现在是加拿大的牙科权威，也是现总理的牙科保健大夫，他极想来华访问，特别是华西大学(成都)的牙科，他父亲在解放前曾在华西大学任教授，后来在1984年，他终于访问了上海、成都、西安和北京。在多伦多大学我们还访问了宇航研究中心，他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圆柱壳受轴间压力下的稳定实验问题的研究，我向他们索取了不少实验资料，并同意用我的圆薄板大挠度问题，以及扁球壳受压失稳问题的公开成果和他们的研究资料进行交换。我们还访问了魁北克的冰结构的强度研究所和高电压实验室，以及滑铁卢大学的计算机软件中心、运河远距自动控管等科学技术设施。
最后一站是美国，我们访问了华盛顿、纽约、波士顿、密西根、芝加哥和旧金山等6个城市，尼克松亲自在白宫宴请了我们，基辛格也在国务院举行中餐午宴，美国科学院举行了全国科学家500人的盛大宴会，据说这在美国科学史上是第一次。我们在美国科学界、教育界、学术界和华侨界中受到了普遍热烈的欢迎。在旧金山告别时，由上海人刘太太独资主办了人数几达1500位的盛大告别宴会，参加者为来自全美各地各阶层的代表人物，据说这也是创记录的，足见新中国的威望。我们参观了各种博物馆、纪念馆、国会和国会图书馆、宇航馆、纽约世界贸易大厦、联合国大厦、芝加哥工业博物馆、斯坦福大学的工业园等公共设施，也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密西根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格莱分校，以及斯坦福大学9所著名高等学府，还有IBM公司、奇异电器公司、RCA公司和贝尔电话电报公司的主要研究所，IBM的总经理专程陪同代表团历经华盛顿、纽约、波士盛三个城市。他在纽约总公司的招待会上公开说："我真诚地愿意和中国合作发展计算机事业，对中国而言，我们无法保持什么真正的技术机密，公司的高级技术带头人共有500余人，中国人超过半数，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哪天中国要他们回家为祖国服务，我们是无法阻挡的。"我们特别提出要求参观和访问环保局和环保研究中心，询问了美国环保管理的运作方法和有关国际关系问题，并索取了大量资料。在这次访问中，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到有关高新技术诸如激光、遥测遥控技术、计算机技术、加速器技术等各方面的进展情况，我们只是拒绝了观看阿波罗登月发射的现场，其它都和主人的殷勤接待密切合作，双方都感到满意。在访问中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和老同事。在普林斯顿大学见了原帕萨汀那喷射推进研究所的老同事萨马斐尔特教授，他热情地请我专程参观了他所领导的喷射推进研究中心，以及他在研究的电子喷射推进发动机；另一喷射推进研究所的老同事司啻怀特教授，特地从加州南部赶到旧金山，短期会见了几小时，还见到了一些应用数学界物理界的老朋友，都是阔别了30年的人，无非是互相交换老朋友的近况。特别要提到的是见到了许多华裔科学家，如任之恭、林家翘、杨振宁、李政道、吴大猷、陈省身、赵元任、张捷迁、吴健雄、袁家骝、张守廉等教授。我们还专程访问了李政道、杨振宁的夫人及儿女。
我在访问四国中，一直是代表团接待记者的发言人，和各国记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离美前，在旧金山召开了一次告别的记者招待会，有记者问："中国在解放以来，有什么科学发明，可以算作是对人类的贡献?"这是富有挑衅性的提问，我当时即严正答复："解放以来，中国人民在重建家园中，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不论它曾经多么落后、多么贫困，只要国家独立，民族团结，万众一心，努力建设，就一定能自力更生建设自己的工业、农业，逐步赶上世界最富有的发达国家，这就是中国人民最重要的科学发明和对人类的贡献。"听众中一片掌声，许多在场的老教授都流下了热泪。
访问结束返国后，受到了周总理热情的欢迎，我也交出了一份有关四国对于环保工作的5万字的报告，并提出了有关我国环保管理和政策的建议，不久国家成立了环保局和环保研究院，由清华1937年校友黄新民同志主持该事。
1973年3月起，代表团在北京展开了"访问四国报告"，有时误传为"访美报告"，我也曾在4月到绵阳清华分校作了这个报告，顺访了成都，这是我在解放后首次访问四川。
此帖由 mylife 在 10/1/2008 2:41:10 AM 进行编辑... my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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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小小一个电池，也是祖国的需要

         在弥漫着斗、批、改的政治空气的清华园内，刚刚批判过一张纸、一枝笔的纯理论工作，再谈应用数学和力学的理论工作，显然只会自找麻烦。但是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长期吃白饭无所事事，良心不安，总想找个实际问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科研工作，以作补偿。在珍宝岛边界战事中，我曾提过一个建议，研制复合装甲护板，在加重装甲的重量下，提高装甲抗弹能力。这一建议通过军工宣队领导转交给有关当局，得到首肯而组织力量试制中，两年后听说颇有成效，但后来由于九一三事件发生而引起的人员调动中停了下来。在1971年间终于找到了研究开发轻质高性能电池这一课题。它若成功，既可用于野外作业如地质勘探队的电源、铁路号志灯的电源、航道标志灯的电源、坦克的起动电源、导弹动力电源、甚至潜艇和电瓶车电源，以至电汽车未来的动力。这一建议果然得到军工宣队领导的批准，组织了一个高能电池研究小组，归化学教研组支部领导，由支部书记孟祥发同志直接负责，参加者有化学教研组讲师老廖和大李、汽车教研组宋景瀛教授和一位工友共6人。一年后，坦克兵团又派来4位同志，发展到10人小组。研制高能电池工作开展后，全力日夜投入战斗。搞电池非我的专业，知识不够怎么办?在短短3年内，边找资料边学习边翻译，累积300万字的翻译资料，还阅读了前后20年的有关学术专著。没有设备怎么办?自己制作，我们从学校的废品堆里找旧材料，把废旧的千斤顶，修理好后倒装在钢架上作为手动的电极板压力机，用废电线拆开后把铜丝镀银作为电板网的编制材料，把废轮锯片安装着旧电机作为制作电池匣的电锯等。没有合格的原材料怎么办?不论是空气极板的主要原材料聚四氟乙稀，或是电化学反应的催化剂，或合格锌和其它类似阴极原材料，或电极包装塑料薄膜，我国都没有生产，或没有大批量生产，或生产而质量并不合格。凡此种种，都由我亲自跑化工材料行，或各行的各个仓库，有时甚至亲自到化工厂的车间，和老师傅直接商量，有时在塑料加工厂或轻工业车间或粉末冶金车间，无意中找到了必要的材料，特别在找微量添加剂或催化剂时，更加困难。在这三年中，我骑自行车跑遍了北京的大小各种车间400多处，经常得到许多老师傅的热情帮助。到第二年中，一种与普通电池体积重量相等，而其产生能量高出8倍的新的一次性电池诞生了，其性能竟超出了C．E的同类电池的40％，而且价格便宜，其技术关键在于我们制造了空气极板的新工艺，这种不足一毫米厚的新极板，是多孔性的，既可以畅通空气或氧气，又有很好的抗水性，水或其它电解质溶液，即使在加压的条件下也完全不渗漏，它同样可以用来制作燃料电池的极板。很快，高能电池在生产中发挥了作用，不少电池厂移植了这项技术，生产出来的高能电池填补了国家空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在高峰时期，这个小小的高能电池研究组竟和100多个电池厂联系，参观取经者络绎不绝，有时竟有50多个外来客人在实验室里，亲自学习操作试制极板，测量电性能，索取详细资料，我们采用一切技术公开的原则，深受各方欢迎。三年中我亲自编译刻印了100多期《洋为中用》的技术资料，供全国各方参考。在第三年中，由我编写的《锌空气(氧)电池进展》的专著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同时也试制成了以高能电池为基础的坦克启动电瓶，原来用两个电瓶，重约 100公斤，仅能连续启动15-20次，而新的高能电瓶只要用一个，重约25公斤，试验下来能连续启动1000多次，这为实战带来极大的方便。此外我们还为铁路设计了实用的号志灯，为地质野外工作队设计了高能电源，分别在山海关和廊房建了两个厂。同时还在进行贮存保养试验，进一步提高性能的试验，以及进一步发展电瓶车的试验。高能电池的工作在1975年还获得了北京市的科技进步奖，也得到了周总理的关怀。周总理在1974年底接待杨振宁期间，曾指出该项研究的战略重要性，仅有坦克兵的人力支持，还不够，当场告诉迟群，还应给予设备和经济上的支持。我们满以为这样可以把这一研究飞速推进了，谁知道学校的领导在迟群的指使下，?quot;电池研究组推行资产阶级专家路线"为名，撤换了小孟的党小组长的职务，换了一位"左派"的白某，展开了大批判，说什么"电瓶安装在汽车车架上方是资产阶级路线，装在汽车的车架下方才是无产阶级路线"，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谬论。闹了一个多月，电池组只好以解散告终。
1975年我作为北京市的人民代表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见到了周总理还问起电瓶，我只好支吾应对，小小电瓶竟得到总理的关注。我望着总理憔悴的音容，不胜感动、焦虑。那时我因高血压症状严重，休息了几个月(扣薪)，以后转入外语教研组，帮助他们编英汉科技词典，1977年初又转人数学教研组，从事"三角级数求和大表"的工作，不久"四人帮"垮台，一切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高能电池研究小组(1971-1974)
左起：2．钱伟长 4．孟祥发 5．廖松生 6．宋镜瀛
自行车是测试电瓶的工具

第十二章 四害已除，奔驰前进，力图夺回久已逝去的美好岁月

        四害已除，重新获得了科学工作的权利，欣逢1978年党中央号召"实现四个现代化"并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春风拂人，奋起之情，油然而生，虽已年近七旬，还能为四化服务效力，感到无限幸福。

"四人帮"完蛋了，真高兴！（1977年）

1977年8月起，为北京高校教师和研究生以及各部委研究所、设计科研人员讲《变分法有限元》，共70讲，听课达500人，并写出讲义约70万字，后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有限元自60年代起，逐渐发展，十几年不断普及于国际工程界，为力学计算开辟了一条数值计算的新路，并依靠计算机的发展，日趋成熟，·但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所科学工作完全处于停顿，在国内还很不普及，也从未有人系统讲过课。在国外一般都从微分方程开始，我则从力学问题的变分法开始，由于我从"文革"期间就从事研究变分法，用拉格朗日乘子法把变分条件吸收人变分泛函中去，建立了一整套广义变分原理的理论，用离散化处理后即为卞学锁在国际上独树一帜的混合杂交元理论，实际上就是多变量变分原理。本讲座曾在全国各地讲过7次，即华中工学院(1979年3月)、昆明工学院(1978年8月)、重庆应用数学力学编辑部(1980年11月)、绵阳29基地(1980年12月)、无锡 702研究所(1982年10月)、贵阳(1982年7月)、西安冶金建筑工程学院(1982年5月)，听讲者总数达2000余人。这是"文革"后开设的第一个大型的学术讲座，我通过这些讲座，实现了把讲坛搬到全国去的诺言。

在昆明工学院讲授变分法和有限元(1978年8月)

第二个公开讲座是关于《张量分析》的。为了在国内引进理性力学的研究方向，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理性力学权威爱林根教授同意来华讲在昆明工学院讲授变分法和有限元(1978年8月)学，为了对力学界接受爱林根的讲学作准备，特在兰州开设"张量分析"讲座作为数学基础，共讲14讲，每讲3小时，写有讲义，听讲者共有200人。
第三个公开讲座是关于《奇异摄动理论》的。奇异摄动理论是在 1948-1955年之间由我、郭永怀、林家翘、钱学森分别在不同的力学非线性问题中用不同的方式提出来的，由于它在华中工学院讲变分法和有限元(共20讲，1979年3月，武汉)确能解决问题，国际上从60年代起逐步在力学、物理和天文计算中推广使用，内容逐渐丰富，形成了一般公认的"奇异摄动理论"这一新兴的数学方法。林家翘在1978年来访时曾讲了星云发展学说就运用了这一理论，他鼓励由我在国内进行推广，为此，我自1979年9月起就在清华大学开设了这一公开讲座，共有 50讲，写了讲义约50万字，听讲者删余人。以后又在华中工学院和上海讲了两次，听讲总人数达500人。

在华中工学院讲变分法和有限元(共20讲,1979年3月,武汉)

第四个公开讲座是《穿甲力学》，这是应国防部门要求开设的讲座，共50讲。事前由华中工学院朱九思院长大力支持提供条件，使我于1981年7月13月-9月16日在庐山，编写讲义约40万字，10月到该校开设讲座，听讲者达250人。事后收了一位博士研究生，由内蒙试炮场来，毕业后仍返该场。穿甲力学讲义后来在国防出版社出版 (1984)，获国家优秀图书奖(1988年)，迄今国内也还没有同类专著。

在太行仪表厂研究波纹壳问题(1979年春,太原)

第五个公开讲座是《广义变分原理》，这是民盟中央多学科学术讲座(1984年7月28日-8月14日)的一部分，共14讲，听讲者150人，写有讲义约40万字，同年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这次讲座内容主要是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广义变分原理"的内容，也对国内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谓"权威"理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第六个公开讲座《格林函数和变分法在电磁场和电磁波计算中的应用》(1987年1月)，是上海工业大学主办的微波研究班的第一个课程，共20讲，听课者84人，讲义约25万字，后 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在绵阳29基地讲变分法和有限元 (1980年12月)

所有这些讲座的主要内容，都是我的科研成果，通过这些讲座，整理了这些科研收获，有时还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一共写了225万字的讲义，所有这些讲义，除了奇异摄动理论外都已出版。《奇异摄动理论》在晚近发展很快，计划在日后重新改写。现在该讲义的主要内容都已被人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同名书籍中全部抄取发表，我暂不发表并不影响这门学问的传播。

参加国际杂交混合有限元会议留影(1981年4月，美国乔治亚州大西洋城)
左起：2．卞学锁 3．薛大为 4．钱伟长 5．唐立民 6．张相麟 7．赵如兰

从1978年起到1992年止，我在科研战线上奋力拼搏，夜以继日，形成了一生中的科研高潮，15年中在中外杂志发表了约100篇中外文的科学论文。涉及方面很广，其中涉及环壳、波纹壳、轴对称壳的论文29篇，关于广义变分原理的论文22篇、关于有限元的论文24篇、关于三角级数求和的论文5篇、关于薄板大挠度问题的论文7篇、关于中文信息处理的论文4篇、关于其它弹性壳的论文2篇、塑性撞击和穿甲力学的论文3篇和其它论文4篇。其中环壳和波纹壳的工作是机械工业部弹性元件科研课题，广义变分原理的工作曾获得1982年国家科学进步奖，中文信息方面的工作曾获1985年上海市科技发明奖。

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讲学的招待会上 (1981年5月)
左起：1．钱穆 3．钱伟长 4．金耀基

        在这15年中，曾多次参加国内外科学研讨交流活动，1978年11月参加大连的计算机结构力学会议，和12月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航空工程学会，造船工程学会联合召开的蚌埠有限元学术会议，宣读了"关于弹性理论中广义变分原理的研究及其在有限元计算中的应用"一文，在蚌埠的会议上，该文是会议的主旨报告，该文是首先提出了用拉氏乘子法建立广义变分原理的新方法，受到与会者的普遍重视，1979年由《力学与实践》(1979年第1、2期)和《机械工程学报》(1979年第2期)协议同时刊登，该文的英文译稿在1980年传到英国有限元权威辛克维奇教授那里，辛教授曾来信提到这篇论文，说："很受重视，比他即将出版的《有限元论》所讨论的同一问题更富有开拓性，亦更实用，更有说服力。现在他已经相信我们在不同的条件下倡导的这一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不过，他称它为"修改了的变分原理"，我称之为"广义变分原理"，他也认为称之为广义变分原理更为合适。我于1981年4月访问美国，参加了在大西洋城为卞学锁教授的60岁祝寿的国际混合杂交有限元会议，在会上宣读了"以广义变分原理为基础的非协调薄板有限元"一文，在同年5月18日-24日，我参加了合肥国际有限元学术邀请报告会(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和力学学会主办)，参加报告的有辛克维奇(英)、渥登 (J．T．Oden)、葛拉戛(R．H．Gallagher)、卞学锁(美)等8人，我把参加大西洋城的报告全面扩充到弹性力学各个方面，题为"以广义变分原理为基础的一般问题的非协调有限元"，辛克维奇、渥登等都认为这一报告是当代很重要的有限元方面的进展，后来该文由《美国应用力学进展》(1984，第24卷上)全文刊出(共60页)，确认了这是近年力学进展的一个方面。在1982年8月又先后参加了上海国际有限元会议和大连有关杂交1昆合有限元的学术会议，都以"具有对角线化的一致质量矩阵的动力有限元和弹性撞击计算"为题，作了大会主旨报告。1984年7-9月出席了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在丹佛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应用力学特别会议和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16届国际理论力学和应用力学大会，以及在荷兰召开的流体力学有限元法的研讨会，分别作了"弹性力学广义变分原理"、"拉氏乘子法"和"广义变分原理"的报告，并顺访了密西根大学、波士顿MIT和纽约哥伦比亚和普林斯顿大学、代而夫脱大学(荷兰)、哥本哈根大学等，见到了40年来未见面的MIT的E．赖斯纳 (E．Reissner)教授和荷兰的柯爱脱教授和冯康普(VonCampen)教授，以及怀俄明的博里西(A．P．Bore山)教授，又见到了老朋友戴振铎、易家训、林家翘、朱传榘、卞学锁、吴健雄、李政道诸人，也会到新朋友张建平教授。通过这些交往，我先后被聘为美国应用数学进展、美国的国际工程科学月刊、英国的国际薄壁结构月刊、荷兰的国际有限元在分析和设计中的应用月刊等科技刊物的编委，张建平教授后来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工程部负责人。还在1979、1982、1985、1989、1993年参加过五届全国3M会议(3M即为现代数学和力学的外文简称)，在历届会议上都发表了有关应用数学和力学的各种学术报告。又在1980、1981、1983、1985、1987、1988、1991年7次接受香港大学或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的邀请，在香港短期访问讲学，讲题范围涉及我个人所从事的科研工作的各个方面。1985年8月在上海由我主持召开了第一届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出席者有美国屈鲁斯台尔(C．Treesdell)、英国杰弗利(A．Jeffrey)、意大利皮扬基(C．Biancm)、荷兰冯康普、苏联谢道夫 (L．I．Sedov)、日本近藤一夫等各国学者150人，中国学者200人，这是一次盛会，并将于今年夏季在北京召开第二届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在1987年10月率团参加了在蒙特里尔召开的国际生产力会议，并作专场报告我国生产力发展情况。其余还参加了许多国内的各种学术会议，这15年是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的15年，在学术交流中发表了许多学术报告，并宣传了我国科技工作发展情况。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首次编委会留影(1981年5月，北京)
左起：1．闫玉华 2．吉布尼夫人 3．钱伟长4．闫明复 5．金士帕(N·ClnsburS)
6．哈德来(B·Hadley) 7．吉布尼(F·C1bney) 8．张文华 9．徐慰曾
10．周有光 11．刘尊棋12．苏罗门(R·Solomon)

mylife
等级：
组别：在校学生
文章：120
威望：730
金币：2188
同院：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状态：离线

第十三章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向全国宣传呼吁

        在小平同志1977年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的号召以来，得到了极大的鼓舞。1978年7月到安阳主持磁疗机鉴定会时，由安阳市委邀请，首次在安阳市作了《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问题》的报告，叙述了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必要性和可能性、将对祖国的社会生活、经济变化带来的变化等各个方面，受到了听众极大的欢迎，当即受到郑州铁路局、邯郸市、石家庄市委和保定市委的 邀请，做同样的报告。在回京路上，分别在邯郸、石家庄、保定作了三次大型报告，听讲人数一次比一次增加，在保定的听讲者达2000人。此后自1978到1983年间分别在全国(除了青海和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180个城市作了内容上大体相同的报告，听讲人数约30余万之众，虽然报告并无写就的文字，会后由各省市按录音稿分发，广为宣传。在北京曾在中央党校、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联部、社科院、人民大学、全国政协等讲过十几次。在新疆，曾利用考察水资源的机会，于1982年9月5-25日在乌鲁木齐、石河子、吐鲁番、喀什、伊宁、库尔勒、克拉玛依、阿尔泰等地作了这个报告，报告时通常用两个会场，一个用普通话，由我直接讲，另一个有4位民族语言翻译轮流分段传达，同样深受各民族群众和干部的欢迎。所到最偏僻的城市是地处陕甘川边界上的四川小县南屏县，我利用去九寨沟的机会接受该县县委书记的要求，在县委礼堂作了这一报告，听众亦达6叩人。在1980年10月11-16日我率团参加香港国际中文计算机学术会议中，由香港新华分社社长邀请在该社作了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报告，听众达800人，录音亦曾在香港各单位传达。这个报告还曾在我国驻荷兰大使馆(1984年)和驻波兰大使馆(1987年)分别讲过，也受到华侨和使馆工作人员的欢迎。

参观洛阳矿山机械厂(1982年5月)左一：华中总工程师

在讲解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和干部、知识分子和基层群众取得了广泛的接触，深感小平同志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具体反映了全中国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同时也看到使11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现代化是多么巨大而艰辛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广大群众在听讲后都感觉到现代化是大家的迫切需要，而且经过全国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是有条件完成的，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这一工作的可靠核心力量。不过，这一任务是一个全新的任务，需要各种科学技术以及经济工作的全面综合运用和高速发展，这是全新的、困难的，在11亿人口这样大国中进行这类工作还没有经验，所以加强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就更加重要，于是引进合于客观规律，把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工作溶合为一体的现代化管理和组织科学成为极端重要的问题。基于这一需要和理解，1979午3月在全国政协的科学技术组做了《关于组织和管理的近代科学--系统工程》的报告，这一报告讲了四个问题：(1)系统工程的重要性；(2)什么叫系统，什么叫系统工程；(3)系统工程的六个要素；(4)系统工程的理论背景和它的使用工具。从此以后，我在全国各地讲《四个现代化》时，也必同时讲《系统工程》，所以，这个报告也在全国各地讲过约200次上下，听众达30万人，使不少领导同志认识了管理科学的重要性。1983年以后，全国纷纷成立管理学院，1985年以后我还兼任了田夫同志为院长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的名誉院长。

再访新疆在天山口水利工地上(1983年8月) 右一：钱伟长

        1983年11月，我和费孝通同志等一行访问了常州、无锡、宜兴、江阴、沙洲(现称为张家港市)、南通等长江三角洲的10个县市的乡镇企业。通过这次调查访问，使我理解到乡镇企业 (即农民办的工业企业)在发展农村经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投入，促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在农村发展工业企业可以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并使富裕的农民重视文化科技水平，发展农村教育，从而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所以发展乡镇企业，不仅是提高农村经济生活的水平，而且也为农村中建设社会主义提供基本条件，像长江三角洲这些农业区域，普遍都在发展农村中、小学教育，由于生产和销售产品的需要，都很重视自己兴办高等教育，像沙洲原来很穷，连中、小学教育都很不普及，1985年居然自己要办工学院，我们支持他们，在教师、教材、教育经验、毕业设计诸方面支持他们，我还接受他们的邀请，亲自兼任了沙洲工学院的名誉院长。胡耀邦总书记在1985年秋到沙洲视察时，曾为该校题词："沙工犹如长江水，不尽人才滚滚来"，说出了农民的心里话。党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七十周年纪念画集上把"沙工"收入集内，代表中国的高等教育，冠之以题词"农民办大学"，肯定了农民办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此以后，我每年都到各省农村调查视察，宣传沙洲经验，鼓励农民自力更生，兴办乡镇企业。1984年到了福建福州、泉州、漳州、厦门等地，在漳州做了关于沙洲经验报告，还在1986年9月参加民盟召开的九龙江地区经济发展座谈会，并接受了县办漳州大学的名誉校长一职。1985年4月参加了无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咨询会议。5月到连云港进行了咨询开发工作，并作了关于沙洲经验的报告，5月到厦门受市长邀请进行了开发建设咨询工作。1986年应珠海要求往访，并被聘为该市顾问。1987年11月应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邀请，赴滇西考察，行程5000公里，历经思茅、西双版纳、保山、腾冲、盈江、瑞丽、畹町、芒市、大理、丽江、虎跳峡、楚雄等地共7个自治州和17个县市，并向各地宣传了沙洲经验，提出了不少具体的建议，并向中央提出了扶贫意见。1988年5月-7月，应山东省省长邀请，到山东调查，访问了济南、梁山、东阿、淄博、临朐、长岛、烟台、威海、荣成、乳山、潍坊、滕州、泰安、青岛等30余县市，不断宣传沙洲的乡镇企业的经验。在5月28日-6月5日参加了民盟在东营召开的黄河三角洲经济规划会议。7月9-14日，在兰州参加了民盟和青海、甘肃、宁夏联合召开的黄河上游多民族地区经济开发会议。19叨年9月率民主党派扶贫工作组到贵州毕节地区进行了调查，提出具体的扶贫工作计划。1991年2月到四川遂宁地区，视察了民盟四川省委在该区进行的有组织的农业技术推广实验工作，该工作组织厂四川省300多名民盟的农业专家，就100多个专题分片包干进行技术推广工作，获得了四川典型丘陵地区的农业改革试验的很好经济效益，建议四川省一方面在全省分阶段推广，一方面由民盟上海市委帮助该地区和上海合作发展乡镇企业。1991年春应甘肃省政府邀请，访问了河西走廊、黄河两岸的灌区、定西地区、临夏地区、天水地区和平凉地区共40余县市，到处宣传发展乡镇企业和沙洲经验，行程 5000公里，深刻理解黄土高原经济的关键问题是干旱缺水。

访问乳源瑶族自治县时与小学校长谈话(1989年11月，广东乳源)

1991年夏，访问了辽宁的丹东、沈阳、大连、黑龙江的佳木斯和镜泊湖、吉林和长春的松花江流域。在辽宁省丹东市曾应市委邀请讲了沙洲的乡镇企业发展经济，其录音稿传到辽宁省委，书记亲自指示，要求各市县广泛学习，应予重视乡镇企业的发展，当1992年夏重访沈阳、大连、营口、辽阳地区时，乡镇企业已经如雨后春笋，发展迅速。1991年5月和1993年6月曾两度到湖北西北部考察访问，第一次去随州时，乡镇企业还不多，和县长谈了沙洲经验约2小时，今年春季6月去随州参加首届湖北烈山炎帝神农节活动时，县乡镇企业产值业已超过70亿，并以25％的年速度发展着。据闻湖北全省已有15个县市达到这一水平，随州的农村生活水平，显然产生了鲜明的变化，到处都是农民新建住房。这些年来还到江西、湖南、海南、广西等省，进行了调查，情况类似。乡镇企业的发展为我国奠定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所有这些调查访问中，提出很多具体的建设性建议，一经采纳实施，便得到很大的经济效果，其大者有下列数端：(1) 1983年应省委书记项南同志邀请访问福建，为解决马尾港淤塞问题(1975年修建的新港，耗资6亿，但因港址选择不当，不久为淤沙所堵塞，设备俱全，放弃不用已达7年)，有人提出迁建新港，亲临观察后，认为可以乱石从闽江对岸向江中抛投作乱石堤，堤长约200米，就可以"束水攻沙"，冲去舶位区的淤沙，土法即能解决问题，无需耗资巨大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项南同志当即批准，只用了闽江木船搬运抛投江边散石，一个月后，淤沙冲走，港口即恢复使用，一共只花了100万，现在已1e年，迄今未发生任何问题。(2)1985年夏及冬12月两次由胜利油田邀请去油田视察，对黄河三角洲人海河尾区由于春汛冰凌，冲开两岸堤防而造成河尾改道，习惯上认为黄河人海口不稳定改道，已有千年历史，这是无法治理的问题。我在两次调查研究之后，认为黄河春汛冰凌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河口外5公里处，有一条长约二三十公里的水下拦门沙，这条拦门沙是在长年沉积形成的，由于有了拦门沙的存在，冬季枯水期河水宣泄不畅，河水流动缓慢，易于结冰，并结成厚冰所致。为了防止河口春汛冰凌危害，重要的措施不在于加固堤防，而在于打开河口以外的拦门沙，使河水畅流。为此，我建议用木船载常用救火机，从河口海水中吸水，以水龙头的水枪冲击拦门沉沙，使其漂起，并随水流运走。用这一方法，打开了拦门沙约5公里宽的一段，从此宣泄通畅，河口段冰凌减弱，8年来一直保持稳定，再无决堤改道之害，这对油田建设，开发河口土地资源，提供了极好条件，即以黄河三角洲120万亩土地开发的经济而言(其中有40万亩农田、40万亩棉花、20万亩芦苇、20万亩牧草)，已是一个高额收入。现在黄河口外已建成5000吨级的港口舶位，一年有大半年河口段可用3000吨级的船舶运输直达济南，东营地区和胜利油田开发更加方便，黄河三角洲的开发条件甚至优于东北的北大荒。(3)在1986年因学术会议访问了兰州，和省长贾志杰会面，谈到民盟参与的定西地区干旱治理问题，定西地区约有5个县处于黄土高原深处，由于北宋西夏间的长期征战，双方采用火攻战术，森林几乎全部摧毁。从此在10个世纪的过程中，变成寸草不长的极端贫困地区。国家虽有"三西扶贫"救济金，但只够救济口粮，除了从200公里以外的黄河引水灌溉外别无治理良策。这条引水渠通过山区，要打通若干较长的隧道，耗资巨大，而所得灌溉田地并不很多，当时我想到在黄河通过甘肃的400公里的两岸(特别是两岸地区)，有广大面积的戈壁荒原，由于缺水干旱，长期无人居住，但土质很好，只要有水灌溉，在良好日照的优越自然条件下，一定能发展成为一个良好垦区。黄河两岸到黄河平均水面约有450米的落差，可以用15到17级的提水站进行工作，投资也不多，在可耕灌区面积较大，黄河两岸的各个荒漠上有建立十几个50-100万亩的灌区的条件，如果平均每移民占有两亩土地，则这些灌区共能容纳移民250万人，如果定西的缺水农民迁居到这些垦区(或灌区)，不仅解决干旱的定西地区的贫困农民问题，而且为祖国大西北建立了新的粮仓，提水可以用黄河上游各大水站的丰富电力，这是"以水发电、以电提水、建设灌区、兴办粮仓"的扶贫方案，估计每年的定西经费足够建立两三个灌区，5年以后就可以完全将定西地区的农民全部调入灌区生活。贾省长接受了这个方案，在省委的组织领导下，经过6年的努力，从兰州往北到白银一共建立了11个灌区，由定西和甘肃其它干旱地区调入了200万贫困农民，在定居3年以后，就能达到亩产400-450公斤粮食的水平，这一水平已经超华北地区的平均水平。在1991年的华东大水灾中，甘肃除粮食自给外还调出了粮食救灾。(4)在同一次访问中，还谈到了白银和金川新建(镍)矿区的科技人员外流问题，称为"孔雀东南飞"。贾省长非常焦虑其后果，希望我去那些矿区和科技人员谈谈，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我的确去访问了这两个铜矿和镍矿的有色金属开采冶炼中心，我发现它们都深处荒漠腹地，都是单打一的矿冶企业，而它们除了为中央提供若干万吨的铜和银外，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毫无关系，附近的干旱荒芜的农村仍然极端贫困。同时中小学教育非常落后，科技人员的子女无法得到正常的普通教育，很难进人大学，父母亲不安心而要东南飞的基本原因就在于此。当年在建设这些企业时，如果注意多种经营，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就不会发生现在这些问题。我对贾省长提出了解决这类问题，只有在完成单打一的生产任务的基础上，注意多种经营，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这一条路，明确提出?quot;超产留成，进行原材料深加工，带动地方乡镇经济的发展"这一办法。为了说明问题，我提出了洛杉矶和巴库这两个城市发展道路的对比。这两个城市都是本世纪初期发展起来的石油城市，巴库走的是单打一的石油工业道路，迄今资源接近枯竭，只能逐步撤出；洛杉矶在20年代发展了电影工业、30年代发展了飞机工业、40年代发展了纺织工业，50年代发展了硅片为主的电子工业，在多种经营的情况下，虽然石油开发完全结束，迄今仍是美国西部的重要工业城市。贾省长同意这一看法，曾与我共同向国务院征得许可，同意在不影响铜和镍的计划生产和中央不投资的条件下，允许金川(镍)和白银(铜)两地进行试验。1992年我再访西川，金川公司建立了国营的和集体的两种经济成分的工业体系，当地叫它为"一厂两制"。用超产留成的镍办了三个不锈钢用具厂和镍焊条厂， 从镍矿碴中提炼了铜，设立了两个炼铜厂，以及两个电缆厂。还提炼矿碴中各种稀有贵重金属，如铂、铑、钯、金等。建立了制海棉钯和铂的器材等许多工厂，从而带动了四周地方经营的各种建筑材料和服务行业。现在金川业已变成河西走廊东端一个新兴的繁荣的工业城市，有40万人口，有多种经营的企业，并已改名为金昌市。白银亦经历着相同的变化。
我在这15年，到处向地方当局出主意，向农民出主意，力图使主意切实可行，有较大的"含金量"，都是无偿地提供建议和意见，受到普遍欢迎。又例如，我在滇西曾提出可以放开搞边贸，像芒市、瑞丽、腾冲，争取打通澜沧江通老挝、泰国。在趾东东阿的阿胶厂，提出为了减少服用困难，建议制成口服液或口香糖型的产品，便于打开国际市场。在湖北随州，发现该地区土壤富含硒质，提出应该推销富硒茶、富硒花菇、富硒粮食富硒植物油等农产品，占领港澳等出口市场，这对于防癌有作用，会受到国际上的欢迎，但必须经有关研究所和高等学校严格化验含量。所有这些，事关富民，15年来一贯积极从事，乐止不倦。

第十四章 调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积极从事教育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1979年夏，党中央以文件形式公布55名党外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者一律予以改正，并恢复名誉，其中我是还活着的 7人中之一。1980年6月30日民盟中央决定撤销1958年1月 20日"关于钱伟长被划为右派"的盟纪决定，恢复为民盟中央常委和文教委员。同年7月16日，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钱学森亲自送来书面通知，恢复我为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和《力学学报》编委。9月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消息，"民盟中央六教授错划右派，全部改正"。10月中国科学院通知清华大学恢复我为学部委员。但在清华大学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右派改正问题受到阻挠达3年之久。迟至1983年 1月12日在中央决定把我调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一个月后，才勉强给了一张"改正书"。当日我即辞去任职达38年的清华教授，并于翌日只身赴沪，向上海工业大学报到。我终于解脱桎梏，重新获得了全心全意为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不懈奋斗的全新条件，从而开始了新起点。

上海工业大学校门上海工业大学校园一角

到达上海后，得到上海市领导和校党委的关怀和支持，团结广大师生员工共同努力，进行教育改革。我首先考虑到上海工业大学怎样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直接为改革开放中的上海市的经济建设服务，怎样开拓办学路子，怎样进一步加强教育和生产的联系，怎样消除学校和社会的隔阂，怎样提高基础理论水平，怎样提高实践的能力，怎样提高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素质，怎样提高每一位教师的业务水平和教学水平，使学生的素质有更快的提高。
到校以后就倡议要"拆掉四堵墙"，所拆的第一堵墙就是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墙，以适应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变化的需要，从而密切联系社会和工厂企业并为之服务。第二堵墙是校内各系科各专业各部门之间的墙，现代科学技术的生长点都是跨学科的，或具有交叉学科的特点，为此必需逐步努力打通这些学科之间的人为界限，拓宽专业，以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综合发展的趋势。第三堵墙是教育与科研之间的墙，坚决贯彻小平同志高等学校既是教学中心也是科研中心的"两个中心"的指示，但反对两个中心两套班子的教学和科研分离论，而是推行一套班子两个中心的教学和科研的结合论，积极倡导教师进行科研，以提高其教学水平，反对照本宣读的教书匠式的教学，提倡教师不断吸收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最新成就作为教学内容，引导学生不断创新开拓的进取性和创新追求的积极性。当然教师在教学工作的同时进行科研工作也是知识分子对祖国科技发展分担责任的一个重要方面。第四堵墙是"教"与"学"之间的墙，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和文化学术飞速发展，人们原有的知识很快老化过时，那种认为学生只有通过老师"教"才能"学"的传统教育思想，已不能满足当前高等教育的需要，从而应该逐步加以废除。"教"与"学"本来是一对矛盾，"教"虽有指导作用，但毕竟是外来因素，"学"才是内在因素，学生只有通过主动的学习，才能把所学的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高等学校应该把学生培养成有自学能力的人，在工作中能不断自己学习新知识，面对新条件能解决问题的人。我在这一时期中，在许多场合，在全国各地作了很多次关于"怎样学"、"怎样教"、"教与学"、"教学与科研"等报告，都反映着我的这种教育思想。

在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办公室(1983年)

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大量新兴科技各方面的人才，在改革开放中，还需要经济、金融和贸易等各方面的管理人才，对于怎样满足这些人才要求上，在学校领导阶层反复研讨，确定了"改造传统性专业、发展新兴学科专业、增加第三产业所需要的专业，加强重点建设所需专业"的部署。对传统的专业课程，逐步进行压缩和精简，甚至淘汰，彻底修改教学计划，新增了机械自动化和机器人、精细化工、应用数学和力学、通信工程、工业外贸、经济管理、会议信息等专业，建设发展了一批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并成立了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机器人、精细化工、材料科学、预测和咨询等研究所，除接受国家各工业部、上海市经委所属各局、上海市郊区各县、江苏各县区企业、上海市各区的生产科研课题外，还和它们一起成立了各种"联合体"，以加强教学、科研、生产和贸易的亲密联系。

在上海大学机械系金切实验室检查工作(1984年秋)左一：王立平 左四：钱伟长

为了加强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的学习和训练，上海工业大学各系学生人学后，前两年不分专业，一般只学基础课，第三年分专业。打好基础才能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应变能力，同时在现代社会中，学生应掌握外语和计算机的应用，这两项既是基础知识也是基础工具。为了给同学们的学习创造条件，曾争取到香港爱国人士香港星光传呼(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金富先生的资助，在校内设立"星光电台"，波长7．2兆赫，每日播放6，5小时的英语节目，学生每人配有一副耳机，可以在早晨、中午、下午、晚上规定时间收听，以训练听力，从而提高英语水平，在全国CET考试中，上海工业大学曾取得较好成绩。学校还设有计算中心，以及多个计算工作站，以给学生更多上机实践的机会，使工大学生在上海市高教局组织的计算机应用能力竞赛中名列前茅。在学制上，为了保证学生能自学成才，长期以来，倡议和准备建立学分制，今年起全面贯彻，学生可以选课计学分，只要读够学分就可以提前毕业，不及格可补考，补考仍不及格，必修课要求重学。此外，曾倡议设立一个自学试点班，由机械系的一个班在上普通物理学课时，仅用1／3的时间授课，其余时间主要让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学，使他们掌握学习规律和方法，这些学生的自学能力，在期终考试时取得优于传统课堂教育更好的成绩，可惜这种试验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还难以推广。

上海工业大学聘陈省身博士为名誉教授（1985年9月）
左起：郑令德 钱伟长 陈省身 徐匡迪 黄祥豫

        教师是办好学校的主要力量，为提高教师队伍的总体水平，这些年来从外校各地延聘了大量学有专长的学者、教授来皎任职或兼课，作学科带头人，以充实师资力量，经过十几年来不断努力，教师队伍业已得到明显的增强。教授从十几名 (现大部已退休)增加到约100名；其中1人是中科院的学部委员，发展了5个博士点、8个博士导师，还有12个副博士导师，巧个专业可招收博士、硕士生。实验研究设备得到了显著的充实和现代化，研究成果年有增长，获得上海市和国家奖的科研戊果业已跻身上海市高校前列。据中科院信息研究所统计，上海工业大学在国内外科技杂志上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在全国1045所高等院校中历年来已上升到前 40名以内，我们仍在继续积极努力，争取条件，引进智力，邀请国外学者教授来校访问讲学，并聘之为名誉教授，其中有任之恭、陈省身、田长霖、谈自忠、徐贤修、张佑启、谢志伟、李泽元、川合保治、近藤一夫、罗斯(RichardRose)、凯塞西奥格鲁 (D．Kececioglu)、博思(BimalK．Bose)、西蒙(W．Simon)、葛拉戛、皮扬基、屈鲁斯台尔、谢道夫、杰弗利、纳什(W，A．Nash)、雷曼 (Th，Lehman)等，还聘请了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戴振铎教授 (微波)和波兰科学院院士雷赫列夫斯基教授(固体力学和理性力学)长期在校任教并指导科研，带领博士生。

主持上海工业大学攻关项目鉴定会(1986年 10月，上海)


自到校后，不厌其烦宣传教师必须从事科研工作，不断和教师座谈，热忱地鼓动他们进行科研，从科研的实践中深入了解学科的发展趋向，从而提高学科讲授质量。对教师提出了要讲一门主干课，要有一个科研课题，要联系一个工厂和在厂里义务兼一个职务，这种要求简称是"三个一"。还要求主管科研的行政部门对教师的科研成果、科学论文一定要公布、发表、记录在案，并且统计被引用的记录。经几年的不懈努力，现在上海工业大学的科研成果，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的数目连年保持在前4名，全校的科研经费在全国1045个高等院校中名列前30名。

签订上海工业大学与加拿大拉耶逊学院合作议订书(1985年9月，上海)
签字人：西格尔院长、钱校长


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积极为教师进修创造条件，和国外学校建立联系。在70年代，上海工业大学曾和美国东北大学拟签合作协议书，但未获批准。现在和上海工业大学建立校际合作关系的已有英、美、法、德、加、瑞士、澳大利亚、挪威、荷兰、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18所高等院校，教师通过出访、进修，进行学术交流，接触新事物、开阔眼界。大量青年教师业务得到提高，被提升为副教授，并有13位被破格提升为教授。
在学制上，5年前实施了把每一学年划分为三个短学期和一个暑期。每一短学期为10星期讲课，2星期考试，半星期休息，暑期为13周，称为"短学期制"，在全国也是首创。学期短可以督促教师精简教材内容、提高教学质量；而延长暑期，可以给教师有充分的时间备课和进行科学研究。对学生而言，短学期制的考试很像老学制期中考试，学生易于准备，成绩易于提高，学生在暑假中有充分时间自学补习、进行社会调查和工厂实践。
为了使上海工业大学进一步加强教育和经济生产的联系，经上海市领导批准，自1991年起成立了有14个委、办、局领导参加的上海工业大学校务指导委员会，并由顾传训副市长任主任，还在指导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工作小组，经常研究"产学结合"工作的开展，以及协调解决产学结合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上海市经委和4个工业局为学校专门介绍"八五"科技规划情况，商研可以合作的科研领域。此外还聘请了工厂的高级工程师到学校讲课，讲述在生产发展中所积累的经验和知识。

接受澳门东亚大学名誉博士(1987年 9月，澳门)
右后为林达光校长

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成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人才，是学校的根本任务。作为学校的校长应该很重视地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我认为每一位教师都要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教书育人"是教师的职责。我自己以身作则争取各种机会和学生、学生干部、教师、研究生见面、谈话和作报告。不断教育学生要热爱祖国，要做有志气的中国人，对祖国的前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86年率政协代表团出访英国时，在曼彻斯特大学与王大珩一起和留学生300余人见面，即席以自身的经历和认识，恳切地叙说人民多么期望着祖国儿女学成归来参加建设，使不少听众动容落泪。我也很重视学生的体魄，促进体育活动的开展，改进体育活动的条件，同时为工科学生也 应该接触美育和艺术，曾邀请黄佐临(剧作家)、贺绿汀(音乐家)、钱君甸(书法家)和王个？(国画家)等多位名家到校指导，现在学校又成立了以汪道涵同志为顾问的文化艺术中心，更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
上海土地是寸土寸金，上海工业大学在1975年曾申请征购土地5．4公顷，经过5年仍未获批准。自1983年到校后，多次与有关部门联系，亲自上门恳切说明为学校的发展需要，需征购校北空地，后终于获准征地 16公顷，为学校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到校10年中，修筑了新图书馆、教学主楼、风雨操场、外宾招待所"乐乎楼"、大量学生宿舍、留学生宿舍、家属宿舍、食堂、学生浴室等约10万平方米校舍。在1983年以后，逐步收购了大量科技图书，现存近10年来的国外科技学术刊物约3000多种，是我国高等学校中收藏学术期刊最丰富的学校。
自去年起，学校的行政改革，也全面展开，对教师职工改为全面职务设岗聘任制，也进行大规模的工资改革，进一步实现了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的制度。对学生毕业分配制度已改革成供需见面，双向选择的制度。今夏起经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批准，首先试行不参加统一招生而根据高中会考成绩，由各高中推荐报名，择优录取的新办法。
1988年国家教委主持的全国高校评估，给上海工业大学作了如下的评定："上海工业大学建校29周年，几经周折，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真正走上较快发展与提高的道路。钱伟长校长高瞻远瞩地对学校的改革发展和提高，起了积极作用。在教学改革、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开拓国际学术交流渠道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学校努力为适应上海工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输送高级专业人才，承担科研任务，选送科研成果，开展科技服务，办学指导思想是明确"。这是对上海工业大学全体师生员工们的鼓励和鞭策。

在香港大学讲学(1989年2月)

         在这10年中，我不仅一心一意办好上海工业大学，同样也关心着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1982年曾多次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呼吁各方正视教育工作，并特别关心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工作，支持根据当地条件，兴办地方性的高等学校。我在这10年来充任了沙洲工学院、漳州大学、四川西昌凉山大学、四川华莹的山城大学、广东暨南大学的名誉校长。同时，还接受了西南交通大学、成都电子工程大学、重庆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江苏工学院、湖南大学、华中理工大学、泉州华侨大学、兰州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愿义务地和各校联系。最近又接受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名誉校长。另由澳门东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加拿大多伦多赖尔斯学院授予名誉院士，美国纽约州罗彻斯脱理工学院等校授予荣誉学位与称号。1991年9月接受加拿大大学联合会的邀请，用两周的时间访问了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渥太华等10个大学，并在美访问了纽约、罗彻斯脱、水牛城等地的三所美国大学。




  mylife
等级：
组别：在校学生
文章：120
威望：730
金币：2188
同院：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状态：离线

第十五章 选任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加重了社会政治活动的责任，为改革开放，振兴中华，克尽全力

          自1980年以后，社会政治活动日益增多。首先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决定恢复为中央常委和中央教育科技委员会主任， 1983年12月在民盟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副主席，历届连任迄今。在这期间，参加了民盟对我国教育改革的调查研究和座谈会，并在青岛参加起草了民盟向党中央提出的对教育改革的建议书，1983-1985年组织主持了民主同盟中央举办的三期多学科学术讲座。参加讲座的著名教授有费孝通、朱光潜、谈家桢、陶大镛、唐敖庆、冯之俊、林传鼎、黄药眠、徐铸成、商承祚、常任侠、叶培大、马大猷等，前后约50位，每人讲10讲，每讲2小时，共20小时，讲题都是各位教授毕生研究的主要成果，深受全国各界的欢迎，讲稿亦编为丛书，陆续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对推动我国学术繁荣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外，还主持编辑了民盟中央主办"农业实用生产技术丛书"，出版了三批共75种，并纳入国家的星火计划。1986年6月参加了民盟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地区发展战略研究讲座，在讲座上做了"发展战略研究和系统工程"的报告。1988年5月民盟在黄河三角洲东营市召开了黄河三角洲经济规划会议，并以费孝通、钱伟长的名义代表民盟中央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黄河三角洲经济开发的建议。同一年6月费孝通和我亲自率领民盟成员到青海、甘肃、宁夏三省，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在深人考察的基础上给党中央、国务院写了一封长信，建议国家在黄河上游建立多民族经济开发区，作为突破口和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区的试验区，为全面开发大西北作准备，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此十分重视，立即批复予以肯定，认为"建议很好，对党中央、国务院的科学决策，为地区开发和国家建设作出了宝贵贡献"，随即批转国家计委认真研究采纳。现在这个建议书中的许多具体意见都已被列入国家"AE''计划和十年规划。当地干部群众都认为"为俺们大西北人和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做了件大好事"。这些年里，也曾参加了各地民盟主持召开的各地区经济发展规划会议，如1986年的闽南九龙江开发会议(1986)，滕州市建市规划会议(1988)，汕尾市开发会议 (1991)等。1987年7月还曾应波兰民主党要求，率民盟代表团访问了华沙、革但斯克、托仑等城镇。

率政协代表团访问埃及，拜会埃及协商会议主席希勒米博士(1993年1月5日，开罗)

1981年4月，我应邀出席了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被选为常委。在1982年5-6月参加政协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情况调查团，调查了南京、上海、苏州、杭州、扬州、济南等地情况，并向中央做了汇报。在1984年4月16-23日，全国政协科技组组团(任团长)到上海调查归国留学生问题，1985年11月17日- 27日，参加全国政协科技代表团，访问了英国议会，参观了伦敦、剑桥、克劳非尔特、曼彻斯特、苏格兰、格拉斯哥等城市。 1987年3月24日-4月8日在全国政协六届五次全会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88年2月13日-3月3日，率全国政协委员代表团应美中友协邀请访美，访问了纽约(会见了吴健雄)、华盛顿(会见了国务卿和两党领袖)、孟斐斯(访问了棉花交易所)、德州渥斯汀(访问了大学和市政府)、加州圣地亚哥 (访问了海洋学院)、洛杉矶(访问了好莱坞、喷射推进研究所、迪斯尼乐园)、旧金山(访问柏克莱大学并参加了500人举行的送别宴会)。这次访问和美国各方面的人物坦率友好地交换了意见，由于全团10人都能流利地用英语谈话，得到了很好的效果。美国人都反映，第一次见到不用写好文稿而直接能自由交谈的大陆中国人，第一次见到能够交换意见而且理解他们的看法的中国人。我们一路没有住旅馆，都分散住在通常人的家中，没有官方的宴会，都是随着家庭一起用餐，使我们看到了美国多数中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和了解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真实看法。1988年4月10日参加全国政协七届一次全体会议，被续选为第七届政协副主席。同年8月，全国政协成立祖国统一联谊会，被任命为主任。该会专门负责接待台湾的各种党派团体的来访者。每年接待45-50批。1988年、1989年两度率团调查海南岛的开发问题，都向政协写了调查报告。1993年1月率领全国政协代表团应埃及协商会议，希勒米主席的邀请访问埃及。在开罗会见了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总理、议会议长、教育部长、外交部长以及希勒米主席等很多国家领导人，并参观了阿斯旺水坝、亚历山大港、苏伊士运河港口、西奈半岛的原以色列防线。1993年4月在全国政协第八届全体会议上再度当选为副主席，在第八届第二次常务委员会上当选为教育文化委员会主任，并在6月-7月间决定了教文委的工作计划。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区旗区徽评选组评选揭晓 (19妁年5月，北京)
左起：2．韩秉华 3．毛钧年 4．荣高棠5．雷洁琼 6．马临 7．钱伟长 8．霍英东 9．刘开渠 10．文楼
在1985-1990年中，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兼科教文宗教组组长，以及区旗区徽评选委员会主任，与全体委员共同努力，历时4年零8个月的繁重工作，开过各层次的会议100多次，终于在1990年4月4日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之后，从1989年起又被任命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与社会事务组组长，以及区旗区徽评选委员会主任。同样经过繁重的工作，历时4年，在1993年3月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该两种基本法已经分别在1990年和199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它们是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和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以后，分别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中葡联合声明的原则，在主权收回后，在香港和澳门实行"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方针下，修订的两部史无前例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将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作出长远的贡献。

"90年代海峡两岸交流与合作"研讨会留影(1991年10月2日，深圳)前排左起：3．李惠英 4．陈孔立 5．薛君度 6．廖晖 7．陈香梅8．钱伟长 9．雷喻齐 11．范光陵 12．林正杰 14．凌峰
后排左起：11．赵浩生

1988年9月23日民间各界各团体联合组织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立，设会长6人(程思远、王光英、孙越琦、卢嘉锡、侯镜如及我)，由我任执行会长。成立后曾接待了约上千名台胞，并在1990年和1992年分别两次在港举行两岸关系座谈会、和平统一座谈会，参加者有两岸和美国华人关心和平统一事业的人士共约2凹余人，统促会还出版了刊物《统一论坛》。
在这一时期内，我还担任了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会长，曾率代表团在1992年参加了在荷兰举行的欧洲华侨、华人团体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在国内接待了多次欧洲华侨华人返国访问团。同时还担任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的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和力学卷、物理卷的副主编，写过不少词条，辞海的总编委，中国科学院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科协副主席 (1980-1985)，上海市发明协会会长(1984-1990)，上海市清华同学会会长(1984-1988)，还担任王宽诚教育基金会考选委员会主席，曾在1985，1986年连续两年公开考选出国留学生100人，送欧美各国攻读博士学位，1987年起每年资助学者参加国际会议约25人，香港和内地交流讲学学者约15人。所有上述工作都是义务奉献。

会见台湾吴大猷教授(1992年8月，北京)
王宽诚教育基金会考选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期间合影(1986年10月，上海)
前排左起：1．钱临照 2．陈岱孙 3．汤佩松 4．王宽诚 5．陈省身 6．钱伟长 7．吴富恒
后排左起：1．黄贵康 2．费孝通 3．黄丽松 4．田长霖 5．张龙翔 6．薛寿生 7．王明道 G

这15年来，繁重的教学行政工作，丰富的政治社会活动，广阔的学术天地，使我的生活无限充沛而有意义，虽然岁月催人老，但是欣逢盛世，在党中央的号召下，愿夜以继日地奋发工作，以补偿26年来失去的珍贵年华；愿以自己的点滴汗水，汇人祖国建设社会主义波澜壮阔的奔腾洪流中!
桑榆匪晚，奔驰不息!

1993年7月21日完稿于烟台东山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