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丘剑池四字的故事:华新民：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钱伟长老人去世后，在网上读到了他在八十岁那年写的《八十自述》一文。他的叔父钱穆在八十岁时写过《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在台湾发行。钱伟长到八十岁写自述，看来是仿效叔父的做法。

  　　钱伟长出生在无锡农村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地方，那是一个钱氏家族聚居的地方，但是他在自述中说：“我４岁时家宅失火，七房桥旧宅被焚，全家迁居荡口。”荡口在七房桥以东五里路，现在有了公路，无锡、苏州的郊区公共车也就是一站路左右的距离。他在自述中回忆家乡的那些事，大多发生在荡口，这正是笔者出生的地方，所以，按中国传统规矩，我得称钱伟长是我的“乡贤”，虽然没有机会见过他的面。他关于早年家乡的回忆，加上他的叔父钱穆的回忆，让我对于自己出生前的一、二代人在家乡的生活状况和环境增长了不少见识，那是故乡已经远去和消失了的背影。   　　一，故乡的背影   　　荡口是以我们华姓人为主的集镇。我看到一份家族资料上说，在元末的各路汉人造反大军中，那一带属于张士诚的势力范围，等到洪武皇帝建立大明朝，我们华氏的祖先因为追随过张士诚的队伍，站错了队，受到惩罚－－禁止其子孙参加科举考试。这事我们后代怨不得祖宗，谁叫你不幸错生在了那个地区呢？就像湖南、江西多共和国的开国将军，而浙江多历史反革命一样，历史的大潮卷过来，谁也不知道卷进了红潮还是黑潮，会被卷到哪里去。   　　任何时代都是一样，从事商业活动的人都是先富起来的人，譬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大款中多是下海经商的无业返城知青和劳改释放犯等，以至有“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样的说法。我们的祖先，大概也是这样，被朱洪武堵死了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只能从事当时社会的职业仕农工商之末流：酿酒和酱油的制造和销售。在后来的年代里，同执政者的愿望相反，荡口的商业繁荣起来，发展成一个方圆几十里农村的中心集镇，也出了一些大户人家和书香门第。这种状况，在我开始记事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有残留：那时家乡还有若干酱油的作坊，钱穆在他的《师友杂忆》中提到他的一位名叫华山的小学老师，五十年代还在世，他家就是开酱油作坊的，在镇上也算得上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另外到处都可以看到破碎或完整的坛坛罐罐，以至有些人家的围墙的顶部都是用这种剩余的酱油罐和酒坛子充当砖瓦砌起来的。   　　钱伟长号称是所谓“三钱”之一，三人都来自苏浙地区的钱氏宗族，据说都是吴越王钱镠的后代。但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他们三人的家庭背景实际上非常悬殊。钱学森出生于杭州的丝绸富商之家，可谓出身“豪门”；钱三强则称得上出身“名门”：他的父亲是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又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至于钱伟长，家境清贫，而且至少是“贫三代”，不折不扣的出身“寒门”。据钱穆在《八十忆双亲》中回忆，他们家“先前也阔过”，有良田十万亩，不过那是十八世祖宗时代的事。到钱伟长祖父这一辈，家里已经没有田产。他祖父体弱多病，不胜科举考试的艰难，只能在家乡设馆授徒，后来也作些管理宗族事务、给人家写状纸一类的事，大致说来，职业就是“塾师”和“讼师”。钱伟长的父亲名钱挚，字声一，短寿，生前一直是乡村小学教师。因此，钱伟长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贫困中度过的，他说：“父亲中年３９岁早逝……，全家遭到极大的困难，遗有一弟二妹，三个月后，母亲又生下了遗腹七妹，一家六口，无隔日之粮，父亲又无积蓄，除一柜中国书外别无长物。幸有父叔老师华倩朔先生慷慨允住进黄石弄华宅余房，免租十年；并得七房桥族人出面交涉，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捐供救济粮，孤寡免于饥饿。四叔除每月供给母亲六元家用补助外，并全力资助我上完高中。这样使我一生中度过了第一个生活难关。”   　　钱伟长家无地无房，他父亲当乡村教师是一家收入的唯一来源，父亲一旦去世就断了生计，不过旧社会里发生了这样的事，似乎也不见得总是像“忆苦思甜”会上说的那样：卖儿卖女，家破人亡。上面这段自述表明，当时那个社会里穷人也可能得到救济：一个名为华倩朔的人，曾是他父亲和叔父钱穆的小学教师，免费给钱家的孤儿寡母提供了住所。此人是我们镇上的名人，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在人世，似乎还在中学里教点书，人人都尊称他“倩朔先生”。我那时刚开始识字，以为他名字叫“浅”，不懂为什么不管什么辈份的人都叫他“浅叔”还要外加“先生”。有很多关于他的轶事在乡间流传，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一些：他在前清得过功名，曾经到广西、云南一带做过县官，还从那边带了一个夫人回来，被家乡人称为“广太”。流传最多的是他慷慨助人的故事。有一则说，某陌生人急需用钱向他告借，他听了后说：“我手上拿不出那么多的钱借给你，你去某处把我的旧房拆了，砖瓦木料可以换些钱，够救你的急了。”   　　倩朔先生不仅有视钱财如浮云的古代侠士之风，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人，钱穆在他的《师友杂忆》中这样记载这位老师：“唱歌先生华倩朔师，名振，初字树田，荡口镇人，尤为一校师生共仰之中心……倩朔师曾游学于日本，美丰姿，和易近人，喜诙谐，每以东方朔曼倩自拟，故改号倩朔。……师擅书法，亦能绘事，并能吟诗填词。……曾编写唱歌教科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书畅销全国，历一二十年不衰。书中歌词，皆由师自撰。尤有名者，为其西湖十景歌，全国传诵。”顺便说一句，也是去年逝世的画家华君武虽然出生于杭州，他的祖居也在倩朔先生居住的黄石弄里，两家可能有相当近的亲族关系。   　　除了华倩朔的慷慨相助，钱家的孤寡还得到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捐供的救济粮，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所需。所谓“义庄”，实际上就是一种家族内互助的社会慈善组织，在我们家乡一带很普遍，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上世纪五十年代，义庄已经不复存在，不过有很多地名如“老义庄场”、“新义庄”、“襄义庄”等等，门前往往是粮船靠岸的码头和宽阔平整的砖石铺的晒谷场，还见证着它们曾经的风光。年轻的时候没有细究，这些年看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它们的来历。原来它们起源于北宋范仲淹的－－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制度创新”，这位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座右铭的政治家借鉴佛教寺庙的庙产概念，用在宗族祠堂，就是由宗族里富有的家族捐出部分土地作为宗族的公产，用这些土地出租或其他方式经营得来的收入接济宗族内的贫困户，一般是失去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孤寡老弱，有的还划出一定的份额，专门补助宗族内子弟的学习和赴考的费用。大概因为范仲淹是苏州人，所以义庄在苏州府所辖地区十分普及，到了清代乾隆年间，皇帝为了鼓励这种“非政府慈善机构”，专门通令给予嘉奖和保护，禁止宗族公产的转让。在这种政策倾斜鼓励下，义庄的公产只可增不许减，规模得到很大的发展，有资料说，我们荡口华家的老义庄曾经拥有几千亩土地，被称为“江南第一义庄”，其他姓氏的宗族也有或大或小的义庄。   　　钱伟长的祖父和父亲都早逝，其家庭两代人都受惠于义庄的救济。钱穆在他的《八十忆双亲》中说，他父亲去世那年，他才十二岁，他的大哥（即钱伟长之父）也不过十八岁，他们依例在钱氏怀海义庄领取抚恤。他记得，在他父亲去世的当年除夕“午后，先兄去七房桥领取义庄钱米，……余一人独坐大门槛上，守候先兄，久久不见其归。”情景虽然凄凉，但是同族人的帮助使他们一家渡过了难关，直到几年后他的大哥在常州府中学堂师范班毕业有了收入为止。   　　可见，百年前的故乡，已然有了“集体所有”的公产－－虽然那是属于同姓的宗族，有了民间的慈善组织，还有守护传统道德的士绅，做着扶弱济贫的善事。读者今天读到钱穆、钱伟长叔侄的回忆中那些在困境中受到救助的文字，也会同作者一样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像这样温情的文字在他们的回忆中还有许多。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讲到他进常州府中学堂学习的经历，也同样感人－－光绪末年（１９０８年），他和兄长在荡口的小学读书，其兄在四年级毕业班，他还在三年级，当时常州府中学堂刚创始，他因为从小聪颖，受到老师鼓励，跳级随兄长和其他毕业班同学一起前往报考，起初别人都录取了，他本人未被录取，过了十来天，就在他大哥已经打点行装准备启程上学的前夕，他就读的小学得到通知说他本人也被录取了，他的体育老师钱伯圭连夜赶到他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并且跟他的大哥讲：“今夜即速为汝弟整理衣物，明晨可随众行。至于床上枕被铺盖，我已代为筹措，明晨当径送船上，勿再操心。”因为“伯圭师知余家贫，仓促间不易办此一大事也。”－－体育老师连上学的铺盖都替他准备好了。上路的那天，学校的校主，我们镇上的首富，还专门派管家把他们护送到无锡的火车上。这类“感动中国”的事情，是这片土地上自古以来就一直绵延不绝的。并不是到了“新社会”才有的新生事物。   　　如果说，他们幼年在家乡得到的救助出自于宗族和乡亲的关系，那么随着他们学业的升级，得到的资助来源也就更为广阔。钱穆的大哥在常州读一年师范即毕业，回到家乡办学，因为有了职业和收入，“先母即令先兄不再领怀海义庄之抚恤。”但是刚刚开始工作的大哥，薪水微薄，生活反而不如从前领取救济粮米的时候，钱穆在常州读书难以为继，这时荡口小学里的旧师长，“为余申请得无锡县城中某恤孤会之奖学金，得不辍学。”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钱伟长身上，他在《八十自述》中说：“苏州高中毕业时，立刻遇到了人生道路上又一个难关，升学呢还是就业。一方面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亟需就业养家……。幸有上海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先生决定在全国设立清寒奖学金，公开以考试选拔补助家境清寒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我决心一试，竟然录取。”可见当时的慈善助学事业，已经超越宗族的界限，而开始有惠及全社会的组织。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慈善组织的帮助，钱穆和钱伟长不会有他们日后在学术上的成就，中国就会少了一位国学大师和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钱氏叔侄在他们回忆中叙述的故乡社会风情，几乎没有提到过政府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这印证了近年有些学者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重新发现”：那是一个还保留着几千年文明积累起来的传统的中国社会，政府管治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则是以士绅和宗族为主导的自治社会。例如，钱穆回忆里讲到他的父亲在世时因为钱氏义庄发放救济的不公，同他的同族长辈打官司，乡下没有政府的代表，双方要坐船到无锡城里的衙门去对簿公堂。那时的社会，当然不是莺歌燕舞，有贫富不均，宗族争斗，天灾人祸，百姓也有当时常见的吸毒、纳妾等陋习－－钱穆就不讳言自己父亲长期抽食鸦片。另一方面，也还保留着不少值得肯定的传统和习俗，如前文所述的乐善好施，鼓励年轻人读书。而且，人与人交往讲究诚信，如钱穆回忆里讲：“先父在时，向镇上各店铺购买货物，例不付款，待年终清结。先父卒后，……一日，上街购酱油，先母令携钱往，随购随付。店铺中人不受。余坚欲付，铺中人坚不纳。谓：‘汝家例可记账，何急为。’不得已，携钱归。其他店铺亦然。……及岁除，镇上各店铺派人四出收账，例先赴四乡，镇上又分区分家，认为最可靠者最后至。余家必在午夜后，亦有黎明始到者。……先母必令先兄及余坐守，不愿闭门有拖欠。”可见，在他父亲去世以后，他们靠救济生活，但是店家并不歧视“弱势群体”，仍然坚持以前的做法，接受他们的赊账，而他们也坚持年终将赊账结清。这样一种买卖双方的诚信，没有法律的约束，完全靠传统道德维系。假如今天的中国哪怕还保留一点点这样的诚信，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民工讨薪悲剧发生了。   　　钱穆在其《国史大纲》全书最前面的“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里提出，“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钱穆的一生信念，无疑同他早年在家乡的个人感受有很大关系，他要用一生的研究来报答和弘扬使他感受到人间温情的中国传统社会。今天来看，中国历史中这些有正面意义的传统，本来确实可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演变成为新社会中的积极因素的。即使是建立在宗族基础上的义庄，也有着“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因素，有可能演化为惠及整个社区的民间慈善组织。须知，钱穆和钱伟长在荡口就读的小学，本来是华家有钱人开设的私塾，只招收华姓子弟入学，但是在满清政府废除科举后，它也与时俱进，成了向四乡所有学童开放的新式学堂，钱穆进入那所小学的时候是刚废除科举的１９０５年，差不多是第一届的学生，从他的回忆中，我们看不到校方对外姓人有什么歧视。宗族办的私塾平稳地演化为新式学堂，并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其中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是因为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宗族固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有教无类”也是从孔子开始一直坚持的原则。同样的理由，“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天下为公思想在中国也是自古以来深入士大夫人心的普世价值，由不同宗族的义庄联合起来，经过“创造性转化”，成为对全社区开放的非政府慈善组织，相信也不会遇到大的阻力。可惜，在随后的新社会里，义庄和乡村士绅一起被当作“封建残余”统统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新政权推行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实际上是消灭中国民间社会自治的运动，使得政权从中央一直延伸到乡村和每家每户，实行了一种没有民间社会的政府包办主义，和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完全南辕北辙。六十年后的今天，才有人出来想起来要重建民间社会，假如当年能把传统社会中原有的社会公益因素保留下来，今天的重建任务就不必从零开始。   　　二，真相隐去的“旧社会”   　　像笔者一样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接受教育的人们，读钱氏叔侄的回忆，会觉得他们叙述的旧社会，同当年教科书里和文艺作品中灌输的旧社会形象完全不同。当时的书报刊物、文艺演出里提到旧社会，不管是前清还是民国时期，用“万恶”二字就可以概括。旧社会就是黄世仁向杨白劳逼债，还不了债的就要用女儿抵债，就要进刘文彩的水牢。旧社会里的先富起来的人，都是南霸天一类的地富反坏，旧社会的“成功人士”都是为富不仁，没有一个好东西。没有在旧社会经历的青少年，应该是清白的，但是，如果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一定要认识自己家庭的剥削本质，如果流露出有丝毫认为自己父母靠勤俭起家的想法，就会有教师、辅导员和同学来帮助你提高认识，直到你承认“乌鸦没有不黑的，起家没有不靠剥削的”。即使是出身于职员、小业主一类“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同学，也要检查唯利是图、斤斤计较、革命动摇性之类的家庭烙印。现在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中，就有几位这样的领导人，成长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相信他们当年在学校争取入团、入党时，这类思想汇报一定没有少写。可想而知，对“旧社会”缺少亲身的体验的青少年，在这样的妖魔化教育下成长起来，会对那个时代和来自那个时代的“剥削阶级”有什么样的印象。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她的回忆录《红色家族档案》里，这样写道：１９６２年，她的姥爷和姥姥被发生在全国的普遍的饥饿赶进了北京城。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他们。“记得那时我刚填写了我的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申请表格，我在填写‘主要家庭成员和成份’这一栏时，刚从妈妈嘴里知道我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竟然统统都是地主。我在吃惊之余是深深的失望。因为在我心目中，地主就是‘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是剥削人民，压迫劳苦大众的吝啬鬼。”   　　其实，旧社会里先富起来的人中，像周扒皮这样的人即使有，也是极少数，正如旧社会的贫苦农民中也有少数流氓地痞一样。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只是被大大夸张了的艺术形象。据罗点点说，她的姥爷、姥姥这样的地主分子，“只是漳河边上一对过着最传统小康生活的农民”，从没有做过伤天害理、鱼肉乡里的事情，甚至还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作出过不少的贡献。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像罗瑞卿夫妇这样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也很多，例如邓小平夫人卓琳的姐姐浦代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无悔的岁月》中这样回忆自己的父亲浦在廷－－也就是邓小平的岳丈－－的发家史：浦在廷是驰名全国的云南宣威火腿公司的创办人，从茶马古道上的赶马人白手起家，他“一无经验，二无川资，靠的只是一股子拧劲和一身的力气，跟在别人的马队后面当脚夫。他不怕吃苦，敢作敢为，遇事又颇有心计，不久就在同行当中显露了头角。他攒了一些钱，购置了自己的马匹。”当年的阶级教育是“为富者一定不仁”，但是当年为了抗日和姐妹一起奔赴延安的浦代英却说：“我知道父亲不是一个完人，但是，在我的印象里，他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还是在跑马帮的时候，他就显示出了慷慨大方的个性。……左邻右舍的有了什么急难事，他总是毫不犹豫地解囊予以帮助，哪怕当时他自己也正拮据。父亲为人正直，同情弱小，尤其热衷于从事公益事业。他做生意有一定的积蓄之后，时刻不忘父老乡亲。据县志记载，由他捐资修建的石桥就不下三座……。为了改造县城的街道，他还和徐东源等人一道，发动捐资，修成了城内西、北两街，上下堡大街和西门横街。”   　　可惜，浦代英这些话是在文革过去了二十年之久才讲的。罗点点对自己姥爷、姥姥在旧社会的真实生活的了解也是她母亲在文革之后才告诉她的。在文革之前的五、六十年代，邓小平、罗瑞卿都是妖魔化“旧社会”的所谓“阶级斗争教育”的领导者。位子更高的周恩来，也是最经常提到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领导人，假如当年有人斗胆问他：你的父辈祖辈人究竟干了哪些欺男霸女、丧尽天良的事情？相信他也回答不上来。然而，这些“新中国”的执政者，为了证明他们夺取政权的合法性，故意把“旧社会”的真相隐去，在周恩来为实际导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里，他们这样来描写旧社会：“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他们心里明知自己的父母就不是黄世仁、周扒皮这样的人，却一定要让全中国的青少年们接受“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说教。结果就是像罗点点说的那样，她把自己的姥爷和姥姥也当成了周扒皮。所以当文革来临的时候，红卫兵拷打她的姥姥，她只是“默默地注视这一切，一点也没想到在这样一个老人受到残酷虐待的时候做点什么来帮助她，更坦率一点说，连我心里涌起的同情心都少得可怜。”原因很简单，因为她和这些红卫兵都是吸着同样的乳汁长大的。文革以后，痛定思痛的人们常常会问：那些平时温良恭谦让的女子中学学生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把自己的校长和老师活活打死的暴徒？罗点点的自述至少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   　　三，钱穆、钱伟长叔侄的人生歧路   　　钱伟长的自述回忆了他在１９４８、４９年间迎接解放军的活动。他当时在清华大学当教授，“知解放之将至，在心情激动中，有坚守岗位，迎接解放胜利的决心。”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４日，“我和董寿莘没有回家吃饭，请同学向家里打了一个招呼，二人骑自行车直奔石景山，在首钢见了原清华教授孟庆基，现已改名孟少农，他是入城工作组的人员，首钢业已解放，由他们派车送我们到达良乡司令部。晚８点到达良乡，见到了叶剑英、陶铸和钱俊瑞３位同志，我们汇报了清华情况，师生护校的激情，以及全校完好无损，只是粮食仅够３天的情况。叶帅当即指示钱俊瑞同志，把军粮一部分急救学校师生。我也汇报了岳父孔繁爵受华东局转中央军委之命，到北平动员傅作义起义的情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首长，其平易近人，爱护师生的感情，深受感动。钱俊瑞是家乡鸿声里的族兄，知其名从未见过面，他是四叔的学生（小学），当然曾问及四叔，知在无锡江南大学，曾叮嘱我写信去请他留下来为解放后的教育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