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高新区管委会招标:孙锡良《“热战”时代》节选

    孙锡良：《“热战”时代》导言

    《“热战”时代》这本书于2009年12月结稿，2010年三月寄往出版社，2010年10月达成初步出版意向，11月底签订出版合同，2011年元月由出版社在全国书市上作首次海报推广，后因某些原因被突然无限期搁置。本来不准备到网上发表，但有两个因素促使我改变想法：一是国际形势变化已经让我书中很多内容被现实印证，再不推出就没有任何意义；二是书稿经过的环节较多，看过书稿的人也较多，有些内容已经被引用，再不推出恐怕我就成了“抄袭者”。

    在后期推出过程中，采用节选的方式，部分陈述性内容不推出，部分可能会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内容也不推出，只把书的大致梗概介绍一下，以求给出一个基本脉络（即便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原文也不作更改），如有不对之处望大家批评指正！

    今天推出第一部分：《导言》

                               中美“热战”导言

       二十世纪，世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冷战”时期，这是两个霸权国家主导下的两大阵营间的全方位对抗，两大阵营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面冷却。随着上世纪末苏联的解体，“冷战”彻底划上句号。21世纪，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操纵着世界进入“热战”新时代，它的特点是国家关系形式上表现为热情拥抱，实质上则呈现全方位对抗。美国的长期战略目标是成为世界帝国，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世界各国都必须在确保自身主权和独立的前提下寻找自己的角色。

       二十一世纪的 “热战”时期将比“冷战”更加漫长，世界各大国之间既保持接触与对话，又表现高度的互不信任，对抗的形式由冷变热，对抗的范围由意识形态的斗争转变为全面斗争，“热点”变换频繁，战争只是其中的选项之一。上世纪末，“冷战”刚一结束，世界便转入“热战”酝酿期。21世纪的第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是“热战”成形和深入展开的直接导火索，也是标志性新起点，“热战”将主导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秩序，“热战”时代的世界秩序比“冷战”时期更加混乱。2020年以前，世界仍处于制衡力量不足的阶段，2020至2030年将走向相对平衡的阶段，2030至2050年将进入群雄逐鹿的阶段。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在“热战”深入开展的过程中重构世界“G6”体系，“G6”的成形将会让人类转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二元世界。二十世纪的中国，有二个政治人物毛泽东和邓小平既影响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他们经受住了“冷战”的考验，让中国度过了相当长不平凡的建设时期，“热战”时代，中国需要有新的伟大政治家的出现，“热战”时代注定是一个英雄毕出的时代。

        中美“热战”不仅是一场有目标、有预备的正规战争，也是世界多极化发展过程中特殊力量的多方位对决，它是中国力量不断强大的必然产物。中国的强大是连续的、是有步骤的，无论过去、现在抑或是将来，美国从来都没有也不会放松对中国的警惕和演变。“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进行长期的“冷打压”，几乎所有领域都处于停滞状态。“热战”时期，美国会始终对中国进行“热打压”，在保持与中国全面接触的同时，将始终坚持“渗透-掠夺-侵略”多管齐下的政策。

        中美之间的“热战”根源埋伏期是20世纪八十年代至21世纪初的前十年，21世纪的第一场经济危机是中美之间爆发“热战”的直接导火索。中国为了自身的发展目标，用几十年时间接近美国，但是，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崛起并不符合其远期战略，美国不愿意接受一个十多亿中国人过上“美国式”生活的未来现实，美国对于中国深谋远虑的布局为正在展开的“热战”埋下了众多“热点”，美国对中国的“热战”很大程度上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部分胜利，“渗透和掠夺”成果显著。实际上，中国已经呈现出某些方面的被动地位。如何面对这种局面，如何做好对美国的反渗透和反侵略已经迫在眉睫，容不得任何犹豫和优柔寡断，中国必须重新审视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走向，必须看清楚美国每一个“热战”布局中的阴谋，中国有句老话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读懂了美国，才能明白中国战略导向。认真审视中美关系过去几十年的得失，我们还有未来几十年“热战”胜利的可能性，后发制人未必不能一招制胜，如果中国人低估美国人的智慧和战略意志，那么中国无疑将遭到彻底的失败。

         美国在全球“热战”规划中，中国是其谋划最久、用心最深、下手最狠的国家，曾经的“和平演变”策略只是未来中美“热战”的一部分，曾经担当美国“和平演变”的部分亲美人士在中国已经介入很深，势力较大，除此之外，美国还继续对中国国内采取第二轮“中国攻势”，归纳起来讲就是《新华盛顿五点共识》：

        第一点共识：把中国人引进到美国来。美国持续加大对中国青年学生的接收培养力度，尤其是加大对中国非自然科学留学人员的培养，持续加大对中国中青年教师及事业单位中青年管理干部的再教育力度。这一过程是美国对中国进行大面积洗脑的过程。

        第二点共识：教会中国人运用美国思想。美国全面排斥中国留美青年学生的自然科学研究，在高端科研领域，华人参与接触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非自然科学领域，美国将会造就越来越多的“华裔名人”，为他们返回中国提供必要的“面子工程”。绝大部分留美的中国人，只要在美国生活几年，都会有较强的心理优越感，一旦他们返回国内，始终会用美国眼光看中国现象，用美国标准改造中国，他们认为美国的标准一定适合中国，他们甚至会用美国思想鄙视自己的同胞。

        第三点共识：安排赴美华人的反向流动。美国在21世纪以后，不再欢迎中国人长时间留在美国，即使中国人获得美国长期居留权，也会尽可能安排他们到中国国内从事各方面工作，政治、经济、法律和金融等专业的所谓人才将大部分会回到中国境内。未来二十年，主导中国经济建设和政策谋划的队伍中，有留美背景的高层人员将会占相当高的比例，美国试图让中国未来的政治架构实质上演变为“美国架构”。

        第四点共识：给中国带上笼子。随着中国社会模式的“美国化”，中美“共同语言”会越来越多，彼此间的政治需求也会越来越多，大量留美归国人员会用美国“政治模式”要求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一旦中国出现经济模式的全面“美国化”，中国的政治进程肯定将无法摆脱美国的政治操弄。美国就像提着笼子的主人，它可以随时打开笼子，当然也可以关上笼子，这将是很坏的结果。

         第五点共识：颜色革命或者侵略战争。如果美国能够一步步按计划执行，中国的变化将是方向单一的，在不出现任何流血事件的情况下就自动变色，即使广大中低层中国平民选择反抗，后果也是很悲惨的，美国将联合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展开对中国共产党的围攻，展开对广大中国人民的残酷迫害。

        多少年来，中国并没有完全重视“新华盛顿五点共识”的深谋远虑，一大批中国人仍在践行美国路线，有些是有意的，有些是无意的，有些是因为无知进入圈套的。当一个国家出现全面不尊重扎根祖国的本土人才的时候，它的基础就开始动摇。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如果治国的精英主导力量出现根本性转换，不出问题倒显得很奇怪。世界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热战”时代，中国现在还并没有完全走入死胡同，中国有足够的时间反击“新华盛顿五点共识”。华盛顿可以有它的共识，北京应当有自己的主张，甚至可以将计就计，因为“热战”期比“冷战”期更为漫长。任何形式的战争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战争，中国要赢得胜利，育人、用人是重中之重，本土人才是中国未来变得强大的最可靠力量。不预测到“热战”时代的残酷性，中国完全有可能吃二遍苦、受二遍罪，胜利和失败往往在一念之间。要真正认清“热战”的复杂性和中国应战的方法，我们必须看清楚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我们要清楚地知道中国在未来世界各大版块该做出什么样的努力，我们身边的可能性战场是什么？有没有可以利用和依借的其它力量，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变革如何适应“热战”时代的需要？我们的未来目标是什么？

        华盛顿的政客们在极尽所能的布置世界，也在深思熟虑地设局中国，但是，他们未必就能主导世界未来的五十年，他们未必能够统一世界，他们也未必能够让中国死于“热战”，中国的战略不是跟美打赢一场特殊的战争，而是保证美国的战略不被中国误读，中国只需要做世界大极中的一极，中国不需要做霸权中的一员，即使中国真的面临与美国的现实战争，如果早在预备之中，也未必一败涂地，未来五十年的变量由谁掌握是非常关键的，中国也许一百年也赶不上美国，但一定要做到五十年内不被美国蒸发掉。经济的火热和精神的荒漠往往会让一个大国消弥于无形，中国不怕冷，就怕热。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国必须处理好大国情结与小家心态。一方面强调中国是“负责任大国”，另一方面又希望通过“韬光养晦”化解矛盾，结果总是难以两全其美。纵观每一次涉及到中国的国际争端，件件都包含有中国的国内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热比亚问题、领海问题等），每次事件的结果都让中国疲惫不堪，这说明什么？一个大国时刻都要生活在一种被反复折腾的地位，这不叫大国，只能称之为“上升过程中的人口大国”，国与国的交往实质是人与人的交往，如果一个人现实生活中总是处在被大家同情的处境，他强大不到哪里去。在大多情况下，“国际同情”就意味着“国际受辱”，西方国家试图侮辱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国家形象，而且试图侮辱全体中国人的自尊和人格，打击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中国可以不强求大国的虚名，但不可以放弃做人的基本尊严，要做大国就做有尊严的大国，想做大国又委曲求全是完全矛盾的思维。

         中美“热战“是一个长时间战略较量的过程，短期看，中国不可能取得战略优势，能够不被美国战略压制就是相对胜利，中长期看，中美之间能够实现战略平衡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也许世界的平衡力量是多元化的，但中国作为重要一极将是必然的选择和决定性力量，如果面临围剿，恐怕打仗也要打出一个主导极。中国国际外交的大调整已经开始，开明的中国政府已经越来越多地采纳民意，越来越重视民间外交的推动作用，这种历史性转变可以视为迎接挑战的重大讯号——中华民族不会淹没在“热战”的枪林弹雨之中。

     第一部分：“冷战”时代的“五环包围圈”

    ——西方的进步是促成中国进步的动力，亦是灭亡中国的隐患，给予你或许是为了灭亡你，压迫你也许是在帮助你！

    ——“热战”的复杂性和隐蔽性比“冷战”更加防不胜防，“冷战”是建立在公开论战的基础之上，而“热战”则是发生在“热情友好”的环境之下，中国在应对美国的炮火之前需要弄清楚自己到底处在什么样的包围圈之中。

    有人认为，美国以中国周边国家为阵地，对中国构建C形包围态势，进而把中国限制在一个孤立的区域。从军事上讲，这种分析有其可理性，或许美国正如所为，不过，军事上的“C形包围圈”并不可怕，纯粹的、目的性明显的围剿从来都不是最大的威胁，显性威胁是可控可防的威胁。即便中国外交上还奉行“韬光养晦”，中国的智库恐怕早已对显性威胁有所预案，构不成中国大虑。如果真要分析中国未来面临的重重风险，军事风险绝不是第一风险，而是最后的风险，只有在其它屏障都全部被攻克以后，军事屏障才会被攻克。

    分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围剿，必须用长期的战略眼光看问题，并且要放在人类世界演化史中去分析，尤其是放到近几百年基督教世界的扩张史来看，短暂的百年历史无法解释中国进退兴衰的本质之所。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西方国家会继续加紧围绕五个方面对中国进行围剿，简称为“五环包围圈”，五个环是西方的战略圈套，圆心就是中国，最终的目的是用强大的五重包围圈将中国深深地限在多重约束之内，动弹不得，一旦包围成功，中国要选择突破必将付出惨重代价和巨大损失，中国的国力也必然在虚耗中消失殆尽，不被灭亡就算万幸，根本不可能实现自身的崛起与复兴。

    “五大包围圈”包括：宗教包围圈、文化包围圈、科技包围圈、金融包围圈、军事包围圈。这五重包围圈不是虚幻的，不是想象中的，而是西方早已经下套并着手实施的，虽然还没有构建完毕，但是，如果不引起重视，坐等包围圈的成形和加固，中国必将限入牢牢地枷锁之中，只有将五环破解在未成形之前，中国才会有主动突围的可能。

    第一章 宗教包围圈

    一、世界宗教信仰的分布与发展

    1、世界宗教的分布简介（略）

    2、世界宗教信仰的未来思考

    宗教信仰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思想进步的反映，是人类文明的伴随产物，同时也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地位的一个重要帮衬。宗教从无到有的过程代表了人类在精神层面的某种升华，但是，宗教总体上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它只能存在于精神这个非物质层面的基础之上，是与物质相对应的“二元论”中的另一个方面。随着人类智慧的不断开拓，精神世界中虚化的东西会越来越少，宗教随着科学的进步走向阶段性衰落，然而，同任何其它事物一样，宗教信仰也有一个波浪式发展的规律性，衰落和复兴总是伴随着它向前行走，直到它最后的消失。

    一个科学高速发展的二百年让宗教已经被相对边缘化二百年，一个物质欲膨胀无度的世界又让人类开始回想宗教的回归问题，现在的人和未来的人是否准备重新与宗教接近也许已经不需要论证，已经成为必然，这既是人类自身的需要，也是各国统治机器和政治家的需要，至于这一次的宗教复兴能持续多久尚难料想，但复兴之势可能无法阻挡，与以往任何一次宗教信仰复兴的原因一样，本次复兴的动因仍然是政治需要，是西方国家维护其霸权的需要，是落后国家反攻西方国家的需要，无论是哪个阵营都不约而同地捡起了这个人类无法舍弃的精神武器。伴随着各国政治的需要，未来100年的宗教热潮有可能得到实现，如果人类在21世纪无法用宗教约束自己，那么，世界注定会在这个世纪被人类带来惊天灾难。

    世界在以什么样的心态复兴宗教？

    不妨来听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的一番谈话：美国和世界都需要用宗教信仰的力量来团结民众、为大众谋福利

    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美国和世界都需要用宗教信仰的力量来团结民众、为大众谋福利。奥巴马让宗教与非宗教领会聚在一起，让他们共同努力帮助美国各地的社区工作。表面上看，美国并非意有所指，实质上，奥巴马是要为其宗教干涉他国内政做铺垫。奥巴马总统在他就任的第一个星期里就采取了不少行动来改变他的前任布什的方针，他要突出宗教信仰在美国生活中的重要性。

    奥巴马也保留了布什发起的以信仰为基础的方案，支持宗教机构开展的社区项目。奥巴马把方案的名称和规划作了改动。奥巴马说：“我们的不同信仰不但不会导致我们分裂，反而能让我们齐心协力地让饥饿的人吃饱，给衣不蔽体的人穿衣，为痛苦的人带来安慰、在争斗中导致和解、并在废墟上进行重建。”一个多元信仰的框架似乎是美国的价值所在，但到底美国真的是否能接受世界的多元化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奥巴马总统说过：有些持批评态度的人担心，把宗教人士带进设在白宫的办公室有违美国政教分离的宪法精神。他很了解这种想法。他说：“这个办公室的目的不是要偏向某一宗教或把一种宗教置于其它宗教之上，甚至不会把宗教团体置于非宗教团体之上。这个办公室的工作其实就是代表那些想要为社区工作的组织，而这样做并不会导致我国的缔造者在教会和国家之间所划分的明智界线模糊不清。”

    奥巴马不希望宗教信仰被用来作为偏见、不相容和战争的借口。他说，虽然不同宗教阅读不同的经文、听从不同的命令，但是，不同宗教有共同的真理。他认为不论选择信仰哪一种宗教，我们要牢记没有任何宗教的中心教义是仇恨，任何神灵都不包庇让无辜者丧生的行为。 在奥巴马的宗教聚会上讲话的还有前英国首相布莱尔，他是中东四方也就是美国、联合国、欧盟和俄罗斯的特使。他们试图用信仰推动亿万人帮助他人。

    分析奥巴马的宗教讲话，丝毫也不用把重心放在奥巴马如何尊重宗教上面，而是要看到奥巴马利用宗教的高超伎俩，他看到了新时期宗教之于政治的强大作用，奥巴马的宗教观点决不仅仅是对自己的美国人演说，他还在“教诲”世界，他把他自己看成是世界的思想导师，你可以不听他的话，但是，作为中国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决不能不重视他的讲话，美国的领导人无须进行世界性说教，但他却可以把宗教纳入他的政治思维当中，也会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当中，他的话表明了新时期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实事：西方世界正在试图复兴宗教来维持其对世界的统治力。

    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个不忽视的实事：伊斯兰教在近几年也发生了信教人口的剧烈膨胀，2008-2009年两年间突增了2400多万信徒。这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转变：宗教也正在为落后的文明担当复兴的催化剂。毫无疑问，伊斯兰世界总体上讲经历了长达三百年以上的衰落期，尤其是近一百多年，基本上失去文明对话中的主动权，这是科技打压宗教势力的一个突出阶段，伊斯兰世界怎么办？短期来讲，科技上想对基督教世界进行颠覆是天方夜谭的事，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伊斯兰世界决不会就会从精神上保持被动地位，他们需要有不同类型的强大力量鼓舞他们向前进，他们经过近几十年的摸索之后，重新找到了复兴伊斯兰文明的新寄托——宗教力量。他们认为：伊斯兰教是科学的宗教，它鼓励人们通过科学对宇宙、世界进行认识和思考，从而使信仰更加坚固。穆圣（穆斯林认为穆罕默德是至圣先知、真主的封印使者）说：“学者的墨汁浓于烈士的鲜血。”就是让穆斯林们要努力学习知识，不盲从、不迷信。因为伊斯兰是光明的、是安拉降下的正教，它是科学的、充满真理的，盲从和迷信不会认识它，只会损害它。不管伊斯兰教义是否能够鼓励整个大伊斯兰世界的复兴，但是，作为统治者来讲，这种思想是可以有的，也是必须要有的，伊斯兰教的复兴实际上也是政治力量的结果。

    21世纪的宗教复兴不可阻挡，已成必然趋势，政治推动力是这一轮复兴的主因，各大宗教复兴的过程又是另一次人类不同文明的对决过程。精神世界的改变总是伴随着物质世界的运动，也许随着宗教的复兴又会带来新技术革命的来临，当然也可能导致人类又一次特大灾难的降临，天使与魔鬼就这样一纸一隔。宗教复兴是下一个百年旋律，人类剧变也是下一个百年的常态，中国将信仰什么？中国有什么可以复兴？

    二、中国宗教信仰的现状

    1、中国三大宗教分析（略）

    2、中国宗教信仰的发展危机

    在主流专家和宗教官方人士的研究报告中，我们很难判断中国宗教发展的真实情况和发展方向，更看不到宗教传播中的深层次问题，看到的更多是各大宗教派别繁荣昌盛的局面和信教群众的信仰自由，如果认真深入地观察现实社会，看到的则是中国宗教繁荣背后的文明对抗和大国博弈。新的世纪，国与国的较量已经由纯物质对抗上升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对抗，而在这场对抗的布局中，中国显然在思想准备上落后了一大步，为了减轻西方对中国宗教信仰的流言蜚语，中国近几十年想到更多的是安抚西方，不太在乎对方的宗教陷阱，笔者在多年前对于这个陷阱的正式提醒曾被视为杞人忧天，经济危机的发生，让很多迷局中的人看到了世界的许多真相，当前中国的宗教形势与19世纪中叶的形势非常类同，由此引起的灾祸也许将在未来呈现出另一种惊人的相似之处。

    物质带走了世人很多的精神，也带走了世人本该有的道德观，随着世界性危机的深入发展，世人正在思考能不能用精神再次带回物质，能否用精神再次找回道德，能否用精神再次充当殖民他人的工具。显然西方国家走在了中国的前面，让中国“被信仰”也许是众多传教士们努力的目标。当然，中国人也不是就天生缺乏慧眼，只是因某些原因导致民间智慧没有完全被重视，如果明白了中国宗教传播过程中的不正常之处，我们会找到真正的适合中国国民的理性宗教信仰。

    中国的儒教被其他宗教信仰边缘化。我不认为儒家学说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但是，能够被列为一个教派的儒教决不是对中国可有可无的东西，彻底地排斥儒教或许不是明智之举，这是中国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儒教的任何失败都只能是阶段性的，在中华民族的兴衰更叠过程中，儒教的“魂”始终没有在东方大地上消失过，“选择性”保留和传承也许是最理性的作法。中国政府在全世界广开“孔子学院”的同时，在国内却没有对儒教给予足够的理论重视，没有在典制文化创新上有所建树，国内的宗教信仰体系中并没有人愿意把“儒教”列入可以推广的正统文化，一个永远都不愿意创新的信仰，总是如此地让人爱恨交织，将儒教完全边缘化或许算是总体上边缘汉文化的行为。

    “儒教”的文化遗产也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和改造，大量的文化书籍，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和创造，当然也承载着中华中族的屈辱与悲惨，中国古代留下的书籍文化中有80%属于儒家文化，只有整理好这部分的儒家文化，把这部分文化赋予时代性，才能让中国人接受自己的根源信仰。早在延安时期，中国曾经提出了一个整理孔夫子思想的任务，很遗憾的是到现在也没有完成这份任务，特别是在现行国情下，中国的儒教已经完全失去了宗教地位，即使是文化地位也汲汲可危。否定儒家文化的糟粕成份，改造儒教的良性思想，系统性完善儒家体系的核心价值观恐怕将是中国统治阶层和思想界的重要任务。必须强调，在中华民族的未来，中华文化的根不能抛弃，即便这种文化的灵魂有某种黑影也不应当成为被抛弃的理由，正如常人所具有的先生性缺陷一样，没有完美无缺的人，也没有完美无缺的信仰。如同保护毛泽东思想一样保护儒家文化是未来一千年中华民族的重要任务，把两个伟大历史人物的思想完全对立恐怕缺乏足够地理性思维。

    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两极分化现象。一极是落后的“三多人群”（妇女多、老人多、文化低者多），另一极是“富贵化”（富人化、老板化、知识分子化），这两个极端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宗教信号，而是一个文化传播的主功方向信号，“走极端”是基督教传播过程中的一个典型手法，不限制宗教自由，并不意味着不思考宗教传播中的信号提示。考察中国基督教新信仰群体的现状，归根结底是一个本土信仰的缺失问题，并非真的乃经济分化使然，经济决定信仰的因素是表观原因，世界各地的两极分化无处不在，然而信仰真空则少与中国同类。

    宗教成为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护身符。近十几年来，中国所发生的很多事情都与这种倾向分不开，并且因此还酿成了巨大悲剧，某些极端势力企图借宗教信仰之名行某种情结的“大帝国”之梦，从宗教教义上讲，制造悲剧在任何宗教信仰条文中都是没有的，但是，极端主义者会把某些教义解读成悲剧的引言，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宣传这种引言的人会越来越多，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除开基督教的非法行为之外，伊斯兰极端主义对于中国的危害也有加深之势，这既有地区因素，更有西方操控冲突的因素，落后的伊斯兰世界在反对西方强权的同时，时常会陷入反复被西方利用的处境，极端的行为源于极端的心理状态。

    三、美欧国家给中国设置的宗教包围圈

    1、美国为什么要发布年度中国宗教报告？

    实事求是地讲，如果你生活在美国，你可能丝毫不会怀疑美国的宗教自由，在这一点上不必过度地批评美国。但是，至于美国为什么不厌其烦的、一如既往地关心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就颇有疑问可以追究，从其支持 “邪教”法轮功的行为来看，美国宗教外衣下的政治企图显然就曝露无遗了，作为每一个中国人，只要还有起码的正义良心幸存，都不会认可法轮功的所作所为，更不会容忍它给中国人民曾经带来的巨大痛苦，然而，即使是这样的一个邪教组织居然被美国作为打压中国的一个宗教政治工具，可见美国政客对于信仰价值的用心之深，21世纪的美国必将深化利用宗教干涉中国内政的长期思维。

    美国的政治是全球政治，而中国的政治则是国民政治，中国只对自己的国民负有政治教化和政治管束的责任，对世界人民从来不会指手划脚，但美国不一样，它是世界上唯一的霸主，它不但想管好美国人民，而且试图管理好世界人民，尤其是当它面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文化和传统思维的国家时，很难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的精神切合点，美国的文化底蕴与中国相比实在是不足一提，现代流行文化虽然是美国的强项，但是，它的确不能承载精神俘获的作用，它没有上升到可供人类长期信仰的层次。美国选择宗教这个精神工具，从20世纪末开始就使用得非常得心应手，到21世纪更加得到深化，并且已经上升到美国的国际战略当中，美国对世界的全球化管理过程始终是一个宗教信仰同步传播的过程。面对美国宗教力量的步步进逼，中国并没有太多的退让余地，单靠官方的言语回击显得非常苍白无力，中国唯一能做的就是以精神制精神，以法律制邪恶，合法行为中国可以给予支持，在中国境内非法的宗教行为必须果断中止。

    在奥巴马的宗教讲话中，中国必须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奥巴马不是一个人在打宗教牌，他在动员西方基督教国家跟他一起共同进退。西方国家多数以基督教信仰为主，他们有共同的价值基础，未来的制华战略中，欧洲和日本都可能对中国打宗教牌，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俄罗斯也有可能局部加入到这一争论当中。比西方国家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更可怕的还远不止这些，更可怕的是中亚和非洲不要转入这一无休止的争论当中，一旦这种局面出现，中国在精神环境中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人口大国、信仰小国”的状态经不起宗教对抗，正常的文明对话如果演变成非法的宗教对抗不符合全人类的主流思维，更不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设想。

    2、宗教包围圈的形成过程

    基督教从它的传播历史来看一直采取的都是“强推模式”，这与伊斯兰教有所不同，与佛教的传播也大不相同，基督教的强推往往与扩张和侵略分不开，即使遭受挫折，也从不放弃对异教徒的洗脑，西方传教士在传教的时候从来都不避讳两条准则：一是把自己的教义送给异教徒的国度，送给信众；二是从接受教义的国家带回自己想要的利益。这是17世纪西方传教士的共同准则，今天亦不例外。

    基督教本质上是侵略扩张主义。中国宗教发展史上，外来的佛教在我国本土传播从来不是倚仗武力，而是凭借其教义和仪式的吸引力。基督教的教义却是完全不同的：从一开始，基督教宣传“一个上帝，所有基督教徒都是兄弟”，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教；从使徒时代到现代，积极传教一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而且为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对于异教徒，要把他们全部杀死，连他们城里的牲畜都要用刀杀尽”，“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治死”（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1500年后的世界》）。

    这些“可咒诅的教义”支撑着西方基督教会侵略扩张，用武力改变异端信仰，使得中世纪的欧洲成了人间地狱，支撑着狂热的基督徒向中国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福音化”冲锋，美国的基督教团体在宣传品中宣称，要“能够像打败苏联和东欧那样再打败中国社会主义”，认为中国是个巨大的未开垦的基督教市场，高喊“向中国13亿人传福音”的口号，要使“中国基督化”和“福音化”。

    基督徒在掌握了世界以后，还忘不了叮嘱他的信徒们继续驯服那些低级的异教徒，对那些顽固不化的异教徒，让他去见上帝吧！明朝万历年间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说过：“做耶稣的勇兵，替他上阵作战，去崇拜这崇拜偶象的中国”。清朝来华的德国传教士更是赤裸裸地说：“要让上帝的荣光在中国上空显现，龙要被废止”。战争精神始终是与自称“自由平等”的基督徒相生相伴的，从来没有改变过。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都是宗教比较自由的地方，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一般少有冲突，更没有特殊意义上的教派冲突。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很长时间人们对宗教的信仰远不如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无神论占绝对主导地位，宗教进入了一个较长的准静期。但是，近几十年来，这种状况有所变化， 中国人突然之间什么都不信了，既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共产主义信仰，“信仰真空”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土壤，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为了适应西方国家的自由要求也不愿意对非法宗教传播加以合理合法的约束，任何形式的宣传都得以生存，违法的、不违法的统统都搞。

    基督教传播的重点选在两个地区：一个是很富裕的地区，一个是很穷的地区。在先富起来的地区，影响较巨大，越是有钱的人越是被洗脑得彻底，因为那些先富起来的一些人为了把自己的高贵感无限接近洋面孔，他们信仰基督教不是为了读《圣经》，也不是为了理解教义，更不是为了让世界和谐，他们绝大部分人把信仰基督教看成了一种荣耀，看成了一种时髦，是一种典型的媚欲式、随从式附和，根本算不上精神信仰。在比较落后贫穷的地方，基督教也很容易传播，因为当地的群众缺少判断力，容易听信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所谓上帝的福音，他们试图从信仰基督教中得到好处，改善生活，他们寄希望于传教士们为他们争取和平，这部分人与富人不同，富人的信仰是假性信仰，动摇性很强，而穷人则相反，一旦选择相信，就会根深蒂固，无法改变，并且会世代相传，长期来讲危害更大。从发展趋势看，基督教正在改变信众中“老人多、妇女多、农民多、文盲多、病人多”的”五多”现象，不仅教徒数量在不断快速增加，而且信徒的年龄结构、文化素质、经济状况等都在改变，部分宗教信仰者从遮遮掩掩到引以为荣，从弱势寻求保护转向强势出击。

    从事基层宗教工作的同志们发现，基督教领域的矛盾纠纷在中国呈上升趋势，从个人的信仰私事逐步上升到社会公共事务，并有改变五大宗教格局、影响社会稳定的苗头。部分信徒上访的非合理成份增加，诉求的重点从要求设置场所过集体宗教生活开始，转而反对基督教“两会”组织，进而要求政府将私设聚会点合法化。少数上访者背后有人在幕后出谋划策，提供资金和“法理”支持对抗政府依法管理。一些不正常现象频频发生且很难控制，如强迫洗脑式的”精神传销”拉人入教；“自封传道人”非法传教，私设聚会点活动屡禁不止；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私设聚会点与爱国宗教团体争夺信众，散布谣言攻击“三自”教会，爱国进步力量受打击……等等。

    近十多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成效是非常显著，据资料透露，中国内地新接受基督教的信众已经接7000万人，有的说已经达到总信仰人数1．2亿，不管具体数字是多少，关键是要看到信众人数的非正常上涨和背后的动力是什么？是谁制造了这样的快速发展？中国将如何应对这种趋势的发展，任何对宗教信仰的突然改变麻木不仁的反应，最终都必然会遭受到最惨烈的代价。《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部前主任、基督徒艾克曼在《耶稣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变中国及全球力量平衡》一书中写道：“虽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并不好，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仍非常之惊人：目前已有7千万新教徒，1,200百万天主教徒，总人数超过共产党党员” ，青年信徒比例在上升，成为宗教扩大影响的潜在的社会基础。

    近年来，西方国家机器与境外基督教组织共同发力，对我国进行渗透扩张热情高涨、力度空前：根据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美国国务院每年两次要向国会提交国别人权状况的报告和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在过去几年的报告中，都点名攻击中国“迫害宗教”，借此损毁中国的国际形象，鼓动中国国内的违法活动者反对政府。基督教组织则利用各利方式为中国人“洗脑”：一是利用广播电视进行“空中传教”，一些国家的卫星电视节目中，有针对我国的汉语和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固定传教节目；美国一些宗教组织的电台中还用汉语广播直接传达宗教指令，操纵我国的地下宗教势力；从香港、马尼拉到首尔的半月形地带有数十个广播电台设有针对我国大陆的宗教节目。二是利用多种途径输送、制造宗教宣传品；三是利用来华旅游机会进行“旅游布道”；四是非法在我国内地举办神学班、地下神学学校；五是捐资非法修建宗教活动场所；六是利用互联网,进行高速、大面积的传教。

    党和政府也许已经看到了事情的险恶境地，但是，好象还没有拿出带有远见的方案和对策，尤其是没有思考在整个社会中培养中华民族自己的信仰上作出努力，儒教潮流因为没有系统化整理并未取得社会共识，有离社会渐行渐远之势，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被中国大部分人主动抛弃，老百姓在生活中看不到这种信仰的真实性和现实性，毛泽东思想本来是一种很好的信仰，但是也被很大程度上抛弃，中国人民整体上的“信仰真空”是极度危险和痛苦的，也是导致社会混乱的根源之一，负责任的中国人都要引起重视。艾克曼预测在今后30年内中国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成为基督徒，由此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国家之一。他认为，中国这条“龙”将被基督的“羔羊”所驯服。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所有的基督徒均支持西方式民主变革，其中大多数还坚信基督徒的增多将是中国实现非暴力民主化的重要保证之一。境外敌对势力对他们认为的异已政权、基督教对待不信耶酥的“异端”，从来都不吝诉诸于武力。倘若我国在发展的道路上出现了较大问题时，境内外的反动势力必然会借机制造矛盾、分裂和流血冲突。南非黑人主教图图曾在美国纽约的一次宗教仪式上演讲时说：“白人传教士刚到非洲时，他们手里有《圣经》，我们（黑人）手里有土地。传教士说‘让我们祈祷吧’，于是我们闭目祈祷，可是到我们睁开眼时，发现情况颠倒过来了：我们手里有了《圣经》，他们手里有了土地”。中国是否也应该担忧和警惕图图所说情况的发生？

    3、中国如何面对宗教包围圈？

    面对咄咄逼人的宗教渗透，中国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反击：

    必须重新扛起社会主义的大旗。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来引导群众把信仰重新转移到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上来，坚决不把资本主义的私欲思想过度放任下去，如果怂恿资本主义的私欲膨胀，中国将失去抵抗基督教世界的最好屏障，要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基督教地下扩张对我国宗教事务、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潜在影响；要建立反渗透网络，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要改善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手段,增强主流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高国民对非法传播的基督教文化抵制能力。要针对不同宗教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做工作，努力维护宗教信仰市场的适度平衡，使宗教为国家安全和和谐稳定服务。

    调整观念和政策，调整中国民间信仰的不合理成份。实践已经证明,越是民族文化浓厚、民间信仰纯正的地方,外来宗教或异端邪说越难渗透,也越难存在。新形势下，中国要以全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和评估民间信仰，加强对孔庙、土地庙、龙王庙、祠堂等传统民间信仰的调查研究，深刻剖析其存在的合理因素，辩证看待其承载传统文明作用和功能，迷信成分说到底也是信仰的极端表现，并不是绝对的错误，引导、修正和理论化是正确的精神督导方案。在城镇化过程中，可以根据群众需要对部分民间信仰的建筑物和造像予以保存或迁建，并引导其在内容和外在形式进行革新。在清明、端午、七夕、佛诞等重大传统民俗节日期间安排放假，并主导举办相关文化活动，引导人们回归传统。总之，发挥民间信仰在抵御境外宗教势力渗透中的积极作用，使“民间宗教成为中国五大宗教均衡发展、关系和谐的共同基础”（牟钟鉴教授提出），是我们面临的全新课题。

    中国政府对于一些非法传教行为要坚决大胆地予以打击，不必前怕狼后怕虎，不必害怕又惹恼了哪个宗教老爷，“宗教干政”迟早都是要受到惩罚的，晚干预不如早干预，没有人能够有权力借宗教之名对中国进行围剿，中国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没有必要因屈服宗教压力而放弃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当前，互联网上基督教传教网面铺天盖地，网民自发抵制、批判甚至强烈抨击非法基督教传播的网页也在不断增加。上千年流传不息的宗教应当有勇气、有肚量接受任何批判，基督教也不应例外，合法传教会得到支持，一切非法者必须对其下禁令。理越辩越明,事越说越清，经过各界对基督教的教义、发展历史、传教方式等作广泛探讨，让普通百姓弄清基督教基本情况，再自主选择入教或者不入教，或者虽已入教再出教。

    第二章 文化包围圈（略）

    ——不客气地讲，美国是没有文化的，美国没有资格同中国谈文化，但是，换一个角度看，美国也可以说中国没文化，因为它拥有“当今一日、历史千年”的现代科技文明，站在现实的空间观察两国间的不同会发现彼此都是如此的复杂。

    中美文化的分歧不代表中西方文化的分歧，但是，为什么要侧重地讲到中美文化的分歧？因为美国已经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总代表，对世界各国进行文化渗透的积极推动者就是美国，由它构筑的现代文化体系正在联合其它西方国家固有的文化理念向世界传递，美国不仅仅只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它还对世界很多国家进行类似的操作，它敢于这样做的道理就在于它有一整套易于被现代文明形式下各类人群都接受的新的有价值的文化观。

    第三章 科技包围圈(略）

    ——现代科技对于中国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很悲伤的话题，理智地讲，中国对于世界现代科学技术的贡献接近于零，西方国家对中国所构筑的科技包围圈既合情又合理，不容埋怨，但是，需要把真相展示出来，让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看到我们的现实是什么、未来会怎样？西方国家为什么在前200多年保持对世界的强大统治力，靠的就是“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而科技革命是重中之重，科技是赢得未来战争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中国要赢得“热战”，必须突破以美国为首的“科技包围圈”，以一流的创新实现中国式科技革命。

    第四章 金融包围圈

    ——美国对中国金融领域的包围大网其实早已经撒开，人才的提前输送是撒网的第一步，要求中国国际化和复制美国模式是第二步，颠覆旧模式金蝉脱壳是第三步。中国如果不及早引起重视和转变策略，后果将非常糟糕。

    一、中国失意的金融人才战略

    中华民族近500年来最为可悲的当属教育和科技的失败，非但自然科学落后于主要大国，社会学人才亦缺乏基本的自信和创新，近200年的时内完全是呈单向求助的态势，占全球最多人口的大国，顶尖人才却完全依赖于进口，实属国家的不幸之一。

    任何人都没有必要反对政府对留学归国人才的选用，任何人都可以反对一边倒的用人策略，从社会学人才来讲，美国虽然占据了世界金融的最高地位，但并不表明，美国培养的中国留美人才就能独占中国的金融最高岗，用“美式人才”可以让中国对美国更加了解，不依赖美国人才能保证中国的金融安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经一边倒地重用留苏人才，现在又一边倒地重用留美人才，这种极端做法从来都不是合理做法，况且，中美之间未来的“热战”是长期性的，美国对中国的金融围剿是美国的既定国策。

    著名新闻评论员张召忠少将曾经在CCTV-4公开说过：美国给很多中国人高学历和绿卡就是用来忽悠中国的。这种说法虽然有显过激之嫌，但可以看出，留美归国人员并非都是人才，有很多人是带着“任务”回国的，深度潜伏的人相当多，凤凰评论员阮次山也有类似表述。近十多年来，中国所出现的很多非正常事件很能说明问题的存在，一方面表明某些部门的用人失当，另一方面也表明部分官员间接充当了美国的工具角色。

    美国培养的中国金融人才已经渗透到中国金融领域的每一个角落，他们的行为和影响无处不在，他们的每一个操作都包含着中国人民的血汗成果，大多数情况下都很难找到承担责任的对象。一直以来，本人对海归金融人才持保留态度，并非看不起他们的知识缺陷，也并非他们身背滔天大罪，他们错误地把美国优势和中国缺陷无限放大，而把中国本土人才的智慧无限浓缩。中国境内目前身居高位的美国人才很多，不必一一指出，因为他们都手握“重权”和“重拳”，得罪不得，老百姓只能透过一些见诸报端的实事来简要猜测一点玄机。

    《谁能为卷走的一万亿元负责？》（全文省略）

    中国金融领域看得见的损失只是中国因用人不慎导致损失的一个很小的部分，真正的问题远不止如此，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一个人的得宠——胡祖六。这个人在高盛任职很久，让中国很多公司在世界金融投资中损失惨重（不排除有内奸策应），然而，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居然在中国灸手可热，从最层到各省级政府，都把他视为坐上宾，甚至曾经还传说他可能成为央行副行长。他为何能在中国如此畅通无阻？得益于谁？很难回答。

    另一个相反的奇怪现象是：美国归来的战略投资家在操作中国政府的资金时却屡屡失手。他们代表美国时，能赢中国，他们代表中国时，定输美国。是不是他们真的很没水平？不一定。他们都有非常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功底，他们都非常懂得中美之间的金融差异，但是，他们最不在意的是中国资金的安全，因为国家给予他们的“超级信用”让他们完全变成了赤裸裸的投机者，甚至是赌徒和汉奸，他们是把一个很大的“国家”揣在自己的口袋里走上国际金融战场的，成也英雄，败也英雄！

    美国多年来处心积累地“帮助”中国培养金融人才（“新华盛顿五点共识”的重点），并且成功地实现了在全国各个层级的精英布局，不能不佩服美国人的长远眼光和战略思维，每一个关键时期，美国都能主导中国金融改革的主流声音，而这些声音正是留美人才的团体合唱和集体共振，中国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和各大金融机构的高层主管基本上全是留美人才，他们正在和将要主导中国未来更多更大的金融改革政策。

    中国要想在未来几十年中同美国打一场没有硝烟的金融战，人才必然是最顶层的战略，金融人才的选择理应当立足国内、放眼世界、重视美国。重视美国是为了更深刻地了解美国；放眼世界是为了借鉴不同金融模式中的优良成分供中国备用，甚至可以联合“非美国模式”的国家结成同一阵营，适当的时候公开叫板美国；立足国内是重中之重，从中国进步和发展的根本来看，扎根国内的人才永远是最爱国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心与国家贴得更紧，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会更符合国家的需要，他们能过对中国的长期了解和观察，对中国金融的安全保障更加心中有数。

    二、金融“美国模式”不可复制

    中国政府重用留美人才，除开美国方面的处心积累以外，内部因素也非常关键，近二十多年来，中国主流阶层一直都非常想再复制一个美国的“金融模式”，都渴望能象华尔街一样赚取世界的超额利润，在这种利益膨胀思维的指导之下，一切事情的最终目的就变得很简单：向美国靠拢，向美国学习，直到完全拷贝成功，最终与美国平起平坐，充当世界金融市场呼风唤雨的另外一极。然而，必须毫不客气地讲：复制“美国模式”的想法非常幼稚，最终肯定失败。华尔街的金融神话完全没有可复制性，华尔街的人才只能在华尔街有用，走向世界任何地点都变得平庸无能，因为他们的理论没有环境支持。中国对美国金融模式“疯狂”地迷恋需要有人给予心灵上的打击，否则，没有人会主动清醒，笔者虽不是金融专家，但是，可以用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对立性眼光分析国际金融对决的现实生态，没有超前政治头脑的人只能跟着国际感觉走，不会看到未来几十年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局，懂政治的人才能做好最高经济和金融宏观决策。

    美国的金融模式是一种“帝国模式”，必须靠绝对的经济统治力和军事威慑力来维持其正常运转。美国的金融模式其实非常简单：金融无限创新——自由发展——经济危机——再次创新——再次发展。美国的国家金融主管、华尔街、券商、股票交易机构、评级机构等都是沿着这个大模式运作的，美国的金融人才都是在这样的思维支配下玩弄世界资本和金融市场的。为什么说美国模式是“帝国模式”呢？道理很简单，一方面美国的所有金融创新都是通过霸权和强权向世界推销它的金融创新产品的，大多数国家都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动接受它的扩张；另一方面，无限的金融创新始终伴随着金融和经济危机，而美国的危机必须依靠世界上其它国家来承担代价，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是其转嫁危机的必然依靠。在WTO等规则中，都渗透了美国金融产品推销的条款，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管你是否愿意接受它的金融创新，你都得向它开放你的市场，几乎没有对抗的能力，唯一能依靠的国内保护法又完全缺失，归国精英并不关心中国是否能保护自己的金融安全，他们时刻不忘的是中国是否能尽快建立一套与美国相同的金融体系和模式，他们并没有想到两个问题：中国即使有大量的金融创新产品，也没有强力向世界推销的能力；中国如果产生了由自己引起危机，并没有转嫁危机的强大控制力，所有后果必须由自己的国民承担。

    中国能复制美国的是形式上的模式，而不是能够获利和推广的模式，这样的模式相当于给美国一个稳定的取款机环境，并不能给中国带来真实的好处。欧洲国家为什么不会复制美国的“金融模式”？是因为他们看清了美国的本质，他们建立了一套符合欧洲发展思路的独立模式，这是西方国家众多共同点之外的不同之处，中国是一个完全不同经济类型的国家，复制美国更加缺乏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

    美国模式中的世界货币“美元”也不可复制。美元作为一种准世界货币的地位让多少中国的专家们羡慕不已，他们做梦都想颠覆它的国际地位，做梦都想把“人民币”变成另一个“美元”，这很幼稚，与其让人民币变成另一个“美元”，不如想办法动摇美元的国际地位，将人民币复制成美元是众多选项中最差的诀择，人民币在迈向国际化的过程中碰到了一个大大的钉子——美国强行要求人民币升值。中国在抵抗了一阵之后选择了妥协，人民币开始了新一轮上升通道，在很多经济专家和金融专家的眼中，升值就升值，损失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巨大，说不定对中国下抑制通胀还有好处。不知道这些“专家们”的思维落角点放在哪里，如果人民币短期升值10%-30%以上，说对中国经济没有影响那是自欺欺人的笑话，绝对不可能不产生影响。一旦中国经济受此影响超过了预想中的程度，中国有可能经受长达几十年的经济停滞期，中国人预先设计的美梦全都会泡汤，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会随着中国经济的停滞而停滞，一个发展遭受严重障碍的国家货币不可能突然成为国际上灸手可热的“硬通货”，国际化道路将遥遥无期。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货币稳定都是十分关键的，因为今天中国可以作出重大让步，只要没有达到美国目标，没有阻止中国经济正常运转，美国还会制造事端逼迫中国人民币调整。前面说过美国的“金融模式”是“帝国模式”，除非你敢于向帝国挑战，否则，你就会被帝国殖民。

    中国的金融市场“美国化”危机重重。中国的证券市场、商业银行、投资机构、主权基金和外储管理等等方面，都是在按照美国模式改造和经营，国家所有的政策蓝本也可能取自于美国，美国的利益集团在这些行业中已经涉足广泛深入，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民间机构，它们都不是来中国做慈善事业的，他们是来掠夺的，举个例子说：高盛公司在美国就被喻为绞杀人民的吸血鬼，它来到中国还会对中国人仁慈吗？不可能，包括高盛在内的众多杀手已经潜入中国很深很广，并且被部分金融主管视为赚钱有理的利益攸关方，未来他们会做什么不是明摆的吗？他们会真诚地帮助中国复制成功美国之路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们都是美国“热战”大战略中的棋子。

    三、美国的金蝉脱壳与中国的遗憾

    2008年初，笔者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危机状态下中国如何在三大版块中挑战美国》，希望中国利用百年一遇的良机改变一下世界经济新秩序，即使不完全成功，也要让美国经济复兴之路漫长艰难，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为了完成短期的理想，为了与美国共克时艰，为了舍己救人，最后选择了“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但结果并未如中国所愿，美国事后一点也不买帐，不但没有半句感谢之言，在危机缓解之后反而说中国阻碍它的经济复苏，连续全方位对中国实施打压，大大出乎中国人的意料。中国没有利用时机搞好产业调整，反而因为错误的刺激政策给中国经济留下“十二两难”（官方语言），美国危机让中国受难。

    美国也许还没有完全摆脱危机，也许还有二次衰退，但可以肯定地说，美国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未来的复杂变化并不能阻止美国前进的步伐，因为他们从宏观上取得了危机的胜利。判断美国成功主要有三个重要指标：一是美国在中国和西方盟友的帮助下成功地保住了美元的国际地位，其国际货币无法动摇；二是美国在三大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中继续领导全球（世行、IMF、WTO），没有任何国家和联盟对他构成了实质性挑战；三是美国实体经济的缓慢复收，经济数据逐步正常化。这三个重要指标能够不受影响地度过危机就证明美国能够暂时度过危机，其“金融模式”的“霸权属性”仍然可以在较长时间内得以维持，至少十年内是没有人能够构成威胁的，美国经济的微观数据完全可能出现反复的情况，甚至有倒退的可能，但无碍美国的经济主体。只要美国模式不被破坏，它就能够一如既往掠取国际收益来填补国内的亏空，让世界埋单仍然是美国未来的惯伎。

    美国的经济是一种举债经济，未来不可能改变这种方向，这就意味着美国欠世界的旧帐未还又借新债，债务总额会越滚越大，谁来买单？几个冤大头：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以后还有很多新兴国家会加入到债主的行列，中国会稳定地充当“债老大”。尽管美国的“两房债”处境危险，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当官的道歉过，大家都还憧憬着未来的美好，但到了这个时候，继续加买企业债已经是太不可能的事情，中国不买类似“两房债”一样的债券并不意味着不买美国的其它债券，因为中国的外储还在一天天膨胀，短期内到达35000亿美元并非是不可能的事，美国人的眼睛一直都盯着这个数字，它的债谁来买？不逼中国买它逼谁呢？中国不买不行吗？主权国家照道理本是可以按自己利益取向行事，然而，中美之间根本就没有道理可言。对美国来说，它就是强权的象征，它要你买你就得买，不买就整你，并且每次打压都能凑效。另一方面，中国也很奇怪，有一帮子顾问、高参和专家整天盘算着赚美国的钱，整天计算着能从美国债券中盈利多少。可以肯定地讲，中国持有美国的各类债券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直到无钱可买。然而，所有的决策参与者都没有想到最终的结局：债务膨胀至爆炸的那一天怎么办？那个时候债券还是债券吗？美国有没有可能欠钱不还？

    如果用善意的眼光看美国的话，大家可能认为美国肯定不会因欠中国的债跟中国打上一仗，因为那会有损美国的面子，也会失去国际公理，不过，历史告诉我们：危机深入到一定程度，一定事情皆有可能，没有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当然，在没有到达最坏的时刻，也可以选择相对较好的预测——用和平解决双方的债务债权问题。

    美国不选择战争，用和平方式解决欠中国钱的问题并非就是令人鼓舞的方式，大家设想一下：如果美国情况很好，有钱还钱，中国大可不必找美国的麻烦，只有当中国看到美国即将陷入深渊的时候才会匆忙找美国要钱，然而，美国马上要陷入深渊了，你能要得到钱吗？所以，把钱借给一个靠举债生存的“掠夺性强国”注定就是一个无底洞，因为它的贪婪性会越来越大，欲望会越来越强，目标会越来越多，当美国最后把终极目标锁定中国的时候，中国用多大的努力去填洞都是徒劳无益的，无异于抱薪救火。美国对于欠中国债务最仁慈的解决方式可能是“金蝉脱壳”术，这是最给中国政府面子的一种还债方式，完全赖帐既损失美国的国际形象，也不利政府间的良好默契，更不利于美国处理好与西方盟友的债务关系，为了赢得各方满意，美国只能选择这个“中式战术”。美国手中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赖帐脱壳法，一种是抵帐脱壳法。所谓赖帐脱壳法是指美国将现有的债务企业破产重组，例如“两房”，旧的“两房”破产交给新组建的私人公司进行重组，承接“两房”的债权债务，政府影子在新公司中彻底消失，新公司的所有债务没有任何政府担保的痕迹，即使中国最后血本无归，也无关美国政府的信誉问题。而作为西方盟友，美国该赖的也会赖，但是，他会透过同盟内部机制平衡一部分债务，比如北约中的军火管理等途径解决一部分，实际上，真正的债务冤大头是中国和日本，而不是欧洲。第二种“抵帐法”，美国对中国有太多的压榨空间，可以从两个方面敲诈中国，分别是农业和高科技产品，十年内，中国农业危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中国的种子和粮食供应越来越依赖美国，制造粮食危机是美国布局中国农业的一个长久之计，它会在适当的时候加剧这种危机，用中国人的生存问题抵消大量中国的债权；另一方面，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多年来一直对中国保持禁售状态，有朝一日，美国借此问题倒逼中国接受所谓的高科技产品并非没有可能，1亿美元的产品向中国索要50亿美元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你说中国愿不愿意抵债？也完全是有可能，绳子在美国手上，你不服就会被勒死。

    笔者从来不否认中国金融部门有关人员的努力工作，但是，中国的“金融模式”选择错了，无论如何努力，无论如何算计，最终都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因为“复制美国”是一个死胡同，美国不会让另一个“美国”来打倒美国，就这么简单。

    第五章 军事包围圈(部分)

    ——这里提到的是军事包围，而不是军事战争，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场战争都是有预谋的，尤其是近现代战争，没有哪一个国家愿意打一场没有准备的战争，美国曾经跟中国多次交手，在毛泽东手上没有取得过胜仗，美国人希望改变这种历史，中美之间迟早都会有一次大规模战争，并且美国早已经为这场战争进行准备，只有中国还沉浸于“中美友好符合两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设想之中。

    一、间谍布局与围剿

    在一般人看来，“间谍战”在冷战时期是最火热的，美苏谍战曾经演绎了无数的离奇故事，赋予了更多吸引人的神话色彩，然而，“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谍战”的结束，随着世界进入“热战”时代，“谍战”已经提前进入了白热化，二十一世纪的“谍战”不是简单的军情谍战，而是全方位、广覆盖谍战。

    1、世界七大间谍大国现实分析(略)

    2、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中国任务（略）

    3、俄日印欧对中国的谍报战

    “谍报”围剿决不只是美国单方面的事情，作为军事战略的一部分，俄、日、印、欧等实体从来都没有放松对中国的“谍战”，为了配合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包围，日本、印度、欧洲对中国的情报收集工作必定渐渐加强。

    日本谍战最为深不可测，一本名为《自卫队秘密谍报机关——被称为青桐战士》的书，披露了日本自卫队向中国派出间谍，刺探军情的重大内幕。书中描述的那个不为人知的黑暗世界，以及日本陆上自卫队情报机构与台湾情报部门暗中勾结的内容，让众多日本读者大开眼界，同时让读过此书的中国读者不禁惊叹：绝不能轻视日本间谍！通过这本书揭开日本对华谍报战秘密的，正是该书的作者——渗透中国37年之久的日本间谍、日台经济人协会理事长阿尾博政。

    阿尾博政为何不惜暴露日本的国家机密，将自己的对华间谍行动写成书，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销书，而是在敦促日本政府更全面地关注、监测中国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阿尾博政在书中披露的情况，实际上只是日本对华间谍活动的冰山一角。

    日本针对中国的间谍活动历史非常久远，从18世纪就已开始。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对中国情报刺探活动达到高潮。1886年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荒尾精中尉，秘密潜入中国刺探情报。到中国后不久，他便将大量在中国活动的日本浪人纠集起来，组织了庞大的间谍网，开始以各种形式刺探中国的情报。后来，他组建的间谍网，根据成员在中国各地搜集到的情报，编纂成厚厚的一本《清国通商综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交通等诸多方面，为日本军政当局侵华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进入20世纪，日本对华情报战更加猖獗。特别是侵华战争前夕，日本为了实现吞并中国的野心，向中国派出了难以计数的谍报人员。比如，日本政府曾派出千余人潜入中国，进行非法测绘。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方面发现，侵华日军使用的军用地图，竟然比中方的军用地图还要精确，重要地段的一棵树、一间房，都被记录得一清二楚！

    “二战”之后，日本派间谍大规模潜入中国，是在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后，他们派出一批精通汉语的谍报专家，以使领馆为主要阵地，通过不断发展与留学生、工程技术人员、专家以及华侨的私人关系，刺探中国情报。同时，他们向名目繁多的民间代表团、民间机构，安插大量的谍报人员，打着“交流、参观”的旗号，大肆窃取中国的经济、技术情报。几年前，两名日本国公民以考古为名，在中国的一些地区擅自测绘，最终在江西境内被抓获。在中国警方从他们那里缴获的资料中，就有被他们特别标注的部分军事设施的详细位置。留中日本学生和留日中国学生都是日本谍报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殊专业的人才要引起特别注意。

    2006年9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曾裁定，两名日本外交官是日本外务省派出的间谍，他们为“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工作，北京高院认定该组织是间谍机构。同年，国家安全局逮捕了《中日经济新闻》杂志的创办人、日本籍男子原博文。另据报道，在日本本土，有一幢大楼专门为广播监听而建，内有8名监听人员全天24小时监听和收录中国中央及地方电台广播节目，并立即整理，制成卡片、分类存档。日本“亚细亚综合开发研究所”近来开设了一种新的服务项目，即向日本商社、金融机关输送各国经济情报信息。在中国境内，日本的商社和金融机构已发展到近千家，遍布中国大中城市，他们或亲自下手，或利用中国雇员，从事经济间谍活动，日本不遗余力地搜集中国的各种情报，特别是军事情报，目的很明确：在全面、准确掌握中国军事力量部署的基础上，提高日本自卫队干预地区局势的能力，进而使日本加速转变为可以与中国相抗衡的军事大国。日本“内阁情报调查室”非常严密，功能强大，人员众多，是日本对外谍战的最重要机构，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对手。

    英国军情六处虽然赫赫有名，但是，鉴于中英两国目前的关系现状，军情六处未必把情报重点置于中国，冲突的可能性大小决定谍报的重视程度，从经济上讲，中英和中欧的联系性越来越紧密，是最不容易发生贸易战的双边关系之一，从政治上讲，中欧双方都主张不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强加于对方，务实性逐步增强，国际事务中的剧烈冲突暂时可以避免，从军事上讲，中英、中葡在主权移交过程中都没有军事上的对立，短期内，中欧双方更不会爆发军事冲突，在经济完全处于较高热度的情况下，中英、中欧之间没有高强度谍战的必要，零星的谍战不足为怪，彼此熟悉一下对方而已。

    印度的谍报工作虽然被评为世界六强，但笔者不认为完全是靠自身的能力，英国军情六处可能是其谍战中的有效支撑之一，军情六处虽然没必要直接同中国展开高强度谍战，但并不意味着军情六处的情报人员不关心中国情报，印度的谍报能力相对较弱，向印度出卖中国情报并非不可能，印度的情报队伍规模不小，但能力有限，未必能取得更多的中国情报，印度在利用军情六处的同时，有可能与俄罗斯在交换情报方面做得较为密切，中国的军事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裸体的，俄国人对于中国军事情报的了解有可能比中国军方很多人员都要精通，几十年来的单向军事依赖造成了中国军事几无秘密可言，在俄罗斯看来，中国只有核武装力量和战略导弹部队不完全了解，其它方面估计烂熟于胸，这对印度方面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情报来源地。从综合实力上看，印度短期内不能对中国构成实质性威胁，但是，随着印度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的不断强大，任何轻视它的国家都有可能遭受打击，印度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情报收集是系统化的，是可以相互利用的，南亚地区的情报战决定了其稳定性，任何误判都有可能导致战略上的损失。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理念，中国的世界理念是“和谐”，所以不会做不利于“和谐”的事情，但是，为了保证国家的和平安宁和人民和谐，中国又必须反间谍，如果对于美国的间谍行为稍显懈怠，那么中国的国家利益必然丧失殆尽，及时地了解敌方的窃密行动非常重要。

    中国重视谍战并不在于扩充多少间谍人员，也不在于到美国设立几个专门机关，中国作为自卫为主的国家，谍报意识至关重要，危机意识至关重要，过去，中国有一个口号叫“全民皆兵”，实际上是号召大家“战时人人能打仗，平时个个能保密”。今天，不再提倡全民皆兵，但也不能全民麻木，在新形势下，中国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引起重视：

    第一个方面：必须灌输全民族保守秘密的思维理念。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的思想突然变得不设防护，设防的思想往往被视为对抗开放的叛逆者，有设防思想的人被视为保守派，防备意识一时间成了“落后”的代名词，这种全民不设防的主导思想让中国各领域的保密工作陷入困境，本该保密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信息被某些部门和人民以“自主权”为名公开化，小到技术革新和专利权，大到国家最高政治机密都时有泄漏。反观美日等国家，不要说政治和军事机密，就连日常经济活动都是重重设妨，日本在华投资的项目，中国人甚至不能现场观看，中国人到美国人的先进企业参观，最先进的工艺技术不会有人向你讲解，甚至连生产线都进不去，中国的企业，只对国内同行设防，碰到国外人员来参观，唯恐对方不看，恨不得把最最先进的部分都向对方讲清楚，有炫耀的机会一刻也不会放过。日本人为什么能够轻松地到新疆等地去搞测绘，首先是有中国人的配合，甚至是某些人的无知促成了对方的行为，美日等国的“项目”可以变相为他们提供很多获取情报的机会，就连中国发生汶川大地震的机会都不会放过。谍战无处不在，人人必须小心！

    第二个方面：网络谍战队伍的组建迫在眉睫。

    人类对间谍并不陌生，一个个行踪诡秘、神秘莫测的间谍活跃于各个角落，窃取大量重要的情报，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发生了无数扑朔迷离、惊心动魄的间谍战。间谍活动意义重大，其重要作用历来受到各国重视，有时间谍甚至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广泛使用，在计算机网络中存储、传输着大量机密信息，许多间谍也纷纷将眼光瞄准了计算机网络这一新领域，计算机网络间谍应运而生。

    中国目前到底有没有网络部队暂时还没有定论，从传媒上了解到的信息是中国有组建网络司令部的打算，至少目前还没有成形，如果中国能组建网络司令部，那么反网络间谍的能力将大大提高，网络司令部的操控范畴很广，当然不仅仅限于网络间谍，反之，网络谍战队伍也不应只限于网络司令部的管理范围内，从国家需要的角度看，所有有知识的网民都应当是网络情报人员之一，有军事背景的网民看起来更具间谍价值，其实从现代国际“热战”的复杂性来看，军事间谍只是众多间谍当中的一部分而已，经济及商业间谍丝毫也不亚于军事间谍，所以，中国在组建网络情报队伍的时候必须着眼于“人民战争”的理念，只有把眼睛盯到所有视域，才能真做到有备无患，信息时代是一个无死角的时代，忽视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可能处于被挨打的局面。

    中国组建网络情报队伍不用遮遮掩掩，世界上所有大国其实都已经公开自己的网络谍战规划，中国如果只限于反间谍工作肯定不利于国家安全，最好的防守是进攻，中国的网络谍报人员必须在任何时刻都具备进攻能力，谍报队伍要想形成战斗力、形成规模需要很长时间的过程，而世界的“热战”白热化程度已经是时不我待，中国务必抓紧时间筹划网络谍报队伍，中国的网络谍报队伍需按三个层次组建：第一个层次是职业型队伍，目标是绝密情报和网络进攻；第二个层次是半专业队伍，目标是经济和商业利益情报；第三个层次是有一定战略意识的普通网民队伍，目标不设限，主要是掩蔽真实目标，模糊信息内容，混淆信息真实性。

    二、太空围剿

    人类的太空战是大国之间的较量，是最单纯的较量，是强者的较量，是最惨烈的较量，是决定后几百年大国命运的较量。

    本书首次将“热战”时代中国面临的太空围剿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定位系统权力之争；二是地面人控制的太空攻防战；三是太空人控制的太空攻防战。

    “太空战”曾经只是美国的一个概念而已，但是，现实已经告诉我们，人类已经把太空战从概念阶段转化为实践阶段，而执行这一特殊任务的领导者就是美国，由美国挑起的人类新战争形式在大国之间迅速漫延开来，俄罗斯毫不迟疑地跟随美国的步伐奋起直追，欧洲、印度、日本亦紧随其后，中国虽然算不上太空强国，但至少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坚持和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太空大国的地位，在某些方面还超过了部分欧洲发达国家，中国的国防力量组成当中，航空航天的实力无疑是不容小视的。

    美国之所以能打赢现代化信息战争，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精确打击能力，与其全球定位系统的建立是密不可分的，GPS的全球垄断权让很多大国都心存不爽，包括美国盟友欧洲在内的众多国家都纷纷研发全球定位系统，目前有定位能力的四大系统分别是：GPS定位系统，欧洲“伽利略”系统　，俄罗斯“格洛纳斯”系统，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包括绕地球运行的24颗卫星，它们均匀地分布在6个轨道上。每颗卫星距离地面约1.7万公里，能连续发射一定频率的无线电信号。只要持有便携式信号接收仪，无论身处陆地、海上还是空中，都能收到卫星发出的特定信号。

    欧洲“伽利略”系统。与美国的GPS相比，伽利略系统的卫星数量多达30颗，美国目前还只有24颗；“伽利略”更多用于民用，如果欧洲能如期完成部署，最高精度比美国GPS高10倍。

    俄罗斯“格洛纳斯”系统。俄罗斯目前在轨正常工作卫星21颗。该系统已于1993年开始服役，2009年开始俄罗斯境内卫星定位及导航服务。到2010年年底前，其服务范围将拓展到全球。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其空间段将由5颗静止轨道卫星和30颗非静止轨道卫星组成，提供开放服务和授时服务。到2012年满足中国及周边地区用户对卫星导航系统需求，逐步扩展为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从起步来看，中国是晚了点，但从规划和进展来看，中国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从技术层次来讲，中国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其他三种定位系统相较，中国的北斗系统无论从定位精度还是授时精度都相差很远，当然，随着北斗系列卫星的升空组网，各方面数据会逐步提高，美国已经看到了中国的潜在竞争力，过去的美国，为了显示其巨大的太空优势，GPS民用部分几乎都采取免费制，对于国外用户也收费较低，用于军事目的的高精度部分当然是不会开放的，即使开放也不会适用于战争状态，任何国家的军事指挥能力决不能寄希望于美国的GPS定位系统，尤其是中国，绝不可能得到美国的帮助，所以，中国发展自己独立自主的定位系统势力在必行，也是唯一选择。随着近年来中国北斗系列卫星的不断发射组网，美国开始向中国发难，一方面在欧洲内部挖墙脚，把中国从伽俐略系统中清除出去，另一方面开始叫嚣摧毁中国的北斗系列卫星，这些动作只能说明一点：美国希望永久保持太空的控制优势。美国的说法虽然未必马上兑现，但中国不可不防，从技术环节来看，美国并非办不到，中国唯一能做的事情不是确保自己不被攻击，而是要确保能够在受到攻击后第一时间反击美国的GPS定位系统，如果现在办不到，也必须将其纳入最优先发展计划，中国只有具备攻击美国的能力，才能避免被攻击。面对美国的叫嚣，中国最好的应对策略就是加快发射进度，早日完成组网，实现全球全位。

    太空权力之争是未来新兴大国的复兴之争，这项权力不仅仅属于美国，正如16世纪的海上航线权之争不属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样，谁能在这个新型战争面前跑得最快，谁就是未来的主导者之一，如果都放任美国的行为，那么美国统一世界的愿望必将成为现实。

    太空围剿的第一种模式为地面人控制的太空战。战争指挥权在地球上，所有的太空武器及卫星都可以由地面控制中心指挥，既利用太空中的卫星能力，又操控太空中的卫星状态，作战的目标既可以是地面目标，也可以是敌人的太空目标，如果美欧能够把卫星资源组合在一起，那么，中国的所有太空卫星都有可能成为废物，假如俄罗斯趁火打劫的话，情况就更遭了，为了应对残酷的太空围剿，中国一是要加快太空联盟，与俄罗斯甚至是欧洲某些国家尽快组建卫星联盟，对于军事卫星，要与俄罗斯尽快建立军事协同作战能力，这种联盟的建立不是一时权宜之计，而是未来数十年或者说数百年的长久大计。

    美国对中国太空围剿的第三种方式为太空人指挥模式。美国将在未来二十年建立众多的小型空间站，这些空间都可以供人居住，并布有可以脱离地面的指挥系统，也就是说，在地面指挥失效的情况下，太空指挥权发生作用，这种作战方式相于正常人打盲人，为了应对独立的太空新战法，中国必须尽快部署自己的空间指挥站，这种指挥站应当能够做到不接受任何指挥的情况下也能独立运作指挥中国的太空力量，要能够摆脱任何地面目标的侦探能力，要有主动切断与地面联系和恢复与地面联系的能力，要有能力把地面战完全独立的复制到太空领域，从目前条件来讲，中国在太空站建设方面还远远落后于美国，必须奋起直追，当年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中国都能让卫星上天，只要努力，我相信中国会在空间站建设方面取得突破，中国空间站的建设一定要做到：广布局，小而灵。

    上面所讲的两种太空战新模式决不是科幻小说，必将成为未来人类战争的重要形式，美国肯定是这种新模式的最先尝试者和得利方，中国要想尽快适应新战争模式，就必须早动手早准备，海湾战争曾经给全世界上了一堂生动的信息战争课程，未来美国同样会给世界上更多的战争课，希望这样的课程不要先拿中国作为范例，如果中国有所准备，即使美国拿中国做实验，中国也决不会束手待毙，我们不能老沉浸于过去传统战争对于美国的胜利案例，未来的战争可能是任何传统思维都无法应对的，太空战就是不可回避的战争之一。

    三、协同围剿

    谈到西方国家的围剿，应当主要是针对中国本土而言的，从军事角度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围剿重点还是放在周边环境上，与“C形包围圈”不同的是，笔得更倾向于“四面包围论”，东面和南面更多的是海上包围，西面和北面更多的陆路包围，海上包围的主要依靠力量是日本、韩国、澳洲和东盟部分国家，陆路包围力量主要是印度、中亚部分国家、东盟部分国家，后面的相关内容将就这些刺手的问题分别进行论述。

    单纯地谈美国对中国的围剿意义并不大，因为单凭美国的能力，即使它将所有兵力都部署在中国的周边也对中国无法构成实质性威胁，最可怕的是协同围剿，“八国联军”之所以能轻易打败中国，靠的不是某一个力量，而是整体力量，在清朝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如果中国单同某个国家对决，未必会全面溃败，但当中国四面受敌的时候，结局就不是由中国能够选择的，一百多年以后的中国会不会再度面对四面围剿的局面呢？很难下结论，顶多只能给出一个大致的结论：如果真被合围，中国难以取胜。

    协同围剿除了军事包围以外，其实也包括其它方面，重点在军事领域，在美国对中国实施军事围剿的协同伙伴中，有几个主要的对象尤其值得注意：日本、印度、东盟部分国家、蒙古国和韩国。在美国目前展开的所有军事部署中，这些国家都是美国推进的排头兵，蒙古是一个表面上中立的国家，实质上则是一个潜在的美国帮手，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澳大利亚也许是众多协同伙伴中最为现实的国家，一旦中美冲突，它必然成为美国的盟友，这不是由其经济利益决定的，而是西方战略共生性决定的，也是基督徒的好战性决定的，任何政治人物都无法阻挡基督教的侵略性扩张和对东方中国的敌视性。

    美国有“协同围剿”的国际战略，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战略就一定能够成功，“热战”是一个漫长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战略力量对比也会出现根本性变化，美国的协同伙伴也会出现分化和转换，所以，中国未来的考虑重点不是如何回避美国，而是要考虑如何刺破协同网，破解美国伙伴的两个铁律是必须要遵守的：一是经济上要加快共生的步伐；二是军事上要有打有拉。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共生性要把重点放在澳洲及东盟国家身上，而不是放在韩国和日本身上，尤其要缩小中韩经济的互动性，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共生性必须要加快步伐，自贸区建设只能算是一个重要步骤，而不是全部，中国与东盟共生的关键点在于金融溶合、交通一体化、信息网络一体化和劳动力市场的相互开放。军事有拉有打的根本目的是切断协同作战链条，对于那些急于充当美国打手角色的少部分国家，如果它们胆敢侵犯中国主权和领海完整，必须在第一时间给予痛打，在这个方面来不得半点犹豫，而对于那些保持坚定中立的国家，中国必须大度地给予政治和经济回报，即使作出重大牺牲都要在所不惜，在这场人类历史的决定性较量中，中国如果没有舍的勇气，就不会有赢的机会。

    为什么本节中要重点提到蒙古国呢？并非其它协同者不重要，其它国家另有章节介绍，蒙古国作为上世纪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到了二十一世纪渐渐被边缘化，日本有借机渗透的迹象，并且取得了初步成果，自从外蒙独立、沦为苏联附庸后，部分蒙古民族主义者曾改变理念，期望内蒙脱离中国独立，希望依靠日本复国，代表人物是内蒙王公德王。回看当年日本的手腕，可谓创意百出，像提出迎接班禅喇嘛领导“新蒙古国”，希望将日、朝、满、蒙四族逐步融合，实现日本的“大东亚共荣”概念。时至今日，在全球化气氛下，日本再提出日满蒙经济整合，依然对满蒙地区有一定吸引力，蒙古国政府除了依旧大量接受日本经济援助，主动派蒙古学生到日本留学，又希望日本商人打破华商对境内资源的垄断，蒙古国有意和西化的日本建立特殊关系，也反映出日本懂得运用软权力。日本是冷战后积极拉拢蒙古的大国，日本已成为蒙古国人精神最向往的国家。2006年，蒙古庆祝成吉思汗立国800周年，官方和日本合作拍摄讲述成吉思汗一生的电影《苍狼》，内容就有诸般“日蒙合体”观念。为什么蒙古政府选择日本、而不是中国或俄国来拍民族电影？原因之一恐怕是蒙古国感受不到中国对其实力的尊重。日本对蒙古的软征服决非只有简单的政治盟友关系，也不只有经济往来关系，蒙古国对于日本经济而言是可有可无的，蒙古国对于日本的最大用途在于军事上的作用，美日两国有军事同盟关系，日本的每一个进步也都关乎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影响力，一旦蒙古国成为美日的准军事同盟，那么中国将很有可能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面临严重的军事威胁，俄罗斯在任何方向都帮不了中国，况且现在的蒙古国已经不是俄罗斯的附庸国了。

    中国要想切断蒙古这个国家成为美国协同国之一，至少要做两件事：几十年以内，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不要提及收回外蒙古的想法，除非蒙古主动靠拢，即使是民间说法都会遭致蒙古国人民的反感，建议台湾方面不要再设立“外蒙委员会”；另一方面，中国要排除部分蒙古国人民的极端情绪，果断坚决地给予蒙古援助，在中蒙之间设立经济特区或者说经济互惠区，逐步将蒙古经济的发展模式纳入到中国经济发展轨道之中，交通要实现完全一体化管理。在历史认知上要做到求同存异，尽量挖掘历史的共同语言，减少争论点。在防止沙漠化的进程上，中蒙两国要做到统一规划和统一实施，在两国之间构筑一道绿色和平屏障。从地缘政治的有利条件来讲，日本无论如何都不及中国有优势，如果中国也有一个对待蒙古的百年规划坚持下去，我相信，在任何时候，蒙古都不可能成为美国的一个环节，因为，它没有必要在取得既得利益的情况去充当美国的炮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