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美景美境为何退钱:高勇-感受耀邦

高勇-感受胡耀邦

   1959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5日任胡耀邦秘书，同耀邦同志一起住过牛棚，下过干校，也曾随同耀邦同志一起参加庐山会议等重要活动。耀邦同志辞世之后，高勇曾在耀邦同志家里协助接待群众吊唁，参加耀邦同志追悼会及安葬共青城事项。高勇同志为耀邦同志的真挚朋友，与耀邦同志家庭也有深厚感情。

1985年11月20日，高勇参加胡耀邦70寿辰合影留念。照于会计司25号客厅。

耀邦诞辰８０周年，高勇敬献花篮。

高勇口述（一）：耀邦说“我对同志下不了手”

  　　　　口    述：高　勇　　　　　　　　　

　　　　　　我觉得这样，我在耀邦身边工作几年吧，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幸的，得到很多帮助与教育，也受了一些影响，据我的观察，我觉得耀邦这个人啊,他身上有着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民主思想这两方面的影响，形成他性格当中一个主要的内核，从他的家庭，像那个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这方面的影响，他有。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西方传来的先进思想，特别是科学民主思想，他身上也很突出。

　　李锐同志讲他是“秦政朝中独立人”，他是从专制体制中走出来的一个独立人，有独立思想的，这个不容易的，我觉得我们党内的一批老干部，老同志，老布尔什维克，能够从这个体制中走出来不容易，没有多少人，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来。我觉得总的看呢，耀邦是这样一个人。

　　我觉得比如他对于事业，对于人的忠诚、诚恳、宽容、宽厚，这方面他有这个民族的传统，过去我们旧社会说是做个好人，实际上就是做个诚实的人，真实的人，老实的人，对人要宽厚，要真心对待人，这方面我觉得他，他包括对待部下都这样，他都是这样一个态度。

　　我觉得他对待干部是非常诚实，非常真心的，比如说，特别对他身边的人，他越是熟悉的人他批评起来越是严厉。用他自己的话讲，“越是对熟悉的人批评起来蛮厉害的，喊打喊杀，但是真是要做组织处理的时候，我下不了手。”他这方面特别突出。

　　包括在团中央期间，对干部的处理，真的要做组织结论的时候，或者要做组织处理，他真是字斟句酌，生怕说过头。但他批评起来，有时有意使用一些尖刻的词，刺得你疼一点，让你记得牢一些。

　　再一个比如说，科学民主的思想，当总书记那一阵子表现比较突出，这方面体现在很多讲话里边，你比如在中央书记处，很多人回忆里也提到，说跟耀邦同志讨论问题呢，你可以无所顾忌的，你可以随便驳他，他不生气。这个在团中央期间也是，他写了文章，要找人来提提意见，当然你提了意见，他不一定接受，他不同意你的意见他不会接受，但是他希望你能提点不同意见，这方面我看都挺突出。

  　　他是52年7月调来团中央的。当时传说他要到建筑工程部当部长，这个呢我听胡德平讲过，耀邦听到要到建工部工作特别高兴，说可以搞建设，盖大楼了。文化大革命就批判过他这个。耀邦总结说我们这个党建国前28年，概括起来是两个字“革命”，建国后概括起来也是两个字“建设”。

　　文化大革命说你只搞“建设”就是不搞阶级斗争啦，批判他就是批判这个东西。我觉得他的总结还是蛮有道理的，建国以前你要建立新中国，当然要搞“革命”，革命成功以后，建了新国家了你干什么呢，你当然是搞建设。后来他的工作改变，是因为冯文彬的工作改变了。

　　当时中央突然改变，耀邦毫无思想准备，要改变他的工作分配。他们从川北来了以后，胡德平当时10岁。胡德平跟我讲，第一天住在北京饭店，住在北京饭店还是挺新鲜的，他看见一个电钮，他不知道是干嘛的，就捅了一下，一会儿一个服务员来了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没事，服务员走了以后，他又捅了一下，服务员又来了，来了以后问他有什么事，他又说没什么事，服务员就知道可能是胡德平捅的，就告诉他说这个电钮是叫人的，有事就按一下我就来了，没事就不要动，这个胡德平知道了不能随便动。

　　在北京饭店住了一晚上，然后搬到翠明庄招待所去，在东华门。正好快过八一了，去看足球比赛时，安子文告诉他说“你的工作可能有变动”。这样子他就等着，过了几天，一天晚上刘少奇找他谈话，曹令中给他准备好车，送他出门。回来以后，耀邦情绪不太高，曹令中问他工作定了没有，耀邦说定了，到团中央工作。然后对曹令中说：“你看我孩子都这么大了，还让我到团中央当书记去，其实那个陈丕显、谭启龙都比我合适嘛。”情绪不是太高。

　　后来知道实际上是刘少奇提了三个人，毛泽东定的胡耀邦。后来有人写文章，说是邓小平推荐的，肯定不对，当时邓小平还在西南还没来。　

　　邓小平还没进（京）。邓小平来了以后也不是在中央工作，来了以后，好像是在计委，那时还没有到中央工作。我听说是刘少奇推荐的。当时那三个人，都是红小鬼，都是37岁，都是当时省一级干部，省委书记，四川省当时是分四个省，川东、川西、川南、川北。他们三个都是少共中央的，都是在苏区时候做少年儿童工作，而且他们三个几十年还都是好朋友。包括冯文彬那时候也是少共的，在中央青委的时候，在延安的时候，耀邦说，当时批张国焘的时候，青委去的就是他和冯文彬两个，去得晚了，没位置，只能在门口蹲着听，他们关系都挺好的。

　　他真正在团中央工作呢，是13年，52年8月开始到64年年底，去陕西后团中央的事他基本上就不管了，虽然还挂着团中央第一书记的名义，当时团中央的常务书记是胡克实。耀邦52年8月底接冯文彬的班，到64年10月到陕西工作，也就是13年多一点，不到14年。

程　敏：就是胡耀邦把共青团，真正地，在他的领导下，当然也是在中央的支持下，把共青团建设成一支非常有生气的，在新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政治组织，这个事情离开耀邦同志大概是不行的，这个你能不能大概地讲一讲为什么能在耀邦同志的手上，把共青团变成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政治组织。

高　勇：共青团实际上也是历史非常悠久的，实际上成立是在共产党之前，后来改了，正式成立日期定在1921年5月，这么算的，今年是85周年，还是在党后面。

　　在耀邦来之前，毛泽东主持开了两次会，毛泽东谈到青年团过去犯过先锋主义错误，现在青年团没有先锋主义。耀邦来之前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青年团一大召开后，那时任弼时是名誉主席，当时团中央书记处那个班子，也还是挺强大的，原来是廖承志、蒋南翔、宋一平、李昌、荣高棠，这些都是团中央书记，我是52年4月份到团中央的，当时那些老书记也还蛮活跃的，像蒋南翔，老在吃过晚饭后就骑个自行车在院子里转啊转啊，老那么转，李昌、荣高棠他们就组织团中央的干部打排球，书记处的同志组织一支队，他们自称是老青年，然后，李昌，荣高棠做裁判，谁也没得分嘛，就说“零平”。

　　团中央书处的干部也还是很不错的。耀邦来了以后召开了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团中央书记处班子作了调整。

　　耀邦同志来了以后呢，我觉得他非常富于开拓性，他点子比较多，当然他这个人确实比较聪明。他非常聪明，他非常刻苦，他对问题考虑是非常深的。

　　他来团中央以后考虑比较多的就是他来团中央之前毛泽东开的两次会讲的，那两次会毛泽东谈的他琢磨得比较久，多少年他不断来琢磨。因此根据中央的指示结合青年团的特点他能提出一些点子来，你比如说，当时毛泽东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党委如何领导青年团，一个是青年团如何工作。最后毛泽东的结论就是青年团要围绕党的中心来开展独立活动，党的中心是什么，你就围绕这个中心来工作。但是你又不同于其它团体，你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因此你自己还要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独立活动。

　　胡耀邦根据毛泽东提的这个原则就说，青年团要像地球一样，既要围着党这个太阳公转，又要自转。这个对青年团的干部影响很大。光围着党这个太阳这个中心转不行，你还有独立活动。他的比喻非常生动。他还提出很多东西，他来团中央不久，开组织工作会议，他在闭幕会上讲话时说青年团的工作要“背靠党委，面向青年”，他说你不要反过来“面向党委，背对青年”，这个反了，你老盯着党委的脸色，这个不行，他讲话很生动很风趣的，他说“你更不能又不背靠党委，又不面向青年，就像墙上挂王八，四脚不着地”。他的这些讲话都给人印像深刻。

　　他说基本方法是调查研究，反映情况，提出建议，请示党委，党委批准，大胆去干，就这么循环。还有团的作风，他非常强调团的工作作风建设，他开始提“朝气勃勃，实事求是”，后来就改成了“朝气蓬勃，实事求是”。

程　敏：看来耀邦同志这个“朝气蓬勃”是一直带到了他的晚年，另外实事求是，粉碎四人邦之后，耀邦同志最强调的也是实事求是。

高　勇：那天我到中央团校去，那里也是一块大石头上，刻着“朝气蓬勃，实事求是”。这个影响很大。这种作风一直延续了下来。

　　另外他还提出青年团要开展四好团支部，五好青年活动，六级办支部，都是他总结出来的。六级办支部开始是陕西团省委提出来的，是五级办支部，到团中央之后耀邦接受过来变成六级办支部，当时有些地方的团支部活动不起来。他就叫一个部门办一个支部去，耀邦自己就去北大办了个支部，北大中文系这个团支部书记叫高文元，我现在还有联系。我还有他们一起开团支部会议的照片，这个照片是我照的，就在耀邦家门前的台阶上照的。

程　敏：耀邦是部长级的干部，把团员请到他家里去开团支部会议，光是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现在学习的。

  胡耀邦和北大的一群青年学生团员交上了朋友。图为胡耀邦把学生请到自家小院内开团支部会议。

　进入２１世纪，当年的学生去江西的时候，曾专程前往共青城拜谒胡耀邦陵园。

      耀邦这个人啊也是很注意调查研究的啦，而且他的调查研究是团中央第一书记跟一个团支部书记自由对话，自由座谈，很多都是下去调查，你比如59年我们下去到河北安国,我随他去劳动。当时过了“五一”说劳动去，因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同志在那里下放劳动。他到那儿，他很快就和几个青年一块儿说说笑笑的，而且这里面他注意吸收青年中的非常生动的语言。

     当时有的青年反映，有些青年不安心在农村劳动，总想往城里跑，其实那里离保定很近，离火车（站）很近，有个青年就非常希望到城市里去。他说到城市里去，一个月可以挣七八十块钱，可以穿皮鞋穿大衣。他想到什么程度呢，听这火车声音近了，他就听成是"七八十块"、"七八十块"、"七八十块",火车走远了就听成是"皮鞋大衣"、"皮鞋大衣"、"皮鞋大衣"。劳动完之后很快他（耀邦）就到保定开团的干部大会，他讲话就把这（例子）用上了，当然他（先）说这个典型，然后说现在农村艰苦，但要好好劳动，不劳动国家建设没有出路，另外呢也不是说一到城市就能挣七八十块钱，也挣不了七八十块钱，关键是要好好劳动，建设好国家。他非常注意（从）青年中吸收东西，再发挥它。

       再比如说他到上海工厂调查，也是59年，当时原材料比较紧张，有些青年说我也想当英雄，学武松打虎，但没有老虎怎么办呢。他就讲，打虎有好几种，一种是遇虎而打，一种是找虎而打，一种是等虎而打，我们应该找虎而打，不是等虎而打，你自己要想办法去解决原材料问题。

      再如，他到石景山钢铁公司去，当时开一个职工誓师大会，59年底了，正好批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当时要鼓干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借助群众的语言，他当时要讲。讲话之前他还没有稿子，到那儿去，与青年座谈没多久，讲话就出来了，题目也出来了，他说"思想是解放牌，干劲是永久牌，决心是无敌牌"，他这三个牌一讲，反应非常强烈。他能很快从群众当中抓到一些典型的事例，典型的语言，然后用到他的讲话当中。青年团主要做鼓动性的工作，这方面耀邦非常的突出。我觉得总的来说，耀邦在团中央的十三年间，那是非常有建树的十三年，青年团工作生动活泼的十三年。那一段确实有他的特点。

      当然耀邦的有些点子也不是团中央书记处一下子就接受的，比如四好团支部，五好青年，这个事情，当时提出来，有的书记也不赞成。后来部队搞了，团中央才开始搞。耀邦说，我早两年就提出了，好像我提就是低级的，林彪提就是高级的。我不太了解这个背景，我说有些事情不一定一下就能认识统一，可能得等一等。他说："不是这个问题，我提出来就不赞成，林彪提出来就是好的。你看我们开展就晚了两年。"

      他在青年团的一些活动，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十三年应该是非常光辉的十三年。

程　敏：我们再往下呢谈一些在重大事件上耀邦的表现，他的一些想法，你了解的一些事情，一个呢根据我们看到的一些材料，说到1959年庐山会议。

　　就是在庐山会议上，耀邦同志表现得不积极，在批判彭德怀的问题上耀邦同志仅仅是一个一般性的表态。在此之前呢他也是在山东那边做调研工作，对彭德怀提出的问题耀邦同志也是有同感，所以当时他没有人云亦云，没有跟着去批判彭德怀。他是不是有他自己的看法？

高　勇：庐山会议我们当时并不清楚，当时我们在青岛开团的三届五中全会，是研究农村问题，一个农村的增产节约，一个农村基层组织加强建设的问题，这个各地当然会反映一些刮五风，浮夸风，一些不好的情况，我去青岛时会完了。

　　当时耀邦说了：“青岛开会，刘崇文先去，等会议快完的时候，高勇再去。”会议快完的时候我去了。

　　会议结束后，耀邦的计划，是到徐建春家乡去劳动，徐建春当时是个高小毕业生回乡劳模，当公社社长。当时开完会后，我们一起七八个人到徐建春家乡，劳动了一个礼拜。耀邦的计划到烟台，再到大连，烟台海军政委是耀邦的一个部下，他就趁这个机会把耀邦留住，非要他给烟台部队上的干部做一个报告。耀邦作报告的时候拉肚子，一场报告下来拉了五次，走不了了。

　　做完报告之后我们就在长山岛住下了。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刘崇文打来的，部队值班室接到的电话，转告我们说中央要开一个会，是八届八中全会，8月1号，让耀邦8月1日前到庐山去。

　　耀邦事前不知道这情况，对这会一无所知啊，耀邦对我说：“你再打个电话问一问，需要作些什么准备，会议什么内容，你再问一下，要不我怎么开这个会啊。”

　　当时信号很不好，怎么也打不通这个电话，那几天海上风特大，听不清楚，海军这个政委说，要不这样吧，你到我作战部去打去，就用了作战部的电话，作战部电话与地方电话还不能通，打到海军政治部去，让海军政治部转告刘崇文，就问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会议什么内容，第二是作些什么准备。

　　然后转告刘崇文，刘崇文又打了个电话，说中央办公厅又来了一个通知，没有讲会议内容，只讲庐山住宿紧张，少带随员。就是这么个情况，还是不知道会议什么内容，作什么准备。

　　这样呢耀邦说：“我总得带个秘书吧。”“小李也去。”我们俩跟他去，其他人呢就到大连，从大连回北京。我们去之前又接到通知说，在30号，中央在莱阳机场接，我记得是莱阳机场，有人说是莱山机场，那里是一个军用机场，到那里去，我们就按计划去了。

程　敏：我插一句话，那么开这个八届八中全会是临时决定的，因为耀邦同志也是中央委员，（他也）不知道。

高　勇：当时按时就去了，天挺热的，飞机场水泥地晒得热极了，飞机也是小飞机，好多人我也不认识，就认识是张鼎成，许世友，许光达，我们一起去吃过午饭后才起飞。飞机很慢，到济南又降落又加油，又接什么人，到了九江机场已经是晚上，坐车就上庐山去了。

　　这样呢去之前什么都不知道，去了之后第二天到了7月31号，中办就给新报到的人送文件了，这文件就是前一段开的政治局会议的内容，既有彭德怀的意见书，又有毛泽东的讲话，都有，还有一些简报，发给大家先看，这时候才知道会议是什么内容。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出了个笑话，造反派找我谈话：“庐山会议就是你跟他去的，胡耀邦当时在青岛团的三届五中全会上，收集了很多农村黑炮弹，准备上庐山配合彭德怀进攻的，到了庐山之后一看风头不对，没敢把这黑炮弹拿出来。”问我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这就比较难办了，又是个书记揭发的，我当时特恼火，这怎么答复呢。

　　我说这东西太不符合实际了，我就说：“要说带黑炮弹，书面材料没有，因为青岛团的三届五中全会开完以后，刘崇文回北京把全部文件带北京了，是不是胡耀邦脑子里装了黑炮弹，这我不知道。”

　　我说，到庐山已是晚上，第二天就看到文件了。他们看我这么说也没办法再逼，我只能说到这程度，后来没有再追查。

　　到庐山开会呢，耀邦知道了这个内容，我们不住一个楼，他住一个楼，我和李汉平住另一个楼，耀邦开始也不与我交谈这个事情，但是文件都是经过我的手的，他反正该开会就开会去，开始是开小组会，开会的时候不让我们去，秘书当时什么事也没有，我们一天就游泳啊，爬山啊，一天就吃饱了玩，伙食也挺好。

　　耀邦开始开会，晚上有时是打个小牌，打个麻将什么的。中办把他们发言的简报拿来了，耀邦叫我去，说这个东西咱们得重新整理一下，从整理的简报上我知道耀邦表现非常一般。他基本上是作个表态。你不可能不表态，你作为中央委员，毛泽东就是搬兵来了，前面都已经批判过了，现在就是要做决议了。现在就是增加一些人来，人数多一点，做个决议就完了，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你表态肯定要表的。他基本上是一个表态，拥护三面红旗这样的话。

　　中央的会议一般是这样，越开人数越多，不断地吸收人来，最后做记录的人不够了，安排我们几个秘书做记录去。我参加的会批判对象是周惠。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作检查，他自己的秘书记，我们记不了，我们听不懂他的话。那个记录我们记录完交过去就完了，基本上有一个组长来整理。

　　庐山会议耀邦同志还是有他的思想的，他对农村问题刮五风的情况也有很多调查，很多认识，但当时他也不便多谈，我想他肯定有他的想法，他不会跟着瞎起哄的。

　　后来我看他不论批判什么人，他都是非常注意分析的，大跃进情况大家都是清楚的，他这方面感受也是很多的。

　　他当时的表现也不是偶然的。对彭德怀那信的态度，我觉得我们的党比较悲哀，开始彭德怀写了那信以后，政治局多数人一开始是赞成他的意见的，后来毛泽东一表态大家又反过来了，你说这些政治局委员没水平啊，他们都有很高水平的，但是党内当时不能讲真话。耀邦当时不能讲真话就只好不说。

程　敏：也有一个说法说五七年的反右派，党外的民主基本上就没有了，五九年反右倾反彭德怀，党内的民主也基本上没有了。

高　勇：是这样。耀邦与彭德怀的关系如何我不清楚，我后来听别人讲，彭德怀在挂甲屯那里住着，后来一次耀邦同志说咱们去看看彭老总吧，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事了。后来我就不在他那儿了，有人说去了，有人说没去，我也不太清楚。

程　敏：彭德怀当时吃主要就是吃自己种的粮食，到紫竹院公园去也是乘公交车去，就是当时连车也没有了。朱德在庐山上也挨了批，毛说他批彭德怀是隔靴搔痒。说朱老总当时在西山住着，两个人经常一起下象棋。

高　勇：后来这些传说也没有最后证实。问一下李汉平，可能知道。

程　敏：后来，庐山会议之后耀邦说主席有一、两年不大理他，那主席对他在庐山会议的表现也不太满意。

高　勇：毛泽东那他是洞察一切的。每天简报都看的，本来把你们搬上山来就是搬救兵的，最后决战的，看你们一个个都什么表现。

程　敏：那主席和耀邦谈话，你有印象没有？

高　勇：单独谈话好像没有。那问题看谈什么了，毛讲话他听，这可能不算。青年团开大会，毛来接见，休息时毛与他说几句话，这都有。比如青年团开三大那次，毛泽东给全体代表讲话，开始时耀邦同志请毛主席讲话，请他说，这都是。毛开始讲两个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青年团是“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最后一句“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的”，这句话毛当时讲话的时候没有讲，那天毛主席有准备的，是念稿的，第二天发表的时候加进去了。

程　敏：关于邓小平的猫论，引用安徽农民的话说，就是"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耗子的就是好猫"，后来说成了"白猫黑猫"，文革当中批他是机会主义，现在说他是务实。这个猫论据说是在团中央的一个会上邓小平就说出来了，这个前后的经过您能不能介绍一下？

高　勇：他这个邓小平的猫论最早好像不是在团中央的会上说的，最早好像是在62年5月中央常委工作会议上讲的，在中央开的一个小会上讲的。在团中央是在三届七中全会上讲的，62年7月7号讲的。

　　他这个讲话呢，当时讲的时候，农村面临的困难很大，怎么样能够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是全国面临的很严重的问题，那么邓小平讲到，他就说，就像刘帅经常讲的一个四川话，打仗时经常讲的一个四川话，不管黑猫黄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他在那次会上讲的，这个讲话有记录稿的。这个话讲了以后回去，邓小平听到毛泽东讲话的精神，感到他与毛的调子不一样了，毛强调要巩固集体经济。当天晚上（邓）就给耀邦打电话，当时耀邦不在，电话打到团中央书记处王伟那里去了。后来耀邦听说后，就把记录稿修改了，把黑猫白猫给删去。记录稿当时还没有发下去。文革的时候，删去了也不行，删去了以后还把老底翻出来，还是批判他。这是7月7号讲的。

　　7月9日中央书记处开一个会，在这个会上，小平跟耀邦讲要把黑猫黄猫去掉，然后要加点东西，加点巩固集体经济的意思。后来耀邦在给三届七中全会最后作总结时提到这个问题，说是前天总书记，他的讲话，大家回去传达的时候要加两段话，意思就是强调集体经济。当时以为就没事了。

　　到了8月份，耀邦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耀邦个人写了报告给毛主席，耀邦在这个报告里又继续给邓小平打了掩护，讲邓小平讲话传达下去，不但各级团委满意，各级党委也满意，强调要发展集体经济。

　　没想到文化大革命彻底给闹出来，邓小平增加了一条罪状，胡耀邦也增加了一条罪状。

程　敏：谁给揭发出来的？

高　勇：这个就不记得了，各个部门都可以查到这个文件。我印像当中文化革命中团中央两个速记员好像没有揭发什么。

程　敏：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胡耀邦是保护了邓小平。

高　勇：所以我书中写到这一段，胡耀邦是为邓小平打掩护的。

程　敏：从工作的关系上，耀邦同志跟小平在关系的渊源上还是很深的。他们一起在四川。小平同志进京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高　勇：邓小平到中央当了总书记以后，当时耀邦团中央有什么会议呢，请邓小平来讲一下话，中央书记处有什么会呢耀邦列席一下，这个确实比较多。

　　再者他们打桥牌经常在一起，邓小平经常约他打桥牌。这方面多一些。我的观察，他们之间的关系，起码是从川北开始建立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耀邦讲话也是一说到总书记就很亲切。

程　敏：关于文革期间，耀邦同志是怎么思考文革这个问题的？他怎么思考林彪、江青这个反党集团的，他与林彪、江青是一个什么关系？

高　勇：耀邦对文革还是有他的看法，包括在干校，还有回到北京之后挂起来那一段，他读了很多书，思考了很多问题，特别思考文革当中的问题。

　　后来我听沈宝祥跟我讲，有人在党校问过他这个问题，说你对文革怎么看？他说呢“思想是光辉的，实践是错误的”，现在看这个话准不准确也值得探讨，思想是不是光辉的，也难说，毛泽东当时是反修防修，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也说不清楚。

       他这种看法在党内来讲，还是很突出的。

程　敏：他这个思想是光辉的，主席对文革，还有一个官僚主义的问题，官僚主义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文革后，耀邦担任中央领导之后，他担任秘书长之后，他讲到官僚主义的问题，讲到文革的时候，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也讲到了反官僚主义，对官僚主义，他也是很深恶痛绝的。

         他说思想是光辉的，可能有怎么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

高　勇：也可能有这个意思，当时毛刚去世不久，你就批毛也不行啊，你还要照顾这个问题，你还得说毛泽东的动机是好的，尽管毛泽东那个“动机和效果统一论”的语录打了不少人，可你还得说他是对的。

程　敏：他这个是1977年啊，8、9月份吧。

高　勇：对啊，当时还没有批判毛的气氛。

　　至于耀邦与林彪，他们之间好像单独接触没有。但林的动作，讲话，耀邦还是非常注意的，我觉得他对林彪还是尊重的。当时部队上出了一本刊物叫＜＜政治工作＞＞，在＜＜政治工作＞＞上经常有一些林彪言论，他还是比较尊重的。从历史上看，耀邦46年要上前线的时候，林彪也是欣赏他的。但我在他那里工作那几年，他们没有单独接触。

        上前线当时没走成，到华北的时候，拦下来没走成。他跟江青也没什么联系，我在那里工作那几年江青还没有出来。

程　敏：据材料讲，开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时候，江青、康生好像还批判过团中央。

高　勇：那批判得多了，文革一开始就批团中央，因为团中央，当时工作组，全是团中央派的，团中央抽了1千8百多人，派到北京几百所中学里面去，中央团校里的学员也抽去了，稀里糊涂就成了反革命，大家想不通，按党的要求去维持秩序的，怎么成了反革命了。

程　敏：如果耀邦同志不是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私心大一点，他完全可以不出头的。

高　勇：当时耀邦刚从陕西回来，刘澜涛批他，他病了，他回到北京养病了。当时他挂着团中央第一书记的名义，主持工作是胡克实在主持，开会都是胡克实参加去。

　　当然两人住前后院，两人交谈比较多。当然耀邦如果真正要摆脱这些事他完全可以摆脱，他不是这种人。

　　66年8月1日，江青、康生、陈伯达找他和胡克实谈话，到钓鱼台谈话，耀邦一插话，江青就说：“你是个病号，你就好好养病。”　　　这不是开脱他吗。他不领这个情，他还是要承担责任，他说我是第一书记，团中央的事我都有责任。

　　那个时候，他主动地与胡克实站在一起，承担责任。包括在干校的时候也是，他说团中央的事都有我的责任。

程　敏：耀邦同志担任组织部长的时候，他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彭德怀的冤案平反是否也有耀邦的努力？

高　勇：这可能张耀光比较知道，我不太清楚了，那时我已经不在他身边了。

程　敏：关于文革期间，耀邦同志是怎么思考文革这个问题的？他怎么思考林彪、江青这个反党集团的，他与林彪、江青是一个什么关系？

高　勇：耀邦对文革还是有他的看法，包括在干校，还有回到北京之后挂起来那一段，他读了很多书，思考了很多问题，特别思考文革当中的问题。

　　后来我听沈宝祥跟我讲，有人在党校问过他这个问题，说你对文革怎么看？他说呢“思想是光辉的，实践是错误的”，现在看这个话准不准确也值得探讨，思想是不是光辉的，也难说，毛泽东当时是反修防修，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也说不清楚。

       他这种看法在党内来讲，还是很突出的。

程　敏：他这个思想是光辉的，主席对文革，还有一个官僚主义的问题，官僚主义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文革后，耀邦担任中央领导之后，他担任秘书长之后，他讲到官僚主义的问题，讲到文革的时候，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也讲到了反官僚主义，对官僚主义，他也是很深恶痛绝的。

         他说思想是光辉的，可能有怎么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

高　勇：也可能有这个意思，当时毛刚去世不久，你就批毛也不行啊，你还要照顾这个问题，你还得说毛泽东的动机是好的，尽管毛泽东那个“动机和效果统一论”的语录打了不少人，可你还得说他是对的。

程　敏：他这个是1977年啊，8、9月份吧。

高　勇：对啊，当时还没有批判毛的气氛。

　　至于耀邦与林彪，他们之间好像单独接触没有。但林的动作，讲话，耀邦还是非常注意的，我觉得他对林彪还是尊重的。当时部队上出了一本刊物叫＜＜政治工作＞＞，在＜＜政治工作＞＞上经常有一些林彪言论，他还是比较尊重的。从历史上看，耀邦46年要上前线的时候，林彪也是欣赏他的。但我在他那里工作那几年，他们没有单独接触。

        上前线当时没走成，到华北的时候，拦下来没走成。他跟江青也没什么联系，我在那里工作那几年江青还没有出来。

程　敏：据材料讲，开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时候，江青、康生好像还批判过团中央。

高　勇：那批判得多了，文革一开始就批团中央，因为团中央，当时工作组，全是团中央派的，团中央抽了1千8百多人，派到北京几百所中学里面去，中央团校里的学员也抽去了，稀里糊涂就成了反革命，大家想不通，按党的要求去维持秩序的，怎么成了反革命了。

程　敏：如果耀邦同志不是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私心大一点，他完全可以不出头的。

高　勇：当时耀邦刚从陕西回来，刘澜涛批他，他病了，他回到北京养病了。当时他挂着团中央第一书记的名义，主持工作是胡克实在主持，开会都是胡克实参加去。

　　当然两人住前后院，两人交谈比较多。当然耀邦如果真正要摆脱这些事他完全可以摆脱，他不是这种人。

　　66年8月1日，江青、康生、陈伯达找他和胡克实谈话，到钓鱼台谈话，耀邦一插话，江青就说：“你是个病号，你就好好养病。”　　　这不是开脱他吗。他不领这个情，他还是要承担责任，他说我是第一书记，团中央的事我都有责任。

　　那个时候，他主动地与胡克实站在一起，承担责任。包括在干校的时候也是，他说团中央的事都有我的责任。

程　敏：耀邦同志担任组织部长的时候，他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彭德怀的冤案平反是否也有耀邦的努力？

高　勇：这可能张耀光比较知道，我不太清楚了，那时我已经不在他身边了。

——经济改革思想的萌芽

作者：      时间：2008-05-23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口　  述：高　勇

　　访　  谈：程　敏

　　记　  录：赵文辉

　　口述时间：2007年6月14日

　　口述地点：北京西直门高勇住宅书房

　　程 敏：耀邦同志很早就注意经济建设方面的很多问题。1961年5月他率领调查组到辽宁海城作调查研究，写了一个题为《商业工作要活一点》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您能不能把这个情况介绍一下。

　　高 勇：61年中央开了全会以后，毛泽东讲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进行调查研究。中央派了几个调查组分头调查，耀邦率领的是其中一个调查组。他向中央写了五六个报告，商业工作是其中之一，就是《商业工作要活一点》。毛泽东看了以后批了，认为很好。

　　原来的商业工作是国营企业、供销合作社两种体制。但是以后越来越追求国营和全民，把合作社给去掉了。商品是多渠道、多种所有制生产的，而交换就一个渠道，非常死，大家都没有积极性。

　　因此他提出要恢复集体所有制。主张商业工作要多渠道，少环节。这样才能把商业搞好。后来中央发的文件，就是关于商业工作的条例里边把耀邦的意见吸收进去了。

　　程 敏：就是文革前的商业工作几十条吧。在这个报告里，耀邦同志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所有制的问题；另一个就是多渠道少环节的问题。实际上改革也是这两个问题。

　　高 勇：在商业问题上他比较早地提出不要批斗二道贩子。说什么二道贩子？是“二郎神”！既然允许商品流通，那么二道贩子必然就有的，不然商品怎么流通？从这个地方贩到另一个地方去，出了劳力，把商品流通搞活了，不应该有点报酬吗？后来他一直强调这事。

　　我那天翻材料，59年他在团中央的讲话中提出，理论还得经得起实践的证明。

　　程 敏：59年就有？

　　高 勇：所以他后来搞的真理标准讨论也不是偶然的，他的思想很早就有了。

　　程 敏：1961年9月耀邦同志带了3名工作人员在黄河、淮河平原农村跑了一趟，回来后向毛泽东报送了一份调查报告，题目是《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的农村察看》，您把这个报告和调研给介绍一下。

　　高 勇：毛泽东对他的报告有两点是比较欣赏的。一点是耀邦讲了整个农村形势比去年好。毛泽东觉得他的政策见到效果了。第二点就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原来以大队为核算单位，有严重的平均主义问题，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后来毛泽东又给退回去，说还是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为好。高级干部中明确写报告持赞成意见，像胡耀邦这样的，少有。所以毛泽东看后很高兴，就批了。

　　耀邦的调查报告还给团中央各部门的领导都发了一份。有的赞成，也有的不赞成，说他这不但是“走马观花”，简直是“跑马观花”。机关党委就搞了个简报，把各部门对耀邦报告的反应汇总了一下。耀邦看了简报以后没说什么，但肯定有想法。

　　过了三天，毛泽东的批示回来了，说这个报告很好，这最有说服力了。我一收到这个报告，就赶快送给他看，他看了两遍，然后就说你把这个批示给书记处的人传阅一下。他后来也没讲别的，别人也不再说闲话了。

　　程 敏：那个商业报告对78年以后的商业改革来说，当时耀邦心里大概已经有了一个思路了。他的“二十五天”报告，实际上为以后的生产承包责任制奠定了一个认识上的基础，您是不是这样看的？

　　高 勇：是这样的。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一开始是这样的。后来就过渡到大队核算，有的是公社核算，实际上是平均主义，大锅饭。耀邦出身于农村，家里也经常有人来，他对农村生产情况还是熟悉的。

　　程 敏：改革开放以后，对农村、农民和农业经济，耀邦同志有哪些方面的思考和主张？比如关于农民与矿山、森林等所谓国有资产之间的关系，这里也涉及到“有水快流”这些。耀邦同志基于什么原则提出这些说法？

　　高 勇：农村改革中提出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琢磨了好久。用什么话来说，既行得通，又不明确地把毛泽东搞的公社给否定了，还不提包产到户，所以就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名字也挺别扭的。实际上用这种办法把公社的牌子给摘掉了。

　　程 敏：耀邦同志主张“有水快流”。他在讲话里表现出，他不仅仅是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角度来谈的，而且还从政治经济学，从劳动者和劳动对象这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您是不是介绍一下？

　　高 勇：“有水快流”这事，后来有人批评说这是错误的，我觉得看怎么说了。耀邦同志说大的矿山国家开采，稍大一点的是集体开采，乡镇开采。贫矿和那些国家、集体不值得投资去开的就让群众自己去开采。当然这要划分一下，“有水快流”。他考虑多的是用什么办法能够发展生产，使群众尽快富裕起来。至于后来群众挖矿挖乱了，那是你管理上的问题，不是耀邦指导思想上的错，我觉得后来有人把他的意思给歪曲了。

　　山林问题，过去毛泽东也主张宅旁的地种的树是自己的。耀邦主张国家山林当然不能乱砍；群众自己地的地边、地角种点树那不应该归自己啊？为自己解决烧柴问题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允许的。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你还得想办法让群众尽快富起来。

高勇口述（九）：但愿山河满眼绿

　　访　  谈：程　敏

　　记　  录：赵文辉

　　口述时间：2007年6月14日

　　口述地点：北京西直门高勇住宅书房

　　高 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公布以后，他就琢磨青年团该做点什么。他就一方面垦荒，一方面植树造林。1958年3月15号到23号，在江西瑞金召开了江西、湖南、福建和广东四个省一百个县的团干部造林活动，造了一些林。

　　程 敏：现在这些林子还在吗？

　　高 勇：不大清楚了。

　　程 敏：德平在这件事上还在继续关注。瑞金一个工商联的干部可能还专门为关于四省百县造林的事给德平写过一个东西。

　　高 勇：59年11月1号全国青少年造林日就发动了15万青少年植树造林。

　　程 敏：就是在那一天？

　　高 勇：就在1959年11月1号的造林日。从那开始，以后每年就延续下来。团中央当时是首先对青年发出这个号召的，以后就成了全国的了，包括每年中央领导人都植树造林。

　　程 敏：今天我们的造林事业，文革以前的那段——就是共青团发起的这几次，是在耀邦同志的领导下搞的造林活动。到了文革后，耀邦同志把这个事情又……

　　高 勇：又恢复起来。耀邦的植树造林的情结很深，他一直延续下来。

　　程 敏：耀邦同志在文革前就对植树造林有一系列的这种想法，那您能不能把这几次造林活动依着次序介绍一下。

　　高 勇：首先，56年是第一次，延安的五个省的造林大会；然后就是58年瑞金的四省百县造林；第三次就是59年的11月1号在北京发动的15万青年的造林。另外耀邦同志在自己院里也造林植树，他院里的葡萄树就是他自己买了苗栽的。

　　程 敏：他自己栽吗？

　　高 勇：自己栽啊。

　　程 敏：除了这个葡萄树，其他的果树还种了吗？

　　高 勇：有啊。他栽了柿子树，他喜欢柿子。后来我在院子里栽了一棵核桃树，一棵香椿树，一棵苹果树，这是我跟他一起栽的。后来香椿树长得很大。

　　程 敏：后来他当了总书记之后……

　　高 勇：当了总书记后，采了树籽往甘肃送，让团中央的王兆国搞。西北干旱地区，光种粮食不行啊，还得发展畜牧业，种树种草，“反弹琵琶”。从这个考虑怎么让群众致富的问题。他的植树造林这个情结一直延续下来。

　　程 敏：我们党的董老董必武同志有一个植树造林的文选，大概三四篇文章。周总理也有一个很薄的小册子，就是《周恩来林业文选》。耀邦同志植树造林是一种出于内心的、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的成分。实际上这是中华民族一个很深刻的这种文化传统，因为植树造林是福泽后人的事情。

　　高 勇：对，“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程 敏：实际上说明了他们那种和民族、和祖国、和大地连在一起的感情，好像是一个永久的纪念。这个在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里还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东西。

　　高 勇：很有特点。你比如说现在发展到人去世以后“树葬”，又是纪念，又为后人造了福。骨灰最后献给大地，让它去给树作肥料。

程 敏：所以今天给您谈这个，他这个种树啊，确实和他们的民族感情，爱国……他这个爱国主义不是简单狭隘的爱国主义。他就是爱你的整个民族和子孙后代，这种感情他们是很深刻的。

高勇口述（十）：知识分子的贴心人

作者：      时间：2008-06-30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口　  述：高　勇

　　访　  谈：程　敏

　　记　  录：赵文辉

　　口述时间：2007年6月14日

　　口述地点：北京西直门高勇住宅书房

　　程 敏：毛泽东同志曾说，耀邦同志是红军自己培养起来的秀才。可以说耀邦本人具有知识分子的特点，他尊重知识，也爱护人才。耀邦同志在这些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请您给介绍一下。

　　高 勇：毛泽东说耀邦是我们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这个话我也是听别人传说的。陆定一曾反思在当中宣部长期间，应该向中央提出建议：一些老干部没有上过大学的，应该在解放后送到学校培养，这样就会成长出一大批知识型干部。没有这样做，看起来是个失误。

　　耀邦在团中央期间，非常喜欢有知识、有才能的人。他发现和选拔干部往往根据一篇文章、一个发言。徐惟诚在经济困难时期写了一篇文章：《“大道理”万岁》。耀邦就是从这篇文章发现了他，以后经过考察、调查，调到团中央。后来还到中宣部当了副部长。

　　钟沛璋，原《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是团中央的“笔杆子”，很有才的， 58年也被划为右派。团中央“九大”的主要报告他也参加写了，九大开幕式作为工作人员他也参加了，坐在二楼。有人发现了他，当天写了个小报告报到中央去了，晚上杨尚昆打电话来查问这事——当时他在中央书记处分管团的工作。

　　程 敏：那就是耀邦同志解释完了，尚昆同志也就理解了？

　　高 勇：也就理解了。后来耀邦对这事还有看法，说有些人的思想太狭隘了。毛泽东也讲，对犯了错误的干部要帮助，要亲近，不能疏远。摘了右派帽子就不是右派了嘛。

　　程 敏：他对钟沛璋的这种爱护，在当时的领导干部里面，这种例子多不多？

　　高 勇：我觉得我们党内有一批干部是尊重知识的。当然也有一些人看不起知识分子，说这些人简直一无是处，知识分子最没有知识。

　　程 敏：是不是知识分子爱思考？

　　高 勇：这可能有关系。知识面广，不容易驯服，思想活跃，独立思想比较多一些。

　　项南，团中央书记，团中央宣传部长，有思想，又能写文章。钟沛璋在57年有些人非要把他划成右派，耀邦一直保护到58年，最后团中央还是给他补了个右派。耀邦觉得这些人是非常可惜的，第一批右派摘帽子时就给他摘了。

　　程 敏：耀邦同志对项南有什么样的一种表示呢？

　　高 勇：当时准备团的“三大”的时候，项南在常委会上有一个发言，叫《四权三化》。“四权”好像是“活动权”、“发言权”、“人事权”、“财务权”吧，“三化”就是“群众化”、“民主化”、“自治化”。到了58年开团的三中全会时就批判他们，是主管青年团工作的中央常委坚持要批他，给个处分并撤了职。耀邦顶不住，但一直认为是个问题，文革后曾多次表示歉意，说对不起项南。

　　耀邦在文化大革命中给人写证明材料时，都是一分为二的，根据他了解的历史上这个人，实事求是地写。那种情况下能这样写材料，真是不简单，弄不好挨造反派打啊！那时候让你写这个材料，外调的人首先就告诉你这是什么人，让你写材料证明他们的结论。

　　程 敏：实际上就是让你证明那个人有问题。

　　高 勇：所以一来先念毛泽东语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硬引着人往这边写。

　　他到中国科学院解决的都是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五子登科”。什么煤油炉子啊，两地分居啊，房子问题啊，孩子上托儿所的问题啊，当时那种情况下这些问题多了。让科技人员发挥作用，这些后顾之忧不解决是不行的。

高勇口述（十一）：身体力行，坚决反对个人迷信

　　程 敏： 83年到85年，您在邯郸市任市委副书记。您有一次去看耀邦同志，他给邯郸的两个单位题了字。后来市委一高兴，开了个庆祝会，结果这事还被耀邦批评了一顿。当时是怎么样一个过程？您给介绍一下。

　　高 勇：在邯郸的这段我说两个事。一个是我临走的时候向他辞行，问他对我有什么嘱咐的。耀邦说你年龄也不小了，去了也是个过渡人物，干不了很多事，无非是“钻一点经济，刹一刹歪风”。当时搞四化建设，提倡干部要懂经济，他知道我不懂经济，就要我去钻一钻经济；刹一刹歪风——端正党风当时在全国叫得很响。

　　我记住他这两句话，还做了一首诗：“走马邯郸问胡公，建业如何不放空？一语叮咛当谨记，钻研经济刹歪风。”到了邯郸后，我又把它组成两句话作为座右铭：锲而不舍钻经济，敢于碰硬刹歪风。

　　后来还传成个笑话。高占祥当时是省委副书记，他打电话问耀邦给我谈什么了，我就给他说了这事，他后来在省里几个领导之间就传开了。有一次河北省长张曙光说，耀邦同志最近给我带了个口信，要钻经济，刹歪风——成了给他带的口信！再后来邯郸市委书记又发挥了一通，在市委常委会上说最近耀邦同志给张曙光同志带了个口信，要抓经济，刹歪风，这个指示完全符合我们邯郸市的情况。我想耀邦同志给我讲的，不是给谁带口信，也不是符不符合邯郸的情况，不要发挥嘛。

　　第二个就是耀邦题字的事。邯郸市机构改革后，成立了邯郸大学，是原来的教育局局长退下来筹办的这件事。他去找我，说您是不是给我们题个“邯郸大学”牌子。我说给大学题名，我不够格。最近我还要回北京一趟，看能不能争取让耀邦给写一个。

　　另外呢，耀邦和万里到西藏去过以后，汉族干部要内调。在这种形势下，原来省戏曲学校给西藏培养的一个班就决定不到西藏去了。这样学员毕业以后没地方接受，邯郸市就想接受这个班。邯郸再往南就是河南，那里喜欢豫剧的人很多。学生毕业后组团，也想让题个剧团名。

　　我回北京后有一次去看耀邦，就给他说了。很快，张耀光给我打电话说耀邦同志已经写了，一个是“邯郸大学”，一个是“邯郸市春燕豫剧团”。

　　拿回去后，当然大家都很高兴，就准备开一个会大力宣传。我就说张耀光给我交待过，耀邦同志题字不留名、不广播、不登报。邯郸大学开始劲很大，它非要想办法开一个庆祝会，联络文化局，通知了省文化厅有关人员，还有它们的兄弟单位。

　　我就给张耀光讲，在邯郸当地宣传一下总可以吧，就在邯郸市那个小报上登一下。他说那你们自己定吧。

　　市委研究后就决定开，让我在会上介绍一下耀邦题字的情况。邯郸大学提出要奏国歌，放鞭炮，我说不要那么搞。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

开了会以后，我写了一篇小文章发表在报纸上，主要内容是谈耀邦的题字对我们是关怀和鼓舞。对召开庆祝会报纸发了消息，这个消息是经我看过的。报纸出了以后我也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觉得应该给张耀光说一下，我就给他寄了两份报。没想到耀邦批了一句话：“这么做很不好！”我心想好事没做好，给耀邦惹了个事。

　　我想这事就过去了。没想到过了几天中办副主任周杰给我打电话，说邯郸有一封群众来信反映这事，中央几个领导看了，对这事不太满意，你是不是写几句检讨吧？我说行，还给他把情况说了一下。他说你做了一些工作，这事你完全压也压不住，主要是得有个交待。

　　后来市委书记听到这个情况，说当时是市委集体定的事，要检讨以市委的名义检讨。我说还是以我的名义检讨算了，他不干。最后这个报告还是以市委的名义写的，但意思是我的。后来周杰给我打电话，说这事就了了。

　　程 敏：看起来关于个人迷信，突出个人作用，耀邦同志不仅是说，在中央提出了这些原则，他自己还身体力行。

　　高 勇：耀邦历来反对搞个人迷信，他觉得这是个应该批评的事，不是马马虎虎放过去算了。

　　程 敏：耀邦同志并不因为和您的关系很近就……

　　高 勇：那不因为这个。如果是别人的话也可能算了，放过去了。对我肯定不会放过去。

　　程 敏：耀邦同志对越是与他关系亲近的人，他要求越是严格。

　　高 勇：对，他就是这样。这个事对我教育很大，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事。

高勇口述（十二）：神州失俊才，青山拥英魂

　　程 敏：耀邦同志走得比较突然，当时葬礼的全过程您都参加了。还有那个悼词，这些情况您是不是介绍一下？

　　高 勇：耀邦同志是89年的4月8号去参加政治局第17次会议，本来过去政治局的会议他都请假，一般不参加。他当时刚开完人代会，人还在北京；这次会议内容是研究教育的发展和改革这方面的一个决定。因为耀邦长期做的是政治工作和青少年工作，他对教育工作，对青年学生的工作非常重视，所以就参加这次会议去了。

　　会上工作人员读文件刚读了40分钟，他就犯病了，站起来请假准备回去。赵紫阳说是不是心脏病，不要动，让他坐下来。这时候坐在他旁边的秦基伟扶他坐下。有人问了一句：谁有硝酸甘油。江泽民说他有。当时吃了硝酸甘油，在怀仁堂会场就地抢救；同时出了三部警车去请大夫。

　　北京医院的救护车15分钟就到了，带了全套抢救设备来。这样会议就搬了地方，会议室作为一个临时抢救地方，到下午比较稳定了才送到医院去。我是9号才听说他病了，10号上午和刘崇文到北京医院去看他。他刚睡着，我们看了一下就退出来了。这样从他病了以后我们一句话也没跟他说过，就看他这一次。后来每天打听他的情况。

　　到了15号，最危险的一个礼拜应该说已经过去，但是没想到这天突然去世了。

　　听说以后，我们就到他家去了，工作人员很快把客厅布置成灵堂。　　　第二天，第一个到灵堂吊唁的是王光美。她买了个花篮送来，还讲到她去买花篮的时候，花店的工人问她送给谁。她说送给胡耀邦。花店的工人就说不收钱，也代表我们一份心意，非常感人的。

　　以后就陆陆续续来了很多人，包括从外地来的。我印象深的一个是青海来了个姑娘，说她爸爸委托她一定要来送个花圈，到灵堂来悼念，因为她爸爸的冤案是耀邦给他平反的。另外像孙敬修，著名少年儿童教育家，一来就跪在那儿了，老先生憋了半天就憋了一句话：耀邦同志您是个大好人啊！

　　吊唁簿好几十本，上面有一些很感人的话。有些人不光是签了名，还写了一些话。送挽联的也很多。群众到他家里吊唁好几天。

21号晚上有人组织我们去北京医院起灵。他的遗体在北京医院的告别室里，已经整过容了，在一个水晶棺里面。在那儿我们三鞠躬，然后几个人就把棺材抬到灵车上去了。

　　灵车从北京医院出来后就走前门东大街那个地方，到人民大会堂南门进去，先把遗体送到那儿去了。人民大会堂有很多解放军，托着个军帽，行注目礼。

　　送到大会堂东大厅，又换了一个水晶棺。我发现有几根头发立着，问是怎么回事。中直管理局长刘胜玉说可能是静电的关系，一定整理好，到大家满意为止。到晚上12点左右吧才弄完，然后我们就回去了，留着两个礼兵在那儿持枪守护着。

　　到22号去参加追悼会，这个时候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相当多了，有的学生是头一天晚上就来了。当时中央警卫局的局长孙勇在八宝山给我说学生当时提了七条要求，包括学生要派代表参加追悼会；要送花圈；一定要看看灵车。有六条未答应，就答应一条，看灵车。

　　当时定的是出人大会堂的南门后绕到东门，再上长安街。结果后来追悼会完了以后，灵车就从西门，一下子拐到长安街走了。

　　到了六部口那儿，好多人用手拍打灵车。有人喊“耀邦、耀邦”；有的身上背着一个标语：“送耀邦一程”；“我们要再看一眼耀邦”，　　跟着灵车跑。灵车也是走一走，停一停。

　　到了八宝山，当时是胡启立和我们一起去送的吧。很快就听说学生冲大会堂了,我当时也很生气，说活该。人家在那儿等了一夜半天，就等着看看灵车，你都答应了，又骗人家。人大会堂追悼会完了以后，那个哀乐一直放，学生以为还没完，其实灵车早到八宝山了，人家能不生气吗？孙勇讲后来改变路线连他都不知道。我说为了灵车安全顺利，想赶快走，不是不可以改变，你说明一下也行啊，你不能采取欺骗手段啊！

　　到八宝山以后，大家又作了一次告别，然后我们和他家属、身边工作人员一起把耀邦遗体送到火化炉门口，最后向他告别，每个人在他的脑门上吻了一下。

　　程 敏：这个告别有多少人呢？

　　高 勇：这个告别就二三十人吧？ 没多少人了，就是家属和身边人员。后来到京西宾馆吃饭、休息，下午6点去取骨灰。那时八宝山门口不少群众，一直等着我们把骨灰取走以后才散去。

　　到了家以后，李昭一边上台阶一边说：耀邦，你又回到家了。这就是耀邦从8号病了，一直到这个时候骨灰才回家，出门以后没回来。

　　高 勇：骨灰在家里放了一年八个月。90年12月5号，李昭通知我们送骨灰安葬去。耀邦去世以后骨灰安葬在共青城，我的印象是李昭同志的意见，不是有些传闻说耀邦生前已经讲过，死后不到八宝山，要到共青城。我觉得耀邦当时没有想到他会很快去世，他不大可能说这类的话。

　　为什么送到共青城呢？李昭说，耀邦同志是在江西参加革命的，又回到那儿去；他对共青城很关心，垦荒队现在人已成才，木已成林；耀邦同志是农民的儿子，还要回到大地怀抱中去，回到群众当中去。她就是这样不断思考、不断升华的。

　　李昭同志考虑成熟以后，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同意她的意见。共青城党委连夜开会，非常欢迎耀邦同志到他们那儿去，还带着地图模型到北京来汇报。以后就根据中央的决定，请了一些人设计方案。李昭她们一幅一幅地选，最后选中了现在的这个方案。

　　专机是从西郊机场起飞的，乔石送到机场，温家宝和杨德中陪着到江西九江市的机场，机场到共青城还有四十公里。考虑耀邦同志生前不坐进口车，一直坐红旗车；耀邦同志去世以后，包括取骨灰，从家里到西郊机场，都还是他生前坐的红旗车。当时江西只有一部红旗车，还经常抛锚，非常不保险。而且从九江机场到共青城，经过很多小山村，路也不是太好走，江西同志是想换一辆奔驰车。耀邦同志家属和中办秘书局都认为不大合适：最后这一段路换奔驰车，有违他的意愿，就从湖北省借了一辆红旗车。

　　每个小山村都派了两三名警察在关键路口指挥，这一下就吸引了很多群众出来看。到了共青城，那里是倾巢而出，包括房上，阳台上都站满了人。少先队员在道路两边戴着白花，敬着少先队礼。

　　葬礼就在陵墓那个地方，李昭有个讲话，好像别人也讲了几句，不多。然后就把骨灰埋葬在墓碑后头，墓碑后头是一个草坪，在草坪底下挖了一个水泥坑。这时候其他人都不去了，就是他们家属——李昭同志和几个孩子，还有耀邦的哥哥——他们都去，把骨灰放在那儿。埋好以后，大家又围着走了一圈，最后告别。那个葬礼很简单，葬礼完了以后我们在宾馆吃了午饭，然后当天就回来了。

　　程 敏：当时那个山还是光秃秃的？

　　高 勇：基本上没有树，包括路都还没有弄好。我觉得他的葬礼又朴实、又隆重，这也符合耀邦同志生前的意愿，并不铺张。

　　选墓地的时候，共青城想选一块最好的地方——市中心七墩林，那本来是群众一个公园。李恒和德平他们都不赞成，包括绿化好的山头他们都不赞成，就找一个荒凉的山头。这都考虑到耀邦同志生前一贯的思想，不跟群众争利。现在看也非常有远见。这样选的结果，一绿化，把这个山头也绿化起来了。

　　耀邦去世以后，写悼词的生平部分最早是中央组织部找的我，要我提供材料。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过一个领导人传略，我提供的就是这个。耀邦的传略是他生前看过的，应该说比较权威、比较准确。

　　程 敏：这个是耀邦他自己看过的？

　　高 勇：他自己看过的。他现在的生平后来就更完整一些了，这个是比较简略的。

温家宝撰文：再回兴义忆耀邦

作者：温家宝      时间：2020-04-15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前些天，我到贵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这片土地上，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随耀邦同志在这里考察调研的情形，尤其是他在兴义派我夜访农户的往事。每念及此，眼前便不断浮现出耀邦同志诚挚坦荡、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胸中那积蓄多年的怀念之情如潮水般起伏涌动，久久难以平复。

　　1986年年初，耀邦同志决定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耀邦同志想以此举做表率，推动中央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

　　当时，我刚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耀邦同志让我具体负责组织这次考察访问工作。2月4日上午，耀邦同志带领考察访问组全体成员从北京出发，前往贵州安顺。由于安顺大雾，飞机临时改降贵阳。当天下午，耀邦同志又换乘面包车奔波4个多小时赶到安顺。晚饭后，耀邦同志召开会议，把考察访问组人员分成三路，分头前往云南文山、广西河池和贵州毕节地区。

　　第二天清晨，耀邦同志带着我和中央办公厅几位同事从安顺出发，乘坐面包车，沿着曲折的山路在黔、滇、桂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穿行。耀邦同志尽管已年过七旬，但每天都争分夺秒地工作。他边走边调研，甚至把吃饭的时间都用上，每天很晚休息。离开安顺后的几天里，耀邦同志先后听取贵州镇宁、关岭、晴隆、普安、盘县和云南富源、师宗、罗平县的汇报，沿途不断与各族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还在罗平县长底乡与苗族、布依族、彝族、汉族群众跳起《民族大团结》舞。2月7日傍晚，耀邦同志风尘仆仆赶到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入住在州府低矮破旧的招待所。

　　时已立春，兴义早晚的天气仍然阴冷潮湿。由于没有暖气，房间里冷冰冰的。我们临时找来3个小暖风机放在耀邦同志的房间，室温也只有摄氏12度左右。经过几天马不停蹄地奔波调研，耀邦同志显得有些疲惫。我劝他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他仍坚持当晚和黔西南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见面。

　　晚饭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宝，给你一个任务，等一会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记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之前，我就听说耀邦同志下乡时，经常临时改变行程，与群众直接交流，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用他常说的话就是，“看看你们没有准备的地方”。所以，当耀邦同志给我布置这个任务时，我心里明白：他是想尽可能地多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天黑后，我带着中央办公厅的几位同志悄悄离开招待所向郊外走去。那时，兴义城区只有一条叫盘江路的大路。路旁的房子比较低矮，路灯昏暗，街道冷清。我们沿着盘江路向东走了10多分钟就到了郊外。这里到处是农田，四周一片漆黑，分不清东南西北。看见不远处，影影绰绰有几处灯光，我们便深一脚浅一脚摸了过去。到近处一看，果然是个小村子。进村后，我们访问了几户农家。黑灯瞎火的夜晚，纯朴的村民们见到几个外地人感到有些意外，但当知道我们来意后，很热情地招呼我们。

　　晚上十点多，我们赶回招待所。我走进耀邦同志的房间，只见他坐在一把竹椅上正在等我。我向他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走访农户时了解到的有关情况。耀邦同志认真地听着，还不时问上几句。他对我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多年来，耀邦同志这几句语重心长的话经常在我耳旁回响。

　　2月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耀邦同志一大早来到黔西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向各族教师拜年并和他们座谈。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赶到布依族山寨乌拉村看望农民，并到布依族农民黄维刚家做客。黄维刚按照布依族接待贵客的习俗，把一个炖熟的鸡头夹放在耀邦同志的碗里。就这样，耀邦同志和黄维刚全家有说有笑地吃了顿团圆年饭。

　　随后，耀邦同志又乘汽车沿山路行驶一百多公里，赶到黔桂交界处的天生桥水电站工地，向春节期间坚持施工的建设者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当晚，耀邦同志在武警水电建设部队招待所一间简陋的平房中住下。不久，他开始发烧，体温升到38．7度。事实上，从午后开始，耀邦同志就感到身体不适。不过，他依旧情绪饱满地参加各项活动。

　　除夕之夜，辞旧迎新的鞭炮在四周响个不停，但大家没有心思过年。我和耀邦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守候着他。2月9日，初一早晨，耀邦同志的体温达到39度。这里远离昆明、贵阳、南宁等大城市，附近又没有医院，大家都很着急。好在经过随行医生的治疗，耀邦同志到晚上开始退烧，大家的心才放了下来。

　　2月10日上午，身体稍稍恢复的耀邦同志不顾大家的劝阻，坚持前往广西百色。经过320多公里的山路颠簸，耀邦同志于晚上6点多到了百色。在百色期间，耀邦同志带着我们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旧址，并与百色地区8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2月11日晚，我们赶到南宁。随后两天，耀邦同志在南宁进行短暂的休整。我根据耀邦同志的要求，又带着几个同志到南宁市郊区就农业生产、水牛养殖、农产品市场等问题进行调研。每次回到住地，他总是等着听我的汇报。14日和15日，耀邦同志经钦州前往北海市，先后考察了北海港和防城港的港口建设。2月16日，耀邦同志又折回南宁，与三路考察访问组人员会合。接着，他用两天半的时间听取了考察访问组和云南、广西、贵州的汇报。

　　2月19日下午，耀邦同志根据自己13天沿途调查的思考并结合有关汇报，在干部大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特别强调，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考察访问，密切上级与下级、领导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种好的风气，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正确的领导，减少领导工作的失误，提高干部的素质，促进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1986年2月20日下午，耀邦同志率领考察访问组回到北京，结束了历时半个多月的西南贫困地区之行……

　　时光飞逝。耀邦同志当年带领我们在西南考察时的情形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今年4月3日，当我再次来到兴义市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先低矮落后的小城已发展成为一个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兴义城区现在的面积比1986年拓展了4倍多，城区人口增长近3倍。

　　睹物思人，触景生情。耀邦同志派我夜访的情景又在眼前，一股旧地重寻的念头十分强烈。当天晚饭后，我悄悄带了几个随行的同志离开驻地，想去寻找那个多年前夜访过的村庄。灯火辉煌的盘江路上，商铺林立，十分热闹。原先那个村庄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我坚持要再夜访一个村庄，仍然只带随行的几个工作人员来到郊外。在远处几片灯光引领下，我们走进永兴村，敲开农户雷朝志的家门，和他及他的邻居们聊了起来……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21年了。如今，可以告慰耀邦同志的是，他一直牵挂的我国西南贫困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竭尽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国家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行。

　　1985年10月，我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曾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近两年。我亲身感受着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和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亲眼目睹他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当年他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风格对我后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我经常到他家中去看望。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发病抢救时，我一直守护在他身边。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耀邦同志画像。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

　　再回兴义，抚今追昔，追忆耀邦。我写下这篇文章，以寄托我对他深深的怀念。